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5-智慧的灯-正文129~130页

治阶级的大力支持；而统治阶级所以大力支持，根本原因是佛教的“诸恶莫作，众善奉行”基本教义为人们所崇仰。但南朝和北朝两地的统治阶级在崇拜佛教的形式上是有所不同的：

南朝继东晋重视佛教义学，并在佛教理论上有所建树。在建康组建了专门译场，涌现出慧观、慧严等一大批学僧，继续影响着士大夫的思想风貌。南朝佛教到了梁武帝达到顶盛。梁武帝十分重视佛教，曾四次光临同秦寺，又令臣下以亿万钱奉赎，广施财物；他兴建的大寺院，立丈八佛像，富丽魁宏程度在南朝是罕见的；他还明令禁肉食，食素食，还创立忏悔法，号“梁皇忏”等等。这些行动，大大促进佛教向社会纵深广泛流布。

在北朝，除北魏太武帝和北周武帝有过短期的毁佛外，其余诸帝还是相当重视佛教的。与南朝相比，这里比较重视兴办福业和禅行，义学以宣扬律己禁欲为主，并开始引进古唯识学说。至孝文帝时（公元471--499年），孝文帝为其父资福，度僧建寺，且重佛义，认为《成实论》可以“释人染情”，所以十分推崇成实论师；并为西域来僧建永明寺，组建了以菩提流支为首的译场，影响遍及整个北国。公元495年，迁都洛阳，于次年立少林寺，安居西域沙门跋陀。宣武帝（公元500--515年）即位之初，即为其父母营造石窟两所。此后经历代陆续营造，开创了规模宏大的龙门石窟群。孝明帝时（公元516--528年）在城内建永宁寺，中有金玉佛像10余驱，僧房楼观100多间。有史载，当时洛阳有寺500多座。可是，南北朝时期儒、释、道三教既联合又斗争的形势则更加复杂化了，而佛教却在这种情形下，持续扩大影响，并向多元化发展。

在向多元化发展的同时，佛教的译经事业更加蓬勃兴盛。可以说，南北朝是中国佛教史上产生译家和译典最多的时代。据《开元释教录》记载：从南朝宋永福元年（公元420年）到陈后主祯明三年（公元589年），经南北8个朝代，计169年，共有译者67人，译藉750部1750卷。这个译经高潮，发端于姚秦鸠摩罗什译经集团（公元402--413年）的传译中心向多方发展：北方有敦煌、姑藏、长安、洛阳、邺城等；南方有建康、广州、豫章，还有沿江地区的江陵、襄阳、庐山等。这时期的佛经译介范围，比任何时候都广泛。

第四节  南北朝时期佛经译介概况

上节说到，南北朝时期，计从公元420—589年，即169年间译经750部1750卷。其中就有《大般涅槃经》《华严经》《胜曼经》《楞伽经》《深密解脱经》等的大乘经典相继译出，并由此开辟佛性论和唯识论这一新的佛学领域，成为南北朝以至隋唐的热门话题。同时，又从南北两个方向传进无著和世亲开创的瑜伽行派的系列经典，如《十地经论》《摄大乘论》等，也影响了几代佛学思潮。

小乘经论的传译也日趋完备。自符秦开译《增一阿含》以来，至南朝宋译出《杂阿含》，即“四阿含”全部译成。小乘不同部派的论著也大规模涌现进来，如上座说一切有部的《杂阿毗昙心论》《阿毗昙毗婆沙论》《俱舍论》等；还有正量部的《三弥底部论》；还有上座部的《解脱道论》等；《那先比丘经》也在这期间译出。由于“阿毗昙”是采取论辩提问和解释名相的方式，来阐发佛教思想的一种文体，容易吸引一批循文求义的知识僧侣。

净土思想的佛经也有了新译，其中《观弥勒菩萨生兜率天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