翅膀掠过海面

                         翅膀掠过海面（小说）

斜倚栏杆，一只洁白的海鸥跃入眼帘，它时而随浪起起伏伏，时而逆风而上。无意间，眼泪已朦胧了我的双眼，父亲一跃而出，先是中分的西装头，接着是古铜色的脸膛和清瘦的身躯，鲜活在我的眼前。

哭吧。八爷说。父亲在世的时候，父亲让我们叫他八爷，尽管他是一个司丧葬之职人们认为晦气的扛重佬。

本是霪霪霏雨，在我们出发的时候，雨却停了。乡间的小道泥泞而坎坷，三姐不断地重复着出发前母亲对我们的嘱咐。

八爷把父亲的坟头一扒开，日头便露了出来，阳光哗啦啦地泄下来。看见先生的大屋了，你们把日头挡挡吧。八爷说。八爷把父亲的安身之处称为大屋，这是老家的习俗。父亲十二岁那年从祖父手中接过一艘三桅船掌管，八爷就是父亲的十三个船工之一。从那时起，八爷一直把他的老板我父亲称为先生。

我们兄弟姐妹七人在东面一字排开，打开雨伞。父亲的大屋就在雨伞的阴影里。八爷放下锄头，慢慢地下到坟穴，弯下腰，小心翼翼地把棺盖上的泥土一捧一捧地清理干净。由于棺盖腐蚀严重，泥土不断哗哗地漏下父亲的大屋。腐朽的棺盖打开了。父亲直挺挺地躺在大屋里，身上的一袭长袍依然完好如初，人而却没了任何的音容。

哭吧。八爷说。

父亲的头骨裂开，三根肋骨折断。这就是我的父亲，一具从泥土中挖出的遗骸。泪水模糊了我的双眼。

父亲的死至今还是一个谜。于父亲来说，他被他热爱的叫海城的所抛弃了。这座叫海城的城市，一九九二年起以边贸为名的走私活动如火如荼，小汽车走私最为猖狂，海城几乎在一夜之间在全国闻名。到北京才知道自己的官小，到深圳才知道自己的钱少，到海南才知道自己的体力不够，到海城才知道自己的车不好。这句在九州大地迅速流行的俏皮话将海城这北部湾畔一弹丸之地与北京海南深圳齐名，足以说明当时的海城在全国闻名的程度。出名了的海城一九九二年后房地产热又是在一夜之间火了起来，全国各地及海外的一些商人或不是商人的人纷纷打扮成房地产商云集海城淘金，全国各地美丽和不美丽的少女少妇也纷纷拥入人傻钱多的海城从事色情和不色情的行当。我曾经的三妈将我祖父给她的洋楼卖了两百万的天价。一九九四年春节前小姐们从海城往全国各地的家乡邮寄了总数为十亿元人民币的汇款。电话打不出，汽车开不动，海城成了一锅沸水。疯狂的人们在海城从事疯狂的活动，于是海城成了一座疯狂的城市。

腐败无能的清政府被洋枪洋炮敲开国门后各列强在海城鱼贯而入，纷纷在海城建领事馆，当时只是一个小镇的海城一时疯狂起来。法国领事馆、英国领事馆、德国领事馆现已成为海城向世人炫耀的文物。而一九九二年至一九九四年海城的疯狂是清朝末年海城的疯狂无法比拟的。这种疯狂有人视为所谓的“海城速度”而成了时任海城市委书记汪水路的政绩。

这疯狂的一切和一切的疯狂父亲都无缘见到了。

办完父亲的丧事后，我曾写了一封信给时任海城市委书记的汪水路，向他反映父亲的不明死因，可这封信如泥牛沉海。二零零一年初，已升任省政协副主席的汪水路因在海城任职期间违法乱纪被中纪委查办，此时我才知道，我给他写那封信的时候，他可能已无暇无心顾及我的信，敛财或许才是他的专注。

为父亲的死，母亲一直自责。而对母亲的自责，三姐却没有劝慰。

母亲和三姐都认为，母亲如果不大意，父亲就不会去。母亲的自责成了她和三姐心中的秘密。直到十一年后，我们兄弟姐妹按母亲的意愿决定给父亲迁坟时，三姐才将这一秘密告知我。

八爷将父亲的遗骨一截截地捡起，用草纸拭干净，再用干净的草纸包起来，在坟穴边整齐地排列，然后依次放进金坛里。

出发前母亲千叮万嘱，八爷给父亲捡骨头时，我们一定要大声地哭——这样才会感动上苍，父亲的躯体就会完好无损。在我们的哭声中，八爷也在尽最大的努力，细心地将棺内的泥土捧进竹筛里，筛出泥土，寻找父亲每一节骨头甚至是最细小的手指骨。

在我的记忆中，父亲和母亲的争吵不断。然而他们之间的感情我们无法用现在的观点来诠释。父亲和母亲一共养育了十三个孩子，最终只有七个成活。父亲走了，母亲三昼夜滴水不进，悲痛欲绝，他们在贫穷和困苦中建立起来的深厚感情由此可略见一斑。

父亲和母亲来自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是有钱人家的花花公子，一个是贫穷的农家少女。在那个讲究明媒正娶、以包办婚姻为主流的社会里，父亲和母亲能成为夫妻，这多少让人吃惊，而首先最吃惊的是我的祖母——一个富有而寂寞的老板娘。然而，这正是父亲的性格所在，一个花花公子的反叛和固执。

读了私塾后又读国民小学的父亲，在他高小毕业那年任我祖父母威逼利诱，就是不愿再念书，无奈之下，祖父把自己所拥有的三艘三桅船中的一艘交给了父亲管理。我祖母去世那年，她用苍老而颤抖的声音对我说，如果我父亲继续读书，以他的聪慧他定能成为一个民国的大学生，然而他实在没有出息。奶奶也不明白，就算父亲能坚持把书读下去，未到读大学，早已不是民国了。

在那时，三桅船是海城本地最大的船了。拥有三艘这种既可用于捕鱼又可用于运输的三桅帆船的就是有钱人了。祖父拥有三艘三桅船，他便从一个卖油佬的儿子挤身进了有钱人之列。

父亲从我祖父手上接管了一艘三桅船，在极短的时间内，他也完成了他的蜕变，他从一个国民小学的学生急剧演变成了一个老板，一个花花公子。

父亲的船在渔汛期捕鱼，其他时候则奔走于海城至海南、海城至越南海防、海城至雷州半岛之间，运送各种物资。长期在海里穿梭，聪明好学的父亲学就了娴熟的驾船本领，正是这个本领，使他终于在一九七二年能重新回到了船上，成为老家的渔船船工。

十二岁的父亲学会的不只是驾船技巧，从严肃而正统的国民小学出来，穿梭于花花世界，父亲学会了抽大烟赌博嫖娼喝酒，他很快就成了一个浪荡的纨绔子弟。不管是在海南岛、雷州半岛，还是越南海防，船一靠岸，父亲首先寻找的是称为大烟的鸦片和烟花巷里涂脂抹粉的妖艳女子。直到海城被划为国家沿海开放城市的一九八四年，近九十高龄的祖母因在海城无人照看只好投靠当时还生活在农村的父亲，祖母仍对父亲当年管理一艘船却没有一分钱交到她的手上而耿耿于怀。

长期以来，母亲一直认为祖母对我父亲没有一点母子之情，甚至有点憎恨。如果真的有这种憎恨，开始我怀疑与父亲吸鸦片和寻花问柳挥霍无度有关。

十二岁就开始闯荡江湖，父亲成了猎艳高手。在他所到过的风月场所，他从不放过有姿色的女子，甚至是与他擦肩而过的良家少女少妇，而他从没想过要与这些女子成婚。她们只是他的猎物，仅此而已。为得到母亲，父亲却付出了与我祖母翻脸的代价，这对于当时风流成性放荡不羁的父亲来说，这种代价是十分高昂的。

母亲的童年和少年的命运是坎坷的，用贫穷和困苦还不能完全对她一家全部生活的表述。我母亲八岁那年，我外祖父去世，我外祖母抛下她和我不到两岁的舅舅远嫁他乡，母亲和我舅舅与我寡居的曾外祖母相依为命。那时没有碾米机，稻谷变为大米全靠人工操作，筛米还是当时农村的一种行当，筛米就是把兑臼舂出来的杂着谷皮的大米用竹筛子筛过，使谷皮和大米分离。曾外祖母靠帮人筛米，把一些筛出来的极细的碎米作为报酬养活一家三口。我小时候见过我曾外祖母，那时她的手上和脸上长满了令人恐怖的老人斑，她的床顶上方还悬挂着一副棺材。她一餐能喝两斤米酒。母亲告诉我，曾外祖母一生死过三次，而前两次都能自己活了过来，那副令我心惊肉跳的棺材就是她五十八岁那年第一次死的时候为她准备的。她最后一次死时，再也没能活过来。去世时她已经一百零二岁了，那年我正好考上公社的中心小学，在中心小学初中部尖子班念初一。

母亲小的时候没有化肥，那时猪粪是极好的肥料，母亲经常背着我年幼的舅舅到村里各处捡猪粪，将捡回来的猪粪倒在土粪槽里，泼上少许水沤肥，后卖给大户人家种庄稼。母亲一家的生活是极其艰难的，而母亲的这一段困苦，解放后竟帮了父亲的不少忙。

农村老家有以人的职业给人起花名的习惯。花名即外号。由于母亲捡猪粪为业，村里人给母亲起了一个花名叫“猪屎妹”。令村里人意想不到的是，捡猪粪而又贫穷的猪屎妹却越长越水灵，十四岁的母亲长得亭亭玉立，成了当地远近闻名的美人。

在一场台风来临的时候，父亲为避风将船驶进了母亲村边的河流入海处。看见母亲一手提着小粪篓，一手拿着粪耙从岸上款款而过，父亲立即找不着了自己魂魄的踪影。那时狂风已至，黑云压得很低，天已塌下了一半。母亲加快脚步碎步往家里跑去，她全然不觉我父亲已狂奔而来。在母亲的奔跑中，雨点在狂风的助虐下向地面砸了下来。村口有一个大草垛，在风雨中，草垛散发出干稻草的香味。父亲追上了母亲，他一把拉住母亲，行了一个单腿下跪的西洋礼，望着惶恐的母亲念念有词，说我爱你我爱你我爱你。而父亲这些赤裸裸的表白，对于当时生活在农村的母亲来说，无异于遇上了一个疯子。母亲甩开了父亲的手，欲往家逃去，色胆顿生的父亲强行揽抱我母亲并欲行吻。当时风雨大作，村口没能找到一个人影，周围的环境类似于黄世仁们对白毛女们强暴时的样子。出于本能，母亲将一篓猪粪扣在了父亲的头上，父亲没想到一个弱小的女子竟如此的反抗，猪粪和着雨水流过我父亲的眉毛眼睛嘴巴，我父亲愣住了。趁父亲发呆之机，母亲如受惊的针鱼般射出，逃之夭夭了。

经常出入风月场所的父亲从没有女人拒绝过他，与他擦肩而过的一些良家妇女竟也经不起他金钱的诱惑任其施暴。而母亲这一反抗，竟让满肚花花肠子的父亲顿生改邪归正要把我母亲娶回家去的念头，并且这一念头近一个月几乎占据了他的所有思维。在避风期间，父亲花钱把母亲的家庭情况了解得一清二楚。避风过后在航往越南的来回海路上，父亲已没有了干活的心思，无论是闭上眼睛还是睁着眼睛，母亲的倩影总在他的眼前晃动，他知道自己已无药可救了。

一个月后，父亲的船回到了海城，船尚未抛锚，父亲就放下小艇，跳下小艇自己将小艇摇回了岸边。父亲在一家赌馆里找到了正在麻将台上赌意正酣的我祖母，父亲立即把要娶我母亲为妻的想法告诉了我祖母，确切地说是我父亲正式通知我祖母，他要娶我母亲为妻。那时我祖母正企图将她老家一个小镇上一名她的远房亲戚的女儿许配给我父亲，她那远房亲戚家里有近百亩水田，这名闺女是她远房亲戚的独出。这门亲事祖母已和她的远房亲戚商定了，就等着择日将她远房亲戚的女儿娶过门了。

但父亲决意已定。

我祖父那时休了大房，又娶了三房，二房的祖母与祖父的三房从吵骂发展为斗殴，祖父干脆在外面买了洋楼和按海城习惯我们应叫三妈的我祖父的三房住在了一起，极少回祖母那个家了。我伯父那时读书读上了瘾，常年驻校不归，父亲又常年在外，祖母便带上我小姑到赌场去解闷，没想到一赌竟上了瘾，她和我小姑日夜在赌场赌得天昏地暗，连家也懒得回了。我父亲找到我祖母时，她正在赌兴上，当父亲说要娶一个一文不文的捡猪屎的乡村少女为妻时，她正欲发火，可当时牌运极佳，她不想因发火而冲了运气，加上想起我祖父的所为，她就把她远房亲戚的女儿出卖了，她碰了一个妖鸡后轻声叹了一声，然后说，随你去吧。我祖母当时虽并没强烈反对父亲的婚姻，但在她有一天将她所掌握的家产赌光后，想起那本来就垂手可得的百亩良田，她就因我父亲的婚姻而对我父亲几乎恨之入骨了。

父亲领了我祖母这句话，就自己找了个媒人，备了彩礼，让媒人到我母亲家去说亲。我祖父在海城一带虽不是富甲一方，但还算是有钱人，加上娶了三房太太，是富有名气的。我曾外祖母听说亲家是我祖父时，虽她对我父亲的风流成性略有所闻，但她还是同意将我母亲嫁给我父亲，而这一切是背着我母亲操作的，母亲对此一无所知。待媒婆与我曾外祖母定下婚期，父亲备好所有婚礼所需后，父亲就把婚期分别告诉我祖父祖母。就这样，我母亲就成了我父亲明媒正娶的妻子。那年，父亲和母亲虚岁十六。

农村老家不把色狼称为色狼，而称灰佬。母亲在新婚之夜发现丈夫竟是那个企图强暴自己的灰佬时，她顺手抄起父亲床上的一把红木扇子，将父亲的门牙打落。第二天，人们发现父亲在新婚之夜少了一颗门牙，尽管父亲当天就及时地在脱落的门牙原址上镶了一颗金牙，父亲还是多了一个花名“崩牙佬”。

父亲虽少了一颗门牙，而他发现，母亲打落他一颗门牙之后，却变得十分温顺。在以后的生活中，虽母亲和父亲的口角不断，母亲却从没有与父亲动过手脚，甚至在解放初祖母与三妈的争夫之战中，母亲竟没能发挥出她挥打父亲时的战斗本领，助我祖母一臂之力，而令我祖母十分失望。

先生已经归家了，你们歇歇吧。八爷清点证实，父亲的遗骨全部捡完，他把金坛口用红纸封好，盖上盖子，再用红绳子将金坛绑得严严实实，然后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仿佛是完成了一件旷世之举。

先生原先躺着休息，今日起，先生将坐着观世界了。八爷自言自语道。

父亲去世已经十一年过去了，母亲依然生活在自责之中，她认为她对父亲的去世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

在河流入海处的农村老家，我爷爷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初建了一座青砖四合院。按惯例，每年春节正月十五清明农历七月十四鬼节，我们都回到那座四合院祭拜祖先和各路鬼神。一九九零年的清明第一个礼拜天的早上，我们兄弟姐妹七人骑着单车和父亲一道从四合院出发，前往一个叫番塔脚的地方，那里的各处是我们祖宗的长眠之地。路上有一段坎坷不堪的烂泥路。那天天气一反常态是出奇的好，母亲一早起来做好早饭后，久违的阳光洒满四合院的天井。而父亲和我兄弟姐妹们到了这截烂路，阳光突然收敛，天空飘下了霏霏淫雨。推着单车的父亲突然自言自语地说，今年我给你们扫山，明年该孩子们给我们扫山了。在家乡，清明扫墓叫做扫山，而客家人即称为挂纸。父亲说这话时没有任何的异常。而这句话正好被刚刚走出大学校门的正患青春期忧郁症极为敏感的小弟听见，他觉得父亲的语言十分诡异，当天晚上他便将这异常情况告知了母亲，而母亲当时并不在意。父亲去世后，母亲联想起这事，意识到这是一种预兆，她认为得知这种预兆后，如及时采取措施，是完全可以避免任何灾难发生的，包括我父亲的意外死亡。父亲去后一个月，母亲在自责中将这事告诉了比较贴心的三姐。三姐听完后，三姐含着悲痛的泪水用责怪的眼光看着母亲。

按家乡的习俗，遇父亲此种不好的预兆，应由三姐等父母的女儿们给父亲做一条裤子和买一截不算长的红绳、买酒肉给父亲“冲喜”。而这一切操办起来是十分简单的，母亲却没有做。在三姐看来，她的观点和母亲一致：对于父亲的意外去世，母亲有不可推卸的责任。当时我在桂西北石山区的一所小学里教书，对于这一切，我无从知晓。在父亲去世十一年后，三姐才一五一十地告诉我，她告诉我这些的时候，从她的眼中依然看出她对母亲的责怪。

是谋杀？是事故？没有人给父亲的去世定论。父亲是一个死过多次的人，他并不惧怕死亡。起码我是这样理解的。父亲的三次危机与我曾外祖母真死假死的次数总和一致，这或许纯属巧合。而父亲的死，除了第三次以外，前两次都死里逃生，并且两次都与日本鬼子有关。

一九四零年末，那时的父亲在小镇上读书。在陆路并不发达的当时，作为水路通往县城最近的小镇，还曾是渔港和海上贸易的重要港口，是十分繁华的。小镇是距老家四合院最近的镇子，当时祖母和父亲还未随祖父到海城生活，父亲就在小镇唯一的一所民国办的国民小学念书。那个春天，日本鬼子的飞机常沿着家乡的河流低空掠过。

一个礼拜六的下午，灿烂的阳光照在我家四合院后的河面，涨满潮水的河流轻轻涌动，河面上泛着粼粼波光，有几条鲈鱼在河面上顺着潮水的流向腾跃。而在河堤的另一面，田里的红薯长得十分茁壮，一条牛在田埂上悠闲地吃着草。在那个下午，父亲一边骑着他那辆心爱的德国产单车，一边吹着口哨放学回家。他到了渡口，村里的艄公正将渡船停靠在岸边候客，父亲扛着单车上了船。渡船到了河中，日本鬼子的飞机吼着飞来了，而每次日本鬼子的飞机飞来，看见河中的船总要开枪。看见飞机来了，父亲机械地趴在渡船上，在那一霎间，父亲听见鬼子的飞机发出的声音大得吓人，还有突突突的机枪声，几乎将耳膜震裂。飞机飞过，艄公倒在了父亲的身上，热乎乎的血液把父亲时髦的白歌子衬衫染红了。父亲从已气绝身亡的艄公身下爬起来，机械地拿起竹篙，将渡船撑到对岸。渡船一停稳，父亲扛上了他的单车上了岸。回到了家，父亲没有搭理任何人，他一人呆坐到后半夜才和衣睡下。就是那年夏天，父亲没有听从祖父母的劝阻，高小毕业后离开了学校，开始了他花花公子般的生活。

我们随着八爷来到父亲新的墓地。父亲新的安身之处是一座小山，这里正是以前从小镇到县城水路的终点，父亲的船经常在此靠岸，或装货，或卸货。伫立山头，仿佛还有帆船来来往往。而现在，经多次的围海造田，原来的河流已不复存在，在原河流的上面，是一畦畦绿油油的秧苗和一群正在觅食的黑乎乎的八哥。

在八爷给父亲挖新的安身之处时，按风俗，我们躲在看不见八爷的地方，直到父亲重新入土为安。

在家里的生活极其困难的时期，父亲和母亲的口角不断。为家里极需的一个装谷子的篓，母亲就会向父亲发起口战，因为父亲连一个篓也编不好，农村的男人连这种活都干不来的话，他将成为人们嘲笑的对象。父亲和母亲之间的战争，有时是为一双用苦楝树木制作的我们穿的木板鞋。父亲这些活水平总是一般，总不能让母亲满意。这些不满意，母亲保持了终生，带着她的不满，她与父亲厮守一生。

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末至七十年中期，是父亲和母亲生活最困难的时期。

六十年代，曾外祖母正在操办我舅舅的婚事。外祖母一去不回，无父无母的舅舅能说上一门婚事实在不容易。而当时曾外祖母年老体衰，已无力凑足舅舅娶妻的彩礼和婚礼所需。当时我家正养着一头猪，这头猪正是父母一年来唯一的希望，它能给贫穷的家人增添衣服交纳我兄弟姐妹们的学费买点灯的煤油和吃的油盐等等。但我舅舅的婚事就如战事，父亲毫不犹豫地将猪卖了，将所得的现金全部交到我母亲的手中，用于操办舅舅婚事。父亲去世后，母亲给我们讲了这件事，沧桑的眼里流露出一种满意。

给父亲迁坟，缘于母亲请人扯了一卦，说父亲命中要死三次，要葬两个地方。兄牵头，安排了这一次给父亲的迁坟，以遂了母亲的心愿。给父亲迁坟之前，要给父亲做法事，法事名就叫过火山。做法事的道公佬说，由于父亲在祖屋外过世，父亲尚未回家，他的魂魄还在野外游荡，给他做了法事后，他就能回家了。

人故去后的第七天叫头七，第二个七天叫二七，由此类推，有四七、五七、六七等等。在老家，法事一般是故去的各个七里或百日里做。人故去后，他们的魂魄一般在头七那天回家。死人的魂魄回家的时候，要刮一小股风，风是顺着道路从外往故去的人家里刮去的。我们小时候，如遇村里或走路要经过我们村子的邻村有人故去，在那人故去头七的那天晚上，母亲绝不允许我们出门，天一黑就要把家里全部门窗紧闭，她怕我们遇到死人回家的魂魄招至不测。

道公佬是我小学时的一名同学，叫五弟。道公佬五弟说，我父亲在他头七的那晚没刮风，他没回家。但村里一直有一个与道公佬五弟相左的观点。

五弟并非是我的亲弟或堂弟，他就叫五弟，出生时他父亲给他起了名字就叫五弟，他姓潘，上学后，他的书名就叫潘五弟。五弟是我小学时的同学。他读小学时和我同桌，那时，我完全看不出他有超度驱鬼的特长。他成为道公，是他结婚后的事。他有一个比我们年长三岁的兄长，在我和五弟读小学一年级时，那时流行革命样板戏《沙家滨》。那年盛夏，天出奇的热，稻田里的秧苗都被日头烤得垂头丧气的。太阳最毒的那天，五弟他哥率着一群村里的小孩，高喊着“沙家滨冲啊”便跳进了生产队一个闲置的池塘里，这个池塘是围海造田后的产物，池塘的中央深不可测。后来五弟他哥的同伴们都从水底浮起来很久了，五弟他哥却没能浮起来。再后来，全村人的男人们摸的摸、网的网，两个时辰后，把五弟他哥从深不可测的水底捞了起来，那时五弟他哥早已到另一世界去了。五弟他哥故去前或许根本没想到，是他成就了他弟弟五弟成为一个道公佬。

过火山是道公佬常做的法事的一种。做法事前，道公佬千叮至嘱，我们兄弟姐妹在做法事的那天绝对不能沾荤，否则父亲过不了火山，如果父亲过不了火山，他还是个飘泊不定的孤魂。兄给我打电话，说明了这一注意事项，末了他说这是母亲的叮嘱。当时我正和一家公司做一笔走私进口汽车的生意。而谈生意总离不开吃吃喝喝，而吃吃喝喝总不能给人家吃素，否则人家会生气，人家一生气，生意准谈崩。当时着实让我进退两难。

父亲又重新回到那阳光照射不到的地方，那里或许有更多的幸福和快乐，但没有海水和涛声，我想，父亲在那是无法快乐的。这一次和一九九零年的冬天一样，父亲已一去不回了。在父亲的坟前，我们摆上了精心准备的各种祭品，燃起蜡烛和香，我在心中对父亲说，父亲，你安息吧。然而我说这话时，心里总觉得有点虚。

十一年前的那个冬天，我在石山区的那座小学接到加急电报风驰电掣赶到海城时，父亲已经躺在殡仪馆那个狭小而冰冷的小冰柜里。我见到父亲时，外面天色已暗。当时尚在农村小学教书的兄说，父亲突逝去得不明不白，如现在再火化，我们回村里就会让人笑话，让人看不起。我们兄弟姐妹几个于是就凑了一千五百元走通关节，请一辆由单车改成的边三轮将父亲从殡仪馆里拉了出来。当工作人员把担架从冰柜里拉出来时，在惨白的灯光下，担架上的父亲两眼睁圆，脸色苍白。我们兄弟三人握住父亲冰冷的手脚，把父亲抬上了三轮车，父亲挺直而平静地躺在车上。在黑暗中，我们步行领着三轮车夫连夜走了六十多里路把父亲送到老家附近的丘陵。此时的父亲却不能回到那四合院里的，按风俗，在外故去的人是不能回到祖屋去的，要回，就要从祖屋祖公厅后墙凿一个洞，从洞子往里拉回屋内。青砖垒起的四合院就像一个风烛残年的老人，它已经年事已高了，那时兄一家都在里面居住，我们不想冒风险，兄也没提出要这么做。

我们连夜给父亲搭了一个简易的篷子。暗淡的烛光下，父亲十分安静，如一只飞累的海鸥静静地栖息在海面上。父亲已经离我们远去了，而我们却不知道，他为何而去。在悲痛中，我发誓要查明父亲的死因，让父亲瞑目。然而十一年过去了，我一无所获。

第一个发现父亲去了并向警方报告的，是居住在海城渔港边上的老阿婆。那天早晨天刚放亮，她习惯性地走出家门，到两米开外的路灯下，动动筋骨，吸几口潮湿而腥味极重的海港空气。那天她在动作的时候，发现父亲的小艇停靠在岸边的路灯下，再细看，小艇没有系绳，而艇中有半艇水，父亲浮在水中。阿婆赶快报警。警察按照小艇的编号找到了租住在海城的我母亲。母亲赶忙通知我六姐，我六姐夫赶到海港，把我父亲从血水中抱上了岸。

在冬季，海城刮的通常是北风，而那天晚上却刮起了南风，如果那晚刮北风，父亲就会随艇飘出大海了。老阿婆说，我父亲能回来，给儿孙留了个全尸，是父亲前世积的德。父亲的头部破裂，胸部多处软组织挫伤，父亲受致命伤加上流血过多而亡。后面赶来的法医也得出了这个结论。父亲为什么受了外伤，他在海港的何处受的伤，警方没有给出结论。

按规矩，祭品向着父亲，我们请父亲吃饱后，又将祭品转向相反方向，请四周的各路鬼神吃饱。随后，我们燃烧纸钱，燃放了鞭炮，完成了所有拜祭仪式。拜祭过父亲，天色已经昏黄。周围的村庄已笼罩在浓浓的雾霭之中。

回到海城，母亲询问我们给父亲迁坟及拜祭父亲的整个过程，此时的母亲显得异常的细心和累赘，她询问得非常详细，她生怕我们遗漏某个重要的细节。直到我们的回答没有任何的异常，母亲才松了口气。

母亲的谨慎，又回到了文革时代。

解放以后，新政府颁布法律，实行一夫一妻制。我祖父面临抉择，他只能在我祖母和三妈之间作出选择，而当时祖父的天平是向三妈严重倾斜的。在老家，谁都知道小镇女人的厉害，这里所说的厉害包括能干和泼辣，祖母来自小镇。无奈之下，祖母率我母亲和我小姑与三妈展开了争夫之战。在战场上，母亲不知是在城市中迷失还是未见过如此复杂的女人之间的战争，她成了一名旁观者，令祖母十分失望。三妈和祖父没有生养，只是收养了一个女孩，在与祖母的这场战争中，三妈知道，她只能胜，不能败，否则她将一无所有。所以在与我祖母的战斗中，她不得不竭尽全力。祖母尽管泼辣，她却不是比其年轻高大，又做过风尘女子的三妈的对手，在与三妈的一场战斗中，祖母的头中了三妈从家中飞出的木鞋而光荣挂彩，而正是这只木鞋，终结了祖母与三妈之间的战争。

这只木鞋命中我祖母令其昏迷后，又弹开侧飞命中了我小姑，小姑的脸部顿时血流如注，以至差一点破了相。我祖父外出归来，发现老婆和女儿双双躺在了床上。祖母和小姑的哀求，加上街坊别有用心的规劝，祖父决定离开三妈。我祖父当夜便来到了他买下和三妈一起居住的小洋楼，三妈本要向她描述最终她得已获胜的与我祖母的那场战斗，而我祖父阻止了她。祖父将她拦腰抱到床上，狠狠地扒光了她的衣裳，然后与她疯狂作爱。那晚三妈感觉到，祖父又回到了和她刚相识的第一个晚上。

第二天一早，我祖父请来街上德高望重的老者作证，将这栋长近百米宽四米多高三层的小洋楼给了三妈，然后收拾他的衣履，在三妈迷离的泪眼中扬长而去。

三妈惨败了。与三妈争夫之战中取胜的祖母却觉得胜不如败，她失去了那栋可与三艘三桅木船同等价值的小洋楼。

在祖母与三妈的战斗打响的同时，解放海南的战斗也开始了，祖父的三艘三桅船中的一艘被征用，后来可能在解放海南的战斗中光荣牺牲了，反正三桅船一去不回了。剩下的两艘三桅船老家的合作社已托人找到了我祖母，合作社想把这两艘船合作了。失去小洋楼的我祖母一时慌乱起来，她已将囊中所有全部赌光，无了方寸的她偷偷地将这两艘船低价卖了。正是这两艘被我祖母卖掉的船，使我父亲在日后的生活中吃尽了苦头。

五十年代中期，已在海城居住了近十年的母亲回到了在乡下的四合院，她从城市回到乡下的理由是，海城没田种，海城一天只吃两餐整天都觉得饿。无奈的父亲也只好随行。老家要给每个人划个成份，母亲这个当年一贫如洗的猪屎妹理所当然是个贫农。在给父亲划成份时却没这般的顺利。祖父有三艘三桅船，有人主张至少给划个富农，有人却认为祖父没有一分地，不能划富农，最多只能算个中农。两种争论一时难分胜负。贫协主任是我母亲的堂叔，他知道这位堂侄女从小就过得不易，一锤定音，我父亲粘了我母亲的光，就成了一个不上不下的中农。中农的父亲按理说他不应与每次的政治运动有些什么瓜葛，而各次运动还是成了父亲的梦魇，这不是因为父亲的中农成份，而是因为我祖母卖掉的那两艘船和我父亲自己。

解放初期，家乡读过书的人很少，加上尚未有因犯错误而被遣返回乡的干部，父亲在老家的乡下就理所当然是一个最高文化者，作为乡下的最高文化者，父亲有两个好于普通农民的出路，一是到村里的小学教书，一是到村公所当干部。父亲因此就成了村公所的会计。那时，母亲的堂叔已经下台。

娶了母亲的父亲的风流秉性收敛了，加上三艘船相继失去，没了经济来源的父亲也耍不起花花公子的派头，他开始成为一个本分的农民。父亲本来可以老老实实地当他的小会计，他毕竟已经老老实实了很多年。可有一天他公子的派头又起了，他不但失去了会计这份活，我祖母对抗合作社、私卖船等反动行径被一一揭露，父亲连普通的农民也当不成了，他成了农村的坏分子。那时的家乡还没有电，也不普及电筒，每次运动，他和其他地富反坏右一起，提着自家的煤油渔灯到指定的地点集中，由民兵看守着，以防他们搞破坏。令父亲惹事的，是父亲居然揭发村公所领导将村公所的一张旧书桌扛回了家，而那时，村公所是没什么财产的，不会像现在那样在村委会中经常出现大的腐败分子。父亲揭发的第二天，桌子回到了村公所，父亲回到了家里。村公所领导说，我父亲是想夺权。至于是否如此，我一直没有机会与非党员的父亲对质，直至他去世。

老家是个有名的地方，汉朝时设郡，是一个很大的行政区域，辖现广东部分区域、广西部分区域和海南等一大片土地。翻开成语词典，甚至有一个著名的成语故事就发生在这里。一九五八年，县境内的南流江上要建一座大桥，以贯通广西和广东。父亲在民兵的监视下参加了大桥的建设。一九九零年春节，我从山区回到老家过年，父亲和我谈起那段岁月，脸色潮红，兴奋异常。父亲如此激动的原因，是他以白话文写就的决心书在建桥指挥部的决心书比赛中荣获一等奖，奖品是毛巾一条、搪瓷口盅一个。父亲却没有提起，他那时是在监管下劳动。

从父亲失去村公所会计一职开始，母亲就变得谨小慎微，而又以文革时为甚。一九七二年，父亲脱去了坏分子的帽子，父亲花花公子时代练就的一身海上本领帮了他的忙，他又回到了已阔别二十年的船上，成了生产队渔船上的一名舵手。而母亲的谨慎并不因此而有所改变。母亲不识字，虽经扫盲班扫盲后脱了盲，而扫盲结束后，母亲又和扫盲前一样，连自已的名字都不认识了。中国文化又不是识了几个汉字就能了解的。为了避免惹麻烦，每遇政治运动，母亲晚上总是彻夜难眠，半夜起来把父亲的一些有毒草嫌疑的书籍拣出，待天亮时煮早饭引火用，那时农村做饭烧的是稻草，而生产队分到各家的稻草并不够全年做饭用，书留着危险，烧书做饭算是对书极好的开发利用了。因为母亲的谨慎，父亲多次与母亲发生冲突，原因是母亲把父亲一些线装的古代名著和古代药典烧毁了。在父亲咆哮的时候，母亲伫立在一旁，如一个受委曲的孩子。

母亲生了我们兄弟姐妹十三个，其中有六个夭折。父亲被划为坏分子时，长时间在外被监管劳动，摘掉帽子后，父亲又经常出海，母亲养育我们是十分艰难和贫苦的。从我懂事起到我外出读书，我们家的生活是处处窘境，母亲常常为没米下锅而发愁。母亲生育我们兄弟姐妹时，父亲均出门在外，母亲的生育过程靠我父亲的伯母婶婶们帮忙，在母亲的生命中，她没有传统的坐月子，月子中她没吃过一两肉是常事，生产三天后，母亲还得自己挑水做饭洗衣服。父亲的心中一直有一种对母亲的愧疚。咆哮归咆哮，发完火后，父亲和母亲还是和好如初。

父亲的去世母亲认为自己有过失，而她认为这种过失后果是严重的、不可挽回的。因一次过失，她失去了四十多年来相濡以沫的丈夫，她不想在她的身上再次发生类似的过失，产生类似的悲剧。这就是对母亲如此谨慎的唯一解释。

小时候，我们乡下孩子的学习生活是自由自在的。因老师也是农民，我们极少有作业，一年之中，我们除了享受暑假寒假外，还有春插双抢秋收三次农忙假。父亲得以回到船上后，放假时遇父亲出海，我总缠着父亲带上我。船佬出海是各自从家里带口粮上船的，我随父亲出海时，父亲就把我那份口粮也带上。生产队的渔船是一艘帆船，帆船捕鱼最大的收获是春季捕大骨鱼和秋季捕对虾了。那时的船极少，鱼虾较多，遇到海情好，生产队的渔船与大队其他生产队的渔船组成船队进行捕捞，有时一网就能捕到两三万斤的大骨鱼。而当时的骨鱼每斤只能卖到五分钱上下，卖鱼的收入归生产队所有，父亲等船佬是按工分计酬的，由于出海有风险，船佬的工分略高于生产队里务农的壮劳力。

回到船上的父亲就是一只回到海上的海鸥。掌舵的父亲仿佛又找到了当年指挥着那艘三桅船驰骋北部湾时的威严。没有任何现代导航设备的父亲全靠观天象辨别方向。父亲掌着的舵是一面靠手推动和滑轮拉动的舵。

夜深了，船佬们都睡了，父亲端坐在船员室顶的驾驶台上，紧握着他手中的舵。星星在头上闪烁，冷风嗖嗖地从身上穿过。

在海中，暴风雨说来就来，来得没有任何预兆。在狂风暴雨中，为保持船的航向对着风，父亲忽左忽右，或拉或推，紧紧掌握着舵把，如船稍有偏向，就会发生船翻人亡的惨剧。此时的父亲，就像一个逆风中的海鸥，他在展翅飞翔，翅膀掠过海面。而与海鸥不同的是，海鸥搏击风浪不是捕鱼就是练翅，父亲却是在与暴风雨搏斗，他在捍卫包括他自己在内的十三条鲜活的生命和生产队的这艘渔船。他的这种意识，与觉悟和政治无关，这是一名舵手的职责。在父亲看来，只要握着舵把，任何人都会自然而然地生出这种庄严的使命感。

父亲已经故去，在另一个世界里我们不知道有否白帆和涛声。两次面临死亡却无法阻止父亲在海中穿行，我知道，在另一个地方，父亲依然爱海胜命。

父亲生命的第二次威胁与第一次一样，与水有关，与日本鬼子有关。

一九四四年秋，小日本在北部湾耀武扬威，扯着膏药旗的日本小火轮老在北部湾转悠。而在北部湾的日本鬼子和在其它地方的一样，处处遇到抵抗，抵抗他们的，是共产党的游击队。开着一艘艘和父亲的船一样的三桅帆船是活动在北部湾的共产党游击队最大的特征。一次父亲的船途经涠洲岛海域，突遇一艘日本鬼子的小火轮，日本鬼子在没有任何提示的情况下向父亲的船开了火，船员们躲到了船舱里，父亲壮着胆子向小火轮高喊，我们是老百姓。而任他怎喊也不管用，日本鬼子的机关枪仍吼个不停，一颗子弹紧贴着父亲的肚皮擦过，打在船桅上。望着伤痕累累的船体，父亲冲着小火轮大骂：日本仔，我叼死你老母。日本鬼子开着枪，却始终不敢靠近父亲的船，父亲骂累了，日本鬼子的小火轮就开走了。此时的父亲瞪着红红的眼睛，怒火把他的脸烧得红彤彤的。如果这时有共产党人走近父亲，拉他一把，我相信我父亲一定成为一名坚决的抗日分子，勇敢地战斗在抗日前线上。而父亲却没有此机遇。

也许这就是命。

父亲说，他两次险遭日本鬼子的毒手，但他连日本人长得什么样都没见过。五十多年后，我在中越边境的一个小镇见到了日本人——三名日本记者。他们是日本媒体驻京记者，他们此行是应我国外交部之邀到中越边境采访的。我作为地方记者采访了这次活动。他们中的两个和我同乘一辆车，与我同车的还有一个日本人请来的翻译，他是地道的京片子。我们乘坐的汽车沿着新修的边境公路行驶，秀丽的边境风光扑面而来，异国越南就在彼岸。日本记者中的一个突然问我，当年日本的军队到过这里吗？言语中透出期待中的自豪，一种征服的自豪。我愣了愣神才想起那场战争。我通过京片子告诉他，日本侵略者曾经践踏过离这不远的土地，他们烧杀抢掠，无恶不作。我们村一个摆渡的艄公被日本侵略者打死，我的父亲——一个普通的渔民差一点也被日本侵略者枪杀。现在，有的日本人却说当年日本鬼子在中国作恶是帮助中国人，他们在中国没有屠杀，甚至有的日本人还把当年日本鬼子在中国犯下的滔天罪行作为功绩炫耀。

我不知道京片子是如何把我的话翻译给那个日本记者听的，但我看到那个日本记者铁青着脸。

从我记事起，我们家的日子就没好过过。穷困的日子让父亲染上了胃病。生产队的渔船每次在海城靠岸，父亲总挑一两条最鲜活的鱼或一两只螃蟹买下，带给我祖父母。说买并不正确，只能说是挂数，父亲根本没钱，买鱼的钱只能日后扣他的工分抵数。与三妈分开后，祖父成了一个名副其实的妻管严，直到其二十世纪七十年去世。父亲每次上岸，总喊胃痛，而他是实实在在的胃痛，我祖父劝我祖母拿出点钱给我父亲看病，我祖母说没钱了，钱都给在外地工作的我伯父和小姑买海鱼干邮寄去了。为此，我母亲得出结论，我祖母看不起我父亲，她甚至恨我父亲。我九岁那年，我从村里老家步行近五十里路到海城的祖母处，想问祖母要一块八角钱的学费，每次却空手而归。母亲问我在祖母家吃的是什么菜，我如实回答吃的是咸鱼。母亲说，祖母的心里没有你父亲这个儿子。母亲告诉我，每次我小姑和伯父的儿女们到祖母家时，祖母又是杀鸡，又是宰鸭的。而她招待我的是咸鱼。

从这件事，母亲更加坚信我祖母看不起我父亲。

而在我祖母的生命危如累卵的日子里，我父亲承担了照顾她的责任。给我祖母擦身，倒屎尿，洗衣服，服侍我祖母的活全让父亲包了，好像祖母并没另眼看待过他。就因为父亲悉心照顾了祖母，直到她临终，所以在农村老家，父亲是有名的孝子。

如果父亲不恋海，他就不会去得这么早。

农村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后，生产队的田分完了，集体没了收入，队长就把生产队的那艘帆船卖了，船不卖迟早也成烂板，海上的船象春天荒地上的野草一样，越来越多，海情越来越差，生产队取消了记工分，出海的船佬又不知如何计算收入，除了我父亲，生产队已找不到愿意出海的人了。船卖了，父亲又回到了岸上。如果父亲从此离开海，他到现在应该还好好地活着。而父亲偏偏离不开海，一九八四年，父亲在岸上呆了三年后，决定再出海。帆船越来越少了，在海上跑动的几乎是清一色的机动船。生产队没了船，父亲想帮私人打工，但人家不是嫌他年纪大了，就是嫌他不懂开机动船。父亲决定买船，而我们家实在太穷，无力支付买船所需的那一大笔开支。听说伯父的一个老同学在公社当党委书记，父亲便想起了那艘在解放海南岛的战斗中或许已光荣牺牲的三桅船，当年的这艘在战场上牺牲了的船政府应该酌情进行赔偿的。父亲便买了两斤瘦肉骑车十六里路到镇里找在当公社书记的他哥哥的同学。在公社门口，门卫把父亲拦了下来，问父亲找谁。父亲本想把他与书记的关系全盘说出，但他转念一想，这个关系太过于复杂，一个小门卫可能难以理解。看见大门口有人在写宣传标语，父亲灵机一动，说他是书记的同学，为了证实他有做书记同学的资格，父亲拿起别人写标语的毛笔，写了备战备荒为人民七个字，字写得苍劲有力，又不乏潇洒飘逸。这几个字让自认为全镇毛笔字第一、省城大学毕业的高材生、镇党政办主任看发了呆。如果不是他亲眼所见，他绝对不会相信这几个字出自于一副当地农民打扮、干瘦而古铜色的脸膛布满贼深皱纹的父亲之手。

后来父亲见着了书记，书记没计较他冒充同学，但要他出示当年解放大军或是地方政府借船的借条，父亲无法出示借条，那时我祖父已经去世，我祖父多次搬家，哪还找得到借条。或许根本就没有借条。父亲提着肉垂头丧气回了家，他买船的愿望就此落空。

父亲的灵魂是否已回到了乡下祖屋，一直在部分村人和道公佬五弟间存在争议。

五弟成为道公是在人们意料不到的时刻到来的。

那天是五弟的婚礼。五弟和我们同一个生产队，但我们不同一条自然村。五弟家族是道公家族，到五弟父亲这代，他们家族经营道公已经五六代了。在他父亲这代，道公做得并不顺，没完没了的政治运动使他父亲只好压制灵气，按兵不动。在他父亲这代，可以说祖传的道公荒废了，并几乎失传了。

那天五弟的婚礼热闹非凡，我们生产队的人几乎都请来了，还有五弟他们家的亲朋好友。这是一场在我们村从没有过的盛大婚礼。人们喝着五弟家自酿的米酒，兴高采烈。在不意间，人们意料不到的事发生了。在饮酒声中，五弟的小妹口吐白沫，倒在地上。不一阵，五弟的小妹突然站了起来，她用异于往常的又大又粗的嗓门说，五弟娶妻为何不告诉我？言之厉厉。有人说，这是五弟死去的大哥的声音。在人们一片慌乱中，五弟从喜宴中走出，从容地走回了家。一会儿功夫，五弟走出来时，已退去新郎打扮，只见他身着道袍，左手拿着罗盘，右手舞着长剑，嘴里念念有词。五弟一阵手舞足蹈之后，五弟的小妹恢复了常态，一切又复于正常。大家继续喝酒，没事的。五弟安慰大家，是我故去的兄长怪罪我结婚没叫他回来吃饭，现有没事了。五弟轻轻松松，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过。

从此，五弟在老家一鸣惊人，成为名振一方的道公。

五弟的观点不容忽视，他的观点在村里是有一定份量的。

老家那条自然村除了一户外姓人家外，都姓古。据说当年那外姓人家的祖先是从很远的山区迁徙而来的，好心的古姓人收留了他，他得以在我们的村子繁衍生息。外姓人家的屋子与我老家的屋子相隔只有两三米，父亲被撤消村公所会计一职并被民兵看管起来后，外姓人家便开始蚕食我家的宅基地。农村人把自己宅基地看得比生命还重。当我们家的宅基地被侵占时，父亲在民兵的枪下劳动，家里只有胆怯的母亲和弱小的我们。而父亲自由地回到家里时，一切已成事实——我们家的宅基地被占去了一小部分。父亲回到家虽然还小心翼翼的，但也敢为比自己生命重要的宅基地争吵了，加上我的兄弟姐妹们相继长大，我们家与外姓人家的小冲突不断，父亲与外姓人结下了仇恨。

父亲头七那夜，外姓人出村里的屎坑拉屎，出了屎坑便遇上一股小风，外姓人立即倒下，从此卧床不起。村里有人说，那夜父亲的魂回来了，正好遇上了他的仇人，他报仇了。母亲说这种观点并不可信，以父亲的性格，父亲是不会去报仇的。医生的诊断也印证了母亲的观点，外姓人当晚中风了。这两种矛盾的观点谁对谁错无法判断，但它们均存在至今，相持至今。

我祖母去世后，父亲和母亲回到了海城——当年他们逃离的地方后，父亲花三千元买了一张小艇，那是他和我母亲一生的积蓄。父亲摇着小艇在渔港接送船员上岸。艇虽比船小得多了，渔港也无法与大海相比，而父亲终于能嗅到了大海的咸腥味了，就像咸水湖里的海鸥，虽不能在大海展翅飞翔，却也能在水面上扑腾扑腾了。

或许母亲不应该同意父亲买那张小艇。父亲买小艇正是清明过后。村里人传父亲清明给祖宗扫墓时，在祖宗的墓里挖出了一截约两米长的金条，然后在海城买了一艘大船。消息传开，认识的不认识的三姑六婆纷纷登门，向父亲借钱。名为借钱，实质是让父亲分钱。父亲说没钱，亲戚们说刚发了财没钱谁信？父亲惘然。后来有人将传言告诉父亲，父亲顿悟，那天扫墓，他挖出了一截炮竹厂废弃的水管。事情弄清了，父亲却为难了，那么多亲戚，无法解释，何况有的事情越解释越说不清。一些亲戚终于痛恨起我父母亲的为富不仁来。与母亲同母异父的小舅舅为此不再与我家来往，直到现在。

而我们没能料到，那张让父亲惹了不少麻烦的小艇，最终使他在海里折翅。

一次在老家偶遇老同学道公佬五弟，他对我说了一句没头没尾的话：是小艇，带给了你父亲最后的快乐。

         （此文发表于2023年第12期“小说月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