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爱上文学这条路

 我爱上文学这条路

刘继智

一

也许是受当过私塾教师的外祖父和略有学识的母亲的影响，我自幼就对书籍有着一种特别浓厚的兴趣。

我的外祖父虽然在我出生之后不久就离开了人世，但他留下上千册图书。这些图书大部分都被母亲拉到我家，书就放在我家的阁楼上。小时候不懂事，一有工夫，就爬上楼梯，钻在阁楼里面的书堆里，翻看着那些线装书中的绣像，这是文学对我最初的启蒙。

后来开始读书时，母亲不知从哪里找来《千家诗》，开始教我背诗，从“云淡风轻近午天”到“胜日寻芳泗水滨”，那些年，我不知背了多少首诗，现在已经忘了，但母亲对于我的启蒙教育非同小可，这间接在我心中埋下文学的种子。

我的母亲特别喜欢看书，尽管我家上千册藏书在文革初期被红卫兵搜去一把火烧了个精光，但母亲后来总是想方设法借来许多线装旧书，如《说唐全传》、《夜打登州》、《宋太祖征南唐》、《罗通扫北》、《薛云贵征东》、《薛丁山征西》、《岳飞全传》等。

夜里，母亲常常带着老花镜，披着衣服，往往是一手托书，一手举着煤油灯，一直看到深夜。受母亲的感染，我从三年级起，也开始读这些古书，虽然有些繁体字不认识，有时问母亲，有时候就自己揣摩字的意思。只要是母亲看过的书，我几乎也通读一到两遍。

1972年，有个远在贵州居住的远房姑姑回老家探亲，我母亲打听到她带回几本当代小说，于是便马上找到这个姑姑借来看，这些书都没有封面，也不知书名，其中一本我也有幸读完，书里的故事太精彩吸引人了，直到后来，我才知道这部书就是杨沫的《青春之歌》。

我大哥也喜欢看书，他过年从宜昌回老家，总要带回有两本书，那些书对于我来说也是如获至宝，常常在大哥不在家的时候，就抱着书过一把足瘾。

我五哥也特别喜欢看书，那个年月，许多小说被称作禁书，但五哥还是想方设法找来这些书看，如《战斗的青春》、《苦菜花》、《迎春花》等书籍，我也都全部看了个够。

那个时代，虽然许多书被打成毒草，但像浩然的《艳阳天》、《金光大道》、《西沙儿女》等书还是能够买来的，只要能够买到的小说，我当然也毫不吝啬地买来看个究竟，尽管那个时候经常饿肚子，但看书的习惯始终是有增无减。

清楚记得小学四年级的时候，刚刚去供销社卖了一捆草药，途径书店，看到一本小说，书名叫《盐边游击队》，好像是一块多钱一本，我也爽快地买下这本书。

那个年月，正在搞“评水浒批宋江”运动，学校购回了大批《水浒传》，我借东风，有幸把罗贯中、施耐庵、金圣叹等三个版本的《水浒传》都通读了几遍，没有批出水平，但书中精彩的故事倒是至今难忘。

我读高中的时候，正值文革结束之时，虽然许多东西还没有完全开禁，但政治气氛已经很明朗化了，过去的许多禁书开始在市面上流通，学校也比较开明，那个时候，我读的区高中名叫吕王高中，有个专门的图书阅览室，里面有许多文学杂志和书籍，在紧张的高考复习阶段，我还看了几本小说，如张扬的《第二次握手》，印象也是特别深刻。

1979年9月，我高中毕业考取县师范，就读文科班，班里有两位老师文学功底深厚，一位是李华新老师，古文功底了得，他讲课基本不要书本和讲义；一位是易蓉老师，他是老牌华师毕业生，曾经在省级报刊发表过文章，他对于我后来从事文学创作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易蓉老师的倡导下，我们79（3）班文科班以及80届有好几个文学爱好者，如肖鹏、徐光思、杨召全、黄志刚、付森林、王重歌、徐改云、刘继智、蒋红超、赫荣、武安自等都喜欢文学，都在后来的文学创作上有所造诣，基本都在报刊是发表过文学作品。

那是一个文学的疯狂年代，如冰雪融合，万物复苏，文学之花盛开，文学刊物如雨后春笋层出不穷，各种文学社接踵诞生，文学成了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成了青年人的无上的荣耀。

每个人立志从事某种事业、偏重的某个爱好，都是因为童年和幼年的经历和各种因素造就的。如我，家庭的环境，父母都喜欢看书读书，兄弟也都是爱书如命，特别是母亲，她自己喜欢看书，那种喜欢真的到了如痴如醉的程度。她不但自己喜欢，我们看书她从来不反对，无论什么书，她都不干涉，只要我们读书，哪怕家中再困难，哪怕无米下锅，她都全力支持我们读书，从不气馁。

这一点来说，我们家庭的确不同于一般的农家。应该是具有书香气息的家庭。我的母亲也不同于一般的农村妇女，她是一位目光远大的农妇，她的眼光的确不同于一般的农妇，她是知书达理之人，心胸开阔，从不斤斤计较，从不顾及眼前的蝇头小利。

最主要的原因，在我的幼年童年，对于社会的不平等、不公平，对于饥饿贫困等等众多的心理困顿，造就童年心理的缺陷，那种缺陷，需要自我救赎，需要自我填补，需要寻找一种心灵的宽慰和安慰，文学，就成了最有效的方式。

几乎从幼年开始，我的心灵深处，就埋下了文学的种子，它不断在我心中发芽、滋生、接受雨露的滋润，慢慢成长。

我与文学，从此就结下了不解之缘！

二

说到喜欢写作，其实，我从高中阶段就开始了。

我高中读的是文科班，当时，班上同学周文兵和何辉亚，还有一位姓聂的同学比较喜欢写作，周文兵几乎每天都写作文，何辉亚和那位聂姓同学开始向《孝感报》投稿，我那个时候写作基础太差，连作文语句都不通顺，虽然有表达的欲望，但心里根本没有将来成为作家的妄想，总觉得那是高不可攀的事情。

但偶尔，我也开始写些四言八句式的顺口溜，这是文革时代最流行的文学样式。

师范读书之时，有大把大把的空余时间，我除了逛街之外，几乎都泡在县图书馆和学校图书馆内，这期间读了很多文学杂志， 像《人民文学》、《作品》、《花城》、《芙蓉》、《清明》、《十月》等，自己对文学有了初步认识和感知，并开始试着写作和投稿。

任何一个写作之人，在初次写作和投稿之时，都很不顺利。

那个时候，我投稿真的有些自不量力，真的就以为自己一日之间就可以成为一名大作家，就可以马上举世闻名，投稿专门选择投寄大刊物，小刊物压根就看不上，自以为不鸣则已，一鸣就惊人、就惊世，诸不知，文学原来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行当，决不可能一口就能够成为一个胖子、一步就可以登天。

投稿的结果当然是屡投不中，或者石沉大海，虽然也有许多刊物回信，多半也是鼓励之类的话语。

师范毕业之后，我被分配到家乡的乡镇中学任教。

第二年春天，也就是1982年的二月份，大悟文化馆在宣化二招举办大悟文学创作会，会议由当时的宣传部长郭学正主持，参加会议的有宁宜胜、谢光胜、戴咏华、邓道玉、包耀刚、刘继智等，我县著名作家邓思源因为身体原因没有参加这次会议。

这次会议几乎用了十多天时间，专门学习文学创作，它也是大悟县最大规模的一次文学创作会。

会议之后，我连续写了《李老汉卖猪》、《李老汉买书》、《背影》、《杨三发旅游》等小说和几首诗歌，作品主要发《大悟文艺》、《孝感报》、《孝感文艺》上，其中，那一年，仅《孝感报》百花园副刊就发了三篇小小说，是当年在副刊发表文章最多的作者。

1983年春天，我的散文诗发表在《湖北日报》（东湖副刊），同时，在《大悟文艺》、《编钟》《孝感文艺》《孝感报副刊》等多家报刊发表诗歌和散文诗。

1984年，我开始写作电影文学剧本《鹊桥归路》和武侠中篇小说《金砖奇案》，其中，《金砖奇案》已经过湖南《文艺生活》终审，但最后还是没有见刊。

因为武侠小说和电影文学剧本这条路难以走通，1985年后，便转向诗歌和散文诗创作，写作了《山魂》《鬼沼》《荒原》《长江魂》等系列组诗和长诗，其中，《山魂》发表于《大悟文艺》，《鬼沼》发表于《江汉诗报》，并获得武汉诗歌大赛三等奖；《长江魂》获得同题征文二等奖；《荒原》发表于《南中国诗刊》卷首。那一年，还有多篇散文诗发表在《教师报》等报刊。

1987年春，赴武汉长江诗歌研讨会，同年夏天，进入孝感教育学院中文系学习。

学院中文系读书期间，依然没有放弃写作，分别在《农村信息报》《孝感报》《孝感文学》《西藏青年报》、《希望之路》《书刊导报》等数十家报刊发表散文、诗歌、散文诗数十篇，其中，《山村唢呐曲》获得全国青年散文大奖，并刊登于《山西青年》。

上世纪九十年代年代，由于财政包干，单位发不出工资，即使发了工资，因为克扣的项目太多，到手的工资也是寥寥无几、少得可怜，家里的生活无保障，我整天为生存而发愁，那个时候，根本就没有兴趣去写诗歌写小说，于是转向写作新闻通讯、调查报告、论文等。以换来稿费补贴家用，几乎每天都在投稿，我分别在《湖北日报》、《湖北教育报》、《教师报》、《湖北教育工作》《孝感日报》《大悟报》以及《六月》《荷花淀》、《当代诗歌》、《文化与智慧》、《中学生》、《班主任之友》、《语数外学习》、《全国中学生优秀作文选》、《作文》、《初中生》、《初中生作文》等全国上百家报刊发表小小说、诗歌、散文诗、散文、评论，教学论文数百篇，几乎一个星期之内都有好几张付款单，有一个月，我的稿费收入达三百多元，而我的工资只有63元，稿费是工资的五倍。

这样拼命写作几乎一直持续到2000年。

但是，我越来越感觉到这样的写作完全违背了我写作的初衷，这样的写作完全成为挣钱的工具，一旦自己为钱写作时，就感到身心疲惫，就有些疲于应付。

于是，在2000年之后，我决定封笔，决定不再写任何文字，真正沉入到生活底层。

我停止写作还有另一个原因:就是自己的儿子那个时候正在读初中，初中是一个人的人生关键时刻，我不能够因为自己爱好写作而耽误了孩子的学业，进而耽误了儿子未来的前程。

儿子考上一中之后，我开始有闲心思索自己的人生、自己的事业，开始思索社会。

于是无事的时候，我就以自己为原型，以《男儿有泪》为题，开始写作自己的第一部长篇小说。

这部小说原计划分三部，计划写12到18万字，可是写了八万字，下一步准备写主人公的城市生涯时，因为对城市生活缺乏第一感知，只好作罢。这部小说后来获得过“武穴杯”小说征文三等奖，获得五百元奖金。再后来，这部小说被我压缩到两万字，发表在湖南常德一家文学刊物上。

更多的空余时间，我都是泡在县图书馆看书，也间或去爬山，沉浸在大自然环境之中。

有一次，我去县博物馆翻阅《大悟县革命烈士名录》，无意间看到我爷爷的简介:证实我爷爷刘国银的确死于鄂豫皖红军肃反运动，葬于河南光山白雀园。

为了深究那段历史，我便对鄂豫皖革命斗争史有了浓厚的兴趣，开始查阅有关鄂豫皖革命史资料，开始记笔记，开始分门别类整理这些资料。

可是，随着研究的深入，我发现许多自相矛盾的地方，心里也开始有了太多的疑团。

我开始想用自己对大别山革命斗争史的理解写一部书，记述那段历史，记述我理解的历史。

从2002年到2011年，历时十载，五易其稿，长篇纪实小说《风云大别山》终于写成，分别是《红缨飘扬》、《红旗猎猎》、《层林尽染》、《风雨同舟》、《中原烽火》、《中原突围》、《生死之间》、《风雷滚滚》、《深山剿匪》等九部，但这部倾注我十年心血的纪实文学，没有能够出版，只有极少数章节发表在报刊上。

文学之路太漫长，走着走着，许多和你同路的人都打了退堂鼓，以前的文友，好像只有我依然在坚持，而我的写作，纯粹属于个人行为，几十年来，作为个人行为，某些方面又让我的写作变得更加自由，不受外界干扰和限制。

文学这条路，切不可投机取巧，或者变花样侥幸取胜，更不能够靠此来换得政治资本、成为某种阶层上升的台阶。文学创作，必须一步一个脚印，踽踽独行，慢慢向前移进。

我始终认为，靠作品说话，这应该是作家写作的唯一准则。

作家，必须写自己的心灵，写自己真实感受到的故事，即使是虚构，也很难脱离自己生活的基本环境。

三

2011年秋天，我买了电脑，开始学着用电脑写作。

原计划继续完成另一部长篇《荒原》的写作。但一直被搁浅。

2011年到2021年，是我写作的黄金十年，这十年之中，平均每年有近百篇作品发表，几乎全国各省市的报刊都有不同程度的亮相。散文、诗歌、小说、评论，只要能够写的，都想尝试写几篇，但是，至今，我还没有写出一篇让自己称心如意的文章来。

也许这就是宿命，也许，我天生就不是搞文学、搞写作的料，瞎猫碰到死耗子，自己却偏偏爱上文学这个玩意儿，写作四十多年，无所起色，权且作一些归纳，后十年写作状态以前述说过多次，这次就一笔带过了。

好在自己的文章终于也能够上《小说月报》、《芳草潮》、《金山》、《散文诗》这样的大刊，好在省报《湖北日报》（东湖副刊）和星期天副刊十年来连续发了我十多篇散文，好在我发在《辽宁日报》副刊上的小小说《春风一夜花千树》曾经入选沈阳市初中语文试卷，并入选人教版初中九年级练习册。好在我的散文《界岭处的官道》、《捕龟人》、《山湾写意》、《山里冬天》等被入选《湖北大众文艺丛书》，好在那些年还有一些意外的获奖，收到几笔可观的奖金。

但总的感觉，写作之路的确太难太难，对于一般人来说，这条路的确很难走通，也很难坚守下去。

我心里只是希望:等有朝一日，我不写作了，如果本县有人偶尔提起大悟文学时，能够顺便提及一下我的名字，我也就心满意足也！

刘继智简介

    刘继智，男，湖北省作协会员，1981年开始发表作品，迄今已在《小说月报》、《芳草》、《小说界》、《金山》、《散文诗》、《当代诗歌》、《湖北日报》、《辽宁日报》、《中国人口报》、《中国劳动保障报》、《美丽乡村》、《中学生》、《陕西文学界》、《六月》、《荷花淀》等全国200余家报刊发表文学作品1200多篇【首】，获得“全国青年散文大奖赛”、“黔台杯”、“丁玲杯”、“文心杯”等征文奖60余次，有作品入选《湖北大众文艺丛书》、《中国散文诗人》、《中国河》、《玄坛村调查》等多种文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