宿迁有个“股权合作社”

宿迁有个“股权合作社”

韩修存

“包地种竹柳的李老板亏本不干跑路了！跑了和尚，跑不了庙，欠下的一屁股债务就应该由你们村里给还上啊！请你们村里要尽快支付我那每亩一年870元的土地流转费啊！”正在村部办公室低头凝虑，思接千载，奋笔疾书的朱东流被这大呼小叫的破锣嗓子给打断，他一抬头就见一个五大三粗，怒眼圆睁，头发直竖，怒气冲冲的汉子站在了办公室条桌前。他招呼着这名“讨债的”先坐下来，随手从净水机里倒杯水递给他说，“先润润口，消消气，有话慢慢说！”。原来这位老汉叫朱运华是来自一组的农民，今年已经六十多岁了，文革期间也读过几年高中，娶妻生子后，家里已经增加到五六口人了。前几年，全靠家中两亩多地，一季麦子、一季水稻的产出维持生活，家里过的紧巴巴的，稍有风吹草动，头疼脑热的，家中就要借债度日。前几年，大伙都兴流转土地，他的心思也活动开来了，听说邻乡的李老板来本村租地种竹柳，每亩每年可拿到租金870元，还可以全家都到他的竹柳园干活，再额外拿一份工资。他掐指一算租金加工资收入，加起来怎么也比自己种一稻一麦收入高。“舍不得孩子套不着狼”，于是他咬咬牙，跺跺脚，干脆一不做，二不休，和乡邻一样把仅有的二亩多地，全交给了李老板。谁料想，这市场经济就如同那五六月的天，说变就变，这不，竹柳的行情一天一个样，价格不仅低的惊人，而且根本就卖不出去，眼看着这摊子没法收场了，李老板实在撑不住了，只得脚底抹油---遛了！可害苦了朱运华这一帮老实巴交，勤勤恳恳，面朝黄土，背朝天，土里刨食的“流转户了”，他们一家人既拿不到土地的租金也拿不到在竹柳园打工的工资！一家人没有了生活来源，难道要喝西北风吗？

听了老朱的一席话，他顿感身上的担子沉甸甸的！土地流转流给了私人老板，就如同赌徒押宝，全凭运气，赚不赚钱，毫无保障！老朱的遭遇可不是个例，十里八乡多得是啊！怎么样给老百姓流转出的土地系上保险带，让他们吃上“定心丸”呢？

于是，他和村组干部在村里进行一番掏心掏肺，刨根究底的座谈，结合近年来扶贫实践，外出大寨、小岗村实地考察，他心中已经有了“小九九”，中国三农向何处去？这道沉重地话题，如一枚高悬在头顶的炸弹，不仅要解决，还要快点解决，父老乡亲才能如期实现小康，乡村才能真正振兴！

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要真正找到一条好路子，也绝非易事。要让北大徐教授说的变成现实，也还要方方面面的考虑。一步一个脚印地尝试！老朱的遭遇，百姓的期盼，组织的厚望，让他食不甘味、坐卧不宁。他的思绪如断了线的风筝，四处游荡起来，时常对着庄稼发呆，对着黄土地思考！中国农业走过的坎坎坷坷像放电影一样在他脑海中翻来覆去。如今的中国农村大量土地抛荒，80后90后已经没有人会种地，可真的要回家种地，每家分的一亩三分地又能养活的了几口人呢？脱贫致富路在哪里呢，乡村振兴的路又在哪里呢？他辗转反侧，难以入眠!

共和国成立之初，一代伟人倡导的人民公社，确实是“一大二公”，人们撑着旱船，踩着舞步，挥着彩带，嘴里哼着“

公社是棵长青藤
社员都是藤上的瓜
瓜儿连着藤
藤儿牵着瓜
藤儿越肥瓜越甜
藤儿越壮瓜越大
公社的青藤连万家
齐心合力种庄稼
手勤庄稼好
心齐力量大
集体经济大发展
社员心里乐开花

……”流行曲，公社大是大了，公是公了。可有的农民却就是找不到半点主人翁的感觉，说什么既然“大了”、“公了”，还有自己什么事？整天戴着“镣铐”下地，背着“包袱”种田。农民种什么，干什么却依然自己说了不算。好像是雇来为他人打工的，整天意沉沉，赖洋洋，磨磨蹭蹭，哄哄唧唧，围着“工分转”，出工不出力，种苗不开花，种瓜不结果，只种不收，广种薄收。可见藤儿与瓜儿并不是当初设计者想象的那样瓜儿连着藤，藤儿牵着瓜而是有时“接触不良”、营养不佳，并不是每个人都在那里齐心合力种庄稼啊，而是各人打着自己的“小算盘”。小岗村分田单干的一夜成名，终于填饱了肚子，宣布了人民公社“一大二公”缺少生命力！看来过分强调集中，路子是走不通的。可分田到户，一家一户的单打独斗又能走多远？
时间老人是最好的“试金石”，事实是最好的“教科书”！好在小岗村离这里不远，也就是个一二百公里的距离！他带领村支两委一班人利用节假日，又再一次到小岗那里寻求答案！

小岗的村民们说，自从79年实行包产到户。村里集中起来办大事就难了！修路就是最好的例子。1982年，粮食运输催生了小岗村第一条土路，村民“分段承包”，每户人家各修一段。第二年就有村民贷款买了全村第一台手扶拖拉机。到了90年，村民仍然采取家家户户承包一段土路的方式，将土路改建成沙石路。可要让一家一户拿出真金白银修建水泥、柏油路却就没有戏了。砂石路改成柏油路还得政府拿出200万元。建学校、改水改厕、植树造林哪一样不是政府掏的腰包。有人说，国家、社会先后给小岗村提供的钱财物粗略计算在1500万元之上，以小岗村20户平均每户75万元。小岗村真是用财政堆起来的“盆景”！

小岗村就是个靠吸食国家奶水，却永远长不大的“巨婴”，他们能让人们吃饱饭，可要抽去支架，让他独立行走富起来，强起来就困难了！政府财政能集中财力支持一个村办大事，可全国那么多的村国家都能像小岗村哪样大的力度给钱、给物吗？

 这时他又想到了，三月初在北大听了中央党校徐祥林教授《实施乡村第一战略与脱贫攻坚》那节课，体悟出土地分散与集中经营各自的利弊；看来发展生产、供销、信用“三位一体”综合合作体系也许是条出路。合作社就像个大房子，有空调、带暖气，住在里面的不仅有农户，还有相关的加工企业，还有销售商，还有信用合作社，从田间地头到货架米缸，稻米产业链条上的每个人都可以推门进屋，大家在抱团取暖，也为这个大家庭添砖加瓦。”像信阳郝塘村、青州南长搂村、清远叶屋村那样，从整治土地入手，组合土地、市场、金融资源，将农民组织起来，拥有与城市经营主体同等的资源配置能力。

徐教授说的不错，可还要符合当地的实际才行啊？不然再好的种子，不服水土也不行啊！

于是他又和朱东流支书一道，沿着田间地头聊了起来。 常言说道:官船漏，官马瘦，官养的老爹不长肉。把八竿子打不到一起的人硬拉在一起，‘人多心不齐，鹅卵石挤掉皮’，哪有不散的道理”
走了二十多年的人民公社大集体，走不下去，解体了；分产到户只能填饱肚子，却富不起来，强不起来，也不是长久之计；抬头看看西方发达国家，美国从事农业的人口还不到2%，从这里我们不是也可以得到一些启示吗？哪一种道路既适合我们中国国情的，又能让老百姓致富，又能预防两极分化拉近贫富悬殊呢？。”

  第一书记对王老营说：“通过座谈调研，我发现要解决当今的“三农”问题，其实，还是解决人的问题！解决人往哪里去的问题！现如今农村留守的大都是“三八六一九九”部队的。村里年龄大的想种地但是体力跟不上又不能种，年轻人不会种、不愿种地，大都外出打工，村里好多土地都荒废在那了，年轻人又不愿意种。我们能不能借着“李老板这件事”，把他丢弃的土地接下来，把我们村每年抛荒的几十亩土地也收回来，成立合作社呢？用他们的土地拿回来作为股份。先解决那一部分种地人的问题，然后，在通过招商引资等办法，解决另一部分无地可种和不愿种地的就业问题！”

朱东流说：“我们想到一块去了，可万事开头难，我们既没有现成的模式可以模仿，又没有成功的典型供参考。要做通干群的思想工作比登天还难，我看 还是先开个村组干部会，先统一统一领头雁的思想再说。”。第一书记点点头，信心满满地说，我也有此意，那今天下午就开吧！

下午两点，村三楼会议室里，乱纷纷地坐满了村组干部。有的嘴含着纸烟，有的磕着瓜子，有的漫不经心敲着二郎腿还有的哼着小曲。主席台上老支书正襟危坐地主持着会议，他干咳两声说道：“都不要讲话，下面要开会了!”“第一书记和我经过多次商讨，拿出脱贫致富奔小康一揽子计划，关于成立合作社的事情，我们一直拿不准，今天就把成立合作社的方案拿出来请大家当面锣，对面鼓的合计合计！”

老支书话音刚落，好似烧开的油锅，倒进了一碗凉水，顿时会议室炸开了！

有人说：“五十年代我们就办过合作社，最后不了了之，怎么现在又走回原路了？”

第一书记解释说：“此一时彼一时，这合作社与那合作社根本就不是一回事吗！”

还有的担心：“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共产党的干部就是那流水的兵，你们辛辛苦苦弄的合作社，过不了几年班子一换，这合作社是不是还能存在下去？”

更有村组干部不无担心地问：“一年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老百姓是最讲实际的，他们不见兔子不撒鹰，在看不到合作社实实在在的成绩，看不到入社的股民确实赚了钱的前提下，他们绝对不会把土地交给你们这些嘴上无毛，办事不牢的人手里的？” 

老支书说：“我们共产党人一贯的领导方法就是典型引路。画好框子，树好样子， 用身边事，身边人，引领身边的群众。把抽象的理论转化为具象的 样本，让群众学有榜样，画有标本。 围着群众转，做给群众看。                              那就从我本人开始，率先把土地交给合作社，其他村支两委、党员干部也要紧紧跟上，带头入社！”

也有人在下面叽叽咕咕道：“这不是什么新鲜玩意！我们村不早就成立了土地合作社了吗？可土地那天集中过的还不是各家种各家的，谁不知道那还不是聋子的耳朵---摆设，赶赶时髦，骗骗上级，弄点农业补贴罢了！哪一天也没有真砍实煞玩真的？”

朱书记，抬起头，撸起袖子，斩钉截铁地说：“这次我们成立的合作社，是市委工作队在我们这里做的试点，就是要一改他们过去的做法，真砍实煞玩真的！”

还有人说：“既然说市委工作队在我们这里做试点，那具体怎么操作，怎么个入股法，他们能帮帮我们吗？”

朱书记拍桌着胸脯，斩钉截铁地说道：“这个没有问题，当然要办好中规中矩的土地合作社，光开个会，听人家讲的课还不够，真正运作起来还要请市委工作队的领导、专家来给我们手把手指导才行呢？王书记说：“你不好说吗？就请你出面，把市委扶贫工作队的朱峰队长请来就不行了吗？”张书记说，那行说干就干，明天就请他来我们村指导指导！”

 也有人担心，这样做肯定有人后面会骂娘。

老支书说：做好事，坏人骂；做坏事，好人骂；不做事，人人骂。要做事就不能怕一些人背后骂娘胡扯淡。对那些终日无所事事就知道东家长西家短，闲着无聊嚼舌根的，我们要动之以情晓之以理；对那些暂时不理解政策的农民，我们要一家一户做过细的思想工作。要给他们说清楚。时代在发展，思路要转变。这不是走回头路，这是前无古人，博采众家之长的创新之路。小孩出去打工一年都是几千几万的收入，你们老头老太在家，地没有人种抛荒了多可惜啊！交给我们合作社帮你们来种，你们就安安心心等着年终分红数钞票，一亩能拿近千元呢！

第二天一大早，朱队长推掉其他工作，开着小汽车风尘仆仆地赶来村上。指导村组干部制定合作社章程，理清理事会、监事会等各自职能，和奖惩办法！

朱峰队长从事合作社研究推广工作多年，是个远近闻名，不折不扣的“合作社专家”，他说，没有规矩不成方圆。章程好定执行起来难，你们一定要严格按照合作社章程制度管理，实施村集体代收代种代管理，这样的合作社才有生命力。要严格按照土地股份合作社章程办事。入股农户每10户中选出1户代表，在代表中再选出监事会、理事会。合作社所有的事情都要按照章程办事，比如对一些因地块偏远且不成片，不好进行机械化操作的农户想入社的，就要理事会开会表决，决不搞一言堂，一人说了算，而要发挥理事会的作用。看一个土地合作社能不能搞好，关键就是看监事会能不能监督好！决不能把监事会看做是 聋子的耳朵----摆设 ，有他也过节，无他也过年。从财务收支、籽种购置、化肥农药，怎么样招标、怎么样购置的，都要进行监督。大家通过投票选举王老营担任理事会会长、于桂保担任监事会主任。有了理事会、监事会还要有具体干事、管事的。王老营说，考虑到合作社初创阶段拿不出很多资金给管理者发工资，找专职的农民来做，肯定没有农民来接盘，而现在的村组干部工资又很低。我们何不想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呢？从村支两委、党员干部中选拔土地管理员呢？通过自愿报名，组织研究，最终合作社选了几名责任心强、吃苦耐劳、种种收收有一手的蔡顺之、徐艳、闫宗山、朱玉华等人做土地管理员。

朱东流想，合作社再也不是吃大锅饭，必须建立激励机制。实行双奖双罚双考核制度。管理员的工资推行“管理费+高出产量分红+奖金”制度。设立产量考核制度规定，每亩小麦产量按照800斤标准、水稻产量按照1200斤标准考核每位管理员，高出部分的40%奖励给管理员，60%留给合作社；低于800斤的，管理员自己补齐；奖励是前三名的，你要是在合作社1200斤标准的基础上，再高的，既得到40%的分红，又得到5000块的奖金。 王老营说，至于，当初为什么让村干部来带头，就是村干部便于管控。如果产量低了，可以从他们的工资里扣除。今年四十刚出头的二组村民徐艳，本来是个学医的出身，在村卫生室也上过几天班，从未跟土地打过交道，也没摸过杈耙扫帚扬场铣，碌碡簸箕使牛鞭；筛子抬筐麻袋囤,胶轮条筐和车绊……更别说针头线脑，收湿晒干，自从当上村妇联主任后，他也时常拿起了锄镰锨镢......，她认为“世上无难事，就看你认真不认真！负责不负责！”听说招收管理员，她第一个报了名！当场就签下80多亩的土地管理合同。

 支书信心满满地说，农机合作社是我们的又一制胜武器！我们利用政府200万元专项扶持村级集体经济发展试点项目资金，购置了大型50型拖拉机两台，插秧机1部，撒肥机1部，植保飞机1部，三轮车2部等数十台大型农用机械，并成立了农机合作社。这些农机除在本村收割、还田、刨地、治虫打药外，还对外出租，赚外快，壮大村级集体收入。植保飞机驾驶员朱运华每到农忙时节，忙完了合作社的农事就开着农机去大兴的瓜蒌地、仰化同义的莲藕塘，喷药施肥，赚取外快......。没参加合作社之前，农户收割一麦、一稻，每亩仅油料费都要300元左右，而成立合作社之后，有了农机合作社帮忙，只花油料的成本，要是每年插秧的时候，请人工栽插，仅人工成本每亩就达到270元，使用农机合作社的插秧机，成本仅仅才20多块钱。象这块的硬成本，就能每亩地给大家节省了几百块钱。统管统购又能节约一大笔钱，包括复合肥都是直接从厂家批发，每袋又能节省20块钱。对这些进行招标比价，节省成本。仅肥料这一项，每亩地又可节省50块钱左右。合作社经营有底气，老百姓也就争先恐后要求加入合作社。

一年下来，合作社运作到底怎么样了！在年终的总结会上，书记面对着台下的男女老少，又撸袖子，又挥拳，慷慨陈词道：

“事实胜于雄辩”。通过一年运作，我们合作社当年就实现了“开门红”！“入股农户一亩拿到最低收益1000元，二次分红62元。最高的拿了两万元万，单奖金这块，就在一万六。”当然，也有干得不好的就挨罚了！杨开山种的小麦减产，光一季小麦就被罚了几千块。入社后老百姓也得到了实惠。更重要的是壮大了集体经济，凝聚了人心，在一定程度上抑制了贫富悬殊。

群众听说合作社分了红，农民得了实惠，没入股的农户纷纷加入进来。2018年，入股村民230户;2019年入股农户增加到286户，入股土地1200亩。入股农户每亩收益1000元，二次分红65元。”

老支书不无得意得说，你们想 想看，老百姓得到实实在在的实惠，象我们村的杨开松，入股四亩地，无形中就比包给散户种，每亩多收入300多元，4亩地也就能多收入1000多块钱，你说他想不想加入合作社。

合作社比人民公社责任人的动力更足。王支书说：那时候的人民公社好比是一个大草堆，谁都想扯一把，好多人都出工不出力，磨洋工。我们合作社，有监事会、理事会，他们自己群众代表每10户选出1户代表，我们这有章程，有奖有罚。机械化是优势一方面，关键还是有奖有罚，我们这不是大锅饭，有责任田块，象我们合作社的责任制，双奖双罚。

王支书说：合作社比包产到户更有统管统筹的优势！老百姓如果出去打工，收入肯定高，就把土地白送给别人种，合作社成立以后，把他们的土地作为入股，人员出去打工，土地又有一份收入。小麦长势、水稻长势如何，管理是关键。监事会、理事会经常到田间地头查看庄稼生长情况，发现问题及时处理。今年已经六十多岁的王进田，做过农机站站长，自从合作社成立，他就成了社里编外的农业技术员，从来不拿社里一分钱工资，义务指导农民育秧、插秧、施肥治虫。

当然，“万事开头难！”书记深有体会地说，目前的合作社也就是个懵懵懂懂的孩子，还只能算作是摸着石头头过河的探索阶段。合作社的收益除去支付起农户土地承包金和劳务费，也就落个10万20万元！更要命的是现在的合作社管理层普遍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要领导时代的潮流，事事领先、时时领先并非易事。因此，培养好、选拔好合作社的接班人，让年富力强的年轻人走进合作社就是一个紧迫的事情。

立足田间，放眼世界的张书记是一个既善于读万卷书又喜欢行万里路的实践者。它山之石，可以攻玉。他们也想走出去，开眼界。看看外面合作社如塘约村是怎么搞的的，不断探索适合苏北实际情况的土地合作社运行模式。尽量少走弯路，到达成功的彼岸！可时间不允许啊！书记思忖着，作为第一书记，在村里干不了几年，最后都要回去，给村里留下什么最好呢？给物、给钱不如给智慧；留房留机不如留下好机制！ 

雷厉风行的镇干部张蕾深有体会地感叹道，没想到竹柳流产却催生了“合作社”，大家明明知道这竹柳人饿了不能吃、渴了不能喝 ，市场需求有限。可在中国的大地上，每天都在上演着“竹柳”这样盲目跟风，乱种一气的闹剧，不知坑害了多少善良的百姓；我们还是扶一扶，促一促能让人们填饱肚皮，撑胃裹腹的庄稼和“铁杆庄稼”吧。想到这，他不由自主、大步流星地向“五朵金花”之一的梨园湾走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