开会恐惧症

开会恐惧症
　　陈开心
　　赵贵银能够到高校作讲座？能够对着上千名大学生演讲？就是那个夹江县临江街赵丙的孙子？没搞错吧？没错！
　　看过2月30日省电视台的新闻节目，很多赵贵银家乡的人都在议论，赵贵银的胆子是什么时候大起来的？没有看到新闻的人有些不相信，看过新闻的人都说没错，电视里那位一身休闲装，说话口若悬河，头头是道，现场解答大学生问题的的的确确是赵贵银，只是多年没有回家的赵贵银长胖了，天庭更饱满了，一米八几的个儿显得更魁梧了，好像脑门子也更宽更亮了一些。让人惊讶的是，十年前，赵贵银连会都不敢开，一通知开会就怕寒怕冷，甚至还会发抖，会场里的音响设备只要稍有异常，他就会受惊吓。可现在，在电视里看到的赵贵银，哪里还有当年那种木讷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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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舒跃说，想不到小贵银现在会过上这样好过的日子。那时候，我叫他用嘴含我的鸡巴，他连半个不字都不敢哼。
　　那是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末期，身为地主分子孙子的赵贵银，还不到6岁。读书，还没到时候，整天就在家里要么带弟弟妹妹，要么就放自家饲养的一头老母猪和一群小猪仔。放猪，是临江街小孩的必修课，每天早或下午没事，就将自家饲养的猪赶到村外，让猪在路边啃啃青草，或者将猪群撵进满是仙人掌的山野之中，让猪自己觅食。吃饱了的猪吆回家，一般都要喂煮熟了的糠皮野菜，如果喂的是年猪，那就要隔槽喂食，从中秋节前后粮食收到家，就要用玉米、白薯或南瓜之类的食料来喂，喂到腊月，猪喂胖了就杀年猪，那年头，杀一头年猪你就得喂两头，一头交售给国家，一头自家杀了享用，用当时的行话说，这叫做购留各半。
　　有一天，赵贵银将猪追进粉果果叶比较多的树林之后，就一个人在大石头下玩抓子。这时，舒跃背着一口袋玉麦面从磨房大路回来，看见赵贵银在玩抓子，就将那口袋玉麦面歇在路边的歇气台上，要跟赵贵银玩抓子比赛。赵贵银知道，舒跃是个很不讲理的人，尤其是对家庭成分不好的人更是不讲理，虽说叫做玩抓子比赛，但根本不公平，输也要输，赢也要输。赵贵银没跟舒跃搭腔，站起来就要走开，可舒跃哪肯放过，将赵贵银夹在双腿之间，硬要赵贵银用嘴含他的鸡巴。赵贵银含着泪，还是一声不吭，他明白，像舒跃这样的生产队队长家的儿子是惹不起的，只要他回去向他那个当生产队长的阿爹一说，免不了又要召开一次批斗会，到时，他那地主分子的阿爷阿奶和身为地富子女的阿爹和阿妈又要当一回人管心，无端接受从四面八方飞来的飞毛腿和不分青红皂白的乱拳野棍。想到这里，赵贵银无奈地望着舒跃从那条脏得沾满泥巴和面灰的大裤裆里掏出的黑不溜秋的硬鼓鼓的鸡巴，闭上眼睛，张开小嘴就了过去……
　　2
　　麦地里的油菜花金黄金黄的，麦苗也长得很是碧绿。冬日的太阳在下午五六点钟的时候，斜照在村庄前的麦地里，显得既苍白又无力。
　　赵贵银跟街上的同龄人一样，放学了，回家吃碗冷饭，然后背只竹篮就到麦地里去找猪食。赵贵银说，他跟那些街上的孩子不能称伙伴，因为那些贫下中农的孩子根本不把他当伙伴看待，不要说团结友爱，就连平等相待都做不到。像小信、小福、小红和小金华他们几个，总是变着法子欺负他。有一次，赵贵银穿了一件逢年过节才舍得穿的白雅布衣裳跟他们玩，他们不但用绿树叶揉出浆来赵贵银的糊脏衣裳，还几个人将赵贵银按倒在地，生拉活扯硬把那件衣裳撕开了几个口子。
　　有一天下午，赵贵银与小信、小福、小红和小金华一起到生产队的地里拔油菜，(那年头，油菜籽不值钱，当地人食用的一般是猪油和核桃油，麦地里的油菜都被视为杂草，拔来喂猪)。赵贵银与小信、小福他们几个虽然都在一块地里拔油菜，但位置却不相同。小信、小福他们可以不顾踏死麦苗到地中心拔叶大杆肥株嫩的油菜，可赵贵银不敢、他只能在麦地边拔别人都嫌猪嚼不动的叶黄杆硬株老的油菜树。要是进入麦地里，这些人准去告状。一告状，阿爹阿妈又得在生产队召开的大会上低头认罪。
　　赵贵银不知道小信、小福和小红是什么时候来到他身旁的。小信和小福在大声说，昨天有人到沙坝地里偷大白菜，藏在猪食篮里背回家。赵贵银抬头扫视了他们几个一眼，那小红就哭起来，说赵贵银诬陷他。赵贵银说，我一句话都没说，你怎么说我诬陷你。小红说，你看我，就是说我偷，我要说给阿妈，叫阿妈收拾你，小红边说边哭，边哭边往回家的路上走。
　　当赵贵银背着猪草回家时，小红的阿妈已经堵在了赵贵银的家门口。赵贵银见状边说我没有说他偷，边扔了篮子往家里钻，可小红的阿妈拿着竹条紧追不舍，不顾自己是做月子婆娘(当地风俗，做月子的女人不钻别人家)，破门而入，硬将赵贵银痛打了一顿。赵贵银的阿妈收工回来，知道事情的原委后，虽然气愤，但敢怒而不敢言，虽有眼泪，也只能往肚里流。她用盐巴水清洗了一下孩子已被竹条打得青一痕紫一痕的伤口，抱着孩子，直到孩子睡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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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街门口要立一个“庆祝国庆”的牌坊。村里的男人有的两个人抬一棵，有的一个人扛一根，将又光滑又直的珠梨树搬到街头。村里的女人都背着竹篮上山，有的摘松毛、有的采野花，还有的扯青滕。
　　城里来的知青小王，从民办学校的教室里抬了一张桌子，展开红纸在写“庆祝国庆”几个字，只见他红纸裁了一张又一张，墨汁用了一瓶又一瓶，可那四个字挂到牌坊上去时，不是小了，就是大了，不是歪了，就是错了，这使得既在大队当大队长、又在生产队当小队长的褚寸光很不高兴。这时，赵贵银和其他孩子一样，都围在知青小王身边看小王画蛇尾，描凤爪。孩子们听见褚大队长对小王说，写这么四个字写了几个小时还没写好，白球拉拉是城里来的秀才！孩子看到小王满脸通红，一个个都笑出声来。恼羞成怒的知青小王照着赵贵银的跨裆就是一脚，使得赵贵银瘫坐地上，双手蒙着小鸡鸡哭不出声来。闻讯赶来的赵贵银的阿妈脱下孩子的裤子看时，那小鸡鸡下面的腰包包已经红肿。于是便对小王说，对这么小的孩子也下这么重的手，是不是太过分了？知青小王嚎叫起来；谁让他来拦脚绊手，踢死了，你又能把我怎么样！你这个烂鸡巴地主子女，谁怕你。赵贵银的阿妈再也不敢出声，背起赵贵银回家了。当晚赵贵银的父亲揣了一瓶专门留着作跌打药的白酒偷偷地爬了二十多里山路，找到了一位当地有名的医生，配了几副草药，连夜赶回来让赵贵银吃了半个多月，才保住了那条命根子。但从此以后，赵贵银的卵蛋就成了大一个小一个，据说这留的是一种叫顺气病的后遗症。有人就给赵贵银起了一个绰号叫“小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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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年幼的小顺气最怕天黑，因为天一黑，生产队里就要开会，一开会，就得赔着身为地主子女的阿爹阿妈站在会场中央。站的时候还必须双手下垂勾着头。反省自己，承认错误是地主子女每次开会的必修课，背“三要八不准”却是身为地主分子的老爹阿奶所必须完成的重要课程。如果背不出来或者是背漏了，免不了一阵乱拳按摩，要是遇上有些人想撒气，即便你没做错什么，这些人也会咬牙切齿，找一条莫须有的借口，踢你几脚或者甩你几棍。临江街是武斗出了名的寨子。因为这条街上的20多户人家，大多数是解放土改时从山上走拢来的，有姓耆的，有姓朱的，有姓马的，有姓牛的，有姓柴的，有姓兰的，有姓胡的，有姓鲍的。纯粹的土生土长的人家却只有10多家。姓杂思想也杂，什到叫团结，在这些人的心目中可能没有这个概念。只要生产队一开会，就有人很积极主动地去砍野麻条，成捆成捆地竖在会场上。只要谁一动手，大伙儿们就蜂拥而上，抽出野麻条就打，打断一根再抽一根。挨打的当然是掰着手指也能数得出的那几个地主富农分子和已经背上个人成分的劳改释放分子。还有几个地主富农分子的子女。那年头，地主子女只有忍受的权利，而没有申辩的自由。每每到这种时候，小顺气就会裤脚煽风，浑身起一些鸡皮疙瘩。有一次，生产队因为青苗既遭旱灾又遭虫灾，很多正在拔节的玉麦苗都被一种形如土蚕的大虫拦腰咬断。在边铲地除草边捉害虫的劳动中，小顺气的父亲只因为说了一句今年年时不好，老天爷也不助劲，该下雨时不下雨，这庄稼恐怕难长好了的话，当天晚上生产队就专门召开了一场批斗会，批斗小顺气的父亲蛊惑民心讲迷信，严重破坏生产，打击贫下中农劳动的积极性。民兵排长舒红问小顺气的父亲，什么叫做年时不好？是不是对贫下中农不满？不得剥削不得压迫就是年时不好了是不是？小顺气的父亲无奈的回答，我说的话没这些意思，我只是就事论事，说话时我没有想那么多。舒红跳过去就给小顺气父亲几个嘴巴，边打还边说，敢回嘴，我打掉你的狗牙！舒红打过之后，队长又接着问赵贵银的父亲：你说老天爷不助劲，该下雨时不下雨，这庄稼就长不好了，是不是？赵贵银的父亲回答，是的，我是说过这样的话。队长马上说，伟大领袖毛主席教导我们，人定胜天，你这话是和毛主席唱反调，你是现行的反革命分子！这时，那位城里来的知青小王带头喊起了口号：拥护毛主席！打倒反革命！坚决和地主富农分子干到底！毛主席万岁！万岁！万万岁！开会的人虽然不多，但喊声却不小。就在这混乱之中，有些人边喊口号边乱拳出击，不但赵贵银的父亲被打得在地上乱滚，就连身怀六甲的小顺气的母亲也被打得头破血流。不知是谁，还恶狠狠的往小顺气母亲的腹部一脚又一脚的踢去。在混乱之中，小顺气跪在地上，磕着响头在哭求：别打阿爹，别踢阿妈，求求你们了，别打阿爹，别踢阿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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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正月初七是大队每年召开誓师大会的日子。那年头，有一句俗话叫做过年过到初五六，有酒不有肉。初七开完誓师大会，初八也就开始生产劳动，虽然村里还流行着“正月闲，二月逛，三月闲半做半，四月才有点活路干”的顺口溜，但大家都为了混个工日，记几分工分，谁也不会不服从生产队的安排。
　　大队在一座山头上，全大队8个生产队分布在这座山的山头山脚和山的对面。从山脚到山头得爬两个多小时的坡。在山的对面，虽然听得到大队挂在大树上的高音喇叭在说什么，但走起路来，需要先下坡到河底，再上坡到大队。这一下一上，起码也得走三个多小时。
　　每逢到大年初七的早上，各家各户都起得老早，吃了饭，带上玉麦面粑粑或杂粮饭团做的晌午，由生产队干部带队、都往大队部所在的山头进发。在校学生也要参加誓师大会，也要接受教育。那年，小顺气上三年级。学校在生产队队房里、全队十多个娃娃分三个年级。上完初小就得到10公里外的完全小学去上。教书的是大队派来的民办老师郭民，是一位很讲阶级立场的老师。三个年级十多个学生，连才入学一学期的一年级学生都在元旦节的时候加入了红小兵组织，可赵贵银跟着其他同学一起写了三年申请，都没有在手臂上戴上“红小兵”那个红牌子。在前往大队的路上；学生排在前面，打头的抬一面小红旗，小红旗上用黄丝线绣上去的“临江小学红小兵战斗队”字样，接着是民兵排长抬的大红旗，红旗上也用黄丝线绣着“临江生产队”5个大字。
　　誓师大会的会场布置在大队后面的山上。那山间有一丘不再耕种的大田，所有前来参加开会的学生和社员就以生产队为单位排列在大田里。主席台是一个新挖的平台，台前搭了一个牌坊，坊柱全用云南松的松针扎绑，又用两块狭长的木板镶在坊柱的表面上。木板主要用来粘贴对联。那对联写的是“以阶级斗争为纲一心抓革命；靠贫下中农为主全面促生产。”横批上写着“武进大队誓师大会”。主席台的侧边另有一台，台上立有一个很像单杆的木架，那叫“小鸡吊卦架”。所谓的“小鸡吊卦架”是一种刑具，就是把人的双手向后反捆，像将鸡的双翅捆起来那样吊在上面。这种刑罚可以说是威力无穷，再坚强的人吊上去不到10分钟就大汗淋漓，惨叫声声。要是身体虚弱者，不出10分钟就休克昏死。那年头，在“小鸡吊卦架”上惨死的人也不止一个。
　　大会开始了。大会的第一项议程当然是喊口号，上千人一起喊的口号很是响亮，用震撼山谷来形容一点也不过分。第二项是大队干部讲话，讲话的内容自然是当前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之类的形势分析，然后话锋一转说，在这样的大好形势下，还有阶级敌人在搞破坏，阶级敌人一天不打倒，我们的日子就一天不平安，我们的生产就无法搞上去等等。大队干部的话刚讲完，主持会议的大队干部就喊：各生产队的地主富农分子站出来！这时只见各个生产队的民兵排长将反捆着双手的地主，富农分子一个个赶上台，这其中当然有小顺气的阿爷和阿奶。在大队干部喊那一声站出来的时候，小顺气的心一下子就绷紧了，脸色也变得苍白，站在学生队伍后面脚摇手抖。站在台上的20多个地主富农分子一个个都勾着头，其中有一个60多岁的男人，头上戴了顶帽子，被一位民兵排长一巴掌打掉在地上，那男人露在外面的瘌痢头惹得有些学生笑出声来，这笑声很快被老师制止，在那种严肃的大会上，是不允许笑的。有一次大队放电影《白毛女》，当放到黄世仁调戏喜儿的时候，有一个无知的小伙子笑出声来，当场就被几位巡逻的民兵拖出场外，对其一顿痛打之后，还留在大队学习班里劳动里学习10天。
　　站在主席台一侧的地主富农分子逐一在大会上保证：一是认真进行劳动改造；二是接受贫下中农的教育；三是不捣乱和破坏生产；四是不搞反革命活动等等。保证完了，才被追下会台，归回生产队。到这时，起码是下午3点多了，但誓师大会的高潮才刚刚开始。
　　随着主持大会的大队干部又一声喊，“将现行反革命分子押上来”。这时四名双手反捆，肩上五花大绑的人被押了上来。其中一名还背着一只工艺精细的竹篾箩。
　　四名“现行反革命分子”一字儿站在主席台前面，大队干部逐一宣读了他们的反革命罪状，好像每人都列了十条，具体内容记不清了，但每个人的主要罪状如今都还记忆犹新。第一个是因为家里有几本老历书，十冬腊月的时候，为几个亲戚和邻居择了娶媳妇，嫁姑娘和竖房子的日子，其主要罪状就是搞封建迷信活动。第二个就是背着竹篾箩的那一个，他的主要罪状是装神弄鬼行医，愚弄贫下中农。在罪状中有一个例子，说一个贫下中农家的儿子得了肺结核，让他去医，病没医好，还收下了贫下中农送去的一壶酒、两斤挂面和一斤白糖。小顺气后来才知道，为自己根治肿胀腰包病的就是这位被称为愚弄贫下中农的医生。第三个是一个60多岁的老太婆，其罪状是虐待儿媳妇。那时候，地主富农家的子女只能与地主富农家的子女成亲，这叫门当户对。贫下中农的子女一般是不愿意嫁地主富农家的。当然，有些时候也会例外。比如贫下中农家的姑娘实在嫁不出去也会嫁到地主富农家的。本来这个老太婆是一个地主分子，儿子却讨了一个雇农家的哑巴姑娘。这个哑巴姑娘除了上山砍柴割草、下地挖泥收割外，家里的针线活不会做，煮饭炒菜也不会做，所以婆媳俩就形成一个在外干粗活，一个在家做家务的分工。因此，这个老太婆就背上了一个还在压迫贫下中农的罪状。第四个是从城里下放到生产队的老分子，据说这个老分子曾经当过国民党军官，不但有文化知识，还会些拳脚。他的罪状是用收音机收听敌台，企图反攻倒算，颠覆无产阶级专政，让贫下中农重吃二遍苦，再受二遍罪。其实，在那个特别的年代，即便有收音机，也很难收听到所谓的敌台。何况生产队的民兵几次突然袭击去搜，也没有搜到收音机。
　　大队干部宣读完四个现行反革命分子的罪状后，问参加大会的群众；这样的反革命分子在破坏我们的生产，我们应该怎么办？
　　顿时，口号声四起，打倒反革命！坚决和反革命分子作斗争！口号声中，早有一些人纵上台去，踢的踢，打的打，还有几个壮汉将那个城里下放来的老分子吊在了“小鸡吊卦架上”……此时的赵贵银，心跳迅速加快，脸色一次又次的由绿变白，在有人被吊上“小鸡吊卦架上”的时候，赵贵银突然昏厥。使得那位民办老师郭民惊慌失措，幸好旁边有一位另一个生产队的民办老师很快用指甲使劲掐赵贵银的人中，赵贵银才渐渐苏醒过来。郭民想把赵贵银交给他的母亲，但赵贵银的母亲跟其他生产队的地富子女在另一个地方，只好将赵贵银安排到一颗小松树下休息，自己返回学生群中继续管理自己的学生。
　　一场武斗的混乱之后，台上的四个“现行反革命分子”早就被打得鼻青脸肿，遍体鳞伤，连哼哼的气都喘着粗气了。这时大队长上台宣布，在今后的生产劳动中，谁要胆敢破坏生产，搞反革命活动，其下场就像他们四个一样……
　　誓师大会结束时，太阳已经快要落山了，赵贵银在回家的路上，只觉得脚很软，心很跳。晚上睡觉时，一次又一次的惊醒，口里连连喊着：求求你了，不要打我阿爹，不要踢我阿妈……
　　6
　　七十年代末的金秋，赵贵银初中毕业，参加了当年的中考。虽然说是初中毕业，但总共也只读了7年书，那年头，小学是五年制，初中也只读两年。且不说上午上课下午劳动的半农半读，就是附设初中任课的老师也都是初中或高中学历的知识青年，有些数理化课程，连他们自己也弄不太懂，学生能够学到多少，那也就可想而知了。尽管如此，赵贵银还是刻苦认真，别人疯吵邪闹，他不吵不闹，别人上山打鸟下河捉鱼，他从来不掺和，他就捧着书本，啃上面的文字。学校坐落在一个寨子中央，寨子之外就是田野。在读附设初中的两年，他要么在教室，要么在宿舍，要么就在池塘边或田埂上，课余时间他除了自己煮饭吃和睡觉的时间外，他都在啃那几本有限的教科书。到中考的时候，他以全公社500多名考生中成绩第一被初录，通知到县城去体检。赵贵银的家离县城200多里，紧走快赶也得徒步三天，到他在县城检查完身体返回家的时候，等待他的是一场意想不到的厄运。
　　赵贵银的同村同学舒心把赵贵银给告了，告的理由是说赵贵银讲反动的话。赵贵银回家的第二天晚上，生产队的民兵排长通知他到小学校里去开会。会上，赵贵银看见生产队的干部都在齐了，还有好几个大队的干部，经大队长介绍，还有一位公社派下来的特派员。生产队、大队及公社的干部轮流对赵贵银进行询问，问赵贵银在考试回家的路上都说了些什么话，赵贵银说，他回家的时候，就自己一个人，没人跟自己说话。生产队长舒心的姐夫说，怎么只是一个人回家，明明是跟舒心一路回家。赵贵银说，舒心跟半腰生产队的同学一路，有意丢下我一个人。从公社到家，一直都是我一个人。公社特派员让民兵排长将舒心叫来，当面问舒心是怎么回事，舒心做贼心虚，吱吱唔唔。原来他在告赵贵银说反动话的时候，所指地点是在半腰生产队下来到临江街的路上。这时，大队长问赵贵银，平时，你跟舒心说过些什么话，赵贵银说，我们有时在学校里一起学习，有时在田边地头一起讨猪食，有时在山上一起放猪，说过些什么话记不得了。大队长又说，比如你跟舒心在一起，说不说你家里的事，比如，你阿爷阿奶挨斗，你阿爹阿妈挨打这些事情你们讲不讲？赵贵银说，这样的话有时候也讲，那都是他说他家阿爹的事，我才和着说几句。赵贵银此时还不知道，舒心告他讲反动话，讲的是“我家三代人受压”这样一句话。审问赵贵银的会从黄昏开到深夜，直到让赵贵银写出了检查交给大队长，这才算完事。
　　开完会，赵贵银颤颤微微的回到家。等得焦急万分的赵贵银的阿爹阿妈迫不急待的问赵贵银是怎么回事，赵贵银说了，赵贵银的阿爹就说，这下完了，彻底完了，正是录取的希望全泡汤了。正式录取通知书来了，但被大队干部压了，根本就没有到赵贵银的手上。据说是被一所省级中专学校录取的。那年头，大队一级的权力大得很，当兵也好，读书也罢，更不必说参加工作之类的大事，只要大队这一级政审不合格，你就休想参军，休想读书，休想参加工作……
　　过了些日子，大队捎了个口信给赵贵银，说如果想读，就去读高中，通知在大队里，得自己去拿。赵贵银的阿爹知道，读高中没有什到读头，两年高中毕业还是回家做农，寨子里已经有四五个高中生了，毕业时扛一把洋锄回来，连个生产队会计都当不上，有什么搞场。但又一想，孩子还小，年纪轻轻就回生产队受罪不好，还是让他去读两年高中再说，于是就将赵贵银送到百里以外的县城里读高中去了。两年后高中毕业，赵贵银顺利地考起了大学，大学毕业后，就留校工作直至如今。
　　7
　　日月轮回，光阴如梭。悠忽间，赵贵银已是40多岁的人了。
　　刚参加工作的时候，他很少说话，有的人说他古，有的人说他傲，有的人说他低调。工作的时候，他埋头苦干，只要领导安排的工作或同事交办的事情他都不折不扣地完成，并且出色地让人满意。工作之余，他不打牌，也不下棋，整日里躲在斗室中看书写文章。时间长了，大报小刊中都可以看到他写的文章。这时候，单位里的同事和领导都对他刮目相看了。在市里成立青年联合委员会的时候，他被推选为青联委员，并当上了青联副主席，在市政协换届增补市政协委员的时候，他被推选为政协委员并进入常委。加入省作协不到三年，他就出版了一部小说集，两本散文集和一本诗集，从而很快进入了中国作家协会。即便到了这个时候，赵贵银仍然害怕听到“开会”两个字，一通知开会，他就着急，唯恐自己做错了什么，害怕领导点名批评。虽然他也明白过去的已经过去了，但那种阴影在自己的心中依然根深蒂固。人，一但有了名头，社会应酬就多了起来。他先是一次又一次的参加笔会，在笔会中，作家们大多都无拘无束，天上地下，天上人间的乱讲乱说，谁也不忌讳什么。在这样的语言环境中，赵贵银的孤僻性格逐渐有了转变，从小认为祸从口出的固疾陆续得到了根治。后来他成为社会名流，上台讲话的时候也多了起来，从前在台下因为音响发出异响也会惊跳老高的赵贵银，就这样慢慢地成为演说能手。因为他的博识，也因为他的口才，渐而成为中国演讲家协会的常务理事，并成为很多所名牌大学的客串教授。
　　昨天，笔者以家乡人的身份，拨通了赵教授的电话，问他是否抽空回家过年。赵教授说，他很想回来，很想回来见见寨子里的老人们。今年春节，我是回不来了，因为春节期间社会活动多，日程都排得满满的，前些年，我不敢回来上坟，因为阿爷阿奶都是地主分子，怕惹不必要的麻烦。到清明节的时候，我带儿子和姑娘一起回来拜望邻里乡亲，同时也割割阿爷阿奶坟茔上的野草，让孩子们知道，自己的根在哪里……


　　作者单位：云南省临沧市文化局艺术科
　　作者通讯：云南省临沧市政府办公大楼5039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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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简介：
　　陈开心，本名陈庆云，男，彝族，1962年11月出生于凤庆县诗礼乡。现在临沧市文化局艺术科工作，系云南省作家协会会员，国家三级编剧，中国管理科学研究院特约研究员，10多年来，一直进行业余文学创作，先后在国内外发表作品上百万字，有散文集《情感别墅》出版发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