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物｜这里，有一块草根文学的土

　　肃宁周报是一家县级媒体，该报有一个副刊版面叫“武垣风”。这块版面为找到更多鲜活内容，一直面向全县征稿。

　　这两年智能手机普及，投来的稿件多到发不了。2018年，肃宁周报开了一个“肃宁瞎咧咧”微信公众号，刊发那些“看着还行”却没有机会发表在报纸上的内容。

　　一传十十传百，小县城里的文学爱好者就这样活跃起来。

　　他们中，有清洁工，在打扫马路的间隙，在没有流量的手机上敲出一段段文字，再整理成完整的内容；有人突然失明，困在几平方米的小屋里，用读屏软件逐个翻找能表达自己的文字，敲出黑暗日记；有人在村里的制衣厂做工，在孩子用完的作业本背面，记录一名缝纫工的日常……

　　他们都是草根，记录的都是生活小事，但质朴的字里行间，却展示着这片土地所孕育的一个个鲜活的灵魂。

　　“谁的生活不值得记记呢”

　　王俊喜。 河北日报记者白云摄

　　11月16日，肃宁县东泽城村。

　　李艳娟家的小院里，核桃树叶快掉光了，几条土狗看见生人，一个劲儿叫唤。土暖气还没供暖，屋子里冷得伸不出手来。李艳娟搓搓手，翻出几个烂本子，正面是孩子的作业和老师评语，背面是她用铅笔写的文字。

　　“家里没有电脑，也没有纸，就扒拉扒拉孩子们用过的旧本子。”李艳娟不好意思地笑，骨节粗大的手一遍遍想抻平本子上的褶皱。

　　“也没多少空儿，忙时种地，农闲了就去邻村的制衣厂打工，计件，一天一百多块钱。稿子都是晚上写，吃完晚饭刷完锅，我找个空屋，写上两句。”李艳娟今年49岁，初中毕业后，除了签字领工资，这是她第一次拿起笔。

　　那些她用过的本子，两面都被字迹戳透，铅笔写的初稿上涂了又涂，圆珠笔抄的二稿、三稿，也有不少修改的痕迹。

　　一篇千字的稿子，少说也得鼓捣两晚上，最后用工工整整的小字，誊写到一个品相相对好一点的旧本子上，她再用手机逐字打到微信里，发给肃宁周报的编辑。

　　她写表姐，写自己，平凡日子中的细节都被她记录到文字里。

　　王俊喜穿着一身橘色工装，用着一部磨损严重的智能手机。她发给自己的微信，密密麻麻的文字旁边都是发送失败的叹号，“我的资费套餐一个月才八块钱，一出家门就没网了，这办法又省钱又管事儿。”

　　王俊喜就用这种方式，在清扫马路的间隙，把一个一个字敲到手机里，晚上回到家，整理成完整的文章，再投稿。

　　67岁的王俊喜是当地一名清洁工，只上完小学4年级。她负责的工作区域是肃宁县城中心的耀华广场，这里人来人往，一天工作早中晚三个时段，晚上常常要等到21时以后，广场上的车都开走，把车位空出来才能清理，“清扫一遍，咋着也得两个钟头。”

　　王俊喜干累了，或者看见什么人和事来了“灵感”，她就倚着扫帚在手机里敲上两句。“工友们说我是清洁工里的赵丽蓉，其实我就写写我的生活，谁的生活不值得记记呢？”

　　她写诗，写短故事，描述过日落，也感慨过朝阳。

　　小学数学老师王荣，从没想过有一天能写文章。尽管，这个过程很被动。

　　她曾是肃宁县马庄小学的数学老师。一场眼病，她的视力几乎降为零，工作也暂时停滞。这场变故后，王荣和跑出租的丈夫租住到县城一处平房。阴冷的屋子里，自行车、煤炉子和一台旧笔记本挤在一起。

　　王荣摸索着走过去，脚碰到小板凳，斜着身子挨着板凳坐下去。她想演示如何打字，电脑屏幕却是黑的。

　　“我用不着亮，它能读屏就行，我给你打个《静夜思》。”王荣的手指熟练地在键盘上敲打，读屏软件为她读出每一个字所表达的意思，她再用键盘上下键一个个选。

　　“疑是地上霜”的“疑”字不好选，王荣侧着耳朵挨个听字面解释，选了足足一分钟，手一乱又摁错了回车，几经折腾才把“疑”字挑出来，“是慢，不过能写，能把我想说的话说出来，我已经很满足了。”

　　实际上，她写的文章错别字依然很多，读屏软件在读取她写好的文字时，从声音上无法辨别哪个字用错了。

　　她写黑暗日记，写童年记忆，她的文字，走出了困住她的那间屋子。

　　“把记忆拾掇拾掇就写出来”

　　李艳娟。 河北日报记者白云摄

　　“骄阳散发了一天的热量，疲惫不堪躲到西山上，那金色的余晖依然闪烁着光芒，照耀着阡陌原野和村庄。”

　　这首诗一读出来，作者王俊喜黝黑的脸微微涨红，“我们扫马路，要是傍黑出工，刚好能看见太阳下山，怪好看的。”

　　她描写年轻时种地、浇地的经历：“在那洒满月光的空旷原野上，碧绿的麦田，垄沟里潺潺的流水，水底映着天上的明月，夜静得只能听到机井流水的哗哗声。水自由自在地流进畦里，偶尔遇到高处，挡一下水，月亮就像摔碎了玻璃杯，一片粼光。”

　　王俊喜说，写这篇，是她到乡里看见别人浇地，现在都用电泵，也不用人看，这一下子勾起了年轻时的回忆，“在农村干活儿那光景，永远不会忘，把记忆拾掇拾掇就写出来。”

　　王俊喜可以说是这些草根作者中的高产者，她发在“瞎咧咧”公众号里的文章有几十篇，而且题材跨度大，从回忆到感悟，从人物到故事。

　　这都跟王俊喜的生活经历有关。她做过小买卖，在生产队挣过工分，光是扫马路也扫了十多年。日子的艰辛刻进她一条条深深的褶皱里，但她却乐观地看这个世界，也把这种乐观带到她的文字里——“火弱了，抓几把柴添上，火又着起来了，它们互不相让。真是轰轰烈烈，不分大小，没有私心，没有隐藏，如果整个社会人人都有一份能量发一份热，就会到处充满温暖。国亦如此，家亦如此。”

　　王荣写了17篇《黑暗日记》，都是她从一名普通人到失明残疾人的对比经历。

　　在学校，她曾兼任学校会计、实验室管理员，站上讲台列算式。但突然之间，她蒸包子捏不到褶，洗衣服摸不着脏的地儿，出门被人拽着走还会磕到腿。顺着她的文字，能读到她从不甘到接受现实走得多艰难。

　　“孩子爸出去跑活儿，孩子上学，就我一个人在家。那天，我说太闷了，出去走一下，就走了没多远，你猜怎么着？我居然摸到了盲道。县城建设真不赖，以前眼睛好好的，这玩意儿都看不到眼里。现在有了这，咱也能出门了。”王荣说，一激动，她回家摸索着又写了一篇。

　　吴富英主业是保姆。今年3月，她写的一篇《昔日垃圾堆 今日变树林》登在了肃宁周报。报纸编辑选择这篇文章，是因为这位62岁的农村妇女要比记者更敏感，契合了当下的新农村建设。

　　这篇文章写了点什么呢？吴富英写的是疫情期间，她和老伴听村里号召，不串门、不出村，俩人琢磨着家门口搞搞新农村建设，愣是把门口两米宽三十多米长的垃圾堆铲平了，种上了冬青和杨树的事儿。

　　“村里大喇叭不老是广播啊，说新农村这，新农村那，咱家门口好看了，不也是新农村的一块地儿。”吴富英笑着说。

　　今年清明节，肃宁周报推出的清明特刊系列，吸引了不少草根文学爱好者投稿，其中一篇《寄给天堂老公的一封信》，“编者按”上写：“读几遍，就掉几次眼泪。”

　　“看见马扎，我想起了你，前些天你还坐在上面晒太阳；看见小桃树，我想起了你，在医院你还说回来给小桃树接枝；看见扫帚，我想起了你，你每天早上都会用这把扫帚打扫院子……”这些回忆，是作者雷建任在丈夫去世后第十五天写的。

　　一说起这篇文章，撂了几个月的情绪让雷建任又擦上了眼泪。她患有小儿麻痹，并引发脊柱严重侧弯，即使拄着双拐，她连迈过门槛也费劲。

　　女儿外嫁，丈夫在今年3月去世，小院变得空落落。“以前，我俩就着伴儿，他打工回来，我俩说说话。快40年的婚姻，什么事都是他张罗。这篇文章上网之后，村里人遇着我说，谁看我写的那篇都哭，其实，那就是我想说的话。”

　　清冷的小院里，如今只剩了雷建任一个人，从这篇文章中，我们能看懂，她一肚子的想念中，其实是她的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