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氏三杰

现下的塘栖，每逢节假日，游人不间断地涌入，广济桥上人挨人地黑压压一片，丝毫不逊于“见人不见桥”的杭州断桥，令人叹为观止，而商贾云集、悬挂着各式旌旗和红灯笼的水北老街同样是人头攒动，摩肩擦踵，游人如织。夜晚，广济桥下七个大小不一的半月形桥洞，在北岸河边高高耸立的乾隆御碑及其码头，屋舍、树木、河岸和河埠等处设置的景观灯“唰”地一下亮了，璀璨的光芒在广袤深邃的夜空闪耀，彩灯与星光交相辉映，流光溢彩，恰如古诗所云：“东风夜放花千树”，“人间灯火天上月”，令游人驻足，流连不已。

其实，塘栖自古人杰地灵，名人辈出，与其山水形胜、历史文化遗迹同样为人称道，将三者合在一起才是塘栖的底色。这里是我国红色法学奠基人何思敬及其胞弟，文化名人何子恒、何思诚的家乡，他们已被历史证明是才华出众、紧系家国情怀的人物。

一      

十来岁的时候，我在塘栖镇中心小学读高年级，每天清晨，拿着老师给的钥匙打开教室门的总会是我，随即而来的往往是我的同桌何守方。何守方长得斯斯文文的，说话不紧不慢，衣着也整洁得体。同桌几年，我俩不仅没有在课桌上划过一次“三八线”，反而交往愈密，在学校里，我不时地“何守方、何守方”地叫唤，却不知守方取名的背后还有一段很不寻常的故事。这故事的主角就是他父亲何思诚。

上世纪30年代末至40年代初，何思诚（1899年—1984年）是上海资深记者和知名报人，先后出任过《时事新报》、《晨报》、《时报》、《大沪晚报》、《商报》的总编或主笔。后携家移居香港，为《财政评论》经理和《国民日报》总编。

香港沦陷的至暗时刻，由于汉奸告密，何思诚遭到日本宪兵司令部的拘捕和逼供，后经好友、留日医生王通明具保获释才返回上海，为了摆脱汪伪政客让他参与办报的纠缠，他又举家回到家乡塘栖。在镇子的西南角，他老远就见一幢四面坡屋顶的二层花园洋房，底层一堵低矮的围墙被繁茂的木槿树紧紧围绕，在一片绿叶丛中，粉红色的木槿花开得正盛，花园里由农民朋友帮着种的桃树、梨树、李子树也正值春华秋实之时。在天高气爽、秋意渐浓的故土上，何思诚第一次离开十里洋场的大上海在故乡家宅赋闲，在舟船往来不息的大运河畔度过了一段从未有过的清闲安逸的日子。

抗战胜利之后，何思诚以《虎穴蚁命记》为题，采用纪实手法记写自己在香港被日本宪兵司令部秘密囚禁17天，受尽酷刑而不屈的一段难忘的人生经历，其中写有一段肺腑之言：“我苦于不肯‘圆’，又‘方’得不彻底，终于不成格局”。自认为“不成格局”的何思诚考虑良久，决定给儿子取名“守方”，期待他长大后“以‘方’律之”，堂堂正正做人。守方起名的缘起是几十年前他姐何理常告诉我的，彼时守方已定居香港。何理常是我姐小学同学和小姐妹，用现在的时尚语说就是闺蜜。

早先，何家家道中落，兄弟姐妹又多，加上幼年丧父，家境愈发困窘，为此，年仅十来岁的老大、老二、老三便一个个义无反顾地离家外出谋生，开始演绎各自独特的人生，最终成就了从塘栖古镇走出去的三个当代文化名人：哲学家、法学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著作翻译家何思敬，翻译家、国际时事评论家何子恒和资深记者、报刊活动家何思诚，人称“何氏三杰”。

守方父亲何思诚幼时只读过几年私塾，10岁就离开家乡去外地当学徒，后来在乡间一座破庙里教农家子弟识字读书，与当地农民交往密切。但无论在哪，他每每漏夜刻苦读书，学识大有长进，22岁考入上海的一家报馆当校对，不过，他哪甘心一辈子当报馆的校对，于是又开始研读报纸，学习新闻写作，苦练书法和自学英文。古人有云，“穷且益坚，不坠青云之志”，经过多年的刻苦努力，终于在上海滩上脱颖而出，成为沪上新闻界的一位风云人物。

何思诚在繁忙的看稿与写作之余曾一度埋头于故纸堆，从唐、宋、元、明、清五朝千年浩如烟海的古诗中“袤辑”悯农诗218首，并用精炼的文字替诗人、诗句做了注释，编篡成《历代咏农疾苦诗抄》。1950年经长兄何思敬介绍給至友郭沫若，郭沫若花了半天时间阅读了书稿并为其作序，序中着重点明《诗抄》的意义在于令读者认识“五朝农民的痛苦”，“谁看了这些诗，谁也不能不愤”的阅读心态。何思诚的《自序》自1949年10月写成初稿，直至他逝世前一年即1983年5月方才改定，可惜一再延误了出版时机。其间还涉及与共产党人宦乡的一段插曲——

    何思诚与宦乡在抗日战争时期是《前线日报》的同事和好友，宦乡工文，精通英语。解放前夕，何思诚得知宦乡被列入黑名单的消息，不顾自身安危连夜相告，并力助他脱离险境避走香港。建国后，宦乡专事外交，为我国首任驻英国代办，后出任社科院副院长，期间跟何思诚依然来往不断。何思诚逝世后，宦乡为其多次提及的《历代咏农疾苦诗抄》出版而辛苦奔走，可惜事未成而一病不起。

2000年9月，何理常、何守方姐弟俩将父亲的手稿印刷成书，并在书后附有一篇《编校心语》，文中深情地写道：“父亲没有丰功伟绩，是一个心底永远想着普通人的普通人，促使他实实在在走完一生道路的思想深处的‘根’，就是他心系的‘农民情结’，这也是他身处十里洋场大上海，还能有潜心编写《诗抄》的纯净心态的原因”。

细读《诗抄》收录的五朝悯农诗，诸如曹邺的《老农怨》、白居易的《杜陵叟》、杨备的《蚕室》、苏轼的《禽言》、柳宗元的《渔翁》、陆龟蒙的《樵担》等等，大多能微中窥精，见微知著，同时也不难窥见编纂者何思诚的良知和对古代贫困劳累的农父、渔人、蚕妇、樵夫等发自内心的悲悯之情。何理常、何守方姐弟俩将父亲一生的情感和向善的根性归结为“农民情结”，是对他内心深处的洞晓，而正是这种与何思诚出身、经历密切相关，根深蒂固、挥之不去的“农民情结”，影响了他平凡而生动的一生。

抗战胜利后，何思诚受命接收《申报》并出任社长秘书主任兼董事会秘书。解放前夕，他拒绝接收上司要他去台湾的机票，毅然留沪等待解放，并将《申报》的珍贵卷宗档案一一整理，上海刚解放他便一份不差地亲手交给了市军管会。

此时，做了近二十年记者和报人的何思诚打定主意脱离敏感的报界，再次回到家乡塘栖。为维持一家人的生计，他变卖了妻子的首饰，在离我家老宅水沟弄附近的街面租屋开店，取名“文化书店”，卖书也卖文具纸张。古镇的商家一向以经营生产资料、生活用品、粮食和果蔬等业为主，极少有卖书的。他整日面对喧嚣、拥挤的运河端坐在店堂里，望着各式船只在宽阔的河面穿梭往来，却不见有什么顾客上门买书，书店勉强维持了将近一年光景，如果不是省军管会主任、省委书记谭震林亲笔信的邀请到杭州省政协任职，恐怕得在小镇上重起炉灶另觅行当了。

在省政协工作的三十多年里，何思诚位至秘书主任、办公室主任、文史资料研究室主任和副秘书长，历任省政协委员，但他始终跟普通工作人员一样寄寓机关宿舍，在食堂一日三餐，过着粗茶淡饭、十分简朴的生活，塘栖的街坊邻里也很少见他回过家宅。

2007年早春的一天，我回塘栖探亲，站在我家老宅的旧址上，第一次面对大运河塘栖段封航后的空阔和静逸，远眺广济桥在平静的水面投下斑驳的倒影，偌大的河面上无一舟船往来，恍如换了人间。其间勾起我回忆的，自然是我父亲，以及曾经跟他一样在店铺面朝川流不息的各式船只习以为常的守方父亲何思诚先生，此时他跟我父亲已经仙逝好几十年，何氏故宅也由于无人打理而几近破败，惟有大运河畔为纪念他长兄何思敬而设的“思敬广场”依然花红草绿，欣欣向荣，座椅上三三两两的居民在柔和阳光的笼罩下闲闲地谈天说地，论古道今。

二

2004年，上海，严冬。

那一年，何子恒（1897年—2007年）已有107岁的高寿了，委实是沪上当之无愧的寿魁，我国当代最长寿的一位学者。彼时，有一位仰慕他许久的学人默默地惦记着他，面临寒冬他特意去商场买了一套羽绒服和毛线衫，又顶着凌冽的北风专程到上钢街道敬老院去看望他，拿衣服在他身上比试是否合身时，随口用英语问了句“Howo1dareyou？”（“您高寿？”），不料对方不假思索地回答道：“Hundredandseven”（“107岁”），灵敏的反应，清晰的口齿，令他既惊讶又钦佩不已。

第二年的1月13日是何子恒108岁寿辰，上海市文史研究馆馆长、上钢街道领导、辖区派出所干警和文汇报记者一道，带着生日蛋糕和鲜花到养老院去向他贺寿，何子恒看到他们就先笑了，这是他平生经历的第一次，自然抑制不住内心的激动，在与他们亲切地问候和交谈一番之后，馆长一行准备离去，只听得何子恒习惯地用英语向他们道谢、告别，发音依然十分标准和清晰。

这天的《文汇报》也为旧时《申报》国际评论员，“特别擅长英语翻译”的何子恒108岁寿辰发表署名文章，并披露他自述的“长寿秘诀”：“我并没有什么特别之处，到现在也是敬老院做什么吃什么。但有一条长寿‘秘诀’我是坚信不疑，那就是一个人的追求。”正如他所说的自己一生坚持不懈的追求，使他在不同时代的社会环境和各种磨难和困顿中赢得事业，赢得国人的敬重，同时也赢得自身的健康和快乐。

在上世纪初，当大多人还单纯地从物质生活领域去寻求、推定长寿因缘的时候，著名学者何子恒却从自己108年的人生经历中，撇开饮食饭菜而专门谈人生追求对长寿的深刻影响，而且说得实在而没有一点空泛之辞，令听者折服，其产生的说服力自然非寻常人所言可比。

回过头来再说何子恒的童年。

何子恒11岁就在上海当学徒，但他跟长兄和胞弟一样嗜书如命，属于塘栖人所谓的“书毒头”一类的苦读者。期间，一个毕竟只有十来岁的孩子，就懂得抓住点滴的空闲时间，在一家犹太人办的免费学校里端正地坐着听老师讲课，回到店堂后，又能一边做事一边默默地回味听课的内容，已实属不易，而后来精通英文和翻译，则几乎是无师自通，全凭一己的学习力和坚忍不拔、勤学苦练的意志。待到26岁，何子恒开始出道，先在报社做编辑和自由撰稿人，撰述大多不离他擅长的国际评论，也做书稿翻译，却是特立独行——不碰世界文学名著，而专捡难度更大的哲学、政治学、社会学等学术著作，而且译著一大堆，有策勒尔的《希腊哲学史》、拉斯基的《美国总统制》、沙柏克的《玛萨里克自述》、罗素的《我的信仰》、拉斯基的《现代国家中的自由权》，还有盎杰尔的有关货币史、金融机构、币制及其改革的通俗读本《货币的故事》等，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且极富学术性，何况一部部都是世界著名的厚重之作。由他首次翻译，于民国十五年（1926）十二月光华书店繁体竖排刊行的《希腊哲学史》，其影印本至今仍在出售，足见其译著深远的社会影响力。

何子恒一生跨越三个世纪，但一路走来也多有不幸：独子早夭，大多时间陋室空堂，虽有译著和撰稿收入，但微薄不足于养家糊口，一段时间甚至将“不饿肚子”作为自己的生活愿景。新中国成立后，他凭着自己深厚的英语功底先后在英文版《上海新闻》编辑部和多家出版社做翻译工作，直至上世纪70年代末仍旧是一名“自由撰稿人”——没有固定的工作单位，没有持续、稳定的工薪收入，没有享受解放后多数上海市民都能获得的社会发展红利。他的这种人生状态一直延续到1981年被上海市文史研究馆正式聘用而终止，不过，令人唏嘘的是，此时的他已经是年过八旬的耄耋老人了。

老伴去世后，何子恒孤身一人在上钢街道敬老院养老度日，不问衣着穿戴，不讲究饮食饭菜，偶尔用清晰的英语与来访者你一句我一句地愉快交谈，日子过得无忧无虑，安闲自在。

若要说何子恒留在人世间还有什么遗憾的话，或许是他生前盼望不已的“亲眼目睹2010年上海世博会”，不过，古人有诗云：“酒债寻常行处有，人生七十古来稀。”（杜甫《曲江二首》）至2007年何子恒谢世，他已然在熙熙攘攘的人世间度过了整整110个春秋，而且还是在国际大都市的上海和生活在一家设施简陋的街道养老院里！

老家的侄辈将其骨灰盒由火车经临平送往超山公墓安葬，不远处，便是他兄嫂何思敬和王艾英合葬的墓地，这是2007年经中共中央组织部批准，从八宝山革命烈士公墓取出他俩部分骨灰迁葬塘栖超山后所设，墓地面朝青山，周围灌木丛生，终年苍翠葱郁，墓碑上镌刻着长婿黄华书写的“何思敬教授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右录毛泽东同志语”的碑文，每逢细雨霏霏、淅沥不止的清明时节，一批批少先队员便前来扫墓祭拜，宽阔的墓坛上摆满了花篮与鲜花。

生前，兄弟俩少小离家，从未回过一次家乡，老死后塘栖便成为两人共同的安息地，这在生前恐怕谁也没想到过。

三

1927年初，时年31岁的何思敬（1896年—1968年）应广州革命政府之邀从日本携妻风光归国。彼时，他英俊潇洒，学富五车、满腹经纶。妻子王艾英是一名日本华侨，毕业于东京御茶高等师范学校，虽未作什么打扮，却依然难掩其端丽的容貌，回国后曾翻译过何思敬、王学文主讲的日本学员在延安时的听课笔记，在北平新华广播电台参加过日语广播，俨然是与何思敬十分般配的一名才女。

上世纪20年代末，广州中山大学刚创办不久，法学院与其他学院同样因为教授较少而不足以应对教学，因此，一名教授往往要开设三四门课程，除了专业课，有时还需兼教英语，甚至跨年级上课。何思敬入职七年，先后开设过二十多门课程，大多是一些内容高深而又新颖独特的自设课，不少课程，例如《战争哲学》与《中国币制研究》，课程内容看似八竿子都打不着，但他的用意显然是为了大幅度地拉开课程内容间的差异，尽可能地避免雷同，同时无论是哪类课程，他都能讲得义理清晰，深入浅出，庄谐并举，深受学生欢迎。不妨假设一下，如果没有才高八斗、学富五车的深厚扎实的学术功底，他能应付得过来吗？能在著名高等学府的三尺讲台上站稳脚跟吗？何况当时还有大量的社会工作需要他去做。

在“何思敬纪念馆”开馆仪式上，中大法学院代表黎翀还透露说，“何老上课时经常过于激情澎湃，到了手舞足蹈，甚至乱丢粉笔的地步”，将教学个性发挥得如此淋漓尽致的，唯有名教授何思敬。

何思敬在上海加入*后的第五年便不畏艰险地奔赴延安，受到毛泽东的欢迎和器重。在宝塔山下，毛泽东亲自主持四千人欢迎大会，在他激情洋溢的讲话中，称赞何思敬的行动是实施我党欢迎全国知名学者来延安政策的一个榜样，赞扬何思敬是一个“有正义感、有勇气、有学问”，“全国第一流的法律学家”。回顾毛泽东的一生，何思敬是他作过公开评价和称赞的我国唯一一位法学家，没有第二。

第二年八月，王艾英接到丈夫的一封家书，信中还夹着一张由毛泽东亲自署名的字条，字条上简单地写着一行字：请八路军驻港办事处安排何思敬教授的家属到延安来。1940年9月，王艾英便带着4个儿女从广州启程，在党内有关人员的护送下，经过三个月的转辗跋涉于12月底抵达延安。当他们乘坐的一辆大卡车刚驶进北门外延河西岸时，就一眼望见提着马灯，站在路边焦急地等待他们的何思敬。待王艾英牵着儿女下车后，何思敬立刻用马灯一个个地照看孩子的脸，看完后才平静地对王艾英说：“你们终于平安到达了，我真担心孩子们在重庆遭到日本人的空袭。”

在延安，何思敬出任延安大学法学院院长，“新哲学会”负责人之一。1938年4月，“新

哲学会”在毛泽东亲自主持下召开关于克劳塞维茨《战争论》研讨会，何思敬受命于毛泽东，每星期用两个晚上时间根据德文原版翻译、讲述其中的一章，由于与会者讨论十分热烈，每每要到深夜11点之后，吃了小米粥才各自散去。

何思敬大约用了三个月时间将《战争论》翻译、讲述了一遍。之后（或许是在研讨会期间），毛泽东便开始专心撰写著名的军事理论著作，指导中华民族抗日的纲领性文献《论持久战》，并在当年五月二十六日至六月三日在延安抗日战争研究会上作了演讲。

1945年，何思敬作为中共代表团唯一的法律顾问随同毛泽东、周恩来参加重庆国共谈判。新中国成立后他仍钟情于法学、马克思主义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坚持不走仕途，先任教于北大，后参与中国人民大学的筹建工作，先后担任法律系、哲学系系主任，并协助草拟《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作为重要起草人参与我国第一部宪法的起草工作。

在中国人民大学，何思敬与王艾英居住在张自忠路铁狮子胡同1号（原段祺瑞执政府旧址）的校本部，家里有一间不大的书房，写字台上放着成叠的手稿和外文书籍。在课堂上，何思敬用带有浓重浙东口音的普通话授课，内容深刻，口才过人，常常脱离讲稿一字不漏地引用马克思主义典籍中的原句。听过他课的学生无不佩服得五体投地，有人甚至感慨：能投到这样的大师门下真是三生有幸。

何思敬涉足译坛后，以严肃的科学态度坚持从德文原版翻译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译风严谨，译法看似平直却别有一种韵味在。在延安九年中，他翻译了《哥达纲领批判》、《哲学的贫困》、《经济学——哲学手稿》，以及受毛泽东委托编译的《战争论》，均有着广泛的影响，其后又有《国民经济批判大纲》、《法律家社会主义》、《国民经济学批判大纲》等译著问世，同时还不时地发表和出版多种法学、哲学方面的论述，著作等身。

“文革”初期，何思敬即受到迫害而含冤而逝，直至1979年才得以平反昭雪，当时，“悲茹痛积有多年”的何思诚为长兄撰写了一副令人动容的挽联：“毕生精勤马列，为国储才，学术界痛失良友。临终坚持真理，对党忠贞，弟侄辈永怀典型。”对长兄表达了深深的敬仰和浓浓的骨肉之情。

一向敬重名人乡贤的塘栖乡亲自然没有忘记成才后投身革命的何家老大，上世纪末，在面对大运河的古镇中心地段，赫然出现了一个以何思敬命名的“思敬广场”，一尊白色底座的思敬塑像竖立在广场之中，在蓝天、绿树、芳草的映衬下显得分外醒目。早先，广场的东南角有一株高高挺立的古老白果树，显示着顽强的生命力。

先前破旧的何氏故宅也被政府修缮一新，用一圈铁栏栅围着。直至2019年7月1日，经过长时间的筹备，“何思敬纪念馆”在此隆重开馆，馆名由何思敬长女何理良亲笔题写，馆内陈列的旧照、手稿、著作等彰显了何思敬一生对马克思主义真理和人民解放事业的不懈追求和作为“红色法学泰斗”的不凡经历。此后，千年古镇塘栖也有了红色教育基地。2019年7月1日上午10时许，塘栖“何思敬纪念馆”在何氏故宅隆重举行开馆仪式，出席者除区、镇领导、何思敬长女何理良和何氏宗亲等人外，还有何思敬执教过的中山大学法学院、延安大学法学院、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的代表。在纪念馆内，经过精心布置的陈设让人们窥见到了一个真实的革命历史人物，甘愿为无产阶级解放事业忘我奋斗一生的哲学家、法学家、教育家、马克思主义经典著作翻译家何思敬的出彩人生。从此，有千余年历史的塘栖古镇也有了自己的红色教育基地，游人在游览古镇之余还可以倾听有关“红色法学泰斗”的动人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