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用笔赶路的杨本芬（二）
杨本芬说：“讲句实在的，我已经到了这个年纪，也不知道哪一天就会“挂了”。这些事情都是我自己的亲身经历，一旦开始写，我就有了冲动，想赶紧把它写出来，所以就有一种用笔赶路的念头。那些事情太多了，印象那么深，都嵌在我脑子里。一提起笔来，我就能够哗哗哗地写出来。对于我而言，写作也不是有什么必要、明确的使命，而是觉得这些人物在我脑子里挥之不去，推动着我把他们写出来。”
杨本芬说：“到南昌来以后我有了自己的书房。坐到书房里看书有点享受，书房有一排书架，但也放不下太多书，大概五六百本吧！我喜欢读路遥的《平凡的世界》、韩少功的《马桥字典》。我还看了很多外国小说，比如《安娜·卡列尼娜》《烟》《三个火枪手》《百年孤独》《红与黑》等。写作的时候我会专心致志地写。一般我每天早上6点钟就醒了，在脑子里计划、总结一下今天要写什么事情，起来后就开始写。但是我写不了多久脚就会痛，要拿热水袋敷着。这个日子也是度日如年，不过在努力活着。杨本芬：八十岁，起笔回家。”
八十岁的杨本芬出版了人生中第一本书《秋园》。在这本巴掌大的砖红色小书里，她记录下母亲梁秋芳的一生。书中，杨本芬为母亲取名“秋园”，而自己化身文中长女“杨之骅”，秋园苦难堆叠的一生不断冲撞女儿的笔端和眼眶，是泥沙裹挟的河流，也是书写的燃料。母亲的生命在纸上落定，杨本芬收拢稿纸，接着讲述。这一回，她讲自己，讲乡人，讲那些温和细碎的日常，汇集在7月出版的短篇集《浮木》里。“作家”的身份是崭新的，但她叙事已久。
起初，她只是是用嘴，二十几岁的她跟小镇工作的同事们讲《聊斋》里的花妖狐鬼，外国小说里浪漫压抑的女人，爱恨别离，流言与传奇，满屋子热烈高亢的声音；接着用笔，六十岁在女儿家抽油烟机的轰鸣声中孤独地爬梳稿纸，她对着回忆流泪；后来用指腹，八十岁学着高高翘起食指，对准平板屏幕一笔一划耕耘。脊梁一截截矮下去，书写的声音和速度逐渐衰弱，听故事的人却从一间屋子蔓延开去，又从四面八方拿着相机挤到跟前来。
杨本芬几乎不会拒绝任何采访。有客人的日子里，她早早地起床，把自己和屋子都收拾清爽，一身素色衣裳，端上备好的果盘，一刻不停地展示年代久远的绣布、相册和书房。坐在沙发上和陌生人们唠起家常，她笑声爽朗，话锋一转，又红着眼落进往日湍急的浪潮。凄怆是故事里无法被遮蔽的底色，她是讲述者、亲历者，用一支笔和时间顽固地对抗。傍晚送客时半个身子夹进门缝，探出头来反反复复道别，“我的故事说得好么，文章够写了么？”
60岁开始写作，杨本芬已是三个孩子的母亲，一个两岁女孩的外婆。为帮二女儿章红照顾年幼的孩子，她从南昌来到南京，泡在三代同堂的家庭生活里，泡在女儿家满屋的书里。看完野夫的《江上的母亲》，她想起逝世的母亲，写作的念头一经点醒，再也无法平息，“如果没人记下一些事情，妈妈在这个世界上的痕迹将被迅速抹去，像一层薄薄的灰尘被岁月吹散。我真的来过这世界么？经历过的那些艰辛困苦什么都不算么？”
她在厨房写，青菜晾在篮子里，灶头炖着肉，抽油烟机轰鸣；在摇篮边写，外孙女在摇篮里睡得酣甜……写作过程持续两年，积攒八斤重稿纸。记忆源源不断地从脑海里涌出，鲜活，磅礴，笔端像厨房里被拧开的水龙头。作品完成后，女儿章红将故事以《妈妈的回忆录》为名发布在天涯论坛上，反响意外热烈。杨本芬一刻不停地回复读者留言，像一台通了电的机器。对于这些遥远而陌生的声音，她形容自己的心情，“不是感动，而是感激。”留言最密集的时候，杨本芬在电脑前忙到凌晨三点，“生怕怠慢了别人。”
《秋园》挂在网上的十七年间，出版邀约不断，沟通过后却总是不了了之，杨本芬对此并不觉得失望，甚至从没觉得她能变成一本书的作者。十七年过去，故事终于在纸上落定、延展。
杨本芬的书架。书被连续加印八次，总计销售近40000册。八字当头的年纪，杨本芬收获纷至沓来的图书奖项。有读者评价，“《秋园》好像女性视角的《活着》”、“一口气读完了。轻轻的一本，沉沉的一生。”鼓励和赞誉从四面八方涌来，沉寂二十多年的小屋也开始迎来送往，各地记者赶来采访。
杨本芬在书房阅读暮年的写作带来热闹，也带来孤独。关起门来，她依然是操劳的妻子和母亲，一个在周围同龄人中显得些许“特殊”的老人。这个位于南昌城郊结合部的小区里住满年岁各异的退休工人，多数“连自己名字都不会写”，杨本芬不会打牌，没上过麻将桌，不跳广场舞，家庭生活之外，填满时间的方式是刺绣、写作和阅读。
傍晚纳凉的人围坐在绿荫沉沉的香樟树旁，她也曾走进人群，乘凉读书，周围的目光却会让她觉得坐立难安，“他们就那么盯着你。”书翻得越来越艰难，两次之后她退回书房，“不想搞得自己很有文化的样子。”周围的一些人并不知道她出了书，一些人知道，但全然不感兴趣，也有人会突然凑到她跟前，叫她“大作家”，尽管对方并没有读过她的书。
杨本芬在家中写作。对于“作家”的身份，杨本芬始终感到怀疑，“我只写了一本书，怎么能说自己是作家呢？”这个问题也在母女和友人之间反复讨论。女儿章红认为，“当你有表达的冲动，说出你想说的话，用真诚触动到别人，写作就开始了。”在出版人涂涂眼中，“她不仅仅是女儿和母亲，她用写作直面了自己的人生，直面了家国的历史，直面了命运的无解。”
无论是不是“作家”，杨本芬的写作仍在延续——《秋园》出版后，为了更便捷地书写和回复留言，她学着打字，用一个月时间熟悉平板电脑。在想要动笔的时候，她从厨房、卧室、琐碎的家庭生活里抽身而出，在阳光笼罩的小桌边坐下，楼前几株豫樟生得高大，她面朝窗坐，“用笔赶路”。
第二本书《浮木》正式出版，这是《秋园》的补足和延续，回归杨本芬自己的故事，也记录她记忆深处形形色色的乡人。“这一生，如同水中浮木般随波逐流，挣扎求生。“《浮木》封面的句子是对秋园母女的真实写照。在那个远去的年代，“动荡感”、“漂流感”贯穿她们的一生。
命运就这样由一副摇摇晃晃的卦象颠覆。多年后，他们的女儿杨本芬在书里写，“过吊桥时，年轻的秋园牵着子恒（长子），迈着轻捷的步子走了过去。从前的生活，也远远留在吊桥那边。”此后，秋园在陌生的土地先后诞下五个孩子，夭折三个。漫长的岁月里她挨饿，受苦，被批斗，被欺凌，46岁丈夫逝世，无奈之下，带着两个年幼的儿子改嫁到湖北，20年后第二任丈夫故去，她回到湖南旧居度过晚年。被儿子们守着，被屋子前后的枫树与香樟守着，直至89岁终老。
梁秋芳旧照“颠沛流离”同样刻进杨本芬的一生。那是1960年，杨本芬的父亲在饥饿中不安地死去，走时肚子圆滚滚的，“像个阔佬”。丈夫离世，在最需要子女们帮助“挣工分”的时刻，秋园把快小学毕业的杨本芬拉到身前，让她去考学校，“家里有我撑着。”杨本芬始终怀着读书的热望，但身为长女，她知道一旦走了，担子全压在妈妈一个人肩上。她带着矛盾的心情去考岳阳工业学校，将近30个人参加考试，只她一人考上。
在学校里，她勤学善思，成绩优异，“一张纸片子都要捡起来看”，书读到最后一年，学校因故停办，师生四散。她独自跑到江西铜鼓，在建筑队干活，工友们见她是学生模样，说起不远处有个半工半读的共产主义劳动大学，杨本芬的心思又被点亮，抱着行囊到江西共大求学，学制一年。她盼望尽快赚钱养家，在城市扎根，毕业前夕却因家庭成分被下放回农村。流离奔徙中，学业始终是一场空梦。婚后要照顾三个孩子，她又错过成为中学老师的机会。
在章红的记忆中，母亲对“大学”始终有根深的执念。高考制度尚未恢复，她挂在嘴边的一句话便是，“等你们长大了，要读大学。”当时的江西宜春的铜鼓县城，“连老师都不大知道大学这回事。”长女章南第一年参加高考，差三分上本科线。家里的男人们觉得女孩子读中专是不错的选择，只有杨本芬一个劲坚持复读，老师来劝，“出了窑的砖定型了，再复读一年，也未必能取得更好的成绩。”杨本芬听后气冲冲地对女儿们说，“我就不信，一个人才16岁，怎么就定型了。”在母亲的坚持下，章南复读，一年后考入南昌一所重点工科院校，毕业后成为一名高校教师。
二女儿章红自称“小镇做题家”，是学校里有名的尖子生，1986年考入南京大学，完成了母亲和外婆未竟的“大学梦”。为筹措女儿上学的资金，杨本芬与丈夫在院子里养猪——从汽车运输公司扛来淘汰的旧车厢板，屋顶盖海绵瓦，竹蔸一剖两边，绑在板子上当作食槽，到高考成绩揭晓，两只小猪长到八十斤，换来的钱给女儿带去南京。为生活所迫的处境，她从小就在体味。她和母亲一般，如浮木漂泊，如野草柔韧。
《浮木》开篇，杨本芬讲述故去的亲人们，第一位是早夭的小弟杨锐，“漆黑的头发长齐后脖子，黑珍珠般的眼睛……特别爱笑。”弟弟模样胖手胖脚，却“来得很不是时候”。那正是饥荒的年代，一家六口挤在破败的屋子里为粮食发愁，杨锐出生不久患上肺炎，咳嗽到第十九天，在姐姐怀里拱了拱身子，断了鼻息。“弟弟在我怀里走的时候一岁，我十二岁；现在我八十一岁了，弟弟还是一岁。”而在当时，她没有流泪，只为他摆脱饥饿感到解脱，“无须体会饥饿等于活埋的滋味”，日后生活有了余裕，却越发感到锥心刺骨的疼痛......（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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