采访山村小学高老师实录

　　采访山村小学高老师实录

　　高强

　　题记：一九八四年十月，受县委宣传部、教育局委托，我到依呷寨小学采访了全县唯一荣获省“情牵教育”优秀山村教师殊荣的高祥老师。我们进行了多方面的深入交流，我想了许多，觉得我这个“家门”确实是新时期山村小学教师的典型人物，下面是根据录音整理的采访实录：

　　同志，你找谁？哦，对，我就是高祥，高大的高，吉祥的祥。你找我有什么事？啊，你是记者。记者同志，你说想找我谈谈，谈什么呢？

　　我荣获省“情牵教育”优秀山村教师殊荣，这事我知道。我没做出什么成绩，受之有愧呀。记者同志，你跑这么远的路到依呷寨来不容易。到底想要和我谈什么？我没什么好谈的，恐怕要让你失望了。

　　谈什么都行？你要听真话还是假话？对对对，听真话，真实乃新闻的生命嘛。

　　你问我是怎么到依呷寨来的。什么，材料里说我是主动要求到这里来的？纯粹是瞎扯。我先对你说说我到依呷寨小学当“孩子王”的经过吧。

　　我到这里来，确实是没有“后门”，无可奈何自认倒霉的。一九七七年，我从“红师班”毕业后，解释一下哦，“红师班”是“红色教师培训班”。本来，“四人帮”都被粉碎了，按独生子女就近工作以便照顾父母的相关政策，我已经分配到市里工作了。后来，莫名其妙地变了卦。我到“教革委”人事科询问，一位好心正直的工作人员悄悄告诉我，“教革委”主任的千金占了我的名额。我只好无可奈何地被迫到这个偏僻、闭塞、遥远、贫困，在想象中又多少带点荒蛮的地方来当“孩子王”。

　　在你看到的材料中，还说各级领导十分关心我吧。这材料是教育局请“枪手”写的，拿给我看过，我不同意，可还是报上去了。

　　在新教师分配大会上，“教革委”主任是很“关心”地对我说，“小高呀，分配你到依呷寨小学任教，你可要好好工作哟，这是革命教育事业的需要。”

　　我长长地叹了口气，厌恶地扭过头，以免看到他那张肥胖松弛而虚伪的脸。既然是革命教育事业的需要，他的千金为什么不去，还要千方百计地占用我的名额分到市里工作呢？“革命”，这是多么崇高神圣的字眼，却被这些人用来作以权谋私的遮羞布。

　　啊，扯远了，言归正传吧。我来时，依呷寨小学一个教师也没有，原来唯独的一个教师，调到中心校去了。我名副其实是“校长兼小工，摇铃又打钟。”不光如此，我还得当炊事员自己做饭。我不知道那些山里的孩子将会怎样对待我，不敢设想在这遥远、闭塞、语言不通的山村小学，怎样工作和生活，怎样渡过孤寂的日日夜夜。

　　然而，我却受到了热情的，从未经历过的，可以说是相对隆重的接待。是不是依呷寨所有的人都来了，是不是做了充分的安排，我不知道。反正人很多，男女老少都有。大家都秩序井然、规规矩矩地坐在晒场上，很仔细地瞅着我，好像我是星外来客。一位四十多岁的汉子站起来，用半生不熟的普通话说对我说，“高老师，我是依呷寨生产队长沙马木呷。”他把目光转向坐着的村民，“这就是新调来的高老师。”他又回过头，“高老师，我们这里穷，以后你有啥子不便，尽管对大伙说。”

　　村民们都站起来，和我打招呼，笑眯眯地望着我。我的心里突然涌起一股暖流。记者同志，请你理解我当时的心情。我是日理万机的领导，还是凯旋而归的英雄，不，我不是。我只是一个普通的、刚刚参加工作的毛头小伙子，不配承受他们如此热情而又隆重的接待。“高老师”、“高老师”，许许多多的声音，一张张真诚的笑脸。我的眼眶湿润了，心里升腾起希望的火苗。

　　记者同志，真是对不起。你看，光顾瞎扯，水都没有给你倒。来来来，喝水。

　　你问我们学校有多少学生？一般只有四、五十个，分成两个年级。我进行复式教学，先给一个班讲完课，学生做作业再给另一个班讲课。老实说，工作量很大，忙得不可开交。一天下来，弄得腰酸背痛。有时候我也想偷懒，刚想马虎一点儿，眼前立即就会浮现出那些淳朴热情的乡亲，那些闪烁着渴求知识眼睛的学生，于是又只好强打精神，认真上课、批改作业。

　　学校的条件你也看到了，艰苦简陋。教室是生产队的仓库，黑板是用木板刷上墨汁做成的，课桌凳是学生从自己家里带来的，高矮不一，五花八门。还有，学生年龄相差很大，大的十四、五岁，小的只有七、八岁。好在这些学生可对我很尊敬，纪律很好。一有空，大点儿的同学就帮我砍柴、种菜。有时候，我觉得我不是他们的老师，而是和他们一起学习，带着他们成长的大哥哥。

　　有付出就有回报。我不会做当地的饭菜，学生们就轮流帮我做。不管哪家有好吃的，总要端点儿给我。特别是杀年猪的时候，家家都会请我，把我待若上宾。乡亲们都热情地教我说彝语，慢慢的，我也能用彝语和他们交流了。有时候，遇到学生不容易理解的知识，我结结巴巴地用彝语授课，学生茅塞顿开，效果较好。

　　最使我激动的还是生产队用集体资金给我买收音机的事。记者同志，你是知道的，孤寂是人生的天敌。白天和学生在一起，还不觉得。晚上独自一人，就不好过了。记得那是我到这里两个月左右，有一天，生产队长沙马木呷笑眯眯地问我生活是否习惯。我迟疑了一下，老老实实地回答：“还好，就是一个人太清静了。”沙马木呷思考了一会儿说：“高老师，甭愁。我们给你买个喇叭怎样？”当时我也没在意，只当他是说着玩儿的。哪知他到公社开会回来，真的给我买了一个。我要付钱，他死活不收，说是全寨人的心意。

　　慢慢的，我习惯了。不再激动，也不感到厌烦。我已经和这些古铜色的，散发着荞麦包谷白酒味、淡淡的兰花烟味的淳朴憨厚山民融为一体。记者同志，不怕你笑话，环境是能改变人的。我习惯了，习惯做生产队长沙马木呷军师一般的人物，习惯承受全依呷寨人恭恭敬敬的目光，真的，我似乎成了全体村民的老师。生活是一个高次方程，有N个解。按理说，我应该有若干个称谓，可在这里，我成了一元一次方程，只是高老师。

　　生产队干部开会，我也被邀请参加。上级发的文件，我给大家念，有时还停下来，自作聪明如此这般地解释一番。念完了，我往往不自量力地给他们出主意，用领导般的口吻告诉他们该怎么办。大家似乎忘记了我只是一个涉世未深的毛头小学教师，都信服地点头表示赞同服从。

　　“三中全会”后，实行生产责任制，生产队改称村民组，沙马木呷理所当然地成了村民组长。全寨村民迸发出空前的生产积极性，起早贪黑在责任田里忙活。生产发展了，矛盾不可避免地出现了。就拿水来说，以前由生产队统一安排，现在不同了，乡亲们极易为生产用水吵架争执，大伤和气。我看在眼里，急在心里，毛遂自荐给村民组长沙马木呷出主意，由我利用课余时间统一安排管理，依次用水。我是局外人，对大家一视同仁，不偏不倚，村民都很信任我。根据这里的实际情况，我建议村民在山溪筑坝养鱼，取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在上“红师班”前，我曾学过种植甜叶菊和茯苓，我把种植技术毫无保留地传授给村民，依呷寨慢慢摘掉穷帽子。记者同志，你也看到了，茅草房变成了瓦房。

　　晚上，村民们往往会聚到我的寝室，听我侃国内外形势、科学种养殖业……

　　我似乎成了依呷寨的“万金油”。谁家有书信往来啦，写申请对联呀……谁有了小病小痛，也来找我。我一知半解的免费用自备的常用药为他们解除病痛。记者同志，我钻了医保的空子，你可别说出去哟。沙马木呷好心办坏事，向教育局，就是以前的“教革委”汇报，教育局领导说我多管闲事，不务正业，差点儿给我处分。说句良心话，我做这些，可没有影响本职工作，学生成绩在本市民族地区还是名列前茅的。现在那个材料里，又把这些说成是我扎根山村，情牵教育的好事了。而且还说成是在各级领导的亲切关怀和倾力支持下进行的。

　　哦，你问我的感情生活。记者同志，这没有必要吧。人的心灵是一个巨大的储藏罐，许多秘密，都不会轻易示人。怎么，和你的采访有关。好吧，我就谈谈，不过，你可别把这些糗事拿去发表，同意吗？

　　日本有一首歌曲，叫什么来着，哦，叫《海滨》。“想起青梅竹马，我心绪更惆怅。”唉，惆怅，一个绝妙的词语。初恋，你也可能经历过。什么“一日不见如隔三秋”什么坐立不安、什么猫抓心肝，都不能确切地表达这种感情，都显得淡而无味。只有惆怅，才能贴切准确地表达这种“只可意会不可言传”的情感。

　　你问她的芳名？算了，是“浑水都过了三丘田”的往事了。我们是邻居、同学，可谓“青梅竹马两小无猜。”记者同志，你可别笑话，记得有一次，那是遥远的童年，我俩玩“过家家”，我当新郎，她扮新娘。我拉着她的手，盯着她头上用野花编织的花环，仰望着蔚蓝的天空，我俩双双跪在地上拜天地。我说，“你是我的媳妇儿。”

　　“你是我的当家人。”她学着大人的样子，娇嗔地说。

　　说实话，那时我们还小，还不懂游戏含义，只觉得好玩。后来，随着年龄和知识的增长，我俩懂事了，没有再玩那种游戏。但是，我发觉我俩的心是连在一起的。我随时注意她，她也随时关注我。懵懂的爱情，在我俩心灵躁动。我们的心，老想着对方，巴不得整天厮守在一起。可真的在一起，又找不到话说，只好东拉西扯，言不由衷地谈些淡而无味的话。我俩从未明确表示过什么，只是从与对方的眼神交流中，享受那种甜蜜羞涩的情感。有人不是说“眼睛是心灵的窗户”嘛，它担负着传递我俩感情的神圣职责。我喜欢她，她心里全是我，真的是两情相悦。她长得很美，米开朗琪罗雕塑的维纳斯就是她。那时候，我在心里编织着未来幸福的网，我想她也在憧憬吧。殊不知，命运把我抛到这里。你想，有这样一个令我整天惆怅的姑娘，我的感情能平静吗？

　　老实说，我到这里来，我俩之间的物理距离远隔千山万水，我担心心灵距离也会如此。不久，我的担心成了现实。我收到她的来信，当我满怀甜蜜地拆开，却看到是她的绝情书。我没有痛哭，没有歇斯底里。我理解她，她有追求幸福生活的权利。我想起一首诗，“从来不用你说，你的心中还有我。人世间原本蕴含悲欢离合，只要你好好地活。”这是我对她的回答，也是我的祝福。我们就这样结束了。

　　扯了这么多，你一定感到厌烦了吧。哦，你不这样认为，这就是你采访的重要内容，你不会是宽慰我吧。

　　你问我成家了没有？成了。爱人就是本村的，叫杏花，这不，她回来了。杏花，给记者同志添点儿水。

　　好吧，我们继续。你问我和杏花有罗曼蒂克史不，既可说有，也可说无。这话看起来矛盾，然而也好理解。我们所处的这个社会本来就是充满矛盾的统一体，没有矛盾就没有世界嘛。你要感兴趣，我就对你详细谈谈吧。

　　就在花琼，嗨，我这人真是，刚说了不提人家的名字，一不小心又说漏嘴了。花琼和我劳燕分飞、各奔东西后，那段时间我很痛苦，整天闷闷不乐，就像丢了魂一样。感情这东西，并不完全受理智支配，她的身影老是在我眼前晃动。我越想忘掉，可越想她。记者同志，真是“抽刀断水水更流”，砍不断理还乱，藕断丝连啊。

　　每天放学后，我就坐在学校门口那棵黄葛树下，呆呆地望着远方。插上想象的翅膀，飞到她身旁，和她幸福地在一起。可想象不能代替现实，就像做梦一样，我从想象回到现实，更加黯然神伤，郁郁寡欢。

　　有一天，村民组长沙马木呷关切地问我：“高老师，你是不是身子不舒服，下山看看嘛。”我苦笑着摇了摇头，医生哪能治好我的病？

　　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慢慢的乡亲们都知道了。他们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对我更好了。时间能够冲淡一切，我的心渐渐平复了。

　　为什么还不谈杏花？记者同志，你别急嘛。“心急吃不了热豆腐”，我马上就对你和盘托出。

　　不久，村民组长沙马木呷又来了，他一进门就笑眯眯地说，“高老师，大伙瞧你搞不赢，决定给你添个帮手。杏花，你也认识，寨子里数一数二的好姑娘哩。”

　　我诚恳地说：“累啥，四十多个学生，还没有人家一个正规班多。”

　　他马上接过去说，“是哩。这大山旯旮，怎能跟人家比。杏花虽然在寨子里数一数二，也不能跟你比。”

　　记者同志，他一定是以为我嫌弃这个地方了。难道我是空气、阳光，还是别的他们不可缺失的东西，对依呷寨有着决定性的深远影响。不是嘛，我没来之前，乡亲们不也是生活的挺好嘛。

　　杏花来了，她是个腼腆的姑娘，见到生人就会脸红。我完全把她当作学生，毫不客气地批评她。她对我很崇拜，简直是五体投地的盲从。无论我说什么，她都闪烁着黑漆漆的大眼睛，不停地点头称是，并用心记下来。慢慢的，她也能担任新招来的一年级的教学工作了。我的工作轻松多了，不知不觉间，杏花的影子在我心中逐渐由模糊变得清晰起来。

　　我发觉窗台上最近总有一束绚丽的索玛花。我漫不经心地告诉村民组长沙马木呷。他听后久久不说话，最后郑重地告诉我，这是姑娘对心上人表达爱意的信号。“看起来，杏花心里装进你了。”

　　我进行着激烈的思想斗争。依呷寨山清水秀，杏花是个好姑娘。那段日子，我和她在一起，总有一种奇妙的感觉；她一看见我，莫名地紧张不安，低头搓着又粗又黑的便梢，但她很愿意接近我，好似我是一块磁铁。

　　我终于下了决心，接受杏花的感情，在依呷寨安家落户。

　　我和杏花结婚那天，成了依呷寨的节日。整个寨子都喜气洋洋，全寨人都参加婚礼，虔诚地给予祝福。

　　一年后，我们添了一个可爱的宝贝女儿，长得和杏花一模一样，圆圆的大眼睛，恰到好处的鼻子，瓜子型的脸蛋……

　　嘿，我怎么对你讲了这么多。来，喝水，我也该歇口气了。杏花，做两个菜，晚饭我和记者同志喝两杯。

　　你问我是怎样荣获省“情牵教育”殊荣的。说实话，只能用阴差阳错来形容。今年初，省委高书记到依呷寨调研，我壮着胆向他如实汇报情况。说实话，共产党还是好人多。高书记是老革命，作风正派，平易近人。他耐心地和我拉家常，临走时用玩笑的口吻对在场的大大小小领导说，“孩子是好样的，你们以后可要多多关照呀。”他老人家还忽发奇想，盛情邀请我和杏花带着孩子随他到省城游玩，。顺便说一句，依呷寨离省城不远，只有五十多公里。本来我还犹豫不决，但大大小小的领导都兴高采烈地代我接受邀请，情真意切地劝我莫失良机。盛情难却，正好第二天是星期天，我和杏花商量决定，到省城开开洋荤。

　　在高书记家里，一张很像我的英俊军人照片吸引了我。高书记告诉我，这是他的儿子，名字和我一样，也叫高祥。记者同志，大千世界真是无奇不有啊。那个和我面貌相似同名的英雄在对越自卫还击战中以身殉国了。高书记坦言，那天他看到我，思子之情油然而生，情不自禁地邀请我和杏花到他家里做客。看到老人家虽然身居高位，可却茕茕孑立，既没老伴，又失爱子，孤苦伶仃，我情不自禁地滋生了同情怜悯之情。以后，节假日、星期天，我和杏花偶尔也会带点儿不值钱的山货去看望老人。人是感情动物，一来二去，我们熟识了。

　　尽管高书记从未对外界表示过什么，我也守口如瓶我们之间的交往。但还是被嗅觉灵敏的好事者捕捉到了。他们竭尽全力地搜集材料，虽有拔高却也还不离谱，逐级上报，我才和“情牵教育”结缘。

　　你问我为什么拒绝调到中心校当教导主任？材料上说我决心为山村教育事业贡献毕生精力？其实主要还是因为家庭情况。杏花在这里，我已经把依呷寨当成第二故乡了。如果我到中心校工作，不是要增添许多困难吗？还有，调来接替我工作的是个年轻小伙子。我见他闷闷不乐，就关切地询问。原来，他深深地爱着一个姑娘，可因为调到这里工作，那个姑娘和她冷战。这和我的经历是多么相似啊！不知出于什么动机，也许是同病相怜吧，我找中心校领导反映情况，表示自己愿意继续在依呷寨工作，换那个小伙子到中心校任教。

　　这件事不知怎么被省报下来采访的记者发现了，添油加醋写了一篇稿子在省报刊发。其实，我不是“高大全”，只是在这里搞习惯了。我还有一种忧患，到中心校不一定能够适应。打个比方吧，就像在黑屋子里关久的人忽然见到阳光，总会多少有无所适从和刺眼的感觉一样。

　　哦，你问我的文学创作。我该怎样回答你呢？是什么激起我的创作热情，和其他作者一样，是生活。我总觉得有什么东西在心中冲荡，一些人物在我脑海萦回缭绕，搅得我坐卧不宁。于是，我提起笔来，笨拙地写点儿文字。我发觉，只有这样，我波涛翻滚的心灵才会释放能量，风平浪静。我把自己到依呷寨工作后的感受写成处女作《上山记》，作品中主人公有我的影子，是我的缩影。那时，我还不懂原型和典型，也不知道艺术真实和生活真实，更没有想到什么主题。我只是“我手写我心”。这篇拙作有幸发表，完全是编辑老师的错爱。作品发表后不久，编辑部给我转来十几封读者来信。特别是有个即将毕业的师范校同学，表示要向蒋华（《上山记》主人公）学习，到艰苦的地方工作。今年七月他毕业后，没有食言，真的上了山。

　　记者同志，中国古代哲学家老子说，“祸兮福所倚福兮祸所伏”，的确如此。我的文学创作，也给我带来许多麻烦。我拿着汇款单到学校盖章，校长看到汇款数目，惊讶得长大了嘴巴。一百二十元，虽然不是大数目，可和我每月四十二元的工资比起来，还是相对可观的。“真会捞外快啊！”校长嫉妒地说，好像钱是从他腰包里掏出来的一样。

　　记者同志，说点题外话。中国有个成语“鹤立鸡群”，意思大家都知道。可“鹤离鸡群”很少有人知道，许多鸡看到鹤比它们高，心生嫉妒，对鹤群起而攻之，鹤只好无可奈何地离开鸡群。人也差不多，见到别人比自己弱就鄙视嘲笑，反之则嫉妒围攻。以后，我就老挨批评。有些领导说我不务正业，误人子弟。其实，我的教学成绩比他们还高出一大截。我真不明白，我没有损害他们的利益，只是把他们用来吹牛、闲逛的业余时间用来做自己喜欢的事，他们怎么就如此耿耿于怀。

　　在我荣获“情牵教育”殊荣后不久，领导安排我到教师进修校学习。有个年轻的女教师，说自己也是文学爱好者，看过《上山记》，找我探讨文学创作。谁知却招来流言蜚语，说她是笑着进来哭着出去的。有一天，进修校主任找我谈话，“高老师，你是‘情牵教育’优秀教师，又是有妻子的人，可要注意影响呀！”当天下午，那个女教师又到寝室找我，看到四周围有人探头探脑，索性落落大方地说，“大家看仔细了，我今天是笑着进来的，等会儿还要笑着出去。你们可不要看错了。”

　　啥，你要走了？别着急，杏花马上就做好饭了，尝尝她的厨艺，满不错的。记者同志，我对你瞎吹的这些话，你可千万别拿出去发表呀。哟，沙马木呷组长来得正是时候。杏花叫我们吃饭了，走吧，别客气了，我们好好喝两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