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用笔赶路的杨本芬（三）

         杨本芬刺绣作品活着为了讲述杨本芬为《浮木》第一章取名“家”，亲人先后离开，留下她做记录的人，这些人终于在书里“相聚”。八十岁成为作家，杨本芬与人讲故事却可以追溯到半个多世纪以前。29岁时，她开始在铜鼓县城的运输公司上班，日常最爱做的事便是到处找书，想尽办法换回家读——绣鞋垫、给袜子镶底，杀鸡招待客人……甚至在家务间隙伏在案头抄书，读得很“贪婪”，文字爬进脑海，她用自己的方式记忆和讲述。
         在没有电视可看的年代里，入了夜，杨本芬的小房间便热闹起来，同事邻里聚在一起听她说起那些古老传奇的故事——《七侠五义》、《聊斋》、《镜花缘》、《红岩》，还有她最爱的《安娜·卡列尼娜》……章红是听众间的固定班底，端一张小板凳，把身体贴紧，喜欢把下巴倚在妈妈膝盖上，“听什么都很入迷”。

         杨本芬的书架杨本芬的阅读习惯也一直延续至今，关注多年的作家出了新书，她读完觉得失望，不加掩饰地批评，“结构是断裂的，怎么会写成这样。”在公众号上读文章，不管写得好坏，只要底下有“打赏”通道，她总要点进去花上一些钱，因为“无论什么年头，写字总是不容易的。”被她讲述的人，也是渴望被倾听的。早在读书时章红就采访过外婆秋园，没有录音笔，她带了小本子，到老家找一间小屋，托着腮听外婆讲述往事。外婆声音柔和、思路清晰，章红听得入神，没有立即记录，老人便停下讲述，张大眼睛问，“你怎么不记了？”那次的采访，章红没有看得很重要，回想起外婆当时的反应，她至今仍感到遗憾，“我觉得她是渴望讲述的，她渴望自己的生命被看到。”
          章红历历在目的是外婆秋园穿着浅灰色立领偏襟棉布褂子，一手举起蒲扇略挡住太阳，一双裹了又放开的脚“咚咚咚”走在乡村土路上，带她们去走人家，每到一户就饮上一杯豆子芝麻茶，茶里有盐，炒过的芝麻喷香。晚年的秋园坐在女儿、外孙女家里看《天龙八部》和台湾浪漫小说，把故事讲给孩子们听，一边讲述一边感慨，“好好看咯，好好看咯。”离世前一年，身体日渐衰败的她在家中招待后辈，告别时，拉着外孙女的手站在屋前晒坪上，手指向不远处的山崖，“你要是早来一个月就好了，杜鹃花开得可好看了。”这个画面定格在章红心里，“外婆88岁，依然为我看不到杜鹃花而感到遗憾。”
         直到《秋园》发布在天涯论坛后，她的生命终于被千万人阅读。故事挂在论坛上的十七年间，章红收到四面八方的网友留言，其中一位说自己也想记录父亲口述的往事，无奈父亲叙述的内容细碎零散，他把握不住其中的脉络和层次。读到这个帖子，他仿佛回到听父亲讲述过往的场景里，“一样的水漫过来，一样的苦味弥散着。”
        《秋园》出版后，章红设法找到这位读者，对方却告诉她，父亲罹患阿尔茨海默症，如今连孩子的名字都叫不出。这件事带给章红冲击，“人们一直在丧失，记录和书写便是人类抵抗遗忘、抵抗丧失的方式，因为故事不经讲述就是不存在的。”一位读者留言说起自己妈妈的写作，“她最近也在写点什么……世上并不只有名人的巨流河或无愁河，每个人都有河，都可以写，都能被看见。”
         “妈妈平凡如草芥，早已湮没于大地，只是我再也没有想到，借助于我粗陋的笔墨，她的生平竟得以复活。”杨本芬在《浮木》的序言中这样写道，“而最令我欣慰的是这样的声音：看来我也要去听外婆的故事，否则就要来不及了。”“用笔赶路”的杨本芬唯一忧心的是，“没有其他毛病，就是这个膝盖痛把我打败了。”
        她的膝盖已经疼了三年多。前年做了微创，疼痛却加剧，再不敢轻易动刀。常年贴着膏药，阵痛来袭，常常需要吃安眠药才能入睡，下楼也成了难事。杨本芬偶尔在和女儿们的通话里委屈地哭，可有些事情却还是要拖着疼痛的身体去完成。比如写作，比如照顾年长七岁的老伴。

         杨本芬在阳台刺绣写的频率不如以前了，但只要回忆上涌，她还是会拿起平板，坐在阳台上那张熟悉的小桌旁，或半躺在书房的小沙发打字，兴奋时一下能写出四个故事。杨本芬感到困惑，明明这些年记忆力衰退得明显，前些日子才看的书便忘记名字，大部分内容也流水无痕，理不出思路，半世纪前的画面、言语却实在清晰。她能清楚地报出在运输公司做调度员时处理过的数据——成都到长沙198公里，成都到南昌210公里……书里的人多已断了联络，不知生死，说起来却像刚刚在楼下打过照面，“李娭毑（《浮木》中提到的一个角色）你晓得吧，看过吧，”坐在餐桌边谈起旧时的乡人，杨本芬放下筷子，半仰头，表情忿忿，“你说这些人怎么会这个样子咯！”
          在家庭里忍耐和照料的历史远比写作悠久。早年间为了照顾两个弟弟，杨本芬到十四岁才正式上学，最潦倒的时候从父亲的手里接过木棍，和邻家孩子沿路乞讨；二十岁流落异乡，遇见丈夫——旧官吏家的女儿和地主家的儿子，两个年轻人带着各自刺眼的阶级成分，见过几面便定下终身；抱着继续工作读书的念头，婚后却很快成为母亲，照顾三个儿女，不到五点起来蒸饭，十多年中频繁换着工作，却从未摆脱灶头锅尾的琐碎；到了晚年也难得清闲，日夜看护患有糖尿病和阿尔茨海默的老伴，忍住膝盖的疼痛在屋内“跋涉”——移动时，一只手要托紧丈夫手肘，另一只手扶住他的后背，再借一根杵在前面的拐杖开道，五条“腿”靠在一起缓慢地挪。
          而在其他时候，杨本芬总是觉得丈夫离自己好远。相伴六十一年，她形容他，“是个好人，老实得不得了，对外人极好，对小孩极好，却不晓得心疼我。”记忆里少有亲密的时刻，早年间在南京过马路，她主动过去牵老伴的手，却被甩开，丈夫嘴里蹦出四个字，“各走各的。”别人称呼她“小杨子”，丈夫有一连串简单的音节可以用来代替名字，“诶”、“喂”……如果有孩子在场，这个问题便得到解决，他会转向儿女，在他们名字后面加上一个“姆妈”的后缀，“去找你姆妈。”杨本芬回忆，有一次她在房间里听到他这样说，从房间里走出来，气恼地回应道，“你姆妈来了。”丈夫瞪大眼睛说不出话来，这一幕让她觉得“蛮好笑”。
        所有的不满也只抵达这一声“蛮好笑”，“我模样不错，能说会写，手脚麻利，也聪明，为什么不值得他珍惜，不值得他爱呢？”杨本芬坐在书房的小沙发上，眼睛里有凄怆的颜色。尝试交流也只是“对牛弹琴”，她感到困惑，但从来没有想过离开，谈话的时候会中途离开，“去看爷爷睡得好么。”
         在丈夫那里，杨本芬觉得自己仿佛是没有名字的人，但有件事让她印象深刻。前些年丈夫的言语和书写功能衰退得厉害，有人拿出白纸来让他写家人的名字，他写不出儿女叫什么，只会写“杨本芬”，不停写，直到黑色的字迹爬满一页纸。妈妈的困惑也让章红感到困惑，她自觉有一个接近完美的父亲，“砍柴劈柴，种地种菜，赚钱养家，从无外遇，也不打骂孩子。”朋友听完描述，夸她的父亲是“那个时代的完美好男人”。章红更加迷惘了，“但我妈妈不幸福，他不能满足我妈妈的情感需求和精神需求。”
          这些家庭生活的细节都被杨本芬写进自己的第三本书，涂涂为这本书取名《我本芬芳》，书籍预定明年夏天出版。身边有人提出质疑，说家庭里的故事是私密的，何必要写下来让旁人知道，杨本芬却觉得只要是真切的生活，便没什么好掩藏。团圆和美满是真的，苦难和委屈也是真的，她从没想过逃，也不肯放弃写，“我就是要写出来，管他的，就是要写！”

         杨本芬用平板写作，对于杨本芬而言，写作从来不是“出走”的征兆。“嫁汉嫁汉，穿衣吃饭”是挂在嘴边的话，她习惯付出，擅长忍耐，走过烟火灶台的一生，到了暮年，只是手上多出一支笔来，几页纸完成后，原本的生活照旧。曾经被一位记者问到“有没有想过人生会有另外的可能”，她的回答是“没得选”——当年身上带了三块钱，只够到江西，去不了更远，后来被下放农村，只能通过婚姻“挽救”生活.......（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