读了李商隐的诗后，才知道诗里藏着他的悸动、温柔与痴情

         在李商隐的作品中，道教气质相对浓烈的多属情诗——或者至少可以说，看上去像情诗，大部分学者据此推断这些诗的本事也出于学道经历。通过整理文本，学者们发现学道期间，李商隐指名道姓提过的女性学道者只有宋华阳，也便理所当然地把目光锁定在了这个女道士身上。
           随着推论的逐步完备，学界形成的通行看法是李商隐学道时与宋华阳相恋，却又不能在一起，也无法宣之于口，只得以朦胧绮语自志。有了这个底层逻辑，学者们进一步调动想象力，开始基于诗歌文本去丰富故事线：比如，有人从《碧城》第三首里的“玉轮顾兔初生魄”展开联想，称“顾兔”出自“夜光何德，死则又育；厥利维何，而顾兔在腹”，李商隐之所以选择这个典故，是在暗指宋华阳怀孕了。
          这个脑洞打开后，许多诗便进一步都被牵连进来（如有释《药转》“换骨神方上药通”句为女道士夜中以药堕胎），此后更衍生出当权者如何震怒、女道士如何结局惨淡、李商隐如何因争取不得黯然下山等情节……我们也不必展开细说——之所以要谈到这些推论，是想提醒你，这实则是李商隐诗多解性的一种呈现。
        他当然不愿被后人这样无下限地编排私生活，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能用锁定的诗歌文本催生出无数种完全不同方向的猜测，却是李商隐一直在主动追求的创作效果。
           看看宋华阳和李商隐的关系到底能够落到什么层面吧——要先声明的是，后面一切推论都不是学术共识，我只是用自己读诗的方法打个小样，希望这个过程对你能有所启发。
         李商隐学道期间流传下来的诗很多，但真正提到宋华阳这个名字的其实只有两首，也不都是情诗：

《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

赠华阳宋真人兼寄清都刘先生

沦谪千年别帝宸，至今犹谢蕊珠人。

但惊茅许同仙籍，不道刘卢是世亲。

玉检赐书迷凤篆，金华归驾冷龙鳞。

不因杖屦逢周史，徐甲何曾有此身。
         
          这首诗：很有分寸，甚至近乎客套，正正经经，没有什么体己话。“沦谪千年别帝宸，至今犹谢蕊珠人”，这是交代受赠者的来处，说宋真人是从宫苑里被贬下来的，且不愿重见宫里的故人。颔联“但惊茅许同仙籍，不道刘卢是世亲”，这是同时对题目中的两个人说的：我原只知道你们都在修道，却不知还有亲旧关系。
          可能李商隐是在不同场合分别认识这两个人的，这次和宋真人聊起才知他们竟是亲戚，所以引发了这样的感触。“玉检赐书迷凤篆，金华归驾冷龙鳞”，意为修道者看到天宫记录仙籍的玉牒，一时想不起自己的来处，也看不到自己的去处，没有办法回到天上了。
          尾句“不因杖屦逢周史，徐甲何曾有此身”则是个道教典故，说老子的仆人徐甲向他讨工钱，老子却告诉他：你本是一堆枯骨，保持现在的状态原是我一张太玄符之功，说罢将符取走，徐甲立刻就变成了白骨。意思是说真幻无常，所以有无本来也没有多么重要。

           这首诗：并没在写爱情。它交代了人物关系，赞美了对方的修为，最终回到了有无生灭的思考，内容上更像是道友间的交流和酬答。事实上，这个“华阳宋真人”和后一首的宋华阳究竟是否为同一个人尚未可知，毕竟住在华阳一带或得道华阳洞的人，只要姓宋，就都可以这样称呼。即使二者真的是同一个人，从语气推断，第一首诗的创作时间大概率也在两人发生情愫之前。
          所以，在李商隐的诗里，真正可以和他学道期间的爱情关联起来的，实际上只有第二首一篇：

《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

偷桃窃药事难兼，十二城中锁彩蟾。

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精帘。

         第一句，“偷桃窃药事难兼”。偷桃本是东方朔的故事，《汉武帝内传》里说，西王母的仙桃三千年一熟，东方朔曾三次去偷桃子，后来被贬谪到了人间。李商隐有一首《曼倩辞》谓“十八年来堕世间，瑶池归梦碧桃闲。如何汉殿穿针夜，又向窗中觑阿环”，阿环是西王母的小女儿上元夫人，由是可见，在李商隐的理解和诠释中，东方朔偷桃并不完全是仙人异行，只是描述了这样一个故事：一个男子几千年来一直暗中关注着一位比他地位高、修行深的女仙，并且想了无数办法去偷看她——所以偷桃，实际写的是不能忘情。而窃药呢？“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嫦娥放弃情爱，一心成仙，则是勇于忘情。最后下一“事难兼”的评语，也即说忘或不忘都很难了。
          第二句，“十二城中锁彩蟾”。“十二城”与尾句“玉楼”都指天上宫殿，李白有“天上白玉京，十二楼五城”也用此意。“彩蟾”则是月宫，也就是蟾宫——天宫本就高不可攀，蟾宫又在天宫内庭，深深闭锁，可见两人身份有别，见面极为不易。
          很多年后，李商隐从桂林幕府返回长安途中，在巴峡一带与朋友聊起往事时，写过一首《天水闲话旧事》，里面有一句“月姊曾逢下彩蟾，倾城消息隔重帘”，其中“彩蟾”与此诗便属同义，说月中仙子走出蟾宫时，自己曾见过她一面，或指意中人离开清修地时两个人定情的旧事。
           下一句“倾城消息隔重帘”和这首《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的尾句“玉楼仍是水精帘”相关性也很高。据此我们或能推知，李商隐多年后与朋友闲话的旧事，大致和重寄宋华阳之诗同出一源，所推究的也正是同一段感情。

           之所以要考索两首诗的关联，是因为《天水闲话旧事》的创作时间比较晚，所以它交代了这段故事的结局。诗后半说：“暮雨自归山悄悄，秋河不动夜厌厌。王昌且在墙东住，未必金堂得免嫌。”“暮雨自归”，短暂的欢好结束了，仙子回到天上了；“秋河不动”，是说时间不再流动，事情也不再有新的可能。“墙东王昌”是唐代诗人经常引用的典故，出自南北朝的《河中之水歌》。
           原诗前半段写一个美丽能干的女子莫愁嫁到卢家，次年生了个男孩子，享尽了人间的富贵安稳——一系列华美的渲染之后，篇尾却幡然扫回：“人生富贵何所望，恨不嫁与东家王”。这个“东家王”，指的就是墙东王昌。
          人间最平顺的女孩子看到他，心里突然有了缺口。诗中“金堂”通常作“郁金堂”，本出《河中之水歌》的“卢家兰室桂为梁，中有郁金苏合香”，至唐代沈佺期时则生发成了“卢家少妇郁金堂”：女孩子嫁到卢家才有机会见到王昌，但也正是因为嫁到卢家，她永远失去了和王昌在一起的可能。
        《天水闲话旧事》尾联的语气是夹杂着后悔和酸楚的。不难看出，由于没有在一起的希望，两个人出于避嫌最终分开了——如我们所知，李商隐放弃了道举，下山去参加科举考试了。
           这段感情从开始到结束，都是隔着帘、隔着墙的。在重寄宋华阳诗后两句中，我们也能感受到这种无法触碰的绝望。“应共三英同夜赏，玉楼仍是水精帘”，“三英”指金、银、汞三种矿物质，是道教修仙用以炼丹的。葛洪曾将天下药物分为三等，下等为草木，中等为矿物，上等为金银玉石，即炼丹所用。丹炉中，所谓三英质地与月光相似，都是莹柔流动的。这两句诗是说凡人想飞升到月宫与意中人相会，只能寄希望于炼丹服食成仙。
         深夜里，炉中的丹药与天上的明月都在发光，但人天有别，他们永远隔着一重水精帘，而无法通传消息。这种相望不能相语的感觉，就是李商隐和宋华阳这段爱情的主基调。
         沿着《天水闲话旧事》里的“月姊”，不难走到李商隐《圣女祠》里的“星娥一去后，月姊更来无”，随即你会发现这首诗也用到了东方朔偷桃的典故——“惟应碧桃下，方朔是狂夫”。当我们用这两个典故把圣女祠锁定到宋华阳身上，就会对其随公主入道的侍女这重身份产生怀疑。

         《圣女祠》中有“寡鹄迷苍壑，羁凰怨翠梧”，其中寡鹄和羁凰本意都指死了丈夫的寡居女子——白居易就有句诗谓“暗镜对孤鸾，哀弦留寡鹄”。结合李商隐《燕台》四首中“冬篇”的“雌凤孤飞女龙寡”“桃叶桃根双姊妹”，我们也可以猜测，所谓的宋华阳姊妹，更可能是以年轻寡妇的身份入道的——且是妾侍，并非正妻。
         从这首《圣女祠》，我们又可以延伸到另一首《重过圣女祠》：跟着诗中的“萼绿华来无定所”，你当然又会想到《无题》二首里的“闻道阊门萼绿华，昔年相望抵天涯。
            岂知一夜秦楼客，偷看吴王苑内花”。“相望抵天涯”与“倾城消息隔重帘”情绪相类，都指可望而不可即，那么从“吴王苑内花”我们是不是可以进一步推测，宋华阳姊妹或许是被先皇宠幸过的宫女，因为皇帝驾崩而失去依靠，不得不自请修道来求生存呢？
          而有了这首诗，与它同一组的“昨夜星辰昨夜风”也就一起被绑进来了——当然，从“嗟余听鼓应官去”我们知道，这两首诗并不写于他的热恋期，倒更可能是李商隐多年之后中举得官，在某个宴会上想起宋华阳时所作。
           李商隐早期的这段情感搭建在道教的意象上，而我们若以《月夜重寄宋华阳姊妹》为蓝本，不断进行意象的推导和关联，则确实可以获得一段感情的轮廓。我们可以看到，他与意中女子身份有别，生活区域也不同。
        他们在某次偶然见面时定了情，但最终没能在一起。李商隐对这段感情始终念念不忘，时隔多年，还是常常追忆——他常用东方朔偷桃的典故去描述这段情事，也一定程度上可以拟合出李商隐对这位女郎的态度。

          探索李商隐的恋人，是不是宋华阳，她的身份是公主的侍从、人间的娼妓，还是先帝的宫女，她有没有和李商隐发生实际关系，后续又有没有堕胎，等等，对我们理解李商隐写给她的诗并不重要。对非当事人而言，诗的意义本就是解决读者的需要——美学需要也好，情感需要也好，当李商隐彻底放弃了解释的权力，他的诗此后的成长就都属于读者了。所以，他的诗有多美，能对你产生多大的震动或效用，最终还是取决于你自己的能力。
           上篇，以诗为底本，对李商隐婚前那段朦胧不真切的感情轮廓做了个简单推演。那么，今天我们落到实处，去看看李商隐感情的归途，也就是他的婚姻。
             和王茂元家这次结姻，可能并不是李商隐的第一次婚姻。证据来自李商隐的一篇祭文——那是他写给夭折的小侄女寄寄的。文中有这样一句话：“况吾别娶已来，胤绪未立。犹子之义，倍切他人”，意思很明白：我看待你好像自己的孩子一样，因为我还没有子女，所以这份心思比别的叔伯还要重得多。字里行间看得出李商隐对寄寄的疼爱，但这句话引起后人关注的是前面“别娶”两个字。它意味着写这篇祭文时，时年三十五岁的李商隐已经是第二次娶妻。
          李商隐中进士时，已经二十六岁。在家族一脉四代早夭的阴影笼罩下，拖到这个年纪还没有结婚的可能性实则微乎其微——出人头地固然重要，但娶妻生子、接续香火才更该是第一位的任务。但除了“别娶”这个孤证，他的第一次婚姻没有在历史上留下任何信息，我们只能按照常理推断，一介布衣时，李商隐有过一次短暂的婚姻。
           他的原配妻子，还没能生下孩子，就或是早早病逝，或是因为其他原因和他分手了。在唐朝，妻子以家境不好为由主张离异的情况并不少见，我个人也倾向离异的可能性要大于病逝。原因很简单：连对宋华阳他都无法做到封笔不致，若前妻真是病逝，以李商隐的性格是不太可能只字不提的。诗文集里这样的空白，反而好像是刻意在回避什么。
           李商隐和王茂元结识在他登科之后。唐文宗开成二年（837年），吏部发榜，李商隐终于高中。依照惯例，上巳节这天，他要盛装骏马，与同科众多新进士齐聚曲江池畔，参加长安城春日里规格最高的一场盛会——曲江宴。皇帝、后宫乃至大多公卿王族都会出席，很多家有适龄女儿的大臣也会借机来挑选快婿，巩固自家在朝堂上的政治势力，时任泾原节度使的王茂元就是其中一个。

         在甘露之变后，朝中局势尚未彻底明朗。王茂元官位虽不低，但处境很尴尬。此前他依靠唐文宗的宠臣医官郑注的推荐当上泾原节度使，甘露之变中郑注政治投机失败被杀，家财颇丰的王茂元也随即成了宦官们的俎上鱼肉。为了不受牵连，他不得不花重金去贿赂宦官，才没被划入郑注一党连坐。
           失去靠山的王茂元急需找到另一棵或另几棵大树，以求重新立稳脚跟。在这个时点，以联姻的方式笼络朝中新贵，对他而言是再正常不过的布局。站在王茂元的视角来看，令狐家力推的李商隐年纪不大，很有才华，前途可期，又不至于引起当权的宦官们的警惕，是个很好的笼络对象。于是，他很快向李商隐露出了许婚的意思——证据在李商隐写给同科进士韩瞻的几首诗里。
        韩、李二人关系一直很好，“桐花万里关山路，雏凤清于老凤声”（李商隐《韩冬郎即席为诗相送》）就是写给韩瞻的儿子韩偓的。王茂元女儿很多，韩瞻也是曲江宴上被他选中的女婿之一。王茂元抛出橄榄枝后，韩家随即议亲下聘，很快完成六礼，顺利结婚，但李商隐这边不知为什么，进展没有那么顺利。于是带着一点投石问路的想法，李商隐写了一首：

《韩同年新居饯韩西迎家室戏赠》

籍籍征西万户侯，新缘贵婿起朱楼。

一名我漫居先甲，千骑君翻在上头。

云路招邀回彩凤，天河迢递笑牵牛。

南朝禁脔无人近，瘦尽琼枝咏四愁。

          诗前四句说：王茂元征西武将，赫赫大名，却对女儿的婚事如此上心，特地为你这位东床快婿建了新家。可叹我虽考试名次比你靠前，倒是你的终身和前途先定下来了——流露出很浓的羡慕意味。
           诗的通篇字面都很雅顺，只“南朝禁脔”可能会让一些读者稍觉不妥。“禁脔”指的是皇家专享的美味的肉，源出东晋一典：孝武帝为女儿晋陵公主选婿时看中了谢混，但未及公主出嫁，孝武帝就已驾崩，婚事也就因国丧耽搁了下来。有个叫袁山松的人很欣赏谢混，想在公主守制期间先一步把女儿嫁给他，大臣王珣闻讯后，对袁山松说了一句“卿莫近禁脔”，最终打消了他的觊觎。
            李商隐写这首诗的真正目的——顺着它往回看颈联，诗的叙述走向很明显：前句“云路招邀回彩凤”，说韩瞻鹏程云路，喜结连理；后句笔锋一转，则感叹自己与意中人银河两隔，不能见面。继而我们不难感受到“南朝禁脔无人近”的焦虑：“我也已经被王茂元许婚，不会再有别人来说媒了”——结合后面“瘦尽琼枝咏四愁”，则更易见其望穿秋水之态：琼枝本有寄赠求偶的意思（离骚中有“溘吾游此春宫兮，折琼枝以继佩”），而结合张衡《四愁诗》中绵密复沓的“我所思兮”“美人赠我”“何以报之”，就更明显地表达了自己会知恩图报、绝不辜负对方青睐的态度。

          这首诗：表面上是写给韩瞻的，但可以看作是他对王家的再次表态与承诺。李商隐对结亲王家的意愿非常坚决，一方面可能如“南朝禁脔”暗示的，王茂元想招他为快婿的消息已经传出，他没有退路了；另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善意地推测，他或许在曲江宴上见过王家的小女儿并爱上了她，所以迫切地期待能早些完婚。
           在这首诗寄出后，大概没有收到什么效果，不久之后，李商隐又给韩瞻补寄了：

《寄恼韩同年二首》

帘外辛夷定已开，开时莫放艳阳回。

年华若到经风雨，便是胡僧话劫灰。

           诗的大意：是好时光不容等待，寄诗祝福韩瞻的同时，李商隐也不避讳自己对来日风雨的担忧。其中的“辛夷”则是个谐音梗：“辛”谐音新旧的“新”，“夷”谐音小姨子的“姨”，一语双关，用意当然是催韩瞻帮自己再盯一盯这件事。

而第二首的意思表达得就更迫切，也更清楚了：

龙山晴雪凤楼霞，洞里迷人有几家。

我为伤春心自醉，不劳君劝石榴花。

           龙山凤楼、洞里迷人都是萧史的典故，而到后两句，意思就转入了自伤：年华将逝，本已经很悲哀，你也不必再劝我饮酒了。武则天曾封石榴为“多籽丽人”，这里的石榴指的是一种包含着早生贵子寓意的美酒，显然意为李商隐对婚姻的盼望——花开到石榴则已入夏，与上一句的“伤春”就也衔接得很流畅。
           李商隐《无题》中有句“曾是寂寥金烬暗，断无消息石榴红”（“石榴红”即红色的石榴酒），情感底色和这首写给韩瞻的诗很相近——主人公一杯一杯自饮，等待着远方的消息，但总也没有消息，结合后面“斑骓只系垂杨岸，何处西南任好风”看，观望和期待的态度呼之欲出。
           不同之处在于，这首《无题》的陈述视角是女性化的，一定程度上可以理解为李商隐对爱人镜像式的投射和想象，后面谈到《无题》时我们再细说，而今天只要看到李商隐对这段婚姻预期非常高，并有过一段为之坐立不安的等待期就够了。
            跟王茂元去泾原当了一段幕僚后，李商隐终于顺利地与王家小女儿完婚了。他和妻子非常恩爱。某次新婚小别后，李商隐曾写过这样一首诗寄回家中：“东南一望日中乌，欲逐羲和去得无。且向秦楼棠树下，每朝先觅照罗敷。”说真想跟着太阳神的车驾回到妻子身边，每天最早一个照映到她脸上——思恋之情毫不遮掩，非常缠绵。

            在岳父幕府做了两年幕僚后，李商隐再次回长安参加吏部的书判拔萃科考试并顺利考中。他被任命为秘书省校书郎，虽然品级不高，只是正九品上阶，但这个起点很好。一旦翰林缺员补选，秘书省校书郎近水楼台，而入选翰林就是天子近臣，后续前途当然也就一片光明。
         可惜的是，任职不满三个月，李商隐就突然接到了一纸调令：他被调到长安四百多里外的弘农县做县尉，官职也从正九品降到了从九品。
          基层官员里，县尉算是武职，不用写文章，工作以审案判案为主，工作性质和李商隐书判拔萃科的出身是不搭的。李商隐为此非常不满，但连调任原因都不知道，也没地方去申诉，只能硬着头皮干下去。有人认为是令狐绹不满他借婚姻改攀李党，做了手脚；也有人说只是上级官员认为他人品不佳，不适合放在清要文职。总之，他的仕途在这样一个转向里突然停滞了。
           一年后，文宗皇帝驾崩。新帝上位后，李德裕拜相，王茂元也借机回到长安，等候调任。李商隐认为在弘农没什么发展，于是辞去了县尉的工作，打点好家事后也在长安的樊南置业，与岳父、妻子小作团聚。很快，王茂元外放去陈许做节度使，李商隐便也跟去帮忙写了一年多的文书。此后，他再次回长安通过了吏部的考试，重新进入秘书省担任正字。虽然从之前的正九品上阶降到了正九品下阶，但总算回到了原点。
          李党上位，岳父得势，在这个位置上熬一两年资历，前途应该是大有可为的，但李商隐确实运气不好，事业刚刚走上正轨没多久，他的母亲突然病逝了。按照律例，官员要守制丁忧，李商隐只好离开秘书省，带着妻子护送母亲灵柩踏上了返乡之路。
           办妥丧事后，李商隐便与妻子留在洛阳，住在崇让坊王茂元的老宅里守制。这该是他们夫妻两个一生中最长的一段相处时间。两人的很多回忆都保存在这个老宅里——正因如此，李商隐后来的悼亡诗只要写到崇让坊就会情感失控。
           从那些悼亡诗里，可以看到崇让宅大致的样子：这是一座很漂亮的宅院，前面有池塘，塘中种着大片荷花。回廊畔有竹林，林边有一株开得很盛的紫薇。宅院东边起了一座小亭子，可以坐在里面饮酒。亭中四望，满庭都是翠绿的青苔。
           崇让宅丁忧三年间发生了很多事，对小夫妻来说，最大一件是王茂元的去世。丈人山崩，经济来源断了，二人生计也很快陷入困顿。他们这时已有了儿子衮师，为赚钱养家，李商隐不得不重操旧业去做幕僚，夫妻俩也再次陷入聚少离多的状态。

         此后多年，李商隐做过县尉、府曹这样的俗吏，期待过令狐绹的帮助，也投靠过好几位幕主，但仕途一直没能再次走上正路。三十九岁这年，随着又一位幕主死去，李商隐风尘仆仆地回到长安准备另谋出路。然而，他进家就得知了一个噩耗：妻子因病去世了——就在他回来前不久。
          王氏小李商隐近十岁，死时只有三十岁上下。在李商隐的预期里，两人本该还有很长的未来。故而她的死对李商隐打击极大。他为妻子写了很多悼亡诗，出行遇到风雪想起她，说“散关三尺雪，回梦旧鸳机”；回到崇让宅想起她，说“密锁重关掩绿苔，廊深阁迥此徘徊”；走入居室看到空床上的旧席，说“玉簟失柔肤，但见蒙罗碧”；晚上睡不着，感觉妻子的香气还在，也只好“背灯独共馀香语”。
         有一次，韩瞻和妻弟下帖请他饮酒，他想到妻子的祭日快到了，便托词要照顾孩子（“嵇氏幼男犹可悯，左家娇女岂能忘”），宁独对家中“更无人处帘垂地，欲拂尘时簟竟床”的凄凉，也不愿外出作乐。
          对李商隐而言，妻子并不只是家庭的符号——他们之间有爱情。在他的诗句中，王氏的形象非常美丽，和那些女仙不同，她的美是让人怜爱，更可以亲近的。写到妻子时，李商隐几乎并不使用任何意象的幻术，每个表达、每个场景都非常真实。这并不关乎风格的变化（同阶段他的其他诗作依然非常朦胧，如追忆宋华阳的《重过圣女祠》），而更多只因为这段伤心的名正言顺。
          从这些悼亡诗里，能看到抛除舆论压力，一个情感细腻丰沛的诗人本应该如何去调动自己的倾诉欲和表达冲动，它们是李商隐解绑的一个范本——他独特的写作风格固然与其审美偏好脱不开关系，但被动因素也不容忽视：在复杂的人际网中，他当然没办法把内心坦荡开放给所有人。这种挤压一边成就着他的诗歌，一边也将他深缚于痛苦。
          在王氏死后，新幕主曾经提出将一位美丽的乐籍女子赠给李商隐当妾侍，他拒绝了。他答谢称：“悼伤以来，光阴未几。梧桐半死，方有述哀；灵光独存，且兼多病。”当时的李商隐年纪并不大，但显然已心如死灰。他心中挂念的，只有寄养在长安朋友家中的一双儿女（“寄人龙种瘦，失母凤雏痴”）——相比之下，他尚且不如自己的父亲，连带着子女一起去入幕的能力都没有。更后来，李商隐为求心灵解脱皈依学佛，也便彻底远离了情感。“世界微尘里，吾宁爱与憎？”这是李商隐参不透的无奈，也是他最终的感情归路。

            后人对他的婚姻也有过很多猜测。因为李商隐写过太多爱而不得的《无题》，致使很多人坚信他的爱情并不属于婚姻。高阳先生就曾在他的小说《凤尾香罗》中写了自己的推断：他认为李商隐实际爱慕的人是妻子的小妹十七姨，《无题》诗则多是寓居崇让宅时写给她的。为证明自己的观点，他根据《无题》诗中频繁出现的莫愁堂、郁金堂、画楼、桂堂等建筑方位，亲自画了一幅崇让宅示意图。
           从其作为晚唐浮世绘来看，《凤尾香罗》的还原度非常高，但对于李商隐与妻妹的恋爱揣测，我并不是很认同。“以诗证史”是一条能为学术研究指明方向的快捷通道，但要警惕的是，任何诗里，意象的黏合力都无法达到史证所需的强度。当史料缺位，仅以诗去指路，一旦某一环节动用了过多想象力，就可能引导诗歌走上与来路完全相反的路径。比如，按照我的理解，桂堂实是月亮的代称，与莫愁堂、画楼间并不存在建筑学关联，也就不适宜同置于一个空间范围内做排列。
         即使如此，高阳先生的研究依然有意义。他做出的种种探索考证，仍可以被后人拾起，作为开辟新路的工具。比如，他指出“碧文圆顶”是婚礼所用青庐，就对这首《无题》的嫁娶主旨起到了关键的定性作用。这个我们后续会谈到。
          总之，李商隐的婚姻给他带来了很多人品层面的非议，也没能在仕途上给他带来太多助益，但他从未为此后悔。在他的回忆里，妻子美丽、善良、温柔，是他一双儿女的慈母，也是他半生飘零的知己。
           在她死后，李商隐就失去了对其他女性的兴趣，一心所系，也只剩下照顾好他们的孩子，但可惜的是，就连这一点，他也没能彻底做到。
            与学道期间，那段如梦似幻的情愫相比，这样的爱情，虽然开局似嫌市侩，结尾也并不脱俗，但因为其切肤可触，它的质地反而更加动人可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