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2）•云落流沙

记得在上个世纪七十年代末，也就是一九七九年，新中国刚建立三十周年。那是有一部电影叫《啊，摇篮》，展示了一九四七年三月，由于国民党军胡宗南部大举进攻延安，在敌众我寡的情况下，延安军民被迫撤离的场景。

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居住在延安保育院的孩子也只得被迫撤离，于是就开始了保育员们在马背上架着摇篮，把孩子们转移的艰辛历程。那时，天上的飞机丢下了炸弹，为了救孩子，他们奋不顾身。特别是摇篮里那个最小的，所遇到的麻烦更多，经过保育员们的精心护理，最后终于摆脱生命危险。

那惊心动魄的故事，那激动人心的场面，那具有象征意义的细节，至今还在我们脑海中记忆。里面有一首歌叫《马背上的摇篮》，歌词的内容是这样的：

摇篮，那个摇篮，马背上那个摇篮！

一串串铜铃叮当响，一队队骡马翻高山；

摇篮，那个摇篮，马背上那个摇篮！

春风荡漾把篮摇，跋山涉水奔向前；

摇篮，那个摇篮，马背上那个摇篮！

新中国诞生在炮火里，摇篮里的娃娃们迎春天。

优美的歌声至今在耳旁回荡，再配上优美的旋律，把我们带到了那个艰苦的岁月，但却充满着积极向上的希望。

在革命的战争年代，为了生存，那是得战胜很多困难的，如果没有革命必胜的信念和坚定的意志，就会被数不尽的苦难所摒弃！

一九四七年三月，国民党蒋介石不甘心他在各个战场的失败，对山东解放区和陕北解放区实行了重点进攻。延安军民为打破这种进攻，实行坚壁清野，全面转移。

那时，黄土高原上的延安，由于少雨多旱，许多地方都不长庄稼，全是大黄土，军民的生活都很拮据。可是在*的领导下，却出现了勃勃生机。正如后来伟大领袖毛泽东在离开延安时说：“延安的小米养育了我们十三年。”

可见这军民的关系，那真是“铁”了去了。

但是，最初的革命，并不是这样。由于没有经验，就发生过这样那样的失误。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啊，摇篮》所说的年代，已经是革命经验十分丰富的时候了。也就是说，当毛泽东说那句话的时候，*人拿起枪杆子开始革命，已经整整二十年了。

二十年的时间，什么艰难险阻没经历过？二十年的时间，什么突发性事变没应付过？如今，虽在荒凉的黄土高原，虽有强大敌人的进攻，但能应敌自如，并克敌制胜。这是在毛泽东思想指引下，终于找到了一条正确解决问题的路子。

所以，*人的革命最终成功了。

可是在二十年前，当第一次拿起武器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出现过许许多多不尽人意的地方，发生过许许多多难以预料的事情，也涌现过许许多多形形色色的人物。如果我们把这些地方、事件和人物串起来，就会发现，这是一系列悲叹的故事，是历史在沉吟，是民族在呐喊。

俗话说得好，天上不会掉馅饼，世上没有免费的午餐，任何事业的成功，不管它大还是小，都是要付出代价的，何况是新的生产方式代替旧的生产方式的“革命”，那更是要付出沉重代价！

发生于一九二七年的“南昌暴动”，是*人在“国共合作”破裂的情况下，以国民党新军阀为革命对象，拿起武器武装反抗的第一次军事行动。从那以后，各种大大小小的武装暴动此起彼伏，就像星星之火，到处都在燃烧。

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当初在拿起枪杆子走第一步的时候，未免有这样那样的困难，甚至是这样那样的失误，结果造成了全面性的崩溃。作为一个还没有什么经验的革命党来说，这是无法避免的，也是十分惋惜的！

革命道路本来就不平坦，作为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只有不断地探索，在黑暗中探索，从中吸取教训，积累经验，并不断地丰富完善，才能处于不败之地。正如鲁迅在小说《故乡》中说过的那句话：世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以便成了路！

经历的事情多了，经验也就丰富了。历史证明，经验的丰富，是通过无数次的跌倒，然后再爬起来。经验的丰富，是经过多次反复实践，一丁一点，集腋成裘，聚沙成塔；甚至是流血牺牲，或者是血的惨痛教训！

自从有了马克思、恩格斯这两个德国人写了那篇《共产党宣言》后，人类的历史就进入了一个伟大的进程，那就是对历史的认识更加清楚，劳动者只有拿起武器进行革命，才能获得自由和解放！

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人类社会的历史其实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当旧的阶级不适应新的生产方式时，旧的阶级就会被适应新的生产方式的新的阶级所代替，这就是“革命”。而这个“革命”，并不是永无止境，它只是进入最高社会形式共产主义的一个漫长过程。

人类争斗了几千年，真正意义上的革命其实只有两三次，其他的，都不是真正意义的革命，而只是“换汤不换药”的改朝换代。这两三次的革命，第一次是从奴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第二次是从封建社会过渡到资本主义社会，第三次是从资本主义社会过渡到社会主义社会。

而中国的革命，更显得特殊一些。它是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中酝酿，其革命的路径、方法和手段与世界革命都有所不同，除了有以上的一些特点，还有自身所处的历史环境所决定。

在马克思主义中，“阶级”和“阶级斗争”一直是贯穿始终的中心议题。阶级和阶级斗争，在马克思、恩格斯未诞生前，就一直存在，只是没有人从理性的高度去认识、归纳、概括和总结。自从马克思、恩格斯写出《共产党宣言》后，许多人才如梦方醒，终于知道了阶级和阶级斗争，终于知道了社会变革的真正动因，以及创造历史的真正动力。

一九二六年三月，毛泽东在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就曾讲到：

巴黎公社是开的光明的花，俄国革命是结的幸福的果。马克思说：“人类的历史，是一部阶级斗争史。”这是事实，是不能否认的。其实四千多年的中国史，何尝不是一部阶级斗争史？巴黎公社失败的教训：一是没有一个统一的集中的有纪律的党作指挥，以致内部意见分歧，势力分散，而予敌人以可乘之机；二是对敌人太妥协太仁慈。对敌人仁慈，便是对同志残忍；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我们要革命，便要从此学得革命的方法。

“南昌暴动”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虽然失败了，但此举毕竟是*人拿起武器进行革命的第一步，意义十分重大。表面上看，它是一次兵变，但它不是一次普通的“兵变”，而是一篇宣言，一篇向全世界发出的宣言：中国的无产者在马列主义思想的指引下，已经觉醒了。从此，就要拿起武器，把旧世界打个落花流水，为真理而斗争！

但是，由于敌人的强大，不光是这次暴动失败，在以后的无数次暴动中，都失败了。只有毛泽东和朱德在井冈山会师后所开创的局面，像火种一样源源不断地蔓延，最后才慢慢形成了燎原之势。这个以“农村包围城市”的模式，在最初是得不到承认的，甚至有人还讥笑它。但是在无数次的革命实践后，终于发现，这才是解决问题的方式方法。“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城市的胜利”，才是把革命的旗帜插遍全中国的最佳途径。

一个幽灵，共产主义的幽灵，在欧洲游荡。为了对这个幽灵进行神圣的围剿，旧欧洲的一切势力，教皇和沙皇、梅特涅和基佐、法国的激进派和德国的警察，都联合起来了。

这是《共产党宣言》中的第一段话。当中国的无产阶级第一次拿起武器进行“游荡”的时候，同样遭到了旧中国的一切反动势力的联合围攻。

一个幽灵在欧洲游荡，共产主义的幽灵。从马克思、恩格斯写这句话起，这个世界就多了一个名词在人们头脑中，那就是“共产主义”。于是，在人类的理想中，也多了一个理想，那就是共产主义理想。

无论是十九世纪中叶的欧洲，还是二十世纪初期的中国，这种理想虽有些让人觉得“高不可攀”，甚至是“天方夜谭”。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它毕竟是黑暗中的一线亮光。

因为只有它，才能解决人世间的各种纷争。有它的存在，才有人类理想的最高境界。

共产主义理想是具有强大的吸引力和感召力的，它先是照亮了人们的心灵，然后才开始付诸于行动，最后将开辟出一片蓝天！

为了实现共产主义理想，革命先烈们不得不钻山沟，吃野菜，手扶马背上的摇篮；不得不在战场上，炮火中，抛头颅，洒热血；不得不把整个一生都奉献最壮丽的事业，为人类的解放而斗争！

今天，我们将怀着崇敬的心情，去缅怀那些革命先烈，他们正是因为有了这种共产主义理想与信念，才创造出了一个繁荣、兴旺、昌盛、富强的新中国！

却说在黄石与武昌警卫团分别的那九艘教导团的船只，八月四日中午刚到九江，就被来自四面八方的枪口控制了起来。

船还没有靠岸，四周全是各式各样的船一拥而来。有一艘船跑得最快，上面有一个人拿着纸筒卷起的喇叭，连二连三高声喊道：“来船停下，再往前走，就要开枪了”。这时，船上的人才警觉起来，马上向外张望。

一会儿工夫，教导团的一艘轮船八艘木船，全被围了起来，到处都是黑洞洞的枪口，还有机枪也对准了他们。要跑，肯定是跑不掉了。周围拿枪的那么多，而且全在他们的射程之内。

一切都在严密的监控之下，谁敢轻举妄动，就是第一个活靶子。控制这几艘船的不是别人，就是那个一向兵多气粗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此时，他屯兵九江，正在等待汪精卫的下一步命令。是东征讨蒋，还是南下广东，他一味听汪精卫的。

在张发奎的骨子里，一直认为国民革命的成功非汪精卫莫属。张发奎把汪精卫当做心中崇拜的偶像，他认为汪精卫是革命的精英，党国的希望！所以在汪精卫面前，他一向都唯唯诺诺，言听计从。

听说由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改编的教导团已到了九江，张发奎马上下令先扣起来再说。他知道，这个教导团和卢德铭那个警卫团，其共产分子，那是很多的。现在共产党在南昌实施“兵变”，与武汉中央分庭抗争，还带走了他那么多人马，他怎么会轻易放过他们？

遗憾的是，张发奎搞清了，警卫团没有来，他们在黄石附近就上岸了，这让张发奎有些失望。但没关系，现在教导团却在他手中，他要对教导团中的共产分子开刀，以报被周士第在马回岭对他“缴械”的怨仇。在他的嘴里，只听见一句地道的广东话：“丢那妈，这班契弟！咸家铲！”这句话的意思是，妈的，这些家伙，都该死！

一想起他的部队被叶挺、贺龙带走了一半，他就憎恨共产党。一憎恨共产党，他就对有共产党嫌疑存在的教导团心存戒惧，所以一定不会放过他们。他认为，这些人一旦在九江再来一次“兵变”，那他张发奎就永远也别想爬起来。所以说，缴他们的枪，那是必须的！

张发奎在广东出发北伐时，还是第四军第十二师师长。那时，他们的第四军被分成了两股人马。第十师、第十二师参加北伐，第十一师、第十三师留守广州。参加北伐的由副军长陈可钰带着，称为前方第四军，留守广州的，由军长李济深坐镇，称为后方第四军。

第四军的前身是粤军第一师，在孙中山时代被称为建国粤军，师长李济深却是广西苍梧人，但他一直在广东任职，属于实际上的粤系军阀。在北伐前夕，李济深已升任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参谋长、广东省主席、第八路军总指挥，但是他还兼着第四军军长，所以在广州他必须留下一半的四军部队，这可是他的嫡系，不能轻易出手。

至于张发奎出任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那是后来的事。那是战事越打越大，战果越打越多，部队需要扩编。这样在原来“师”的基础上，就扩充为军，后来又在军的基础上，扩充为方面军。事情正是这样，在攻下汀泗桥和贺胜桥后，张发奎的第十二师升为第四军，由他任军长。在攻下武昌、汉口、汉阳后，第四军升为第二方面军，由他任总指挥。

一路升迁，让张发奎如上云梯，因此就有一种轻飘飘的感觉。这样就养成了一种“惟我独尊”的派头。在战场上，他像一头凶猛的狮子，咬谁谁就得倒霉，不是被一口吞掉，就是被咬得遍体鳞伤。但在休战时，他就颐指气使，趾高气扬，目空一切，见谁谁都不顺眼似的。

当然，只有一个人他不敢怎么样，那就是汪精卫。他认为，没有汪主席的支持，他张发奎什么都不是。其实，张发奎的发迹，不是靠他的汪主席，而是靠他的悟性。他看见共产党人不怕死，能吃苦，就无条件地接纳。他觉得这是一股打不败的力量，他得利用这种力量，这样军队才能战无不胜，攻无不克。至于他们信仰什么，那是无关紧要的。

在部队里，张发奎把共产党人像掺沙子似的掺杂在各个连队，让他们只对打仗起骨干作用，而不能聚在一起成为一股力量。他知道，这些共产分子是十分危险的，他们是要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斗争，谁压迫他们，就得反抗谁，所以对他们的利用，只是在一定范围内，否则将会惹火烧身。

一年多来，张发奎对共产党人在他的军队里，其实是处于一种矛盾心理。不用呢，军队没战斗力；用呢，又有一定风险。为了前程，他张发奎必须建功立业。要建功立业，就得到战场上去厮杀。到战场厮杀，就得有“不要命”的人。这是一个长长的逻辑链条，缺一环都不行，而这些共产分子，干起来不要命，正好给他补上所缺的那一环。

在蒋介石大力“清共”时，张发奎还不断在“吸共”。他就像一块“吃水”的海绵，表面上看起来不动声色，但私下里却浸饱了水分。共产党有多少来多少，反正是骨头架子大需要肌肉来填充。但是，有人提醒过他，对共产党要格外小心，他却不以为然，只当耳旁风。他的观点是，只要大家都是“哥佬”，就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他说的“哥佬”，就是“广东老乡”的意思，相当于四川人说的“哥们儿”。

但他根本没想到，叶挺这个“哥佬”会背叛他，还有那个蔡廷锴，这也是一个“哥佬”。看来这政治信仰呀，党派组织呀，可能比“哥佬”更邪乎。

此时，张发奎想到他在德安车站的尴尬来。这又是一个“哥佬”背叛了他。这就是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团长周士第，在那个四川人聂荣臻的穿凿下，居然把他的两个团又一个连给带走了。张发奎一得到消息，马上坐火车去追，结果被人家缴了械，连那架望远镜都不放过。如果不是派专人去要，也许就被周士第挂在脖子上了。

现在，被改编成教导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们送进了他的口中，他怎么会轻易放过呢？根据中国人“一报还一报”的传统观念，这就是他报复的机会到了，于是对教导团也来个“缴械”，那才合情合理。他知道，这里面的共产分子忒多，可以说是“老巢”。如果不缴械，那就是放着一枚炸弹在身边睡觉，什么时候爆炸让你离开这个世界，简直不知道。

以陈毅为首的教导团中共支部，在知道被扣的消息后，心里很不是滋味。他很想扒开人群，上岸去亲自问张发奎，凭什么要扣我们的船？凭什么要缴我们的枪？但秘密党员的身份迫使他必须放弃这一想法。枪打出头鸟，在这种时候不能去出风头，要镇静，否则会给党带来损失。

九艘船被扣了起来，而且还要缴枪，这让团长侯连瀛也很恼火。他找来一艘小船，带着副团长杨澍松，参谋长季方，还有几个贴身卫士，上岸去与张发奎交涉。

侯连瀛见到张发奎后，算是把陈毅想说的话说了出来。他首先第一句就问：“张总指挥，你为什么不让我们上岸，还要缴我们的枪？”张发奎听见这种质问并不生气，而是很和气地对这位曾是军校教育长的人让了坐，然后大谈共产党的坏处，说如果不缴枪，共产党就要“造反”。并说，这是“你死我活”的斗争。

侯连瀛不是共产党员，他也不知道里面谁是共产党，而且当这个团长也是迫不得已的。既然张发奎要“清共”，他就“借坡下驴”了，于是就提出辞职不干了，还把枪交了出来。季方也提出辞掉参谋长一职，并交出了枪。杨澍松正要掏枪，却被张发奎拦住了。

杨澍松不是共产党员，但对共产党不反感。现在，团长、参谋长都不干了，他也得做做样子。说心里话，作为副团长，如果让他继续干，他还是可以干下去的。但是现在他俩都不干了，那团长一职肯定会落在他的身上，这对于一向热衷高升的人肯定有用，可对他来说，他没用。因为他不想惹麻烦，如果能回广东，他打算去找李济深，还是到黄埔军校去工作。以前他在黄埔军校干过，现在还去干。这个教导团团长要带兵打仗，他没这个本事。何况，这里面还有很多共产党，对他来说，同样是个麻烦。

在江心被困了几个小时的陈毅，派人到处串联，通知各小组注意，不要轻举盲动，一切行动听支部的安排。他和四川老乡叶镛、欧阳毅悄悄商议，看张发奎下一步该怎么走。

现在这么多人，要吃要喝，在船上呆着也不是个事儿。再就是，一旦上岸，得找机会逃出去，这是针对于已经暴露的人，包括他自己。所以，在船上，他也得考虑下一步棋该怎么走的问题。

果不出杨澍松所料，他被张发奎叫去，准备任命他为教导团团长，但杨澍松却推托说，自己能力有限，恐怕会令他失望。

谁来当这个团长呢？张发奎想来想去，也想不出一个适当的人，于是找来参谋长谢膺白，要他暂时兼任一下，待有合适人选后，再来替换。谢膺白是个年龄比张发奎还大的广东人，他在心里也看不惯共产党那一套，但是命令也下，他也就只好接受。

终于，教导团被带到了岸上。在一个宽敞的操场上，这里早就准备好了缴枪仪式。四周黑洞洞的枪口到处密布，在显眼的地方还修筑了机枪阵地。当大家把枪放到操场上，站回到原位时，就听一个教官似的声音高声喊道：“各就各位，立正，向前看，稍息！”这是刚任团长的谢膺白，他接着说：“下面请张总指挥训话！”

这时，张发奎在几个随从的簇拥下，精神抖擞的来到了操场。台子前面马上也密布了很多荷枪实弹的卫兵，他们立即分距离站开。接着，张发奎和他的随从们都站到了台上。张发奎没有一点笑脸，他开口就是：“南昌那班契弟，带走我许多人，丢那妈，咸家铲！”

张发奎的表情和他的开场白，使当时的气氛很紧张。再看看四周黑洞洞的枪口，的确有些像在大屠杀之前的征兆。这就给台下的陈毅一个初步的判断，他不会轻易放过教导团。按照四川人的说法，不死也得脱三层皮。

此时，张发奎怎么想。他看见下面黑压压的一大片人，心里正在盘算着一笔账。下面可是一千多人，而且许多人都是会玩笔杆子的，如果要把他们捏成粉末，那是一瞬间的事。但是，他不想这样做。他要扩充实力，要“变废为宝”。所以，必须要给这些人一个“下马威”。

在台上，张发奎骂够了贺龙，又开始骂叶挺，骂够了叶挺，又开始骂周士第，接着又骂蔡廷锴那个契弟，再最后，总结为都是“咸家铲”。奇怪的是，他对“共产党”三个字一个也没提。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张发奎的高明之处。他知道，凡事得留后路。共产党可是一大帮子人，他不能在公开场合诋毁。再说，昔日用共产党，现在又公开骂，这不是自己打自己嘴巴吗？

骂完之后，张发奎马上说：“教导团是我下的命令通知来的，我就要为你们的安全负责。现在贺龙、叶挺、周士第他们跟着共产党走了，我不勉强。孙先生未尽之事业，我们要继续，革命靠自觉，强迫是没有用的。”

然后他停顿了一下，扫视全场一周：“有谁要跟共产党走，我不勉强，马上就可以站出来，我发给路费！”全场鸦雀无声，也不知道张发奎葫芦里究竟卖的是什么药，所以，没有一个人站出来，他们不会去上当。

沉默几分钟后，有人却大着胆子叫起来：“凭什么扣留我们？”“凭什么缴我们的枪？”一个声音刚落下，另一个声音骤起，接着就闹哄哄的一大片。这时，谢膺白想干预，却被张发奎拦住了。待大家的情绪慢慢稳定了，四周不再有各种杂音时，张发奎开始了他的耐心解释。

“同学们呀，今天把大家召集起来，就是为说交枪的事。是交，不是缴，以后还会还给大家的！”张发奎终于有了一点笑脸，他把“缴枪”说得很轻松，仿佛是和大家在做游戏。但是马上他就又声色俱厉起来：“交枪，不是为了防备大家，而是为了防备你们中有捣乱分子。为了大家的安全，我们不得不这样做！”

黄昏时分，教导团被带进了九江城里。每走一步，还得有人拿着枪盯着，一个个就像被囚禁的犯人。原来，沿途都实行了戒严，除了三步一哨，五步一岗，还有“护送”的人。这真让陈毅着实担心，一个教导团，值得这样怕吗？是不是另有什么图谋呢？该不会来一个上海宝山路那样的场面，架起机枪横扫一大片吧！

教导团被分散驻扎在了好几个地方，相互之间是搞不清楚谁住哪儿的。这是张发奎的特意安排，他为了取得主动，就先发制人。陈毅、叶镛、欧阳毅和唐维他们被带到了第四陆军医院附近的空房，此时和陈毅形影不离的是一个叫肖劲的小伙子，他曾经是学生队队长，现在是特务连连长。

在一个光线很暗的屋子里，陈毅把叶镛、唐维找来，要肖劲到外面看着。此时，陈毅准备召开由他主持的最后一次支部会。他向叶镛、唐维交代，今天晚上他必须走，党组织继续留在教导团，书记一职，由不显眼的唐维接任，叶镛是营长，不能担任这个职务，只能作为委员，还有那个小同乡陆更夫，也是委员之一。以后有条件，再吸收一些同志，形成一个大的地下组织。支部的任务是长期潜伏，等待时机。最后，他单独把唐维叫到一边，向他透露教导团里有几个党小组的秘密。

然后在夜深人静时，陈毅趁着星光，和肖劲出发了。他们在下半夜哨兵熟睡之时，装着要拉肚子找不到厕所的样子，三步两脚地离开了营地，目标是南昌。其实此时，凡是在教导团中已经暴露的共产党员，都在想办法逃离。据后来的史料可查的有，除了陈毅、肖劲，还有许光达、杨实人，还有吕赤，还有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等，还有罗瑞卿。

走了一段路后，陈毅和肖劲终于把九江这个港口城市甩在了后面，这时肚里饿了起来，步子也有些沉重了。肖劲建议，找个地方歇一会儿，反正不认识路，待天亮后问问附近的老百姓，才有把握走下去。陈毅觉得有理，就同意了。这样两人就在附近的庄稼地里寻着一个窝棚，倒头便睡。

在这个路上，另外还有一些人，从八月三日起就去追赶南昌暴动的部队。第一批是郭沫若、李一氓和阳翰笙这几个大秀才。当时郭沫若任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当八月二日听见南昌暴动成功后他就去找张发奎试探，想借机争取一下张发奎站到革命这边来，哪知这个广东佬不吃这一套，而是解散了政治部，要郭沫若离开他的部队，否则就不客气了。这样，郭沫若就在第二天带着李一氓、阳翰笙坐着手摇车去了南昌。

也就在同一天，在第十一军炮兵营中有一个见习排长叫许德华的，也脱离了张发奎。他后来的名字叫许光达。在他的回忆录中只说他们的组长姓黄，带着他和高安的杨实人等，向南昌奔去。他们没有坐车，而是步行，所以在路上耽误了七八天。

与陈毅几乎是前后脚之分的还有几个青年，他们大都是四川人，是在上半夜就动身的，他们是教导团中的徐彦刚、游雪程、陈伯钧、刘型、王良、邓萍等，共产党员的身份暴露了，也不得不离开。他们也是要到南昌去找自己的部队的，但是在高安遇到了苏先骏他们，后来就去了湘赣边界。

待陈毅、肖劲醒来，太阳已经老高了。他们在附近找了一点水，洗了把脸，然后又继续上路。这时肚里却饿起来，看来还是要在附近搞点吃的，才能走路，否则就是没有人追，也会倒下。

在附近转了好几家，刚看见有人，待走近时，却马上不见了，开始他们以为是眼睛看花了，但次数越多，就推翻了这一结论。原来，老百姓是怕他们，一看见就躲。这怎么办呢？唯一的办法就是继续往前走，到人口集中的地方，就好办了。原来，老百姓看见穿军装的兵，就觉得大祸临头，所以要躲起来，他们是被军阀的部队搞怕了。

终于，他们走到了鄱阳湖边。一打听，是方向搞错了，往南昌应该是往西走，最好是沿南浔铁路走，一准儿到南昌，现在到这里，陆路已经不通，这怎么办呢？当时为了保险起见，没敢去找铁路，这才搞错了方向。他们以为一直往南，就可到南昌了。哪知还有一个鄱阳湖横在中间呢。

肖劲在村边找来一个渔民，看上去四十多岁，陈毅向他了解当地的情况。原来这个村已经在鄱阳湖边上，往西走是没有路的，返回去已经不现实。陈毅向他打听有没有近路，那人说：“我不知道。”

陈毅看他三棍子打不出个响屁来，就笑着问：“你知道什么，可以尽量告诉我。”

那人说：“我只熟悉鄱阳湖中哪儿鱼多，哪儿鱼少，什么季节鱼多，什么季节鱼少，其他就不知道了。”

陈毅问：“知道北伐军吗？”

那人说：“知道一点。”

陈毅再问：“你喜欢北伐军吗？”

那人说：“北伐军好，不欺负老百姓，拉夫还要给钱，以前的军队可不这样。”

陈毅就向他说自己也是北伐军，要到南昌去执行特殊任务，请他用船送一送，他也给钱。

说话间，陈毅从口袋里掏出两块银元来，在那人眼前晃了晃。

银元在烈日下闪着亮光，怪诱人的。

陈毅看他有些心动，就把银元重新揣起。那人好像有些失望，却说：“沿途关卡很多，怕是过不去，这不冤枉你花钱了吗？”

陈毅一听，觉得这人怪实诚的，就想事到如今，只好走一步看一步了，于是就向那个船家说：“送到哪里算哪里，我不怨你。”

陈毅答应，把他们送到南昌，给他两块大洋。

那人终于点了点头。

之后，陈毅要他回家拿点吃的，他们还没吃饭呢。那人马上准备去了。

两块大洋在今天看来数量不多。但在当时，算是不少了。很多人是用不上这种钱的，用得却是铜板。一枚一文，一个大洋要换一百二十八文，有的地方甚至两百文以上也在换。

两块大洋，可以买一百五十个鸡蛋，或者一百五十根油条。往南昌跑一趟，两天一夜吧，这在平时打鱼，怎么着也不能挣三百个鸡蛋，或者三百根油条吧？所以，那人就答应了。

正如陈毅所估计的，他们穿着北伐军衣服，沿途关卡一律放行。然后紧赶慢赶，终于到了南昌城边。

但此时，已经是八月六日了。

张发奎的军队已经从北边坐火车赶到了南昌，真是冤家路窄，又给碰上了。

南昌暴动的部队哪里去了呢？难道张发奎进城后和叶挺、贺龙他们干了一仗，又被张发奎彻底缴械了吗？这种可能不是一点没有，现如今非常时期，哪种可能性都会有的。

如果真是那样，那就很糟糕！

这种疑问在陈毅脑海中一掠而过，但是没坚持多久。

从南昌市中的种种迹象来看，好像这种可能性不大。因为市容不乱，没看见到处张贴缉拿悬赏中共哪一个领导人的布告，也没有房屋大面积损毁的迹象，也就是说，这里没有发生过大的战役。相反，南昌暴动革命委员会的布告和贺龙二十军的布告却还贴在城楼外面的墙上。

革命委员会的名单里还有张发奎、黄琪翔的名字。

其实，以周恩来为前敌委员会书记的南昌暴动部队从八月三日开始，就在撤退，直到五日，最后一批才撤完。真是凑巧，共产党前脚一走，张发奎后脚就跟了过来，好像互相有约定似的。这可能是一种偶然的巧合。

幸喜没有碰上，如果碰上了，肯定得干一仗，那历史就只有重新写了。

这些，在当时的陈毅和肖劲都不知道。他们唯一能做的就是下榻在哪家旅店里，然后慢慢打听消息。但是情况有些不妙，旅店也进入了盘查的范围。如果没有当地人证明你是干什么的，或者你是外地口音，都不能让你住店。好在陈毅他们穿着军装，陈毅又说着四川话，让老板误认为他是朱培德第三军中的云南人，因此也没敢怠慢，只是要陈毅登记。

登记时陈毅犯难了，怎么写呢？说自己是教导团的，说不定张发奎正在抓捕他呢。突然间，他想起一个人来，那就是曾和他一起在重庆杨森部队里干过的朱玉阶。陈毅想，现在不知玉阶兄还在不在江西哟！他可是这里唯一的老熟人，听说从武汉到南昌，还担任了朱培德的军官教育团团长。

原来，陈毅所想的那个玉阶兄，就是后来大名鼎鼎的朱德。朱德比他大整整十四岁。在杨森部队里，他们曾代表国民党和共产党去搞“策反”，那时杨森在北洋军阀吴佩孚麾下，结果他们的“策反”取得了成功，也就是让杨森脱离吴佩孚加入了国民党。当时朱德是代表广东国民政府从上海来的，而陈毅则代表共产党，是经李大钊所派从北京来的，这样两人就在重庆第一次见面了。他们一接触，才知道都是四川老乡，都在法国勤工俭学过。

现在陈毅马上想起了朱德来，于是就写了一个第三军特务团，说他们是出来执行特殊任务的。陈毅杜撰这个特务团的目的，是想在这里混上一夜，再顺便打听一下南昌暴动的部队消息。哪知他这样做，却歪打正着，恰好真有第三军特务团的人，已经在这里住下了，老板问要不要安排在一个房间。陈毅一听，马上拉着肖劲就走。老板一看，有些莫名其妙，然后摆了摆头。

看来，南昌的旅店是不能住了。怎么办呢？陈毅和肖劲来到赣江边，看见浩渺的鄱阳湖与赣江连在一起，真有一种望江兴叹的感觉。这时，他们看见有一艘渔船在江边，撑船人好像刚刚才靠岸，正在收拾渔网。看见船上有一个半圆形的遮雨棚，陈毅的眼睛亮了，他要肖劲去问问，看能否在船上将就一夜。

一会儿后，肖劲回来说，渔家没答应，说是官家查得紧，一旦发现窝藏外地人，是要被杀头的。陈毅一想，真是倒霉到家了。怎么办？只有他亲自去说一说。俗话说，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干脆花个大价钱吧。

陈毅走近一看，原来船家是个年轻后生。在讨价还价中，陈毅已经知道南昌暴动的部队是往东边去了。可是怎么过江呢？还是需要乘船呢，于是就对船家说，这艘船，他包下了，可以给两块大洋。那个年轻人好像有些心动，但对官家搜查仍有顾虑。陈毅说，可以把船撑到江心没人的地方过夜。

就这样，那个船家就留下了他们。后来，在船家的嘴里，知道了一个准确消息，南昌暴动的部队，去了抚州方向。抚州，就是临川，那是江西东部南昌以南的一个重要集镇。

南昌暴动的部队是按计划撤离的。当最后一批撤离后，还专门派了一个叫彭干臣的人负责断后，等待那些陆续前来参加暴动的部队，有目标的是从湘赣边界可能来的贺龙第二十军独立团，也就是平江赤卫队余贲民部和浏阳赤卫队苏先骏部，此外还有武汉的警卫团和教导团。

也就是说，中共举行南昌暴动，原计划还有三个团的兵力可以加入，但由于路途遥远，地形不熟，消息闭塞，敌情不明，总之各种各样的原因，导致了最终没有到达，大部队就撤走了。

彭干臣是暴动后被中共前敌委员会任命的南昌市卫戍司令兼公安局长的。大部队前脚一走，张发奎后脚就到，这让彭干臣根本无法开展工作就得转为“地下”。当听见第一声枪响，他们就知道，张发奎的前锋部队已经进城。这时，那些在西边等那几个团的人更是没法去通知他们转移了。

此时，以汪泽楷为书记的中共江西省委也留了下来，但马上隐蔽了起来。所以从湘赣边界那边过来的联络员宋韵琴，也就是宋任穷，一直找不到他们，这也是很自然的事。

在中共南昌卫戍司令部的副官长唐天际，以前是贺龙二十军警卫连的副连长，湖南安仁县人，在大军出发后，就是司令彭干臣留下处理善后的重要成员之一。

彭干臣给唐天际留下三项任务：第一，等待在袁州地界的毛泽东他们来南昌；第二，带走南昌市内的警察；了解张发奎、朱培德卷土重来的情况。

袁州，还有一个名字叫宜春，当时他们认为在湖南的毛泽东可能会从那里过来。其实，周恩来他们也只能是估计，毕竟没有准确的信息，只知道毛泽东到湘赣边界去动员第六军的那两个团去了。

那是在程潜第六军中倾向于共产党的两个团，团长也是共产党员。哪知等毛泽东回湖南后，那两个团早已开拔，不在湖南了。这才演变成后来毛泽东去安源，经过一番周折后，与武汉警卫团、二十军独立团形成了领导与被领导的关系，也就是和卢德铭、余洒度、余贲民、苏先骏的上下级关系。这些情况，在南昌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是不知道的。

所以，唐天际没有得到袁州那边的消息，而张发奎已经进城的消息却灌进了耳朵。城内已经响起了枪声，到处都在抓人，到处都在报复。

这是当时已成惯例的一种现象。

一座城市的被攻下，这座城市的市民就得听命于进攻者的意志，否则就会被当着敌对分子处决，这是非常时期的一种必然手段，任何一种势力都必然要选择这种手段，共产党也不例外。只是共产党杀的是不合作的有产阶级及其利益维护者。但是，当共产党撤出这座城市后，那些心怀不满者就自然浮出了水面，开始进行反攻倒算的报复行动。

所以，唐天际知道，他的身份已经暴露，如果再待下去可能会出事。他已经来不及带走警察了，他得想办法完成最后一项工作，就是了解敌情，然后出城去追赶大部队。可当他刚赶到联络点附近，即西大街光亚瓷器铺门前，就看见联络点正在被搜查。他灵机一动，就钻进了瓷器铺里。

老板以为唐天际是来买瓷器的，马上热情地接待他。他只得装着挑货、谈价应付着，心里却在盘算如何摆脱眼前的危机。可是听附近的声音并没有减弱，而且还越来越近。他知道马上出去只有两种可能，一种是被乱枪打死，另一种是被抓起来。这两种结果都不是他愿意的，所以就没敢出去。但是，那些人马上就要进来，该怎么办呢？

唐天际向四周看了看，发现这家有一个楼梯通向上层。他灵机一动，向楼上指了一下，示意老板到楼上去。老板以为他是去楼上看看还有什么货，于是就把他带了上去。此时，楼下已经进来人了，他们进门就大嚷：“我们要搜查共产党，你们这儿有陌生人吗？”老板马上下楼去应付，这时唐天际又紧张起来，马上敏感到如果来人上楼，正好抓住他。他只得到处看哪里可以藏身，发现有一个很大的花瓶倒扣着放在过道上，马上搬开口子钻了进去。

搜查的人在下面看后，要到楼上来。老板只得随他上楼，反正他对唐天际并不认识，只认为谈生意给钱，没什么大不了的，所以就很坦然。老板带着搜查的人上楼，楼上连个人影也没有，老板也狐疑，刚才那人哪儿去了呢？那人正待下楼，发现一个大花瓶摆在过道上，也很新奇地摸了摸，然后说：“这个花瓶这么大，乖乖！”

老板马上说：“先生，有空光顾本店，我给你八折！”

“算了，算了！五折优惠，我都买不起。这些是那些有钱人的玩物。”来人无可奈何地说。

“先生说的是，先生真精明！”老板应承着。

此时，在花瓶里蹲着的唐天际心都跳到嗓子眼儿里去了，特别是那人摸着花瓶的时候。但是他努力镇定着，希望奇迹能发生。幸好，那人说了一句感慨的话就走了，不然唐天际就成了瓮中之鳖。

待唐天际钻出来，老板也惊讶地看着他，说了一句：“原来你在这里，你不是在躲追捕吧，干嘛躲在这里？”唐天际看他一脸疑惑，就把自己怕被抓的原委说了出来。

老板听后惊慌起来，马上要他走。唐天际估计，已经走不掉了。出去，十有八九会被抓。于是，就请求老板帮忙，看能否逃出城去。老板做出很为难的样子，摆了摆头。

唐天际一时犯难了。逃吧，已经封锁了城门。不逃吧，在这里，完全有可能被抓。他只有想出一个办法来，让老板必须帮他。他对老板说：“我已经被你救了下来，如果你不帮我，被他们抓住了，就有窝藏连带关系，会给你带来麻烦的。要不，你把我交出去吧？”

老板马上意识到，是得负连带责任。至于交出去，他根本没那么想，共产党是一种势力，以后一旦查清是他出卖的，吃不了兜着走。共产党和国民党，两边他都惹不起。

突然，老板精明的眼睛里闪出光来。这让唐天际心里有数了，但是他得再添一把火，把老板烧起来。他说：“现在你已经窝藏了共产党，不是把他交出去邀功，就是帮他逃出城去，其他必无出路。”老板听后，马上点了点头。终于，他想出来一个办法。

老板对唐天际耳语了几句，只见唐天际把眉头马上皱了起来。原来，老板告诉他，只有从一个他知道的下水道出城，其他必无办法。下水道很脏很臭，这是可以想到的，所以唐天际皱起了眉头。

但是，为了活命，他已顾不得这么多了，何况还有党的任务让他完成。于是，待夜深人静时，在老板的亲自带领下，唐天际终于通过下水道出了城。那臭水脏水，足有半尺多深，有的地方还要爬着走，其难受程度是可想而知的。

张发奎部队进城后不久，驻扎在吉安一带的朱培德第三军也杀回了南昌。他们是在叶挺、贺龙的部队进驻南昌前就分散在各地。或者说，叶挺、贺龙就是趁他们不在南昌时才乘虚攻下南昌的。当时，第三军军长朱培德和张发奎一样，都在庐山听汪精卫主持军事会议，而他的第三军主力却在吉安一带。

朱培德是云南人，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曾与朱德是同学，且二人关系还不错，也有良好的声誉，被称为“模范二朱”。自北伐以来，朱培德的第三军被编进了中路军，直接从韶关进入江西，与北洋军阀孙传芳部在南昌决战。双方投入的兵力不多，但程度却是一次关系生死存亡的。所以南昌久攻不下，后来还是总司令蒋介石加入了一个师的兵力，才赶走了孙传芳。

对朱培德来说，当共产党占领他的南昌时，就是操了他的老巢，他既愤恨又忧愁。愤恨的是，南昌是他用鲜血换来的地盘，却被别人占了。而这些别人就是他曾经“礼送”的共产分子。忧愁的是，这些共产分子与北洋军阀孙传芳不一祥，是一种新生力量。现在听说共产党走了，他得杀回去，重新占领他的地盘。

两股势力齐聚南昌，其混乱程度可想而知。虽然都在一杆青天白日旗下，都在国民革命军的军队序列里，但各自的政治靠山与势力范围不同，为了各自的利益，该争的还是要争。哪怕是为了一点小事，就会大打出手，也在所不惜！

在当时，关系虽没有后来那么明朗化，朱培德表面还是在汪精卫的武汉政府中，但实际大家都很清楚，张发奎是依靠汪精卫的武汉政府，而朱培德已经暗中投靠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这就决定了他们是不能交心的，只能貌合神离，所以在地盘的问题上，是绝对不可能让步的。

好在张发奎只是路过，他明着是去追击南昌暴动的“叛军”，实则却是回广东去“重整旗鼓”，这些是军事秘密，其意图是不能随便公开的。所以，他的军队到南昌，让朱培德着实吓了一跳。如果不是黄琪翔出面交涉，也许双方又得干一仗了。

南昌暴动的军队，在攻下南昌时不到三天，就开始向城外撤离。时间这么仓促，事情这么急迫，到底是什么原因导致非要这么做？这是一个后来许多人都搞不懂的“谜”，也是一个许多人都“费解”的问题。他们大都认为，暴动既然成功了，就应该在原地开展革命工作，何必舍近求远，一定要到广东去呢？即使要去，也何必急于撤离呢？这不是犯了一个低级错误吗？事情真是这样吗？请我们回到当时那个历史环境，就知道这一切的一切了。

首先，这是一次“兵变”，是共产党人鼓动下在国民党军中的一次突然“兵变”。“兵变”的成功，必然要遭到当局制裁，这是历朝历代一种普遍的现象。所以，“兵变”成功后，面临的就是原来所在军队来讨伐的问题。这支部队原属于国民革命军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张发奎部。“兵变”发生后，总指挥张发奎就在“兵变”地南昌不远的九江。中间是一条南浔铁路，一九〇七年兴建，全长二百五十六里。从九江坐火车到南昌，四个多小时就到。如果不尽快撤离，势必会引来张发奎大批军队的“征讨”。

同时南昌这个地方，还不是张发奎的地盘。半年前，它是北洋军阀孙传芳的势力范围，是从广东出发的东路北伐军，经过浴血奋战争夺过来的，后来被云南籍的第三军朱培德部镇守。南昌暴动时，朱培德的军队大都不在南昌，而在南昌以南的吉安一带。如果要来进攻，顶多也就三天的路程。这样，南昌就会腹背受敌。这是“兵家之大忌”。

再说，南昌城东边就是浩淼的鄱阳湖，这种“背水一战”的地形，是最致命的，它根本没有回旋余地，显然是个孤立的弹丸之地，易攻难守。就算张发奎和朱培德不采取进攻，只要把重兵一围，不到三个月，就会自行崩溃。没有外援，守城部队只能“坐吃山空”，结果会怎么样呢？结果很清楚，不是被饿死就是被杀死，这是简单的军事常识。两万多人要吃要喝，再加上城里的老百姓，该是多么大的一个包袱？！

再说，南昌刚刚被攻下，要是马上又打起来，城里有多少民众能支持，城外有多少力量能呼应。都是一个未知数。“共产党”这个名称，已经被国民党公开宣布“非法”。虽然暴动的旗号是以“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但如果有人弄明白，这是“非法”的共产党所为，他们会怎么想？可能的情况就是远而避之，说不定还有帮助国民党共同来绞杀的。至于共产党要公开宣传自己的主张，让广大老百姓都明白，只有共产主义才能救中国，那也是长期才有效的事，短时间内，不会有多大的号召力，所以也就不会有多少人支持。

这就是从客观的角度来说，它必须撤离的原因。当然，还有一个主观的原因，它也必须撤离。那就是在“兵变”之前，为了筹划这件事情，筹划者早就知道南昌是守不住的，必须撤离。也就是说，“兵变”只是一个跳板，而不是最终落脚点。或者说，不是攻下南昌，就在那里“坐地为王”，而是要把自己控制的军队，从信仰不同的人手中拉出来，建立自己的军队，然后重新“北伐”。这就是中共临时中央的战略决策。

所以，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决定，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举行暴动，成功后得马上撤离，不然就会陷入被进攻被包围的双重不利，到那时后悔就来不及了。但是，往哪儿撤呢？又是一个具体的问题，需要全面的思考。

从局势来看，只能往远离敌人重兵的武汉、九江的方向。从地图上看，只有往南边。回广州？那里是“北伐”的策源地。但是，已经不现实。那里已被前第四军军长、现任总参谋长、第八路军总指挥的李济深占领。而李济深是与蒋介石一样“反共”的人，蒋介石在上海反动“四·一二”反共大屠杀，他也在广州来了个“四·一五”屠共，与蒋介石形成南北呼应。

如今，李济深的军队，从原来留下的两个师，已发展到了五个师，再加上地方武装，少说也有五万人。李济深何许人也？一个生在广西梧州，而大部分时间却在广东经营的职业军人，是继龙济光、陈炯明、胡汉民这几任广东都督之后的最大军事实力派，也就是又一个大军阀。

剩下的就只有东江那个小港口潮汕了。那个地方曾经是陈炯明培植队伍养精蓄锐、修养生息的地方。在“二次革命”后，孙中山准备解散中华革命军留下的二十个营，被时任广东省长的国民党人朱庆澜悄悄留下，要陈炯明组成援闽粤军，到广东与福建交界的东江流域，暗暗潜伏，为孙中山后来的革命组建了第一支武装。

这些历史还不到十年，在大家的记忆中还没有抹去，所以前敌委员会的讨论，认为这个地方是积蓄力量、东山再起的好地方。同时，这个地方的汕头还是一个港口。如果拥有了它，就可争取苏联的直接援助。再说，东江附近的普宁、海丰、陆丰等几个县，共产党人彭湃在那里搞了几年的农民运动，许多老百姓都知道“共产党”究竟是怎么回事。也就是说，部队撤到那里，群众基础极好。以上这些丰裕的条件，是明摆着的，所以要往那里撤。

这就是暴动部队要撤退到东江潮汕地区的理由。再说，也找不到第二个这么理想的地方了。决定了的事，就不能延误，得马上行动。一天也不能耽搁，否则待张发奎、朱培德两股人马准备好了，像铁钳一样从两边夹来，那就糟了。南昌，一个小小的弹丸之地，是坚持不了多久的。上半年北伐军在攻击孙传芳驻守的南昌时，就充分证明了这一点。尽管当时南昌是铁板一块，但是还是被来自四面八方的北伐军给围住，最终被攻破。从军事上来说，这是前车之鉴，所以南昌不能久留。

其实最开始，中共临时中央并没有决定在南昌举行暴动，而只是想利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同唐生智的矛盾，联合张发奎，把自己所掌握和影响的叶挺、贺龙部队从南浔路带回广东，以图再举。经过一系列错综复杂的事态演变后，这就酿成了先在南昌举行暴动，再撤到广东的计划。

也就是说，撤离南昌是早就定下来的，而且在当时也就只有这条路可走。至于其他的路，确实很难。尽管后来有人说应该怎样怎样，那只是一种假设，在当时并没有看出它有丝毫的可取性。

南下广东是南昌暴动的真正目的。共产党也想走孙中山的老路，回到广东重新建立根据地，然后再进行北伐。因为占领了广东，也就有了出海口，这就会直接得到共产国际的物资和军火援助，这个前途应该是十分光明的！

所以，许多人都认为只有这样做才有出路。孙中山就是这样做的，孙中山的国民革命都能先占领广东，然后再进行北伐，共产党的工农革命又怎么不能呢？于是，在决定暴动之前，这个方针已被中共临时中央确定了下来。

基于此，暴动一结束，就得马上考虑撤离的问题。但是，一支刚刚才建立起来的二万三千人的军队，要短时间内全部撤离，这又是一个大麻烦。首先得分批分层地撤，不能混乱，要井然有序。同时，还要留下强悍的部队殿后，以防备张发奎从后面追来。

这些军队，在暴动前，苏联军事总顾问加仑就掰着指头，开始精确地计算过，共产党能从国民党的军队中，最多能拉出多少人。算来算去，也不会超过八千人，这就给共产国际一个信号，中国的共产党不能贸然举事，所以才接到了共产国际发给中共临时中央的那封模棱两可的电报。

之后，引出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去追赶另一常委周恩来，要他慎重考虑。可这一追，就直接追到了南昌。此时，箭已在弦上，不得不发。但张国焘也不得不说明自己此行的目的，哪知却引起公愤，险些被捆起来拉出去枪毙。还是周恩来出面调解，事情才没有恶化。出于组织原则，张国焘还是向周恩来传达了共产国际的最新指示，也就是那封电报。这个电报的具体内容如下：

“如果有成功的把握，我们认为你们的计划（南昌暴动和南进广东）是可行的。否则，我们认为更合适的是让共产党人辞去相应的军事工作并利用他们来做政治工作。我们认为乌拉尔斯基（加仑）和我们其他著名的合法军事工作人员参加是不能容许的。”

其实，共产国际并不知道，南昌暴动的军队并不是八千人，而是二万二千人。如果全部赶到，应该有二万五千人。为什么多出了这么多人呢？

原来，贺龙的二十军两个师加直属队共计六千五百人，加仑并没有算进去。在到达抚州后，马上就把直属队成立为第三师，又融进一千人，也没有算进去。这样就多出来七千五百人。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是后来在军委书记聂荣臻的鼓动下，从马回岭赶过来的，有三千多人，也没有算进去。蔡廷锴第十师五千多人，是被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裹挟”过来的，更没料到。这样，在计算之外就多出了一万五千人。

如果共产国际当时知道有这么多人，肯定不会来那封电报，说不定还可能派乌拉尔斯基，也就是加仑将军前来指挥。因为加仑曾在苏联内战中，就曾以两万人的兵力，独立开创了一块根据地，为苏俄整个战局争取了主动。

当然，这只是一种假设。历史是没有假设的，它已经被定格在了发生过的已然事实中，这是谁也无法改变的！

正因为如此，共产国际方面没有任何指示，要它的成员加入南昌的“兵暴”行动。在南昌暴动的队伍中，共产国际唯一一个成员是军事顾问纪功，他的苏联名字叫库马宁。他是因为没接到通知，才继续呆在贺龙的二十军中。那完全属于客观原因造成，与共产国际的指示无关。

要把两万多人的部队一下就拉到那个理想的潮汕去，这在设想中是很容易的，但是真要做起来，却不是一件顺当的事。因为这些部队，本不是一个系统。刚聚在一起，还需要一定时间的磨合。这其中，一些领导人还不是一条心，仅凭私人关系很好就暂时凑过来的，可能在中途会出现一些变故，也未可知。

部队从八月三日开始撤离。第一批是朱德带领的第九军军官教育团和刚成立的二十军第三师。关于第九军这个番号，是前敌委员会在举事前预设的，目的是想把朱德在云南讲武堂的同学金汉鼎争取过来，但第九军军长金汉鼎是朱培德手下的得力干将，早就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所以收效甚微。后来，朱德却发现金汉鼎手下的师长韦杵还不错，他居然能爽快答应要参加暴动。

韦杵那个师是第九军第二十八师，只有四千人。四千人就四千人吧，总比没有强。可是暴动前夕，韦杵也退缩了，一直待在九江医院不出来，是故意不来，还是真的病了，已无从查考，反正事实是，他并没有把部队带来。为此，第九军就一直是个空架子，为了继续争取韦杵，依然把一个“架子”留着，军长一职也留给韦杵，而朱德只任副军长。所以，就造成了这样一个事实，第九军只有朱德从原南昌市公安局和军官教育团带出的三百多人。

也就是说，朱德级别很高，却没有多少兵。让他们做先遣部队，是因为朱德在前不久，就带着军官教育团在抚州一带搞过野营训练，熟悉这里的地形。更其重要的是，部队一旦遇到朱培德的人马，朱德可以打前站，和他们“斡旋”。毕竟，他们之间是有老同学之谊的，能不开战最好就不要开战，反正也就借借路，又不让对方损失什么。据说，杨如轩那个师就在抚州附近，朱德和他的关系也不错。在出发之前，朱德还专门给杨如轩写了一封信，说只是借路，根本用不着双方“开火”。

说起朱德，他已经是年龄比较大的一个军人，暴动时他已四十一岁。四十一岁以前，许多人都不知道他在干什么。其实，朱德的生活道路并非一帆风顺。他出生在四川仪陇县，由于家里兄弟姊妹多，就把他过继给伯父。为了自己的家族能有一个识文断字的人，叔伯几个商议共同供养他读书，哪知毕业后却当了一名体育教师，这让家里的长辈们大失所望。为了不让家里人继续失望，他又重新起步，和几个朋友一起从成都出发，顺西昌通往云南的茶马古道，经丽江来到昆明，以蒙自县的户口考取了蔡锷任校长的云南讲武堂。

辛亥革命爆发，朱德还在讲武堂读书，他顺应形势，加入了孙中山建立的中国同盟会。在讲武堂毕业后，朱德正式从军。职位从最底层的见习排长，一直晋升到团长。在孙中山反对袁世凯的“二次革命”中，云南都督蔡锷首先响应，在昆明起兵“讨袁”，此时朱德已经是蔡锷靖国军手下的一个旅长。在昆明，他已经有了个像样的家，妻子叫陈玉珍，儿子是已故妻子肖菊芳所生，房屋大小二十三间，算是为家里增了光，耀了祖。

但是，新的矛盾却产生了。蔡锷去世后，云南的大权却落在了军阀唐继尧的手中。此时云南和整个中国一样，都处在大小军阀互相混战的局面中。今天你打我，明天我打你，到处都在争斗，到处都在流血，使朱德陷入了一种怀疑与苦闷的境地。由于他喜爱读书，又善于思考，总觉得这样下去不是办法，于是就一直在寻求新的出路。陈独秀掀起的新文化运动不光唤醒了中国的新青年，也唤醒了像朱德这样正在思索的进步军人。“五·四”运动提出“民主与科学”的口号，以及宣传马克思主义、介绍苏俄社会主义的文章，也同样影响了朱德。

在反对唐继尧的军阀混战中，时任云南宪兵司令、警务处处长和昆明警察厅厅长的朱德，却遭到了唐继尧的通缉与追杀，于是他和金汉鼎等几个朋友又从丽江茶马古道返回四川，然后从泸州到重庆，再顺江而下，到上海去投奔孙中山。可此时孙中山却被陈炯明逐出了广州，也处于逆境中。他要朱德重回云南，拉起一支队伍再干。但是朱德没有听他的，只有金汉鼎听了此话，从此两人也就分道扬镳了。

在朱德心中，早已看准了一条路，就是苏俄实行的社会主义制度，于是他决定加入共产党，就去找在上海的总书记陈独秀。那时，中共刚刚才建立不久，主要吸收的是青年学生和工人，对他这个曾经带过兵的旅长，还没有先例，所以遭到了陈独秀的婉言拒绝。但是他并没有灰心，而是决定重新起步，到马克思的故乡德国去求学。

在德国，朱德遇到了小他十二岁的周恩来。经过长期的接触与交谈，周恩来终于发现朱德身上可贵的东西很多，特别是他金子般的人品，于是主动介绍他加入了旅欧的*。此时，与其他留学生相比，朱德的年龄确实有些偏大了。

在云南讲武堂，朱德与现在的第三军军长、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朱培德及其手下干将还是要好的同学，所以周恩来让他带着教育团先行，希望他从同学中开辟一条“绿色通道”。原来，朱德的名字不叫朱德，叫朱建德，与朱培德关系很好，在班上影响力大，一个“建”，一个“培”，都是要去做，才能见成效，所以被誉为“模范二朱”。而朱培德手下的金汉鼎、杨如轩等，也是和朱德要好的同学。

今年四月，当朱德和陈毅离开四川杨森部后，就被派到江西来做朱培德军的工作。朱培德很信任他，让他就任南昌市公安局长兼军官教育团团长。现在暴动成功了，部队要南下，周恩来要朱德先行，既探路又筹粮，适当的时候，通过同学这层关系，对云南籍的军官们进行疏通，尽量避免刀兵相见，会给革命减少损失。

暴动后拟定成立一个第三师，但人数一直不够。这个第三师，番号是二十军第三师。其实二十军只有两个师，没有第三师，只有一个直属队，有二千五百人。贺龙的二十军是从湘西带出来的，由原来的独立第十五师扩编而成。第一师师长叫贺锦斋，第二师师长叫秦光远。这个第三师，准备以那个直属队扩编，所以把它分作了两个团。一个第六团，一个教导团。这些人员基本都是由各地投奔而来的学生、工人纠察队、农会会员组成，师长的人选就是那个给武汉警卫团发电报的周逸群。

周逸群早就在贺龙的部队里当政治部主任，或者说，贺龙部队能加入国民革命军参加“北伐”，以及现在又参加中共在南昌举行的暴动，与这个共产党人周逸群有很大关系。也就是说，是周逸群对贺龙的思想转变，起了很大的作用。

周逸群与贺龙的关系，应该追溯到贺龙的军队在湘西刚刚拉起不久。在军阀间的角逐中贺龙军队曾加入过四川讨贼联军，贺龙把司令部设在距湘西不远的贵州铜仁县一家富豪的院里。恰恰就在这个富豪的家里，他发现有共产党的书籍，就请手下的师爷念给他听。听了几段后，他觉得有些话正是他想说而又说不好的。他这才知道原来共产党不是什么可怕的猛兽，它只是普通百姓的一种理想，于是问房东，这些书是哪儿来的。房东告诉他，是他儿子的，他叫周逸群，但不在家，在广州黄埔军校读书。

从那时起，贺龙就联系上了周逸群。俩人虽没有见面，但通过书信来往，双方也逐渐了解了许多。以后，贺龙就通过周逸群的关系，从广州寄来了很多进步书籍。这一下，使贺龙的眼界顿时大开，他终于明白，靠军阀们这几杆枪，是不能彻底解决中国的问题。只有依靠工农大众翻身求解放，整个国家与民族才有希望！

北伐时期国共合作，周逸群带着宣传队去湖南常德“统战”，他发现贺龙的军队也在这里，于是就主动要求“投奔”贺龙。两人一见面，才知道互相是个什么样子。这时，贺龙哈哈大笑，说那一年吃了周逸群家的谷子，还没来得及还呢。周逸群却说，不用还了，那都是老百姓的血汗。原来，他家是个大地主，属于共产党“打土豪”的对象。之后，周逸群就当上了贺龙军中的政治部主任，成了贺龙很信任的政治咨询师。

在周逸群到来之前，贺龙和朱德的心情一样，就是对军阀间的“明争暗斗”早已不耐烦，一直在想“出路在哪里”的问题。为了和湘西军阀陈渠珍争斗，贺龙把自己的父亲和弟弟都“搭”进去了。他的父亲和弟弟是被陈渠珍手下用蒸锅蒸死的，这事还与自己的姐夫有关，时姐夫背叛了他，从此反目为仇，造成了与姐夫家两个家族从亲家变成冤家的“裂变”。后来，要不是贺龙深明大义、不计前嫌，那就只有冤冤相报，不知何时才是尽头！白白的流血，到头来却什么也没有得到，而得利的却是那些军阀，这不得不使他思考，这样做划算吗？

见到周逸群后，贺龙经常从周逸群那里听见许多不曾听过的新鲜事，解除了自己以前一直困扰的许多问题。特别是周逸群向他介绍苏俄革命的成功和劳动者当家的事，对他来说更感兴趣。所以说，在闲暇之余，贺龙用自己的经历，以及所接触的社会现实，与周逸群所勾画的那个理想社会相比较，简直觉得真是天上人间，岂可同日而语。

暴动部队的主力，是八月四日出发的。蔡廷锴的第十师在左，沿东边进贤县挺进，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在右，沿西边的丰城县挺进。贺龙的第二十军随总部居中。最后一天，也就是八月五日，才让后来赶到南昌的周士第第二十五师出发，作为殿后部队。目标，都是在抚州集中。但是撤离后的第三天，蔡廷锴的第十师就出了问题。

蔡廷锴的第十师与叶挺的第二十四师是在八月四日同时出发的，但两股大军不是走的一条路，而是分成了左右两路进军，这就给蔡廷锴的第十师提供了“集体叛逃”的机会。八月六日，第十师走到进贤县李家渡附近时，蔡廷锴突然下令在部队中“清党”，把共产党员全部逐出他的部队，然后往赣东方向转兵，去投他的老上司陈铭枢去了。

这是共产党人不愿意看到的事情，但却是蔡廷锴盼望已久的好机会。这个结果，从表面上看是“集体叛逃”，而实则是“兵变”之后的又一次“兵变”。追溯其原因，有它内在的逻辑。对于信仰不同的人掌握兵权，就会有这个结果。唯一解决的办法，就是在他还没有行使离心离德的事情之前，把他的兵权解除了，就可以避免不利的因素产生。

但是，那时还是草创时期，大家都还没有经验，所以第一次“吃亏上当”也就注定了。看来，任何事业的成功，在开始的时候，由于没有经验，都会遇到这样那样的曲折，这是不可避免的。但此次的失误所造成的损失，却是巨大的，其留下的教训，却是深刻的。它所产生的后果，足以使后来人仰天长叹！其教训是，千万不要在此问题上再摔跤，不然就输定了！光这一点，就足以让人警醒几百年。

蔡廷锴的第十师隶属张发奎第十一军，军长叫朱晖日，副军长就是共产党人叶挺。叶挺不光是副军长，同时还兼任第二十四师师长。在部队向南昌集结时，第十师是在叶挺的节制下一起到的南昌。

南昌暴动发生时，第十师师长蔡廷锴不在部队里。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暴动，蔡廷锴事先并不知道，而是上了庐山，去参加那个著名的试图要解除叶挺、贺龙兵权的第二方面军师级以上军官座谈会。当然，叶挺和贺龙在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暗传消息的情况下是没有去的，而蔡廷锴却去了。

蔡廷锴在庐山呆了两天，当听说他的部队随贺龙部队去了南昌，而叶挺、贺龙有可能反叛时，先是心里一惊，接着就打起主意来。他知道事情的严重性，如果不赶快离开庐山，部队就有被叶挺“吃掉”的可能，于是就找了个理由马上脱身。回九江后，他立刻带领师部直属人员直奔南昌。因为他知道，军官一旦离开他控制的军队就什么都不管用了。再说，如果不去南昌，则整个师的三个团都会被叶挺、贺龙“肢解”，这对他蔡廷锴来说是最致命的。所以，他要尽快赶往南昌。

在蔡廷锴的骨子里，他是不赞成共产党搞“兵变”的，同时也不愿意卷入汪精卫、蒋介石的汉、宁争斗中。但由于他势单力薄，而且才从二十八团团长提升到师长这个位子，其地位还不牢靠，所以对“站在哪边”这种立场问题也就很敏感很谨慎，怕一旦“站错队”就什么也没有了。再说一个小小的师长也无力去与那些大势力争斗，所以他得走一步看三步。现在，自己的军队被别人带走了，这就意味着“吃饭家伙”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威胁，所以无论如何他得赶去南昌。

紧赶慢赶，蔡廷锴一行人终于到了南昌外围。在乐化车站，他被贺龙派出的警戒部队挡了驾，于是只得在车站打电话向叶挺请示。叶挺见蔡廷锴来了，非常高兴。他以为蔡廷锴是来投奔革命的，但实际上却是来兴师问罪的，也就是那些必然要问的问题：你们凭什么把我的部队带到这里？是谁给你们的权利？你们的“反叛”能成功吗？

但是，两人见面后，蔡廷锴终于没有说出自己想说的话。理由很简单，就是叶挺的过分热情和他的部队还保持原样。叶挺一口一个“哥佬”，把蔡廷锴叫得心里怪舒服的。同时一看自己的部队，原班人马，原汁原味，这就说明，他蔡廷锴登高一呼，完全还管用。再看看职位，被任命为副军长兼第十师师长。

这种待遇，可算已经顶天了。但蔡廷锴却不稀罕这个，他认为这种“反叛”并不长久，所以这种官衔，他并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马上带着部队离开这里。可是，看看左右，到处都是他们的兵，如果不屈从，肯定没好果子吃。于是，蔡廷锴就暗暗打定了主意，暂时过了这一关再说。

蔡廷锴是八月一日中午到南昌的，此时他的部队已经参加了暴动。在未到之前，他已被任命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军事委员会参谋团成员。暴动部队沿用第二方面军番号，下辖第九、第十一、第二十共三个军，蔡廷锴被任命为第十一军副军长、第十师师长兼左翼总指挥。

但是，蔡廷锴在思想上并没想加入共产党的暴动行列，他来南昌的目的就是要控制自己的部队。在那个军阀混战的年代，如果没有军队，就什么都不是，这对在军阀部队里摸打滚爬了十七年的蔡廷锴来说，深深地体会到了这一点。所以，他表面上应允叶挺的任命，而实际上却在瞅机会带自己的第十师脱身。这就是他“叛逃”的思想动因。

蔡廷锴赶到南昌时，暴动已经结束了几个小时，这时他只有参加高层会议的份了。但在蔡廷锴加入暴动队伍的问题上，由于他不是共产党员，也就有人提出应该“端掉”他的兵权，以免生变。提出这个问题的人是谁呢？他就是死心塌地要跟共产党走的贺龙。但贺龙也不是共产党员，所以他的担心好像没有多大的说服力。

蔡廷锴不是在乐化车站与贺龙的警戒部队发生了误会吗？但是他并不理解警戒部队是忠于职守，而被理解为贺龙为了和他的部队争夺战马的私下报复。因为在蔡廷锴未到之前，双方部队为了争夺战马差点发生摩擦，后来还是周逸群从中调解，才平息了争斗。但蔡廷锴部队的飞扬跋扈，让贺龙认为，这些都跟蔡廷锴平时所灌输的思想有关，所以建议先解除蔡廷锴的兵权。

但叶挺认为，现在正在用人之际，没有充分理由是不能随意抓人的。这样做，只能堵塞前来投奔革命的人源源而来。所以他认为，蔡廷锴这种人只能团结不能打击。如果真要打击，就可能把事情搞得更糟。他的士兵们本来不造反，却也逼着他们造反了。

南昌暴动本来是打着国民党左派的旗号，而蔡廷锴在北伐时期所表现的冲锋陷阵又是有目共睹的，这就导致了许多人都信任他。再说，蔡廷锴和他叶挺的私交甚厚，他知道蔡廷锴的为人，绝不会走背叛朋友的路！

在贺龙和叶挺两个人的意见中，周恩来权衡得失，还是认为叶挺的理由更充分一些，所以就选择了叶挺的建议。这个建议，无论从哪个角度来说，都是合情合理的，但是在伪装分子蔡廷锴面前，它就不管用了。

作为南昌暴动的最高指挥，周恩来的决定是算数的，而且分量也是很重的，它代表了共产党人对蔡廷锴将军的充分信任。但事情的结果却是向相反的方向发展，这就导致了后来一系列事情的连锁反应，使局势非常糟糕。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因为它几乎把中国革命的方式和进程都改变了，这是始料不及的。

在南昌那几天，蔡廷锴在表面上不动声色，许多事都虚与委蛇，而实际却在瞅机会，看何时能脱身。为了消除共产党人对他的怀疑，他也表现了一些假积极的态度，比如在参谋团会议上也能说几句不关痛痒的话，甚至还产生一种英雄所见略同的感觉。但是在他的内心深处，形成的观念一直支配着他，那就是对共产主义不感兴趣。

其实，蔡廷锴已经打定了主意，即在适当的时候采取溜走，至于部队往何处去，虽还没有想好，但只要摆脱共产党就行。对于部队里共产党人太多，那就学冯玉祥、朱培德把他们“礼送出境”。这样，在蔡廷锴的脑海里已经开始酝酿如何“清党”了。所以，历史就注定了，要和叶挺与周恩来开这次玩笑，让他们一辈子都感到尴尬！

机会终于来了。当部队走了六十多公里的时候，蔡廷锴觉得他已经脱离了叶挺的控制，于是就开始实行“清党”。此时他所在的地方，也为“清党”提供了天然的条件，因为这里是在远离目的地抚州的一个岔道上，与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形成了一个“品”字形结构。这可是一个“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好地方，进贤县李家渡附近。

在路边的临时宿营地，蔡廷锴叫卫兵把自己的亲信三十团团长张世德找来，然后向他吐露了这几天里被共产党控制的心中郁闷。张世德也说，他也看不惯，但没有办法，左右都是叶挺的人，只好忍气吞声。于是，两人马上商议起清除共产党的事。

他们的计划是，先把部队中的共产党分子清除出去，然后把部队拉到赣东一带去，这样既脱离共产党的控制，又脱离张发奎的控制，并且可以静观风向，实在不行了，就把部队拉到浙江去，找他们的老上司陈铭枢。

主意一旦拿定，就开始制定行动方案。尽管后来这支部队并没有他们想象的那么简单就顺利拉到了浙江，而且在半道上几乎丧失殆尽，但此时他们的“分共”决心，却丝毫没有减弱，以为离开了共产党就等于离开了瘟疫，而且一身轻松，体脉通泰！

关于“缴枪”，他们做了周密的安排，准备在第二天的行军中先让三十团走在中间，再让二十八团和二十九团分在前后左右进行监视。其实，不难看出，他们的目标是三十团。因为三十团的团长范荩，是共产党员，以下各营各连也就更多。

为了防备万一，蔡廷锴又叫人去找来二十八团团长陈芝韾，向他说了“清党”之事。陈芝韾是个典型的军人，不问政治只管打仗，长官说咋办就咋办，相当于一个工具。于是，这件让共产党历史上着实头疼的事，就这样发生了。

一九二七年八月六日，担任先锋的三十团，突然接到命令要他们原地待命。但两小时后，团长范荩又接到前进的命令。待他们出发时，居然发现前后左右都是二十八团、二十九团的人马，这让范荩起了疑心，他认为蔡廷锴已经叛变了革命，要向共产党人下手了。他马上派人找来几个营长，向他们说了眼下的局势，他认为蔡廷锴有可能将他们“消灭”，于是嘱咐手下几个共产党营长，一旦战斗打响，大家就来个鱼死网破。

中午时分，部队走到一个小镇，这里叫李家渡。范荩接到通知，要他到师部去开会。范荩已预感到不幸的事终于要发生，但还是硬着头皮去了。

中午，部队刚刚到达李家渡，蔡廷锴就马上通知各团连以上军官到师部开会。其实他是针对三十团的连以上军官的。因为，在三十团中，共产党员最多，团长范荩就是其中的一个。他要在这里学冯玉祥、朱培德开始“清党”了。

三十团团长范荩到达师部时，操场上已站满了人，而此时，这里已经布满了荷枪实弹的士兵。原来，二十九团团长张世德已经派全副武装的士兵包围了会场。

刚到的人，就被“接待”的副官们下了枪，然后被放进屋子。轮到范荩，副官依然要收枪，并且说了许多好话。范荩见附近尽是张世德的人，只好忍气吞声。就这样，三十团范荩以下二十多位共产党员，就被轻易缴了械。

接着，蔡廷锴走出来开始讲话。他先是说举行会议的目的是为了整顿军纪，接着就开始数落起共产党及共产主义运动来。

范荩觉得蔡廷锴的话越来越不对劲，于是就扫视了一下左右。结果他发现，到会的许多成员几乎都是三十团的，而且有许多还是共产党员。

范荩知道糟了，他们在毫无准备的情况下被“包了饺子”。一场变故在所难免，这是范荩的第一感觉，于是他想到了逃生。他装着上厕所的样子往外走，想在别人不注意的情况下溜掉。可当他走到门口时，却被张世德的卫兵挡了回来。

蔡廷锴数落了一番共产主义运动后，又接着说：“由于共产党有不顾信义、口是心非之嫌，在政治部中的活动日益猖獗，使各级官长忧心忡忡，他们害怕自己的性命朝不保夕，使人难以忍受，这对部队是大为不利的。所以我决定全体共产党员应该马上退出部队。”

他的话音刚落，会场的气氛顿时紧张起来。接着，马上就骚动起来。有的人下意识地去腰间摸枪，这才想到枪已经被强行交了。这时，才知道终于上当了。于是就想到了跑，可是在各个窗口，一支支黑洞洞的枪口已经伸了进来，而且还有拉枪栓的声音。

蔡廷锴接着说：“不要乱，大家不要乱，听我把话说完！”可是，并没有多少人听他的，屋里马上就要乱起来。

这时，屋外突然响起了枪声，屋内顿时安静下来。

这是张世德为了镇住会场，特意向天空开的一枪。

蔡廷锴见大家镇定了下来，于是继续说：“我刚才说我讨厌共产主义，这只是个人的信仰问题，但并不意味我就要杀你们。你们这些共产党员，在我这个第十师中，曾经作过很多工作，那种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精神是令我钦佩的。但你们组织起来对人使手段却又让我无法忍受，所以今天我在这里宣布，你们还是离开第十师的为好。只要你们离开第十师，你们的生命安全我可以保证，大丈夫做事光明磊落，我绝不会学蒋介石那一套，向你们开枪的。”

蔡廷锴说完，向会场扫视了一遍，然后又补充了一句：“凡是在我师就职的共产党员一律退出，我负责发给路费。”

接着，军需处马上来了一名副官，他后面有两个卫兵提着一个沉甸甸的箱子。他们来到会场主席台前，是准备给这些共产党员发路费的。

就这样，蔡廷锴在进贤县李家渡把共产党员彻底“清洗”掉了，然后把拥有七千人的第十师带到赣东北的上饶去了。

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和以谭平山为首的革命委员会是在八月四日动身的。尽管这两个机构刚成立不久，尽管所设置的岗位有些还得一个人兼任，但依然是一个庞大的机构，光工作人员就有六七百，再加上警卫部队和出发时请来的搬运民工，也就上了一两千人了。

八月的江西骄阳似火，特别是在午后。阳光炙烤着大地，白亮亮的一片，没有一丝儿风。除了热，什么感觉也没有。周恩来骑着一匹红棕色大马在队伍中穿行，由于热，他把袖管挽了起来。他的身后跟着两个警卫员，他们也都骑着马。

总部出发时，周恩来是最后一个离开的。在此之前，他一直很忙，待出发时，还在和周士第、聂荣臻进行交谈，要他们率二十五师在第二天出发作为断后部队，同时又和刚刚上任才两天的南昌市警备司令彭干臣进行交涉，要他负责联络正向南昌奔来的其他部队。

之后，又秘密会见了已转入地下的中共江西省委书记汪泽楷，要他领导省委在南昌坚持斗争。这样，就耽误了时间。所以，他带着警卫员紧赶慢赶，终于在午后赶上了总部。

警卫营长李鸣珂看见周恩来他们来了，马上迎了上去。李鸣珂叫了一声：“周主任！”

周恩来向他点了一下头，问道：“部队怎么样？情绪还好吧？”

李鸣珂说：“部队的情绪没有问题，只是……那些雇来的民工不怎么听招呼。”

“老百姓嘛，自由散漫惯了，这需要我们多向他们解释。”周恩来说,“对他们说，多跟我们一天，就多一天工钱，不会少了他们的。”

“好的，我们一定遵照你的说的去告诉他们！”李鸣珂说。

他是从叶挺部队中刚调过来的，原是叶挺二十四师教导大队警卫中队的中队长。由于他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那时周恩来在黄埔军校中担任政治部主任，所以他叫周恩来为“周主任”。

他们正说着话，周恩来的眼睛却盯向了别处。原来，他发现有一个小战士挑着两捆枪，艰难地向他们走来。他马上问李鸣珂：“这是怎么回事？”

李鸣珂也没有搞懂，马上去问那个小战士。小战士看见李鸣珂，知道当官的来了，立刻说不出话来，呜呜地哭了。旁边一个战士替他回答：“他负责的那个民工把担子撂下跑了，他只得把担子挑着……”

“这是怎么搞的，真窝囊！”李鸣珂发火了。小战士一听，哭得更凶了。

李鸣珂对旁边那个战士说：“这件事你们班长知道吗？去把他叫来。”

周恩来看见他们在那里说话，也走了过来。

这时，那个去叫班长的战士又带来了一个小战士，他向李鸣珂说：“长官，这是我们班长。”

李鸣珂看见被带来的人个子矮矮的，有些不相信自己的眼睛，于是问道：“你就是班长？”

那个小战士精神抖擞，他向李鸣珂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说：“报告长官，我就是班长。”

“叫什么名字？”李鸣珂像往常一样，习惯问别人的名字，但事后不一定记得。他这样做，是觉得在例行公务，这样也可显示一下自己的权威，说话管用。

“我叫粟裕。”小个子班长回答道。

李鸣珂听见“粟裕”二字，觉得有些特别，于是认真地打量了一下眼前这个小个子班长，见他个子虽小，但眼神却很有力量。仔细看来，他的额头和颧骨本不算高，但眼窝却陷得有些深，这就把额头与颧骨凸了出来。尤其刺眼的是那对眉毛，短短的两点，很像毛笔在眼窝上方轻轻地点了一个“八”字。

“你知道他是怎么回事吗？”李鸣珂问粟裕。

“他负责看管的民工说去方便一下，就没有回来。这件事他报告了我，我和他去找，没有找着，八成是跑了。我只好把他的枪和子弹带背着，让他挑着民工的担子。”粟裕不慌不忙地说，一点没有胆怯的样子。

这时，李鸣珂发现，在粟裕的身上，的确背着两支枪，子弹带也是两副，估计这重量也不轻。这时，周恩来走到粟裕身边，他拍着粟裕的肩膀说：“小同志，警卫班的工作很辛苦嘛，你这样做是不行的，你能多背一个人的枪和子弹，但不能背很多人的呢，还得给战士们说，多和民工们解释，我们不会少了他们的工钱！”

粟裕见说话的这个人很面熟，浓浓的眉毛下有一双明亮的大眼，讲起话来亲切、和善，估计一定是个大官，于是马上立正敬礼：“请长官放心，保证完成任务！”

“不要叫长官，以后官兵平等，应该叫同志。”周恩来笑着说。

李鸣珂介绍道：“这是我们总部的周书记。”

粟裕马上说：“周书记好！”

“我叫周恩来，以后你们有什么困难，就找你们这位李营长，办不到的，我们再共同想办法。”周恩来和善地说。

粟裕恍然大悟，原来是周恩来呀！对啦，他在叶挺部队时听过周恩来作报告，只是距离太远，看不清楚，但声音却是很熟悉的。

“谢谢长官！”粟裕马上立正行礼。

周恩来笑着跨上了马：“看来一时还难改口呀！”

粟裕也笑了，马上说：“谢谢周书记！”

“好了，再见！”周恩来说着，冲粟裕一笑，然后扬鞭而去。

一瞬间，四匹马奔驰起来，越过了一道土丘，消失在茫茫的大路上。烈日下，马蹄腾起的尘土却久久悬浮在空中，分外耀眼。

太阳快落山时，总部也该找个地方宿营了。

经过一天的急行军，周恩来感到很疲劳。但是，已经顾不了那么多了。沿途所看见的一切，让他触目惊心。他得马上找人开会，研究对策。

原来许多战士因酷暑倒下，生病的不少，这样脱队的就很多。更其重要的是，从南昌带走的那些迫击炮，却被无端地丢在路边，抬炮的人却不知去向。沿途，落在地上的子弹，简直就是不计其数。一挑挑的担子，被放在路边，挑夫也不知去向。

这样下去，可怎么得了？战端一起，该怎么去应付打仗？这让从来还没有带过兵的周恩来十分忧心。原来以为，离开南昌后，只是走走路，一切都很顺利。哪知天气炎热，就把部队折腾成这样。如果敌人再来个前追后堵，那肯定就是必败无疑了。

此时，随总部的警卫营已进入进贤县境内。暮霭下，在一个小村庄里，许多人就在村边扯起了帐篷。参谋团在一个比较隐蔽的地方，参谋长刘伯承在马灯下正拿着笔在一张地图上画着。他长着一张朴实的面孔，国字脸，小眼睛，本来也算英俊，但右眼却呆滞无光，仔细一看，原来是一只假眼。

地图上是密密麻麻的地名，在“抚州、会昌、寻乌、大埔、潮州、汕头”这些地名上，都被刘伯承圈上了。如果把这几个地名连成一根线，那就是一条明晰的路线。

可是，刘伯承没有去连，他在这些圈上好像在预算着什么，同时又有些犹豫不决的样子。他好像在算，暴动部队经过这些地方，会有多少敌军，怎么应战。当然，还有没有其它原因，就只有他知道了。

当看见周恩来进来，刘伯承不自觉地站起来，叫道：“周书记，你来了。我正在想，从寻乌到大埔，基本上没有什么地名，说明这些地方都是无人区，显然是高山峻岭，大部队能通得过吗？”

“其他还有路吗？”周恩来问了一句。

“如果到了寻乌，就只有翻山了！”刘伯承说，“那时许多辎重怎么带，还有伤员？”

“是的，这是一个具体的问题。”周恩来说。

“如果从瑞金往东边的福建走，倒是有一条路，不过路程明显加长，也需要翻山，只是沿途村镇极多，说明人口稠密，并不险峻。”刘伯承说，“但要到潮汕，得经过汀州、上杭，路就更远了。不过……”

“不过什么？”周恩来认真在听，马上被刘伯承突然中断的话题所吸引，以为还有更糟糕的事情。但是刘伯承却说：“不过，这里有一个有利条件。就是利用汀江、韩江到梅江，沿途坐船，时间虽慢，却省了许多力气。”

“这个建议很重要，我们可以作为备选方案！”周恩来马上说，然后他叫警卫员去通知前敌委员会几个领导来开会，他们是恽代英、李立三、彭湃，还有谭平山。

参谋团的参谋长刘伯承，原来是从四川转移到武汉的最后一位共产党高级军官。他到达武汉时已经是六月，被汪精卫武汉国民政府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十五军军长。但此时“国共合作”已经快到尽头，对刘伯承的任命只是一个任命而已，并没有让他去带兵。小道的信息是说，让他休息几天就去那个十五军。

此时，周恩来也正在按共产国际的指示组建新的革命军，所以就把刘伯承纳入了带兵的备用名单中。这样，他就无需再到国民党的部队去，于是党组织就把他暗暗“藏”了起来，还向国民政府请了假，并在武汉《民国日报》上发表了声明。这样，他就在武汉公众的视线中暂时消失了。

刘伯承来到武汉，已经是三十五岁的人了，在这之前，他在川军中已经是名将。也就是说，他经历了比较复杂的人生历程，并干出过惊天动地的事情。

在孙中山的“二次革命”中，刘伯承参加过“讨袁”。

为了接应云南蔡锷的护国军入川，他组织了四川护国军第四支队。在攻打酆都城的战斗中，他连中两弹，身负重伤。原来子弹打伤了他的眼睛，险些丧命。这两弹的结果是，一弹擦伤头颅顶部，另一弹从右太阳穴射入，穿透右眼而出。

按理说，这种受伤一般人必死无疑，但刘伯承却奇迹般的活下来了。由于缺医少药，受伤后，他经受了无数次的痛苦。那时，各地又都在悬赏追捕护国军将士，刘伯承只好躲起来养伤，直到风声过了，才去就医。他是四川万县人，几经辗转，才来到医疗条件好的重庆。在临江门外一处德国人开的诊所中，他接受了手术治疗。

医生沃克在动手术时，为了不影响大脑神经，决定不给刘伯承打麻药。刘伯承知道后，不怕疼痛坚决支持。但是，真要做起来，却有些难。沃克的每一刀，都在刘伯承的心中，刻下了深深的烙印。钻心的疼痛，让他把牙咬得紧紧的，同时也捏紧了两个拳头。每一刀，都像是翻过一座高山。最后手术完了，刘伯承的手心全是汗水，但他很清醒，居然数着，一共七十二刀。

在北伐军进攻武昌时，刘伯承也在四川遥相呼应。在共产党人杨闇公、朱德积极参与下，他们共同策划了由刘伯承任总指挥的泸州起义。但是，泸州很快就被包围，刘伯承实行城市保卫战，坚持了五个多月，最后只得撤离。由于一路被追杀，只得绕道从陕南辗转武汉，这就耽误了时间。

南昌暴动前，共产党人没有独立领导过武装斗争，所以对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来说，是个比较困难的事情。也就是说，他需要一个具有实战经验，又有大规模“兵暴作战”的指挥者来做他军事上的助手。这样，刘伯承就成了最合适的人选。

在南下途中，刘伯承所在的参谋团实际上是整个军队的统帅部。作为参谋团团长的刘伯承，实际上也就是一个军事总谋划人。现在他提出了行军路线的问题，也就不得不引起周恩来的重视。毕竟，周恩来才是最终决策人。

除革命委员会主席谭平山未到，其他委员全到了。于是，周恩来宣布会议开始。他把自己所看到的现象向会议做了通报，其他几个委员也把自己了解的情况说了出来。保卫处长李立三在做记录。

周恩来说：“自从我们离开南昌后，情况有些不妙，部队在行进中很不理想，这样会造成极大的危害。”接着他把所见到的现象，一五一十说了出来。

恽代英站起来发言，他剃着光头，戴着眼镜，个子不高，声音却很洪亮：“部队造成这种不良的原因，可能是我们的宣传不力，没有多少人知道我们南下干什么，这样就造成了许多人没有信心！”

“我认为，这是其次。天气炎热，也是一个原因。在烈日下行军，又带那么多辎重，岂有不先顾命再说，这样就造成了我们看见的局面。”这是彭湃在发言，他是著名的广东农民运动的大王，对自然气候、天气地温很敏感。

恽代英是搞宣传工作的，他继续说：“部队政治宣传与政治动员很重要，我建议，在适当的地方，对部队进行一次整编教育。”

只有保卫处长李立三没发言，但是他写的报告却留到了现在，使我们看到了当初革命的第一步，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这的确是要经风雨，见世面，犹如大浪淘沙，冲走的是泥土，留下的是金子！

关于南下路上的第一步，李立三后来向临时中央写过一个报告，较详细地记述了当时的情景。李立三的报告所述如下：

“八月三日至五日，军队先后离开南昌，向临川（抚州）前进。时天气极热，沿途多系山路，每日行六十里，实际多至百里。兵士负担极重，每人背二百五十发至三百发子弹，机关枪大炮，都系自扛（因无民工）。沿途全无农民支援，加以反动派宣传的影响（杨如轩事先通电各县，说我们是北军实行共妻共产），沿途农民闻风而逃。食物与饮料全买不到，甚至终日难得一粥。渴则饮田沟污水，以故士兵病死极多，沿途倒毙者络绎不绝。同时军中多无军医处、卫生处等组织，病者无法救治。加以宣传工作极坏，兵士全不明此次起义的意义，因此军心大为动摇，逃走极多。仅行军数日，实力损失已在三分之一以上，遗弃子弹将近半数，迫击炮几乎完全丢尽，大炮亦丢了几尊，逃跑及病死的兵士将近四千。……八一革命的意义，不但是没有深入群众，就是两军的士兵亦不明白。”

一天后，总部已经到了进贤县的李家渡地界，并决定在这里宿营。

这李家渡，与蔡廷锴叛逃的那个地方相距只有十几里。

在一片平坦的河滩上，到处都是人，一时间，人喊马嘶。许多人坐下来就不想走了，因为太累了，脚上又打起了泡。

有的人抱怨自己的负荷太重，于是就把一些衣服和鞋子甩了出来。一瞬间，就堆了一大堆。有的人说，这些东西不能留给反动派，该想个办法，于是就有人提议干脆把它烧了。

主意一出，没人表示反对。于是，一股股青烟从衣堆里冒了出来，然后冉冉地升上了天空。

周恩来刚巡视回来，正在寻找总部在哪里，有人告诉他，在前面那个高坡上。周恩来一看，高坡上的确坐了很多人。待走近一看，革命委员会主席谭平山正在和一些人聊天，他看见周恩来到了，马上冲他点了点头。

周恩来问：“革命委员会的成员到齐了没有？”

此时，谭平山正在给大家讲《水浒》故事，他含糊地回答道：“差不多了吧！”

谭平山是个高个子，有一张正方形的国字脸，看起来还算英武，只是眼睛小了一点，令人不禁遗憾，但浓浓的眉毛和那往上翘的八字胡却弥补了这一不足。

谭平山是一个急性子人，一遇到不顺心的事他就会暴跳如雷。此时他随口应付了周恩来一句，其实他也没搞清楚究竟人到齐了没有，于是他对旁边坐着的秘书长吴玉章说：“老吴同志，你清点一下吧！”

吴玉章也是一个高个子，其长相与谭平山恰恰相反，瓜子脸、大眼睛、高鼻梁。吴玉章是个老同志，此时已经四十多岁，从他随手摸出一个小本子来看，显然这是一个细心的人。不一会儿，他就对周恩来说：“农工委员会主席张国焘还没到。”

被任命为农工委员会主席的张国焘，此时正在贺龙的军帐里逗留。

贺龙的二十军与总部同行，但相距却有好几里路。二十军只有两个师，第一师师长贺炳炎在前开路，第二师师长秦光远在后跟进，而总部就在这两个师的中间。贺龙率领军部人员紧随总部之后，其队伍也很庞大，除了警卫营、特务营，马夫、轿夫就一大群，厨师也有中餐、西餐两个班子。

离开南昌后，张国焘本来是和革命委员会在一起的，但由于身体发胖，长途行军就有些吃力，于是走着走着就掉队了。后来遇到了贺龙，贺龙就把自己的马让给他骑，而他却坐起轿子来。高级军官坐轿子在当时的军队里很流行，在国民党的北伐军中也不例外，他们一般准备两套座具，一套是轿子，一套是战马。闲时坐轿，战时骑马。

贺龙的军营距那个烧衣物的河滩很远，是刚刚搭起的几顶帐篷。帐篷还没有搭完，饭已经做好了。这种速度几乎使张国焘难以预料。但在贺龙的军营里，无论是在湘西还是在北伐前线河南，他们都一直保持这种速度。

既然饭已经好了，张国焘就被贺龙强行留下来一起用饭。

几杯酒下肚，张国焘的话也多起来。以前他对贺龙并不熟悉，在他的眼里，贺龙不过是个小军阀而已。今天一接触，更证实了他的看法。贺龙军部的阵容是，轿子由八个人抬着，其他人紧跟其后，有骑马的，有步行的，就那个前呼后拥的架势，足可以说是个军阀。

张国焘更看不惯贺龙开小灶，连厨师都是中西两班人马。他认为共产党的军队不应该是这样，而应该像苏联红军那样官兵平等，不然我们革命干什么呢？

但是现在大酒大肉端上来了，张国焘却顾不得这些了，因为他的肚子确实饿了，所以就不客气的干起杯来。俗话说，拿人家的手软，吃人家的嘴软，尽管张国焘对贺龙心存芥蒂，可在此时此刻，还是得说几句恭维话给贺龙听听。

帐篷里用餐的还有一人，他是一个外国人。蓝眼睛，深眼窝，高鼻梁，白皮肤，亚麻色头发，外国人有的特征，他都有。所不同的是，他有一脸的络腮胡。此时，他正在吃西餐，一手用刀，一手用叉。本来吃饭是很轻松的事，结果被他这一弄，好像是在劳动，而且还有些手忙脚乱。

他就是那个苏联军事顾问库马宁，中国名字叫纪功。由于没接到共产国际的通知，他也就只好呆在贺龙军中，现在和张国焘坐在一起了。张国焘口袋里就有共产国际的指示，可是要他马上离开部队，已经晚了，到了潮汕再说，总不可能把他丢在这荒郊野岭吧！

其实，这只是张国焘一人的感觉。关于纪功走不走的问题，他是没有权力去安排的。这中间还有个国际的问题。按照组织原则，库马宁本人没有接到通知，他是不敢擅离职守的。在贺龙军中，他就只能做一天和尚，撞一天钟。也就是得把军事顾问的担子挑起来，该出谋划策时还得出谋划策，至于哪一天接到通知说不干了，他就立马走人。

此时张国焘三杯酒下肚，头有些晕。而贺龙呢倒是很轻松，他不停地给张国焘敬酒。显然，他的心思没有张国焘那么多，他只是觉得，张国焘是共产党中的大领导，来到他这里做客，是一种荣幸，不能怠慢他，以后还得仰仗他呢。

在共产党中，贺龙还不是党员，内部有什么具体的“规矩”他还不清楚。虽然以前他和周逸群接触得多，但共产党内部怎么运作，他是不清楚的。他觉得，可能和他曾经加入的同盟会，或者“袍哥”组织差不多吧，或许这里面的规矩可能更多。因此，他希望能通过张国焘多了解一些，以后也要加入进去。毕竟，张国焘的职位比周逸群高，知道的事情应该很多，所以对张国焘要格外热情些。

张国焘以前到过苏俄，还见过列宁，多少懂得几句俄语。因此，时不时地会和这位军事顾问纪功攀上几句。张国焘用俄语问道：“能喝一杯吗？”

纪功很惊讶地看着他，然后用俄语说：“你居然会我们的话？”

张国焘笑笑，说：“会一点！”然后拿起杯子向纪功比试，问道：“你能不能喝呀！”

纪功却说：“我这里有葡萄酒！”说完，从地上拿起一个酒瓶来。

他们就开始了对饮。这时，卫兵进来报告，说总部来人请张国焘回去。

刚刚喝下的几杯酒还在肚里燃烧，兔子肉还在嘴中咀嚼，就有人来叫走，这使张国焘有些不痛快，但作为领导，这是没办法的事，不痛快还不能表露出来，不痛快还是要去。

张国焘向贺龙打了一个招呼，就算告别了。然后跟着来人走出帐篷。贺龙马上吩咐：“给张主席牵马，就我骑的那匹！”

结果，当张国焘走出帐篷，才发现来接他的，还是那个李鸣珂，他带着几个人，都骑着马，背着枪，向张主席敬了一个礼。这时，马夫已经给张国焘牵来了贺龙骑的那头枣红色战马，几个人把他扶了上去。然后，一溜烟就消失在了茫茫夜色中。

随着卫队长李鸣珂的引路，张国焘被带到了一个土坡下面。此时天已经黑了，只见前面有个人影一动不动，原来是周恩来站在那里不停地吸着烟。烟头在嘴边忽明忽暗地闪烁，而他的眼睛却茫然地望着远方，好像在思考着什么。他听到报告说张国焘来了，马上把头转了过来，第一句就很急切：“特立同志，我们可能犯了一个严重的错误，听说蔡廷锴的部队全部叛逃了！”

“不会吧，那里面有我们的人呢，你是听谁说的，消息可靠吗？”张国焘听后心里也是一惊，但竭力镇定着，不想让自己的惊慌被旁人觉察出。他知道，作为领导，得有大将风度，即使泰山崩于前，也应面不改色心不跳。但是蔡廷锴这个师一走，怎么也不能使他的心里平静下来，看来这大将也是不那么好当的。

其实，他俩都很清楚，蔡廷锴的部队有多么重要，一个响当当硬邦邦的主力师呀，说没有就没有了？这多可惜呀！

在此次南下的行动中，或者说在此次暴动中，张国焘和周恩来一样，都是共产党内的最高领导，一切重大决策他都是举过手的，包括收编蔡廷锴的部队。现在听说蔡廷锴的部队集体叛逃，张国焘多少有些吃惊，这也是可以想象的。从决策成败的角度来看，他是多么不希望这种结果发生呀！

这就像一个炮手，刚学会打炮，可第一炮就炸膛了，还差点儿把自己炸着，让人觉得，真是倒霉到家了。

“是李立三的保卫处来报告的，他们在途中遇见了被蔡廷锴驱逐出来的同志。”周恩来说。他一向是很谨慎的人，力求做事皆尽其所能，尽善尽美，但蔡廷锴的“叛逃”给他的打击很大，使他一时缓不过劲来。

惭愧、悔恨交织在一起，像两根绳索分别缠绕着周恩来，使他透不过气来。他知道，蔡廷锴师一走，部队就少了四分之一。尤其重要的是这个事情所产生的后果，如果消息一旦走漏出去，整个部队会发生什么变化？这，周恩来是十分清楚的。那就是还会出现第二支叛逃，甚至第三支。这样，到不了广东，他们就得散伙，这不成了笑话了吗？

“我早就说过，这蔡廷锴不是和我们一路人，希望谨慎对待，你们却不听。怎么样？出问题了吧。”张国焘在抱怨中有几分幸灾乐祸，他想起中央派他来本是想制止这场暴动，但大家都不听他的，还群起而攻之，使他非常难堪。现在机会来了，他得借助这件事情出出气。当然，蔡廷锴的叛逃他也要承担责任，那是后话，先通过眼前这件事治治这帮家伙再说。

“这事全怪我，太相信叶挺的话了。”周恩来自责道。

原来，关于蔡廷锴的问题，有人并不信任他，贺龙就提出过异议，主张把他的军队进行混编，可是叶挺说，这样做反而不好，会逼走蔡廷锴的。这事让周恩来决定，周恩来信任叶挺，也觉得是这么个理，于是就没有做有效的防范。

这样，历史就给他们开了一个致命的玩笑。

“看来，革命队伍里是不能讲私情的，该清洗还得清洗！”张国焘在高兴之余，也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冒出了这么一句。

这句话虽是脱口而出的，好像不算什么数，却也反映了他搞“扩大化”的一贯理念，这在以后的岁月里会得到证实。

夏天也有凉爽的时候，那是在破晓时分。

此时，烦闷的暑气早已褪尽，而地下的温度却在上升，当它们接近地面时，正遇上一股冷空气，于是，露珠就这样产生了。

东方正在泛白，有人就把牛角冲锋号吹响了，而此时悬挂在军帐前面的那颗灯笼却还亮着，站岗的士兵们正在一个劲地点头，因为他们实在疲倦极了，但又不敢离开自己的岗位，也就身不由己的打起盹来。

一声长长的鸣叫马上把哨兵们从似睡非睡的状态下拉了回来，就像脖子上滴了一点凉水似的，一个机灵马上立正。接着，就听见了杂沓的脚步声，不一会儿，已经是人欢马叫了。

这是贺龙的军营，天刚亮他们就要开拔了。

当牛角冲锋号响第二遍的时候，贺龙已经精神焕发地从军帐中走了出来，然后跨上了他的那匹枣红色战马。此马是在湘西就跟定了他的，以前是湘西军阀陈渠珍的坐骑，在一次战斗中缴获。之后，就随他南征北战，到过河南，穿过湖北，现在又到了江西。这匹马昨天还被张国焘骑过，今天却又在主人的胯下了。

一阵鸟铳响了。在贺龙的军营里有许多旧俗，这主要源自古老的湘西。队伍出发时，要放一通鸟铳，名曰“辟邪”。

贺龙正要宣布出发，却有一匹快马“得得”地向他奔来。

贺龙一看，原来是第二师师长秦光远。

秦光远虽然是个师长，但比贺龙大六岁，而且还拜过把子，因此他们之间一直以兄弟相称。秦光远奔向贺龙，悄悄对他说：“文常，陈浴新和第五团一直没有跟上来！”

贺龙一听，心里“啰噔”了一下，他知道事情坏了，准是陈浴新这小子把第五团带走了。他愤愤地骂道：“这个龟儿子，他本来就不是和我们在一个灶上供饭的人！”

“又是一个姓陈的背叛了我们！”秦光远不无愤慨地说。他说的第一个姓陈的，叫陈图南，是陈浴新的前任参谋长，还是贺龙在湘西时参加孙中山中华革命党的介绍人。但是，后来却背叛了他。

今年四月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贺龙部队也出现了骚动。参谋长陈图南以闹饷为名，准备杀了贺龙后带着部队去投蒋。结果有人提前报告了贺龙，贺龙马上枪毙了陈图南。由此，贺龙军中就一直没了参谋长。

在第二次北伐河南回到武汉后，独立第十五师被扩编为暂编二十军，作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唐生智，就把陈浴新派到贺龙身边做了军参谋长。其实，这是唐生智安插在贺龙身边的一个耳目。贺龙部有什么异动，陈浴新都是想方设法去报告唐生智。现在，南昌暴动这么大的事，他不可能无动于衷。

陈浴新与贺龙以前并不认识。贺龙的部队最先是在湘西崛起的“土匪”武装，在湘、川、黔各路军阀的角逐中，贺龙一直是被争取的对象。于是，他就从支队长、旅长、师长做到了湘西灃州镇守使。

在加入唐生智阵营之前，贺龙不过是夹在湘、川、黔各路军阀间的一个不大不小的师长，或者说是任何势力都想争取的中间力量。但是由于他向往孙中山的国民革命并加入过中华革命党，所以他一直都保持中立，并没有靠向哪一方。他是想把自己的队伍发展成为真正的革命力量，但他的愿望并没那么快就能实现。

在军阀间“尔虞我诈”和“勾心斗角”中，贺龙曾历经艰险，三起三落。后来，他终于在四川革命党人熊克武的旗帜下站稳了脚跟，成了孙中山北伐中的一股意外力量，被编入了唐生智的国民革命军第八军。

说起这个陈浴新，他早年还参加过辛亥革命，并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应该比贺龙的资历还要深。但是，此人城府很深，不多言不多语的，让人感觉他是那种默默无闻埋头做事的老实人。但实际呢，却不是那么回事。他到二十军做参谋长是另有使命，当然不能在贺龙面前想说什么就说什么，所以只能少说话多做事。

在军阀角逐中成长起来的陈浴新深深知道，许多人的突然被杀并非是无端的，而多数情况是管不住自己的嘴。所以，在贺龙的军队里，他只有“少说话多做事”才能保全自己。保全了自己，才能发现贺龙有无异动，然后才有机会把情况及时上报给唐生智，这样才不辱使命。

此时陈浴新正在往回走的路上。他看见贺龙是铁了心要跟共产党走，知道自己是无力劝阻了。如果去劝阻，搞不好，就和陈图南一样，把脑袋掉在南昌城外。所以，他就三十六计，走为上。

南昌暴动是一次“脱胎换骨”的军事行动，用江湖上的话来说，叫更换门面，但对陈浴新来说，是一个致命的打击。作为参谋长，军长贺龙要做的事，他是无能为力的。他所能做的，只有把这一重大行动赶快报告给第四集团军司令唐生智。可他一直在贺龙身边，又怎么能抽身去报告呢？在从九江到南昌的南浔路上，他不能去报告；在南昌城举事时，他更是脱不开身去报告。看来只有一条路可走了，就是趁出城混乱中，找机会“溜”。

从九江到南昌这段日子，特别是南昌暴动这几天，对陈浴新来说是特别难受的。他既要应付贺龙给他安排的事情，还得表现出自己没意见没情绪，还得忍受内心的不满，还得装着什么事也没有，甚至还得在贺龙面前表示一下自己对共产党的“敬仰”之情。总之，就像戏台上演戏一样，必须得真，否则就会掉脑袋。但是，在骨子里，陈浴新却打着随时逃离的准备。

一连串的急行军，加上天气炎热，许多人已疲于奔命，还产生逃亡、疾病与哄抢的事件。在这种情况下，陈浴新觉得机会终于来了。他看见第五团情绪波动很大，于是就在贺龙面前主动请缨，说是去做做第五团的工作，这样就一去不复返了。

“叛逃”一词是可耻的，但是这对陈浴新来说是一种解脱。在那个战乱不断的年代里，只要能保存自己，什么办法都得用。陈浴新认为，“叛逃”这个词谁都可以用，从贺龙的角度来说，的确是叛逃，但是就陈浴新角度而言，贺龙的行径才是真正的“叛逃”，而他只能算“归队”，有些像迷途知返。所以，当他把第五团的七百多人枪带回南昌后，还专程去了武汉，向汉口报社公开声明了自己的立场，然后回湖南老家去了。

部队还没有到达抚州，周恩来就接到了两处大的“叛逃”消息，这让他简直感到头疼闹心。第一处是蔡廷锴带着一个师走了，第二处是贺龙的参谋长陈浴新带着一个团走了，其他部队还有没有这种情况，目前还不知道。

至于中暑的、拉稀的、喝水中毒的、买不到食物饿倒路边的、害怕吃苦中途悄悄溜走的，简直就不计其数。特别是那些没有共产党员的连队，就像泥笆墙遇到了洪水，只有土崩瓦解的份。

怎么办呢？只有找个地方进行整顿，这样才能有希望走到潮汕这个目的地。不然，还会出大问题。他找到张国焘、谭平山商议，于是三人决定，在抚州宿营，然后整顿部队。

据后来发现的统计，除了蔡廷锴和陈浴新，当时“叛逃”的还有叶挺二十四师一个姓张的参谋处长。汉口《民国日报》一九二七年八月就曾登载了有张发奎给武汉政府的八月五日微电称：

本军二十四师张参谋处长由南昌逃回，据称叛军计划五号由南昌开拔完毕，向抚州逃窜，限十六日到寻邬集中，向潮梅入寇，进取广州等语，请即电转知李任潮、黄绍竑，严密防堵。

陈浴新和张参谋处长叛逃后，即分别从南昌到九江，然后到武汉。

北京的《晨报》、《世界日报》和天津《泰晤士报》、大连《满洲报》在那几天里都登载了这些消息。

从古自今，就有“兵马未动，粮草先行”的说法，细想起来，这是有道理的。因为军队在前方打仗，而后方的供给却跟不上，那肯定是要打败仗的。说明白一点，就是无需敌人来攻，自己就先被“饥饿”击倒了。

这不是一句空话，这是实实在在的体验。如果军队在行进中连粮草都无着落，这个“军队”肯定是不堪一击的，还没有遇见敌人，可能就四散奔逃了。南昌暴动的军队，最开始南下那几天，许多士兵买不到吃的，就形成了这种情况，所以逃亡的甚多，这也充分证明了这一点。

其实，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把筹集粮食看得很重要，并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先遣队的第九军副军长朱德。

当然，朱德的任务还不光是筹粮，更其重要的是探路，因为在他们要到达的抚州，有一支朱培德的云南籍驻军有可能会堵截南下部队，这就需要朱德去“斡旋”，看能不能“化干戈为玉帛”。

原来，驻守抚州的国民党军队，是朱培德手下第三军第二十七师，师长叫杨如轩。说到杨如轩，他还有一段特殊的经历。他虽然和朱德、朱培德都是云南讲武堂的同学，但他后来成了滇军杨希闵的部下。但是杨希闵在广州叛乱遭到了广东革命政府的镇压，他只好去投北洋军阀吴佩孚。

北伐开始后，当朱培德的第三军和程潜的第六军作为中路军进攻江西时，杨如轩却在北洋军阀孙传芳那边，负责镇守赣南一带。也就是说，杨如轩现在镇守的抚州，在孙传芳时代，就是他的防区。那时，杨如轩是北洋军阀吴佩孚驻江西南部的第六师师长。

北伐军的浩浩荡荡让杨如轩感到北洋军根本不是对手，加上进攻江西的北伐军军长朱培德，又是昔日的同窗，于是就在“阵前倒戈”，投靠在了朱培德门下。这样，杨如轩就成了第三军第二十七师的师长。

后来，武汉政府把朱培德的第三军作为总预备队，与金汉鼎的第九军合编为第五方面军，由朱培德任总指挥，进驻南昌，以警戒苏皖一带。这样，杨如轩就成了镇守赣东南一带的大将，坐镇抚州。

朱德在接到任务后，临出发之前，就给杨如轩写了一封信，派人立即送抚州。他知道杨如轩的性格，属于那种表面上看起来很好说话，其实骨子里早就打定主意的人，所以对杨如轩的信，措辞就很讲究。信里其中有一段是这样的：

“我们最近在南昌开会，共推宋庆龄领导，揭起反对独夫民贼蒋介石的大旗。现决定去广州开辟新的革命策源地。贺龙、叶挺走一路，弟与兄走一路。兄穿须铠，弟掌大旗。望弟尽快加入暴动之序列，再创棉花坡战役之胜利。时间紧迫，盼即日答复。”

关于抚州，朱德算是熟悉的。今年初夏，他就被朱培德派去抚州附近剿过匪。那时，杨如轩和他经常见面，一有空闲，俩人就对昔日的同窗生活追忆流连，特别是他们共同在棉花坡战役中所结下的生死感情，更是嗟叹不已！

那时，他们在蔡锷的护国军中。为了从云南进攻四川，蔡锷选择了在云贵川三省交界的一个点上，那里有一个地名，叫棉花坡。那个地方不是产棉花，而是其地势的形状酷似莲花，所以应该叫莲花坡。但是，“莲花”和“棉花”，听起来有些像，所以有人在开始时就以讹传讹，后来就都叫“棉花坡”了。

在棉花坡，北洋军阀驻守四川的部队组织了有效抵抗。为了达到战略企图，对数倍于己的敌人采取硬拼，肯定是不行的，怎么办？朱德想了一个办法，他准备用“敢死队”的办法突然出现在敌人阵地，首先在精神上打垮他们。夜间，他们悄悄潜伏在敌人阵地之前的黑暗处，待黎明时分总部发出命令全线进攻时，他们却突然出现在敌人面前，使其措手不及，结果朱德赢了。

在一百多名敢死队员中，其中有一人就是杨如轩。那时，朱德是云南护国军第三梯队第六支队的支队长，而杨如轩则是第六支队第二营第七连连长。

朱德是八月三日上午出发的，他带着两个连走在最前面。随他行动的还有一个宣传队，当然也是征粮队。他们是从进贤门出城的，出城后不久，天突然下起雨来。

顿时，眼前灰蒙蒙的一片，简直看不清远处的路伸向何方。但凭着朱德多年来的野外经验，这点小事却难不住他。他叫战士们披上早已预备好的雨伞、斗笠甚至蓑衣、斗笠，然后继续赶路。

一路上，朱德边走边打听，看沿途的老百姓知不知道南昌发生的事情，随便再采购一些粮食囤积在路边老百姓家里，然后派兵守着，以供源源而来的部队之用。同时，也了解了解驻守抚州的杨如轩部队有什么反应。但是，他惊讶地发现，距南昌越远，消息越不准确。

城边上的老百姓说，南昌发生了“兵变”，有一股士兵在第三军中哗变，是为闹军饷，居然把指挥部给“端”了。距南昌远一点的，有人说，南昌发生的事，是北军孙传芳打回来了。当然，更远一点的地方，就不知道南昌发生什么事了。

看来，这“革命”呀，宣传工作也很重要，不然老百姓还真不知道你在干什么，又怎么能得到理解和支持呢？这革命的第一步，就这么麻烦，要在全国取得胜利，还早着呢！

八月六日，朱德率领的两个先遣连首先到达抚州。此时，他发现，抚州守军杨如轩部已经不见了，先遣连不费一枪一弹，就进了城。看来还是他那封信起了作用，和杨如轩毕竟是同学嘛！“借路”这点面子还是要给的，不然两个曾经结下生死之交的人，又来干一仗，那真的是不划算，所以杨如轩“溜”了。

孙子兵法上说：“不战以屈人之兵，上之上策也”，看来此话不假。朱德一封信就可以免了一场恶战，这该是多么大的能量。这也反映了“统一战线”的厉害。

但是朱德很清醒，要做成此事不是他有多么神奇，而是所处的几个条件做了后盾。这些条件是：第一，与杨如轩有过那么一段经历，如果真打起来的确难为情；第二，我们只是“借路”，又不占他的地盘；第三，真正打起来，他未必能占便宜。

事情就这样顺利地解决了。本来朱德还给杨如轩准备送第二封信的，但是送信的人还没有派出，这第一次送信的就已经回来了，并说，他们亲眼看见杨如轩的兵撤了。

为了确保万一，朱德又派人去侦察，在接近抚州的温圳，侦察员遇见了两个抚州来的地下党同志，终于证实了送信人的汇报，杨如轩的军队真的撤了，城内只有维持治安的警察。于是，朱德率领先遣队，以迅雷不及掩耳的速度，开进了抚州。

抚州又名临川，距南昌一百九十里，是南昌东南方向的一个重要市镇。这里曾经是北宋文学家王安石的故乡，所以后人把王安石称为“王临川”，其典故就在这里。那是一千多年前的事了，与现在发生的事根本不搭界。现在提到它，那是因为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在确定行走路线时，在标示要通过的重点市镇中，它是第一站。

先遣队开进抚州后，马上去攻占警察局，因为那里已经是整个抚州武装力量的集中地。朱德叫来参谋长陈奇涵，要他派人马上去包围警察局，并安排整个镇区各个路口的关隘设置，而自己则要去查看城外地形，占领制高点，为卫戍整个市镇做战略预备。

陈奇涵要一个姓万的营长带两个连去先包围警察局。警察们见有军队来包围他们，马上拿着枪占领了有利地势，准备拼死一战。双方相持了一个小时，万营长怎么喊话对方就是不听。看来，一场巷战不可避免。正在剑拔弩张一触即发之时，朱德突然出现在现场。

警察局长见领队的是曾经来过这里的南昌市公安局局长朱德，马上把队伍集合起来做出了迎接的准备。此时，参谋长陈奇涵马上命令出击。这样，警察们就在糊里糊涂中被缴了枪。

待朱德控制了警察局后，宣传队就开始在街头巷尾展开了宣传。而随朱德行动的彭湃，也立即去与当地地方党联系。

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还未到，恽代英暂时带领他的职务。他戴着一副缺了腿的眼镜在街头演讲。他手拿一把破旧的雨伞，穿着短褂、短裤，脖子上套着一条白色夏布做的汗巾，很像一个车夫，而讲话的姿势却是一副教授的派头。他的声音铿锵有力，同时还不停地做着各种手势，这种效果马上吸引了很多人来围观。

几个宣传员开始在墙上刷起标语来。不久，抚州街头出现了“打倒新旧军阀”、“打倒出卖人民利益的蒋介石”、“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实行耕者有其田”、“国民革命成功万岁”等标语。

在宣传队搞得热火朝天时，征粮队也开始了行动。他们奔走于各个市场，把收购的粮食屯放在附近的老百姓家里，然后派兵把守。征来的粮食，由财政委员会主席林伯渠统一计划分配，他派秘书安琳拿着账本到各屯粮点去登记，然后付款。

林伯渠本来是和徐特立、姜济寰等几个老人走在一起的，但是为了征粮大事，他也就随朱德先遣队行动了。林伯渠的官名叫林祖涵，规范的叫法应该是，林祖涵，字邃园，号伯渠。他是湖南安福人，早年就加入过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共产党刚成立，他就加入了进来，是一个对共产主义学说不持丝毫怀疑的国民党人。或者说，他本来是国民党人，由于自己信仰共产主义，所以老早就加入了共产党。

这在共产党人中，林伯渠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国民党人，也就是国民党所敏感的“跨党分子”。在国共合作时期，他和谭平山、毛泽东，都在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担任过要职，林伯渠是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农民部长。但是，从个性来说，林伯渠是一个严谨细心的人，更适合搞经济工作。所以，让他担任财政委员会主席，是最合适的人选。

财政委员会的各委员们带着人在采购粮食，正在张罗着到处找粮库。林伯渠把秘书安琳叫到身边，要她去给各粮库编上号，然后通知警卫营派兵把守。

安琳奔走于各个征粮队之间，忙着记账、数钱、编号。为了预防有人“抢钱”，林伯渠还专门从警卫营调来两个可靠的战士，专门保护她和她背包里的大洋。

安琳的本名叫彭漪兰，“安琳”只是工作的需要临时取的化名。她原是广州中山大学的学生，在学校参加了共产党，后来随蔡和森的妹妹蔡畅一起到了武汉，在自己的老师郭沫若的政治部工作，是妇女股的干事。郭沫若曾在中山大学上过课，所以安琳和他有师生关系。

林伯渠身体消瘦，头发已经花白，戴着眼镜。他此时已四十一岁了，年龄不算大，但由于头发白了许多，看起来好像已五十出头。现在，他正在一个存粮点给部队分粮，为了确保大家都能不饿饭，他得严密计划。按前敌委员会部署，二十军驻城中，二十四师驻东城外，二十五师还未到，这些林伯渠心里都有数。

接着，大量部队进城，朱德的先遣队马上移交城防，然后往抚州以南的宜黄方向布防去了。

部队进城时，在城外已经有老百姓来迎接。这是彭湃联系的地方党组织动员的结果。原来，此地的共产党组织力量还算雄厚，光支部就有十四个，下面的党员至少也有一两百人分散在各区。

革命委员会进驻在一所学校里，时值学校正在暑假期间，空着的教室很多。后来查明，这是一所中等专业学校，叫江西省立第三师范学校。为了工作方便，周恩来的前敌委员会也设在这里。

周恩来一到，谭平山就向他发了一通脾气。理由是条件简陋，怎么办公？周恩来的性格不是火爆型，而是海绵型，他没理会这位暂代革命委员会主席谭平山的粗鲁，而是在思考部队将如何“整肃”的问题，但谭平山的问题他也要重视。这不光是办公的问题，还有住宿，生火做饭，问题还多着呢。

周恩来叫来李鸣珂，让他去处理这些事情，别让这位谭主席再发火了。然后，他开始和刘伯承在一间教室里摊开了地图，对各部队如何驻扎进行了研究。

几小时后，一个像样的战时办公环境，已经被李鸣珂的警卫营布置好了。

目前周恩来所关心的，是叶挺的二十四师现在到达了哪个位置，周士第的二十五师跟进了没有。他要刘伯承给他们划定一个在抚州附近驻扎的位置，然后派通讯员骑快马去送信，并通知这些部队的首长到总部来开会。

安排完这些事后，周恩来才来看望革命委员会的各组成员。

革命委员会成员们正在一间大教室里聚集，有一个人正在教大家唱《国际歌》。保卫处长李立三看见周恩来过来，马上迎了上去，问道：“恩来，有事吗？”

“没什么大事，就是来看看大家。”周恩来说，“但是，你的保卫处也不能掉以轻心，听说赣东一带AB团分子很多。”

“你放心，这里的外围我已经布置了警戒，并派出许多人到城中去活动。”

看见大家的热情很高，周恩来很高兴，也跟着唱，还给大家打起了拍子。待大家把歌唱完了，周恩来走到人群中，跟大家一一握手，表示慰问。

他首先走到三个年龄大一些的人身边，向他们行了一个军礼，然后笑着亲切握手，问长问短。这三个人是张曙时、彭泽民和姜济寰。他们都不是共产党员，是典型的国民党左派人物。

张曙时个子高鼻梁也高，长着一双浓眉大眼，看人的时候一直把眼睛盯着对方，好像要把对方心里的话通过眼睛看出来似的。他是党务委员会主席，在武汉时专门负责南方十六省国民党党部驻汉代表联合办事处的工作，对党务工作很有经验，与组织部长谭平山属于“一根线”，由于他一直追求进步，反对国民党右派的倒行逆施，所以就跟着谭平山来了南昌。

彭泽民的年龄更大一些，此时已经五十岁，他是典型的南方人，个子不高，浓眉大眼，深眼窝，尤其特别的是，嘴唇上有两撇浓浓的胡子，蓄得很长，看起来很像一个“八”字。原来他是一个懂得医道的华侨，和张曙时、吴玉章、林伯渠他们都曾参加过孙中山在日本成立的同盟会。

彭泽民比身边的吴玉章大一岁，曾经是孙中山在海外的联络部部长。据说，他就参加了汪精卫在七月十五日举行的“分共会议”，对汪精卫的决定提出了质疑，然后及时把消息传给了中共临时中央，也及时保护了吴玉章、林伯渠这些在国民政府中还在办公的中共党员兼老同盟会员。

最后一位就是长得肥胖的姜济寰。他长着一对弯弯的月亮眉，丹凤眼，很像一尊慈祥的佛爷。他是湖南长沙人，虽是个富态模样，但内心十分善良，追求进步且热心公益事业。早年他就任过长沙首任知事，与徐特立共同创办了长沙师范学校。

在“五·四”运动期间，姜济寰曾参与发起过俄罗斯研究会，并任总干事。之后，还资助过毛泽东在长沙创建文化书社。南昌暴动时，由于朱培德不在南昌，由他代理国民党江西省主席。暴动后，经过林伯渠、徐特立等老同乡的劝说，他也就干脆投身到共产党的阵营来。

第二天黎明，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一行终于赶到了抚州，然后来总部报到。原来他们是八月三日从九江出发，四日晚才赶到南昌的。此时，总部也随二十军早已启程，他们也就不辞辛苦，第二天一早就开始追，现在终于追到了。事情的原委是这样的：

郭沫若本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的政治部主任，但在政治态度上却是鲜明的，那就是倾向共产主义。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暴动，使张发奎的兵力减少了一半，这对于任何人来说都是无法接受的。所以，张发奎在一气之下就解散了政治部。他认为，共产党之所以能拉走他那么多人马，就是因为有这个政治部的鼓动才造成的。就这样，郭沫若在张发奎那儿就只有“逃”的份了。

其实，郭沫若等人在方面军里的工作，张发奎是看在眼里的。汪精卫“清共”，张发奎却迟迟没有反应，不是因为他不知道轻重，而是在犹豫，在权衡得失。他觉得共产主义不是不好，而恰恰相反，他从第十二师能发展到第二方面军并赢得“铁军”称号，那完全是因为共产党员在他军队中的牺牲精神所致，所以他对共产主义在个人得失上是没什么反感的，而且还要继续留用郭沫若的政治部，为他摇旗呐喊。

但是，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暴动后，张发奎就改变了态度，他要解散政治部。对于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他也不能挽留了，但也不能杀掉，怎么办呢？只有采取“放任自流”。他对郭沫若说：“中共已在南昌发动兵变，带走了我一半多的人马，这完全是你们政治部鼓动的结果，现在我要解散政治部，先生有何打算呢？”

郭沫若虽是文人，但在关键时候却是不怕死的。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时，他还在安庆李宗仁的第七军中。他和李宗仁喝酒，鼓动李宗仁反蒋，但李宗仁一言不发。他知道，李宗仁不愿意，这说明他和蒋介石是同穿一条裤子，接下来的事情就是把他杀了。于是，他趁李宗仁酒醉，马上化名“高浩然”从安庆悄悄离去，然后到了南昌。在南昌，他发表了《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公开揭露蒋介石叛变革命的罪恶行径，号召广大民众起来“反蒋“。有一段话至今还鼓舞人心：

“同志们，我们赶快把对于他的迷恋打破了吧！把对于他的顾虑消除了吧！国贼不除，我们的革命永远没有成功的希望，我们数万战士所流的鲜血便要化成白水，我们不能忍心看着我们垂成的事业就被他一手毁坏。现在凡是有革命性、有良心、忠于国家、忠于民众的人，只有一条路，便是起来反蒋！反蒋！”

现在张发奎也“反共”了，郭沫若又要面临选择。张发奎的话，让郭沫若必须做出回答，于是郭沫若毫不掩饰自己的观点，很干脆地说：“我打算去南昌！”他想，崇尚民主，追求进步，是他在一九二一年创办《创造》杂志时就一直倡导的。为了自己的信仰，在张发奎面前他不想说假话，大不了就是一死，也要表明自己的心迹。

意外的是，张发奎并没有责难他，而是关切地说：“先生要到南昌去，至迟今晚就得动身。明天我们要下戒严令，要走就不方便了。”郭沫若一听，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因此还在迟疑。这时，又听张发奎说：

“先生到南昌后，代我向叶、贺等人转告我的意思，人各有志，强求是没有用的，所以我向他们建议：第一，希望他们尽快退出南昌，因为我的部队也要到南昌去，我不希望大家兵戎相见；第二，听说他们要回广东，我希望他们走东江，不要走赣南，因为我也要回广东，得走赣南，不想和他们发生冲突；第三，我听说叶、贺二人还拥戴我当什么暴动总指挥，我不希望这样做，共产党那一套我并不欣赏，以后我们彼此就不相干，希望他们不要再用我张发奎的名义，傀儡我是不想做的；第四，你们在这里，我并没有为难你们，而是悉听尊便，所以我也希望他们不要伤害我的人。”

郭沫若听后，心里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张发奎是想把他当信使用，于是笑着说：“既然如此，张总指挥不妨以书面形式把这些内容写给我，我也好准确无误地传递过去！”

“那好吧。”张发奎说着，让副官拿来毛笔和纸张，挥毫就写。不一会儿，一张“阵前协约”马上就草拟成功了。

八月三日当晚，郭沫若和四川老乡阳翰笙、李一氓等离开了九江。

他们这几个人都是在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各军、师政治部担任要职的。阳翰笙曾在黄埔军校担任政治部秘书、入伍生部政治部秘书和党总支书记，并兼任政治教官。他的本名叫欧阳本义，是四川高县人。李一氓曾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秘书、宣传科长，四川彭县人。

他们离开张发奎军营时，已经是晚上了。但是他们不敢停留，怕误了时间就走不了了。于是，就马不停蹄地跑起来。当跑到车站时，开往南昌的火车早已没有了。郭沫若灵机一动，他找到几个铁路工人，说明了自己的身份和要赶往南昌去的目的。工人们听说他们要去投共产党，心里很高兴，于是找来两辆铁路手摇车，摇着他们去南昌。

手摇车是在一张正方形的木板下安上四个轮子，然后靠手摇木板上两边的发动机启动的半自动铁轨车。上面有一条靠背椅。可坐两三个人，郭沫若、李一氓和勤务兵三人的车在前，阳翰笙、梅龚彬的车紧随其后。

几个人紧赶慢赶，终于在第二天早上到了南昌外围的涂家埠车站。

永修县的涂家埠是南浔线上的一个大站，周围有水环绕，其南北铁路上都有铁桥，在军事上属于冲要的地位。前不久，北伐军在江西境内和孙传芳作战，孙传芳便在涂家埠屯驻重兵，凭借铁路的优势以联络和策应南昌、九江的北洋军，致使北伐军为攻破南昌颇费了很多力气。

郭沫若等人一到涂家埠，便见车站上停着一列只有三节车厢的火车，火车头是向着九江方向。车上的蒸汽机还在冒烟，发出“呼哧呼哧”的响声。

此时，车厢里、月台上到处都站着没有背枪的士兵，有的还慢慢地走动着。他们大都衣着不整，胸前也没有佩戴什么符号，看上去像是被缴了械的溃兵。

“这是怎么回事呢？”郭沫若有些诧异，心想，“难道从南昌到涂家埠还可以通车吗？”于是急忙下车去问站长。

站长就在月台上，他见郭沫若也穿着军服，而且还挎着枪，于是就告诉他，这列火车是从南昌城边的牛行车站开来的，在这里加煤加水，然后要开到九江去。

郭沫若一看，这些兵大都操着湖南口音，有的说话和自己差不多，但带着云南味儿，也就是节奏很快。显然，这些兵是在南昌城被缴了械的程潜部队或朱培德部队的散兵。

郭沫若问站长：“不是说涂家埠铁桥被炸断了吗？”

站长回答说：“看样子大概没有炸断，否则火车怎么能开过来呢？”

情况总算弄清楚了。郭沫若想，这列火车是不能开往九江去的，否则，就会替九江方面增加一个火车头和三节车厢。再说，九江方面假如知道铁桥没有断，不是可以直接往南昌运兵吗？这可是对暴动部队大大的不利。于是他要求站长不让这列火车开出，但站长把两只手向外摆了摆，表示无能为力。

突然，月台上的散兵们向郭沫若奔来。因为他们见郭沫若身着军服，还带着枪，就以为这是一个当官的，于是就叫道：“长官，究竟这列火车要把我们带到哪里去？”郭沫若见问，并没有理睬他们，而是拉着站长径直朝站长室走去，他准备打电话给牛行车站，让南昌方面知道他们已到涂家埠。

此时正值盛夏，天气十分炎热，郭沫若把皮带和上衣解下，随手放在室内的一张床上，裤腰上依然佩着那支勃朗宁手枪。散兵们拥在窗外，像是在看西洋镜。其实，他们已被郭沫若的傲慢态度所激怒，随时都可能要发难。

电话没打通，郭沫若走出站长室，想叫李一氓来继续打。当他走出站长室，跑到月台上，就被一群散兵围住。这些人怒目圆瞪，一声不响地慢慢向他靠近。

顿时，郭沫若觉得情况有些不妙，他本能地用手抓着手枪，然后向他们发出警告：“不要靠近我，我的枪是上了子弹的，谨防走火！”

士兵们根本不听他的话，有的大声喊打，有的却来争夺手枪。刹那间，郭沫若的眼镜被打掉了，手表和自来水笔也被抢去了。他拼命用手护着手枪，想开枪吓退这些人，但扣了扳机却没有响，原来他从来没用过枪，连保险盖都没打开。

郭沫若被士兵们从月台上打下了轨道。当他倾斜着身子快要倒下的时候，一个家伙随手捡起一块大煤渣朝他砸来。顿时，他感到胸口一阵疼痛，就瘫软无力了。

很快，郭沫若又被暴徒们从轨道上拉到了月台，原来这伙暴徒是在抢他的枪。为了他的枪，二十几个人扭打成一团。结果，皮带扭断了，手枪终于被抢走。而且，还用那支枪的枪口对准了他。

郭沫若心想，自己参加革命以来，多少次死里逃生，没想到今天却要死在这伙来路不明的暴徒手中，真是冤啊！

就在这时，突然有一只手来抓枪，接着一群人又展开了夺枪行动。郭沫若顿时醒悟，马上爬起身，飞快地穿过铁轨，跑到了车站后面。

车站后面是一排低矮的工棚，齐胸高的墙上有一排方格窗，都是开着的。郭沫若抓住一个窗口，使劲一纵，便跳进了屋里。

屋里光线有些黯淡，墙根下都铺着床。靠北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位中年妇女，她正抱着一个小孩在午睡。

郭沫若的破窗而入，简直把那个妇女惊呆了。她刚要叫喊，郭沫若赶紧用手势制止她，然后轻声把来历告诉了她，请她不要害怕，更不要声张。

这时，外边响起了哨声。接着，火车“哐啷哐啷”开始启动了。

郭沫若知道散兵们已经坐上火车走了，他很遗憾没有制止住这列火车开往九江。但此时，被打的部位开始疼痛起来。他深呼吸了一下，慢慢从工棚里走出来。

散兵们真的走了，郭沫若在月台上找到了李一氓。原来李一氓也被打了。他是被追进了候车室，然后无处藏身才挨打的。幸喜他钻在一个角落里，虽然挨了打，但并没有多处受伤。这时，阳翰笙和梅龚彬走了过来，他们是从站长室里出来的。他们说，他们的车停在站外，刚有士兵上去盘问他们时，火车开动的哨声就响了，散兵们只好丢下他们去抢坐火车了，这样才使他们幸免于难。

接着，他们发现行李不见了。郭沫若记得，下车后是由勤务兵看着的，可勤务兵呢？这时他才想起勤务兵来。他马上去站台上询问，有个工人说，跟他来的勤务兵下车后就被散兵围攻，手里的皮箱也被夺去。勤务兵去抢皮箱，但皮箱却被散兵们传到了车上。显然，勤务兵和行李都被那群散兵掠走了。

天啦！那可是装有二十七枝驳壳枪的皮箱呀！这天杀的散兵们，也太可恶了！

经过这场洗劫，郭沫若的情绪受到了影响。但很快的，他就恢复了常态。这时，未受伤的阳翰笙出主意说与南昌方面联系一下，让他们派人来接应。受了伤的李一氓要实际一些，他说：“我们和那边并不很熟，又是几个被打的弱者，他们肯来接吗？”

站在一旁一直没有发话的梅龚彬说：“死马当着活马医，还是试试看吧！”郭沫若听他这么一说，马上去站长室给前方的牛行车站打电话，他要牛行车站转告南昌方面。

牛行车站那边问：“怎么告诉南昌？”

郭沫若索性摆开架子说：“你就说，郭主任大驾光临！”

打了电话回来，郭沫若对大家说：“不知管不管用，反正电话我是打了。”

阳翰笙说：“吉人自有天助，肯定管用。”

这时，李一氓却说：“现在怎么办？我们不可能在这里等南昌的消息吧。万一再来一列火车……”

显然，他有些怕在这里多呆一会儿了。

一向精细的梅龚彬马上说：“郭主任能走吗？如果能，我们还是走路到南昌吧，在这里傻等，肯定不是办法。”

郭沫若试着走了几步，不打紧，还能走，于是说：“那就走吧！”

一路上，大家沉默不语。走了很远之后，还是郭沫若打破了沉寂，他说：“今天真倒霉，真是秀才遇到兵，有理说不清！”

阳翰笙没有挨打，马上笑了。接着，大家也跟着笑了。

郭沫若忍着疼痛，却没笑。涂家埠的突然变故，简直把他搞懵了。他以为他是方面军政治部的主任，应该有很大能量的，哪知却根本不管用。看来遇到乱兵溃兵之类的，再大的官可能也无用。

过了涂家埠，距南昌已经不远了。郭沫若他们走走停停，停停望望，直到晚上才到赣江边。没船渡河，大家又犯难了。正在无计可施，只见一艘小船忽从对岸撑来。快靠岸时，船上有人叫道：“是郭主任吗？”

郭沫若一听，真是悲喜交集。没想到他在涂家埠车站打的电话还真管用了，于是回答道：“我就是郭主任，郭沫若！”

原来是驻在城中的二十五师周士第部知道他们的郭主任“大驾光临”，已经派人来接了。为了尽快赶上总部，军委书记聂荣臻要周士第专门派一个班的战士骑上快马送郭沫若他们先走，随后大部队才启程负责断后。

几天里，郭沫若他们紧赶慢赶，终于在临川城中赶上了总部。

原来，昨晚一直下雨，直到走进抚州也没有停。连夜的雨滴，把郭沫若他们的衣服全淋透了。但郭沫若却异常兴奋，丝毫不感到沮丧和疲倦，想到自己从此脱离了国民党阵营，开始了人生路上新的旅程，突然诗兴大发，很想作诗一首。

和周恩来见面时，郭沫若先来个标准的军礼，然后是热情的拥抱。接着，他看见叶挺也在，还有四川老乡刘伯承，心里一下就疯狂起来，对每个人都是一个拥抱。

原来周恩来他们刚开了一宿的会，正准备离散。就蔡廷锴第十师逃亡一事，周恩来向会议做了检讨，并对以后加强党对军队的掌控做了一系列讲话。

叶挺是接到通知后连夜赶来的，他对蔡廷锴第十师的叛逃，先是吃惊，接着是用拳头捶自己的脑袋。他感到胸口发闷，气流不畅，全身燥热，于是就把脖子上的风纪扣打开。但这仅仅还不够，他又解开一个纽扣，依然觉得热，最后干脆解开了所有纽扣。

周恩来的讲话完后，叶挺再也控制不住自己的感情，他腾地站起来，向在坐所有的人行了一个军礼，然后开始检讨自己的过错。他说：“蔡廷锴这个哥佬我最清楚，在人格上绝对是顶尖的，这就让我给他打了包票，没想到他背信弃义，骨子里却是反对我们举义，这是我严重失察，让大家都上了当，还让恩来同志背黑锅，真是过意不去。看来革命不是私人感情，不是哥们义气所能解决的，这是教训呀，深刻的教训！”

张国焘作为中央特派员，也参加了会议。他说：“把革命当着私情交易来看，这本身就是一种错误。对待那些江湖上的哥们义气，只能敷衍，不能拿进革命队伍，更不能当成革命本钱进行交易。否则，我们的人头就要落地！革命是疾风暴雨，对待不纯分子，只有采取非常手段！”

关于蔡廷锴问题，就耽误了好几个小时。剩下的时间，就是讨论在抚州如何整肃部队的问题。周恩来要大家献计献策，恽代英提出，恢复总政治部，由政治部制定各项计划和政纲、条例等。

周恩来说，在郭沫若未到之前，这项工作由恽代英暂时挑起来。他们正说着，郭沫若却居然到了，这真令人惊喜！

“最近我们的郭大诗人有什么新作呀？”郭沫若走出总部所在的那间教室，恽代英跟在后面问道。

郭沫若来了，他的宣传工作可以轻松一半。看来总政治部的牌子，马上得挂出来了。所以，他首先要和郭沫若交涉这件事，于是就从他的诗作谈起，可能更便于交流。

郭沫若也毫不掩饰，实话实说。他说：“最近在忙于奔命，哪有心思写诗哟！不过，在刚进抚州城时却偶得了一首。”

恽代英忙说：“念来听听，让我们学习学习，佳品共赏嘛！”

郭沫若望着远方，念出了他刚酝酿好的诗句：

夜雨落临川，军书汗马还；

一声传令笛；铁甲满关山。

这首诗大有唐代边塞诗的风味，让恽代英感受到了一个还在党外，一心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毅然从军的坚定决心和壮志情怀！他不禁叫着：“好！”

从九江出发奔往南昌的人，还有许光达、黄怡、杨实人等七人，他们与陈毅、肖劲离开九江的时间，只差几小时，但所经历的却又是另一番境况。

许光达当时的名字叫许德华，他虽然也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生，但是在七月份就毕了业。也就是说，他不是和陈毅他们一路的。他是被分配在第四军炮兵营任见习排长的，这第四军炮兵营恰恰也在九江驻扎，遇上了张发奎“清党”。这让许德华不得不考虑自己的出路，于是和几个伙伴跑出来了。

八月一日傍晚，许德华去九江市一家书店买书，一路上见行人躲躲闪闪，气氛很是反常。他觉得奇怪，碰见熟人就打听，方知道南昌发生了“兵变”。许德华虽是两年多党龄的党员，但他身在基层，并不知道南昌究竟发生的是什么样的“兵变”。出于对当时时局和政局的关心，他此时也顾不上买书，急忙赶回了营地。

第二天一大早，党小组长黄怡专门来找许德华，悄悄告诉他，南昌发动的兵变是共产党领导的“暴动”。许光达一听，马上兴奋地抱住黄怡：“那太好啦，早就该这么干！不然我们都快憋死了。”

黄怡是比较冷静的，他说：“你的身份已暴露，在这里有危险，快同炮兵营另外几个同志一起走！”

“怎么走？”许德华被黄怡这突然的决定搞懵了。

“假装开小差呗！”黄怡似乎为他们已经考虑好了，“你们应速去南昌，找自己的队伍去。”并告诉说在南门口有联络员接应。

事情紧急，许光达也顾不了许多，他什么东西都没拿，找到另外几个党员，就偷偷溜出了营门。到街上后，黄怡也来了，于是一行七人排成一队，他们装着去执行任务的样子，然后直奔南门。

来到南门口，黄怡说的那个联络员果然在那里等候，只听一个声音问道：“喂，你们是去打野外的吗？”声音不高，又细又尖，听起来有一种甜甜的感觉。许德华觉得奇怪，回头一看，问话的居然是一位穿军装的女军人。

“我们是去打野外的。”黄怡回答道，这是预先约定的接头暗号。随后，黄怡拿出了中共九江市党组织出示的介绍信。

女军人看完介绍信，在上面签了字，告诉他们，张发奎已经决定“反共”了。昨天，当周士第带领的七十三团出发后，张发奎就带着卫队乘火车去追，但七十三团向他们开了枪，才没有被截住。现在火车已经不通，因此黄老门方向不能走了。

“你们自己想办法到南昌吧！”那个女联络员说，并拿出七条红领带，“这是暴动部队的标志，见到他们时就可以戴上。”

黄怡接过领带，分发给许德华他们。这时，女军人转身从树丛里拿出一个竹篮，她利索地撩起竹篮上的盖布：哦，原来里面有七支短枪和一包子弹。

“拿上武器，以后多打敌人！”女军人鼓舞着大家。

“我们到南昌后找谁报到？”黄怡问。由于着急，再加上他的云南乡土口音，女军人没有听清，她直眨着眼睛。许德华又把黄怡的话重复了一遍，这时女军人听懂了，她说：“只要是暴动军，哪一部分都行。交上介绍信，就会有人分配给你们任务的。”

“我们走哪条路好呢？”黄怡作为七人的领队，他想把事情弄明白些。

“怎么去都行，只要快！”女军人又拿出一些银元，“这是路费，同志们，再见，祝你们顺利！”女军人边说边和他们握手道别，眨眼间便消失在茫茫的晨雾中。

“这个人，有意思！”黄怡还在边走边说，许德华他们也觉得好奇，他们不时地回过头去寻找女军人的影子，但什么也看不见了。几个人便打趣说此人是神女下凡，弄得大家牵肠挂肚的。

一会儿后，黄怡才突然叫起来：“咱们这是朝哪走？”

大家一齐停下来，搔首弄腮。其中有人说：“我们还是上庐山吧，沿着赣江走，可以绕过张发奎和李汉魂的关卡，直达南昌。”

“行，就这么走吧。”黄怡听后拿定了主意。于是，七人就甩开脚板，去翻越庐山。夜幕降临时，他们也走进了庐山。可是这一走，却把时间给耽误了。

八月七日清晨，许德华他们终于赶到了南昌城下。

远远地望见炊烟中的南昌城的轮廓，他们兴奋极了，好像看见起跑线的终点了，可是当他们来到城门口时，却傻眼了。原来，城门口是军警在站岗，城门旁还有横七竖八的尸体，细细一看，那尸体颈上也系着红领带。

有人说：“不好，守城门的不像是自己人！”

“那些挂在城墙楼上的死尸是自己的同志呀！”另一个说。

黄怡也觉得不对头，他说：“是不是暴动失败了，人马都被消灭？”

“不可能，南昌城里共产党的兵力超过敌人好几倍，不至于一夜覆舟吧。再说，失败了，那个女军人就不会让我们来南昌找党组织的。”许德华倒蛮有信心，他反过来却开导起黄怡来。

站岗的军警在游弋，不时向他们扫过来一眼。黄怡见状心里紧张起来，他马上说：“这里久待不宜，先躲躲再说。”

于是几个人下了公路，钻进了树林，一直溜到江边，才坐下来歇息。

在江边，他们看见有一条渔船距他们不远。黄怡要杨实人去找渔夫打听南昌城的情况，因为他毕竟是江西老俵，不会引起人怀疑。

杨实人去了，不久回来说，暴动的兵已经走了。还说，江边还贴着张发奎署名的告示，内容是：

叶挺贺龙，盘踞南昌，希图不轨，实行赤化，本总指挥，挥泪致讨，以谢党国。

显然，暴动军已经离开南昌转移了。

杨实人说话时脸色显得很灰暗，显然他已失去了信心。果然，当他把渔夫的话转述完后，就说他家就在南昌附近的高安县城，他要回家，不愿再往南追了。

也有人主张等几天，看看动静再走。但许德华却坚决反对，他说：“红旗都打出来了，我们必须跟上，用我们的脚去追！”

于是，大家丢下杨实人，转道沿抚河向南追去。

总部到达抚州后，经参谋团一统计，已经差了两千多人。这还不算蔡廷锴的第十师和陈浴新带走的二十军第五团，如果加起来，可能是上万人。就其原因，大致的情况是沿途炎热难当，许多人经受不住烈日的炙烤。他们很容易中暑，再加上蚊虫叮咬，疟疾也会发生。在各个连队里，头晕、目眩、呕吐的现象到处都在发生，这样就自然是掉队的份。

南下的部队中有相当数量的青年学生。他们痛恨武汉政府的“分共”、“反共”，向往革命，刚来南昌就被编进了连队。在行军中，他们除了要扛枪，还要带着洋镐、铁锹、军毯、水壶、饭盒之类的东西，再加上每人要带二百五十发子弹，这至少也有四五十斤重。大伏天长途行军，他们哪里受得了这个苦？！

就是那些老兵，长期在一个地方驻防，开拔时往往也靠火车、船只运输，很少经历过在大伏天连续行军的艰苦。几天下来，人的骨头架子也几乎散了，还有什么力气再往前走。这样，一些意志薄弱者，也就不得不另找出路，悄悄溜走。

但更为严重的是许多下级军官，却把成班成排的兵士带走，造成了集体“开小差”的现象。这些“千里当官只为财”的旧军官。他们跟着革命军南下，只是为了想升官发财。眼看升不了官，发不了财，当然要逃之夭夭。但可恶的是他们却带走了很多人。

当然，当兵的里面也不免会有一些“兵油子”，他们是没受过什么思想教育的，根本就不懂得革命的道理。他们不知道为谁而当兵，为谁而打仗。穿上这灰色的“两尺半”军装，原本是混口饭吃，现在条件这样差，凭什么还要再继续呆下去，到哪儿不是一样当兵，于是就“瞅空子”溜掉。

后来，有周逸群写给中央的报告，现节录如下：

“由三号起军队开始出动，叶系四号出发，贺系五号出发。当我们离开南昌时，因江西民众运动毫无一点基础，挑夫非常困难，而得敌人子弹枪支甚多，因此无法运送，于是为要多带子弹，只好每兵发给子弹二百五十发，甚至三百发。士兵因天气太热，都不愿多背子弹，竟有暗将子弹投弃者。据贺氏云，仅军部特务营由南昌至瑞金并未作战，而损失子弹达三万余发，其他各团可想而知。方由南昌出发，炮兵营因挑夫出发稍迟，又不与后卫联络，致被溃军抢去‘大正六年式’山炮一门，平射炮两门，炮弹百数十发。此二十军绝大之损失，且炮兵营长因此失踪，或为敌所获被害亦未可知也。”

在前敌委员会举行的会议上，脾气暴躁的李立三强压住火说：“这还没有和敌人交火接仗，就失去了四分之一的兵力。这样下去，怎么得了！”

是的，革命到了这一步，这已经是一个严峻的信号，使脾气一向温和的周恩来也不得不担忧。对周恩来来说，他同样感到恼火，只是不说出而已。问题的根子究竟出在哪里？周恩来不停地想。他知道，这里面肯定有客观原因，但主观因素也不少。毕竟，这是他们这些书生文人第一次带兵。

其实，这里面既有后勤供给、医疗保障等实际问题，也有各级军官的工作作风、工作方法问题，甚至是政治立场问题。但其根本的问题，就是这支军队是刚刚从国民党旧军队里脱胎出来，需要彻底的改造，才能属于自己的军队！

周逸群写给中央的报告也说：

“由南昌至抚州，本规定四日到达，乃江西道路非常长，每日虽行走六十里，合之川黔道路不啻有八十余里之远。兵夫因负担太重，沿途倒毙者甚多。又卫生队无人挑卫生材料，以致病者无药，死者无人安理，其惨况有非笔墨所能形容者。职是之故，官兵心里颇为灰心，甚至怀疑革命者有之。军纪非常不易维持，以致沿途拉夫鸣枪之事时时发现。贺及参谋团同志见如此情况，乃改为五天到抚州，然亦人困马乏无复生趣矣。”

所以，部队在抚州“整训”，已经是必须的事。周恩来知道，朱培德手下的杨如轩走了，张发奎也不会来进攻了。郭沫若已经把张发奎带来的纸条交给了周恩来，让他看到了张发奎的“默契”，或者说“真实动机”，因此就决定在抚州驻扎几天，以解决部队中出现的问题。

周恩来自信，这支军队的主要成份还是好的。无论是叶挺指挥的第二十四师、第二十五师，还是贺龙指挥的第二十军。在他们还是国民党军队的时候，就曾参加过两次“北伐”，从广东打到湖北，又从湖北打到河南，算是打出了威风的。而叶挺、贺龙、朱德等同志，在这些部队里，其威望也很高，带兵也很有一套。所以要改造这支军队还得需要他们的积极参与。

不过，要带好这么一支庞大的武装，单靠少数长官的个人威望、江湖义气，肯定是不行的。所以，必须要制定出一系列的制度来约束他们，才能保证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否则将是一盘散沙，或者说是一群“乌合之众”，那样是谈不上有什么战斗力的，更谈不上革命能成功。

于是，周恩来对李立三说：“看来我们需要在这里休整一下，让干部战士很好地统一一下思想。”

要把部队的军心稳住，周恩来认为应急的办法，首先是要作些组织上的调整，同时还要整顿军纪，做好部队内部和沿途群众的宣传鼓动工作。恽代英也认为作好部队内部的思想政治工作尤为重要。

这几条线，需要恽代英的宣传委员会和郭沫若的总政治部具体去运作，聂荣臻的前委军委书记也要发挥作用。

接着，由周恩来主持，马上又召开前委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除了前敌委员会的成员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外，还有谭平山、张国焘。参谋团的成员刘伯承、叶挺、贺龙和朱德等也参加了会议。

针对军官带队“逃亡”的现象，他们专门考查了部队里的各级军官。对哪些可靠，哪些不可靠，进行了逐个排队。对有些摸不透的军官，则调到不是要害部门去任职，或者解除他们的直接指挥权，调任副职。

经过筛选，发现第二十四师第七十一团的团长欧震不可靠，他们就把其提升为副师长，一营营长吕承文也不踏实，调到师部去任参谋处长。

同时，前委又决定把抚州农军和部分青年学生正式编到第九军和第二十军第三师的第六团去，让这些逃亡数字比较大的部队得到补充。第二十军原来是六个团，一个直属队。现在被陈浴新带走了第五团，听说第六团又大量减员，干脆就把直属队改为教导团，与第六团直接成立一个第三师，然后正式任命周逸群担任这个师的师长，革命老人徐特立任党代表，以加强这个由抚州农军与青年学生刚刚参入的部队的领导。

周逸群在写给中央的报告也说：

“贺之部队除有五团老兵外，敝尚有第六团纯系新兵，其官长均为被压迫来者；又教导团为新招来之学生四营，在南昌编来之补充兵二营，其官长均黄埔学生，此等新兵新官，如何能受此等苦楚？故至抚州时，教导团仅余学生八百余名，第六团亦仅余七百余名，将近损失一半。未作战，而有如此绝大损失，未免令人惊异。贺不得已，要我就师长职，并拨该两团受我指挥。我要求后半天出发，以资整顿。”

接着，他们又研究了调整各级党的组织，充实作战团党支部的工作。这需要聂荣臻负责的前委属下的军委来抓。军委有三个人，聂荣臻是书记，贺昌、颜昌颐是委员。现在他们三个人都在各军、师任党代表。

当讨论到如何加强部队政治工作与对沿途群众的宣传工作时，恽代英作了诚恳的自我批评，他说：“部队组织思想工作，我是主要负责的。但在南下以来，我抓得不紧，工作做得很少，所以，就出现了许多这样那样的问题……”

他准备还要往下说，这时周恩来却摆了摆手，接上了恽代英的话茬：“代英同志，这不是你一个人的问题，我们在座的都有责任嘛！连日来，大家都很疲劳，可以说是人困马乏，人的精力总是有限的，你已尽了最大的努力，这是有目共睹的。不谈这些了，我们再来研究一下，要不要把土地政纲的条文修改一下，使之更切合农村的实际，这可是动员农民支援我军最有效的途径。所以，深入土地革命，应该是一个十分迫切的重大问题。”

说到“土地”问题，革命委员会主任谭平山发言，他说这应该到革命委员会中去讨论，然后才能定夺。于是，大家就只好等革命委员会讨论了再说。

这时，筹集粮草又出现了新问题。财政委员会主席林伯渠找到谭平山，向他做了如实的汇报。

原来行军路上，由于全无地方政权支持，筹集粮草也就成了大问题。到达抚州后，前敌委员会和参谋团命令各部队，筹集足够的粮草以准备继续南下。然而此令一出，各路负责筹粮的军需官，都纷纷来找财政委员会，要林主席想想办法。

望着前来领款的一大帮人，财政委员会主席林伯渠觉得有些奇怪，马上问：“从南昌出发，不是从江西省银行挑出成担的纸币了吗？怎么不到四五天工夫就花销一空了？”

为首的一位军需官苦着脸解释说：“不瞒林主席说，我们从南昌带出来的钱确实很多，但在这一带都是不能用的，老百姓不认这个。再说抚州城内及沿途各地，仅有的粮食也被先过境的部队购取一空，后面的部队已经筹不到足够的粮食，只好每天喝粥了！”

原来，这些人拿去的钱不管用，全是武汉政府印发的国库券，买粮草需要“现大洋”，也就是银元。再说，粮源有限，就是有现大洋，也未必能买到。

“这样看来，问题却很严峻呢！”林伯渠向谭平山汇报，“如此下去，前途堪忧。上万人马，要吃要喂，确实需要我们慎重考虑了。”

谭平山听了汇报，依然没改他的火爆脾气：“按照过去的惯例，军队每到一城，找当地商会或者大户解决筹款派粮问题！”

这个主意倒是个办法，过去部队过境，都是用这个办法来解决问题的，确实管用。只是这些商会或者乡绅大户多是当地的土豪劣绅，他们是不会把自己的粮款拿出来，怎么办？还不是层层摊派下去，最终都落在一般农工小户或小业主身上，而他们还可以借机多捞呢。

但是现在，中共中央有明确的土地政策，就是要将这些豪强作为革命的对象予以打击，所以部队过境，不能靠他们。如果继续这样做，还不是一样鱼肉乡民，与旧军队有什么区别？

革命委员会要讨论“土地问题”，正好也把此问题一并来讨论，看有没有办法解决。

在革命委员会会议上，谭平山的“筹粮派款”马上拿出来讨论。

第一个站出来反对的，是宣传委员会主席恽代英。他说：“不可！不可！中央有明确规定，不能搞摊派！”

“不能搞摊派，你说应该怎样搞？现在部队快揭不开锅了，我们已经没有选择了！”谭平山几乎是怒吼，“只要能筹到钱粮，可以不论政策。”

谭平山的话一出，尽皆愕然。大家认为这不是最高权威的革命委员会主席应该说的话，他应该明确地站在工农大众利益一边。

恽代英和谭平山都是火爆脾气，但俩人的风格却不一样。恽代英口才好，有学识，放起“炮”来引经据典、滔滔不绝。而谭平山呢，却没那么讲究，几乎是出自于原始生理状态的义愤填膺，就像要消除胸中压着的硬块，或者如鲠在喉，不吐不快。只要说出来痛快，不管他后果如何。

其实恽代英的反驳，完全是出于党的政策考虑，对谭平山没有个人恩怨，但谭平山的口气，好像恽代英故意在为难他，于是就有一股强硬的气势想把对方压住。他最近以来心里有许多不快，一遇到跟他作对的人就火上浇油。

恽代英也觉察出谭平山的“病根”，马上歉意地笑了一下，慢腾腾地说：“平山兄所说之办法虽筹集得到粮饷，但此种行径，必失民心，与旧军阀何异？兹实与我建立工农政权、镇压土豪劣绅之根本政策相左。因此，我的意见，还是要以没收地主们的财产，或者罚没其款项来筹集粮饷。”

恽代英的意见，得到了在场大多数人的首肯。这就牵涉到了土地的政策问题。

关于土地政策问题，是没收一切地主的土地，还是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大地主的土地界限是五十亩以上，还是一百亩以上？大家又展开了争论。

争来争去，最后确定为只没收大地主的土地，而界限却在一百亩以上。可是赣东一带没有搞过农民运动，一时也不知道哪些人是大地主哪些人是中小地主，又怎么去罚没他们的财产呢？部队在抚州或者说赣东一带只是路过，显然是没有时间去做调查的。

“只要能筹到钱粮，可以不论政策。”这时，谭平山不近人情不顾民意的话又重新在每个人的耳边响起。奇怪的是，这话已经不那么刺耳朵了。

谭平山的办法尽管有些“右倾”，但毕竟能解决部队的燃眉之急，所以委员们觉得跳了老高，结果还是不行，还得回到起点上来。

为了解决眼下的困难，代表前委的周恩来也来不及深究了，只好暂用这个办法渡过难关再说。在南昌暴动后，虽然也确定了开展土地革命、没收地主土地财产的原则，可在流动行军、一天换一个地方的情况下，是根本不可能实行的。除了谭平山说的“摊派”外，也实在没有更合适的办法了。

会议刚刚结束，警卫员却带来了两个老百姓打扮的人，说是特意要见周恩来。

周恩来马上迎了上去，一看来人有些面熟，正在疑惑，来人却笑着先开了口：“哎呀，恩来同志，我可是把你们找得好苦哟！”

一句四川话把周恩来马上提醒了：“哦，我还以为是谁呢，原来是我们能说会道的陈毅呀，你怎么来到了这里？”周恩来马上上前与陈毅握手，他俩在法国勤工俭学时就认识，只是由于工作不同，已经好几年没有见面了。

“我们接到周逸群的电报后就顺水而下，哪知到了九江后，张发奎那个龟儿子却把我们全部缴了械。老子要是不跑快点儿，现在可能被一锅烹了！”陈毅风趣地话，引来了大家一片笑声。

周恩来马上问道：“教导团现在何处？真如你说的被张发奎缴了械？”

“哎呀，我的恩来哟，这话还有乱说的吗？现在就只有我和肖劲跑了出来，其余的都悉听尊便了。”陈毅无可奈何地说。

“看来情况比我们原来预计的要复杂得多。”周恩来有所感触地说，“不过，你总算赶上了我们，这又是一大幸事。”

“欢迎，欢迎！欢迎我们这位四川老乡！”朱德热情地伸出手来，“泸州一别，想不到又在这里见面了。”

“哎呀，我的玉阶兄哟，真是没想到又见着你了。我可是一路走一路想你呢！”陈毅笑着紧紧地握住了朱德的手。

刘伯承也赶过来凑热闹：“不忙不忙，要说四川老乡，我还得算一位吧！”

“哎，对头！伯承兄可是川中名将呢。虽说我们未曾见过面，但你的尊容却在《星期日》杂志上早就被我先睹过了。”陈毅风趣地说。

这时，周恩来顺便也就向陈毅介绍了到会的其他一些人，然后让陈毅和肖劲坐在了屋角里。

屋里继续开会，警卫员又走了进来，在周恩来耳边小声地说了一句什么。周恩来马上走到贺龙身边耳语了几句，于是他们两人都走了出去。

不一会儿，周恩来派人来叫陈毅，陈毅马上带着肖劲去见周恩来。

周恩来说：“真是难为你了，你刚到，本来是要你好好休息一下的，可这件事还非得你去办不可。在法国的时候，我就知道你能说会道，法国当局对你都没有办法。”

“什么事？说得这样神道，我可没有三头六臂呀！”陈毅不知周恩来要说什么，所以只得先把话说低调一点，让自己有一个回旋的余地。

“事情是这样的，刚才有一个叫傅大庆的人来找贺军长，说是在赣东一带有一个姓邓的司令，他手下有好几百人，准备集体参加我们的革命军。”周恩来说，“邓司令的条件很简单，说是只要给他们几百支枪，他们就可以与朱培德的赣军相抗衡。鉴于我们目前的处境，朱培德的军队肯定会尾追而来，所以我们决定应尽量争取他们。”

陈毅马上问：“你直接说，要我干什么？”

“所以，我们决定派你去先摸摸情况。”周恩来说，“如有可能，把它改造过来。你看如何？”

陈毅一听说让他去改造土匪武装，心里还真没有数。但周恩来是代表上级和他谈话，他知道这里面的份量，所以他只得说：“好吧，我们先去看看，成与不成，那就听天由命咯！”

两天后，部队又开始出发了，但沿途逃亡的现象并没有彻底被禁止，只是那种公开性的成班成排脱离队伍的情况却出奇地减少了。

可新的矛盾又暴露了出来。由于国民党AB团分子四处散布谣言说，革命军是一伙杀人放火的暴徒。于是，沿途的百姓就纷纷躲进了山里。

再加上部队中确有一些落后反动分子，他们不是鸣枪吓唬老百姓，就是强拉民夫为他们挑行李，这样就造成了这支部队依然是军阀部队的假象，给革命军带来了意想不到的坏名声。

由于沿途找不到老百姓，部队的给养也就没法筹备，所以战士们的伙食也越来越差。不少连队里当兵的只能吃上糙米南瓜饭。加上又是在酷暑下行军，在口干舌燥时找不到干净水，就只好见水就喝，结果却喝上了不干净的水。这样就出现了拉痢的、中暑的、生疟疾的，而且还一天比一天多。

各级医务人员本来就少，这样一来，人手明显地不够了，而有的医务人员又是典型的书呆子，哪里吃得下这种苦，所以也就悄悄溜掉。这样，医务人员就显得更少了。有许多中暑或者累得旧病复发的士兵，因没有医务人员及时抢救而倒在路边的，也越来越多。

八月中旬，前委和革委会机关随主力进入了宜黄县城。一看，商店家家关着门，居民户户上了锁。原有近两万人口的热闹城镇，居然只有四五十个老人。而且这些老人还大都躲在家里不出门。

周恩来派人一打听，原来前两天不知从哪里窜来了一股土匪，他们把宜黄县城翻了个底朝天。他们见门就砸，见物就拿，而且还随便奸淫妇女。干完坏事后，还威胁说，他们只是小股前锋，大部队还在后面。老百姓一听，简直吓破了胆，哪有不逃的道理？

脾气暴躁的李立三激动地说：“这又是AB团所为，然后想栽赃诬陷我们，让我们在百姓中没有立锥之地！”

“是的，但同时又是我们的宣传不力，让敌人钻了空子。”善于自我批评的恽代英接着说。

周恩来说：“看来各军、师、团要把宣传队马上成立起来，不然我们还会吃亏！这件事情就让各军的政治部去办。”

“马上召集各军、师政治部主任会议，让这个问题尽快得到解决！”李立三着急地说。

“好吧，立三具体去落实一下！”周恩来对恽代英说。

在全军各军、师政治部主任会议上，李立三心情沉重地说：“同志们都已经看见了，老百姓为什么总躲着我们？这是因为国民党AB团分子的造谣所致。他们不光造谣污蔑我们，而且还把抢了人的事情栽赃到我们头上。在这个兵荒马乱的年代，只要是兵，就没有好事，这就是老百姓的观念。何况现在的军队都打着青天白日旗，老百姓怎么能搞得清楚我们是真正的国民革命军。所以，我希望大家回部队后要马上组织宣传队，宣传我们这支为穷苦百姓谋利益的真正的革命军！”

“连日来的长途行军，同志们是很辛苦的。但是，我们能让反革命的喧嚣压倒革命的呼声吗？不能，绝对不能！我想我们宁愿少睡点觉，身上再晒脱一层皮，也应该让沿途的老百姓看到、听到我们这支军队是干什么的。”恽代英在会上更是慷慨激昂地讲道，他把在武汉军校当教官的那种雄辩劲头拿了出来。

李立三接着说：“不错，现在宜黄城内只有几十位老人，几十位眼花耳背的老人，而且还不一定全部识字。但不要小瞧他们，他们有嘴，有儿孙，有亲友，有街坊邻居。我们既要用不扰民的实际行动去感动他们，又要留下我们的政策主张，让躲在外面的人回来后知道，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真正的国民革命军！”

周恩来处理完一些事情后赶到了会场，他向全体政治部主任说：“口碑往往比石碑流传得更广。部队在开拔前，你们要分头下去检查一下，宿营时借的门板、铺草等归还了没有？水缸的水挑满了没有？不要小看这些事情，只要我们教育部队坚持不懈地这样做，老百姓就会真心拥护我们，他们的心中可藏着一杆秤呢！”

散会后，大家马上分头行动起来。几个小时后，大街上已经贴上了各种标语。由于没有纸张，宣传队的同志就干脆在那些比较光滑的墙上直接写上了字。什么“打土豪，分田地”、“工农一起来革命”、“蒋介石和汪精卫都是背叛革命的祸首”等等，同时还出现了一些革命军的布告、通告之类的，由总政治部起草的《土地革命宣传大纲》也贴在了墙上。

周恩来、李立三等正在大街上检查各部队宣传工作的进展情况，这时警卫员又把陈毅与肖劲带到了他们面前。

周恩来一见陈毅，马上问道：“陈毅同志，你的工作进展怎么样？”

“哎呀，我的恩来同志哟，这可就不好说了。”陈毅勉强地笑着说，他的情绪依然还是乐观，但话头却不带劲。

原来，陈毅和肖劲随那个傅大庆一起到了赣东的一个集镇，按预先谈好的条件，他们必须在一家旅馆与那位准备参加革命的邓司令见面。

来到那家旅馆后，傅大庆让他俩先休息片刻，由他去请邓司令出来会面商谈。陈毅见傅大庆面善，像个知识分子，也就欣然地答应下来。

“好长时间没住过这样的旅馆了。”陈毅的心情一时轻松下来。房子是一个套间，布置的很雅致。里面是卧室，外边一间是宽敞的客厅。几件古香古色的家具，摆在里面，顿时让整个房间蓬荜生辉，中堂挂着一副书法，让陈毅这个文化人看了，兴趣更浓了，有一种长期住下不想走了的感觉。

萧劲是个纯粹的军人，没这种雅兴。他的注意力不在这里，而是考虑到俩人的安全问题，因此随时都把眼睛和耳朵利用起来，不放过任何一处可疑的细节。他是深恐出了问题，要跑都来不及。所以，在屋子里，他是东看看，西瞅瞅，看哪里是出口，哪里有通道。一旦遇到紧急情况，就可以马上撤离。

等了好一阵子，始终未见傅大庆的人影。陈毅看看怀表，已经是下午三四点钟。这时，从街上传来一阵喧闹声。

肖劲马上打开窗户一看，说声：“不好，快走！”

原来，那位邓司令没等来，却等来了朱培德的一帮大兵。陈毅大呼“上当”，跟着萧劲，朝后门跑了。

城里已经“戒严”。两人一身戎装，目标有些大，不好躲，只好装着云南兵也在“追捕”。行至城门口，却遇到了麻烦。

原来，守城门的大兵是杨如轩的部队。陈、萧二人被堵在城门口，不准出去。

大兵不让出城，还说谁要出去谁就是共产党。好在陈毅是四川人，大兵是云南人。云南四川的口音有些相像，加上陈毅的表演，那就很想云南人了。他说：“我们是去执行抓捕共产党，你们不放我们出去，贻误了战机，吃不了兜着走，你们看着办吧！”

大兵见他们趾高气扬，口气还不小，这才让他们出城。

听了陈毅的一番叙述，周恩来、李立三等人都马上笑了。

接着，周恩来对陈毅说：“现在部队里正缺你这样的政工干部，因为我们的行动需要广泛的宣传，所以我想把你分配到叶挺第十一军二十五师七十三团去任党代表，你看怎样？”

“那可是有名的铁军呢，我去，我一定去！”陈毅笑着说。

周恩来见陈毅这么乐观，于是也笑着说：“派你干的职务有些小，你可不要嫌弃哟！将来你这种文化人是要派上大用场的！”

陈毅却答道：“干革命工作，什么小不小的！在这种情况下，你就是叫我当连党代表，我也干。只要能拿起武器和那帮龟儿子们作对，我就干！”

大家听了，马上都笑起来。

陈毅一到七十三团，马上就遇见了曾在一起赴法勤工俭学的同学余增生。现在余增生已经是七十三团的参谋长了。余增生见到陈毅后，显得非常高兴，马上向陈毅介绍道：“这是黄团长！”

团长黄浩声是个高个子，脸色显得有些刻板，一副典型的军人派头。当陈毅伸出手来向他握去时，他却意外的给陈毅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自我介绍道：“本人姓黄名浩声，没多少文化，是个粗人，以后团里的复杂事就全仰仗你了！”

余增生也说：“是呀，我们团的政治工作正没人搞呢！你来得正是时候。”

他们正说着话，有一个矮个子年轻人却慌慌张张地向团部奔来。他粗眉毛，小眼睛，但眼神里的光像一把刀子，仿佛在刺探每一个人的心灵，一张消瘦的脸上却充满忧郁。他刚跨进门就说：“报告团长，我们连的伙食钱给勤务兵背跑了，现在已经揭不开锅了。”

黄浩声听后马上问道：“什么？伙食费被背跑了，你是干什么吃的？”

余增生也急忙问道：“有多少伙食费？”

那人说：“一百二十块毫洋！”

黄浩声一听脾气更大了，他怒吼道：“你怎么在搞？一百二十块毫洋，这可是一个连一月的生活费呀。你为什么不自己背着，却要一个勤务兵来钻这个空子。”

那人怯怯地说：“这个勤务员是我表弟，我以为是可以信任的，哪知这家伙认钱不认人，所以就……”

“现在经费这么紧张，你以为这是说有就有的？”黄浩声对那人训斥道。

参谋长余增生看了看站在一旁的陈毅，悄悄说：“老陈，你是指导员，你看这事该怎么办？”

陈毅看了看这个年轻人，然后问：“你叫什么名字？”

那人看了一眼陈毅，没有马上回答。

“七连连长林彪。”余增生在旁介绍道，然后又对林彪说，“这是刚到的陈指导员，以后团里的政治思想问题由他来管。”

林彪一听，马上才把眼神变得友好起来。

陈毅看着林彪说：“现在要准备打大仗了，林彪同志，你可要吸取教训啊！你看，关键时候你的表弟都会背叛你，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革命只能去找与自己理想相同的人，那些亲戚六宗、舅子老表都靠不住，他们只认得钱。以后呀，要多去团结那些对革命忠诚的人。黄团长，我看这事就算了，反正他已经把钱丢掉了，让他吸取教训，下不为例吧。一连人总得要吃饭，还是由公家补发给他吧。不然，他到哪儿去搞这么多钱？”

黄团长气恼地摇摇头，然后说：“只能让各个连队节省一点了，我看你这个林彪，要不看你打仗时鬼点子多，我倒真想枪毙你。余参谋长，你带他到辎重队去暂领一百二十块毫洋，这笔账以后再说。”

林彪一听团长意外的开了恩，心里顿时轻松了许多，他用眼神感激地看了一下陈毅，然后说：“感谢团长、指导员，这个教训我一定记住。以后我再也不敢叫人背了，还是我自己背着吧！”

离开抚州后，刚成立的二十军第三师与朱德的第九军军官教育团都成了先遣队。这样，第三师党代表徐特立就与朱德走在了一起。此外，还有郭沫若和彭湃，也加入了先遣队的行列。郭沫若的政治部需要沿途宣传，而彭湃，也是需要尽快与东江那边的农民运动领导人联系上，所以得跟着先遣队了解信息，以便派出先遣人员从赣南回东江。

徐特立是湖南长沙人，一八七七年出生，比革命委员会秘书长吴玉章还大一岁，是这支南下队伍中年龄最大的人，那年他刚好五十岁。五十岁的人，在今天这种和平环境中已经是快退休的人，就身体而言，精力也不比从前，且各种不适的症状已开始显露。可是，此时徐特立却没有这些感觉，有的却是使不完的力气。

如果我们把人生当着一次旅游，就会发现，有的人匆匆而来，匆匆而过，有的人却慢慢游走，尽量欣赏沿途的风景；有的人路径不对，旅途辛劳，有的人却坡度较缓，一路顺风。而徐特立却是那种慢慢游走又一路辛劳的人。这看起来有些矛盾，但是知道他的人就会发现，他本来可以平淡清闲过日子，生活完全有保障，但是为了追求理想与进步，他甘愿受苦，一心要跟着大伙儿走艰辛之路！

在前五十年的岁月中，徐特立就具有许多与众不同的非凡经历。不知道的人，还以为共产党真是找不着人了，把一个老朽都用来充数。如果真这么想，那就错了。我们曾听说过这样一句话，那是斯大林说的，他说“共产党人是用特殊材料制成的”，这话的确不假。这在徐特立身上，就能得到最好的诠释。因为在人格修养和精神境界上，他一直都是一个领先的标杆式人物。

徐特立从小就过继给自己的伯祖母，后来就继承了她只有几亩薄田的家业。在二十岁的时候，一直偏瘫在床的伯祖母给他完了婚，是一个早就娶在家里的童养媳。从此，这个媳妇就相伴终身。从二十八岁起，他离别了媳妇和孩子，开始走向社会，面临新的人生挑战。

徐特立的一生，是伟大人格的具体体现。他从小酷爱读书。伯祖母逝世后，他为了买书，可以卖田，媳妇却没有意见，一直支持他。为了教学生，他坚持每天走几十里山路。后来，他在长沙附近兴办学校，当上了长沙女子师范、长沙师范和省立第一女子师范三所学校的校长。凭他的名望和身份，他完全有生活保障，是用不着拿起枪杆闹革命的。

但是为了追求进步，徐特立从“教育救国”的初衷出发，开始了艰难探索。四十一岁时，他居然和年轻人一起，去法国勤工俭学，到比利时、德国深入考察当地的教育，成了当时年龄最大的中国留学生。他的事迹被许多留学生传颂，其影响力之大，激励和鼓舞了很多年轻人。

袁世凯“称帝”很不得人心，使徐特立不得不关心政治。所以在理念上，他积极支持孙中山“讨袁护国”，并加入了中华革命党。但是后来此党纪律涣散，使他失去了希望，也就脱离了。到了国共合作时期，又在朋友何叔衡的介绍下，他加入了国民党。在大革命高潮时，他又受到学生毛泽东的直接影响，亲自从事湖南农民运动的考察活动，考察的结果使他大开眼界，得出的结论和毛泽东一样，依然是“好得很”。

在大革命失败后，徐特立同样遭到“马日事变”的围攻，和许多中共党员一样，从长沙逃到武汉。在政治中心武汉，国民党对共产党开始“屠杀政策”时，许多人都退出了共产党。而此时，徐特立还不是共产党员，却在学生李维汉的介绍下，毅然加入了危难中的*，真是大浪淘沙始见金！

现在，徐特立和朱德，两个从小就过继给别人的人，居然走在了一起，真是一种巧遇。朱德年纪虽大，却还比徐特立小九岁，所以处于小弟的位置，因此俩人除了聊天关心国家大事，还相互关心。但更多的时候，却是朱德时时处处都得把这位“徐老哥”照顾好，特别是他行走山路的时候，还给他找了一个挑夫，既帮他挑行李，又照顾他行军。但是，徐特立除心里感激外，却不希望他被如此照顾，而是自己拄着一根棍子，慢慢走。

宣传委员会主席郭沫若和农工委员会委员彭湃走在了一起。自从把总政治部成立以后，李一氓、阳翰笙等几个原政治部的骨干都去部队当党代表了，郭沫若只得重新组织一班人马，此时他很想把学生安琳，作为重点对象来培养。

但是安琳已经在财政委员会工作，而且干得很出色，他要去调可能主席林伯渠不会放，看来只得另找一批人。当时，参加南昌暴动南下的女兵，有三十多个，她们大都从事沿途的宣传工作，郭沫若只得在这些女兵中去挑选。

根据史料可查，这些女兵，主要来自中央政治军事学校武汉分校。当时，参加南下的三十多人中，留下事迹记载的只有七八个人，除安琳在，有彭援华、胡毓秀、谭勤先、杨庆兰、陈觉吾、王鸣皋。而谭勤先、杨庆兰、陈觉吾、王鸣皋，因表现勇敢且积极，还被称作女兵中的“四大金刚”。

政治部把许多会写字的文人秀才组织起来，当然也包括那些能干的女兵，一路走一路刷标语，在必要的时候，还得现场演讲。他们每走进一个村子，就让江西籍的同志进行演讲，或者走进老百姓的家访贫问苦，因为赣南人听不懂外地人的话，只有江西同志“开道”。

遗憾的是赣东南一带，在北洋军阀时代一直是赖世璜的地盘，这里的老百姓对路过的兵呀匪的，都已经见惯不惊，你说什么，他们都未必相信。怎么办呢？最后他们想了一个办法，就是从实际行动开始，帮老百姓做事，扫地、挑水，甚至下地干一阵子。当然，这只是套近乎便于宣传，达到效果也就罢了。这毕竟是路过，没那么多时间逗留。宣传队常常和征粮队配合，这样就会收到实效。

在行军路上，郭沫若有时也遇到徐特立，然后俩人就有话题了。他们边走边谈诗歌。郭沫若讲究的是写新诗，而徐特立却擅长古体诗。按理说，模仿欧美写作风格的那种新体诗，在擅长写中国古诗的人看来，那哪里像诗，简直就是大白话。但是徐特立却是见过大世面的人，对这种新体诗并没有表现出多少反感，而是兴趣很浓。

这应该归功于徐特立在国外留学的那几年，不然对他这个把校园的规章制度都要写成古诗体的校长来说，是绝对不会承认郭沫若写的《凤凰涅槃》就是诗，说不定俩人碰见一谈到诗歌就会打“口水仗”。但出人意料的是，他们没有“打”起来，而是在共同探讨中西文化的“衔接点”。他们谈完诗歌，又谈古文字，从甲骨文到金文的演变，乃自篆书、隶书到行楷的演化。总之，俩人一直有说不完的话。这样，在不知不觉中，一段山路却被抛在了后面。

彭湃是典型的东江人，为了和东江的农会组织先联系上，他已经在抚州秘密派出了专人，提前绕近路回东江去了。在*内，彭湃被称为“农民运动之王”。他出生在广东汕尾海边的海丰县，是比毛泽东都还早就开始重视农民运动的共产党人。准确地说，他还是一个共青团员的时候，就开始从事起农民运动来。那时他刚从日本早稻田大学留学回来，时间是一九二二年。

想当初，为了获得农民们的信任，他穿着西装天天站在自家村头，每天发表各种演说。但许多人都不理他，认为他神经有毛病。后来，他把衣服换了，穿上粗布，在田间地坎帮农民做工，然后再交谈，就收到了“奇效”。当时有五个人坚决支持他，他就以五人为基础，加上自己，成立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

后来，彭湃把自家的田地无偿分给了农民，使当地的村民更加信任他，认为他勾画的理想与蓝图的确是真的。这样，就一传十，十传百。不几年工夫，彭湃的农民运动像雨后的春笋，已遍布于海丰、陆丰、普宁三个县，农会会员发展到了十万人。但是，他的举动却遭到了家庭的抛弃与围攻，被身为地主的父亲骂为“陀衰家”，意思是败家子，并坚决与他脱离父子关系。

再后来，广州成立农民运动讲习所时，彭湃当上了第一任主任。在湖南农民运动还没有发动起来的时候，彭湃已经能在海丰、陆丰、普宁一带“呼风唤雨”了，所以被毛泽东称为“农民运动之王”。现在，部队要南下，去东江建立革命根据地，就需要彭湃在那里搞了四五年的“农运”做后盾。那里群众基础极好，所以周恩来要彭湃先把部队南下的消息传递给那边的党组织和农会，待部队到达后，就会“鱼入大海”。

二十军第三师，是在抚州正式组建起来的部队，按师长周逸群所叙述，行军一周“将近损失一半”。那是因为在暴动后准备把二十军的直属队一千五百人成立为教导团，再把第六团一千人拉过来，以二千五百人为基础成立一个师，以后再慢慢补充。但是时间已经来不及，要急于行军，只好暂时搁置，等到达东江再说。

哪知才行军三天，或者如周逸群所说的“一周”，就掉队、病倒或者逃亡许多，细算起来只剩下了一半人。这对军长贺龙来说，却遇到了一个新问题，因此他还得依靠政治部主任周逸群来解决这个麻烦事。征得周恩来的同意，周逸群把在抚州新招收的近千人全部补充了过来，这样就凑够了原来的二千五百人，这样就在抚州成立了第三师。

在行军中，周逸群主要和新兵在一起，关于这段时间史料里没有任何记载，我们可以推测周逸群这个师长肯定很忙，就一千多新兵在行军中要学会“打枪”这件事，也是个大难题。招来这么多新兵蛋子，对周逸群来说，感到的肯定是一种压力。

这些兵需要集中训练，才能上战场，因为有的人连枪都不会放。怎么训练呢？现在是急行军，只有等停下来休息时，才有时间，行军时可不行。看来只有边走边教边练了，也就是后来毛泽东总结的，在战争中学会战争。

第三师终于又凑到了二千五百人，依然把它编成第六团和教导团两个团。参军的这批人中，有萧志戎带领的抚州农民自卫军，剩下的就是一些青年学生。后来在大青山建立抗日根据地的李井泉，就是这批学生中的一个，他当时才十八岁，满怀激情地参加了革命。

离开抚州后，贺龙的坐轿也不要了，只留下那匹战马，轿夫全部遣散。他知道了共产党人讲究的是“官兵平等”，自己再也不能搞特殊。既然选择了“共产革命”这条道，就要一直走到底。就像四川人说的一句话，既然变了黄鳝，就不要怕泥糊眼。此时他才三十一岁，人家朱德朱玉阶四十一岁都不怕，他怕什么？

在刚到抚州那天晚上开的通宵会，他也参加了，其心境与叶挺没多大区别。如果没有参谋长陈浴新的“叛逃”，以及被带走了他的第五团，也许此时他有可能“呼”地一下站起来，然后慷慨激昂地说，此事他早就提醒过，可是却没有人听。但是，由于他自己的队伍也出现了类似的情况，还有什么脸面去说别人呢？

再说，他刚刚参加共产革命，对革命队伍内部有什么纪律有什么规定，哪些话该说哪些话不该说，还真有些拿不准，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沉默，然后要自己发言的时候，还得学叶挺，必须当着大家伙儿，检讨自己的“不是”，也就是他们说的“自我批评”。

以前贺龙对部队的管理，都是以“袍哥”的规矩去约束人。这个规矩有一个最大的特点，就是当兵的犯了事，只要是“袍哥人家”，那他的直接官长就得一并受罚。曾经有几次他的几个师长和他闹别扭，他都是以惩罚自己来获得他们的谅解和同情，然后放弃他们的想法。

多少年来，贺龙都是以江湖上那种“义气”来获得将士们的凝聚力和战斗力。可是现在，老革命遇到了新问题，新入伍的几乎是有文化的青年学生，剩下的就是一些吃粮当兵的“老兵油子”，这两种人靠“袍哥”规矩都不管用，所以该开“杀戒”的时候还是得开。不然，后果不堪设想！

在抚州驻扎的时候，贺龙就遇到过一次开“杀戒”。为了严肃军纪，他下令杀了一个司务长。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

当部队快到抚州时，有一天晚上，有一个连队的司务长，为了给长官做吃的，到处找鸡，市面上不能买到，于是就想了一个办法，半夜三更出动，去民宅“偷鸡”。

哪知运气不好，却偷到了总指挥贺龙借宿的宅院。当时贺龙听见有动静，马上起床拿着枪来“捉贼”。本来司务长已经听到有人来捉他，却不以为然，觉得没人敢管他，殊不知这一下就撞在了枪口上。

听见黑暗中鸡的叫声，还有杂乱的脚步声。贺龙马上叫道：“什么人胆敢如此放肆，来偷老百姓的鸡？”

“老子是特务长，你敢怎样！”司务长趾高气扬地说，仿佛他不是在偷，而是在自家鸡窝里抓鸡来杀了吃。司务长当时叫特务长，意思是除了打仗的，干杂务的都被称为“特务”，而此人却是特务中的“长”，有权。所以他大胆，认为没人敢管他，况且偷一只鸡算什么，那是平时司空见惯的事。

但贺龙听见他的答话，一股火马上从串上了脑门，大喝一声：“老子是总指挥！”接着，就是“啪”的一枪打了过去。司务长一听有人说他是“总指挥”，还以为是谁在冒充，和他开玩笑，哪知对方却动了枪，看来是真的，于是保命要紧，一溜烟跑掉了。

司务长回去后并没想到大祸临头，以为就算是总指挥，大不了挨上司一顿臭骂，也就过去了，所以就没在意。哪知第二天早上，却被政治部派来的人抓走了。原来，贺龙正在整肃全军纪律，准备就此次偷鸡事件进行“重处”，以儆效尤。就这样，这个司务长被当场枪决。

这件事，二十军教导团第八队队长赵輖，在十月二十二日，写过一份报告给政治部主任周逸群，报告里是这样写的：

“在八月五日奉革命委员会及军部的命令出发，由南昌至抚州，这一段真是糟糕极了，军队因为多时不开差，一经动身，自然在军纪上、精神上都显出一种堕落的现象。同时第三师的新兵又没有尝过这种滋味，受不起这种痛苦，于是丢毡子丢东西的简直是多到极点，甚至因为疲倦的关系，把子弹都丢了许多，同时又因钱票的关系，老百姓都不开门，因此沿途连一个人都看不到，唉！在这一段中真是糟糕到极点了，有许多不肖的官长（司务长副官之类）及学生，腹内饥饿的时候即将老百姓的瓜果鸡鸭拿来充饥，因此更是十室十空了。唉！唉！……这样现象过了两三天后，贺军长异常愤怒，于是枪毙了一个司务长（捉鸡吃），并宣布如有发现无故鸣枪及乱入民室者，就地枪决。”

八月十八日，南昌暴动的前锋部队到达广昌。意外的是，居然有人出城来迎接。原来是抚州地方党组织通过地下交通站已经把消息传到了广昌，而广昌的县长又是国民党左派，名叫汤武。他听说后，马上带领黄匡华等农协会员和学生代表一百多人，到距县城十五里的长生桥来迎接。接着，朱德马上找到县长，就部队粮草问题进行交涉。汤武表示，全力支持。

好不容易到了广昌，按理说应该休整一下后再走。但据可靠情报，朱培德的追兵在两三天内就会赶过来，而盘踞在广州的李济深已经派了七个师的兵力，越过韶关、南雄前来赣州、会昌一线，堵截暴动大军进入广东。这样的形势，是不允许部队在广昌作短暂停留的。很明显，敌人是想通过“两面夹击”，把革命军消灭在赣南一带。

情况越来越严峻，如果在路上过多的拖延，就有可能被敌人的重兵包围。这样，后果将不堪设想。因此，以周恩来为书记的前敌委员会决定，马上把那些从南昌带出来的炮车、迫击炮和重型机枪等全部毁掉，就连随身所带的弹药也要抛弃一些，这样部队就可以轻装上阵，以赢得更多时间，不然会贻误战机。

其实，在没有这个命令之前，一些连队早已把那些不便携带的重型武器毁掉了。因为在山高路险的进程中，那些笨重的武器碍手碍脚，无端拖延时间，所以只能把它们毁掉。看来，这些连长好像有先见之明，其实那也是被逼得没办法，谁愿意这样做呢？没了重型武器，战场上不知要牺牲多少人，这个道理带兵的都知道。

当然，还有一些人，是在部队刚出南昌城后就扔重武器。那是吃不了长途搬运这个苦，丢下重武器就逃的那种情况。这些人是无组织无纪律的“兵渣子”，对他们的行径是不能原谅的！事情发生后，没有人扛重武器，也只好把它毁掉。不然，落在敌人手里，岂不更糟！因此，这种情况算是特殊。

为了解决眼下部队中出现的情绪不稳问题，以及应对很有可能就要发生的大战，以周恩来为首的前敌委员会在广昌特意召开了连以上军官会议。

周恩来的意图是想将这次会议开成一次战前动员会。他决定在会上一定要晓谕各部队，革命军要摆脱敌人的尾追堵截，可能会面临一场恶战。他要向各部队申明，眼前的困难是暂时的，只要打败了拦在前面的敌人，跨过筠门岭进入东江，情况就会有好转。

按照周恩来的意图，贺龙的二十军与叶挺的十一军要在广昌分成左右两路齐头并进，在敌人还没有“合围”之前，抢先占领赣东南重镇会昌，然后从寻乌方向直插广东，到群众基础极好的东江地区去，站住脚跟后，再夺取广州。

作为暴动革命军的总指挥，贺龙在会上作了重要讲话。自离开抚州后，贺龙的那个代总指挥已经去掉了“代”，被正式任命为中共领导下的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了。

贺龙从嘴角拿出那支黑色的大烟斗，在自己的皮靴上敲了敲烟灰，然后顺手插在靴筒里，这才说：“弟兄们啦，我贺龙今天走到这一步，并不是草率的行为，我是经过深思熟虑的。早年我加入孙先生的中华革命党后，就一直在寻找一条救国救民的路。”

“我和在座各位的家境都差不多，十七八岁的时候，就开始在江湖上混，而且还是一个走南闯北的骡子客。在这个过程中，我走过很多地方，最看不惯的就是富人欺负穷人。所以，我一直都在寻求一条能够解决这个问题的办法。今天我算明白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只有跟共产党走！

“不过，要走上这个路，也是不容易的，因为我们每个人的经历与境遇是不同的，明白事理的时间就会有先后。比如我吧，开始加入过反清复明的‘哥老会’，因为它主张杀富济贫、打倒贪官。后来我发现天下的贪官污吏也太多了，光靠‘哥老会’是不行的，又加入了孙先生反对袁世凯的中华革命党。孙先生主张平均地权、天下为公，很吸引人。

“十几年来，我走南闯北，还算见了点世面，最后发现，有的人说得好听，只挂在嘴边，而要真正行动起来，他们就开始犹豫和退缩，甚至会反目。蒋介石和汪精卫就是这样的人！

“在这个问题上，只有共产党说话算数，所以我才认识了共产党。一句话，共产党的主张就是我们劳苦大众的主张，而且一直都是言行一致。现在我虽然不是共产党员，但我是铁了心要跟共产党走！

“眼下，我们的后面有朱培德在追击，前面有钱大钧的堵截。我们的出路只有一条，那就是在朱培德还没有追上我们之前，我们一定要尽快地冲过钱大钧在会昌一带设置的封锁线，然后直插广东！我的话完了。”

贺龙的话打动了会场很多官兵，他们在边听边思索，最后产生了“共鸣”。当贺龙讲完后，居然还没有人反应过来，以为贺龙还要说什么，因为他们很想听下去。可等了几秒钟，忽然才明白贺龙的话已经完了，于是有人开始鼓掌，接着就是雷鸣般的掌声。

过了广昌，彭湃离开了先遣队，和郭亮一起带着农工委员会四十多人随右路军行动。郭亮原来担任过中共湖南省委书记，主要从事工人运动，是湖南总工会的委员长。在长沙的各种工会中，他的名字几乎家喻户晓。过去闹“罢工”的时候，他的一声令下，可以成为一股旋风，会把长沙大街小巷的人力车刮得干干净净，让市面上根本看不见一辆在奔跑。

在走到宁都一个村落歇脚，彭湃发现队伍里来了陌生人，于是对其进行了监视。按理说有这么多人在行军，互不认识走在一起的纯属正常，可此人却显得心事重重。农工委员会的人都没有枪，有的是靠两张嘴皮子到处搞宣传，所以彭湃找了几个人，把此人监控起来。

晚上睡觉的时候，彭湃则睡在此人不远的地方，并暗自派人“围捕”。大家睡得正酣时，那人却爬起来想溜。这时彭湃一声口哨，四周马上出现几个黑影，向那人扑去，接着就是一阵扭打声，然后就被捆起来推到了彭湃面前。

彭湃打开手电筒，看了一下被捆的人，问他是干什么的。

那人说：“我是找一个姓彭的人，不知道这里有没有？”彭湃问他彭什么名字，那人却不说。

半夜三更在树林里吵嚷，会把声音传得很远，此时郭亮还没有睡，他马上跑过来问：“出什么事了？”

彭湃说：“抓到一个‘古惑仔’！”

“古惑仔”是广东话，意思是“奸细”。

郭亮走过来看，却不认识。但一问，对方依然是那几句话。郭亮听得出，此人是湘南口音，于是就觉得奇怪，湘南人怎么会到这里来，如果真是AB团分子，应该是江西人。

郭亮灵机一动，指着彭湃说：“他姓彭，你认识吗？”

那人疑惑地看了彭湃一眼，说：“不认识！”

郭亮说：“你认识我吗？”

那人依然说：“不认识！”

又问：“你认识长沙的郭亮吗？”

那人突然眼睛一亮，马上问：“你们究竟是什么人？”

郭亮说：“我们是郭亮的朋友！”

那人说：“真的吗？那我总算找到你们了！”

原来，此人是我们在前面讲过的躲在花瓶里，最后在花瓶老板的帮助下，通过南昌城内的下水道逃出来的唐天际。

他此时说的找姓彭的人，不是彭湃，而是彭干臣。白天他遇上了这支没有拿枪的杂色队伍，真不敢判断是不是自己人，加上彭湃他们又都说广东话，根本听不懂在说什么，这样就造成了误会。

现在他和郭亮对话，终于搞清楚这些人正是自己人，那个高兴的劲头，真想和郭亮拥抱一下，但是发现还被捆着。

彭湃马上叫松绑。松了绑后，唐天际才说出一路的艰辛。

钻出下水道后，他满身脏臭，只得先换了衣服再说，可哪儿有衣服换，只得走到赣江边，找个僻静处，把衣服裤子脱了，用清水洗，好在是夏天，不存在寒冷问题，等晾得半干后就穿着上路。可是身无半文钱，该怎么办呢？

好在那位花瓶老板早就想到了这一层，给了他一个地址，是老板家的亲戚，就在城外不远的一个村庄。他一路找去，这才吃上了饭，还拿了那家几天的生活费，才上路追赶部队。

可是由于路径不熟，沿途又有许多溃兵到处抓夫，他只得边走边躲，这样就耽误了时间。

当走到抚州时，部队已经出发了，他只得继续追。

当走到宜黄时，部队又不见了，于是又奔广昌，结果还是没赶上。

好在过了抚州，沿途都能看见一些标语，使他心里有数了，于是就顺标语来到了宁都附近，终于发现前面有伙人，非兵非民。为了搞清楚这些人是干什么的，好打听消息，但是他们的广东话像外语，根本没法听明白，还被当做“奸细”抓了起来。

在一个天不亮的清晨，许德华、黄怡等六人终于在宁都附近追上了队伍。当他们听见有军号声时，心里感到异常的亲切，这军号的曲调正是北伐军的。他们终于听见了自己部队的起床号，几个人心里未免有些兴奋，正在高兴之时，突然却听见有拉枪栓的声音。接着，就有人喊叫：“什么人？口令！”

这下可糟了，谁知道他们的口令呢？突然有人急中生智，应了一声：“打野外！”

“什么打野外？那是什么口令，你们是什么人，举起手来！不然我要开枪了。”哨兵吼道。

在清晨的微光中，许德华终于看见了那边的哨兵，他们脖子上都系着红领带。于是，他对黄怡说：“快把你的红领带拿出来，我们终于有用了。”

“同志，别开枪！”许德华马上喊道，“我们是武汉来的，只知道打野外的口令！”

哨兵听了后马上跑过来，边跑边叫：“什么打野外，早就改了。你们真是从武汉来的，有何凭证？”

原来，在南昌暴动中，口令是“山河统一”。识别标志为，白天“脖子上系红领带”，晚上“臂膀上扎白毛巾，或者在马灯和手电筒上贴红十字”。但是，现在的口令又改了。

许德华把自己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毕业证拿了出来，哨兵一看，这才相信了他们说的话，于是说：“口令已经改了，不叫‘打野外’，叫‘打倒蒋介石’，记住了吗？进城吧。”

许德华他们一听，心中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原来他们是到了二十五师七十五团驻地，他们进了城，直接找到了七十五团的团部。在团部，许德华居然遇见了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廖运周。原来廖运周是副团长。这一下可好了，终于有人会证实他们的身份。

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党代表李硕勋听说许德华、黄怡等人是一路追着来参加革命的，心里都很高兴。因为队伍中掉队叛逃的实在太多，这种“义举”真叫人惊喜和敬佩，于是就把许德华等人安排在七十五团第三营，许德华为第十一连见习排长。

原来，许德华等人在渡过赣江后，杨实人是高安人，距家近了，就不愿再往前走。有人也主张等几天，看看动静再说。可是许德华却说：“红旗都打出来了，我们必须跟上，否则就晚了。大老远的跑来，总不可能就这样散伙吧？”

这事本来该黄怡定，因为他是组长。但是许德华说得有理，他也就无话可说，只得听许德华了。此时许德华才十八岁，就很有主见，且信念坚定。这说明此人将来前途无量。

他们听说革命军南下抚州，就沿着抚河一路追来。追了好长一段路，还是许德华发现，路上隐隐约约能看见标有路标的箭头。当然，那个箭头是模糊不清的，只有认真研究和思考，才能做出正确的判断。

今天看来，这个画箭头的人可能考虑不周。因为这得给敌人透露行踪，但是此举却帮了许德华等人的大忙。他们就是沿着这个箭头追到了抚州，结果却在半路被卷进来溃兵队伍，许德华还被抓去当了书记官。待那伙人睡着后，他才利用机智带着同伴巧妙地逃了出来。

好不容易到了抚州，但此时抚州已经被杨如轩重新占领。他们中有人提议回南昌，但许德华却认为只得继续追，才是出路。他说：“事情已经到了这步了，我们没有退路，追到天边也要追！”

广昌会议后，左路军以二十军第三师的一个营为前卫继续南下，直向石城、瑞金，准备在瑞金一带与叶挺的右路军会合。

第九军副军长朱德把他的军官教育团带着，也随第三师行动。前委把指挥第三师的大权，交给了朱德。

过广昌后，张国焘依然随二十军行动，这时贺龙给他和纪功都配上了一匹白马，成了二十军军部的两个“白马王子”。张国焘年龄不大，才三十出头就有些老态龙钟，其实他只是有些胖，走起山路来显得有些吃力，所以贺龙还是给他找了一匹马。

至于那个纪功，苏联军事顾问，对他也不敢怠慢，也得让他骑上马。但是纪功由于个子高，腿很长，骑在马上，两脚离地面也不远，看起来好像不是在骑马，倒像是在骑猪。每到一地，都会引起许多战士的观望，还指指点点地笑着。

八月十九日午后，第三师第六团一营营长陈赓，带领前卫营，在瑞金以北的壬田附近发现了敌人。

午后的阳光，白亮亮的，像是要把整个大地照得透亮，让那些阴暗的地方无处躲藏，而热度却比上午多了一倍，就像一口炼钢的红炉，在煅烧中不断地升温。这夏秋之交的赣南，可是又烤又蒸，没一点意志力的人，是坚持不了多久的。

太阳像一个火球在头顶滚动，把战士们烤得憋不过气来，许多人都没精打采地走着。陈赓骑在一匹红棕色的马上，他用手扶了扶快要滑到鼻尖的黑圈眼镜，然后抓下帽子在脸上扇了扇风。

空气很沉闷，用帽子扇的风是微弱的，根本不起作用。于是，他把本来就挽得老高的袖管又向上挽了挽。正在这时，前面一个通讯兵骑马来向他报告，老远就在喊：“营长！营长！前面发现了情况！”

一听说前面有情况，无精打采的战士马上打起精神来，沉闷的空气也变得紧张起来。是呀，这可是南下半个多月来第一次听说前面有情况，无论哪一个听见都免不了有些兴奋和紧张。

陈赓马上向身边正在行走的队伍传达了停止前进的命令，然后在马屁股上抽了一鞭，向通讯兵奔去。

他们终于在一个高坡上相遇，陈赓不等马站定，就急迫地问：“怎么回事？”

“二连正在向前疾走，突然发现远处有几个拿枪的人正在向他们走来，于是就隐蔽起来，然后派我来报告！”通讯兵气喘吁吁地说。

“好，你回去告诉二连长，要他们继续监视敌人，等候命令！”陈赓向通讯员说。

通讯员马上就要走，陈赓叫道：“回来！”

“还有什么事吗？”通讯员问道。

“你怎么连一点军事常识都不懂？”陈赓对那个通讯员说，“怎么老远就在喊，你怕敌人听不见吗？”

“这个……我倒没想过。”通讯员吞吞吐吐地说，“我下次一定注意！”说完，一溜烟似的跑去。

这时，陈赓从腰间抽出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然后有力地向空中一举，大喊一声：“同志们，操起家伙抢占高地，准备战斗！”

这时，又一通讯兵骑着马从后面跑来。陈赓一看，这是从团部来的，于是他拨转马头，又向团部通讯兵奔去。

团部通讯兵是来向陈赓下达作战命令的，因为据团部派出的侦察人员回来报告，前面已经是瑞金以北的壬田，那里早驻扎了敌军近两个团的兵力。根据师部的意见，得先把这股敌人消灭，才能往瑞金通过。

陈赓一听，立刻从马背上跳下来，然后察看周围地形，脑海里开始了排兵布阵。

终于，战斗在午后两点被打响。前卫营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干掉了前来探路的几个敌人，接着抢先占领了几个高地。

原来，这里的敌军是广东军阀李济深所派的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钱大钧的两个团。钱大钧的部队主要集中在会昌，共有两个师八个团，加上在瑞金的两个团，一共是十个团的兵力。另外，他又命令驻扎在赣州一带的桂系军阀黄绍竑，马上向会昌靠拢。黄绍竑接到命令后已经带领近七个团的兵力向会昌赶来，前锋已经到达白鹅圩，与会昌构成了犄角之势。

这样，国民党广东省主席李济深在赣南一线阻击革命军的兵力就有近十七个团两万余人，而革命军只有十四个团一万四千余人。这在数量上已经处于劣势，而这些，革命军领导们并不知道，只以为前面遇到了小股敌人，先把它消灭了再说。

战斗进行了两个小时，壬田这个弹丸之地居然没有攻下，这让前敌总指挥朱德很着急。他认为革命军在壬田的战斗不能拖得过久，否则敌人的援军如果源源赶来，那个处于战略要点的瑞金就有可能被敌军占领，这在军事上是十分不利的。于是，他马上把这个情况向后面的总指挥贺龙报告。贺龙知道后，把整个二十军全部投入了战斗，准备在最短时间内消灭这股敌人，然后抢占瑞金。

二十军一共有五千六百多人，加上朱德带领的军官教育团，一共有六千五百人之数，这样，钱大钧的这两个团终于抵挡不住了，于是纷纷溃退。他们向后逃窜，准备固守瑞金。

瑞金，本是一个毫不起眼的赣东南小镇，此时马上就显得重要起来。原来这里依山傍水，风景还算秀丽。绵水河从北向南在这里拐了一个弯，然后向西流去，地势并不险要。

但瑞金的地理位置相当重要，因为这里是南北来往、东西通衢的十字路口。西边可以通于都、赣州，南边直插会昌、寻乌，然后进入广东的梅县，向东翻过武夷山可进入福建的长汀。所以，这在棋盘上来说，简直就是一个“活眼”。

钱大钧的溃兵从壬田败走后虽然退到了瑞金，但他们知道号称五万之众的“叛军”是根本挡不住的，于是纷纷逃向会昌，向钱大钧报信去了。

二十军占领壬田后，准备趁敌军逃窜之机，来个一鼓作气攻下瑞金。这时，叶挺所率的右路军正好赶到壬田，于是两军合兵一处，向瑞金发起了冲锋。

叶挺的十一军和贺龙的二十军在广昌分手后取道宁都、长胜一线，原计划在瑞金会合，现在可好，敌人把重兵布防在壬田，而且已经被打垮，十一军也就只好跟着二十军去攻瑞金了。他们以为瑞金已经有重兵。

其实，瑞金城里只象征性的留下一些保安队和地方警察，这些人哪里经得起压倒多数的革命军强攻硬打，战斗不到二小时，就结束了。革命军终于占领了瑞金。

接着，富有作战经验的朱德带着他的第九军军官教育团，一直把溃敌追至瑞金以南五十里的地方，然后选择了几个制高点，作为向南布防的阵地。二十军第三师的那个前卫营也开到了那里，营长陈赓一下马就开始察看地形，安排战士们抢占有利地形。

打下瑞金算是打了一个大胜仗，这从敌人丢弃很多枪支弹药可以看出。但是，其力度也很大，这说明什么？说明二十军第三师的确没有多少战斗力。这可警醒了贺龙和朱德，因为他们毕竟是老军人，上过很多次战场。当然还有另一个因素，就是此地的敌军不是一个营，在他们的直觉中，敌军兵力不止一个团，因此所获的情报有误。

革命军进入瑞金城后，为了知道敌方的准确情况，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专门去了一趟敌军的城防指挥部，他想在敌人撤走后的蛛丝马迹中，找到一些敌军动向的情报。结果在文件柜里，他发现了自己所需要的东西，许多文件和近日的报纸。

刘伯承对这些文件和报纸进行了清理。他发现，居然有钱大钧屯兵会昌的兵力部署情况，这正是革命军所需要的。他如获至宝，马上就把它揣进了随身背着的文件包。

原来钱大钧已经屯重兵于会昌，准备与革命军决一死战。光他这一路就有两个师六个团据守会昌，加上驻守瑞金的两个团，应该是八个团。另外，黄绍竑有三个师驻守赣州。他们是遥相呼应的，现在这边打起来了，刘伯承估计，黄绍竑已经得到钱大钧的通知，应该正在往这边靠拢。

在一份报纸上，刘伯承忽然看见二十军参谋长陈浴新宣布“皈正”的通电。这个贺龙二十军的参谋长，在部队刚出南昌城就把第五团带走了，七百多人，一下就没了，这让贺龙一直耿耿于怀。结果此人跑到武汉回到了汪精卫、唐生智那里，还发表通电，申明回老家湖南去了，全是骗人的鬼话。看来他还真是唐生智的“卧底”，一个彻头彻尾的阶级异己分子。

现在，这张报纸完全证实了陈浴新“投敌”，这件事非同小可，因为作为二十军的参谋长，他对革命军南下的动机、目的，以及行军路线，应该是很清楚的。这样一来，事情就麻烦了。看来，这事得立刻报告周恩来。

刘伯承想到这里，马上拿上文件和报纸，飞身上马，向前敌委员会驻地奔驰而去。只听一路上马蹄声声，所经之处，腾起了一路烟尘。

在瑞金的一所小学校里，周恩来也在聚精会神地翻看着一叠报纸，希望能得到更多的消息。革命军在路上行军，消息闭塞得很，现在攻下瑞金了，有报纸看就是了解外面信息的最好途径。

此时，前敌委员会和总指挥部都设在了这所学校里。刚布置好办公的地方，周恩来就要秘书陈宝符从国民党的瑞金县署搜来近期的报纸，然后开始一张张地翻阅起来。另一个秘书胡毓秀给他端来了一杯白开水。

“参谋长，喝点水吧！”胡毓秀亲切地说。周恩来应了一声：“辛苦你了，谢谢！就放在这里吧！”此时，他还不想喝，正忙着呢。

胡毓秀叫周恩来“参谋长”，原因是部队南下时，她因身体瘦弱娇小，被有关部门已经列入在地方工作，但是她不同意，一定要跟大部队走。有女伴就给她出主意，只有找参谋团的参谋长才能解决问题。就这样，她找到周恩来那里，叫周恩来为“参谋长”。当然，她听见其他人这样叫，也就跟着这么瞎乱叫了，其实应该叫“周书记”才对。

南昌暴动前，胡毓秀本来在武昌一家医院住院，听说同学们都去了南昌，她不等病好，就去追赶部队。她原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的学员，因为贫血在操场上栽倒，这就住进了医院，但她听说学员们都去参加暴动了，于是不等病好就从医院出来一路追赶，先坐轮船到九江，后赶火车到南昌。运气还好，到了南昌，暴动还没有开始。

暴动后部队南下，考虑到长途跋涉，女同志可能吃不消，就准备把胡毓秀等几个女兵留下，让她们回武汉，去搞地方工作。当然，主要是地下工作。但她们不同意，一再要坚持跟大部队走，这样总部就以安琳为指导员，让她负责做好这些女兵的思想工作。

这些女兵一共有三十多人呢，开始集中在总部，后来因为工作需要，把她们都分配在各军政治部，去做宣传工作了。总部只留下安琳，也就是彭漪兰，和胡毓秀、彭援华。

周恩来翻看着报纸，心里逐渐沉重起来。他本来是想通过这些报纸了解一点敌军的动态，可是在报纸上看见的，几乎全是各地国民党新军阀怎么封闭工会、农会，或怎样捕杀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的事情。

周恩来的心里真不是滋味，马上皱紧了眉头。他想，不管这些消息是真是假，但有一条却是真的。那就是国民党已经和共产党彻底决裂，正在拿着屠刀屠杀共产党人。

周恩来深深地感到，由孙中山领导的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算是彻底失败了。曾经在革命中充当主要角色的国民党，已经走向了它初衷的反面，军阀们不去反帝反封建，却在大肆屠杀曾经和他们一同战斗的同盟者共产党人，这简直是乾坤颠倒，黑白混淆。中国的革命算是被这些反动派给葬送了。

目前，要继续革命，还能沿用国民党的名义吗？国民党已经烂了，臭了。如果再以它的名义去发号施令，这不是有些啼笑皆非吗？他们的屠刀已经沾满人民的血，谁愿意听呀？所以，周恩来认为，以后的中国革命再也不是什么“国民革命”了，而应该是共产党领导的彻底反帝反封建的革命，这个革命应该是工农翻身的平均地权的“土地革命”。

周恩来想，现在我们应该旗帜鲜明地把“土地革命”的旗号打出来，这个革命也可以叫“工农革命”。我们的革命军应该是共产党领导下的“工农革命军”，而不是以前那个“国民革命军”了。

因此，周恩来决定，前敌委员会和革命委员会，应该就在眼下的瑞金，召开一次会议以解决这个重大问题。

周恩来认为，这不是个形式问题，这是关系着革命本身的目的和方向问题。南昌暴动是以“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义举行的，继续用这个名义已经不恰当了，会引起群众的误会甚至反感，应该马上把它更正过来。不然，革命就没有意义了，甚至很危险。

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风急火燎地走了进来，他从身上的文件包里，取出了一个印有国民党党徽的卷宗。他看见周恩来在看报，于是就兴奋地说：“恩来同志，不要找了，不要找了，你要的东西在我这里呢？”

周恩来抬起头来，马上问：“什么东西？”

“你不是在寻找敌军的动态吗？我这里已经找到了，现存的兵力部署，还有一个重要的情况必须向你报告。”刘伯承兴奋地说。

周恩来听了刘伯承的汇报后，心里的疑团终于被揭开。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现在已经知道了敌军的兵力部署，周恩来皱紧的眉头渐渐舒展开来。他对刘伯承说：“你去准备一下，前委和参谋团必须马上召开会议以确定下一步的行动。”

刘伯承干练地答应了一声：“好吧，我马上去！”然后，骑上马又走了。

在中共前敌委员会会议上，周恩来说：“我们在南昌暴动的初衷是继续高举孙中山国民革命这杆大旗，但是今天看起来，却是那么的不切实际呀！”

他用手指了指堆在身旁的报纸，然后气愤地说：“请大家看看这些报纸吧！这都是那些竭力在标榜自己是孙先生的信徒的那些人，现在他们正在到处屠杀我们的党员和群众，所以我认为，国民党的旗帜是不能再继续打下去了。这样下去，我们就会失去广大工农群众的支持！”

李立三说：“是呀，自从蒋、汪开始一起‘反共’后，天下的国民党实际上已经是一家人，他们虽然有不可调和的矛盾，但在‘反共’这一点上却是一致的，如果我们再打国民党的旗号，老百姓简直就分不清谁是谁非了。”

但是，列席会议的谭平山却不以为然，他认为不打出国民党的旗帜才要脱离群众，因为几十年来孙中山的革命让中国乃自世界都知道，如果不把它作为旗帜来号召，谁知道你这个革命是干什么的？不知道是干什么的，就没人敢来参加了。

谭平山的话听起来好像有些道理。但细想起来，他却有些偏激。孙中山革命几十年有号召力这没有假，但是现在军阀们却正在利用这个具有号召力的旗帜镇压共产党，这就说明这面旗帜已经变成了屠刀，不能再用了。再用，就会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

当然谭平山说的“群众”，可能与周恩来所说的“群众”，其含义是不一样的。谭平山的“群众”是包括有产阶级在内的最广泛的民众，而周恩来所说的“群众”则专指工人和农民，顶多再加上城市的小商小贩，也就是后来所说的小资产阶级。

在这里还有一个因素，那就是谭平山现在是革命委员会代主席，虽然名义上是代宋庆龄的，可现在宋庆龄在哪里？他们都不知道。她何时来就职？就更不知道了。知道的是，时间一长，就有可能把那个“代”字取掉，让谭平山正式成为主席。在这个节骨眼上，却不打国民党旗帜了，这不是让谭平山很失落吗？

在这次会议上，张国焘却一言不发。他认为，这是一个大是大非的问题。这里又不是中央政治局会议，他们这几个人是没法定的，这得听中央的，但中央还得听国际的，所以他保持缄默。

大家看见张国焘把嘴唇动了几次，好像要说点什么，但却什么也没说。后来在表态的时候，他却说了一句模棱两可的话，让在坐的听了后觉得这话等于没说。

他说：“平山说得也有道理，但恩来说的情况也实际存在。现在我们是在行军路上，得把眼下的敌人解决了再说，打什么旗号的问题，那是以后的事情。”

“特立同志说得好，我们要准备打仗。关于这个问题，我看革命委员会还要举行会议议一议的，这个就请平山同志组织一下，特立也要参加。”周恩来说。他说的“特立”，是指张国焘，张国焘还有一个名字，叫张特立。

参谋团在参谋长刘伯承主持下，也在紧张地召开会议。贺龙一听说陈浴新已经投靠了国民党，虽然这是意料中的事，但还是很气愤。他把烟斗在桌面上狠狠地敲了两下，然后说：“陈浴新这小子，平时看他文绉绉的，没想到在关键时候却拆了老子的台！看来我们的行军意图已被他暴露了，我们还非改变原有方案不可了！”

叶挺说：“兵不厌诈，我们可以做出仍走原来路线的样子，而真实的意图应该是翻过武夷山，向长汀进军，然后直下汀江，进入广东。”

苏联军事顾问纪功听见叶挺的嘴里吐出了“武夷山”、“长汀”、“汀江”这些地名后，马上皱起了眉头，他向旁边的翻译问道：“他们在说什么？”翻译是一个穿着军装戴着眼镜的书生，他用俄语说道：“他们准备改变行军路线，翻过武夷山通过汀江进广东。”

纪功马上诧异地问：“那样不是更远了吗？不，不！我的意见还是应该按原定计划行事！”当翻译把纪功的话用汉语转述了一次后，贺龙气愤地说：“你个老毛子懂得什么？不听他的，我们继续说下去。”

“我是广东人，知道汀江是和梅江、韩江连在一起的，表面上看来是远了一些，但我们可以走水路，悄悄进入广东。”叶挺满有把握地说。

“会昌之敌该如何处理呢？”刘伯承像是在思考，又像是在问叶挺。

是呀，会昌之敌应该怎么办？叶挺似乎也在想。但很快，他就得出结论来。他说：“既然是兵不厌诈，会昌之敌我们还是要会会的，至少我们要做出去攻取会昌直入广东的样子。”

“既然不从会昌进入广东，我们去攻会昌就是没有必要的牺牲。”纪功用俄语说。这是翻译把刘伯承、叶挺的话说给纪功听了之后，又把纪功说的这句话用汉语翻了出来。

“不必要的牺牲？我看未见得。如果不把会昌这股敌人就地消灭，我们的屁股后面可能也不干净！”贺龙深谋远虑地说。

“是呀，那时的牺牲，可能才是真正的不必要了。”周恩来终于到了会场，看来他在前敌委员会举行的会议已经结束，而且对眼下的军事行动该如何有效地采取，已经有了一个初步的打算。

周恩来向大家公布了前敌委员会对军事问题的决定，即改变原来取道寻乌入东江的计划，改由长汀（或称汀州）、上杭入东江。

这是因为南下的行军计划已被“叛逃”的陈浴新等泄露，如果按原计划继续南下，敌人肯定会在路途设重兵，而闽西却是敌军空虚之地。如果走这条路线，行军阻力就会减小。

再说，走汀州、上杭，顺鄞水下韩江，可用船只运送，而按原计划走寻乌，多为山路，运输困难，无法携带伤员。

还有，汀州、上杭比较富饶，可以解决部队的给养问题，而出寻乌下东江这条路却非常贫瘠，给养无法解决。

但是，现在敌人已重兵齐集会昌，如果不把钱大钧和黄绍竑近十六个团的阻击部队加以消灭或者击溃，那么他们就会抄革命军的后路，这将是个极大的隐患和威胁。所以，即使不走会昌至寻乌这条路，也还是要在会昌把钱大钧击败，方才保得住“绕道福建”的安全。

所以在周恩来的建议下，参谋团马上作出如下部署：在黄绍竑的军队还没有到达会昌之前，留下贺龙所率的二十军第一师、第二师镇守瑞金，其余各部向会昌进行全力进攻，准备还是以泰山压顶之势，争取在黄绍竑的军队还没有赶到之前，解决钱大钧主力，夺取会昌城。

具体部署为，朱德依然指挥二十军第三师和第九军军官教育团，以组成左纵队沿瑞金至会昌的大道挺进，到了会昌后，从它的东北面发起攻击，以吸引敌人的注意力。而把主攻方向却放在敌人的侧后，以叶挺率领的十一军二十四师、二十五师作为右纵队经西江、洛口，从西北面向会昌发起攻击，截断钱大钧由会昌向于都逃跑的退路。

原来，钱大钧被李济深任命为北路军前敌总指挥，一直就屯兵在赣南一线。他的具体任务就是阻击从南昌南下的中共“叛军”，不让他们进入广东，在条件许可的前提下，最好是彻底加以消灭。

在会昌城里的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部里，钱大钧悠闲地叼着一支黑色的大烟斗。一张作战地图挂在他身边的墙上，那上面把南昌、抚州、广昌、赣州、会昌都画上了蓝色的圆圈，然后几个箭头同时指向了这些圆圈。

钱大钧看了一会儿地图，然后在屋子里踱来踱去。壬田、瑞金、会昌、寻乌、梅县这几个地名已经在他的脑子里连成了一根线，他深知自己的责任重大，如果这根线从会昌一直延伸，其后果将不堪设想，所以他必须死守会昌。

作为曾经的黄埔军校参谋长兼兵器教官，钱大钧深知用兵的奥妙。他认为要想守住会昌这个小小的弹丸之地，光靠守城是不行的，因为共产党的军队少说也有两万多人，如果他们铺天盖地而来，这小小的会昌是用不了多久就会被攻陷的。

钱大钧想，只有把军队拉出城去，守住各个关键路口，占领制高点，然后用上火炮等重型武器，才是阻击乃至消灭那些“叛军”的最佳方法。在他的眼里，共产党不是在南昌举行什么“暴动”，而是在实行“武装叛乱”，因此他必须要消灭这些“叛军”。

钱大钧非常了解他曾认识的这些共产党人。他们思想激进，行动果断，不满足于现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他认为，就是这些不稳定因素导致了共产党的胆大妄为，因此要让这些不知天高地厚的妄人吃点苦头，让他们彻底明白，他们要走的路，肯定行不通。

在黄埔军校当教官时，他就对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很了解。表面上看，周恩来性情很温和，但骨子里却有一股子倔劲。他认为此人思路敏捷，善于鼓动和演说，一旦认准的事就必须要去做，任何人都别想改变他。

钱大钧虽然与周恩来是同事，但由于各自的党派不同，所以就没有太多的交往。如今周恩来在南昌发动“兵变”，昔日的同事现在却变成了敌人，还有什么可以说的呢？那肯定是刀兵相见了。

钱大钧虽然是个军人，但生性懦弱，喜欢儒雅，加上他长着一副清秀的面孔，所以根本就不像个军人，倒像个舞弄笔墨的文士，加上他带兵从不骑马，而是坐轿子，就更显得他不像个粗犷的军人，而像是文人治军的“标本”了。

追溯钱大钧的身世，他早年赴日本士官学校留学，就加入了孙中山创建的中华革命党，后来又在保定军官学校任分队长、炮兵队长。孙中山创办黄埔军校后，他又被任命为军校的兵器教官、代总教官、参谋处长及参谋长，可以称得上是国民党中的军事战术专家。

在国共合作时期，钱大钧就极为看不惯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那一套，他认为那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他们家就是地主，他的革命总不可能革到自己的头上。

钱大钧虽然是职业军人，但政治嗅觉还是很灵敏的。自从到黄埔军校任职后，就与校长蒋介石保持着亲密的关系。所以当蒋介石第二次东征陈炯明时，他就被蒋介石任命为教导团第三团团长，参加了东征。后来就青云直上，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二十师师长兼广州警备司令。

蒋介石在上海发动“四·一二”政变时，钱大钧在广州也与李济深密谋好了“反共”，在蒋介石发动“政变”后第三天，就与李济深一起，把枪口对准了曾和他朝夕相处的共产党人。这就是著名的广州“四·一五”清共大屠杀。

这次听说共产党首脑人物周恩来在南昌发动“兵变”，还准备南犯广东，于是就主动请缨准备以“兵戎相见”的方式，来会会他这位昔日的黄埔军校老同事。可是，当钱大钧听说驻守在壬田的两个团已经被贺龙打散后，马上就意识到了周恩来带领的这些军队，并不是一群乌合之众，而应该认真对付。

钱大钧的任务是，在会昌一线阻击南昌暴动的革命军，坚决不让他们从会昌、寻乌直插广东。这是李济深给他下的死命令，所以他特别重视这次会昌阻击战。

谣传南昌“叛军”有五万之众，钱大钧具体算了一下，应该没有那么多。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总兵力还不到十万，周恩来、贺龙和叶挺顶多带走他三分之一，除下沿途逃亡和被消灭的，顶多也就两万多人。

而他钱大钧在会昌的兵力是三个师九个团，除下壬田的那两个团，还有整整七个团的兵力。而驻守在赣州的黄绍竑那里还有八个团的机动兵力，这样他们就有十六个团，在总兵力上已经超过了“叛军”。再说，“叛军”是远道而来，典型的疲惫之师，而他们却以逸待劳，游刃有余。

所以，这次行动应该是他钱大钧胜利才对，不然就没有理由。看来老天又一次给了他施展军事才华的机会。第一次是东征陈炯明，那次给他留下了良好的印象。也就是说，他的军事才能是在参加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叛乱”时才初见端倪的。

那时，在共产党员融进的东征军中，黄埔学生军几乎要占很大的比例，所以士气是特别旺盛的。钱大钧所率的那个教导第三团以两个营的兵力，打败了陈炯明三个团，一时名声大噪。从此，钱大钧就被东征军总司令蒋介石看中，一下就锁进了人才备用的保险箱里。

现在壬田既然已丢失，瑞金肯定是保不住了。所以钱大钧决定把自己手下的两个师兵力主要放在会昌，然后火速通知驻扎在赣州一线的黄绍竑，要他必须在近几天内把自己手下的十个团马上拉向会昌，准备对叶挺和贺龙来个“一锅烹”。

据可靠消息，黄绍竑已经带领八个团的兵力从赣州赶来，目前已到了会昌以西的白鹅圩附近，与会昌形成了犄角之势。看来此次阻击，已经是稳操胜券了。在会昌的布防，钱大钧把百分之八十的兵力拉出了城外，在城东北地区、城西北的南山岭和城西的寨岽一带，抢占制高点进行设防，并在环绕会昌城的贡水河沿岸构筑工事，以此为第二道防线，而城中只留下两个团。

钱大钧的这个部署，在兵法上可以称得上是“固若金场”。兵法云，守城之道，“无恃其不来，恃吾有以待之；不恃其不攻，恃吾有所不可攻”。故“善守者，敌不知其所攻”。现在他钱大钧做到了“有以待之”，只等你周恩来“恃吾有所不可攻”了。

按前敌委员会部署，贺龙带领二十军第一师和第二师留在瑞金，既可以作为攻打会昌的总预备队，又可以用于防备从西面攻来的黄绍竑，同时也可以作为向东进入闽西的先遣队。这是周恩来和刘伯承的周密部署，因为攻击会昌已经不是去广东的目的，但为了麻痹敌人，还是要做出一个样子来。只要一旦把会昌之敌打退，就可掉转头来向东。

八月二十四日，进攻会昌的军事行动终于开始。朱德带领第九军军官教育团和二十军第三师作为左纵队进攻会昌。左纵队兵力不多，是被当着吸引敌人的佯攻部队，而革命军的主力却是右纵队，也就是叶挺第十一军的两个师。周恩来的意图是，把突破口选在会昌的西北角，这需要右纵队来实现，左纵队只是起一个牵制敌人的作用。

经过一夜的强行军，朱德和周逸群、徐特立等终于把左纵队带到了会昌城东北十余里处的大柏山一带。

早晨六点钟，战斗终于打响，第三师第六团在团长付维钰的带领下首先投入了战斗。

一时间，几个山头也同时打响了。第三师教导团，在团长侯镜如的带领下，也迅速投入了战斗。朱德和周逸群、徐特立等站在一个山坡上，他们正在查看地形。素有战斗经验的朱德，看了一会儿后马上对周逸群说：“小周呀，敌人已经占领了有利的地形，而且他们的火力配备也是很猛的，我们不能硬啃呀，还是等叶挺他们的右纵队开始攻击时再说吧！”

“是啊，强攻肯定会吃亏，只有采取虚张声势的方式让更多敌人往这边来，才能给右纵队创造攻城的机会！”徐特立用手捋了一下下巴上的山羊胡子，心领神会地说。从他的神态看，根本不像一个军人，倒像一个和蔼可亲的私塾先生。其实他本来就是私塾先生，几十年的教书生涯，已经养成了他应付各类学生和家长的习惯，至于行军打仗，可还真不是他考虑过的事情。现在不是革命了吗？也就顾不了许多了。

周逸群经这两位长者的提醒，马上转过身去，对身边的警卫员说：“马上通知各团，只能虚张声势，不可硬拼死打，在右纵队没有发起攻击之前，我们只能坚守阵地。”

警卫员答应了一声“是”，马上就跑下了山坡。

战斗进行了两个多小时，敌人却越打越多。大柏山敌军约有两个团的兵力，他们负隅顽抗。第六团居然没有攻下来，而且，敌军又调来了增援部队，让第六团更加被动。这时，朱德感觉好像哪儿不对劲。难道叶挺那边的右纵队出现了问题？怎么没见敌人在减少，反而却越打越多，好像把敌人重兵力给吸引了过来。

朱德想，如果真是那样，这里的第三师是经不住折腾的，于是他决定，部队得从“佯攻”变为“堵截”。为了牵制住敌人，他认为还是要占领一些山头。

占领制高点，坚守阵地，才是唯一的出路。

结果，第三师新兵很多，许多人又没有实战经验。这样，造成的伤亡就有些大。两个团长坚守阵地，第六团团长傅维钰还调来了一个重机枪连，这才把敌人堵在一定范围内，但也是越来越招架不住了。

朱德从这个阵地跑向那个阵地，根本不顾飞来的子弹，这让周逸群十分担心。他既要顾身边徐老的安全，又要顾朱军长，真有些力不从心。幸好，整个战场让朱德来指挥，这无疑是正确的。如果让他周逸群来，可能局面会失控，他毕竟实战经验不多。

你看那朱军长，腰间插着驳壳枪，手中还拿着一支步枪，远距离的敌人，他就用步枪，一瞄一个准。近距离，就把驳壳枪拿出来，开始点射。打起仗来，他就像如鱼得水，而且主意也特多。

陈赓率领的第六团第一营，依然作为先遣队打头阵，当到达指定位置时，敌人早已经占领了有利地形。他们在山头上修筑了坚固的工事，使陈赓发动了几次冲锋都无用，而且山头上的敌军官已经认出了陈赓。

原来他们都是黄埔军校时的同学，彼此都非常了解。只听敌军官大声喊道：“喂，陈赓！别费劲了，还是带领你的人马到这边来吧，钱教官不会亏待你！”

陈赓一听，心里冒火，觉得这个家伙也太嚣张了，还没有打，就想让我过去，真是异想天开，更其重要的是，他这一喊是在扰乱我这边的军心，于是向高处那个敌军官骂道：“混小子，你居然还认得你陈大爷，算你讲义气，可是你为什么要跟钱大钧当反革命？”

“你们才是反革命！”敌军官反唇相讥，“共产党为什么要造反？还不是仗着有几支破枪。有本事你就攻上来呀，大爷我在此恭候！”

陈赓一听，马上就火了，向后叫道：“一连机枪掩护，二连、三连跟我来！”于是，一阵激烈的枪声又开始打响，陈赓带领着战士们向山头的那个工事冲去。

可是，还没有冲几步，一颗子弹从侧面飞来，正好打在陈赓的左腿上。顿时，他觉得左腿上像有什么东西重击了一下，就站不稳而栽倒在地。

倒下的陈赓并没有死，只是左腿上两处中了弹，一处在膝盖上，另一处是脚腕骨，鲜血正不断地往外滴。陈赓倒下的那一刻，头脑是清醒的，他知道敌人的火力如此凶猛，一营肯定是抵挡不住的，这样的结果是敌人很快会冲过来。

不远处站着连长卢冬生，他看见陈赓倒了，马上奔过来，边跑边喊：“营长，营长！”当他跑到陈赓之前时，陈赓却意外地向他喝道：“不要管我，快叫部队撤……撤退……”

当陈赓一栽倒，敌人那边马上就大喊起来，接着有许多人开始往山下冲。陈赓倒下的地方又有几个人倒下了。这时，卢冬生只得带着部队往后撤。

倒下的陈赓除了受伤的左腿已经麻木，头脑还算清醒。为避免敌人攻来后束手就擒，他灵机一动，在疼痛的左腿上揽了一手鲜血，然后涂抹在自己脸上，他要给敌人制造一个此人已经死亡的假象，让他们不会来抓他。

可当陈赓躺下后不久，又想到，国民党的部队里有一些人是善于在尸体上搜腰包的，这样他们就会发现他没有死，怎么办呢？他灵机一动，干脆把上衣脱掉，然后不顾伤疼，顺势从躺着的山坡上滚了下去。

叶挺率领的右纵队是主攻会昌的主力，其兵力包括他亲率的二十四师和周士第率领的二十五师，周恩来、刘伯承随二十四师行动。可遗憾的是当二十四师到达指定地点时，二十五师却杳无音讯。

战场上的事情是瞬息万变的，既然二十四师已经像剑一样抽出了鞘，就不得不向对手刺去。不然，稍微迟疑一下，就会被对手刺倒，这是很浅显的道理。但是二十五师未到，也不敢轻易“出鞘”，一时间，叶挺陷入了“两难”的境地，这就是朱德感觉他面前的压力没有减轻的原因。

叶挺好像已经感觉到了朱德那边在承受压力，他不能让战场的主动权跑到敌人那边去，也不能让朱德、周逸群他们身受“灭顶”之灾，所以他决定，在二十五师不到的情况下，二十四师单独出击。他把自己的想法对周恩来、刘伯承一说，马上得到了周恩来的同意，于是，二十四师投入了战斗。

会昌城里的钱大钧先是听说“叛军”从东北方向涌来，这是他早就预料到的，因为东北方向是瑞金通往会昌的大道，这条路顺绵水河流滚滚而下，一直到会昌与贡水汇合。

于是他马上打电话通知镇守东北的那个师的师长，要坚决把“叛军”阻堵在几个制高点之外，他马上派两个团去增援，一定要把“叛军”消灭在贡水河以北地区。

东北方向的战事刚刚安排就绪，西北方向防守的那个师马上又来电话，报告说发现大股“叛军”，钱大钧心里发出一声冷笑，然后是一阵庆幸。他在心里说，幸喜我在西北方同样布置了重兵，不然今天这个亏肯定是吃定了。

开始他还有些幻想，认为西北方向不可过虑太多，因为有从赣州方向赶来的黄绍竑。可是后来他又想，黄绍竑的部队现在具体在哪个位置他也不太清楚，万一黄绍竑临阵退缩，那他可能就要吃大亏。

于是，为了防备万一，钱大钧必须自己完善在会昌的防御体系。黄绍竑能赶到，那是如虎添翼，如果不来，他也未必就失去什么。现在看来，他这个想法的确管用。

可钱大钧偏偏没有想到的是，在会昌的西南方向，还有一支“叛军”正在向他靠近。这支“叛军”是谁率领的？这支叛军就是叶挺一直在盼却迟迟不到的，由周士第、李硕勋带领的第二十五师。

暴动开始时，周士第所率领的二十五师其时还在九江以南九十里的马回岭。自从聂荣臻在马回岭车站动员这支部队加入南昌暴动的队伍后，这支部队就一直担任殿后的任务。

为了这一点，周士第心里很不痛快。因为这支部队的前身可是北伐中一直打先锋的“铁军”，现在把他们放在后面算是怎么回事？不过，转念又一想，他们可是没有赶上南昌暴动打响第一枪的，等他们到了南昌，战斗早已结束，所以也就只怨运气不好了。

可当部队在瑞金会师后，周士第的二十五师却马上时来运转，再也不殿后了。殿后任务已经交给了二十军的第一师和第二师，因为前委的进军方针已经改变为向东进入福建，但会昌之敌也要消灭，所以就掉了一个头，这样二十五师驻扎的地方就刚好是在前面。这一下周士第可高兴了，他笑着对党代表李硕勋说：“风水轮流转，现在可终于轮到我们了！”

李硕勋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显得老成持重的样子，其实他才二十四岁，比师长周士第还小三岁。只见他操着一口川南口音说：“我们在马回岭没有赶上会攻南昌，这次算是对我们的补偿吧！莫着急，等我们开到会昌城后，在背后给钱大钧来个出其不意，让他龟儿子晓得马王爷是长着几只眼的！”

原来，第二十五师是黑夜行军，却把道走错了。原计划他们只走到会昌西北的珠兰埠一带，哪知却走过了珠兰，向珠兰以南的洛口方向挺进。等走到洛口时才发现走错了，但返回原路肯定是来不及，于是由洛口向东，这样就绕到了会昌的西南方向。

当周士第他们翻过一座大山后，便听见了会昌方向已经传来枪声。周士第知道战斗已经打响，于是就向参谋处长游步仁说：“七十三团是走在最前面的，就让他们打头阵。传下师部的命令，七十三团靠前，七十四团居中，七十五团随后，师部随七十四团行动，赶快向枪声激烈的地方靠拢！”

“是！”游步仁骑上他那匹枣红色战马一溜烟跑向了前面。二十五师没有参谋长，只有参谋处长。这是怎么回事呢？因为在马回岭时走得仓促，没法把参谋长张云逸带出来。那时，张云逸一直在师长李汉魂身边，他也是共产党员，却是秘密的，走的时候，已经来不及通知他。现在把参谋长一职留着，就是为了等张云逸来上任。

七十三团在团长黄浩声带领下，马上向枪声传来的方向扑去。七十三团指导员陈毅和参谋长余增生紧随黄浩声之后。陈毅边走边从衣兜里摸出他在巴黎勤工俭学时就买了的怀表，看了一下时间，然后向身旁正在运动的部队喊道：“同志们，加把油！翻过前面那座山头，就到会昌了！”

七十三团一营走在最前面，七连连长林彪已经从腰间抽出了德国造二十响驳壳枪，他把拿着枪的右臂高高举起，喊道：“同志们，跑步前进！争取占领有利地形！”林彪是湖北省黄冈县人，说话很快，让许多人不大听得清楚，但知道他是什么意思。

不一会儿，二十五师终于到了会昌以西的南山岭。这时，军长叶挺和党代表聂荣臻早已派了一个参谋在路上等候。那参谋骑着一匹白马，显得很着急的样子。他一看见周士第和李硕勋，就马上拍马过来，边跑边喊：“周师长，请你和李党代表赶快随我到指挥部去一趟！”

周士第一听，马上对旁边的参谋处长游步仁说：“通知部队停止待命，作好战斗准备，我和党代表到指挥部去。”随后，他和李硕勋打马向那个参谋跑去。

那参谋见周士第他们已经奔来，于是就拽住缰绳让马站住。等他们走近时，他用马鞭指向了南山岭山顶西边的那个山头：“周师长，请看那里，我们的炮兵阵地就设在这个山头，指挥部就在炮兵阵地附近。现在你们随我来。”

说完，打马就走。周士第与李硕勋各骑一匹棕色战马紧紧跟上。这时，只听山头上出现了“轰隆隆轰隆隆”的爆炸声，这时参谋拉住了马缰绳，转身对他俩说：“我们的炮兵阵地目标很大，敌人的炮弹、子弹经常落到那附近，而指挥部也在那里，请多加小心！”

穿过山头的炮兵阵地，周士第和李硕勋终于在一个山梁上见到了周恩来他们。这时周恩来、叶挺、聂荣臻、刘伯承等都在那里。在一片松林里，临时搭建起了指挥所，周士第和李硕勋在那里向首长们敬了一个军礼，然后报告说：“昨天夜间我们走错了路，发觉以后才由洛口附近转回来。现在都到齐了。”

周恩来看着他们说：“我们估计也是这样，这个就不谈了。现在要谈的是怎么打敌人的问题。”刘伯承和蔼地向他们说：“你们二十五师的任务，我们已经讨论了，由叶挺同志给你们讲吧!”

叶挺从那个简易的瞭望口把头转过来，然后对周士第说：“周师长，你看，会昌城东北那面敌人很多，朱德军长他们指挥的部队在那里打得很激烈。”周士第走到瞭望口前，望外一看，会昌城在烟雾缭绕中远远地呈现在了眼前，而朱德指挥的第九军军官教育团和二十军第三师可能就在那烟雾缭绕的背后。

叶挺指着南山岭的山顶说：“那个山顶上有敌人，山顶南面、北面那一带高地也有敌人。”然后又指着靠西面一带的高地说：“这一带是我们二十四师的部队，他们打得也很激烈，目前也有一些伤亡，现在正同敌人对峙着。”

最后他转向指挥部的南面，指着一个叫做寨岽的地方说：“那个山上都是敌人占领的，我们没有部队在那个方向。”

叶挺讲到这里，刘伯承指着寨岽插话说：“这里的敌人是后来才发现的，如果不把它打掉，它就会抄我们的屁股哩!”他一边说一边比划，当他说到“抄屁股”时，手指方向就由寨岽移动到了指挥部的西面。

周士第一看，马上就明白了二十五师目前应该是什么战斗任务了，于是他说：“是不是要我们先堵住这股敌人，然后再消灭它！”

叶挺马上说：“不仅仅是消灭他们，更重要的是要找到突破口跨过贡水河，然后攻城。你们派七十五团进攻寨岽，要快一点占领这个山头；让七十三团进攻二五三一高地北面一带的敌人；七十四团接七十三团左翼进攻，得手以后由北面进攻会昌城。我们一定要在今天攻下会昌，否则黄绍竑的援军一到，我们会腹背受敌的。”

叶挺说的“二五三一“高地，那是临时用号码字命名的一个高地，这种做法是在不知到地名的情况下，为了识别准确位置而临时用号码字编的地名。这种办法，在以后的军事行动中还要继续使用。

“是，我们坚决完成任务！”周士第和李硕勋异口同声地说。一直站在旁边的聂荣臻马上又嘱咐道：“这次战斗很重要，你们要好好完成任务。现在战士们走得很疲劳了，你们要好好地进行战前总动员，党员、团员要起模范作用，争取在今天打下会昌。”

“我们一定遵照首长的嘱托！”周士第和李硕勋又异口同声地回答。这时，周恩来走到他们身边，一向谨慎的他好像还不放心，于是问道：“部队是很疲劳，可是会昌一定要打下来，你们看怎样才能克服眼前的困难，究竟有没有把握？”

周士第和李硕勋一听周恩来这么说，马上知道了这次任务的分量，于是就又说：“我们向党保证，一定打下会昌!”

周士第和李硕勋回到师部后，马上向各团布置了战斗任务。各团接受任务后，都很快地行动起来。

七十五团在团长孙一中的带领下，首先向寨岽之敌发起了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夺取了一个山头，占领了有利的地势。许德华所在的那个排是三营尖刀连中的排，他们担任了主攻山头的任务。以前他在炮兵营就是排长，现在又成了步兵营的排长，这就影响了他在军事战术方面的超常发挥。

接着，七十四团在团长孙树成带领下，迅速开进到七十三团左翼的南山岭北端，向敌人展开了猛烈进攻，也占领了一个有利地势。然后，他们按照师部的指示，派了一个参谋带领一排人，去同朱德和周逸群的左纵队取得联系。

七十三团在战斗中打得最激烈，他们连续攻占了好几个山头，但伤亡也很大。后来由于七十四团占领了左翼阵地，他们的压力才小了一点。但他们真不愧是曾经的叶挺独立团，趁着这稍微的间隙，又开始向二五三一高地以北的那几个重要山头展开了猛攻。

从地形上看，这几个山头是会昌城西北的屏障，如果能把他们攻下来，会昌城的攻取就不在话下了。

但是，深通军事谋略的钱大钧也不是吃素的，他在这些地方构筑了许多坚固的工事，并配备着很多兵力和很强的火力网，可以说是防御的主阵地，这样就给七十三团的进攻，造成了很大的困难。

七十三团把指挥所和重机枪连设在了距敌主阵地以西约一里地的一个山头上。为了便于指挥主攻方向的七十三团，周士第把师指挥所也设在这个山头上。他们看见七十三团对那几个山头展开了进攻，却又被敌人的火力压了回来，心里非常焦虑。

李硕勋在望远镜里看见敌人正依托工事，用密集的火力向进攻的部队进行扫射，有几个战士中弹倒下了，接着又有几个战士跟了上去。他马上回头对周士第说：“应该通知部队，要巧妙地应战，不要盲目地猛冲猛打！这样，我们会吃大亏的。”

“对，这个事情等拿下会昌后一定要向各团营强调，我们不能硬抵硬地往前冲，这样我们就算打赢了也是输！”周士第不无感慨地说。

战斗在激烈地进行。自二十五师加入后，革命军各部又向敌人展开了多次进攻。激战到下午，各部都有了些进展。

在寨岽方向，二十五师七十五团已经打开了一个缺口。因为寨岽敌军阵地的工事遭到了革命军驻扎在南山岭的炮兵阵地的轰击，他们的机枪声暂时停了下来。

就在这极短的空闲里，七十五团已有两个连冲上了山头，接着革命军就顺着这个缺口蜂拥而入。

钱大钧的守军一下就失去了控制，许多人马上败下阵来。

后面的看见前面的在往回跑，于是就马上掉头，往贡水河边撤。

不一会儿，有的人居然就开始趟水过河，准备往会昌城中逃跑了。这真是比兵败如山倒！

七十五团打开了一个缺口，这给居于中部的七十三团有了很大的鼓励。团长黄浩声马上要陈毅找来各连队的司号员。

陈毅一听，心领神会，在一个山岗上把司号员排成了一列，然后共同吹响了冲锋号：

“嘟——嘟嘟嘟——嘟嘟嘟——”

七十三团的全体指战员，一听见这响彻整个山岗的号声，迅速地向敌军的主阵地冲去。同时，六挺重机枪也一齐向敌人射击，以掩护大部队进行冲锋。

一营七连一进入阵地，就马上被连长林彪用手势制止了继续前进。因为林彪有一个习惯，那就是不会盲目硬攻。他知道这样做是会吃亏的。

林彪用短短的几十秒钟时间，观察了敌军的前沿阵地。他发现敌人正面的火力很强，两侧却较弱，于是决定不从正面硬攻，而是改从侧面。

在第一排的掩护下，林彪带着第二排沿着一条早已干枯的水沟，巧妙地运动到敌人的侧翼。但当他们快要接近敌人的火力点时，却被发现了。

林彪当机立断，未等敌人调整火力，就下令二排战士向敌人发动猛攻。二排战士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马上向敌人阵地猛扑。

顷刻间，他们就冲进了敌人的前沿阵地。一排和三排看见二排得手，也不顾一切地冲了上去。

经过反复冲杀，七十三团终于攻下了敌军的主阵地。接着，处于左翼的七十四团也占领了一些山头。

敌军在强大的攻势面前纷纷向后退，一看见寨岽方向已经有人趟水过河，他们更不敢恋战了，而是向会昌城的方向逃窜。这样，钱大钧在西南方向的防御阵地，就被攻破了。

在东北方向，朱德、周逸群一直苦撑着。党代表徐特立年岁毕竟大了，到战场上去厮杀，已经不可能。战斗一打响，他就被朱德安排在附近一个山坳里照看伤员。尽管他本人不愿离开，但作为一个上了年纪的老人，又是手无缚鸡之力的一介书生，怎么能扛着枪打仗呢？他的投笔从戎精神可嘉，但真要拿枪打仗，又是那么的不切实际。

本来，原计划徐特立是留在瑞金不去会昌战场的。可他是第三师党代表，不跟着部队行动，情理上好像也说不通。于是，他坚持要去，还有一大堆理由，让身边这些年轻的领导们根本无法说服。因此，在出发前，周恩来特意向周逸群交代，徐老可是有名望的教育家，是我们党的宝贝疙瘩，对他的安全不能有任何闪失。

第三师第六团的官兵打得很英勇，但伤亡也很大，处境相当困难。团长傅维钰一直坚持着，期望朱军长能派来援兵。其实朱德已经把他从南昌带出的军官教育团全用上了，就连警卫员刘刚也被派做了送信的通讯员。现在参谋长陈奇涵正在指挥部队反击，也就是说，已经没有什么兵可派。

第六团每坚持一分钟，都在付出沉重的代价，这让傅维钰有些焦虑。现在战斗打成了胶着状态，谁输谁赢还真不好说。就在这节骨眼上，朱德突然出现在六团阵地上。

大家看见朱军长来了，精神为之一震。

此时，朱德一句话也没说，他从牺牲的战士身边拾起步枪，就开始向敌人射击。

朱德的这一行动，比给官兵们说几句鼓励的话还管用。大家顿时增添了信心，也学着军长的模样开始射击。这样，许多人的枪口都射出了火舌般的子弹。真可谓弹如雨下，终于击退了迎面进攻的敌人。

打退了这里的敌人，朱德又奔向激战中的教导团。教导团虽为助攻，但此时也击退了敌人的多次进攻。战斗依然激烈，团长侯镜如已精疲力竭，但还在坚持。他看见朱德来了，简直像遇到了救星。心里一高兴，疲劳已减轻了一半。

在阵地上，朱德告诫教导团官兵，战斗打响后，在关键时刻，不能退，只能进，只要坚持，就是胜利。大家看到朱军长来了，而且和战士们一样拿着大枪杀敌，顿时士气大振，又杀退了一股敌人。

钱大钧西南防御阵地的被攻破，直接牵动了西面。负责西面攻击的二十四师，在叶挺军长的亲自指挥下，也进行了勇猛的进攻。待附近的几个山头被拿下后，接下来该是冲过贡水河防线了。

七十一团二营营长廖快虎，是一个老共产党员，在营党小组中任组长，下面许多党员都是他考察后发展的。连长萧克一直在他的带领下，此时他们这个营作为预备队，等主攻山头的部队得手后，他们将冲破贡水河防线，向会昌城里进攻。

经过叶挺的严密部署，钱大钧在西面的防御阵地已岌岌可危，这就逼着他从东边调兵。所谓牵一线而动全局，此话的确不假。西北一吃紧，定然会牵动东北，如果西南再鼓捣一下子，钱大钧在会昌的防御堵截体系，就会被一一摧毁。

由于右纵队发动了猛烈的进攻，从而导致钱大钧把防守东北的部队调了一些去增援。这样就造成了东北方向的兵力减弱，使朱德和周逸群明显感到压力减轻。

当叶挺的右纵队攻破敌军防线时，被叶挺派往朱德处的那个排，已经和左纵队的朱德、周逸群联系上了。这个排一来，朱德知道西边已经得手，自己该怎么做了。于是，他和周逸群率领被打得“半残”的军官教育团和第三师，开始了反攻。

结果，反攻居然奏效，一攻一个破。不到两小时，左纵队也靠近了会昌城。

钱大钧安排在寨岽的兵力其实只有一个团，因为他认为革命军一般是不可能通过这里的，所以他在这一带的防守相对要薄弱一些。可是他万没想到，这薄弱的地方恰成“叛军”重点进攻的地方。这样，就出现了一个大缺口。

钱大钧决定调动二线部队去堵住这个缺口，可二线部队马上是不能赶到的。战场上双方都在抢时间，不能马上办到的事，在备选方案中只能淘汰。这样，他就只能希望那些修筑在贡水沿岸的防御工事，能帮他抵挡一阵子了。

可是几小时后，在会昌城里的钱大钧听说西南、西北阵地已被攻破，而且布防在贡水河岸的第二道防线已开始在短兵相接。他的心里就产生了一阵阵恐慌。心想，这共产党操纵下的“叛军”还真厉害，他们哪里来的这股子劲呢？！

凭钱大钧以往的经验，他必须做好最坏的打算，那就是他的北路军总指挥部不能设在会昌城中了，得赶快想办法转移。不然，连老本都得赔进去。

于是，钱大钧分别给阻击“叛军”的各师发布了“坚决抵抗”的命令，然后化装了一下，马上带领几个人，骑着马，悄悄离开了会昌城，向南边的筠门岭奔去。

在他的指挥部里，只有一名副官守着电话，来制造钱大钧还在指挥部指挥的假象。除此之外，就是院子里还停放着那个由八人抬的官轿，让更多的人知道他钱大钧并没有走，以此来稳定军心。这在用兵上讲，叫“瞒天过海”，或者说“出其不意”，但更准确的词应该是“金蝉脱壳”。

当钱大钧正慌慌张张地从会昌逃往筠门岭方向时，南昌暴动的革命军，其左右两纵队已经在贡水河边会师。

很快地，他们又攻破了钱大钧布防在贡水河沿岸的半圆形防御体系，接着马上开始了渡河。

当太阳挂在西天边时，二十五师七十三团终于攻进了会昌城。此时，地上的暑气已退去了一半，给进攻的部队提供了方便。

第三营第七连连长林彪带着战士们冲在最前面，他们的目的是冲向敌军司令部，俘虏敌军指挥官。可当他们赶到钱大钧的指挥部时，发现指挥部里只剩下了一名副官和几个无关紧要的随从。

论曾经的关系，被李济深任命的北路军前敌总指挥钱大钧，还是林彪在黄埔军校上学时的老师。冲在最前面的林彪，正在思考当捉到这位老师时该如何处置，可他万万没有想到，老师毕竟是老师，怎么会在学生面前出洋相呢？

原来，钱大钧早就跑了。院子里只有那顶八人抬的官轿。赤色的轿顶，朱色的抬杆，看起来很有气派。

却说陈赓从山坡上滚下去后，恰恰滚在一个杂草丛生的田沟里。由于他的腿一直都流着血，再由于滚下去后头肯定会晕，于是他就昏了过去。等敌人围攻上来时，血把草丛几乎都染红了。敌人走到陈赓面前，用脚一踢，见他一动不动，知道肯定是个死人，于是就没再管他，继续往前搜索去了。

等陈赓重新醒来时，他发现自己却躺在草丛里，于是才记起自己负伤后从山坡上滚下来的事。这时，他听见了山上又开始在人叫马嘶，他怕敌人再来搜山，所以就一动不动地听着。他想通过声音来判断眼下的战况，但是光凭声音好像还是不行，于是就偷眼观望，这时他发现有几个人端着枪朝他走来。

陈赓马上想闭眼睛，可是夕阳下这几个人的胸前拴着的红领带却提醒了他，这是自己人来了。于是，陈赓马上兴奋起来，知道自己有救了。但这几个却没有认出他来，走近后却狠狠踢了他一脚。陈赓被踢得马上惊叫起来，把那人吓了一跳。

“同志哥，你怎么踢我呢？你没看见我受伤了吗？”惊叫后，陈赓抱怨道。

一个人马上问：“你是谁？”

“自己人，六团一营营长陈赓！”陈赓满怀希望地说。

“不认识，谁知道你这个样子是自己人还是敌人！”那人说道。

陈赓一听，马上就急了，心想这些战士真是打红了眼，连自己人都不认识了。他正要发作，却无意间发现自己身上只穿着背心，双腿都涂满了血，于是才明白为什么他们不认他，他只得无可奈何地说：“是呀，我这个样子你们是不认识的，但你们可以去问问团长傅维钰或者师长周逸群，看看有没有一个叫陈赓的。”

正说着，人群背后却有一个人的声音使陈赓格外熟悉，这是卢冬生的声音。只听他说：“我看看，这是不是我们营长！”

当卢冬生看见陈赓是这副模样时，马上鼻子一酸，叫了一声：“营长，你居然还活着！”然后扑到陈赓身上，再也说不出话来。

这时，有人马上喊道：“担架队，快来，这里有一个重伤号！”

可是哪里来的担架队，几个人正想给陈赓用树枝做一个担架。哪知附近却跑来一个大个子姑娘，她也穿着革命军军服。原来她叫杨庆兰，除了有一身力气，其他好像都不怎么能派上用场，此时正好有了用武之地。

只见她把陈赓的伤口看了看，用自己身上所带的纱布缠了缠，然后叫众人把他搀扶在一个大石头上坐定。这些人正在思考怎么把陈赓送回去时，只见杨庆兰蹲下身子，背起陈赓就走。此时，这几个人才明白是怎么回事。他们很想说点什么，可是已经来不及了，因为她一溜小跑，转身就不见了。

自抚州会议后，南昌暴动的革命军开始注重沿途的宣传工作。于是，在会昌、瑞金一带临时驻扎的那几天，马上就得到了当地老百姓的理解和拥护。在革命军南下合击会昌时，已经有相当的一部分老百姓参加了抬伤员、运辎重的事情。这是一个十分难得的现象，说明共产党闹革命，必须要依靠群众来支持。

在瑞金，革命委员会在谭平山、吴玉章等领导下，积极发动群众，哪怕只有几天驻扎，他们也要掀起“打土豪，分田地”的革命运动，这样做的目的，实际上是广泛宣传土地革命，使更多的人了解为谁而革命。

在短短几天，他们召开群众大会，惩处了当地的土豪劣绅，征收他们的谷物作军粮。为了杀一儆百，革命委员会在李立三的主持下，还审判枪毙了国民党新编第十四军军长赖世璜的堂叔。

这个赖世璜就是前面提到过的北洋时代在赣东一带的小军阀，他当时就任北洋军江西陆军第四师师长，在北伐时会攻南昌中，他临阵倒戈，后被蒋介石任命为新编第十四军军长。他的堂叔“赖扒皮”是个乡绅地主，仗着他侄儿的势力，经常横行乡里，作恶多端。可是这一次，却没有逃脱共产党的惩罚。

在瑞金的几天里，革命委员会又继续开会，讨论了“改换旗帜”这个重大问题。经过举手表决，赞成改换的人毕竟是多数。根据民主原则，少数服从多数。谭平山虽然不想看见这个结果，但也没有办法。

会议最后决定，从瑞金开始，公开打出共产党的旗帜，把军帽上的青天白日帽徽摘了下来，军旗也从“青天白日满地红”换成了一面鲜艳的红旗，革命军每人脖子上依然保留那条红领带，使它作为“工农革命军”的标记。

会议还决定，建立无产阶级领导的联合贫苦小资产阶级的工农政权，提出乡村政权应完全归农民，并必须以农民为中心，城市政权，工人须占绝对多数。

在革命委员会关于土地革命的宣传和实际行动的影响下，瑞金的老百姓开始积极支援起前线来。一时间，从瑞金到会昌的大道上，一下就涌来了许多民工，他们抬着担架和竹椅，从会昌城外抬走了许多伤员。

那些农村的妇女，也帮助抬伤员、运辎重。民工们自由穿行在从会昌返回瑞金的队列之中，与革命军走在了一起。这和队伍开始从南昌南下时所雇挑夫临阵脱逃，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贺龙的二十军第一师、第二师留在瑞金作了会昌战役的总预备队，同时又被当作向东跨过武夷山脉进军长汀的先遣队，这样贺龙就有闲工夫考虑自己的入党问题了。

在此之前，贺龙已经入过两次党一次会，也就是中华革命党和中国国民党和“哥老会”。现在又要入党了，听周逸群说，这次入的这个党可非同小可，一旦认准了它，就要坚决走到底，这可是说一不二的。正如中国的老百姓常说的一句话，吐口唾沫砸个坑！

会昌战役刚刚结束，周恩来、刘伯承等马上作好了下一步的安排。他们在会昌留下了朱德的第九军军官教育团和十一军二十五师作为后卫，然后带着二十四师和二十军第三师返回了瑞金。

周恩来等一行人刚到瑞金，革命军总指挥兼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就在鲜红的党旗下宣了誓，正式加入了*。政治部主任郭沫若也跟着宣了誓，他也加入了*。

宣誓仪式由农工委员会主席张国焘主持，旁边站着贺龙的介绍人周逸群、谭平山，郭沫若的介绍人是周恩来、李一氓，此外还有恽代英、彭湃、廖乾吾等也参加了仪式。

廖乾吾是总政治部秘书长兼二十军党代表，此人和朱德同龄，已经四十一岁，其经历颇为丰富。年轻时代考取过清朝的贡生，也就是秀才中的优异者。

大革命北伐时有一首著名的歌，叫“打倒列强”歌，被定为《北伐军军歌》，其歌词，就是他在第四军当政治部主任时审定的，由手下的宣传科长邝鄘用法国民歌的曲调填写的词。

身为陕西人的廖乾吾，早年就读于北京京师农业学堂。由于曾得了脊髓炎有三年躺在病床上无事可干，就读了很多书，也包括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书籍，这使他的思想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

于是，在中共刚成立不久，他就加入了进来。最开始在武汉从事工人运动，后来成为孙中山大元帅府铁甲车队党代表、黄埔军校政治教官以及张发奎的第四军政治部主任。在南昌暴动中，他参与了具体的策划工作。

此时，张国焘念一句誓词，贺龙跟着念一句。当念道“永不叛党”时，贺龙把拳头捏得紧紧的，坚定地重复着“永不叛党”这几个字。他坚信，只要信仰不变，经全体党员共同努力，共产主义一定能够实现。但遗憾的是，那个叫他跟着念“永不叛党”的张国焘，后来却“叛党”了。

经过了几年的风雨历程，贺龙终于实现了他的夙愿，成了一名光荣的*党员。在大革命时期，贺龙就曾向周逸群提出过加入共产党的要求，但由于当时正处于“国共合作”时期，共产党是不便吸收贺龙这种高级军官入党的，因此就拖延到了今天。

郭沫若一向被称为“反蒋斗士”，对蒋介石和汪精卫的“反共”、“清共”活动，政治态度是极为鲜明的。他不仅是强烈反对，而且还冒着生命危险去策反李宗仁。事情不成，还公开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同时在张发奎面前，敢于表明自己的政治态度，也不怕杀头而公开“投共”。这些事情，都说明他有信仰，认准的事情决不妥协。

但是，在郭沫若一生中，加入共产党的事情尤为曲折，这是因为他的复杂经历使考察工作难以落到实处。现在我们看见的是他第一次入党。如果照此下去，是不会有第二次、第三次的，但命运不济，人生之路经常让他面临选择，这就造成了以后曲折的入党历程。

当中国共产主义运动正处于低潮的时候，共产党就处在了生死存亡的关头。在这种情况下，许多人都在绕着走，生怕粘了个“共”字而被杀头，像贺龙、郭沫若这样的在国民党阵营中的高级军官，能义无返顾地走向信仰共产主义的道路，那是为数不多的，也是难能可贵的！

因此，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共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就贺龙、郭沫若入党问题，在宣誓仪式后发表了讲话。

他说：“今天是个特别的日子，是我们南下后打了第一个大胜仗之际。在这个特别的日子里，我们的总指挥贺龙同志、总政治部主任郭沫若同志，终于加入到了共产党这个战斗集体，我感到万分欣慰。党组织对贺龙、郭沫若都很了解。贺龙同志由一个贫苦农民开始两把菜刀闹革命，到今天已成为一个军的军长。郭沫若同志在新文化运动中就表现突出，一直是追求进步的楷模，他一介书生，投笔从戎，其精神可嘉！他们虽一武一文，经历不同，但有共同的信仰，这与他们追求救国救民的理想是分不开的。今天，我们欢迎他们入党！”说完，他带头首先鼓起了掌。

接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委员李立三、恽代英、谭平山相继讲了话。他们回顾了大革命以来，贺龙、郭沫若反对军阀、反对帝国主义列强，支持工农运动的一贯表现，赞扬了贺龙、郭沫若在革命危急关头挺身而出，率军参加南昌暴动的壮举和追赶革命队伍的决心，也交代了党对贺龙、郭沫若的考察经过。

贺龙入党后，马上就被编入中央特别小组，这个小组实际上是革命军的战时中枢机构，同时也是决策机构，它是由周恩来、张国焘、廖乾吾、刘伯承、周逸群等组成的。

宣誓仪式刚刚结束，革命军前敌委员会马上决定部队向东出发，到福建长汀去。由贺龙带着第二十军第一师、第二师先行，作为先遣队。

为了避免战略意图的过早暴露，他们在星夜就出发了。其实瑞金与长汀的直线距离，比瑞金与会昌还近，但是由于是翻山，加上那是福建省的地界，所以听起来好像很远。这里有一座山，叫“大隘岭”，处于武夷山的南端，只要翻过了这个岭，就好办了。长汀就在岭的那一边的山脚下。

当贺龙部队已向长汀进军时，革命军的后卫还远远在刚刚激战过后的会昌。由于周士第的第二十五师在会昌战役中起到了攻城的中坚作用，所以前敌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就把断后的任务交给了他们。

这个任务看似轻松，其实是满艰巨的，因为在会昌战役中，革命军伤亡了八百多人，其中有三四百名伤员需要特别护理，这就落在了二十五师的肩上。

攻取会昌后的第三天，也就是九月二日，叶挺和聂荣臻在会昌城里正准备结集部队向瑞金撤离时，却听见了城外突然有密集的枪声，接着驻扎在城外的第二十五师马上派人来报告，说有大量敌人从洛口方向正往会昌挺进，而且还大摇大摆的。二十五师的边沿守军已经和他们接上了火。

还没有撤离会昌的参谋团参谋长刘伯承一听有敌人来进攻，马上认为这是敌人的抑留战术，目的在引诱革命军向洛口进攻，以拖延革命军到达东江的时间，这样敌人也好在东江地区更有时间调集“堵截”的兵力。所以，他和叶挺、聂荣臻商议，必须马上打退这股敌人，但不要纠缠过久。

第二十五师师长周士第和党代表李硕勋在营房里也听见了枪声，他们互相看了一眼，周士第显得很沉稳，李硕勋表情却茫然。他说：“钱大钧的溃军已不到三千，而且已被赶到了筠门岭以南，肯定是没有能力反扑的。那么，这支军队又该是谁的呢？”

“不管是谁的，反正是敌人，得赶快占领有利地形，堵住这股敌人。”周士第毕竟是军事干部，对这方面很敏感。

“对，先击退这股敌人后再说。”参谋处长游步仁附和道。这时军部通讯员骑着一匹红色的战马飞奔而来，他带来军长叶挺和党代表聂荣臻联合签发的行动指示，其大意是说，有一股敌人正在向会昌挺进，现在已经到了南山岭。他们已经命令二十四师向城西出击，二十五师也要迅速占领城西北的各个制高点，然后向敌人进行反击。

城西北的枪声越来越密集了，周士第来不及等部队集中，他要李硕勋督促各团迅速开到城西北各山头，自己却先带领手下的特务连到城西北山头上去占领有利地形。

周士第带着特务连跑步出了会昌北门，然后向城西北的一个小山头跑去。周士第想，这个山头临近城墙根，如果被敌人占领，就会被他们用火力封锁城北一带，那城内的革命军就更加被动，所以他必须要抢占这个山头。

事情正如周士第估计的那样，他们刚刚爬上这个山头，就看见敌人也正向这边涌来。特务连当即把队形闪开，然后向敌人射击。

周士第站在这个山头的一个隐蔽处，他向下张望着。从这个小山头看去，只见前天钱大钧部曾占领过的那些山头都有敌军，有些还利用钱大钧部原来修筑的工事向这边射击。周士第想，看来又要重新夺回这些山头，不然，会昌城已经不安全了。

这时，李硕勋、游步仁带着大部队陆续赶到。周士第马上和李硕勋、游步仁商量，每到一个部队，马上展开，占领一个阵地。对前面几个山头上的敌人，采取兵分几路向敌人出击。

不一会儿，七十三团、七十四团、七十五团先后到达指定位置，然后向敌人展开了猛烈的进攻。敌人渐渐不支，纷纷向洛口方向撤退。革命军也不追赶，而是马上打扫战场。

在这次反击中，十一军几乎是全线出动，所以很快就打退了敌人。在俘获的敌人中，有一个敌军营长，算是在本次战斗中俘获级别最高的敌军指挥官。

通过审问，周士第他们才知道，这是黄绍竑的军队。他们本来是驻扎在白鹅圩的，由于钱大钧派人去“求援”，他们才赶过来救会昌，没想到来了之后，会昌已被革命军占领。

会昌这一仗，革命军共歼敌五千余人，俘敌九百多人，缴获山炮一门，迫击炮二门，各种枪支一千多支，还有大量弹药和辎重。这就是由中共领导的人民军队，在第一场正规战役中所取得的战绩。

但革命军伤亡也很大。据后来有人回忆，说八百人或九百人的也有，其实不止这个数，至少也有上千人。但打出了威风，打出了士气，这一点肯定是无疑的！

当黄绍竑的军队正在进攻会昌时，南昌暴动南下的先头部队，在贺龙、朱德的带领下，已经从瑞金出发了，他们的目的地是福建长汀。

长汀也叫汀州，坐落在武夷山南麓，是福建西部的一个重要市镇。城区依山傍水，又有古城墙环绕，看来甚是奇特。

早在一千多年前，这里就有很多客家人居住，那时的唐朝把这里作为一个州来管理，所以有“汀州”之说。宋朝时的汀州太守陈轩把长汀描述为：“一川远汇三溪水，千嶂深围四面城。”这“一川”指的，其实就是汀江。

缓缓流动的汀江发源于长汀西北部的武夷山深处，河水颇为清澈，像一条飘逸的白练，穿城而过，然后拐一个弯后向南缓缓地流去，一直流到上杭，然后直通广东的梅县，与梅江会合注入韩江。古人对汀江有这样的描绘：

盈盈江水向南流，铁铸艄公纸作舟。

三百滩头风浪恶，鹧鸪声里下潮洲。

这首诗既道出了汀江的漫长，也道出了汀江的水势之大。的确，以周恩来为首的南昌暴动前敌委员会把进军广东的路线选在这里，应该是选对了，因为沿着汀江顺流而下，就可以直接进入广东。

却说陈毅同肖劲离开了九江前往南昌后，他们所在的教导团马上就面临被“清洗”的命运。首先是被张发奎派兵监控了起来，接着让参谋长谢膺白兼任团长，每天排队集中训话，没完没了。这还不打紧，打紧的是要追查谁是“共产党”。

自从张发奎让教导团上岸后，第二天再重新集合时，队伍里已经走了不少的人。显然，这是张发奎“敲山震虎”的结果。但是，他还不放心，要谢膺白再严格审查。谢膺白已经把此事交给一个叫朱勉芳的人，让他去具体处理。自从季方辞职后，教导团还没有参谋长，朱勉芳就填补了季芳的空缺，被任命为教导团的参谋长。

朱勉芳一上任，就对各营进行排查，先是各级营连排的长官，是共产党员、共青团员的，必须做好登记，是国民党员的，也要登记。结果发现，是共产党员的，没有一个，是国民党员的却不少。再进行对士兵的排查，其结果几乎也是一样。

朱勉芳是朱晖日的亲信，朱晖日是第十一军军长。共产党搞南昌暴动，拉走了他两个师，也就是叶挺的第二十四师和蔡廷锴的第十师，如今只剩下了许志锐的第二十六师。这对朱晖日来说，是一个沉重的打击，所以他希望自己的亲信朱勉芳，到教导团后尽量多抓共产分子，以达到“杀一儆百”的效果。

平时谢膺白的事很多，就把教导团的具体事务交给了副团长杨澍松和参谋长朱勉芳。杨澍松不是共产党员，对教导团里的共产党组织并不清楚，但他本人却对共产党没有反感，所以在“清共”问题上，并不显得有多积极。尽管朱勉芳用足了劲，但到了他那里，许多劲都是白费了。他们对几个营的营长进行了重点审查，没发现有共产党“嫌疑”。

每天谢膺白都到被监控的教导团驻地训话一次，向官生们讲第二方面军“东征”的意义以及共产党举行暴动的危害。并威胁说，如果教导团里的共产分子不主动站出来，查到了要人头落地。但是，他的话却没有人理会，而听到的却是一连串反问：“你们凭什么收我们的枪？”“把枪还给我们！”“没枪我们怎么打仗？”

接着是谢膺白讲话的时候，下面就有人“捣蛋”。谢膺白一讲话，下面不是唧唧哇哇闹闹嚷嚷，就是集体鼓掌。有节奏地鼓掌，听起来是那么整齐，而且步调一致，明显这是在“唱反调”，这是对他讲话的内容进行揶揄。更其“可恶”的是，还集体用脚来打拍子，有时还手脚一起行动，完全没把他这个团长放在眼里。

所以，这个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改编的教导团，让谢膺白感到自己很没有尊严，很棘手。查看杨澍松、朱勉芳的调查记录，里面已经没有一个共产分子，但凭感觉，这是一个假象。实际是，里面肯定还有共产党组织，不然怎么管起来这么费劲。

顿时，谢膺白想起了唐生智曾经说过的话。记得在武汉时，第一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就曾说过，这些学员中共产分子太多，最好的办法是“解散”了事。可是，一向对共产党并无防范的张发奎总指挥，却认为这是一个扩充自己实力的好机会，偏偏要把这些人收归己有。结果，他谢膺白就落到了今天这种地步。

谢膺白是个老谋深算的人，他在第二方面军任参谋长本来是想在张发奎军中步步高升，可没想到会让他来兼这个教导团的团长。当时他一听这个决定，心里就很不乐意，但张发奎一言既出，也不好扫他的面子，只好应承下来。哪知这个团里的“刺头”却很多，平时管起来都这么麻烦，打起仗来就更不听他指挥了。所以他认为，最好还是“解散”了省事。

此时，九江依然是火辣辣的太阳，暖烘烘的热，根据汪精卫在庐山透露的信息，“东征讨蒋”已经搞不下去。这倒不是因为共产党在南昌发动“兵变”，而是宁、汉之间正在庐山秘密谈判，看趋势大有“合并”的意思，就像两股水流分岔后又合在一起那样，所以摆在国民党面前的是“合流”，而摆在张发奎面前的是什么呢？国民党一“合流“，他就只有回广东。

张发奎的回广东，和共产党在南昌暴动后南下广东，其意义和动机是完全不同的。张发奎作为一介武夫，是没有那么高的理想要回广东去重建革命根据地的，他只知道“打打杀杀“，然后有块地盘能供养自己的军队，就足够了。如果说他真有什么理想的话，那也是拥护汪精卫为精神领袖的国民党“一统天下”。

可现在武汉中央政府的现状是，北方的陕西、河南已划归冯玉祥占领，东边又想与蒋介石、李宗仁“媾和”，唐生智控制着“两湖”，就连朱培德也拥有了江西，而他张发奎却什么也没有，唯一的出路就只有回广东老家了。他的军队是粤军第一师的底子，粤军是他的老上司李济深带着他们这帮哥佬，在广东多年的军阀混战中，慢慢壮大的。现在李济深在广州坐镇，他张发奎也就只好以“北伐凯旋”的名义，回到他那里去。

他要让曾经的第四军军长李济深看看，他张发奎带着前方的第四军回来了，不是大败而回，而是凯旋来归。当然，说到“凯旋”二字，张发奎心里有一种隐痛。他知道，如果不是叶、贺“作乱”把他的军队给带走了一多半，哪倒真的是“凯旋而归”。可是现在怎么去想，那“凯旋”二字，都好像与他毫不沾边。

对叶、贺的“背叛”，张发奎还记忆犹新。最先是听到一些风声，就决定在庐山以开会的名义请他们上山，然后再解除他们的兵权，但不知是谁走漏了消息，让这两个人没有上他的“套”，却去了南昌，又突然发动“兵变”。看来在他的左右，有一种看不见的眼睛，在给叶、贺通风报信。这些人是谁？是一个人，还是两个人？是几个人，还是一大帮人？他张发奎是不清楚的。

但是有一点他最清楚，就是当他们听说南昌发动“兵变”后，第一反应就是派兵去“讨伐”，特别是第十一军军长朱晖日，他手下三个师就失去了两个，还有第四军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他的一个师只剩下了两个营又两个连。他们就坚决要求派兵去“讨伐”。

李汉魂的二十五师，本来在马回岭驻扎，却被聂荣臻带走了。张发奎听说后，马上带着李汉魂、张云逸等去追，却没有追回，还差点儿被“挟持“了去。

现在，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几乎成了光杆司令。

所以，在“讨伐”叶、贺的问题上，尤以朱晖日、李汉魂的表现最为坚决。

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却有些反常，二十五师就是他属下的，但他对“讨伐”表现得不那么积极。当大家都在说要“讨伐”，他也想附和几句，可就在此时，有一个人发话了，他提出了“相反”的意见。

这人是谁，为什么这么大胆？原来他是黄琪翔第四军的参谋长，名叫叶剑英。

叶剑英说，叶、贺“兵变”，确实出人意料，也确实不可思议，但大家考虑过没有？如果我们去追“叶贺”，肯定会打起来，这样就造成了“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局面。我们和“叶贺”打起来其结果是两败俱伤，到时候只有坏处没有好处，而旁边的朱培德第三军说不定还会跟着来“起哄”，这样得利的是他们，而我们则损了元气，还怎么回广东？

“当然，真打起来，我们未必能赢。”叶剑英说，“就‘对局’的数量来说，已经是没法比了。‘叶贺’拉走了五个师，我们这儿细算起来，三个师都不够了。还能打吗？”

所以叶剑英又说：“我们不妨和‘叶贺’约定，井水不犯河水，让他们从赣东入梅县，我们从赣西回广州。待他们到了东江地区后，李济深和黄绍竑一定要派军队去‘剿灭’，那时广州空虚，我们就可以无后顾之忧，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占领广州，岂不更好吗？”

叶剑英的这番话，让张发奎一听，真是醍醐灌顶，一语点醒梦中人。这就像在下一盘象棋，有人看得近，有人看得远，而他们几个只想到“复仇解恨”这一步，却没有想到既可以“复仇解恨”，还可以坐收“渔翁之利”，这真是一步“两全其美”的高招！所以，张发奎对叶剑英真是佩服极了。在解散政治部后，当知道主任郭沫若要去南昌，张发奎并不阻拦，而是表现出相当的慷慨，他其实是要郭沫若送信给“叶贺”，大路朝天，各走一边！

但是，现在张发奎面临的却是“凯旋回粤”的尴尬，该怎么样才能掩盖这“失败”的真像而又能体面回粤呢？这倒成了一道难题。其实，目前只剩下缪培南的第十二师和许志锐的第二十六师，就是组成一个军都还差一个师，于是他想到，干脆就以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的名义，重新组建第四军，然后就以第四军“凯旋回粤”这个名义，是完全说得过去的。至于朱晖日、李汉魂等人，包括他的第二方面军番号，都可以暂时不要，待以后扩军后再说。

张发奎这次输得很惨，共产党在南昌发动“兵变”，不光拉走了他五个师，另一个师在芜湖可能也回不来了。因为直到现在，他要回广东了，这个师都还杳无音讯。这是哪个师呢？这是第二次北伐时，在河南上蔡地区收编的第二十一师，师长富双英。这个师原是张作霖奉系军阀的部队，全是东北人，到广东去肯定水土不服，所以他们迟迟不“归队”，可能是不愿意来了。

张发奎要回广东，那是急不可待的。但是共产党人在南昌举行暴动，把他的军队带走了一多半，使三个军在目前连一个军都凑不够了。为了在老上司李济深面前不失面子，不能表现得太“怂”。所以，他决定，把剩下的部队进行“整编”，以第四军的名义统一编制。至于部队何时动身，怎样开拔，那得伺机而动，现在先整编了再说。如今，又接收了一个不稳定的教导团，所以更要谨慎对待，搞不好，还会出乱子。

张发奎想好了下一步该怎么办了，于是马上行动起来，着手整编军队。在第二方面军高级军官会议上，张发奎提出了他的“整编”方案。开始，大家都不说话。沉默几分钟后，有人提出了异议，接着就争论起来。但争论来争论去，就一个问题难以解决：没有兵。如果没有足够的兵员，剩下个空壳子能有什么用？争，也是白争。

所以，保留第二方面军番号是可以的，但为了指挥方便，也为了能在老上司李济深面前有一个军容整齐的感觉，让第四军“凯旋”，那是顺理成章的事。这样一说，大家都纷纷表示应该如此，于是都支持张总指挥的“整编”。

在“整编”会议上，参谋长谢膺白却节外生枝，他提出一个意想不到的问题。他说：“教导团里的捣乱分子太多，根本就不好管，我看是不是就地解散算了！”

张发奎一听，没有做声，他对此问题不是没考虑过，但一色的军校学员，对他来说是个极大的诱惑。现在谢膺白提出这个问题，不知他又遇到了什么麻烦事，非要破釜沉舟不可。

其实，谢膺白提出这个问题，完全是站在他个人的立场上。教导团不好管是事实，但不是主要的原因，主要的原因是他本来就不想当这个团长。如果不是应张发奎的急需，他才不会强撑这几天呢？现在部队都全归了黄琪翔的第四军，这教导团还留着它干什么呢？所以，谢膺白想趁此机会“撂挑子”不干了。

但此话一出，却惊动了另一个人。他是谁？他就是劝张发奎不要去追“叶贺”的那个叶剑英。叶剑英是第四军的参谋长，和军长黄琪翔都是广东梅县的同乡。他们都身材高大，五官端正。叶剑英两眼放光，有一股虎气，而黄琪翔则眉清目秀，显得文气十足。此时叶剑英想，教导团是革命的本钱，不能就这样轻易被“解散”，于是就说：“现在我们正在用人之际，正好借教导团把队伍重新建起来！”

此语一出，正中张发奎下怀。其实明眼人都看得懂，张发奎一直把教导团捏在手中，其目的就是为了扩充自己的实力。只要招兵买马，这些军校的学员，就是各级军官的候选人，最低也是个见习排长。一千七百多学员的教导团，可以培养多少个连长、排长，这是搬起指头都能算清的。所以，叶剑英的话，在张发奎看来，完全是说到了他的心里去了。

谢膺白为从教导团抽身宁愿解散它之时，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却主动站了出来，提醒张发奎不能解散，这究竟是怎么回事？这得从叶剑英的经历说起。广东省的建国粤军是北伐战争中第四军的前身，是孙中山在建立黄埔军校前就已经存在的军事力量，里边有很多广东籍的重要将领，都出自这个军队，叶剑英也不例外。

追溯叶剑英的历史，他和朱德一样，都曾在云南讲武堂学习过，所不同的是，叶剑英比朱德小了整整十岁，所以他们在讲武堂读书的年代，也就几乎错开了十年。但是，他们追求进步探索真理的路径，却有些相似。在“国共合作”之前，叶剑英在建国粤军中，几乎都在营级以下带兵，当他升任第二师师参谋长时，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就把他调到军校任教授部副主任。在黄埔军校，叶剑英读了很多进步书刊，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并结识了政治部主任周恩来，还要求过加入共产党。但是，由于他是国民党中的高级军官，吸收为共产党员，那是要冒很大风险的，所以迟迟得不到回复。

后来，叶剑英得到校长蒋介石的赏识，在第二次东征陈炯明中，亲自带兵上了战场，成为建国粤军第二师新编团团长。开始北伐后，任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打下南昌后，当上了第一军新编第二师师长。但是，在蒋介石叛变革命后，叶剑英并没有因为蒋介石的青睐而顾虑重重，而是“吕端大事不糊涂“，马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发表通电“反蒋”。后来的过程和郭沫若差不多，反蒋后就不会继续在蒋介石的军中呆了，而是回到了革命的中心武汉。

在武汉，叶剑英在一次宴会上遇到了第四军军长张发奎，他们以前都是熟人，尤其是张发奎手下的那个师长黄琪翔，还是叶剑英梅县的同乡，也是少年时代的同学和朋友。这一下可好了，张发奎邀叶剑英到他军部去做副官，接着就一起参加了武汉政府组织的第二次北伐。北伐回来后第四军升为第二方面军，黄琪翔由师长升任第四军军长，叶剑英就被任命为第四军的参谋长。

回到武汉后，叶剑英遇到了梅县的一个同乡，他叫李世安。在前两年广州时他们就认识，那时李世安就是一名共产党员。此时，叶剑英回武汉后，心情很沉闷。从各种迹象表明，汪精卫又要步蒋介石的后尘了，这样就不得不再让他面临选择。于是，他想起了在黄埔军校时曾经要求加入过共产党的事。现在看见了李世安，心里突然一亮，马上想到，这李世安可不是共产党员吗？可以先找他聊聊，看他现在还与共产党有联系不？

结果这一聊，却让李世安为难了。一个军级的参谋长，他想干什么？原来李世安还在干共产党，而且还是周恩来直接领导下的秘密党员。李世安在叶剑英面前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只是答应帮着打听。之后，就把叶剑英向他打听共产党的事，直接报告了周恩来。

周恩来是了解叶剑英的，于是他给李世安一个任务，要他搞清叶剑英的真实意图。原来，叶剑英打听共产党的目的，是想要入党。这让李世安惊讶了，大革命已趋于失败，共产党正处于艰难的境地，许多人都不干了，要退出共产党，而作为高级军官的叶剑英，还想加入，这是不是有些不正常？

当周恩来知道了真实情况后，对叶剑英进行了考察，发现从黄埔军校起，叶剑英所做的事情没有一件与共产党为难，完全是一个左派军人的印象，特别是他毅然“反蒋”一事，这放在第一军其他军官面前，是无论如何也做不到的。

更其重要的是，目前汪精卫已经决然“反共”，共产党正处于极其困难的时期，叶剑英还要往“火坑”里跳，这说明什么？这说明此人信仰高于一切，为了真理，他什么都不怕！这样的人才是民族的精英，革命的精华，我们凭什么要加以拒绝？

于是，就在周恩来、李世安做介绍人的情况下，叶剑英加入了*。当然，在那种复杂的环境下，叶剑英的“入党”是秘密的，为了工作的需要，只局限于周恩来、李世安知道。

谢膺白一说教导团的事，叶剑英心里一惊。这可是有许多革命同志在里面呀，把它保留下来将来可大有用处，怎么能轻易说解散就解散呢？不能解散，坚决不能。怎么办？叶剑英跟了张发奎这么久，已经知道了他的真“脾胃”。他就想扩充实力回广东去做个“王”，于是就迎合张发奎的这个心理，从侧面去刺激他，来保住这个教导团。

哪知谢膺白听了叶剑英的话，很不高兴。他说：“共产党在南昌发动兵变，从我们二方面军中一下就拉走了两个军呀，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共产党太厉害了。如果不解散教导团，那里面的共产党才多呢，留下来可是个麻烦！”

接着，朱晖日、李汉魂这些感同身受的人也表示附和。只有两个人没有做声，他们是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和第二十五师参谋长张云逸。黄琪翔不是共产党员，但对共产党没有什么反感，所以对汪精卫的“分共”根本不理解，同时对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的“失踪”，也感到很伤感。邓演达不光是他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的同学，而且还是他的精神领袖，所以他对“解散教导团”的话题，不想表什么态。再说，叶挺、周士第这些人，以前都是一起共过事的哥佬，他们的出走，他心里也很难过，他简直为难极了，还能说什么呢？

张云逸可是共产党员，秘密的，除了他本人，在坐的所有人，包括叶剑英，都不知道。当然，张云逸也不知道叶剑英是共产党员。在那种环境下，今天的人可能不会体验到，即使近在咫尺，也不会知道那就是自己人，因为他们加入共产党都没公开，还是单线联系。

在说错一句话就可能被捕，或者被枪杀的情况下，他们每说一句话，都得考虑清楚后果。这就是秘密共产党员的处境，所以他们得格外谨慎，这是由自己的使命决定的。

张云逸个子不高，柳叶眉下长着一双精明的丹凤眼。当时他给大家的印象是，一个年龄比较大的国民党员，他出生于海南岛的文昌县，与孙中山夫人宋庆龄是同乡。在辛亥革命前孙中山组织的黄花岗起义中，他是参加者之一，但他侥幸地逃脱了被枪杀的命运，不然就成了黄花岗第七十三名烈士了。因此，在坐的各位丝毫都不怀疑他的“可靠”。

但是，由于张发奎这次输得很惨，实在是有些像打断骨头抽了筋的感觉，所以就一直在想，是谁给“叶贺”通风报信没让他们上庐山，又是谁给周士第做联络让聂荣臻轻易得手。静下心来后，他就开始寻找线索秘密追查起来。特别是那个二十五师，他及时去追都没能追回。

二十五师驻守马回岭，是谁走漏了消息，又是谁传递消息给周士第的？是谁早就在打二十五师的主意，又是谁架空了师长李汉魂，让二十五师明目张胆地从眼皮下跑掉？更其可恶的是，他张发奎身为总指挥亲自去追还追上了，可居然被人家打了回来。

这一系列问题，让张发奎越想越觉得这其中肯定有人早就疏通好了，把整个局面都捏在了鼓掌之中。他要对很多人进行审查，特别是在“国共合作”时期其工作热情很高，而最近却沉默寡言了的那些人，就值得怀疑。

想到这里，张发奎觉得，终于有线索了。他觉得，张云逸就是这样的人。于是，张云逸就被列入了被审查的范围。

结果一调查，发现张云逸在九江码头接触过一个陌生人，那是军委书记聂荣臻，向他了解二十五师的情况。当时，张云逸把所有知道二十五师的情况全都告诉了聂荣臻。这才让聂荣臻很快很顺利地到了马回岭，然后带走了张发奎两个团又两个连。

自张发奎决定审查张云逸后，有一天，张云逸被师长李汉魂叫去，对他进行了审问式的谈话。李汉魂决定，先找张云逸“核实”一下有关陌生人的问题，从这里入手比较合适。

李汉魂拿出了一张照片，先让张云逸看认不认识这个人。

张云逸一看，心里一惊。原来那是聂荣臻的照片，张云逸马上就知道了李汉魂什么意思。他说：“这个人有些面熟，好像在哪儿见过。”

李汉魂一听，马上来劲了，说有人举报他张云逸见过一个陌生人。张云逸的回答让李汉魂出乎意料，因为张云逸承认确实见过一个陌生人，而且就在马回岭出事的前一天，在九江码头，但那是他家乡的一个表哥。

这时李汉魂才告诉张云逸，这个照片上的人叫聂荣臻，就是他带走了二十五师两个团又一个连。张云逸于是就顺口说：“哦，我想起来了，这聂荣臻我是见过的，就是在德安车站指挥周士第向我们开枪的那个人。”

聂荣臻指挥战士们向张发奎开枪那天，张云逸也在，他就站在张发奎和李汉魂的后面。这倒把李汉魂搞忘了。现在一听，这才想起了张云逸那天就在现场，如果是和聂荣臻一伙的，早就趁乱和他们一起去了，可是张云逸没有呀？于是，李汉魂就对张云逸放心了。

在“审问”中，张云逸的表情也很镇定，而且说的话也完全符合逻辑，这不得不让李汉魂觉得，怀疑他完全是一个错误，现在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马上打消对自己参谋长“怀疑”这个念头。

在“教导团是否解散”这个问题上，既然张云逸和黄琪翔没做声，这个话题就暂时搁置了下来。这就意味着“解不解散”让张发奎自己去选择了。这倒让叶剑英不放心起来，因为说话的都主张“解散教导团”呀！

其实张云逸也想说两句应付一下，可是左想右想，那个聂荣臻的照片还在他脑子里翻滚，所以还是觉得不说为好。

正在这时，叶剑英说话了。他说：“教导团有什么大不了的，一点麻烦都没有，那还叫教导团吗？教导团里文化人极多，有思想，活跃一点很正常。如果真有捣乱分子，那也是极少数。这并不怕，怕的是我们不去管。”

谢膺白说：“教导团是个隐患，就像一枚定时炸弹，不知在什么时候，就出现大乱子，把我们大家都得炸翻！”

叶剑英说：“就算是炸弹也不可怕。炸弹是要引火线才能爆炸的，没有人拉，怎么会爆炸？再说，就算有人拉，投出去是炸别人，捏在手中才能炸自己。”

这时，张发奎说话了：“我赞成宜伟兄说的话，不要一遇到点麻烦，就撒手不干了嘛，这还叫革命同志吗？至于教导团要不要解散的问题，这里就别再提了，以前已经说过了，他们是宝贝疙瘩，我还要他们有大用处呢！”

他说的宜伟兄，是指叶剑英，因为叶剑英的表字叫“宜伟”。

对于这个教导团，张发奎也是大伤脑筋的。共产党把他的部队拉走了一多半，这本来就使他心中窝火，可这个教导团里还有那么多共产党，就更让他担心，所以他要缴他们的械。但话又说回来，他张发奎能在北伐中成为常胜将军，还多亏了这些“共产党”。

说句公道话，如果不是军中有那么多的共产党员拼死杀敌，他这个“铁军”名将的称号，可就子虚乌有了。所以，从本质上来说，张发奎并不忌讳自己的部队有共产党。他把“叶贺”这些共产党与教导团里的共产党区别开来，认为他们并不是一回事。

但在而今眼目下，共产党与国民党已经反目为仇，在关键的时刻，必须站好队，所以他张发奎是三民主义信徒，与共产主义无缘，也就必须要与共产党“决裂”。他不反感共产党，只是想借他们的勇气为自己办事。他是有信仰的人，除了信仰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就是信仰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中央政府。

张发奎是一个典型的军人，早年投军时就以“勇猛”著称，所以在不到几年的时间里，就从营长、团长、旅长一直干到师长，由于他和共产党人叶挺是老乡且私交甚厚，所以他的军队里就容纳了很多共产党人。这样，在他指挥的第四军中，共产党员最多，战斗力也最强。所以，在攻克武昌，威逼河南时，可以说是所向披靡。

关于教导团的问题，张发奎知道，这是由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改编的，这些学员都是训练有素的，一旦编入部队，就都是各级军官。所以如果把他们“遣散”，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损失。

但是不遣散，这里面的共产分子也太多，这就成了部队极不稳定的隐患。该怎么办？还真叫他有些为难了。教导团就像一个烫手的山芋，捏着不行，丢了又可惜！现在叶剑英把话说的很明白了，这让张发奎感到一阵轻松。原来，教导团还有如此功用，以前真还没有看出来。

谢膺白算是明白了，张发奎的“高参”并不是他，而是叶剑英。所以，心里好像受了一点刺激，有股酸酸的味儿，就像一个醋坛子被打翻后，溅得他满身是醋那样。但马上又一想，叶剑英说的话也不是没道理，如今唯一能解决的，就是看张发奎能不能放手这个教导团，让他不再成为第二方面军总部直接管辖。打定主意后，谢膺白找到了叶剑英。

就这样，两个不同年龄不同级别的参谋长开始了下面的对话。谢膺白说：“共产党也真厉害，就拿这个教导团来说吧，明明这里面就有他们的组织在活动，可就是抓不到把柄。这样下去，还不知在什么时候又出一个大乱子！”

“有参座把舵，会有什么大乱子可出？”叶剑英在奉承中故意问道。

“哎呀，你就别抬举我了!”谢膺白说，“为了这个教导团，我可操够了心，可是这里面的共产分子也太多了，如果不是我早得到情报，这些人会在九江闹事的。”

叶剑英想，这只老狐狸也太厉害了，原来是他安排了眼线在教导团里，才使大家被缴了枪后依然不自由。目前这个队伍已经手无寸铁，不及时想办法，就是被屠宰的羔羊。所以，得想办法把他们解放出来，然后再重新拿上武器，于是就敷衍着说：“参座真是高见，看来对这个教导团的训导还真非你莫属了，不然早走光了。”

谢膺白却牢骚满腹地说：“你不知道呀，这个教导团不好管。只要里面的共产分子没有肃清，不知在什么时候就会闹得天翻地覆，让你下不了台！”

“听参座的意思，是不想管这些人啰？”叶剑英试探问。

“不是不想管，而是管不了。将来出了事，我这个参谋长可就当到头了。”谢膺白终于道出了他的苦衷，“所以我已拿定主意，准备向张总指挥进言，辞职不干了。”

叶剑英终于明白了谢膺白的意思，那就是他不想当这个团长，于是心里一喜。他想到，只要争取到这个团的领导权，就可以为革命保留下一支有用的武装。

他装着很同情地对谢膺白说：“我知道参座的苦衷呀，这教导团也真是个烫手山芋！但是，在眼下二方面军正缺兵员的情况下解散它，实在是太可惜了！这教导团的每一位学员将来都可带兵，解散了划算吗？所以，我倒有个主意，就是参座如果觉得累，我可以来接替你的工作，保证管好这个顽皮的教导团，你看怎么样？”

谢膺白一听，马上爽快地说：“对，就这么办！这个团长就由你来兼，我去给张总指挥说。”

谢膺白把叶剑英自愿要当教导团团长的事一说，张发奎的心里马上一亮，因为这个教导团就是叶剑英给他出主意才收为己有的，说不定叶剑英还真有办法管好它。

就在上个月，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在武汉洪山险遭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的“围歼”。师生们正在洪山演习，何键就以“谋反”为由派出李品仙率领他的武汉卫戍部队马上包围了演习现场。

刚刚入党的叶剑英得到消息后，马上找到张发奎说，这些师生完全可以编成一个军官团，将来可是二方面军扩军的骨干。张发奎觉得有理，于是就派兵去营救。这样，何键的阴谋就没有得逞。

而如今教导团又出现了“棘手”的问题，一听见说叶剑英愿意来当团长，张发奎真是求之不得的，但教导团里有那么多共产分子，这叶剑英能把他们都制服？共产党拉走了他一半多人马去南昌，如今这叶剑英所在的第四军可是他张发奎的主力了，如果再出问题，那就把老本都赔进去了。

所以关于教导团的问题，张发奎可是慎之又慎。目前，他只能对谢膺白说：“看看再说吧，这教导团可是一匹难以驯服的骡子，如果再出问题可就惨了。这些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学员，我们既不能轻易地解散他们，又不能轻易地相信他们，真是难办呀！”

谢膺白说：“教导团的问题如果不尽快解决，朱培德的第五方面军可能要找我们的麻烦，听说他们在南昌吃了共产党的亏，就把气撒在了教导团的身上。说是当我们到达南昌时，一定要把教导团里的共产分子交出来让他们处理，不然就别想从这里通过！”

“这也小看我张向华了，区区几个共产分子，需要你朱培德来过问？我岂不成了任人摆布的傀儡！真是岂有此理！”张发奎愤愤地说。

“那怎么办呢？我们兵临南昌时总的有个交代吧！”谢膺白向张发奎问道，其实他是想再试探一下张发奎对教导团的用意，然后好甩掉这个“包袱”。

是呀，该怎么办呢？朱培德在南昌吃了共产党的亏，对教导团肯定不会善罢甘休，但是张发奎认为，教导团里的共产党应该和南昌“兵变”那些不一样，所以为了保存自己的实力，这教导团说什么也不能解散，而且还得保护好，所以他对谢膺白说：“这样吧，为了协调好两军的关系，表面的文章还是要做的。这教导团就划归第四军，让那个叶剑英来任团长，对外就说，教导团已经被解散，不存在了。”

“好的，我马上去找叶剑英！”谢膺白高兴地说。

当革命军全部撤离南昌后，张发奎带着他残缺不全的第二方面军开始从九江开向南昌。这时，第五方面军总指挥朱培德也把部队开进了南昌。

朱培德率领他的第三军开进南昌后，马上对城内的共产分子进行了大搜捕，凡是与共产党有关的工会、农会和妇女联合会的，都遭到了洗劫。到处都在抓人，到处都在杀人，南昌城里顿时陷入一片混乱之中。

朱培德带着他的马弁站在军官教育团所在地的那个操场上，他一会儿看看曾经在这里驻守的军官教育团的营房，一会儿又看看立在操场一角的那根高耸的旗杆。心里不知在想什么，嘴里却在嘀咕着。

原来，朱培德是在睹物思人，骂他的老同学朱德，说他不识抬举，忘恩负义。旗杆上的青天白日旗虽然还挂着，却一直下垂，显得有气无力的样子，与此时朱培德的心境很一致。

此时，朱培德的心里是很复杂的。他曾为昔日的好友朱德，在军官教育团为他培育了大批军事人才，感激过、赞赏过……

但是，现在却为这个狡猾的共产党朱德，居然拉走了他的整个军官教育团而愤恨不已！

朱培德系云南盐兴人，早年毕业于云南讲武堂，与朱德是同窗好友，两人私交甚厚，皆性情温和，礼贤谦让，有“模范二朱”之称。可是现在两人却信仰不同，已经分属两个敌对的阶级或党派，以后只能是“刀兵相见”了。

想到这里，朱培德多少有些伤感。他永远也不理解朱德的心胸有多宽，志向有多远，人格有多善，而只是一味在抱怨他走火入魔，想入非非。因为对朱培德来说，识时务者为俊杰，在“强大”面前只有依附不能反抗，才是明智之举。而这个朱德，留着好日子不过，偏要去受穷。

还有那个姜济寰，也是个“怪人”，好好的省政府代主席不当，也要去转山沟。他就不明白共产党的主张，其吸引力就这么大。他们靠几条破枪能闯天下吗？很难说。

此时，朱培德想起来四川人云南人都知道的那句骂人的话，癞蛤蟆想吃天鹅肉！

从本质上说，朱培德还不是那种彻头彻尾的“反共”分子。在大革命时期，他是以国民党左派的面目出现在世人面前的。早年他参加过讨伐袁世凯的护国战争，那时在护国第二军总司令李烈钧手下当一名旅长，后来在李烈钧的影响下追随孙中山进行国民革命。

在军阀间长期的明争暗斗中，朱培德学会了观望、迎合与见机而动，是一个具有“双重”性格的人。他虽然注重政治，但也看重私人感情，在关键时刻虽不愿为朋友两肋插刀、舍生取义，但也不至于卖友求荣，把朋友逼向绝境。

正是因为这一点，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汪精卫继而“分共”的背景下，他只遣散了在第五方面军中的共产党员，给他们发放路费另谋生路。这种学冯玉祥“礼送”的方式“分共”，比起蒋介石在上海宝山路大屠杀来，的确有了一些人情味，但他的骨子里却与蒋介石、汪精卫一样，都是“反共”派。

所以，朱培德在讲情谊之下是不会放弃原则的。当共产党在他的辖区内南昌发动“叛乱”时，当他倚重的好友朱德“背叛”他，又带走了他苦心经营的军官教育团时，他也不能沉默了。他必须抛开私情拿起屠刀宰杀共产党人，因为他真正意识到了共产主义的可怕了。

所以，当他“杀回”南昌时，就下达了通缉、抓捕、枪决共产党残余分子的命令。一听说哪里还有共产分子，他的神经就会马上绷紧，然后采取四面出击，哪怕是拉网式、地毯式的搜索，也在所不惜，然后坚决予以消灭。

共产党在南昌举行暴动时，朱培德却和张发奎等正在庐山与汪精卫商议如何“清共”，那时，朱培德还不知道共产党首先拿他开刀。所以，他驻扎在南昌的兵力也不多。

他的第五方面军共两个军，第三军和第九军。他们分别驻守距南昌几十里甚至上百里的进贤、吉安一带，城里只有第五方面军总指挥部和第三军的两个团以及一些地方武装，合起来也就三千多人，而共产党所控制的“叶贺”部队却是十六个团共两万两千余人。

这样，他就免不了要被共产党首先进攻。当他得到报告说共产党占领了南昌时，开始还不大相信，后来终于回过神来，马上下了庐山，带着他的第三军两个师向南昌杀来。

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是以“东征讨蒋”的名义进驻九江的。自从共产党人在南昌举行暴动后，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政府在西北军阀冯玉祥的斡旋下，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达成了暂时的妥协，这样“东征”就只好搁浅下来，以等待双方的“合流”。

在这朦胧敏感的关键时期，汪精卫马上把视角盯上了广东，他要把革命的策源地广州捏在手中，当着他将来的砝码，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抗衡”。但是，广东的李济深已经跟随新桂系的李宗仁，与蒋介石的南京政府搅在了一起。所以，他要派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南下广东，去“接替”李济深以扩大他的势力范围。这就是张发奎为什么要回广东的另一个原因。

汪精卫、张发奎的战略企图最初是这样设想的，以第二方面军“北伐凯旋”名正言顺进入广东，让李济深不得不“以礼相待”，然后再采取嵌入式渗透，把李济深的势力逐渐排挤出去。共产党在南昌发动“兵变”后，对他们这一计划是个沉重的打击。但是，并没有使他们丧失信心，而是把这一计划变更为，以“追剿南昌叛军”为名，顺势进入广东。后来，经叶剑英献计献策后，觉得趁李济深、黄绍竑去东江堵截“叛军”，而他们却趁虚去占广州，才算明智的“高招”。总之，不管采取哪种方式，占领广东则是汪精卫、张发奎的最终目的和必须选择！

追溯李济深的历史，发现他并非广东人，而是广西苍梧人，从地域上来说，免不了和新桂系李宗仁、黄绍竑等，都属于“桂系”。但是，李济深早年就一直在广州营生，是典型的广东哥佬，与李宗仁、黄绍竑根本不搭界，却与邓铿、邓演达以及后来崛起的张发奎、黄琪翔、叶挺、叶剑英这些粤籍哥佬，却有很深的渊源。换句话说，他本是在建国粤军中崛起的干将，与新老“桂系”没有关系。

但是，由于“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洪流，把桂系与粤系搅在了一起，而且还演变成了一种“扯不清”的关系，这样李济深在选择盟友的时候，就不得不考虑他的出生地广西所在的势力。在军阀混战的年代，要想生存，就得找势力做靠山，所以他就向李宗仁摇动着橄榄枝，准备以苍梧人的身份与桂系“睦邻友好”。

为实现独霸“两广”的野心，李宗仁、白崇禧当然是求之不得的。这样，就形成了“两广”在军事上“一损俱损一荣俱荣”的格局。对广西的黄绍竑来说，一旦广东有事，他就得带着广西兵出击。对于桂系来说，广东这个富庶地，有了它就不愁养不起兵。何况现在的趋势是，北方已经稳定，为了自己不被周边所侵扰，也为了向外发展，他必须联合李济深构成“攻守同盟”，这样就没有了后顾之忧。

目前，李济深、黄绍竑的军事力量已经聚集在广东，在几经演变的格局中，特别是在“拒共反共”的利益争斗上，他们已成为“唇齿相依”的战略伙伴关系。黄绍竑的军队编制已经被纳入李济深第八路军的序列，所以广东有事，广西立马就出兵，反正费用由广东出，只要能保住广东，李济深是不会“抠门”的。但是，这里又出现了一个问题，就是从广西过来的“桂系”部队，在传统上与“粤系”是格格不入的，一旦长期这样做，未免会引起广东军人的反感。这样，就为以后发生的一些事埋下了伏笔。

张发奎以第二方面军的名义南下广东，而实际只有黄琪翔的第四军一个军，其他的也只能是有编制而没有多少兵的空架子。就人数而言，细算起来，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已经不到两万人。即使这样，但“瘦死的骆驼也比马大”，沿途的排场还是要搞的，特别是在宣传力度上，他必须采取虚张声势，以掩盖自己的兵力不足。

总之，张发奎要在路过南昌时，让朱培德看看，“铁军”是怎么个“铁”法。为此，张发奎与黄琪翔商议，在部队经过南昌城时，要把所有的重型武器集中起来，然后沿着南昌大街抬着，在众目睽睽之下穿城而过。

八月七日，张发奎的部队到了南昌，朱培德的第三军还没有到达。原因很简单，从九江到南昌是坐火车，而从吉安到南昌，只能靠两条腿。所以，朱培德只得把“叶贺”缴了械的溃兵又重新组织起来，然后对城中的共产党进行“大搜捕”。正当他闹得欢的时候，张发奎却从北边来了。

尽管张发奎和朱培德打过“招呼”，说只是借路，但朱培德心里还是有些忐忑。因为春秋时“借道灭虢”的事一直提醒着他，所以在他的主力未到达之前，他的心里是很不踏实的，好像悬在空中。他真怕张发奎顺手把他“拿掉”，所以也采取“疑兵之计”，把自己的空营伪装了起来。

当张发奎亮出所有重武器通过南昌城时，具有高大身躯的朱培德却感到自己矮了半截，他只能在张发奎面前恭恭敬敬，但骨子里却在打主意，看怎么能“抗衡”一下。此时，张发奎也逢场作戏，说进城的只有第四军，第十一军已经从鄱阳湖坐快船去抚州追击“叶贺”去了。其实，他的部队却全在这里了，兵不厌诈嘛！

最后，两军达成协议，朱培德驻城内，张发奎驻城外。为了在张发奎面前表现出自己的职责，朱培德突然想起来一件事。当他在下庐山时，途经九江就听说从武汉来的军官教导团被张发奎缴械了，原因是里面的共产党员太多。于是，他觉得，向张发奎“发难”的机会终于到了。他派人到城外去与张发奎交涉，说是要把教导团里的那些共产分子全部要过去，杀个干干净净以报“南昌被夺”之恨。

对共产党一向并不反感的张发奎正愁教导团不好管理，一听见朱培德要帮助他“清理”门户，心里就有些别扭。他认为，自己的门户自己清理，关旁人什么事？再说，在南昌搞“兵变”的共产党又不是教导团里的共产党，你凭什么要向这些人“开刀”？

可他又不能为了一个惹是生非的教导团去得罪整个第五方面军，因为他的第二方面军是在人家的地盘上，搞不好，两军打起来，那就不好了。他还有比这更重要的事，就是南下广东。正在为难之际，他想到了谢膺白给他推荐的叶剑英，于是就要谢膺白去第四军把叶剑英找来商议对策。

叶剑英虽是中共秘密党员，但其加入的时间不长，而且只有周恩来和李世安知道，而他的公开身份却是众所周知的。“国共合作”时期，叶剑英本在建国粤军中任第二师参谋长，但却得到他在云南讲武堂的老师王柏龄的赏识，被聘为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后来，又得到校长蒋介石的赏识，随黄埔第一军东征陈炯明。北伐战争中，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一军总预备队指挥部参谋长。

在蒋介石率北伐军攻打南昌时，黄埔军校教授部主任，也就是叶剑英的老师王柏龄，居然临阵脱逃，而叶剑英因为献计献策有功被任命为新编第二师师长，成了蒋介石心目中正在冉冉升起的嫡系将星。但蒋介石“背叛”革命后，他却毅然脱离蒋系部队并公开“反蒋”，后辗转武汉遇到了广东老乡张发奎，被邀进入第二方面军，任第四军参谋长。

在南昌城外的军营里，谢膺白把叶剑英带了过来，向张发奎交差。叶剑英照例向张发奎行了军礼，然后问道：“总指挥找我有什么事？”张发奎用手指了指凳子，意思是让他坐下，然后严肃地说：“第五方面军朱总指挥向我提出，把已经缴了械的教导团转给他处理，说是帮我们‘清共’，宜伟兄以为如何？”

叶剑英一听，心里一惊，但表面却显得很平静。他想了想，然后才说：“教导团里的那几个共产分子早已脱逃了，现在剩下的大多是忠于你张总指挥的，第五方面军一定要这么做，无非是想找个借口，把教导团挖到他们那里去。谁不知道教导团里那些学员个个都是当军官的料，一旦招兵买马，他们可都是排长、连长、营长的料呀！向华兄可别上他的当，把自己嘴里的肥肉拱手让给别人。”

张发奎想了想，觉得的确是这么个理儿，然后点了点头，接着又问道：“那目前该怎么办呢？总得有个办法应付一下第五方面军吧，因为我们马上就要去广东，还要经过他们赣南这么多关口，搞不好他们会堵截我们的，你有何高见可以说说！”

叶剑英看了看谢膺白，谢膺白马上会意，于是旁敲道：“你不是说能当这个团长吗？你肯定有主意！”

叶剑英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才说出自己的见解：“可以把教导团划归第四军建制，让我来兼这个团长。这样，教导团就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消失’了，朱培德也就不会再打教导团的主意了。”

张发奎马上说：“好你个叶宜伟，居然和我想到一块儿了！这种做法叫做‘人在，影子却没了’！”说完大笑。

他们正说着，副官马上送来了一份印有国民党党徽的卷宗。张发奎一看，是朱培德第五方面军的公函，于是马上说：“我们正说曹操呢，曹操却带来了书信。好，宜伟兄，事不宜迟，你马上和谢参谋长一起到教导团办理移交，然后把全团所有人都带到第四军去。”

“是！”叶剑英欣慰地敬了一个军礼。

叶剑英和谢膺白一走，朱培德派的人已经到了，这时张发奎正在看朱培德送来的卷宗。里面的大致内容就是要张发奎认清形势，既要“东征”也要“反共”，但在而今眼目下“反共”已经是一件当务之急的大事，共产党就在我们身边，如果不清除他们，必然会造成很大的隐患，共产党在南昌“捣乱”就是先例，云云。

张发奎合上卷宗，心想，共产党也要分个内外亲疏嘛！在南昌“兵变”的那些是共产党中的危险分子，和他张向华身边的这些共产党可不能去比。再说，现在是“乱世”，究竟谁对谁错还说不准呢。反正得有人有枪，这才是硬道理，其他都是次要的。于是他心里一笑，马上对副官说：“去把朱总指挥的特使叫来！”

一会儿后，朱培德的特使到了。原来，来人是一个年轻的军官，他向张发奎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说：“张总指挥好！”

张发奎坐在桌前正在看卷宗，马上抬起头看着他说：“朱总指挥的信我也看了，遗憾的是他要帮我剿灭的那个武汉来的教导团，我已经把他们解散了，而且还杀了几个共产党嫌疑分子。从此，我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再也不会有武汉教导团的影子了。”

来人似信非信，但也不好多问，只是被动地答道：“是，我一定回去转告朱总指挥！”

说完，他向张发奎又敬一个军礼，然后转过身走了。

张发奎忙对副官说：“快去送客！”

却说一千七百多人的教导团被“缴械”后，已经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早在当天晚上就跑得差不多了。剩下的却是没有暴露身份的共产党员还继续留在团里，这样教导团至少还有一千五百人。据不完全统计，至少还有一百多名共产党员还隐蔽在团里，这样的比例对整个教导团来说，算不了什么。但在当时的国民党军队里，这种比例也算是很高了。

这些情况，叶剑英并不清楚，因为他毕竟是刚入党不久的新党员，而且又是从事国民党高级军官的工作，对共产党基层组织并不了解。换句话说，在党内叶剑英只是外围组织的一名普通党员，对自己组织的具体情况并不清楚。即使这样，他还是要尽一个普通党员应尽的义务，力求保住这个教导团，为将来壮大党的军事力量做“铺垫”。这就是叶剑英的智慧与远见，也是叶剑英的英明之处。

凭叶剑英的直觉，他已经敏感到这个教导团里肯定有不少共产党员，不然张发奎是不会缴他们“枪械”的。但是，如何才能知道里面党组织的情况呢？这可能又得靠智慧去争取了。既不能吓着他们，又要获得他们的信任，这需要善于观察，准确判断，然后抓准时机，见机行事。

教导团划归第四军后，叶剑英马上就到教导团驻地去与谢膺白办理交接，接着他在谢膺白的陪同下，对教导团各营连做了一番视察。在他的眼睛里所看到的已经不是昔日那个英姿勃发的教导团了，而是到处在打牌赌博和睡懒觉的教导团，甚至还有人偷偷溜到南昌城去逛窑子、抽大烟。这让叶剑英心里很难受，同时也为自己能及时来任这个团长感到庆幸。不然晚来一步，教导团不用解散，自己也得“垮”。

营房外的操场上吹起了长长的集结号，这种号声已经有半个多月没有听见了。因为自从教导团离开武汉上船一直到被“缴械”后上岸，这种号声还是第一次。记得从武汉出发时就是吹的这种号，但一到九江，就一直在别人枪口下过日子，哪里还能听见集结的号声。所以，吹了半天，居然没有人反应过来。

三声号后没有人到操场集合，只有少数人伸出半个脑袋在窗口望了望，又缩了回去。谢膺白看见这种情形，无奈地叹了一口气，然后对身边的副官说：“去把一营长叶镛找来，我要他亲自把部队给我带到操场上！”

副官答应一声走了。不一会儿，一个高个子年轻人在一间营房里带出了一大批人来，然后跑步来到操场中央。这个年轻人就是叶镛，他走到谢膺白跟前，举手行了个军礼，然后说：“一营营长叶镛前来报到。现在全营除了两个上厕所的，其余全部到齐，请谢团长训示！”

“我已经不是你们的团长了，这位叶参谋长才是你们的团长。”谢膺白指着叶剑英说。

“是!”叶镛向谢膺白敬了个军礼，然后又向叶剑英敬了个军礼，并说：“叶团长好！”叶剑英马上回了个军礼。

不一会儿，其他的两个营也陆陆续续到齐。

这时，叶剑英旁边的副官叫了一声：“立正！”顿时，全团官兵马上站得格外整齐。

谢膺白向全团官兵宣布了教导团划归第四军建制，接着又介绍了新团长叶剑英。但下面没有掌声，也没有怪叫声，大家都默默的看着这个白面书生叶剑英，仿佛在说，他这样文绉绉的，行吗？

叶剑英好像也懂得教导团官兵此时的心情，因此他决定讲几句，也算是来当这个团长的开场白。他说：“鄙人叫叶剑英，早年进过云南陆军讲武堂，曾任黄埔军校教授部副主任，后来跟着我们现在都在反对的蒋介石进行了东征陈炯明，在第一军暂编第二师任师长。我这个人有一个特点，就是认理不认人。蒋介石在革命的时候我跟随他走南闯北，但后来他背叛了革命，我就马上反对他，脱离了他所控制的暂编第二师，到武汉投奔国民政府，才到咱们的第四军。”

叶剑英继续说：“我知道你们这个教导团是从武汉来的，准备随二方面军东征讨蒋。从武汉出发，这一路吃了不少苦头吧。但你们都是有志的革命青年，这点苦头应该不算什么，关键是你们心里有委屈，我想这也不要紧。我们是国民革命的队伍，需要在斗争中长见识，不吃苦受累受委屈，肯定是不行的。革命是崇高而艰难的事业，不可能一帆风顺，有时要受挫折才能前进。但是，要记住，困难是暂时的，是可以克服的，只要信念不放弃，出路总是有的！”

叶剑英的话，使学员们满是阴影的心里，又开始亮堂起来。接着，就有人质问叶剑英：“凭什么缴我们的枪？”

接着就是一系列呼声：“把枪还给我们！”

“没有枪我们还能叫兵吗？”

叶剑英知道了他们的苦衷，答应重新发给武器，但是大家得保证安全，不能惹是生非。学员们一听能拿到枪，马上欢呼起来，坚决保证，不会惹事，都听叶团长的。

就这样，叶剑英向张发奎要回了枪支弹药，把教导团重新武装了起来。

在南昌驻扎了一个星期，张发奎派许志锐的第二十六师往抚州方向去，让人看见他们的确是去“追剿”叛军。但他们到达丰城时，就立即向西，经乐安、永丰、吉水，绕了一个大弯子后，向吉安、万安、赣州方向移动。

八月中旬，以黄琪翔的第四军为主力的第二方面军从南昌开始南下广东，他们是以“追剿叶贺叛军”为名南下的，但奇怪的是他们与“叛军”所走的路线并不一致。南昌暴动的部队是以赣东的进贤、抚州、瑞金、会昌、汀州，他们却是以赣西的吉安、万安、赣州而跨南岭，准备把部队拉到广东的南雄、韶关一带。一个往东，一个往西，构成了一个倒写的“八”字。这不是越走，相距越远了吗？

有人说，张发奎之所以改变行军路线，那是因为“叶贺”军队本是第二方面军中的人马，两军兵戎相见会造成将士们精神上的伤害，所以避而远之。其实，张发奎以第二方面军名义去“追剿叛军”只是一个幌子，他的目的是想趁李济深、黄绍竑去东江“堵截”叶贺部队，然后不断消耗他们的实力。这样，他张发奎就可趁虚进占广州。这可是“鹤蚌相争，渔翁得利”的好事！

叶剑英带着教导团随第四军行动。这样，当共产党领导的南昌暴动的革命军在赣东会昌与钱大钧、黄绍竑“激战”的时候，在赣西还有一支同样是共产党领导的部队，却开始了南下广东的里程。

天气异常的炎热，南昌革命军南下时所经历的各种磨难，同时也使赣西这支年轻的教导团开始了体验。所不同的是，他们用不着担心被“围追堵截”，而是跟着第四军的屁股后面缓缓前进。

日头喷着毒焰，一股腥臭味直往鼻孔里钻，原来是一具马的死尸已经腐烂生蛆。许多大小不同的苍蝇早就从四周飞来，在马尸周围萦绕盘旋。叶剑英骑在一匹白色的高头大马上，看见这种情形，马上叫副官找几个人把马掩埋掉，以免蚊虫叮咬后再去叮人，这会传染疟疾的。

几个战士马上用铁锹刨了一个大坑，把马尸掩埋掉了。大家累得满头大汗的，背上的灰色军装已经被汗水浸成了深灰色。这时，叶剑英跳下马来，把缰绳交给了副官，然后走向那几个战士。

叶剑英首先向他们主动打招呼：“来，我们认识一下，鄙人叶剑英，是你们的团长！”

“你就是叶团长，我是朱道南，他叫公今寿，我们都是刚到武汉不久的学员。”老实敦厚的朱道南心快嘴也快。

叶剑英牵着马，和他们步行起来。他们边走边聊，显得很投缘。原来朱道南和公今寿这两位学员是从山东经上海到武汉来投奔革命的进步青年。他们开始在山东济南上学，由于军阀张宗昌卖国，投降日本人，他们上街去游行示威，却遭到了镇压。后来逃出了魔爪，在秘密党组织的帮助下，离开济南到青岛，再从青岛坐船在上海，又从上海坐船到了武汉，并考入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就读。

他们边说边走，这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两个女兵。一个已经就地坐了下来，另一个却急着在拉她。

只见那个拉的女兵说：“走啊，快起来走啊！”

朱道南一看，原来是游曦和邱继文。邱继文已经走不动了，急得游曦用手去拉她。但邱继文并没有理会游曦的“硬拽”，而是用竹笠向自己的额头扇着风，汗水浸湿了她的头发，嘴里正喘着粗气。

“怎么，把休息当饭吃了？还是吃饱饭，再睡一大觉？这十里之内可是找不到吃的。”朱道南向她们走去，然后调侃说。

叶剑英也走到她们面前。他佩着的武装带周围也洇出深色的汗水，原本白皙的脸此时也透出了紫铜色。游曦向叶剑英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叫道：“报告叶参谋长，这个女兵走不动了！”

“哦？”叶剑英像是很惊愕，“从你们的两条腿，就可看出小时候准娇生惯养了。可要革命，就得换上劳动人的筋骨！革命不是一件简单的事哟，得咬紧牙关！”

叶剑英往后面看了看，叫副官拉过自己的马来。然后说：“让这位女士骑上马，我们好赶路！”

邱继文被游曦扶上了马背，然后他们又边说笑边走了起来。

自武汉郊外的洪山“打野外”后，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在汪精卫的授意下被张发奎宣布解散，然后再改编成了第二方面军的教导团。全团共编成三个营，还有炮兵、工兵、辎重兵、警卫兵各一个连。团内还有以崔庸健为队长的一百多名朝鲜学生。

女生大队原有三百多人，改编时被“遣散”，只有游曦等三十多人赖着不走，被编成了一个女兵队。现在，这三十多名女生正随着大部队缓缓地沿着赣江逆流而上，准备翻越南岭，进入广东的南雄、韶关。

下了一道山谷，走不了多久又要开始翻山。翻了一座山，接着又要翻另一座山。上午还在烈日下暴晒，午后又迎冒倾盆大雨。恶劣的天气，崎岖的山道，泥泞的路面，还有蚊虫的叮咬与饥饿的侵袭，把教导团的战士们折腾得够呛！

太阳快落山时，叶剑英一行终于爬到了一个山峦上，这时前面一个通讯兵飞马来报，说教导团已经快到万安境内，请示部队是否继续前进。叶剑英说：“通知前面的部队边走边侦察情况，天色一黑就地宿营！”

“是！”通讯兵骑着一匹栗色马又飞奔而去。这时，叶剑英看见周围的战士都走得非常累了，于是传令就地休息一会儿。

朱道南、公今寿、游曦等人一坐下就有气无力了。那个骑着马的邱继文更是一蹶不振，好像身子骨已经散架，刚下马就躺在了草丛里。

这时，大家听见了悠扬的口琴声，顺着声音望去，原来是团长叶剑英坐在一块大石上正吹着呢。先是吹了一曲《寒鸦戏水》，接着就是大家熟悉的《打倒军阀除列强》，歌声把周围的人渐渐地吸引了过来。

“叶团长，原来你还会这个？”朱道南羡慕地说。

“叶团长真是多才多艺！”游曦也笑着说。

“不好意思，鄙人在这里献丑了！”叶剑英谦虚地说，“我看见大家累得够呛，所以用此办法来解除一下疲劳吧！”

大家不约而同地鼓起了掌，琴声和掌声把躺下的邱继文也惊醒了，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事。这时有人又说：“叶团长，再来一个！”

“好了好了，看看天色，我们还可以赶一程路才能宿营。这样吧，我给大家出个谜语，你们边走边猜！”叶剑英说。

大家齐声说：“对，你出吧!”

队伍又慢慢地向前移动了，这时西边的天际已经是彤云密布。

叶剑英依然没有骑他的马，而是把马让给了邱继文。他走在队伍当中，看了看天色，再看看山下远处的赣江，然后像在戏台上念着戏文似地说：“生在山上，绿鬓婆娑，自归郎后，绿少黄多，受尽了多少折磨，历尽了多少风波，莫提起，提起来泪洒江河。打一物！”

当大家听见说“打一物”时，才知道他们的叶团长不是在“说戏”，而是以“说戏”的方式出谜语了。这样，大家就猜起来。但是，内容太长，有的人没有听清，要叶剑英再说一遍。叶剑英又像“说戏”一样说了一遍，这次大家听清了，但面面相觑，不知这是个什么东西，所以没有一个人说得出来。

这时，叶剑英看见赣江上正有一支竹排顺流而下，他连忙提示大家：“你们看，远处的赣江上有什么？”于是，游曦和几个女兵异口同声地大叫：“篙！这个谜语是篙！”

“这就对了！”叶剑英笑着说。用这种方式走路，不知不觉间，他们又走了一程。

一营长叶镛和团副唐维走在一起，叶剑英一路上和战士们同甘共苦的事，他们已经亲眼目睹，于是两人私下议论，这叶团长不像是张发奎那边的人，倒像是叶挺式的人物。自从陈毅走后，把党支部书记的职务转给了唐维，目前他们的支部在逐渐扩大，如果这参谋长兼团长的叶剑英是自己人的话，该有多好！于是，他们决定在必要的时候，可以对叶剑英进行“试探”，如果合格，就发展他为党员，反正他们也需要高级军官来党内指导工作。

部队快到万安时，前面侦察连派通讯兵飞马来报，说是叶挺、贺龙打败了钱大钧，有可能西进。通讯兵说：“叶团长，万安城中正流传着叶挺、贺龙的叛军在会昌打败了李济深所派的前敌总指挥钱大钧，黄军长要我们严加防范共产党叶挺、贺龙部西窜攻击我方侧翼！”

叶剑英一听，先是一愣，接着就高兴起来，心想叶挺、贺龙真是好样的，居然把钱大钧给打败了，于是懒洋洋地对通讯兵说：“知道了，请转告黄军长，我们一定提高警惕。”

原来，黄琪翔的军部已经到了万安城中。一到万安，他就听说在赣州驻守的黄绍竑已经派重兵去救援钱大钧了，赣州城里的桂系兵已经不多。接着，又听说叶挺、贺龙在会昌打败了钱大钧、黄绍竑，于是怕叶挺、贺龙向西进攻赣州，这样就挡住了他的第四军南下，于是派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从吉安等地调来了一批军火，准备在万安充实一下各部队的武器装备，以备急需。

晚上，队伍在万安城外的一个村子里借宿。叶镛找来朱道南，要他去看看叶团长在干什么。朱道南和公今寿都是共产党员，还有那个游曦和邱继文也是。一路上，叶剑英和他们走得最近，他关心战士，主动步行以及与战士们打成一片的行为，使他们都感觉良好。在他们的心目中，叶剑英是一个进步的军官，是他们争取的对象，在必要时可以发展为党员，但还需仔细“考查”。

朱道南找不到公今寿，只得一个人悄悄地来到叶剑英驻扎的营地。

这时他发现叶剑英屋里的灯光还亮着，于是绕过岗哨走到窗边悄悄用手指在窗纸上戳了一个小孔，然后向里窥视。原来，叶剑英还没有睡，他正在马灯下写着什么。在他的旁边却有两本书摆着，一本是孙中山的《三民主义》，另一本却是陈独秀主编的《新青年》。

朱道南看到这一切，马上悄悄离去。回来后，他把看到的一切都报告了叶镛。叶镛听后心里更有数了，就凭叶剑英读的这些书，也和他们差不多，如果没有什么意外的话，他还真是一个可以发展的对象。

朱道南回到营地，公今寿还没有回来，这让他着急起来。他马上又走到叶镛处把公今寿的情况作了汇报，然后带着几个战士到营地附近去找寻。

朱道南想，公今寿和他一起逃出济南后就是一对形影不离的好朋友，他今天怎么会掉队呢？是迷了路还是临阵脱逃？想着他在长许多情况下都是临危不惧的情景，他相信公今寿是不会临阵脱逃的。那还有一种可能，就是在迷路中被反动民团杀害了。

想到这里，朱道南心里一阵难受，因为目前看来这种可能性好像要大一些。

几个人在黑夜中找了很久，却杳无音信，只好失望地回去。可当他们回到营地后，居然发现公今寿躺在自己的铺上，还向他们问道：“你们去哪儿了，是不是有什么任务？”

朱道南一听这个声音，马上惊呆了，待他反应过来后，掀开公今寿的被子，骂道：“好你个家伙，居然睡下了。为了你，我们找了大半宿！”

公今寿连忙“求情”，说自己走进几户农家后居然一时脱不开身，所以才没有按时到达宿营地。

朱道南说：“脱不开身？那肯定是被农民朋友好好的招待了才开始赶路的呗！”

“好好招待？如果真是这样，你就是打我一顿，我也没什么说的！”公今寿说。

“那是为什么，难道遇到了土匪？”朱道南也纳闷起来。

“不是土匪，但在开始的时候，和土匪也差不多！”公今寿感慨地说。

原来，在天黑以前公今寿渴得厉害想找口水喝，就离开大道走到一处农家。他刚到井台边提上一桶水，正准备伏下身子喝水的时候，背后却出现了几个农民马上把他按住，接着就五花大绑地把他捆了起来。

几个农民把他吊在一株树上，一个问，一个打，硬逼他说出黄绍竑在赣州还有多少部队。他马上分辩说自己是武汉来的教导团，根本不知道黄绍竑是谁。可是那些人根本就不听，而且还有人在屋里去拿出菜刀来威胁他，说如果不说实话就马上砍了他。

在这万分危急时，他只得说自己这支部队是从武汉出发到南昌参加暴动的，可是却没有赶上，现在是去追赶南昌部队的，这些人才把他从树上放了下来。接着被领进了屋里，给他水喝，给他饭吃，临走的时候还给他开了一张路条。

“多亏我说是追赶南昌暴动的部队，不然我就见不着你们了！也多亏了那张路条，不然现在还不知道在哪里瞎撞呢！”公今寿说。

“怎么回事？那张路条会起多大作用？”朱道南问。

“作用可大了！”公今寿说，“这里的农会组织非常严密，如果我没有那张路条，脑袋早就搬家了！”

“原来是这样！”朱道南像是明白了什么，他觉得应该把这一切去告诉叶镛。

又是一个黄昏，教导团抵达了万安县城。原来，这是一个濒临赣江的水乡小镇，意外的是教导团的来临居然得到了当地群众的热烈欢迎。那些青年学生拿着各色彩纸制作的小旗，就像欢迎北伐军进入武昌城那样热烈地欢迎他们，使他们又感受到了“北伐”时的荣光还没有褪尽。叶剑英骑在那头白色的军马上，不停地向两旁的群众敬礼和挥手。

晚上，在一所隐蔽的小屋里，叶镛、唐维、陆更夫和王侃予等正在秘密地举行会议，他们是共产党支部在教导团的中心人物，书记由不很显眼的唐维担任。陆更夫和王侃予都是武汉军校时的政治教官。自从他们发现新任团长叶剑英有倾向进步的迹象，处处为教导团的安危着想后，他们就想把他发展为党员，但由于职务的悬殊，他们是不可能接近叶剑英去做他的工作的。

可到了万安后，这个支部发现应该利用万安群众基础较好这个特点，加上二十六师师长许志锐又送来那么多的军火这个契机，准备在这里举行“暴动”，把教导团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中拉出去，然后向东去追赶叶挺、贺龙部队。

所以他们今天晚上准备向叶剑英彻底“摊派”。如果他同意“暴动”，就说明他倾向革命，马上介绍他“入党”。如果他不同意，那就说明他是动摇分子，在必要的时候就干掉他，然后由叶镛出面拉走教导团。

叶剑英终于被朱道南和公今寿等“请”了来。

他们是以“可疑分子在秘密集会”为由专门去报告叶剑英的。叶剑英听后，毫不犹豫地跟他们来了。

其实在叶剑英的心里，也是在想尽快找到党组织。他知道在教导团里肯定有，但作为秘密党员，他是不可能轻易去冒这个险的。既然今天有人来报告说，有可疑分子在秘密集会，不妨随他们去看看，万一碰巧遇上了呢，那就是一个“大收获”。

在一片星光下，他们三人终于来到了镇东头的一间小屋外。朱道南和公今寿像四处看了看，然后悄悄地离开了这里。而此时，叶剑英并不知道，他的注意力全在了前面那个屋子。这时，一个黑影走到叶剑英身后，而叶剑英正把耳朵贴着门缝准备“倾听”。哪知黑影却突然从身后抽出了枪，然后顶住叶剑英腰间，轻轻说了句：“不许动！”

叶剑英也轻声说：“我是叶剑英。”

后面的人却不听他的，好像“叶剑英”这几个字他根本就不认识，而是用手将他一推，门原来是虚掩着的，叶剑英一个趔趄就撞进了门里。这时他看见有几个人正在一盏油灯下写着什么，听见门响，都把眼神冲向了他这个方向。几个人中，他只认识叶镛。只见叶镛说道：“哦，原来是团长大人，我们正要找你呢？”

“你们是不是……”叶剑英很想说“你们是不是共产党”，但话到嘴边却咽了回去，因为在没有弄清楚这些人的身份以前，他也不敢冒这个险。

“叶团长，实话对你说了吧，我们就是和叶挺、贺龙的叛军齐名的！今天找你来是有重要事情相商，我们没有赶上南昌暴动，但是我们现在就要在这里举行万安暴动，希望你不要阻拦我们的行动！”唐维终于说出了叶剑英很想听到的话。

“哦，原来是这样！”叶剑英终于松了口气，然后轻松地说，“终于找到你们了！”

“叶团长，你这是什么意思？”年龄大点儿的陆更夫终于向叶剑英问道。因为叶剑英的这句话使在座的都感到意外。

“我也是党员，只不过在上个月入的党，那时是秘密的，只有周恩来等少数同志知道！”叶剑英说。

“哦，原来是这样，怪不得叶团长在教导团几经磨难时都尽力在保护我们！”叶镛说。他终于解开了一直心存的疑窦。

“叶团长请坐，真对不起，让你受惊了。但你知道秘密工作的特殊性，我们不得不这样，请你原谅！”王侃予站起来让出凳子给叶剑英，然后说道。

叶剑英却没有坐，他急迫地问道：“你们刚才说什么？你们要在万安举行暴动？真的已经决定了吗？”

“已经决定了！”唐维说，“实不相瞒，叶团长，我们以为你是张发奎的人，请你来是想争取你和我们一道革命。既然你是自己的同志，那就更好了。”

“我的同志们呀，这样做可能不行！”叶剑英马上劝阻。

叶镛急切地问：“怎么不行？难道你还有比这更好的主意吗？”

叶剑英这才坐下把它的想法告诉大家，他说：“我的同志们呀，你们的想法很好，莫要说在万安举行暴动，在九江我就想领着教导团暴动，然后去追赶叶挺、贺龙他们。为什么我没有那样做？因为我考虑来考虑去总觉得时机不成熟。如果轻易暴动，就会把教导团葬送在敌人的四面包围之中。这可是一两千人的部队呀，而且个个都是当军官的料，为革命能保存下来这么多军事干部，这可太划算了！

叶剑英继续说：“所以，我认为你们要在万安举行暴动，时机依然不成熟。为什么这么说呢？我们前有黄琪翔的第四军两个师的兵力，后有许志锐的二十六师，东有黄绍竑的八个团正去救被叶挺、贺龙攻破的会昌。叶、贺的情况我们一无所知。我们不妨设想一下，现在能参加暴动的也就教导团这一千多人，顶多再加上当地一些农会会员跟我们一起举事。但如果遇到强敌，我们就孤立无援，那就肯定必败无疑！”

“这样说来，我们就不举行暴动了？”王侃予问道。

“不，我们要举行暴动，但不是在这里。这里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我们要到敌人的心脏里去暴动，那里有我们广大的群众基础，有大革命时代省港大罢工时的成千上万工人弟兄，有争取外援的入海港口！”叶剑英一下就说了这么多。

“你说的是广州？”大家不约而同地问道。

“对！就是广州。”叶剑英说。

教导团党支部终于听了叶剑英的话，取消了在万安举行“暴动”的计划，决定部队到广东后，再听从上级党组织的统一部署，在广州举行“暴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