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 清：《母亲的灯》

　　母亲用过许多灯，我也和母亲一起用过许多灯。

　　上小学前，母亲用过一种叫油盏头的灯。那种灯有三件东西组成，一是补碗匠用铁搭补过的小碗或半只坏碗，二是劣质的食油，三是一根用棉纱搓捻成的灯芯（有时干脆用灯草作灯芯）。母亲为了省油，灯芯捻得很细，所以灯的火苗小如黄豆，勉强能亮眼睛。

　　我上学后，随着时代的进步，母亲用上了煤油灯。大概以前的煤油都是进口的，所以人们都称其为洋油，煤油灯也就被称为洋油灯或干脆叫洋灯。街上有洋油灯和穿灯芯的灯盖卖，父亲是生产队会计，家里有用空的墨水瓶，所以只要买一个灯盖，再用棉纱搓捻一根灯芯就可以自制一盏洋灯。

　　我读书后常常和母亲合用一盏灯，我做作业，母亲纺纱或做针线活。我做作业母亲纺纱时，灯就放在长凳上，长凳的一头是灯，一头是我伏在凳上用功。我不做作业时或作业做完后，母亲就把灯放在矮凳上或干脆放在地上；我做作业母亲做针线活时，灯便放在桌子上，灯离我近离母亲远。

　　母亲没有上过学，是个一字不识当扁担的文盲。母亲虽然不识字，但农村妇女的所有女工活她都拿得起。母亲说她是个张眼瞎，因此希望她的子女们都能识文断字，念书有出息。所以，她在灯光中看我认真写作业的样子，总是脸上写满笑意。

　　我在母亲旁做作业时，她就会把灯芯用拔针的镊子向起拔点，灯就亮了许多；我做完作业后，母亲再把灯芯向下拉些，灯就暗了许多。一开始，我不解地看着她拔拉灯芯，她笑笑说，我一个人用不着这么亮。后来我才明白，母亲是为了省油。后来有了玻璃罩子灯，母亲还保持着拉灯芯的习惯，不过不用镊子了，因为这种灯有简单的传动装置可以调节灯的亮度。母亲的这种习惯一直保持到我的弟妹们开始上学。我们晚上做作业时，都伏在饭桌上合用一盏灯，而母亲则一个人用一盏调得不太亮的灯纺纱或做其他。她做针线活时，就凑在我们一起借我们的光。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灯每天总要亮到很晚。我做完作业或玩好后睡觉时，母亲的灯还亮着，呜呜的纺纱声或咝啦咝啦的纳鞋底声仿佛催眠曲，一直把我送入梦乡。我们那时候一家大小穿的衣服和睡的床单，大多是家织布缝制的。这些家织布，要经过很多工序，擀棉条、纺纱、浆纱、经纱、做箩管、做筒管、织布等等。这些工作，除了父亲能帮忙的外，都要靠母亲两只粗糙的手做出来。我们穿的鞋要母亲做，我们穿坏的衣服要母亲补。母亲白天要参加生产队劳动，这些活只能在雨天和晚上做。所以，灯也就成了母亲不可缺少的陪伴。

　　在我的记忆中，母亲的灯每天总是亮得很早。我们总是弄不明白，母亲的灯早上是什么时候亮起的。有时早上醒来，天还朦朦亮，房门外已经有了灯光，知道母亲已在忙碌；有时凌晨被尿憋醒时，窗外还是黑咕隆咚的，房门外母亲的灯就已经亮了；有时被第一声鸡啼吵醒后，发现母亲已端着灯向房门外走去。是啊，每天有多少活等着母亲去做。一家大小的衣服要洗，早饭要烧，猪食要准备，天亮后鸡鸭要喂，父亲起床后忙完自留地里的活要回来吃早饭，有时生队还要出早工，我们兄妹几个吃了早饭要上学。母亲如果不早早亮起她的灯，这么多活怎么来得及做呢。

　　随着我们兄妹几个一个个长大，母亲的灯在晚上亮得更晚、早上亮得更早了。我们去年还合身的衣服和鞋子今年就不能穿了，甚至上半年的下半年就嫌小了。再加上我们一个个像猴子一样活泼好动，衣服不是在树枝上拉条缝，就是在石头上磨个洞，一双新鞋穿不了多久，脚趾头就会穿帮而出。母亲在她的灯下缝补的时候有时也会牢骚满腹。但看到我们一个个穿着缝补浆洗得干净整齐的衣服去上学的时候，她的脸上又会露出笑容。

　　时间进入到七十年代，家里装上了电灯。父亲在堂屋里装了只60瓦的灯泡，一到晚上就照耀如同白日，我们兄妹几个高兴得每天都盼太阳早点下山。母亲的灯由昏暗变成了白亮，可她认为60瓦的灯太浪费，浪费电又浪费光，坚持要把60瓦的换成15瓦的。父亲说，15瓦的太暗，会影响孩子们学习。母亲说，以前的洋灯火他们不照做作业？但说归说，最后她还是同意把60瓦的换成45瓦的。

　　有了电灯后，父亲想把罩子灯扔掉，可母亲坚决不同意，理由是如果电灯出了故障怎么办，她把两只罩子灯藏在床底下。可我知道，母亲是因为和她的灯有了深厚的感情才这么说这么做的。哪知道，还真被母亲歪打正着言中了，装上电灯的开头几年，不是线路出故障就是农忙时避高峰而经常停电。每当这时，母亲总会从床底下拿出她以前的灯，边擦玻璃罩边不无自豪地说，你们看，还是我的灯有保障。

　　我们一个个成家立业离开了母亲，父亲刚到退休年龄也因病离世，抛下母亲一个人过。现在，母亲快八十了，好在身体还算硬朗。我傍晚去看她时，她有时坐在院子里休息，有时在屋里吃晚饭，可屋里却昏暗。我进门后边把日光灯打开边怪她为什么不开灯，她总是笑着说，还看得见。我知道她是为了省电，说，又不要你出电费，干吗这样节约？她却一脸正经地说，你们的钱就不是钱？

　　其实，母亲就是一盏灯，一盏世界上最明亮的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