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美援朝中的丁国钰

丁国钰，安徽金寨人，1916年7月出生。1929年参加革命，1933年3月加入*。历任师宣传科长，团政治委员，抗大总校5大队政治处主任、4大队政治委员，东野5纵14师政治委员，解放军第42军125师政治委员、四野第42军124师政治委员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任志愿军第42军政治部主任，朝鲜停战谈判朝中代表团志愿军首席谈判代表等职，中国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大使，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市革委会副主任，北京市政协主席。

如果我们翻阅丁国钰的任职简历，我们可以发现:早在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他就担任过类似于外交使节职务的道委巡视员一职，抗美援朝中有过首席谈判代表的经历，新中国成立后曾任中国驻几个国家的大使，我们完全可以称他为“红色外使”了。在丁老的”外使”生涯中，最让他难忘的、也是最受人们称道的就是在抗美援朝期间，他担任志愿军首席代表、在板门店与美方代表进行针锋相对的停战谈判。

1950年10月8日，中国人民军事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亲自签发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战命令》。时任42军政治部主任的丁国钰，随着这一命令参加了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42军是第一批入朝的部队之一，具体时间为1950年10月16日----19日。丁国钰是19日夜从东北的辑安、通过浮桥涉水一尺多深淌过鸭绿江的。42军经历了完整的第一至第五次战役，在第一次战役和第三次战役中战果尤其辉煌。42军一直到奉令将平壤至安州一带海岸防务和川江口至重在山一段的守备任务移交给46军后，于1952年11月4日回国。

一、成绩显著、才华出众，组织安排他“改行”

本来，丁国钰也该随42军回国，但是他却被调至朝鲜谈判代表团。为什么会这样呢？

一是因为丁国钰的宣传工作做得好。1951年的一天晚上，毛主席在中南海单独接见了42军军长吴瑞林，详细地询问了42军黄草岭阻击战的情况。听完汇报后，毛主席笑着说：美帝国主义有飞机、大炮、坦克的优势，我们有山头、石头的优势。接着，他又指着吴瑞林的头说：还有像你这样的几百、几千、几万人的头脑，英勇顽强，机动灵活，这是我们最大的优势，是任何强大的敌人都无法战胜的。

要说清这件事情，还得从《前进报》记者到42军采访说起。1950年11月2日，《前进报》记者李云身和史怀远作为随军记者，乘坐火车离开沈阳，到达朝鲜境内采访。他们在江界志愿军后勤部第一分部，得知42军刚刚在朝鲜东线打了阻击战，部队正在从黄草岭转移到狼林山地区。11月中旬时，二人赶到42军124师师部，开始下连队进行采访。

李云身先下到124师370团2营4连采访。该连于10月25日上午9点开始和美军“王牌师”陆战1师、南朝鲜首都师等在黄草岭轮番血战获胜。4连先后打垮敌军20多次冲锋，歼敌250多人。战后被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黄草岭英雄连”光荣称号（这个“英雄连”历经历次军改，现在已成为陆军72集团军某合成旅的一部，驻扎在杭州）。

10月25日拂晓，124师371团2营4连同时对黄草岭前沿重地——烟台峰展开攻击，驻守的南朝鲜军第3师26团溃不成军。4连很快就夺占了烟台峰主峰，并和5连、6连构筑工事，全力防御。该连在接下来的13个昼夜和美军“王牌师”陆战1师、南朝鲜第3师血战不止，牢牢地卡在烟台峰，击毙美军200多人。一直到最后，他们虽然只剩下17人，但是，他们却始终牢牢地掌握着烟台峰。战后被授予“烟台峰英雄连”荣誉称号，荣立集体一等功。整个42军在这13个昼夜歼敌2700多人。

第三次战役后，李云身和史怀远回国述职前，身为志愿军42军政治部主任的丁国钰特意打电话给他们，就42军的战斗经历和宣传报道的编写工作进行指导交谈。

后来《黄草岭阻击战的英雄们》《黄草岭战斗中的60炮班》《勇敢和它的来源》《突破三八线，前进再前进》等文章在《前进报》等国内报刊上广泛刊登、转载，引起了强烈反响。最后连毛泽东主席都知道了这些情况。

二是因为丁国钰的政策水平高。早在抗日战争期间，他就处理过八路军和国民党之间的摩擦。据时任八路军留守兵团警备第四团团长陈先瑞回忆，1939年3月，在安定县（今陕西子长县），因为我方县长薛兰斌被非法扣留和枪决惯匪头目陈文才，八路军与国民党县长田杰生之间发生了摩擦。受上级委派，时任第四团政治部副主任的丁国钰前去谈判处理此事，他政治上据理力争、军事上以力压服，田杰生理屈词穷，最后只好放人。

1951年12月，朝鲜谈判进入“关于战俘的安排问题”议程。根据《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公约》的有关规定，需要由中国红十字会派出代表团来进行战俘交换工作。由于当时中国红十字总会刚刚完成改组，无暇也无合适人员组成代表团派至朝鲜。于是，总会就委托解放军总政治部在北京预先把人员挑选出来配备好。

由于丁国钰这时候已经有了一些名气，加上时任总政治部副主任肖华和解方、杜平等革命战友对他的深入了解，所以总政治部点名要丁国钰负责主持红十字会筹建组的学习、研究和制定方案对策等工作。经过2个多月的反复讨论研究，由丁国钰进行归纳、汇总，并在敌工部部长黄远的陪同下，向李克农作了一次北京筹备组准备工作全面汇报。

令人大感意外的是，李克农不但对筹备组的工作满意，而且对丁国钰这个人很感兴趣，甚至超过了汇报的本身。因为李克农发现，丁国钰很有战略头脑，适合干外交工作。于是，他第二天就打电话给肖华，提出让丁国钰先到开城志愿军代表团工作。不久丁国钰便赶赴开城志愿军代表团担任第一线领导工作。

   二、针锋相对、果断勇敢，谈判工作“出重彩”

在接下来的的日子里，丁国钰也以实际工作和良好成效回报了领导和战友们对他的信任与重托。

（一）主持谈判工作，和美军谈判代表针锋相对。1952年10月8日，谈判无限期中断。不久，李克农先回国，接着边章五、解方、杜平也回国或回部队。1953年1月代表团成立党的工作委员会，丁国钰担任书记。1953年3月下旬，当谈判可能再次恢复时，根据毛泽东主席的指示，谈判代表团进行了适当调整，丁国钰不再担任书记、改任中方首席谈判代表。期间和之后，毛泽东对丁国钰的遥控电报接连不断。

“战场上刚刚还杀红了眼，谈判桌上怎么可能谈笑风生呢？”丁国钰后来告诉人们，板门店停战谈判名为军事外交谈判，却没有半点外交氛围：进帐篷时双方各走各的门；代表见面时互不理睬，更没有握手、寒暄的礼节；开会时，有话就说，没话就散；中途休息时，各去各的帐篷；连厕所都是各去各的。美方首席代表还使用“到会即休会”的战术，最短的一次，25秒钟就宣布结束了会议。

有一次，美方首席代表哈利逊中将按照老一套先问我方对其提出的坚持“自愿遣返战俘”的方案有何想法。中朝方首席代表、朝鲜人民军南日大将指出：美方的“新方案”换汤不换药，不予接受。于是，美方就宣布“无限期休会”，而且不等我方作出反应即起身朝帐篷外走。我方全体人员处变不惊，端坐在自己的座位上，以大笑表示我们的蔑视，直到对方全部人员撤走后才离开帐篷。

双方都怀着深深的敌意，即使是签订协议的那一刻也没有丝毫缓和。丁国钰说，签订停战协议的那天，南日大将和哈利逊中将就座后，便在准备好的文件上签了字。随后，两人几乎同时起身离座扬长而去，没有寒暄，没有握手，没有讲话，甚至没看对方一眼。

板门店停战谈判还创造了一项历史纪录——谈判时间最长的停战谈判。“整整持续了两年多。”尽管谁都知道这是一次十分艰难的谈判，但丁国钰还是没想到竟会一谈谈了747天。是什么原因使得停战谈判拖了这么久？原来，双方在战俘问题上产生了严重分歧。

丁国钰说，谈判伊始，就陷入了如何划分军事分界线的僵局。中间打打谈谈，用了3个月的时间，终于就军事分界线问题达成了协议，也就是大家都知道的“三八线”。1952年5月以后，双方在战俘问题上严重僵持，谈判进行不下去，中间还休会了一年。

《关于战俘待遇之日内瓦国际公约》规定：“战争结束，战俘应毫不迟延地释放并遣返。”根据这个规定，中朝方坚持的原则是停战协定签字后，双方所有的战俘应全部迅速释放与遣返。

由于中朝方拥有对方战俘仅有11551人，而对方拥有中朝方战俘13万多人。美军在其它方面未得到好处，便想在战俘身上大做文章，坚持“一对一”交换。后在中朝方的坚持斗争下，美方又紧紧捏着“自愿遣返”这张“牌”不放，以此扣押中朝方战俘。

（二）签定停战协议，做好战俘遣返工作。丁国钰记得，我方态度转折在于“联合国军”总司令克拉克建议先行交换伤病战俘后。1953年4月10日双方联络组在板门店谈判会场达成关于遣返被俘人员的协定。

1953年4月20日，双方伤病俘的遣返工作在板门店开始，丁国钰在现场迎接了我国的第一批被俘将士。“他们受太多委屈了。”丁国钰摇着头，不忍回忆。他到帐篷里探视被俘将士时，见他们哭成一团，脱去上衣，露出被强迫刺上的侮辱性词句——“反共抗俄”“杀朱拔毛”，他这才明白为什么很多志愿军被俘人员不敢回国、被挟持到了台湾，原来他们比朝鲜被俘人员受到了更多、更大的摧残。

“谈判期间最紧张的一次是被专机接回北京，我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大错误，原来是被波兰总统告了一状。”正是这个小插曲，改变了丁国钰以后的人生。

日内瓦会议后，周恩来总理访问波兰时，波兰总统称：“你们中国在朝鲜的谈判代表只讲原则，不讲妥协，就不考虑还有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吗？”波兰总统的潜台词是，苏联已经丧失元气了，如果打起来，别人挡不住美国人，我们应该想想后果。

周总理结束访问后，就打电话让丁国钰回国，并派专机将他接到北京。“当时我很紧张，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误。我住在北京饭店，首先见了乔冠华、李克农，他们说你放心，没事，你的那些事总理都很清楚。但我心里还是忐忑不安。”

丁国钰没想到，第二天到西花厅见总理的时候，总理很客气，没有和他说任何工作上的事，只是拉家常，问他的出身，是哪里人，家里还有什么人，哪年入的党，怎样跟随徐海东参加长征、到达陕北的。整个谈话就是在了解情况而已，没有批评任何工作上的事。

原来，这次“告状”反而使周恩来总理知道了丁国钰，他想让丁国钰脱掉军装专搞外交。虽然一开始，丁国钰还不愿意离开军队，但是在后来漫长的岁月里，丁国钰还是先后出任了中国驻阿富汗、巴基斯坦、挪威、埃及等国大使。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因脑溢血病逝于莫斯科后，苏联对朝鲜战争谈判的立场开始松动，不再一味追求和美国在朝鲜半岛的对抗。朝鲜方面金日成也对纠缠不休的战俘问题有了新盘算，朝鲜每天的人员伤亡和经济损失一段时间叠加起来，已经超过了原先在谈判中坚持的全部遣返战俘所获得的利益。所以，朝鲜也开始有让步的打算。中国方面由于发起的“第六次战役”的准备工作迟迟不能完全达到理想要求和交战双方战线的基本稳固，如若冒险发动攻势，将会面临巨大的损失，也倾向于谈判解决朝鲜战争。美国新总统艾森豪威尔上台后，也急于把美国从朝鲜战争的泥潭里拔出来。所以双方都作出让步，于是在1953年7月27日，双方达成了一致意见，丁国钰参加了《朝鲜停战协定》的签字仪式。

接下来丁国钰开始和同事们有条不紊地进行复杂的交换战俘工作，这是整个谈判工作中最难啃的骨头。9月6日上午，丁国钰和杜平接回了180师代政委、政治部主任吴成德。杜平在回忆录中有着详细的记述：“吴成德同志，我代表祖国，来迎接你。”说着，激动得热泪盈眶。

（三）临危不乱，坐镇指挥飞机迫降。在此期间，丁国钰还坐镇指挥了一架飞机的迫降。彭东海在《秘密专机上的领袖们》对此作过详细记述。

那时，刚刚走出航空学校大门的彭东海就被派往朝鲜，为驻在那里的中立国代表飞专机。一天，瑞士、瑞典、波兰、捷克斯洛伐克和印度的中立国代表团的观察员们要求从开城飞往兴南，在空中巡查地面情况，疑心中国在继续往朝鲜输送武器。

气象部门预报，开城至兴南一线都是阴天，云底高300米，并伴有零星小雪，空中的风也很大，逆风30公里/小时，不适合飞行，但是观察员们执意要“按章办事”，飞机只好升空出航。经过1小时20分，飞机正常降落于兴南，但是下午的返程却差一点出了大事。

飞机返程升空不久，就进入了云雾之中，四周白茫茫一片。飞机继续爬升到2400米的高空，在发动机没有降低转速的情况下，仪表却显示飞机的速度在不停地下降。根据情况，彭东海判断，是飞机的部件开始结冰了，冰层附在机体表面，机翼丧失上升功能，空速表不显示了，无线电罗盘不能定位……他一方面吩咐机械师赶快打开除冰装置开始除冰，一面迅速打开超短波向开城报告。

但是，彭东海的耳朵里只有沙沙的杂音，没有回复。彭东海在心里又快速盘算了一下，他们已经在空中飞行了1个小时20分钟了，加上每小时30公里的风速，按理说，离开城也只有20分钟的航程了。他只能再用无线电罗盘试一下定位，结果令人大吃一惊，飞机只飞了一半的的航程。赶快查油量，飞机只剩40分钟的油量了。

彭东海顿时冒了一身冷汗，四周云雾遮蔽，飞机根本没有迫降的机会。“开城！开城！我是27，我是27，听到我的声音没有？”在接下来的30分钟里，他一直在拼命地呼叫，但耳机里还是令人窒息的死寂。

30分钟后，耳机里突然传来“27！27！听到了！我听到了你的声音！你现在在什么位置？”“我不能知道精确位置，因为什么都看不见，又没有合适的电台可供定位。”“飞机上还有多少油量？”“够飞10分钟！”

此时的丁国钰正坐在开城机场的塔台前，一脸的凝重。他深知：如果飞机出事，机上的代表团观察员将会无一幸免。这样会给中国造成极大的国际舆论被动，美国肯定会趁此机会大搞“中国阴谋论”，宣传观察员们发现了中国不可告人的秘密，而被中国故意制造飞机失事，从而破坏停战协定的签定。

塔台指挥员、副大队长王效英也是满心焦灼......怎么办？怎么办？除了王效英，人们都在盯着丁国钰，都在等着他拿主意。

丁国钰面沉似水、屏气凝神，刚刚从“来凤庄”赶来的路上，他就一再告诫自己要沉住气、不能急躁，不到最后一刻千万不能鲁莽行事。医疗救护等人员也已经各就各位了。

3分钟后，一个亮点突然出现在塔台的雷达屏幕上。“呼叫他们马上降落！”丁国钰当机立断。王效英惊喜地叫了起来：“27！27！你已经到了我们的上空，尽快着陆，尽快着陆！”

可彭东海根本看不见机场，深呼一口气，一推拉杆，飞机急剧地从高空降到了70米的高度。冲出云层后，飞机飞过了机场上空，飞到了汉江口。此时飞机燃油即将燃烧殆尽。

彭东海只能再操控飞机来了一个盘旋，然后对准就像黑色飘带一样的公路滑翔而去。慢慢地，飞机沿着公路向机场的跑道延长线一阵阵颠簸而去，当飞机的尾轮一接触地面时，由于燃油耗尽，发动机就停止了运转。机组人员和观察员们都僵硬地呆坐在座位上，好半天都回不过神来......

   作者：胡遵远，系安徽金寨干部学院副院长，安徽省作家协会会员、省文史研究馆特约研究员、省委讲师团基层理论宣讲专家，全国基层理论宣讲先进个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