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疆机枪兵

（中篇小说）       

南疆机枪兵

作者：段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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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参军

“徐强！”

    “到！”

    我突然梦到自己在新兵连遇上点名的场景。

随着那阵阵“点名点名，不点不行”军号声的清晰韵律，我们这些新兵迅速集合列队来到新兵训练营的操场上……

我一个激灵从梦中醒来，环视着寂静的卧室，重新翻阅着睡觉前没有看完的战场日记，再次回忆起几十年前的部队生活情景，多少难以忘怀的往事浮现在眼前……

上个世纪的七十年代，具体说就是1977年，一批批来自各部队家属院的子女一夜之间涌入部队营房，成为了我军历史上罕见的大批量“后门兵”。这批兵年龄参差不齐，年龄大的接近而立之年，年龄小的只有十二三岁，没有来得及经过家乡所在地武装部的正常审批手续，也没有来得及和自己的同学告别，就这么凭借着父辈在部队当军官的优越条件，捷足先登地走进了军营。有的甚至是穿着自己父母的军装硬性“闯”入了各部队新兵连的。这批兵当时曾经被称作“黑兵”。

当年，刚读高一的我和我的同班同学徐胜利哥哥，也在一个寒冷的夜晚走进了军营，成为了那批所谓“黑兵”中的代表。那年我才16岁，胜利哥19岁。

当时我爸爸是某守备师的政治部主任，徐胜利的爸爸是师司令部参谋长，他们都是新中国成立前参军的老革命。徐胜利的爸爸，徐伯伯还是抗日战争时期参军的老八路呢。我们两家都住在师部家属院，是多年的邻居。因为我的名字叫徐强，家人和亲朋好友都习惯叫我强子。徐胜利比我年长三岁，我和胜利哥都姓徐，加上又是同班同学，所以我俩关系特别好。

徐胜利本来比我早几年就上学了，因为不好好读书，小学一二年级连续几次降级来到我们班级，就成了我们师部家属院里有名的“降级包子”，所以他年龄比我们班级别的同学都大几岁。

其实胜利哥人还是非常豪爽厚道的，他为人仗义，而且长得五大三粗，身材魁梧很有力气。他平时轻易不出手，谁要是惹着他，或是谁做了不公平的事情，他就毫不客气地去伸张正义，而且打架勇敢有招数，非常厉害，所以胜利哥一直都是“孩子王”。

相比之下我就显得有些文弱，不但年龄小、个子小，而且胆子还比胜利哥小。但是，我比胜利哥聪明，学习又比胜利哥认真，因此我的学习成绩很好。徐胜利贪玩惯了，不认真学习，每当老师布置作业，他就抄袭我的，或者干脆从家里给我拿点好吃的，哄着我替他完成作业。当时，学校和家属院里，谁也不敢惹胜利哥，也不敢欺负我，因为大家都知道胜利哥会处处罩着我。

在我们刚上高一的时候，有一次，学校里部分调皮捣蛋的同学不甘心被胜利哥降服，就从社会上找了一群小混混到班级来向胜利哥挑衅，我担心胜利哥势单力薄会吃亏，就让他赶紧去学校办公室找老师。可是胜利哥却胸有成竹地说道：“你别怕，我有准备。”

当那些小混混拿着皮带、提着木棍气势汹汹闯进教室企图撒野的时候，胜利哥突然从书包里拿出一只五四式手枪，迅速拉枪机将子弹上膛，朝天“砰砰”就是两枪，教室天棚上立刻掉下许多灰土，从枪堂里蹦出的两个空弹壳掉在水泥地上，伴着震耳的枪声来回乱串。几个小混混立刻吓得脸色苍白，愣在了那里不知所措。

胜利哥大吼一声，“谁的脑壳硬啊，来试试我的子弹吧，来呀！还剩八颗子弹，不够吃的话我这里还有一梭子。”

说着，胜利哥从自己的口袋里摸出一个五四式手枪的备用弹夹，在众人面前来回晃动着。原来，徐胜利这家伙早就预感到有人要算计他，所以他从徐伯伯警卫员那里提前借来了一只手枪。那个年代不像现在对枪支管理的这么严格，我们的父辈时常会把手枪放在家里，我当年就经常摆弄我爸爸的手枪。

这就是参军前所向披靡，眼中无敌的胜利哥。

参军后的胜利哥，似乎终于找到了实现自己人生价值的机会。

新兵连训练结束后，我和胜利哥都分到了某团二营机枪连，而且都在同一个班。机枪连是此前刚刚基于扩编从机炮连分设出来的，因为是二营的机枪连，所以在团里就被简称为“二机连”，意思就是团里的第二机枪连。

机枪连和步兵连不一样，不是人手一支枪，而是全班掌控一挺重机枪。全连有三个机枪排，每个排有三个机枪班。每个机枪班有七八个或八九个人不等，一支冲锋枪，一挺重机枪。另外还有两个连直属班：炊事班和马厩班。炊事班不用解释，谁都知道是负责给全连官兵做饭的。而马厩班，是驭手们的家，是专门负责饲养和训练骡马的。因为在长途行军的时候，重机枪都是分解后由骡马驼运的。

下连队后，胜利哥就迷上了重机枪。

要说玩枪，我和胜利哥都不陌生。我们从小就生活在“备战、备荒、为人民”的年代，又是在“加强战备，准备打仗”的师部大院里长大的。爸爸的六四式手枪，爸爸警卫员的五四式手枪，还有哨兵叔叔的五六式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等等，我们都玩过，而且还不止一次地参加过实弹打靶。但是，对于重机枪来说，我俩当兵之前确实都没有摸过。

当时，我们机枪连使用的还是老旧的五三式7.62毫米口径重机枪，就是那种带有护板和两只轮子的仿苏式重机枪。我和胜利哥都分到了三排八班，我当时就联想到，在许多电影里看到抗美援朝时期的志愿军就使用这样的重机枪。

我们从擦枪开始，从对重机枪的分解、组合开始，对重机枪的枪身、枪架、护板、弹药箱、备用枪管、工具包等枪械的组成部分一一认知，了解其构造和性能作用，从陌生到熟悉，一步一步地成为了合格的机枪兵。

最初，我们都在连队食堂里听教员讲解有关重机枪的《射击学理》。教员手里的那本《射击学理》，就是那种白色封面红色字体的小册子，是辅导我们认识和操作使用重机枪的纲领性文件。下课后，徐胜利就找教员要那本《射击学理》认真看了起来。他一边看，一边对照着重机枪进行认真研究。

后来，教员找徐胜利索要那本五三式7.62毫米重机枪的《射击学理》，胜利哥说什么也不给。教员一生气，就告诉了连长，连长把胜利哥给训斥了一顿，告诉他全连不过就那么三五本，一个班都保证不了一本，你一个新兵竟然想独占一本，那是不行的。

是啊，我们当时在连长和老兵们的眼里，毕竟都是“新兵蛋子”，岂能霸占教员的教材啊。

可是，胜利哥说的也蛮有道理，“你们不给我教材，我怎么学习啊，怎么成为特等射手啊？”

呵呵，在我的记忆里，胜利哥在家上学读书的时候，从来都没有这么认真过。当初，他的课本经常的不是丢了，就是被他撕扯着折叠飞机玩了。难得他当兵后能够这么喜欢看重机枪教材啊。那个时候，徐胜利就是一门心思地想当特等射手，当然后来他终于如愿以偿了。

不过，连长不吃胜利哥那一套。连长问他，“你上课没有听讲吗？没有记笔记吗？可以找别的同志抄写一下笔记嘛。”

胜利哥不再争辩了，他想了想，对连长说：“连长，你带我去打个电话可以吗？我找我爸，让他给咱们连寄十本《射击学理》。”还别说，连长真的带着胜利哥去营部值班室打电话了。

果然，胜利哥毫不客气地一个电话打到某守备师司令部徐参谋长的办公室。没多久，胜利哥还真的就收到十本重机枪的《射击学理》教材。这一下子，我们连长对胜利哥开始另眼相看，经常帮助他正确认识重机枪，指导他掌握重机枪操作技巧要领。

从那以后，“拉枪机”、“竖标尺”、“缺口”、“准星”、“目标”、“屏住呼吸”、“射击”……这一系列的词语句子，就成了胜利哥的口头禅。

徐胜利有体能优势，他力气大，操枪绝对不费吹灰之力。无论是枪架，还是枪身，在胜利哥的手里操作起来简直易如反掌，手到拈来。我就不行了，操作枪身还可以，操作枪架的时候就有些吃力。每当教员命令“枪架上肩”的时候，我左手拉动枪架拉手，右手握住枪架举起来的时候，总是颤抖着勉强放到肩上。

后来，我们在经过了无数次枯燥乏味的射击预习后，开始了实弹射击。首先预习、打靶的当然是“一练习”，就是精度射击。这个应该比较简单，和新兵连步枪的“一练习”没有太大的差别，只要操作得当，呼吸平稳或者干脆屏住呼吸，就可以打出好的成绩。当时我就觉得，重机枪的一练习，似乎比步枪的一练习还要容易，因为步枪没有重机枪的稳定性好。步枪全靠手持平稳，而重机枪的高低机、方向机、精瞄机相互一配合，然后用手掌适当地左右拍打两侧的机枪把柄，就可以让准星、缺口、目标稳妥地连成一线。

“强子，你得好好练练臂力，要不然，你将来上了战场，那可麻烦了。不过，放心吧，我替你扛枪架。”

胜利哥总是对我充满了那种既鼓励又帮助，外加真心照顾的情谊。但是，说实话，在下连后的学习训练中，我除了政治课、文化课能够超过徐胜利以外，其他的基本都落后于他。

就说训练投弹吧，当时根据规定凡是投掷教练弹不足三十米的，一律不得投实弹。我的臂力不够，最初勉强投掷三十二三米。苦练几天之后，胳膊肿了，疼得厉害，连二十米都投不到了，结果首次投掷实弹，我就错失机遇了。而徐胜利，人家轻松出手就可以投掷四五十多米。射击训练中的二、三、四和五练习，他都是轻松过关。

射击预习期间最让人郁闷的是三练习，因为那是夜间科目。就是在一定的距离外，将固定的胸环靶中心位置放一个手电筒的小灯泡，用电池或者手摇发电机供电燃亮灯泡，模拟敌军目标。我们要通过机枪的缺口、准星瞄向那个燃亮的小灯泡。由于是夜间环境，这个科目对于许多新兵来说都非常困难。我最初也是有点摸不到头脑，总是把准星和准星的护圈混淆起来，导致失误。

对于三练习，徐胜利很有经验，他第一次试着夜间瞄准，就找到目标了。后来，在胜利哥的指导帮助下，我才渐渐地摸到了规律。还有高射架枪，别人没有一个敢于独自操作的，而徐胜利竟然一个人能够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把重机枪从平射状态迅速转为高射架枪状态，而且可以接连完成关闭机匣盖扣住子弹、拉枪机、竖标尺，随后进入瞄准搜索目标状态。

至于诸如“三打三防”和单兵战术等，胜利哥也普遍学习的非常认真。不过，在学习《军事地形学》的时候，由于胜利哥的地理知识实在糟糕，他连等高线、等深线都看不明白，这就被我超越过去了。

体能训练的时候，我的单双杠运动都是勉强完成的。双杠还好一些，单杠有几个动作实在是一般般。可是，轮到胜利哥，别看他个子高大，却一点也不笨拙。人家身轻如燕，杠上运动标准而优美。第一年，胜利哥就被评上了训练标兵，第二年就成为“特等射手”。

我在军事训练方面，除了队列训练和轻武器射击，还有冲锋枪、半自动步枪分解组合还凑合，别的就没有什么优势了。不过，我的文化课和政治课还是可以的，政治学习标兵就是我的专项荣誉。对文化课学习，我语文、数学样样走在全连前边。

2.参战

不久，我们团奉命调防，连里动员的时候明确告诉我们，只能带“前送包”，不能带“后送包”。这意味着什么？这是军事秘密，即使是心里想到了，也不能说。

还有一个让我意想不到的消息，由于我们班的班长患阑尾炎刚刚入院手术，他被列入留守人员不能随队行军了。副班长被临时指定代理班长，徐胜利和我同时被任命为副班长。

其实，胜利哥被提拔为副班长应该是水到渠成的事情，我怎么会被任命为副班长呢？当时我真的一点思想准备都没有。

在行军的途中，指导员、连长，还有我们排长，抽空找我和徐胜利谈话，告诉我们是考虑到我们俩的军事素质与政治素质都很高。后来，我才知道了事情的原委。首先是我们排长介绍说，应该从我们两个人中选拔一个人当副班长。连长提名徐胜利，但是他同时认为我也不错。指导员提名让我当副班长，同时他认为徐胜利也不错。排长自言自语地叨咕了一句：“如果他们俩的优点集中在一个人身上的话，应该顶上一个排长的作用了。”

为这，指导员当即决定，“那就同时提拔二徐，两个人一起当副班长，都留在八班。”

就这样，我和胜利哥同时提拔为副班长。

在那个漆黑的夜晚，闷罐列车的“哐当、哐当”声伴着我们进入了梦想。在即将到达目的地的时候，徐胜利悄悄推醒了我。

“强子，你害怕吗？”

我问，“怕什么？”

“你知道咱们这是去哪里吗？”

“不知道。”

“你真的不知道？就凭你这么聪明……再说，你爸妈最近没给你写信吗？”

“哥，你想说啥你就说吧……我不怕！”

其实，那个时候我们连又有两批新兵补充了进来，我和徐胜利已经不再是新兵了。经过二年的连队生活磨炼，我也不再像以前那样文弱了。但是，经过徐胜利这么神秘兮兮地几句询问，我的心里还真的有点紧张了。从小到大，我和胜利哥几乎形影不离，除了上课学习写作业不用他照顾我以外，别的事情都是他出头，都是他这个哥哥照顾我。此刻经他这么一问，我还真的就开始前思后想辗转返侧折腾了起来。

不让带“后送包”？老兵们早就告诉过我们，那是意味着“后送包”有可能被送回每个战士的家里了。为什么？因为“后送包”的主人牺牲了。

牺牲，这对于我们这些“生在新中国，长在红旗下”的孩子，曾经是一个多么神圣而光荣的词汇啊！

牺牲，意味着我们就要成为了烈士。

烈士，这是会受到后人敬仰的英雄。

“要打仗了……”徐胜利趴在我身边，把嘴凑近我的耳朵，悄悄地告诉我了一个我早已预感到的“军事秘密”。

多少年了，胜利哥只有在打算抄袭我的作业的时候和我说话往往会放低一些声音，除此之外他何曾对我这么小心翼翼地说过话啊？此刻，他说的是那样轻声又轻松，就像是在告诉我一件非常普通的事情一样，说完就拍了拍我的肩膀，然后补充了一句“别害怕，啊。”

我感觉到有些冷，也许是夜晚的问题，也许是心里紧张的原因，反正我开始打冷颤，浑身上下难以平静，牙齿也有些不听话地上下打架。

于是，我再也没有入眠。

终于，战前动员开始了。

“他们驱赶华侨，多次向我们挑衅，开枪开炮打死打伤我边民……我们是可忍，孰不可忍。我们必须奋起还击，严惩那个地区霸权主义者！他们不自量力，自诩为是世界第三军事强国，我们就是要用正义的战争打破他们的神话！”

营长、教导员的动员讲话刚结束，我们连长就宣布了一道命令：全连三个机枪排，分别配属到我们营的三个步兵连。一排去了步兵四连，二排去了步兵五连，我们三排去了步兵六连。

我们八班一挺重机枪，又配备了两支共计三支冲锋枪，加上补充的人员一共十个人，配属到步兵六连三排。

拂晓，我军炮火映红了祖国南疆的天空，那震耳欲聋的榴弹炮、加农炮、火箭炮将密集的炮弹接连射向敌寇的阵地……

当时，天是火红的，大地是震颤的，空气中是充满了火药味的。这种从前只有在电影中看到的场景，一下子出现在我的生活中，实在是令我感慨不已。我的心已经从最初的紧张，转而变为莫名的激动。

我利用闲暇时间，拿着圆珠笔在自己的日记本上悄悄地记录着所见所闻和所思所想。我想，如果我还能活着回到父母身边，回到同学们的中间，我一定要把自己的日记本拿给他们看看。

炮火准备结束后，上级下达了总攻的命令。在坦克的掩护下，我们机枪兵随着步兵连一起发起了冲击。

这时候，天已经大亮了。我们放眼望去，敌军阵地上到处都是被我军炮火炸飞的武器装备、头盔和血肉模糊的残肢断臂。公路两侧的一些树木还在燃烧着，硝烟弥漫的空气中散发着浓浓的火药味。我想，这样的场景还需要我们机枪兵吗？有几个步兵端着上刺刀的步枪就可以了，或许充其量也就是还剩几个敌寇的伤兵等着我们去俘虏吧。

当我们冲击到一处岔路口的时候，上级命令我们所在的步兵六连沿着小路往山上搜索，大部队则继续跟着坦克沿着公路朝主攻方向前进。

很显然，我们步兵六连的任务应该是搜索前进，扫清公路两侧山坡阵地上的个别残敌，为建立战地救护所开辟安全环境。

最初我们没有遇到任何敌人，除了远处还有枪炮声以外，我们附近已经没有枪声了。因此，走在最前列的尖刀排的人似乎有些放松了警惕性。可是，走着走着，突然枪声大作。本来远远地看着被炮火炸的破烂不堪的敌军阵地上，射出许多机枪、冲锋枪的子弹来。行进在前边的一些战友猝不及防地倒下了，我听见有人高呼“卧倒，就地卧倒。”

我觉得这个“就地卧倒”不够严密，于是我不知天高地厚地补充道：“寻找隐蔽物卧倒，找低矮的地方，岩石后边卧倒！”

步兵六连的连长这才高声命令道：“隐蔽卧倒，隐蔽卧倒！”说着，他急忙收起手枪，从身边通讯员手里接过指挥旗匆忙挥舞着，一边示意大家隐蔽卧倒，一边利用地形地物匍匐前进，顺着低矮处向前边摸索过去。

我们机枪兵的战术训练不如人家步兵连到位，我仅有的这点战术水平只是训练过一些单兵战术加上看书、看战术教材自己领悟的。

早晨的草丛中满是露水，我们刚一卧倒浑身上下就弄湿了。也不知道是汗水还是露水，我觉得脸上、身上到处都是水。

突然，前方有人喊道：“敌人来了，重机枪火力反击……”

一小股负隅顽抗的敌寇，竟然来了一个反冲锋。

我寻思着，前边尖刀排配属的机枪七班怎么不还击啊？我们机枪排的排长好像一直带领着七班冲在前边啊。因为在我们机枪连有个不成文的习惯，就是一、四、七班都分别是一、二、三排的尖子班。三个排的排长，一般都是直接带领本排的一、四、七班参加军事行动的。

这时候，我们机枪八班的代理班长下达了命令：“就地架枪！”

我们处在半山腰的一个缓坡处，敌军在高处，我们在低处，这样的地形地势对我们很不利，架枪难度也比较大。只见徐胜利拿起军用小镐头，就地刨出两个土坑，拉过枪架就把两个轮子的三分之一放进坑里，副射手用手里的小军锹收土掩埋卧进坑里的机枪枪架轮子，我赶紧配合着他们把枪身安装在枪架上……

“快点！重机枪赶紧开火……”步兵排长通过861连排指挥机接到步兵连长的指示，他急切地督促着我们的重机枪赶紧开火。

“快点！”代理班长也督促着我们。

护板还没有来得及安装在枪架上，胜利哥就打开机匣盖把子弹安装上了。

“拉枪机”、“竖标尺”……我在心里替徐胜利默念着操作要领。这时，就在副射手操控着高低机、方向机配合着胜利哥准备瞄准的时候，另一个战友又想把护板安装上去。这样一来，反而延迟了徐胜利的射击动作。徐胜利也着急地冲着那个想安装护板的战友高声吼道：“来不及了，拿走吧！”

“快点啊！再不开火我枪毙了你们！”

等不及的步兵连长已经没有耐心依靠861连排指挥机来下达指示命令了，他竟然不顾安危猫着腰，提着手枪从远处呼喊着朝我们这边靠拢过来，看那架势好像要吃了我们似的。平时训练的时候，步兵连的连长对于我们机枪兵是非常关爱和照顾的，此刻也顾不上平日里的那些礼节了。

我注意到，附近的战友们趴在那里都在侧着脑袋看着我们，期待着我们重机枪的火力反击。

既然重机枪火力延迟了，我想就用冲锋枪弥补一下吧，毕竟周围的步兵多数都是用的半自动步枪，火力不如敌人的冲锋枪猛烈。我迅速展开冲锋枪的折叠式依托，打开了冲锋枪的保险，“一单、二连、三保险……”我算计好了必须把冲锋枪设定在连发射击状态，然后将子弹上膛。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敌方阵地高处有一个家伙举枪朝着步兵连长那边瞄着。我急忙起身成跪姿状态，朝着那个敌寇来了一个点射，然后迅速卧倒。

步兵连长和其他战友这才朝着我的射击方向看过去……敌方阵地上的那个人影应声倒下了。

巧合，纯粹是巧合。我毕竟只是机枪兵，虽然此前也打过步枪、冲锋枪，但是我根本就没有把握在这样紧急的时刻能把那个敌人击毙。我进行的只是概略射击，点射的子弹有一定的散布面，也许那个敌人就是被我射出的散弹击毙的。当然，也有可能只是打伤了他，只是让他失去了射击的能力。

这时候，徐胜利的重机枪怒吼了，愤怒的子弹毫不留情地射向敌人。重机枪的火力对付明面上冲锋的敌寇步兵那是不用多说了，刹那间那些进行反冲锋的小股敌寇，一个不剩地纷纷倒下。

那边的步兵连长用指挥旗和指挥哨发出了冲锋的命令，步兵排长高呼着“冲啊”，便带头冲向前方。

就在这时，突然敌军射出的一发迫击炮的炮弹在我们机枪阵地前方不远处爆炸了。

由于徐胜利他们的重机枪没有来得及安装护板，徐胜利左肩膀被一个小弹片击中，而副射手的头部、胸部多处被击穿当场牺牲。步兵排长和我们的代理班长也因为较早的站立起来，目标暴露过大而身受重伤。

事后我们才知道，在我们最初遭遇敌军反冲锋的时候，我方有二十多个人都牺牲了，受伤的还有十几个人。牺牲的人中包括我们机枪三排的排长，还有他带领的机枪七班的几个战友。毕竟，拿手枪、挎望远镜、头戴861连排指挥机、使用指挥旗的连队基层军官和肩抗重机枪装备的机枪兵的外貌很特别，都是敌人射杀的重要目标。

据说，当时机枪七班的人牺牲了，但是重机枪就在机枪兵战友的遗体旁。遗憾的是，附近活着的步兵不会使用重机枪，他们连重机枪如何架枪组合，如何上子弹都不会，难怪那个时代在步兵部队我们这些机枪兵就算是技术兵种了。

想想当时的情景，我估计步兵连长已经通过861连排指挥机知道冲在前边的重机枪七班失去战斗力了，这才急着把扭转战局的希望寄托在我们机枪八班身上了。

我们机枪排的排长牺牲了，我们机枪八班的代理班长负重伤，徐胜利也负轻伤了。机枪九班本来被作为预备队留在了山下，班长是76年兵，曾经去师部教导队受训准备提拔当排长的。由于部队接到这次南下的任务不得已失去了当预提干部的机会。此刻，九班长被临时指定代理机枪三排的排长。

我们八班的重机枪枪身被迫击炮弹炸坏了，枪架的一只轮子也炸坏了。于是，机枪七班与机枪八班合并，由身负轻伤的七班长负责指挥。七班长姓苏，南方人，是76年兵，军事技术不错，人很和善，平时经常跟我探讨文化课上的一些数学计算题。他看我时常给团部广播室写报道稿件，就嚷嚷着要跟我学习写稿子。其实，我就读了半年高一，七班长就把我当做高中生对待，也有点抬举我了。

3.挺近

打扫战场之后，我们接到命令继续前进。我们所配属的步兵六连主要任务是搜索收容掉队和负伤人员并兼预备队，因此我们够不上加强连的标准，全连没有一门八二迫击炮和八二无后坐力炮，只有三具火箭筒，携带的火箭弹只有六发，一般情况下也舍不得用。除了步枪、冲锋枪、手枪，还有三挺班用轻机枪，其它的轻机枪都被团部机关和营部抽调，给担任警戒任务的临时警卫班使用了。

六连最强的火力配备就是仅剩下的两挺重机枪了。能够替代炮火的，除了弹药有限的火箭筒也就只有手榴弹了。

这时候，处理完伤口的徐胜利来到我身边，说：“行啊，强子，真没想到你不但很勇敢，还很有战术水平的啊。”

我看着包扎完伤口的徐胜利，说：“我这不算啥，也就是瞎猫碰上死耗子了。”然后又问他，“你感觉疼吗？要不然，还是把你后送下去先养伤吧，我担心你伤口感染了怎么办？”

“没事儿，就是擦破一点表皮，卫生员都给我仔细看了，里面绝对没有弹片。已经彻底消毒了，伤口也不大，一点都不影响活动。再说了，苏班长不也是轻伤不下火线吗？这是咱部队的老传统，我爸就说过的。”

随后，徐胜利又认真分析说，弹片是先击中枪身之后蹭到自己身上的，要是直接击中身体就麻烦了。接着，他又伤感地说：“真没想到啊，这么快，我们好几个战友都牺牲了。咱排长家孩子才一岁多吧，这要是让他家嫂子知道了……”

我想，这还不是早晚都会知道的事情吗？打仗总会有伤亡的啊，毛主席早就说过了，要奋斗就会有牺牲啊。

打扫战场的时候，我看到那么多尸体，心里的确有些颤抖。我平生还是第一次见到这么多的尸体，而且是带血的，残缺不全的。

后来，从后方传来消息，受重伤的步兵三排排长和我们机枪八班的代理班长由于伤势过重，未能得到及时有效的救治，他们都牺牲了。

连长每次召集正副班长开会的时候，都会介绍一下战况。他总是兴奋地告诉我们，我军已经占领了某某县城，东线进展如何，西线进展如何等等。根据新的作战任务调整，我们班作为火力组开始配属步兵一排参加尖兵排搜索任务。

一天下午，我们搜索到某高地附近的时候，苏班长悄悄地告诉我，如果再看见敌方不穿军装的人，尤其是妇女，不能再心慈手软了。要视情况而定，实在不行，就消灭他们。我心里想着，我们的《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可不是这么说的啊。

这时候，远远看去有三个妇女站在那里，他们手里什么武器都没有。我想，苏班长不会开枪消灭他们吧。

“停止前进。”

副连长过来告诉我们，连长命令一个会说敌寇话的战士先过去探探情况。

苏班长一直注视着那几个妇女，而且他已经把冲锋枪的保险打开并拉枪机将子弹上膛了。突然，苏班长抢先开枪了，一阵长长的点射之后，那几个妇女应声倒下。

苏班长的枪法我是知道的，连队进行“一兵多能”训练的时候，他的冲锋枪和半自动步枪射击一直都没有低于过八环。

可是，没人命令他开枪啊，他怎么能擅自向老百姓开枪呢？

这时候，突然从草丛中又站起两个女人来，她们手里拿着已经拉过导火索保险环的椭圆形手雷，手雷冒着的青烟清晰可见。不过，还不等她们把手雷举起，我方战友就数枪齐射，立马将她们撂倒了。

随着“轰、轰”两声震响之后，一切都变得肃静下来。还好，我们没有伤亡。

事后，步兵连长问我们的苏班长，“你是怎么看出来她们会有武器的？”

“因为她们一直站在那里很镇定，给人一种早已准备好了的感觉。他们脚下的草很茂盛，隐蔽几个人的话，我们即使是走近到三五米处都不一定能看见。还有，那三个站着的女人眼睛一直向身边草丛斜视着，显然是在和隐蔽的人交流信息，似乎是在等待什么指令。”

苏班长的一番话，让我一下子想起来了，苏班长的一个老乡就是我们团直属队特务连的侦察兵，后来也当了班长。他们俩每逢星期天，就会凑到一起交流各自连队的训练科目。我记得，苏班长还跟着他的老乡学过擒拿格斗技术呢。

在一次短暂的休整期内，步兵连长和指导员召集副班长以上骨干开会，他们郑重其事地向我们机枪排的同志表示了赞赏和敬意。随后，指导员正式宣布，要为我们机枪排向上级报请集体三等功，为苏班长、徐胜利和我报请个人三等功。

我当时虽然心里很高兴，但是嘴上还是谦虚地说，我的枪法并不怎么好，或许就是赶巧被我打中了。徐胜利当时也谦虚地说，自己也是有点慌乱，因为着急，导致架枪速度慢了。

步兵连长问道，“是不是……当时，我们步兵三排长没有明确告诉你们……你们机枪排长牺牲的事情？我通过861连排指挥机已经告诉他尖刀排遭遇袭击，重机枪班的人基本上都倒下了。也许，他担心你们感情上受不了打击吧。”

我和徐胜利都说没有听三排长说过尖刀排那边具体伤亡情况。这时候，我才想起当时自己也曾经纳闷呢，七班为啥不架枪还击啊？原来他们已经遭遇不测了。是啊，敌寇在反击的时候，当然要预先观察好重点目标，必然会首先冲着机枪兵开火的。

步兵连长又做了一番自我检讨。他说，“是我这个连长缺乏敌情观念，以为我军炮火准备足够充分了，尤其是步兵发起进攻后，沿途看到敌寇被炸的稀巴烂，我也就放松了应有的警惕性。所以，尖刀排损失惨重是我的责任。我对不起牺牲的战友，因为我的麻痹大意，造成了损失。”

指导员说道：“我也有责任，我对战士们的战前动员和战前教育做的不到位。”

随后，苏班长提出了一个建议，“我觉得，对敌人不能仁慈，穿军装的敌寇是敌人，穿老百姓衣服的敌寇也是敌人，而且是隐蔽的敌人，往往更加危险。”

一阵军事民主式的讨论过后，大家内心里敞亮了许多。直到炊事班通知开饭了，会议才宣布结束。饭后，我抓紧时间写日记，把战斗中的场景、内心的感受，特别是对牺牲战友的怀念，都写在了日记中。

我写完日记，没看到徐胜利的影子，就去找他。

我发现他和机枪七班的一名战友正在维修枪身。胜利哥看见我来了，就告诉我说，“我看见你在写日记，就没有打扰你。指导员也说了，将来写连史就靠你的日记做基础了。”

“这枪身能修好吗？你的伤口换药了吗？”

我一边询问，一边凑到徐胜利身边。我真的很佩服胜利哥的劲头，他不甘心我们自己班的机枪就这么废掉了，他经过仔细研究，发现只是枪管被炸坏了，防火帽都没有了，枪口处的滑膛线都翻裂开了，但是枪身大部分还是好的，枪膛并没有损坏。把备用枪管更换到枪身上以后，他试验了一下，抓弹勾依然非常灵便，子弹可以正常上膛、退堂，这就意味着枪身还可以使用。只是，枪架的轮子被炸坏了，只能固定射击，无法拉动行走，不便于机动转移。不管怎么说，我们尖刀排火力组能够有两挺重机枪心里就更有底气了。

这时候，副连长过来对我们说有个好消息。原来是上级给我们配备了缴获的两门迫击炮，而且从炮兵连补充过来一个班。说是一个班，其实只有一个副班长和两个战士，其他的同志在丛林中追击敌寇的时候，不小心误入雷区，踩上了地雷后半个班的人连同他们班的迫击炮都……唉！听着心里一阵难过。因为炮兵连和我们机枪连扩编以前都在同一个机炮连。扩编分设后，我们两个连队又是邻居，平时交往很多，那些牺牲的战友和我们连都很熟悉。

苏班长突然来找我和徐胜利，说是上级命令我们参与护送师部医院的救护所前移十公里，因为随着战事的进展，我军推进速度很快，前线伤员与我们救护所的距离越来越远。为了及时救治前线送下来的伤员，救护所必须尽快前移。

随后，由步兵连的副连长亲自带领一支专门抽调精干人员组成的小分队，列队等待着营首长的战前动员。我们机枪八班携带一挺半重机枪，外加三支冲锋枪，一并列队在步兵小分队后边。说是一挺半重机枪，原因就是其中有一挺缺失完好的枪架。

营长在讲话中强调说，他是在团长面前立下军令状的，军师首长非常重视这项任务，这次出征必须出色地完成任务。上级为了确保能够及时把伤员护送到后方进行有效治疗，避免或减少牺牲，在救护所前移十公里后，要增派直升飞机接送伤员。

我们这支小分队的任务就是提前为师部救护所开辟安全环境，随后掩护他们开展战地救护工作，确保他们的工作环境安全不受袭扰。同时要保证直升飞机在救护所附近起降的绝对安全。他明确指示，我们这支小分队是代表二营派出去的，受营部直接指挥。营部派了一名电台兵携带884电台配属小分队，负责与营部的通讯联络工作。

“出发！”

随着一声命令，我们这支小分队在步兵连副连长的带领下率先出发了。我们必须在师部救护所到达之前，在前方十公里处扫清残敌，开辟出一个安全环境。

我们穿过树林，走过草丛，然后朝着靠近山脚下的小道走去。

前边有步兵一个排长带领着尖刀班在搜索前进，为我们开辟安全通道。我们小分队的后续人员与尖刀班保持着五六十米的距离，紧紧跟在他们后边。

突然，前方传来“轰轰……轰轰”的连续爆炸声。

我们赶紧隐蔽在道路两侧的草丛中观察敌情。稍后，从前边传来消息，尖兵班踩上地雷了，排长、班长还有两个战士牺牲了，另有几个战士也负了伤。我看见一个战士的胳膊用三角巾随便包裹着，殷红的鲜血渗在外边显得格外刺眼。随队卫生员赶紧过去为他重新进行处置，以预防感染。

副连长急忙组织力量观察敌情，寻找目标。随后他又让电台兵与营部联系，报告情况。

营、团首长先是对我们小分队麻痹轻敌的思想观念提出严厉批评，随后又指示我们在遇到可疑目标的时候，必须进行火力侦察，确保预定抵达地域周边绝对安全。

当时，我们确实是轻敌了，因为我们沿途经过的地方所有山头、碉堡都被我军覆盖式炮击过不止一次，而且已经被我大队步兵出击后清剿过一次了。也就是说，我们的前方部队已经走过一遍的地方，怎么会出现地雷呢？这是我们谁都没有预料到的事情。

毫无疑问，这是敌寇的游击战，他们是在我军大部队冲击过以后，又重新绕回来埋设的地雷。想到这里，我立刻对苏班长建议道：“咱们应该请求后方派工兵来支援我们，进行排雷。要不然，咱们就用手榴弹和炮击跑炸地雷。”

苏班长把我的想法向步兵副连长汇报了，可是副连长说连团里都没有工兵，等师部派来工兵早就晚三秋了。迫击炮和手榴弹炸雷也不是个办法，一来没有那个时间，二来路途还有三分之一呢，弹药也不够用的。

到底是老兵有经验啊，步兵副连长果断地分析认为，敌寇也只能在现成的路上布设地雷，不可能在平时没有人走的地方埋地雷。他命令我们避开人们走过的自然道路，上山重新开辟道路。

于是，我们机枪班跟随步兵战友一起登上了山石顽劣的山上。果然，一路艰难跋涉的我们虽然比走山下小路疲惫了许多，但是一路平安的我们最终还是比预定时间提前了三个多小时安全到达目的地。

副连长一边命令电台兵打开884电台与营部取得联系，一边让大家就地寻找合适的地点构筑防御工事。

苏班长查看了一下周围地形地势，指着一处制高点说，“那个地方适合架枪，居高临下，便于发扬重机枪火力。”

步兵副连长同意后，苏班长便让我和徐胜利带人前往制高点架枪。徐胜利扛着枪架，率先往前走，我提着冲锋枪跟过去负责掩护。身后几个机枪兵扛着枪身、护板、弹药箱和其他装备紧随我们身后。

这时候，附近传来一阵阵零星的枪声。我们顺着枪响的地方看去，是步兵战友在就近进行火力侦察。我也学着步兵的样子，举起冲锋枪朝前方草丛中随便打了几个短点射。

当走到一段比较陡的坡地时，我对徐胜利说，“来吧哥，我来扛一会吧。”

这一路上基本上都是由徐胜利扛着枪架的，虽然苏班长和几个机枪兵先后也替换过徐胜利几次，但是走不多远就被徐胜利重新抢夺过去了。要知道，这枪架全重五十多斤啊，可不是像步枪、冲锋枪那么简单的啊。苏班长觉得我思维敏捷，反应灵活，遇到突发情况应变能力强，就安排我手持冲锋枪为重机枪担任警戒任务，必要时由我掩护架枪进入临战状态。

我刚用手里的冲锋枪从徐胜利手里换过枪架扛到肩上，他又过去用冲锋枪从一名机枪兵的手里换过枪身扛到肩上。其实，枪身也将近三十斤，比班用轻机枪重多了。他就是这样，处处替别人着想。

就在我们已经登上高坡尚未站稳的时候，突然一声呼啸由远及近刺入我们的耳膜。

我们已经意识到是迫击炮弹朝我们飞来了。我想赶紧放下枪架就地卧倒隐蔽，可是毕竟自己平时身体素质就差，此刻又处于疲劳状态的身体已经缺失了灵活性，随着不远处一颗炮弹落地爆炸，我被冲击波推倒在地，枪架顺着斜坡滚落到山坡下面去了。

这时候，一小股负隅顽抗的残敌向我们这里射击，而其他战友同时也遭到了袭击。

苏班长立刻手持冲锋枪向敌寇扫射，掩护我们架枪。

失去了枪架，重机枪的威力必然要打折扣。但是，胜利哥用机枪护板和军用铁锹交叉着架在地上，把枪身架在上边，迅速把子弹链压在机匣盖下，拉枪机，竖标尺，寻找目标……

“哒哒哒哒哒……”当重机枪居高临下向敌寇射出愤怒的子弹的时候，立刻就扭转了战局，为山下的步兵调整战术赢得了时间。

这时候，我发现了远处敌人的迫击炮。我赶紧掏出一颗手榴弹，一边从胜利哥手里接过重机枪把柄，一边把手榴弹塞给他并告诉他往敌寇的迫击炮阵地投掷手榴弹。

胜利哥明白了我的用意，他迅速拧开手榴弹木柄后盖，拉出拉环，起身一个远投，就把手榴弹扔了出去。

随着远处一声轰响，敌人的迫击炮被炸了。我又把重机枪指向那个方向来了一阵长点射……

这一小股敌寇很快就被我们击溃了。

我们肃清了附近的残敌，赢得了一个相对安全稳定的环境，随后就协助师部医院救护所建立了前沿临时小医院。救护所除了核心机构组成人员以外，下辖两个临时单位。一个救护队，专门负责运送伤员。还有一个警卫小分队，就是由步兵副连长率领的我们这二十多个人，算是两个加强班吧。

4.特勤

这天上午十点多种，后方一架直升飞机降落在我们救护所，从飞机上走下来一位首长，带着钢盔和墨镜，身边警卫员全副武装，一看那架势就知道比我们连长、营长级别高多了。因为在救护所负总责的师部医院院长见了那位首长，和平时面对步兵副连长的时候简直判若两人，那表现相当不一样了。

这期间，我和徐胜利接到一个任务，让我们午饭后带上重机枪，跟随一辆中吉普准备参与一项特勤任务。

很快，我们把重机枪架在了敞篷式中型吉普车上。一共三辆车，前边一辆车坐着从前线下来的几个人，他们无论干部战士都是清一色的冲锋枪，负责在前边带路。中间那辆吉普车门口站着一名警卫员，似乎在等着首长。我们的第三辆车，除了我和徐胜利，还有一位头戴861连排指挥机的步兵排长。他刚刚和第一辆车的前线指挥所的参谋人员调试校验了指挥机的频道，然后带领一个火箭筒手和两个手持冲锋枪的步兵战友，随同我们一起上了车。我们这辆车的主要任务是随时做好火力支援。

这时候，从帐篷里走出几个人，走在前边的是两个参谋，中间的就是那位戴墨镜的首长。后边跟着院长和步兵副连长。那两个参谋一前一后分别打开车门直接上车了。那个站在车门口的警卫员，等着首长和院长、副连长他们握手告别后，也打开车门服务着首长上车，然后他自己也上了车。

这时候，徐胜利突然小声对我说，“我爸？好像是……是我爸。一定是我爸。”

“不会吧，要是你爸，他一定会联系你的啊。”

我觉得徐胜利一定是太想家了，徐伯伯怎么会在这里呢？我们不是一个部队啊。

“不能随便联系我，他不是我的直接首长，没有必要联系我。”

此刻的徐胜利，真的令我很佩服。他一点也不像在学校时候的那个不好好学习，整天淘气打架的“降级包子”了，他真的很有素质。记得去年我俩先后因公出差顺便回家的时候，徐伯伯见了我就说：“强子，你胜利哥进步不小啊，将来一定比我有出息。”

爸爸妈妈也告诉过我，说是前段时间徐胜利回来探家，专门拜访过我父母，言谈举止可是不一样了，真的就像参军很久的老兵似的。

我们的车队一行三辆车行进的速度很快，不知不觉间已经离开救护所很远了。眼看着再绕过一个山丘就可以抵达前沿指挥所了。

就在我们的第一辆车刚好绕过山坡的时候，从山坡下一侧树林里突然走出两个互相搀扶着的我军伤员，我目测了一下距离，估计他们大约离我们也就五六十多米吧。他们衣着不整，手里没有武器，显得异常疲惫不堪的样子。其中一个头部缠着绷带，没有戴军帽。另一个虽然带着军帽，但是没有穿军上衣外套，白衬衣上有明显的血污痕迹，军裤也显得肥大不合体，一只受伤的胳膊缠着绷带吊在脖子上，另一只手护着受伤的胳膊。那个头部受伤的搀扶着他急匆匆地朝中间那辆首长的车迎面走去。两个人的腿上都没有扎绑腿。

很显然，这两个伤员是故意避开前边那辆车的，而且形迹非常可疑。我们的车是敞篷的中吉普，视野开阔，便于观察瞭望，所以我和徐胜利都发现情况不妙。

“有敌情……准备战斗！”显然，步兵排长也看出了问题。他一边指示我们准备战斗，一边赶紧让司机立即停车，然后迅速与第一辆车的前沿指挥所人员用861连排指挥机进行呼叫联络。

“强子，赶紧准备上子弹！”徐胜利一边督促我准备机枪上膛，一边摸出一颗手榴弹，没有拉导火索就朝着路上的那两个伤员投掷过去。徐胜利可是投弹能手啊，他投弹那是又远又准。如果他拉过导火索再投掷的话，就凭目前仅剩三十多米的距离，那两个人非死即伤。

我似乎理解徐胜利故意不拉导火索的用意。因为一来是还不敢确定那两个伤员一定是敌人，二来目标已经接近了首长乘坐的吉普车。也就是说，手榴弹的弹着点距离首长和伤员都很近，凭手榴弹七米多的有效杀伤半径，保不准会波及到首长乘坐的吉普车。

徐胜利扔出手榴弹以后，就从我手里接过了重机枪，我立刻转为副射手。此时的重机枪，我们是采取立式高射架枪的方式架在中吉普上的。胜利哥脚踏护板，稳住枪体，迅速搜索着目标。我发现此刻首长乘坐的吉普车也停了下来。那两个伤员发现有手榴弹从头顶飞了过来，赶紧卧倒在地。

我们车上的步兵排长已经带人下车持枪朝前边飞跑过去。就在这时，公路两旁草丛中突然有人朝我们胡乱射击起来。徐胜利搜索到了目标，立刻开枪反击。

这时候，首长的车上有人从车窗开枪击毙了趴在地上的两个敌人。

此刻，我们已经断定他们就是敌人了。

敌人的数量不多，火力也不强，我们的几支冲锋枪和重机枪形成的交叉火力，立刻就把敌人压制下去了。

第一辆车已经原路返回，这样我们对敌人就形成了前后夹击的态势，很快就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首长的车上下来一位参谋，他与我们的步兵排长一起查看了那两个假扮成我军伤员的敌人，然后彼此交谈着什么。

徐胜利见敌人已经被击退了，把重机枪交到我的手里，说：“你警戒，我去看看。”

说罢，徐胜利从车上操起一支冲锋枪就跳车朝前边飞跑过去。

后来我听徐胜利向我描述过这一段情况。在他即将赶到首长的吉普车附近的时候，前线指挥所折返回来的车上已经有人下车，对首长乘坐的车实施了就地戒严，不允许任何人随意靠近。

徐胜利也理解当时紧急情况下的这种措施。他听步兵排长介绍说，那两个假扮成我军伤员的敌寇趴在地上，摸出了藏在身上的手枪和手雷，还没有来得及做出动作，就被首长车上的警卫员开枪击毙了。

如果没有徐胜利投出的手榴弹迟滞了敌人的行动，敌人很可能已经靠近我们首长的车了。首长车上的人当时虽然也对突然出现的伤员产生了怀疑，但是毕竟不能肯定他们就是敌人，而且他们手上明着都没有武器，也就不便于提前开枪。如果等到敌人靠近了突然拿出手枪和手雷，恐怕就来不及应对了。

徐胜利当时知道无法面见车上的首长，就赶紧大声呼喊道：“爸！是我，我是胜利，是我故意没拉弦就仍的手榴弹，我担心伤到你的车。”

后来，我听说车上的人已经听到徐胜利的呼喊声了，但是首长命令抓紧时间前进，立刻赶往前线指挥所。

到了前沿，首长与前线某团指挥所的指挥员们立刻投入到了紧张的战术研究中，根本没有时间顾忌别的事情。

当晚后半夜，我军派出小股侦察兵趁着夜幕对敌人进行了抵近侦察，为后方炮兵确定了打击目标。黎明时分，我们的重机枪首先使用曳光弹为炮兵指引目标。我后方师部直属炮兵营和一个炮兵团的大炮根据重机枪曳光弹的指引，向敌人阵地发起了一场持续近一个小时的炮击。随后步兵团在后续跟进的坦克的掩护下，向敌人阵地发起了总攻，一举歼灭了这个负隅顽抗了两天两夜的敌寇所谓的王牌团的残余部队，为大部队攻打下一个战略要地打开了通道。

在对付小股袭扰的敌寇时，我们的重机枪是非常重要的火力支撑。因为小股敌寇一般都是冲锋枪，他们经不住我们重机枪的打击。所以，步兵分队的战友非常希望有我们机枪兵配属他们的行动。但是，我们的重机枪也是敌人打击防范的重点目标。他们的手雷和火箭筒，特别是迫击炮就是专门寻找我们的重机枪火力点。如果我们的重机枪长时间不转移的话，就很容易遭遇敌寇的火力袭击。我们的许多机枪兵战友，都是这么牺牲的。

不久，顺利完成护送首长任务的我们，就在步兵排长的带领下返回了小分队。

5、机警

由于我和徐胜利在步兵分队属于特殊的火力组人员，加上我俩也确实表现不凡，所以博得了一些赞誉声。

在救护所，无论是小分队，还是救护队，包括一些女兵听说了我们机枪班的事迹，闲暇时间都纷纷打探“谁是徐强”、“谁是徐胜利”。

这里面有一个奥妙，就是师部医院有一个女卫生员，她也是与我们一起从我们同一个部队大院里走出来的。她叫卢燕，人长得很漂亮，是我们父辈所在师政治部干部科长的女儿，比我低一个年级，也比我小一岁。由于我们都是同一批所谓的“黑兵”，再加上父母都是一个部队的，所以当兵后就感觉特别亲切，多少也有一些来往。但是，因为卢燕在师部医院，我和徐胜利在团下连队，所以我们平时很少见面。

卢燕是通过团部报道组编发的一期《战地快报》上看到了我和徐胜利的事迹，后来军区报社也转载了我们的事迹。卢燕是师部医院的“院花”，她的影响力很大。经过卢燕的宣传，救护所的人都知道了我们机枪班的英勇事迹。

那个时候，也许是女孩子早熟，也许是出于对英雄的敬仰，卢燕总是找机会接近我和徐胜利。徐胜利不仅身材魁梧，相貌英俊，而且他是名副其实的特等射手，又是投弹能手，自然在战友们的议论中处在突出位置。我个子矮小，身材瘦弱，更主要的是我年龄小，对男女爱情醒悟的慢，所以我平时只是把卢燕当做老乡妹妹加战友，没有别的什么念头。渐渐地，卢燕与我的接触就是工作需要，而对徐胜利开始有了一种明显超越一般同志的热情。赶巧，卢燕后来也加入到救护所工作了，我们就多了一些接触的机会。

一天夜里，从前线运来一个重伤员，是一个连长，腹部中弹急需手术取出弹片。卢燕被安排协助军医参与手术，她在进入临时手术室之前正巧看见我陪着小分队卫生员来救护队领取药品和绷带等，就急匆匆地告诉我，说是听说徐胜利的爸爸徐参谋长受伤了。我吃了一惊，问她是怎么知道的。

她说，是听院长接电话的时候，从一句话里分析出来的。院长接电话后，答复对方道：“好的，请政委放心，我们一定确保徐参谋长早日康复，这点小伤算不了什么的。”

我一听，就笑了，这分明是姓氏的巧合嘛。我们所在的部队与父辈们所在的部队不是一个省的，怎么能扯到一起去呢？你们师医院的院长怎么可能“确保”另一个部队的师参谋长“早日康复”啊？这要是让胜利哥知道了，还不又惹得他幻觉出自己的爸爸就在前线啊。我又想起来那次我和徐胜利参与护送一位首长去前沿的时候，徐胜利就认定那个首长是他爸爸。也许是真的？当时我根本不知道是真的。

“好了，你快去忙吧，我替你转告就是了。”

“你还是先别告诉他了，免得他着急上火啊！”

卢燕一边叮嘱着我，一边急匆匆地朝她们救护所的帐篷区跑去。

我也回到了自己的帐篷里，看着徐胜利空荡荡的地铺，知道他在机枪阵地上值班。我趴在铺上，借着微弱的手电筒光亮写了一阵日记，然后关闭手电筒静静地闭目思索着。开战有半个多月了，我们身边牺牲了很多战友，包括我的排长和代理班长。我和徐胜利算是命大的了，不但还活着，而且战斗事迹还被登报宣传了。我比徐胜利更加幸运，连一点小伤都没有。将来，如果能活着回去，我一定要把战场上的情景讲述给我们学校里的老师和同学们听听。离开学校三年了，我突然非常想念老师和同学们。

这时候，苏班长回来了。他是今晚的带班员之一，特意来招呼另一个机枪兵去机枪阵地换班。我寻思着应该和胜利哥说说刚才卢燕说过的话，就陪着那个刚刚从梦中被叫醒的机枪兵一起去了机枪阵地。

徐胜利看见我们来了，把861连排指挥机的头罩摘下来，交给接班的战友。然后和我一边聊天一边沿着下坡方向往帐篷这边走。

我把刚才卢燕说的话告诉给了徐胜利，他听了嘿嘿一笑，说道：“这丫头，有点意思哈。不过，她这么一说，我还真觉得有点想我爸爸了呢。其实，我敢肯定上次咱们护送的那位首长就是我爸。”

说着，徐胜利转身大步流星地朝救护所的帐篷区走去。我紧随其后，紧跑几步追上他问道，“你这是要干什么去啊？人家正在做手术呢。”

由于灯火管制，沿途一片漆黑。好在我们已经在这里居住了六七天了，道路非常熟悉。

突然从前边传来哨兵的吆喝声：“口令！”

另一处迅速答道：“黎！回令。”

“明！”哨兵也迅速回答着。

我突然觉得有些不对劲，徐胜利似乎也听出了问题。是啊，哨兵的声音我们很熟悉，而那个发出“黎”和“回令”两个单词的口音，不但陌生，而且很别扭，带着明显的异样特征。

敌人特工？我和胜利哥互相对视了一秒钟，赶紧猫腰隐蔽起来进行观察。

我把大背状态的冲锋枪摘下来递给徐胜利，因为他的枪法比我好，让他持枪更有意义。然后，我又从身上摸出一颗手榴弹，握在手里以备急需。

朦胧中，我们看见有三个人向哨兵缓缓靠近，他们穿着我军的军装，但是都没有戴军帽。

徐胜利果断地说：“是敌人的特工。”

我也坚信那不是自己人，因为我们小分队这二十多个人朝夕相处好几天了，彼此都认识。这三个人如此陌生，哨兵怎么就一点都没有察觉呢。

我想了一下，计上心来。我告诉徐胜利，我先朝另一个方向移动十米，然后隐蔽好自己再命令那三个人站住不要动，让徐胜利见机行事，因为他的枪法准，这个距离击毙三个敌人没有问题。

徐胜利明白我的意图，开始轻轻地打开冲锋枪的保险，将子弹上膛。我迅速迂回到了另一侧十多米以外的地方隐蔽好，然后大喝一声：“站住，口令！”

那三个人立刻站住了，他们迅速出枪向我发出声音的地方搜索观察着，然后又是那种生涩的回答：“黎！回令。”

“明！你们是哪部分的？来这里做什么？”我继续盘问他们。

“我们是刚才护送伤员从前边回来的……”

这时候，我发现哨兵已经警惕地躲藏在了掩体里面。我随手从地上摸起一块石头，朝那三个人扔了过去。然后问他们：“你们说说，昨天的口令是什么？”

敌人不知道我投掷的是什么东西，又看到哨兵的行为异常，一时有些慌乱，预感到自己暴露了，就突然兵分两路，一个人猫腰朝哨兵摸索过去，另外两个人分散开向我迂回包抄过来。

“哒哒哒哒……”

徐胜利一个长点射撂倒了两个家伙，另一个就地一滚，隐蔽在一个低洼处，并迅速出枪向徐胜利射击。很显然，这个家伙的战术经验非同一般。

这时候，徐胜利高喊道：“我是机枪班徐胜利，哨兵小心啊，敌人想偷袭救护所。”

我为了掩护徐胜利，有心分散敌人的注意力，赶紧拉响手榴弹停留两秒后朝着敌人隐蔽的方向高抛出去。

随着手榴弹的爆炸声，我们小分队的许多战士都拿着枪出来了。哨兵立即用冲锋枪向敌人隐蔽的地方扫射。随后赶来的步兵小分队的好几个人一边向那个敌人躲藏的位置射击，一边分散包抄过去。

可是，当我们从三个方向接近目标隐蔽的低洼处时，敌人却没有了踪影。显然，他是趁着夜色在草丛中匍匐着逃走了。我的臂力不足，也许是投掷的手榴弹不到位，也许是敌人已经逃走了，我却还是往敌人原来隐蔽的地方投掷，显然没有对敌人形成杀伤力。

步兵小分队又组织人搜索了一阵子，没有找到活着的敌人。后来，我们从被击毙的两个敌人尸体上搜出了他们的私人物品，彻底证明了敌人的身份。

步兵副连长仔细观察了一下敌人的两具尸体后，说：“你们看看，这两个人的领章都缝缀错了，按规定我们的领章缝缀的时候必须和领子外沿对齐，但是这两个家伙都是居中缝缀的，这分明是他们敌寇领章的缝缀方式嘛。”

我和徐胜利，还有当班哨兵分别向副连长详细报告了所掌握的有关情况。随后，副连长吩咐一个班长带人对敌人尸体进行拍照、登记随身物品等，然后让电台兵与营部联系报告情况。

我和徐胜利又跟着副连长一起来到救护所，找到院长介绍了相关情况。最后，副连长又决定派出三组双人流动哨加强警戒，并加强了内部联络暗号，以防不测。

只是，那天晚上我们和卢燕没有单独接触的机会，因为医护人员和部分轻伤员都围着我俩让我们讲述刚才的战斗故事。卢燕虽然刚刚协助医生完成了一个手术，但是她并没有去休息，而是兴高采烈地倾听着我和徐胜利的讲述。

事后，我和徐胜利又少不了受到营部发来电报的一番表扬，据说连团长、师长都惊动了。他们表扬我俩表现得好，警惕性高，灵活机智地应对了突发情况，还为其他分队敲响了警钟。

6、截肢

根据战事的进展，我们又奉命向前推进了五公里。据医护人员介绍，我们的救护队每向前挺近一公里，就有可能多救活一个伤员。尽管我们的每次推进都要面临危情的考验，都要与偷袭的敌人特工和袭扰的敌人散兵游勇较量一番，但是对比起前线浴血奋战的战士来讲，我们这点困难根本算不了什么。

一天深夜，苏班长突然叫醒我，让我去机枪阵地把徐强替换回来，说是前方某高地步兵某连配属的机枪兵遭遇敌寇迫击炮袭击都牺牲了，枪身也被炸坏了，但是枪架还完好无损。因此，营部命令我们小分队派出两名机枪兵，携带重机枪枪身前去支援。因为我们小分队的机枪兵是目前距离这个高地最近的机枪兵。

我当时也要求参加这项任务，但是苏班长说小分队这里也很重要，让我留下来负责指挥机枪班。

我来到小分队的机枪阵地，和徐强告别的时候，我俩都有些舍不得，甚至有一种生离死别的感觉。这几天，救护队里每天都有前方送来的伤员，有的刚送到还没有来得及手术就牺牲了。也有的是救护途中牺牲的，送到我们这里就变成了烈士的遗体。毕竟，战争是残酷的，战场上的情况瞬息万变，谁也说不好每一次分别，是否还能有见面的机会。

徐胜利和苏班长走了以后，我带领余下的几个机枪兵把阵地再次加固了一番。虽然偶然也有一些敌寇企图偷袭我们的救护队，但是由于副连长加强了流动哨的巡逻戒备，所以我们基本上都可以提前发现敌人的企图，做到了御敌于营区之外。我们的重机枪一般都可以在发现敌人以后，以比较远的距离给步兵以火力支援，有效压制敌人火力，直至消灭敌人有生力量。

随着战斗经验的积累，我发现了一个规律，敌人的迫击炮最热衷对我们重机枪火力点进行偷袭。所以，我决定每次战斗结束后，就转移重机枪阵地，并且把原来的重机枪阵地用雨衣和帆布蒙起来，并覆盖上一些树枝等貌似伪装、貌似暴露的东西来迷惑敌人。

果然，在我们把重机枪阵地转移之后的第二天，原来的重机枪阵地就突然遭到敌人迫击炮的袭击。副连长事后一个劲地夸奖我，说我很有战术头脑。

为了隐蔽安全和迷惑敌人，我们小分队的帐篷都挪走架设在百米之外的地方了。这样，我们休息的时候只能躺在树下草丛中，用树枝搭建的一个个单兵窝棚里。这样条件更加艰苦了，遇到蚊虫叮咬实在是难以忍受。卫生员给我们发的风油精、清凉油之类的东西，似乎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但是，一旦入眠还是睡得挺香的，因为实在是太疲劳了。这段时间，我白天有空就写点日记，内容大多数都是记录事件，也有感慨和反思。

就在一天的深夜，救护队运来一批伤员，有的需要手术，有的需要调理静养。卢燕惊慌地跑来找我，看见我就哭了。我问她怎么回事，她哭着告诉我，苏班长牺牲了，阵亡名单里有他的名字，而且院长也证实了。另外，她说看见受伤者的名单里有徐胜利。我问她徐胜利伤势怎样，她说不敢去看。我最初不理解，这些天她连死人都见过，难道还不敢看伤员吗？

后来我才理解了，这就是爱。爱之深切，牵挂的就会多，担心的就会重。正因为她不敢去看，害怕徐胜利伤势严重自己心疼受不了，所以才来找我的。我赶紧跑到救护所寻找徐胜利。

徐胜利的一条小腿基本上已经被炸断了，只有一些残碎的皮肉筋骨还连着已经无法支撑身体的大腿，一只胳膊也受了轻伤。徐胜利流了很多血，已经昏迷过去了。接下来要对徐胜利进行伤口处理的手术，要取出伤口处的弹片和杂质，要进行消毒清洗，也可能要截肢，还要缝合。而要安全顺利地完成这些内容，就必须立即为他输血。

当时救护所血浆储备已经严重不足。徐胜利是O型血，而我是A型血，配不上。当时战士们体力消耗都很大，副连长和院长都不忍心让战士们为伤员输血，就动员护士们献血。

此刻的我暂时空闲着，就开始想象着徐胜利受伤之后的情景，同时努力回忆着在连队曾经学过的少的可怜的战场急救知识。关于止血，好像有按压止血，就是用力按住出血动脉上端，阻滞血液的大量外流。还有就是使用止血带，通常也就是用胶管或绳子勒住伤口的上端……可是，我们当时随身携带的急救包一般只有三角巾、绷带之类的东西。

唉！自己虽然可以从理论上记住一些战地救护要领，但是此前从来也没有遇到过真正的战场救护，全连、全营，甚至全团谁都没有见过战场上的负伤流血真实情景，我怎么可以想象得出徐胜利当时受伤后的具体情形呢？

后来，还是卢燕首先自告奋勇地说愿意为徐胜利输血，因为她是O型血。

卢燕，这个与我们曾经在一个部队家属院长大的小妹妹，小伙伴儿，如今的战友，已经毫不犹豫地躺在了昏迷的徐胜利身旁，静静地为自己崇敬的英雄大哥输血。

那个时候我还不满19周岁，真的对爱情一窍不通。懵懂中的我只是感觉到卢燕对徐胜利很关心，很在意，很惦念，很牵挂。我不知道这是为什么，后来才逐渐理解了这不单单是因为我们都是战友，都是部队家属院里长大的发小，而是因为年仅18岁的卢燕已经开始对徐胜利萌生了最为清纯真挚的恋情。

徐胜利的手术很顺利，然而结果也很令人悲伤。那条受伤的小腿还是被迫截肢了。

第二天徐胜利醒来了。我看见卢燕亲自给徐胜利喂水喂饭，清理卫生，导尿接便。这个时候，已经不存在“男女有别”的忌讳了，卢燕是卫生员，是在履行自己的职责，更是在表达自己的爱情。我把这些看在眼里，后来又记在了日记中。

但是，令我深感意外的是，徐胜利趁着卢燕不在跟前的时候，从自己的挎包里拿出一个用重机枪弹壳制作的圆珠笔，真诚地对我说：“兄弟，如果我死了，麻烦你把这个送给……”话还没有说完，卢燕进来了。他就没有再继续说送给谁，却改口说送给我，让我替他保存好。

我知道，徐胜利不想让卢燕听见。后来，终于有机会了。徐胜利告诉我，让我把那个用重机枪子弹壳制作的圆珠笔，送给我们连队原驻地人民公社所在镇子上供销社的一名女售货员。

我忽然想起来了，那个女售货员是一个白净羞涩的姑娘，尽管看上去很内敛，但是服务非常热情有耐心。用当时的语言词汇表达就是文明、热情、周到，哦，还有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准确地说，是为子弟兵服务。

我摆弄着手里的那个用重机枪子弹制作的圆珠笔，内心深处不禁浮想联翩。这种用重机枪子弹制作的圆珠笔其实很简单的，我们许多战友都会做的。就是用钳子轻轻地扭动子弹头，将弹头卸下来，把弹壳中的火药倒掉，再把弹头前边的尖磨掉，露出一个孔，正好可以把圆珠笔芯放进子弹壳中，让笔尖从弹头尖上磨出的孔中露出来，这就成为了圆珠笔。

徐胜利告诉我，那个女售货员曾经送给她整整一小盒圆珠笔芯。我也回想起来了，徐胜利的圆珠笔总是可以随时更换笔芯，他还送给我几根笔芯。但是，以前他从来也没有告诉过我女售货员送给他一盒笔芯的事情。

就在我为徐胜利受伤而感到难过的时候，帐篷外边传来了汽车马达声和刹车声。紧接着，院长、副连长等陪着一位左臂包扎着绷带的首长走了进来。

啊！是徐伯伯。

就在那位身材魁梧的首长摘下墨镜的时候，我看清楚了，是徐胜利的爸爸。

“徐参谋长，胜利很勇敢，历次战斗中他的表现都非常出色。”步兵副连长接连表扬着徐胜利。

“徐伯伯……哦，参谋长，您好！”我赶紧站起身来，给徐伯伯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说：“我是小强子。”

徐伯伯朝我点了点头，然后就走到徐胜利的床铺前，深情地注视着自己的儿子。

“爸爸……”徐胜利伸出了手，与徐伯伯的手紧紧地握在了一起。

后来我才知道，徐伯伯是在战争打响之前，突然调任我们所在的师司令部就任参谋长的。其原因就是徐伯伯曾经是当时东线总指挥的得力部下，那位首长向上级指名道姓地要求把徐胜利的爸爸，这位最擅长攻坚战指挥和防御战坐镇的优秀指挥员调任自己的麾下发挥作用。果然，徐伯伯参与指挥的几场战斗，都非常顺利，战果显著。

“我儿子救了我啊！可是……我却没有保住我儿子的腿啊！”

“爸，您别难过，我只要有手，我就可以操作重机枪，照样可以消灭敌人。”

“小强子，听说你的表现也非常出色，你爸爸一定会为你高兴的。你的学习成绩好，将来在部队当干部吧，有出息。”

徐伯伯停顿片刻，又接着说道：“胜利还是缺乏文化知识，战术运用不够娴熟。重机枪火力点，是最容易遭遇敌人迫击炮打击的重点目标。凡是没有坚固的防御工事的时候，阵地战的重机枪火力点就必须随时考虑转移和隐蔽的问题。”

这时候，一位参谋人员走了进来，轻声向徐伯伯报告说：“参谋长，直升飞机马上就要降落了，我们赶紧走吧。另外，政委和师长都请示过军区首长了，可以让胜利跟着我们一起回后方养伤。”

“不行，他不能跟我们走。他要和别的伤员一样，不能搞特殊。”

尽管院长、副连长等在场的好多人都劝说徐伯伯，但是徐伯伯毅然决然地对胜利哥说：“你只是一名副班长，你的伤势基本稳定了，你还没有必要乘坐直升飞机回后方。”

“爸爸，我养几天还要继续上前线呢，您别忘了，我是特等射手。”胜利哥非常乐观地和自己的父亲告别着。

几天以后，我们接到了撤军的命令。

7、牺牲

班师回营后，我们机枪兵经过战况总结和短期休整，就返回了各自的连队。徐胜利被部队安排去北京某医院安装了假肢，并进行了康复训练。出院后，徐胜利又返回部队，被师部教导队调任重机枪教员。

后来，我和徐胜利又作为战斗骨干，参加了几场南疆轮战。这期间，我和徐胜利都被列入了预提干部苗子。可是，上级机关突然下达命令，立即停止从战士中直接提拔干部，必须经过步校培训后方可以提干。可是，由于徐胜利肢体残疾，再加上他的文化测试分数过低，就失去了进入步校学习的机会。

我考上了军区步兵学校以后，在步校学习即将毕业之际，我们学员队的学员奉命参加南疆轮战。这时候，已经转为志愿兵的徐胜利又回到机枪连担任代理排长，我和几位学员就分配在徐胜利的排里参与作战。

这期间，徐胜利带领我们出色地完成了大大小小的攻防作战任务达十几次。徐胜利的重机枪操作技能掌握的更加娴熟了，他不仅操枪速度快，而且可以单兵操枪，快速击发，精准率极高。

可是……

回忆到这里，我实在是不忍心再翻阅剩余的部分日记内容了。因为，就在一次对某高地的争夺战胜利之后，徐胜利不幸牺牲了。

当时，我们刚刚占领了主峰阵地，营首长为了深入前沿尽快详细掌握阵地情况，并鼓舞我们连发扬不怕疲劳和连续作战的精神，立即来到我们连刚刚进入的主峰阵地进行现场视察。

谁也没有想到，一个装死的敌寇偷偷地朝着营长投来一颗手雷。

眼看着冒着青烟的手雷滚落在营长的脚下，徐胜利猛扑过去，拾起了那颗手雷……

可是，徐胜利的腿毕竟是假肢，行动起来难免不如以前那样灵活了。就在他扭转身体的时候，刚把手雷拿在手里，就不慎摔倒了。

如果徐胜利是处在站立中，哪怕是处在坐着的姿势，凭他投弹能手的技能和经验，起码也能把那颗手雷抛到安全距离以外。然而，此时的徐胜利却是摔倒在地身体失去了平衡。而已经躲开的营长看见徐胜利摔倒了，又转身朝徐胜利扑过去。

“营长，你别过来，快躲开……”

就在营长即将要来到徐胜利身边的时候，徐胜利握在手里的手雷已经到了爆炸的临界点了。

在这千钧一发的危机时刻，徐胜利毅然放弃了投掷手雷的念头，因为躺在地上的他看到周围都是自己的战友……他毅然把手雷往自己怀里一抱，用自己的胸膛将手雷压在了地上。

紧接着就是“轰”的一声巨响……

当火光和硝烟散去的时候，人们看到营长扑在一滩血肉中。

徐胜利用自己的血肉之躯，确保了营长的伤势局限在了完全可以救治的程度。

那个投掷手雷的敌人，随即被营长的通讯员用冲锋枪一阵疯狂般的扫射……

我当时更是恨得浑身颤抖，立即把重机枪的子弹推上枪膛，然后从枪架上拆下枪身，左手握着枪管，右手握着右侧把柄，来到那具早已被营部通讯员打成筛子的尸体前，对着敌人的头颅，用大拇指抬起保险托片，然后按动击发扳机……

随着“哒”的一声枪响，那颗罪恶的头颅爆开了花。

后来，在徐胜利曾经荣获的三等功、二等功、一等功的基础上，又增加了一个特等功和“新一代最可爱的人”荣誉称号。

回忆一下战场上的情景，当时部队刚刚用85式军服替换下了65式军服。头戴大檐帽身穿军常服的营长，来到我们这些头戴钢盔身穿迷彩服的作战人员中，显得特别扎眼，由此引起了暂时受伤昏迷醒来或者一直在装死的敌人的注意，这才诱发了敌人想炸死营长的报复心理。

事后，团里曾经有人提议要追究那位营长的责任，给予营长处分。但是，徐胜利的爸爸以一位老军人的宽阔胸襟和豁达姿态，理性地阻止了处分营长的提议。徐伯伯当时是发自内心地说道：“你们可以认真总结经验教训，可以分析找出导致这样惨痛后果的根本原因。但是，营长并没有主观错误。他迅速跟上冲锋连队上了前沿阵地，是一名指挥员的职责驱使的结果。连队没有快速彻底清理打扫战场，这是主要原因。”

最后，徐伯伯又动情地说道：“看在我儿子已经牺牲的份上，就免了对营长的处分吧。因为，我不希望我的儿子用年轻的生命救下来的是一个犯错误的营长。”

啊！徐伯伯，徐参谋长，一位父亲，一位参加过抗日战争的老革命军人，在自己的儿子牺牲后，他抑制着自己内心的悲痛，以一颗豁达、善良且包含理性的心，用儿子的荣誉保住了营长的政治前途。当时，许多官兵都感慨地说，徐家父子一个用生命救了营长的肉体生命，另一个用境界维护了营长的政治生命。

尾声

我合上那本三十多年前一直坚持写着的战场日记，按奈不住自己澎湃激荡的心情。快四十年了，我每当看到这本战场日记，心里都会浮起一股热血燃烧般的涌动，那个处处想着照顾我，帮助我的胜利哥，他仿佛就在身边。

后来，我曾经去我们连队驻地那个供销社寻找过徐胜利的初恋女友——如果还算是初恋女友的话。她的名字叫薛芳。她告诉我说，当初部队出发之前徐胜利曾经来找过她一次。后来虽然一直没有得到徐胜利的消息，但是她已经知道了徐胜利上前线了。薛芳给徐胜利写过好几封信，都没有寄出去，因为根本不知道往哪里邮寄。后来，得知徐胜利还活着，尽管他残废了，但是活着就好。薛芳丝毫也不会嫌弃他，愿意照顾徐胜利一辈子。

但是，徐胜利并没有接受。他说自己是个残废人了，不好拖累别人。再加上后来徐胜利离开连队，先后去师部教导队，去前线轮战等等，薛芳就再也没有机会见到徐胜利了。

其实，徐胜利的念头我早就知道了。他也是这样对卢燕说的，不愿意连累别人。但是，卢燕比薛芳果断，比薛芳有一个现役军人的便利条件。她几次找机会与徐胜利接触表露心迹，并亲自找到徐胜利的爸爸，向徐伯伯明确表达了她的内心想法。

后来，卢燕考上了军区护士学校，她在学校学习期间，曾经给徐胜利写了很多信，徐胜利一封信都没有回复。他还是那句话，不想拖累别人。

我想，如果徐胜利没有牺牲，也许是卢燕，也许是薛芳，她们总有一个人会成为徐胜利的妻子吧。

可是，事实是永远不会再有“如果”了。一切都已经无可重来，因为“历史没有假设”。青春在战火中淬炼以后，我们生命的价值早已超越了肉体的物质属性，我们的精神境界不是用语言和文字就轻易可以表述的。

如今的我已经五十多岁了，现任某师副政委，大校军衔。我已经向组织上递交了退休申请，即将告别戎装四十年的军旅生涯。

等待退休以后，我打算寻找一下当年活下来的战友，当然也要联系一下已经当了奶奶的卢燕和成为农民企业家的薛芳。

卢燕后来和一位在轮战中荣立战功的副连长结婚了，那位副连长比我年长几岁，卢燕一下子从我的妹妹的身份变成了我的嫂子。他们夫妇转业去地方工作了十几年，后来都退休了。卢燕在部队是技术干部，本来可以继续留队工作到退休的，但是她执意要跟随丈夫一起转业去地方工作。我看得出，卢燕是一个有情有义忠于爱情的好女人。如果徐胜利还活着，卢燕一定会感动他的吧。薛芳在得知徐胜利牺牲的消息后，曾经痛苦了很久，后来和自己的一位高中同学结婚了，如今也早已当上了姥姥。

我曾经约上卢燕和薛芳一起去烈士陵园祭奠过徐胜利，那是我刻意安排的让两个爱过徐胜利的女人在烈士的墓碑前相识，我想让她们成为好姐妹。从此，我们三个人一直保持着联系。

呵呵，我现在也是当了爷爷的人了。我夫人是一位教师，已经退休了。我儿子军校毕业后从基层连队开始努力拼搏，如今已经是营职少校军官了。我孙子也很可爱，快上小学了。我曾经带他去徐胜利的墓碑前，多次给他讲述过我们机枪兵的故事。尽管孙子还不能真正理解我们从前的历史，但是将来他一定会因为自己是参战机枪兵的孙子而深感自豪的。

前几天，卢燕给我夫人打来电话，说是要请我们一家人去他们那里度假旅游。当听说我打算以当年参战机枪兵为素材，创作一部小说的时候，卢燕竟然动员薛芳一起给我打来电话，告诉我说当年还有很多我不曾知晓的故事，如今都这个年龄了，可以说出来让我写在小说中。

呵呵，我很想写一下当年参战机枪兵的故事。可惜啊，我的文笔一般般，恐怕会让读者失望的。但是，我们的经历，我们的付出，我们的牺牲，我们……

我坚信，我们机枪兵那段参战的历史不会因为我笨拙的文笔而有丝毫的逊色，只能是辉煌永驻，震撼未来，激励后人。

我突然想起我的老连长说过的一句话：“我们是人民机枪兵！”

啊！人民机枪兵，多么神圣的称谓啊！我自豪，因为我曾经是一名光荣的人民机枪兵。

              （一稿完成于2017年8月，二稿完成于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