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国中将徐立清的红色家风故事

      “三让”显高风亮节   “两好”传万世英名  

          ----开国中将徐立清的红色家风故事

徐立清，原名徐映清，安徽金寨人。1929年参加红军，1930年加入*。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11军第32师经理处书记；红4军第11师政治部组织干事、组织科科长、宣传科科长，第32团政治处主任，第12师政治部主任，红4军政治部主任；红四方面总卫生部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援西军政治部教育科科长等职。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骑兵团政治处主任，129师政治部组织部部长，东进纵队政治委员，延安中央党校第二部组教科科长，陕甘宁留守兵团新编第4旅政治委员。解放战争时期任陕甘宁晋绥联防军政治部主任，西北野战军政治部主任，第六纵队政治委员，第一野战军第二兵团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一兵团政治委员兼新疆军区政治部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干部部副部长，总政治部副主任，济南军区政治委员，成都军区第一政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中将军衔。1983年1月在北京病世。

徐立清的一生，淡泊名利、顾全大局，他让级别、让军衔、让职位的高风亮节，受到了广大干部群众的一致钦敬，被人们誉为“三让将军”“人生楷模”，毛主席称他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一、主动让级别

1950 年9月，为统一全军干部管理，中央军委成立了总干部管理部。毛主席给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点将，“成立总干部部，要徐立清来搞。”罗荣桓认为，“徐立清同志对毛主席的干部政策思考领会得深刻，他在干部工作中提出过不少好的建议、做法。”“徐立清同志心胸开阔，待人厚道，善于团结人，联系群众。”在副部长分工时，徐立清主管任免、组织调配工作。

1952 年，全军干部定级，徐立清主持这项工作。早在建国前，徐立清已担任大兵团政委，按规定应是正兵团级。有关部门上报给中央军委的报告上写的是“徐立清正兵团级”，他看到后将“正兵团级”改为“副兵团级”，并专门向总干部部写了报告，这是徐立清的“第一让”——“让级”。总干部部罗荣桓部长、副部长赖传珠都认为徐立清应定为正兵团级，同时，也深为徐立清这种高尚风格所感动。罗荣桓部长在大会小会上多次表扬徐立清，称徐立清是一位“以身作则的楷模，同志学习的榜样”。

二、坚持让军衔

1955 年1月，中央军委发布了《关于评定军衔工作的指示》。在罗荣桓的直接领导下，徐立清以高度的政治责任感主持这项工作。他始终牢记毛主席提出的“照顾方方面面、不搞山头主义、一碗水端平”的要求，在总干部部对全军师以上干部，特别是对1000多名高级干部授予将官军衔的工作中，他经常工作到深夜。有时，秘书在沙发上睡着了，一觉醒来天已放亮，他还在伏案工作。

至于徐立清本人，按照军委的规定，他完全符合授予上将军衔的条件。当他看到授予上将军衔人员名单中有他的名字时，他将自己的名字悄悄地“下调”到中将行列。名单到了罗荣桓手里后，他亲自找徐立清谈话，既有关切又有批评：“这是中央军委定的，正兵团职的一般都授上将，你的名字怎么能随便划了呢？你徐立清是有贡献的，是够资格的嘛。”于是，罗荣桓又把徐立清的名字加到了上将名单中。之后，徐立清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要求不要授予他上将军衔，并列举了种种理由：一是可以减少红四方面军干部在上将中所占比例，不突破毛主席的最初设想；二是对自己有一个正确的估价，以便克服名利思想；三是有利于做一些争军衔同志的思想工作，保证授衔工作正常开展。为此，徐立清和夫人党秀玉商量了让衔这件事，夫人很支持：“咱不要在待遇上、名利上和别人争高低，你要中将我支持你。”

正在这时，装甲兵司令员许光达也给毛主席和中央军委写了报告，希望由大将降为上将。毛主席看到后，赞扬说：“这是一面镜子，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徐立清认为自己有了学习的榜样，就连夜给过去的老搭档许光达打电话，彼此交流了自己要求低授军衔的看法，许对徐说：“这是我们个人的想法，跟别人没关系，要坚持下去、做出榜样来。看那些争着要高衔的人有啥话可说。”

深夜，徐立清躺在床上翻来覆去地睡不着。于是，他披衣起床，伏案给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写信，信的大意是：此次授衔，我要求低授，这是因为我是主管授衔工作的副部长，更应该严格要求自己，为大家做出个好样子，要不然，我就不好去要求别人了。我出身于一个贫苦家庭，从小给地主家放牛，是党把我培养成一个革命军人，可我与党和人民的要求相比，所做出的成绩是微不足道的，授予我上将军衔心里很不安。论德、才、资、功，授予中将我已经感到十分荣耀了，再三恳求军委和总部领导批准我的要求。

第二天，这封信就到了罗荣桓手里，他拿着信和赖传珠、宋任穷两位副部长商量，大家一致认为：徐立清建国初期就任大兵团政委，又时任军委总干部部副部长，在群众中威信高、影响大，应该授予他上将军衔。之后，他们又把这个意见向中央军委彭德怀副主席作了汇报。彭总同意总干部部的意见，指示应授徐立清上将军衔。一天，彭德怀还特地把徐立清叫到办公室，请他当面解释不要上将军衔的原因。徐立清谈了情况后，恳请彭德怀支持，彭德怀说：“立清，你不要上将的事，我看还是商量一下再说，这个问题也不是我一个人说了算，这是组织上的决定。”后来，在中央军委召开的一次会议上，彭德怀副主席提到这件事时说：“徐立清我了解他，人很好，没有名利思想，而且言必信、行必果。”毛主席连连点头，接着说：“不简单呢，金钱、地位和荣誉最可以看出一个人的思想和品格，古来如此!”

经过反复思考，徐立清又先后给毛主席、党中央、中央军委和罗荣桓部长连续写了几封信，表明自己的决心，再次阐明自己要求低授的理由。

很快，事情反映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亲自找徐立清谈话、做工作。谈话中，徐立清一直坚持自己的想法，周总理没有做通徐立清的工作，反而被徐立清做通了自己的工作。最后，深受感动的周总理同意授予徐立清中将军衔，并感慨地说：“主席说许光达是一面明镜，共产党人自身的明镜，我说你徐立清也是一面镜，是难得的一位好同志。”在授衔仪式举行的前一天，周总理又专门打电话邀徐立清到中南海面谈。之后，周恩来特地把摄影记者叫来，在他的书房里和徐立清合影留念。

1955 年9月27日下午，授衔仪式在中南海怀仁堂举行，主动让衔的徐立清排在中将之首。

授衔仪式结束后，许光达大将专门找到徐立清，满怀深情地说：“我要求降为上将的请求没有批准，你成功啦，我祝贺你。”

当晚，在中南海怀仁堂外的草坪上举行了盛大晚宴，周恩来在晚宴上发表了祝酒词，身着将帅服装的元帅、将军们兴高采烈，端着酒杯互致问候。刘少奇委员长突然叫了“徐立清”的名字， 徐立清急忙来到刘委员长跟前，刘少奇说：“你是一名应该授上将而没授上将军衔的中将。”徐立清说：“您本该授元帅不是也没要嘛，您永远是我学习的榜样。”正在这时，彭德怀也来到徐立清面前说：“你那两颗金豆的含金量可不一般啊。”

后来，在一次全军的高级干部会议上，毛泽东谈到徐立清时，一连用了两个好字：“徐立清是我党我军的好同志，好干部”。

三、再三让职位

在主持定级、评衔工作的同时，徐立清还积极参与领导从全军调选了近3万名军事、政治、后勤和各类技术干部，逐步建立健全和加强了总参谋部、训练总监部、总政治部、总干部部、武装力量监察部、总后方勤务部、总财务部、总军械部。此外，他还参与调配了近20万名干部组建了海军、空军、防空兵、公安军、炮兵、装甲兵、工程兵、通信兵、防化兵、铁道兵等军兵种领导机关以及民航局、气象局、军事学院、政治学院、后勤学院、军事工程学院等，从而使人民解放军由单一的步兵走向诸兵种合成的军队，完成了重大的历史转变。

1950年10月，徐立清刚到军委总部工作时，刚满40岁，身材匀称，头发浓密乌黑。但是，在我军干部授衔评定工作基本完成以后，刚刚45岁的徐立清累倒了，心脏病复发，身体明显消瘦，头发也花白了，有几次晕倒在工作岗位上，这一病就是五年。

因此，从1955年下半年开始，徐立清不得不住院治疗，并主动要求总干部部的任免工作由宋任穷副部长兼管。罗荣桓部长在向毛主席汇报工作时，曾谈到徐立清的工作态度。毛主席说：评衔工作很辛苦，管评衔工作的同志更辛苦。徐立清我是了解的，工作勤奋，没有名利思想，他的作风很值得同志们去学习。

1955年冬天，徐立清病情加重，连文件都不能看了，只能靠秘书给他读文件的要点。这时，徐立清为自己有病不能坚持工作而深感不安。一天，徐立清对去医院看望他的赖传珠副部长诚恳地说：“请转告罗荣桓部长，我的身体状况很差，短时间内不能工作，建议总干部部物色一位年轻的同志接替我的工作。”当罗荣桓部长专程到医院看望他时，徐立清再次当面提出找人接替工作的想法。罗荣桓对他说：现在安心养病更重要，工作上不要过多考虑。此后，在医院的病榻上，徐立清亲自给中央军委写信，请求“让位”，建议免去他总干部部副部长职务，以便及时任命新人。军委对徐立清的建议非常重视，进行了研究。经研究，军委领导一致认为，徐立清还很年轻，应抓紧时间治病，等病好了再继续工作，最后结论是：“放放再说。”

徐立清的建议没有得到批准，他的思想包袱越来越重。当他病情稍有好转时，又直接给彭德怀、罗荣桓元帅写信，请求提前退出现役转业地方，或到省军区任个副职，做点力所能及的兵役或群众工作。几天后，罗荣桓部长正式通知徐立清：你提出退出现役的请求，军委和总部没有采纳，等病好了继续履行总干部部副部长职责。徐立清请求“让位”的要求虽然没有被批准，却反映出他对党的事业、对部队建设高度负责的革命精神和荐贤让贤的宽阔胸怀。

四、提出“三不准”

徐立清对家人和身边工作人员的要求非常严格。他给家人定了个“三不准”的规矩：不准以我的名义办任何私事，不准搞任何特殊化，不准参与政事。对自己的秘书提出了“五过关”的要求：政治上要强，工作上要实，不要搞特殊化，遇事要冷静，要能委曲求全、顾全大局。他对自己也提出了要过好思想关、政治关、社会关、亲属关和生活关的要求。

徐立清的夫人党秀玉也是一位老红军。全国解放后，组织上考虑到党秀玉的职务较低，和她同期参加革命的很多女同志都比她职务高。干部部门就找徐立清商量，准备调整一下党秀玉的职务。徐立清说：“党秀玉做了不少工作，可她是我的妻子，她的职务问题你们就不要考虑了，可以挑选比党秀玉更优秀的同志。”就这样，党秀玉在团职工作岗位上一干就是很多年，从不提任何过分要求。

1952年干部定级时，党秀玉主动提出来不要高级别，要把待遇让给别的女同志。1955年，军队要安排大量干部转业到地方工作，当时不少人不愿离开部队，到处找人托关系。徐立清就和党秀玉商量，让她带头转业到地方工作，党秀玉非常理解和支持丈夫，立即转业到北京市教育局幼教科，一干又是很多年。

1953年底至1954年初，全国军事系统党的高级干部会议期间，有很多老同事去徐立清家里拜访，看到他家里坐的还是战争时期转交过来的一个旧沙发，用的是旧桌椅，连一台收音机也没有，有人就建议管理部门把徐立清家的旧沙发给换了。当时的总干部部办公室主任就立即给他家买了一个新沙发。徐立清非常生气，他对主任说：“难道我家用的沙发还让公家出钱，天底下哪有这个道理，现在不是都没有换吗，就因为我是总干部部的副部长，就可以搞特殊化吗？”几天后，徐立清还是坚持把新买的沙发退了回去。

徐立清唯一的女儿1948年8月出生后，因高烧患上了小儿麻痹症，平时说话、走路都不方便。徐立清和党秀玉到处为女儿求医治病，花费了不少钱。组织上想帮徐立清夫妇解决生活和经济上的困难，被徐立清婉言谢绝了，他说：“谁家的孩子都会有个生灾害病的，这是正常的事，如果都让公家出钱，国家也承担不起呀。”在给女儿治疗期间，徐立清夫妇没有花公家一分钱。徐立清最小的儿子1956年9月出生时，正好赶上徐立清病重住院。夫人党秀玉既要工作，还要照顾徐立清，有人提出来，想从其它单位给徐立清家找个人来照看孩子。徐立清说：“这可不行，这个任务还是交给秀玉吧。”再次谢绝了同志们的好意。

徐立清经常教育他的孩子们好好学习，不要搞特殊化，在老师、同学面前不要提自己的父亲。有一次，儿子徐和平因病不能按时到校学习，想用爸爸的车送一下，徐立清说：“这样不行，车是供我工作用的。一点小病，还是坚持一下走着去吧。”就这样，徐和平还是坚持带病步行到学校去了。

徐立清不仅对家属子女要求严格，对秘书要求也很严格。在他身边工作过的秘书，都是勤勤恳恳、兢兢业业的，受到大家一致赞扬。

1955年5月，李刚锋从兰州军区干部部调往总干部部，曾为徐立清当秘书。当时，徐立清身体有病，住进了医院，李刚锋几乎天天守在他的身边。总部经常有文件送给徐立清，让他审阅。李刚锋认认真真地读给他听，李刚锋的工作作风受到了总部机关同志们的高度称赞。1960年底，徐立清被任命为总政治部副主任，这时又调原总干部部统计部的杨弘为徐立清担任秘书，杨弘既踏实肯干，又有较高的文字水平。他跟随徐立清多年，受到了同志们的高度评价。有关领导同志找徐立清商量，想调他的秘书到新的单位去工作，委以重任。还有的想直接给他的秘书下调职命令。徐立清对他们说：“我的秘书工作很出色，这是他们的职责，是应该干的，有我在总政治部管干部，你们就不必考虑他们的职务问题。”在会议讨论时，他说：“我的秘书不要考虑提拔，可考虑别的人选。”干部部门考虑到徐立清的一位秘书，不但工作能力强，而且作风正派，具有开拓精神，很想把他用起来，况且这位秘书也到了该解决职务的时候。干部部门的同志跟徐立清商量，准备把他安排去当科长，徐立清一口拒绝了，他说：“对于这位同志的能力和水平，我比你们任何人都了解。不要说当科长，就是当部长也绰绰有余。但是，他是我的秘书，对他的要求就更严格。所以，只要我还在这个位置上，你们就不要考虑他的问题。等我下来了，你们想怎么重用都行。”于是，这位秘书同志一直在徐立清身边工作了9年，职务和大家一样齐步走，没有提前晋升过。徐立清对警卫员、公务员也很严格，要求他们平时注意学习，外出要请假，回来要销假，接待客人要和气，要有礼貌。

五、做到“两个不”

   1950年，徐立清到总部工作以后，一家被安排住在东四三条一个四合院里。他对此很不安，几次跟管理部门的同志商量，想把这个住处让给年老资深的同志住。他说：我有三间房子就行了，一间做卧室，一间接待客人，一间供工作人员住。徐立清还找到罗荣桓部长谈退房的事时说：“我有个住的地方就行了，最好能把这套房子让给年龄

大、资历深的老同志去住。”当时的管理部门考虑到徐立清夫妇有3个孩

子，再加上秘书、司机、警卫员，住房并不宽敞，没有同意徐立清调房的要求。

徐立清穿着也很朴素。他无论是在总部还是到基层检查工作，总是穿着一双圆口布鞋。当时总干部部办公室的一位同志给徐立清买了一双皮鞋，说让他开会或者到一些重要场合穿。徐立清对这位同志说：“我要到农村去，到山区去，那里的群众连饭都吃不上，看见我穿一双又黑又亮的大皮鞋来了，人家该会怎么想；我说呀，穿布鞋最合适，一是少花钱，二是穿着舒服。”第二天，他就把新买的皮鞋退了回去。曾担任过赖传珠副部长秘书的毛华山回忆说：“徐立清在总干部部期间，他除了上班穿军装外，在其它时间穿的都是便装。到了冬天，他穿的是战争年代留下来的一件旧大衣，很多同志劝他到被装仓库换件新的，他总是乐呵呵地说：不管是新的、旧的，穿上不冷就好。”徐立清衣不重彩、食不重味，他是南方人，爱吃辣子和咸菜，有时因加班耽误了吃饭时间，为了不给机关食堂工作人员增添麻烦，他就随便要碗米饭，来点辣子就凑合过去了。他不抽烟、不饮酒，处处节俭。他这种艰苦朴素的美德，在总部机关中是出了名的。

   作者：胡遵远，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副院长，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省委讲师团基层理论宣讲专家，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