信用

      1975年，我在辽西某县服役。此县四面环山，在县北一座高山下,驻扎着我们连队。这年“立夏”,连队随团到内蒙野营拉练，秋季返回，我和几名老兵在家中留守。那时我是炊事班副班长。我天天推着铁独轮车，到伙房后院一条干涸的沟壑边倒煤灰，常常看见一个捡破烂儿的老头儿，他六旬左右，又干又矮，一套肥肥的粗布衣裳，挂几块歪斜的补丁,颜色永远是黑糊糊的。

      老头儿每次缓步而来，都背只大竹篓，右手握一个由八号铁丝编成的四齿小钉耙，他卸掉竹篓,弯腿哈腰。煤核儿、牙膏皮、玻璃瓶、纸屑木屑、线头……统统不放过。这条沟三四米深,宽阔曲折,沟底横七竖八长着野枣丛和榆树丛，茂密矮小。捡利落后，老头儿时时小心翼翼地滑向沟底，找块阴凉的空地，踢腿扭胯滑稽地舞蹈半天，一副像松松筋骨又像庆贺什么的样子，然后坐在一块平整的岩石上，敞胸露怀小憩，再起身系好扣，慢吞吞地来到篓旁,背对篓蹲下，伸双臂,套上篓两侧的细麻绳。临走,老头儿惟恐遗漏了什么似的，攥着耙子，四处仔细“筛"了一会儿，这才奔其它连队的方向一边寻摸一边晃悠去。

一次，我推车倒灰，到沟边没刹住脚，满载的车子一头撞到了缓坡上。“工作”的老头儿见我汗淋淋的推不走空车，赶快放下耙子，下来准备帮我拽车。一股强烈的难闻的怪味打他身上传过来,我一股激劲就把空车推上了沟顶。

我决定赶走这老家伙:我时常发现伙房外散落的柴禾煤末不翼而飞?十有八九是他偷摸划拉的，这点儿东西捡就捡呗，小事一桩，但我担心没准哪天，他乘人不备胆大包天地悄悄钻进营房,要是扛跑些军用物资，那可就出大娄子了!现在正是“抓阶级斗争”、“上纲上线”的疯狂岁月，团里干事下来总是千叮咛万嘱咐:这个千万不要忘记!那个时刻要牢记!人心惶惶，个个自危，谁愿摊上什么政治责任。

    一天，我远远瞄见，那干矮的黑影沿沟边蹭了过来，像只老螃蟹似的。我整整军帽，昂首阔步赶到他面前，很严肃地命令他:“往后不要来了!”

   “为啥?”老头儿河北口音，他略气喘、胆怯地问。

    我先端详着他:一对浑浊呆滞的眼珠儿配上满脸皱纹，活像两小颗污玻璃球对称地按在一小团干裂的黑面里；相糙的双手背黑乎乎的，几根粗粗的血管高高鼓起，随时要涨破皮肤;十指如同枯脆的树枝，一掰说不定就会折断:满头白发长短不齐，可能是自个儿胡乱剪的。

    我换了个心平气和的语气，煞有介事地唬道：“老头子，这里是军事重地，首长再三指示，不允许闲杂人员随便进进出出。”

   “是吗……”老头儿直勾勾地盯着我。

   “千真万确。”我心虚起来。

    老头儿忍气吞声迟缓地转过身欲离开,我瞧篓内空空的，心里突然说不上是个啥滋味，便叫住他:“再捡一次吧,可别让首长发觉。”说完我狼狈地逃走了。

    一连几个星期,我都没看见那老头儿，可倒的东西回回有被“扫荡”过的痕迹?见鬼了。

    有天午休，我提桶去倒菜叶，到沟边时愣住了:似火的骄阳下,那个老头儿伏在缓坡的边缘——一堆新倒的煤渣下，快速而又专心地扒来梳去,缓坡、煤渣堆是炽热的。原来，他钻我们午睡的空子……我不太习惯午睡，自打头次发现“扫荡”以后，在这段时间我在营房的走廊里经过时也要顺便从后窗户留意一下这条沟。他肯定是顺沟底摸过来的。沟底野枣丛的枝条长满了小尖刺,硬硬的，一旦扎上火辣辣的疼,且道路坑洼。我决定让他过来，随便解释解释，今后你来去自由。“喂!您咋回事儿”我倒掉叶子。

    老头儿触电般猛一抬头。他迈到我跟前，紧张地四下望望，确定无其他人后，挤副笑脸，从裤兜里掏出一盒皱巴巴的香烟:“小同志，给，抽……”那是盒“经济牌”香烟,价格顶多一角钱。

    我哐哪一声，把空桶蹾到地上，警告道:“收起这一套,不然把你押送到团保卫股……”

   “俺知错,行不!救救俺吧!”老头儿声音发哽。

   “究竞咋回事呀?”我皱眉凑近他，也不嫌那怪味了。

   “说来话长啊!”

   “那边凉快……”我指指伙房后檐下的一条木凳——我跟那几个老兵常坐那儿聊天儿。

    老头儿姓闵，在团结村住,两年前，老伴儿子相继病故，儿媳领着两个幼小的孩子改嫁到外村，今年春节刚过,两个闺女又远嫁到甘肃一个偏僻的小山庄，现在家里仅剩他孤零零的一个人，因为丧失了劳动能力，只有靠捡破烂儿维持生计。

    老闵头唉声叹气地讲完,我半信半疑:“不可能吧?”

   “俺黄土快埋到脖根儿了，上村里随便问问，连光腚娃娃都晓得……他擤擤鼻涕接着说，“小同志，如果俺真的给你添了什么麻烦，那俺以后再也不来了……”他站起身去收拾工具。

   “等等!”我跑步进仓库，装了一纸箱空酒瓶，又撂了一大捆没有“领袖像”的旧报刊，抱出来，诚心地说:“都是撇的东西，您拿走吧。另外，仓库还有不老少废物，怕您背不动，哪天过来拿吧。”

   “中，中，还是解放军好啊!" 老闵头向我深鞠一躬，表示千恩万谢，我脑瓜子一热,从军衣口袋里拽出一张五元的津贴，死气白赖地硬塞给他。打这以后，只要老闵头背着大竹篓出现，我除了注意把收集到的“破烂儿”送他外，有时还偷掖几个热馒头、包两根挂些熟肉的猪骨头……就这样一来二去的，他要是好些天不来，我倒挺想他的。

    一个风和日丽的午后，在这座高山的山脚下,我和老闵头坐到一块废弃的石料上闲聊。周围一片青葱的草坪,数十株茁壮成长的蒿子还有蓖麻分散在坪上亭亭玉立。老闵头换了一身旧军装,这是我向一位与他体型相仿的老乡要的,这一打扮，他变得干净了年轻了，身上的怪味也减弱了。

    那天老闵头给我讲了一个故事:他十二岁那年，有天在村外玩耍时，碰到了一个货郎，他嘴馋，跟人家赊块糖,说呆会儿拿鸡蛋还，等货郎进村交易时，他却趁机猫了,后来，爹知道了此事,把他吊起来打了一顿,爹等了三个月那货郎也没来,便一天拎了一斤鸡蛋，赶了十几公里的路，进镇找到了那货郎……爹回来特高兴,因为货郎主动跟他拜了把子，喝了盟誓酒。

    眼前的山岳松林葱茏，小鸟交相啼鸣,蝉儿此起彼落地像在比歌,艾蒿、蓖麻子及松树油脂散发的清香在清爽的空气中飘溢。老闵头来了兴致，无所顾忌地讲:“俺做的豆腐白白嫩嫩,非常顺口，现在要不是到处都在‘割尾巴’,俺还敢继续偷偷摸摸卖豆……”这种语言在当时是犯大忌的，很容易招来挂牌游街批斗的危险。

    我慌忙找个话题，问他平均每天能捡多少钱?老闵头却所答非所问地叨咕道:“快了,快了……”然后，他吹嘘年青时给财主家干活,二百斤的麻袋货一连扛十条都不呼哧……他还幸福地陈述与一个丫环(他的老伴)怎样相好上了,他描述那个姑娘:细细的身材,黑葡萄似的汪汪大眼,脸蛋粉溜溜……

   “您真有福气。”我羡慕地说。

   “就是这个家太操劳了,身子骨搞的一天不如一天……”.

    瞧着老闵头的老脸有些伤感，我说:“您的子女肯定也错不了。”

    他说儿子倒长得五大三粗，整日闷声不响,吃苦能干，家里家外样样跑在前头，一次外出垒抗洪堤坝累吐了血，回来又不肯住院,怕花钱,也不好好养着，照样干力气活……

    见老闵头沉默了起来,我问:“您是河北人?”“为躲避兵荒马乱，俺举家从河北老家流落到这里……”“俩闺女回过门没?”“来回几千公里的路程,花销太大,用不着。”“儿媳领孩子经常回来不?”

   “她又添了一个小子，过得都不错……过年过节常来。”那“伤感”换成了“欣慰”。

    在我们频繁接触的过程中，我逐渐感觉老闵头并非真正靠捡破烂为生，因为政府每年都发给他足够的口粮，他似有什么难言之隐，他不止一次地流露出这么一句话:要不那啥的，俺兴许早跟老伴儿见面喽。“那啥的"是什么含义?

    深秋的一日，天降暴雨，下得天地雾茫茫的，天气也冷飕飕的。哗啦啦的雨声仿佛万马奔腾,持续了一下午。雨过天晴后，连队拉练回来了。

    自从连队回来那天起，萧瑟的疾风始终不歇地刮着，到了第四天风势才有所减弱。下午我正在洗菜，喂猪的小刘进伙房喊:“班副，后门外有位老人家找你!”

    是老闵头!好家伙，几日不见，他眼窝深陷，头发乱糟糟的，面容憔悴如同一张灰堆里揉皱的牛皮纸，随着喘息，他喉咙里呼呼噜噜,灌了一腔子咳不出的痰。一股深深的歉意涌上我的心头。

   “您身体不舒服。”

   “那场大雨给害的。”老闵头沙哑地说。

   “进来洗洗脸再换身衣服，上团卫生队瞧瞧……”我催促着。

   “大夫看了,老病，养养就好了。”老闵头往前蹭了一步,右手微微抖动着插进裤袋里，摸出一盒香烟，语无伦次地说:“千万收……没啥谢……别生气……”

    又是一盒“经济”牌烟,烟盒已经发黄,不过十分平整。我板起面孔:“大爷，部队有纪律，不拿群众一针一线……”我又认真地说:“您的情况，今天我就向连党支部团支部反映反映……咱们是鱼水关系。”

   “别别……”老闵头一着急，手捂前胸，脸涨成紫茄色，浑身乱抖，我只好收下。

    老闵头喘完气说:“谢了，不要反映了，过几天，俺要走了，到闺女那儿……”他的喉头忽然堵塞住了。

    我安慰道:“您有依靠了这是好事，应当高兴才是。”“舍不下你这位亲人——解放军啊! 对对，高兴……你忙。”老闵头向我鞠了个意味深长的躬，而后,转身撑着双腿，颤颤巍巍地走了。一股旋风袭来，卷起地面上一片又一片黄色的树叶，宛如纸钱儿摇摇曳曳。我急忙喊出替我忙乎的小刘，让他骑车驮老闵头回家。

    临近寒冬的时候，连里雇了名烧暖气的小工，他眉清目秀，与老闵头同村。小工经常到炊事班帮厨，有时我留他饱餐一顿，他从不挑挑拣拣，即使残羹剩饭，也照样吃得香甜。

    一个周六的晚上，我到小工的栖身之所闲坐。一阵东拉西扯后,我询问起老闵头来。

   “你认识他?”小工很意外。

   “老来捡东西。”

   “那老爷子会做豆腐，可好吃哩!”

   “他走多长时间了?”我明知故问。

   “这你也知道?大约有三个月吧。”

   “没来过信儿?”

   “信?死人哪有信。”

   “死……咋死了?”“病死的。对,当时发现已经不行了，拉到县医院还抢救了一夜。“谁料理的后事?”我平静地问。

   “噢，这弯子绕的……大队干部张罗的。一天工夫，打了口像样的棺材，做了身像样的寿服，埋的那天，全村人都去送他，不少人还淌眼泪了，把他和老伴埋一块了……”小工继续说，“这老爷子真能耐呀，老伴儿子住院治病处理后事,借了队里一千多块的债哪(那时简直就是天文数字)!他头些天全还清了!还多给了两百，说是利息。事后大伙儿都说那是他变相留的后事钱。据说支书拍板:这两百元留给他孙子孙女当上学的费用。他除了自己的三间草房、嫁两个闺女总共得八百元外,其余全靠捡破……”

    我猛然想起了一直保存的那盒“经济”牌香烟。哎呀!那里面会不会有什么文章?

    我跑回班里，掏出钥匙，扭开床头柜的锁，翻出烟撕开封条——在干巴巴的渍黄的烟盒夹缝中，插着一张折叠的“大团结”。五元是我的津贴，另外还有五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