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年，粮票成了我的“救兵”

20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粮票是一种购粮凭证。虽然它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对我来说，却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虽然它早已退出了历史舞台。但对我来说，那一枚枚窄窄长长的粮票，却有着一段刻骨铭心的记忆。

记忆中我开始使用粮票是在1982年，当时我在我们乡中学读书。记得那时三汲大集上的缸炉烧饼是1毛钱一个，如果用粮票，是2市两粮票，只掏6分钱就行。父亲当时在外头上班，吃着“公家饭”，每月的粮票节省着留一点儿给我，我上学时少掏点钱就可以吃上一个烧饼。当时因为能少掏4分钱，同学们都很羡慕我。在那个年代，同学们家里都不富裕，都是父母用卖鸡蛋或是养几只兔子卖的钱供我们上学，可以说是家里人用牙缝里挤出来的钱，才让我们上学中午能吃上一个烧饼。所以，能隔几天在集上吃上一个脆香可口的四角缸炉烧饼，我们觉得那简直是在过城里人的生活。

 1983年，父亲因为拿到了专业技术职称，按照当时国家政策，可以为家人办理非农业户口。我因此沾了父亲的光，从上初二开始，我这个土坷垃里长大的孩子也吃上了商品粮，每月也开始领上了国家给的供应粮票。

特别是在我在省会石家庄上中专的日子，虽然只有两年，但粮票可给我的学习和生活出了大力，帮了大忙。我上学时，家里只有父亲一人在外上班，母亲在村里还有几亩地要种，和大多数同时期的“外头人”一样，父亲也是乡亲们说的“两头沉”干部，又得去公家上班，逢春播夏忙秋收还得抽时间回村里劳作。购农具用品、买种子化肥、种地浇地、收割庄稼等各项开支很大，加上我上学费用，父亲每月才一百多块钱的工资，往往支应不下来。

为了支撑起这个家，父亲对我上学花费做了精打细算。因为当时学校还补贴着37块钱的伙食费，所以父亲认为平时除了买牙膏、肥皂什么必须花费的，每月再给我40元钱足于能吃饱饭，绝不会饿着。于是，父亲每月只给我40元伙食费，雷打不动。母亲怕我在外头上学受屈，在我回家返校时，时而会偷偷塞给我10元8元的零花钱，我总也没有推辞过。我上学时正赶上八十年代末，新思潮层出不穷，人们都学着去烫发、穿西服、赶时髦、唱流行歌曲。父亲是个老正统，那年冬天，他坐班车又走了好几站地，专门到学校给我送了一件军装棉大衣，叮嘱我在学校首先要吃饱穿暖，然后才能安下心来好好学习，千万不要去赶时髦，特别提出不能穿西服，免得回家让村里人说咱“外装”。

由于虚荣心做祟，见同学们都蹬皮鞋、穿西服、比摩登，我忘记了父亲的嘱咐，也鬼使神差地到街边摆摊的那儿买了一件灰色西服，当然是那种特别便宜的，刚穿上看着挺风光，但洗了一次就变了形。加上当时自己喜欢读书，经常到书店买一些朦胧诗集、散文、小小说杂志等书籍，这样父亲给我的40元就特别不禁花。毕业那年，正好有前卫经商的高年级学生来串着宿舍偷着收粮票，这可救了我的急。因为每个月母亲和弟弟的粮票都会给我些，所以粮票还是有富余。于是，我会把平时攒下的全国、地方粮票换成现钱，以解我的燃眉之急，也时不时满足一下我那可怜的虚荣心。

我家的箱子里至今还有几张一市斤、三市斤、五市斤的零散河北省地方粮票和全国通用粮票，每当拾翻出来，我都会有一种异样的感觉：一是心存感激，感谢粮票在困难时期为我遮风挡雨，救急助力，促成学业；二是心有愧疚，看到粮票，便想到了自己年轻时的莽撞无知，没有真正理解父亲的良苦用心，更愧对父母的深沉大爱，粮票又使我脸上一阵阵发热发烫，羞于回首曾经的蹉跎岁月。

粮票作为我曾经的“救兵”，我会念及恩德，倍加珍惜现在的幸福生活；作为一面形长品正的“镜子”，它又像我的一个诤友，让我以过为戒，时常检视自己，纠正自身缺憾，勇敢面对未来的一切。

普普通通的粮票，不知成就了多少人的家庭事业。粮票作为我们人生中的过客，来去匆匆，但愿在那个时代生活过的人心中，能永存一份美好的回忆。

（2023年10月16日刊载于《燕赵老年报》17版忆往昔栏目）

河北省地方粮票（网络照片）

河北省地方粮票（网络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