心中的塔

心中的塔

王维宝

　　多少年来，过了元宵节便是城市楼建开工的日子。这样的日子真好，我总是骑单车或电驴出来，孙子小的时候带上，孙子上学后独自个儿。不溜公园，不逛超市，而是在区内市外的马路上慢慢转悠；或遥望远方，或仰视蓝天，特喜欢欣赏春光中那些转动的塔吊群。今春，由于冠状病毒的来袭，这些景象迟到了。心里的“负压仓”，便被四十年前的那段经历借机填充。

　　㈠

　　1976年，公社农田基本建设规划组的使命完成后，我由农民转为“亦工亦农”。此时，公社正在筹建建筑队和水泥制管厂。两家头头同时盯上了规划组的这七八个年轻人。在头头们的眼里，规划组的几个青年人在量量、算算、画画等方面都是“能手”。我被拉进了建筑队。

　　刚起家的建筑队没有厂房，暂时租了一家民宅。三个负责人，一位是党支部书记，姓李；一位是主任，姓洪；再一位是懂建筑业务的总队长刘成海，我们尊称刘师傅。

　　建筑队招来百十号人马，分成三个分队，每分队三十余人。我分进第二分队，职务是会计兼预算员。工人工资按月发放，分四级。队长一级28元；会计和大师傅二级24元；小师傅三级22元，小工末级20元。

　　别小瞧这几个钱，在农民眼里可是“大钱”。只会种地的农民土里来地里去，一年也挣不出来，当然有一定的含金量。比如：去开水炉买壶水1分；一个鸡蛋3分；一斤地瓜干5分；一盒火柴2分；一块学生橡皮2分。

　　建筑队的第一个活是自建厂址，包括建筑队和水泥制管厂。在临时搭建的办公室里，有我单独使用的办公桌椅。刚组建吗，会计的业务不多，我们分队队长张师傅看不惯我在忙忙碌碌的工人身边走来晃去，不时要我帮帮这个，顾顾那个，也直言过：“小王应在建筑队学点技术，艺不压身！”

　　工地的北邻是盖了多年的公社打井队。打井队里的几位小官官跟我熟悉，知道我是会计预算员，劝我别干这些“粗活”。

　　此时，我在两种观点上摇摆。我相信张师傅说的是心里话，也为我好。想到那些备受老百姓尊崇的木工、瓦工师傅，便接受了张师傅的劝导，在以后的日子里，我和工人们没有两样的架上架下，衣服穿不烂磨烂，冬天手上有裂口，夏天身上流臭水，吃苦受累不在话下。

　　㈡

　　公社组建如此规模的建筑队，肯定需要打出去。建完了自己的“家”，三支分队立马赴外：枣园、水寨和埠村煤矿，我们队去了枣园。

　　从辛寨到枣园有条沙铺国防路（现在铺沥青了），路标显示距离为27.5公里。那时在老百姓的心目中，枣园比明水的地位重多了，一来去明水还没有像样的马路；二来从枣园去济南有汽车、火车；再者，枣园是章丘工业的物资基地，人民生活必需的生产资料都在这里。

　　三支分队的工地都如此远，天天拉来送去，总队配备的那台拖拉机真忙。当把我们送到工地后，以后你怎么回家管不过来！

　　我们在枣园呆了十几天吃的没了，需要回家一趟，队长给了个车次：“十一号！”这天我们一行七人，午饭后开始徒步，到家时前来接迎的是满天星星。

　　第二天，装上两条口袋，大袋玉米面，小袋小麦面，送到总部。总部说的很干脆：“只拉粮食不拉人！”

　　咱在规划组时不是买了辆二手自行车吗，这会用上了。下午走的时候，骑车同行的变成三人。

　　那时的生活用品很奇缺，比如你想讨个老婆，最基本的彩礼是“三转一扭”：自行车、缝纫机、手表和收音机。

　　我仨中的老大是辛二的，姓辛，三十岁出头，他有手表。三人都来了，辛哥看看手表：“一点半，咱头一次骑车去枣园，看能用几个小时！”

　　这是有生以来第一次长途旅行，我骑的是国产红旗牌平把小轮自行车。我左脚踩上踏脚，身体前倾，右脚在地上猛然向后用力，反作用力下人车合一超前加速。然后，身体与车体稍微离开，右腿一边弯曲，一边从下方先是向内上方，穿过人与车拉开的空间，当刚好超过车横梁高度时，再水平右摆。摆过后，右腿下落，踩在右侧踏脚上，整个动作一起哈成，瞬间完成。

　　坐定后先蹬几圈，让车子正常行驶起来，只听辛哥一声令下：“飞起来吧！”哈哈，我们仨那个精神劲“刷”的提将起来。我后腚微微翘起，重心前移，双手紧握车把，如同鸟儿一般，飞驰在宽广的马路上，路边的那些杨树纷纷让路，棵棵被甩在身后，那个潇洒，心里那个美呀！

　　我们仨一会儿飙车，一会儿说笑，老大比我俩还气派，心气高着哩！老大跑过外，见多识广，两小的飞车跟在老大的屁股后面，洗耳恭听。

　　枣园到了，太阳还老高呢！“几点了？”我俩迫不及待。

　　老大不紧不慢，摘下墨镜，左手举起，右手习惯的捋起左袖口，露出那块“紫金山”，六条射线齐刷刷射向直径只有三厘米圆盘。

　　“啊，才一点三十六分！”六只眼睛眨巴了几下，再看：“秒针这不是还转着吗？”

　　“我这块表老了，防震性能不好了！”

　　“哈哈，”我俩前仰后合。辛哥也在笑，我俩偷偷看到了辛哥眼里强忍住的几颗不愿滚出的水珠儿！

　　枣园活儿就是多，何止建筑，弟兄们还能利用零碎时间赚点外快呢！

　　我们接的第一个活是给枣园火车站铺设露天货台。甲方经常因为天气、周转速度等，求我们插把手，帮他们加班，装车卸货，现场付费。太好了，我们有的是力气，高兴不已。

　　我们建筑队工具极其简陋，谈不上设备，手里这点技术也就盖座民房而已。楼房吗，望尘莫及。所承接的活儿几乎都是地面的，低矮的，说行话就是铺地瓜石、垒砖墙、摸水泥皮子、拧墙皮，制做木质门窗等。

　　如果需要钢筋，以手工拉直、剪切、绑扎，做成笼子，铺底部圈梁。偶遇浇筑，高度也就两米多点，人工完成。搅拌机、振捣器吗，没有！

　　第二年春天我们承担了一项“大活”，给章丘食品加工厂盖仓库。仓库山墙最高处接近6米，人站着垒墙时，脚手架板需要扎设三步。

　　架子扎成后上料的问题来了，若在人家建筑公司哪里小菜一碟，可我们呢？你就瞧吧：

　　离地4米的架板上一师一徒，徒弟在架板中部留出一段空板，先用绳子、泥兜提上和好的水泥浆倒入灰盆，然后弯下腰，两只手在身前抱球状张开，眼瞅前下方等待接砖。地面上的小工要么持铁锨，要么双手，将一整砖猛然用力，朝斜上方抛去。当整砖到达徒弟的脸前时，徒弟不失时机的双手接住，……一座山墙的砌成，这样的动作不知重复多少遍。

　　请不要为这样的动作鼓掌，要知道这两位兄弟的手、腰、腿和脚吃了多少屈。一旦抛接失手，受伤时的痛苦是什么滋味！

　　枣园的建设工地很多，我们经常看到章丘一建、二建公司的旗帜；看到那些施工中的楼房；看到楼房周遭矗立的一尊尊“好汉”，后来我们得知“好汉”的名字叫抱杆。抱杆与抱杆还不一样呢，有牛腿抱杆、罐笼抱杆，搁架式、实腹式，单抱的、移动的。我们视它们为英雄，为之倾倒，自己的建筑队何时才能有呢？

　　四十年后的今天，那些曾经称霸工地上空的抱杆群销然匿迹，取而代之的是塔吊群。

　　我现在最喜欢欣赏那曙光照射下的塔吊，每次走近建楼工地时，克制不住的举目远望，还不过瘾，走近仰望。您着那亭亭玉立的细高挑，在蓝天白云之下，或360度旋转，或上甩下沉，长长的胳臂下兜着那轻盈的袖口。袖口可以飞到那不断增高中舞台的所有位置。这些塔吊群，就是那晨曦中的芭蕾舞演员。

　　㈢

　　1976年订婚了，家里仅有的房子不够住，必须盖新房。经过一年的筹备，1977年仲春时节开工，房址选在南北大街东侧的自家园子里。

　　那个年代老百姓盖座房子不可能一起哈成，至少需要分成三个阶段，不仅是钱的问题，而是所谓的“建筑材料”不允许的。听我慢慢道来：

　　盖屋的第一阶段是放线，老百姓叫“方盘子”。放线是个技术活，师傅忙乎，小工插不上手，闲着呗！可是，街坊邻居都是“一家盖屋全来帮忙”，说句不好听的话：“混口饭吃”。

　　咱干的就是建筑，还是预算员呢！干这活内行。放线那天，我做师傅，喊来两个当家弟弟做小工，又从建筑队带来墨斗、施工线、三角尺和水准仪，不到半个小时搞定。再垒完基础也不过半天，为家里省了不少钱。

　　房子的墙体是垜石。这些垜石是文化大革命中响应国家号召，从自家祖坟扒出的，不一槽，七大八小。我提前一周量遍所有石头的尺寸，根据房屋的尺寸，将他们设计在最合适的位置，给石头逐一编号，按数学的术语，就是给每块材料定好“坐标”。等到师傅和小工们上来时都听我的指挥，便把每块石头置于该在的地方。太漂亮了，没有怠工，可怜那把事先准备的大锤毫无“用武之地”。

　　第二阶段是大泥筑墙体，只需黄土和麦稂。黄土是我从坡里一车又一车的推来的；麦稂是多年攒的，实在不够可以到队里的垛上去背，记上账，年终结算时扣下。

　　筑墙体一板不能太高，一米左右吧，这个活需要三板。活儿呢，可以承包给专门筑墙的师傅。筑筑停停，三次筑墙又过了一个多月。

　　第三阶段是上顶子，包括封口、立檐、走稍、铺箔、挂瓦等。这些活技术性最强，也累人，需要大量的架杠、架板和绳索。老百姓盖房最愁的就是从哪里借来大量的杠、板、绳，为此都跑折了腿呀！

　　那天早晨，一辆拖拉机拉来满车杠、板和绳索，停在了东园子门口。从车上跳下十多个三十岁上下的青年，街坊邻居马上知道我要第三期盖房了。

　　“呀，这么多呀！”邻居围上来，七手八脚，一阵帮乎，扎脚手架不在话下。该走檐了，建筑队的七八个师兄师弟迅速爬上架板，争先恐后，各霸一方。

　　忽然，几个街坊师傅看到这些年轻瓦匠垒砖时，使用最多的不是瓦刀，而是像铲似的，即轻快又顺手。一排活下来，活儿很规矩，干净麻利快。服了，竖起了大拇哥。

　　下架休息了，老师傅主动凑近新师傅，聊的是那么开心。老师傅们不耻下问，年轻师傅有问必答。哈哈，新鲜哪！与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哇！老师傅从此知道了这个新式武器叫“甩子”，又认识了几件从未用过的工具，什么不锈钢吊坠、钢卷尺、里拐、外拐、抹子等。老师傅不由得自愧不如：“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新人在成长”。

　　㈣

　　1978年仲夏，我参加了全国统一组织的第二次中考。其实，在上一次中考时我就参加过体检，结果没被录取，郁闷啊：是受我家那些复杂的社会关系牵连；还是体检表上的“合格受限”所影响？这是我当年的“谜”。

　　同样的错误绝不能犯两次。今年的中考，首先填表时我把那些社会关系换了说法，也有的项目表上没有了，况且这次体检也没了那行“合格受限”的鉴定。8月中旬收到了章丘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

　　消息传开，震动乡里。那年我们村考上中专的只有两人，都是师范学校，好像没有大专。要知道，有的村庄是连续多年都没人考上大中专的。

　　光说考上不行，还得看什么学校。当本族爷们知道我考上师范学校时，有的叹息：“唉！，怎么考了个师范呢？”

　　那时，我在街里街坊的眼里好像是个“人物”：“亦工亦农”一年挣个整劳力工分；建筑队一个月的收入与公办教师差不多；有一手泥瓦匠技术，按照老百姓的看法是“踩百家门，吃百家饭”。

　　王家一位爷爷把我唤去，一声乳名后说道：“你要是考建筑学校还行，可倒好，考个破师范，毕业后做老师混不了仨核桃俩枣，算了吧！干你的建筑队，顶家过日子多好！”

　　其实，我也有顾虑，主要是父亲在外工作，母亲胃病在身，奶奶虽然身体尚好，却也岁数不饶人，还有两个弟弟呢，分别小我七岁、十四岁。还有个她！订过婚了，说不定她听说后，正在暗暗关注着我的态度呢！

　　这年的中秋节，我家按照惯例请她来。那天一见面也不给道喜，第一句话却是：“听说你考上中专了？”话还不如眼泪来的快呢！

　　唉，你看看，你看看！我得先安慰她，必须表态才是。当时我用什么语言表达的忘记了，可以说出我们俩的现在：已是漫步银婚。

　　当时尽管顾虑很多，继续求学的愿望还是占据上风，因为我从小就有上大学的梦想，既然眼下机会来了，又是凭自己的真本事考上的，岂有不去之理。更重要的是奶奶、爸爸、妈妈和弟弟们坚决支持我再求学。全家人坚信：困难是暂时的，理想是永久的！

　　当我回到工地，带上那卷陈旧的衣被和生活用品，与工友们一一告别时，师徒、弟兄的每双眼睛都湿漉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