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1）•秋声霹雳

新中国已经成立快七十年了，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了许多艰难曲折，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终于摆脱了经济上的贫穷，正在向比较富裕的小康生活大步迈进。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来讲一点历史的故事，是不是有些不合时宜呢？

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大家可能认为，解放战争已经过去了六十多年，战场的硝烟早已散尽，在我们面前摆着的是和平建设，特别是经济建设，看经过一些什么途径，才能进入发达国家的水平。你在这里讲什么历史哟，还是去多挣几个钱吧！

历史是什么？历史就是过去发生过的事。过去的事就让它过去吧，还记它干什么，而且还要把它讲出来，这有人听吗？过去的事，就让他过去吧，你再讲，不嫌累得慌？过去的事，你把它讲出来，究竟想干什么？是希望今天的人再回到过去那种什么都没有的时代吗？也就是说，你甘愿贫穷吗？

这一连串的问题，好像很有理由，而且还是今天那些不满四十岁的人完全有可能提出的。

但是，另一个问题却出现了，它使我们常常陷入“困惑”。那就是近些年来，我们看见一些古怪的现象。有人居然在大庭广众之下，公开指责我们曾经塑造的英雄，说那个是“假”的，是欺骗人的“把戏”。甚至还有人公开诋毁我们几十年来无限崇敬的人民领袖，把带领人民推翻“三座大山”的工人阶级先锋队，也不放在眼里，认为那是日本人“帮”了他们，才有今天这个“坐江山”的机会。当他们在“演说”时，旁边有很多人在看热闹，却没有人去“干预”，还觉得他讲得好，是个很不错的演说家。

这种现象让人感到时代变了，人心也在变。有人已经把六十多年前共产党领导的那场轰轰烈烈的人民大革命给忘了，认为他们现在的生活不是什么人“谋幸福”得来的，而是靠自己正经八百挣来的，一不偷二不抢，合情合理，合章合法，所以腰杆也就“硬”了。他们为什么会产生这些想法呢？那是因为他们觉得自己智慧卓著，无所不能，其境遇的改变没有依靠任何外来的力量。

当然，还有的人因为对中国的社会制度本来就抱着不满意，他们是在借改革开放以来宽松的政治环境，在那里发挥“言论自由”的权利，有的人说不定还有外来的敌对势力在支持，所以在适当的时候，他们就“不顾一切”地往前冲，希望在大时代的变革中成为一个弄潮儿。

现在的年轻人，大多数可能会以为，社会原本就这样。大家一直都是为买房、购车、找顺心的工作而奔忙，或者说一直在为自己没有高薪收入，没有良好的境遇而处心积虑，其他就不关他的事了。

也有那么一些年轻人，生活在新时代，不了解这个时代是怎么来的，还以为它一直就这么回事。也就是说，他们不懂历史，也没想过一定要去懂它。所以一遇到有人在那里“呼风唤雨”，他们就跟着瞎起哄。他们可能以为，不能冲锋陷阵，也可摇旗呐喊，为别人助助威，也未尝不是一件坏事。

小时候，我们每天都要听见唱同一首歌，它的名字叫《东方红》。那里面的歌词是这样唱的：

东方红，太阳升，中国出了个毛泽东。他为人民谋幸福，它是人民的大救星。

共产党，像太阳，照到哪里哪里亮。哪里有了共产党，哪里人民得解放！

毛主席，爱人民，他是人民的带路人。为了建设新中国，领导我们向前进。

几十年前，共产党在全国人民的心目中，那就是一尊神，一个救苦救难的“活菩萨”。可如今怎么会变得这样不被人尊重了呢？在大庭广众之下，居然有人敢诋毁指责，而且还说以前的那些英雄是假的，是一种欺骗。这不是在搞历史虚无主义吗？

现代著名作家郁达夫，在纪念鲁迅先生的大会上，就曾说过一句话，他说：“一个没有英雄的民族是不幸的，一个有英雄却不知敬重爱惜的民族是不可救药的。”

这句话听起来好像没多大“杀伤力”，可仔细咀嚼一番之后，就觉得问题严重了。既然已经“不可救药”，那就只有“坐以待毙”，这是一个连贯性的因果关系。

我们生活的各个时代，每个时代都需要英雄。或者说，每一个时代，都会不可避免地要产生一些英雄，而且我们也需要这些英雄。即使是在和平建设时期的今天，虽然不再有大规模的流血牺牲，但是我们依然需要英雄，一种不流血的英雄。这些英雄，就是无私无畏，不把个人利益看得比天还高的那种敬业的英雄。

 鲁迅先生在《中国人失去自信力了吗》一文中就曾说过：“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这就是中国的脊梁。”我们敬重英雄，塑造英雄，呼唤英雄，是需要“中国的脊梁”，让英雄来作楷模，从而能呼唤更多的人来成为“脊梁”。为什么要这样做？那是因为整个社会的大厦，是“脊梁”所撑，没有他们，早就倒了！

所以，那些在公开场合搞历史虚无主义的人，简直是没有道理的。说轻一点，就是一种自以为是的狂妄和无知。说重一点，就是必有用心的反党反人民的坏分子。这些人的动机，不是一次偶然的头脑发热，或理解上的失误，而是一种没有信仰，没有信念，一切以自我为中心的极端个人主义谋划。这些人，如果有谁伤害到他们的切身利益，他们就会跳八丈高，坚决不依不饶，愿意以死相拼。如果遇到一点公益方面的事情，只要没有他们什么私利可图，即使有人抱着炸药包去炸，他们也不会痛心，更不会吭一声。

这些人可能在社会上的人数还不少。唉，怎么会是这样呢？以前的人民群众可不是这样。他们自觉自愿去抓特务，有多少次把陌生人当特务而闹出了笑话，可是现在呢？可能特务就在眼前，他们明明知道也不会去抓。以前那种“不忘阶级苦，牢记血泪仇”的阶级教育所焕发出来的同仇敌忾、气吞万里之气，到现在，可能也不会看到了。

这是怎么回事呢？这不是有几个钱后心就“烧”起来吗？而且越烧越旺，把最后一丁点儿的阶级觉悟、政治觉悟都烧得荡然无存了。

我们这个社会，今天能安居落业，这对一个拥有十三亿多的人口大国来说，已经是很不容易的事了。这里面，与共产党的正确领导有很大关系。农民的税收已经全免，这在千百年来有谁能够做得到？公路四通八达，铁路纵横交错，城市星罗棋布，乡村欣欣向荣，工业现代化，农业现代化，把人们从繁重的体力劳动中解放了出来，数字化、信息化使“天涯海角”也仿佛就在“咫尺之间”。这，哪朝哪代能做得到？

这些是怎么来的？不去“埋头苦干，拼命硬干”它就来了吗？但是光“埋头苦干，拼命硬干”没有人去“为民请命，舍身求法”，就行了吗？也就是说，没有人给你开创出一个安定和平的生存环境，使你没后顾之忧，你就“干”得成吗？为什么解放前有许多民族资本家想通过“实力救国”这条路，却老是行不通？原因就在这里。因为那时候没有人来给他们提供这个环境，更没有人来给他们保障这个环境！

诚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在今天这个时代，社会在发展，也在进步，随着生活环境的改变，人们的观念也应该改变。这是一种正常的现象，它应该是在前人基础上的一些新发现，而不是否定一切。它不等于随心所欲的乱来，不等于“忘恩负义“。中国古时候有一句谚语，叫“吃水不忘挖井人”，这句话永远正确。

但是，我们也不得不承认，由于社会变革的加快，有的人的变化却与发展的轨道、方向不一致。一切向钱看的那种“拜金主义”思潮，以及利益分配不均衡所造成的心理不满情绪，和着那种“事不关己，高高挂起”的极端利己主义思想，搅混在了一起，也就不可避免要出现一些光怪陆离的事情。

由于拜金主义、利己主义的滋生与蔓延，会越来越把社会上原有的好思想、好作风、好传统、好品格不当一回事，最后在泛滥成灾时，就会把它们全部淹没。这就是我们看到的那些古怪现象为什么能够存在的真正原因。或者说，是我们终于找到了合理的解释。

革命导师列宁说：“忘记过去，就意味着背叛”。这“背叛”的后面，内容是极其丰富的。它不光是一个离经叛道的问题，而且还有否定一切的“虚无主义”思想。不继承前人的成果，一切从头开始，那是十分愚蠢的。一切从头开始，只能把人民推向过去的贫穷和一无所有。

 所以，一旦背叛，国家就会动荡，社会就不得安宁，人民要过上安居落业的生活，可就难了。一旦背叛，显而易见的事情也会接踵而至，那就是凡事可以不按章法，一切都可以乱来，既可以离经叛道，也可以大逆不道，还可以冒天下之大不韪。

一个民族，如果到了这种地步，那就一切都晚了，一切都完了。

所以，我们要像鲁迅先生在《狂人日记》里最后呼吁的那样，“救救孩子”。我们要站出来向这些未来的主人们振臂高呼：我们不能忘记过去，我们不能忘记历史给予我们的力量源泉！

对于一个民族，如果不知道自己的过去，或者忘记了过去，那是十分可怕的。因为他们不知道自己是从哪里来的，对什么话都可以不听，不信，或者偏听，偏信。没有经验，没有教训，没有头绪，没有结尾，只能在黑暗中徘徊，而最终走向灭亡！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源。

它记载了人类童年所经受的苦难，也记载了创业的艰辛。谁忘记了它，谁就不知道自己今天的生活是怎么来的，就可以肆无忌惮的任意挥霍，甚至践踏、破坏，直到丧失殆尽。

“你从哪里来的，要到哪里去？”这是哲学家们一直在考虑的问题。其实这个问题，历史可以做出回答。谁忘记了历史，他就忘记了回家的路，心灵就会四处漂泊，永无定所。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魂。

一个民族在最困难的时候，为什么还能一直苦撑，那是因为有一种精神的力量在支持他们，这个力量就是自己民族曾经发生的故事所焕发出的英雄气概和凛然正气。有了这些东西，民族的力量就会强大，力量的源泉也会源远流长，经久不息。

事实证明，正是有了这些东西，才有“锲而不舍”的坚韧斗志，“百折不回”的坚定信念和“宁死不屈”的坚贞不渝，才能使整个民族巍然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

历史是什么？历史是一面镜子。

它可以照出人类活动的痕迹与轨迹，让我们去分析这些活动的得与失，成与败，以及产生这些结果的原因，以启迪后人用更短的时间去取得成功，也避免后人在更短的时间重滔覆辙而被“失败”的阴云所笼罩。

我们平时所说的借古鉴今，以古喻今，就是说的这个道理。它让我们记住教训，在开创未来的道路上尽量少走弯路，在有限的生命中能取得前人所不能取得的辉煌成就！

雾，已经笼罩了好几天，有时还伴着延绵的阴雨。

每年这几天，武汉这个两水隔三片的地区就像火炉一样烧烤着人们。可是今年却有些怪，它明明到了季节，却一点也不显热，而且还冷风嗖嗖，特别是阴天伴着大雾的早晨。

这个，在沿江各个码头泊船的船主中尤其能体会到这一点。

上了年纪的人说，这种天气曾经有一次，那是十五年前的辛亥年间。不过，那不是冷，而是热，热得出奇，到了十月还热浪滚滚。

有人说，辛亥年间就是清帝退位那一年，而发难地就在这里的武昌，今年气候的反常，怕又要改朝换代了。

改朝换代，在老百姓的心中是一件不寻常事，这和地面的反常现象有些相似，所以要被不自觉地联系起来。这也难怪，人间的诸事纷争，特别是国家大事，他们又不是左右乾坤的当事人，哪里知道其中的奥妙，所以就只能这么揣测。不过，武汉三镇这几年本来也不太平，改朝换代暂且不说，就是打着民国旗号的各种军队却是走马灯似的换着，你说谁敢保证这个地方永远是一种势力的人说了算？

汉水和长江的水位明显地升高了，把原来泊船的地方淹得无影无踪。

船家们只得把系缆纤绳的地方移了再移，实在找不到合适的地方，他们就只好向内河的上游移动。内河，也就是汉水。由于三镇交通只能靠船只，长期以来，船家们就习惯把汉水叫做内河，而把去武昌的长江叫做外河。

在武汉地界原有三十八个码头，由于夏季涨水，许多船只暂时撤离，码头的数量也就少了。

不过，在江汉关下游，那些洋人的码头却是依然如故，因为他们的船毕竟是钢铁做的大轮船，而那码头也是经过精心设计的，所以并没有减少。说来也怪，那码头可以随水位增高而增高，像个浮在水面的走廊。仔细一看，那是稍微变形的一艘船连着的各种桥板，听洋人们说，那叫趸船。

天刚亮不久，大雾还笼罩着江岸，就听见有人在江面上吆喝：

“下河哟！下河哟……”

声音从上游传来，开始朦胧，接着越来越清晰。

有经验的人知道，这是每天一趟的粪船开始在沿江的船只上收集粪便。于是，人们就三三两两的提着自己家的马桶向声音传来的方向张望。当粪船向他们奔来时，有人还迫不及待地喊着：“靠近点，靠近点！”

都怨这该死的雾，明明能看清对方究竟在什么方位，可就是找不着，这就让有些人没有赶上。怎么办呢？只有等第二天了，这粪便可不能倒在江里，这是对龙王不尊的，如果哪一天风浪来了，它绝不会饶你！

七月以来，武汉的形势就像这伏秋的天气忽冷忽热，忽晴忽阴。

本来市民们正在为打垮夏斗寅的叛军而庆幸，可是物价又涨起来。

一时间，汉口、武昌等地的商人已经把囤积物资当成了头等大事。他们只认光洋，其他一概不要，哪怕是政府颁发的国库券也一样不认。

为了生存，市民们到处奔走，但收效甚微。

正在这节骨眼上，政府却贴出通告宣布共产党为非法组织，应马上取缔。通告说，凡是参与共产党组织的人必须到政府指定的地点登记，或者去报社登报声明自己脱离共产党，如有违背者，一旦查实将格杀勿论。

这可是一个致命的消息，让许多人在物价飞涨的恐慌中又增添了几许恐慌。

国民党不是和共产党是同志加朋友吗？怎么说翻脸就翻脸呢？这不是闹着玩的吧？但是不几天，却真的传来了枪杀共产党的消息。

汉口新市场那边，有一个共产党的工会书记被当兵的乱枪打死了。

顿时，武汉的空气又紧张起来，这次的紧张不亚于五月下旬夏斗寅进攻武昌之时。

工厂区、棚户区、小巷内乃至大街上，经常是杂乱奔跑的脚步声，同时还夹杂着“站住，站住”的叱呵声和此起彼伏的枪声。

武汉这座城市，位于长江与汉水的交汇处。

从地图上看，这里是我国南来北往、东游西行的腹心地域。

由于武汉处于汉水的尽头，地势低洼，加上常年的降水量较丰沛，所以这里附近成了多湖泊的地带。

古往今来，武汉这个地方，九省通衢，地理位置相当重要，一直是历朝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古书记载，从武汉沿长江水道，西可以上巴蜀，东可以下吴越，北溯汉水而至豫陕，南经洞庭湖而达湘桂，这就是“九省通衢”的由来。

“武汉”这个地名，以前是没有的，有的只是武昌、汉口或者汉阳。再往前，就是夏口或者江夏。当然这是三国故事里所能看到的。“武昌”一名，相传还是东吴孙权建都鄂城时所命，意为“因武而昌”，从此，武昌郡代替了江夏郡。

“武汉”一词，最早见于明代《重修晴川阁记》。到了清代，湘军首领曾国藩、胡林翼等在其信札中，常把武昌、汉口、汉阳三镇合称为“武汉”，这是方便他们的使用而进行的简称。

正式使用“武汉”来命名，那是到一九二七年四月才开始的。

那时，武昌、汉口、汉阳三镇被北伐军攻下后不久，广东革命政府决定把政府所在地从广州迁移于此，于是决定把这个地方的三大镇合定为京兆区，统称“武汉”。从此，“武汉”或者“武汉三镇”就代替了武昌、汉口、汉阳。

一提到“武汉”，外地人不禁会联想到那是三大镇中的任何一个地方。但在当地，这更名不更名对老百姓来说无关紧要，因为他们已习惯了武昌、汉口、汉阳这些地名，而且在当地还得分清这些地名，否则就甭想办成事。

是的，武汉是由隔水相望的武昌、汉口、汉阳三大镇组成的。换句话说，汉水和长江把武汉分割成了三个独立的区域，即长江以南为武昌，以北又被汉水分开，东边是汉口，西边是汉阳。如果不分清这些地方，光是走路就够你呛的，而且这中途还得坐船。

在这三大镇中，武昌比较著名，这在许多古书典籍中都能见到。远的不说，就说近的，那推翻清王朝的辛亥革命就是在武昌这个地方首先爆发的。

说到辛亥革命，就免不了要说到领导这场革命的领袖人物孙中山以及他创建的那个党——中国国民党。

孙中山早年只是个刚从香港西医书院毕业的医科学生，由于清朝统治的腐败使他看到了中国的未来根本就没有希望，于是就上书清政府首席大臣李鸿章，建议改革时弊，但遭到了冷落。当时正是中日甲午战争期间，中国人的惨败也使孙中山更加看清了清政府的腐朽无能。于是，他决定弃医从政，开始走寻求“救国富民”的道路。

从一八九四年十一月孙中山在美国夏威夷的檀香山成立兴中会算起，孙中山在海外漂泊了十六年。从最初提出“驱逐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的政治主张，到首次提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的政治纲领；从创建香港兴中会，到组建中国同盟会；从第一次在广州发动起义因消息泄漏而失败，到最后一次广州黄花岗起义七十二烈士捐躯。他先后曾五次周游世界，在各地华侨中宣传革命纲领，筹集革命经费，并亲自领导了十次武装起义。

终于，革命的大风暴来临了。一九一一年十月十日，在武昌城头听见了第一声枪响，接着便是摧枯拉朽式的湖北新军倾巢出动。

这是由中国同盟会会员直接参与的推翻清王朝统治的武装起义，历史上叫“武昌起义”。但是，这次起义事发突然，大名鼎鼎的孙中山、黄兴，居然都不在现场。原来这次起义不是他们直接发动，而是湖北新军内部的“兵变”。孙中山发动的十次武装起义都失败了，而且最后一次黄花岗起义才刚刚惨败不久。接下来举行第十一次起义可能也会一样，所以领袖们并没有再组织，而是在静静地思考，下一步该怎么办的问题。

像孙中山这样的人，不光要思考，还得到国外去继续筹集经费。哪知在清王朝内部的新军中，却酝酿了不少革命的种子，这贸然的一举事，就一发不可收拾。武昌起义的革命种子还是孙中山传播的，因为这些人曾经是同盟会会员，严格意义上讲，也是孙中山领导的。武昌起义的成功，直接动摇了清王朝的统治根基，而且把革命的势头推向了全国……

但是从以后曲折的历程和意外的结果来看，武昌起义开始的辛亥革命，算是失败了。因为它只推翻了清王朝帝制却没有推翻封建专制，革命的果实却被别有用心的清王朝遗臣袁世凯所窃取。

尽管袁世凯在革命党人面前表现得是多么的温和，尽管袁世凯在孙中山让位给他做中华民国大总统时把自己装扮得如何谦恭，但阶级本性决定了他必然要对革命实行绞杀，再加上他个人野心的膨胀，昔日革命者再进行革命的命运已就被注定！

所以，当袁世凯撕下伪装开始绞杀革命时，孙中山又开始了第二次拼杀。

在孙中山三十年革命生涯中，前十六年是在多奋斗少探索中度过的。那时，他想的单纯，认为只有清王朝一个敌人，只要推翻清王朝的统治革命就成功了。

但是清王朝的统治被推翻了，革命却没有成功，这是他始料不及的。

因此，在后十四年中，孙中山都是在探索中度过。尽管他依然不改当年革命的初衷，尽管他把旧三民主义发展为新三民主义，尽管他把中国同盟会改称为国民党，又把国民党改建为中华革命党，再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但是直到他离开人世的那一天，他都是在探索。最后，还得向战友们留下“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需努力”的勉言。

在武昌起义整整十五年后，也就是一九二六年十月，孙中山所创建的中国国民党人在“联俄、容共、辅助农工”的国共合作旗帜下，再次进攻武昌。

这是从袁世凯阵营中的北洋军阀吴佩孚手中攻克武昌。事情有些凑巧的是，经浴血奋战，国共合作的北伐军在打败吴佩孚军队时，正好也是十月十日。

在这之前，从袁世凯第一次绞杀革命开始，孙中山一直在南方乃至海外组织反袁护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为了消灭袁世凯的北洋军阀，孙中山是依靠一些支持他的地方军阀，即所谓依靠一派军阀去打另一派军阀。但是，结果都是失败。

直到后来他把中华革命党改组为中国国民党后，特别是在广西桂林第一次见到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后，他才知道革命需要唤醒民众，要有多数人的团结。

于是，他在一九二四年正式接受由共产国际所倡导的“国共合作”，重新解释三民主义，实行“联俄、容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

可是，在他宣布此项政策之时，在他的中央领导集体中，就有人表示强烈反对。在一个新生事物出现时，有人表示怀疑这属于正常。关于“联共”的问题，孙中山在当初也是犹豫不决的。可是，要使屡遭失败而濒于溃散的中国国民党人重新凝聚起来，要使老于世故而止步不前的中国国民党人重新获得斗志，孙中山只有选择这条路。至于那些人所反对的理由他不是没有考虑过，即国民党的三民主义与共产党的共产主义其最终目标的迥异。但为了民族大义，也为了自身走出困境，已经顾不了那么多，联合起来消灭共同的敌人已经成了当势之趋。

尽管国民党中有许多人反对“国共合作”，尽管共产党中也有人表示反对，尽管在合作的当初的确有许多不协调的矛盾难以解决，尽管在有些问题上合作的前景并不乐观，但在孙中山的竭力坚持下，合作的路还是被打开了。

在江汉关码头，已经有船家起篙了。

这里大大小小的船几十只，把整个沿江的水面盖得严严实实，就像一个船的森林。船与船之间，咋看起来仿佛有些乱，其实这里面是有“规矩”的。尽管政府还没有严令这些船哪些该通行哪些该歇业哪些该淘汰，但这里的码头帮却非常清楚。一遇上有大批货物或客人要用船，那些舵爷呀帮仙什么的就都在奔忙。

江汉关是汉口最大的码头，它既可通武昌，又可达汉阳。还可向西通四川重庆，向北通襄阳、樊城，向东可直下南京、上海。

跑短途的一半都是本地的，被称为中帮、黄陂帮、孝感帮等，此外还有四川帮、湖南帮、江西帮等，这些名字一听就可知道他们要到达的目的地。当然，还有一些要到哪里，就只能问问了，比如陕西帮、河南帮等，因为那里毕竟不通水路呀。

长期以来，这里形成了一个定势，什么帮驾什么船，比如四川帮驾白木船，湖南帮驾湘壳子船，江西帮驾倒扒子船，陕西帮驾宝古佬船，河南帮驾排子船……懂行情的人一看船就知道是什么帮，会到哪儿去。当然，帮与帮之间的势力范围那是明确的，即各帮都有自己的码头。

呜——呜——呜——，哒哒哒……

有几艘洋轮从下游开来，在他们快要停靠的粤汉码头时，总要大声鸣笛，其马达的轰鸣在没有风的清晨里显得格外清晰。

江汉关以东的汉口沿岸，全是洋人的码头，这里停靠的船只再也不是木板船了，而是挂着各国国旗的大洋轮。

江汉关码头是汉口最为繁华的地方。

临近码头的地方有一座大厦，是原清政府的海关所在地，被沿袭至今。

高高的钟楼矗立在这座大厦的顶部，从早上七点到下午六点，这个钟楼的钟声就会按时敲响一次。

这里往东沿江几十里地界，全是外国人的租界，先是英租界，接着是俄租界、法租界、德租界、日租界和美租界。英租界在今年年初的反英浪潮中已经被当时的国民政府收回，但其他租界却依然如故。

租界内高楼林立，市井繁华，与汉口破烂不堪的棚户区相比，简直是两个截然不同的世界。特别是那些休闲的公园，雕梁画舫，奇花异草，小桥流水，茶肆歌楼，简直就是一个美妙的境界。

不过，这些地方中国人是不能轻易被放进来的。

江汉关以北，就是著名的中央大道。这里是武汉国民政府的所在地。

七月中旬过后，汉口中央大道戒备森严，特别是国民政府所在的大楼附近。

到处都是警察与士兵，他们荷枪实弹，每隔两米远近就站着一个人，然后一字儿排开。附近的墙上不再有“打倒帝国主义”、“打倒新军阀”、“打倒土豪劣绅”之类的标语，而是刷上了新标语，有“共产主义不适合中国国情”、“打倒跨党分子”、“老鲍从中国滚出去”等，当然，以前的“国民革命万岁”、“誓死东征讨蒋”的标语依然还在。

天突然阴起来，接着就是彤云密布。在乌云的翻滚下，武汉的上空真像要下一场暴雨。此时，中山大道旁那幢国民政府的办公大厦显得苍白而孤寂。

三个月前，这里车水马龙、人声鼎沸，同时还伴着童子军的欢歌笑语。可是现在，这些场面已经不存在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莫名的肃杀与阴森。

虽然来办事的人也不少，但穿短衫与草鞋的已经没有了，而穿西装与长衫的，却在逐渐增多。表面上看，这里还是国民党最高当局发号施令的地方，但实质正在起变化。我们可以从它发出的禁止共产党活动等条令与批文中，就可以看出，它不再是几个月前那个国民政府了。

此时的国民政府，已经是国民党党魁汪精卫把控的维护有产阶级利益的政府。虽然政府里来办事的人很多，却都是围绕着眼下如何彻底“清共”这一目的而来的。

在一些大事上，这些人拿不定主意，还得请他们的汪主席定夺。可是此时，武汉国民政府的主席汪精卫，却不在这里。他去哪里了呢？他听说张发奎军队里共产党人很多，怕出乱子，就去了庐山，准备会同张发奎一起“清除”这一隐患。

几个月前的武汉国民政府，是按苏联俄式革命建立起来的“国共合作”的政府。这是孙中山在一九二三年亲自与共产国际代表马林在广西桂林会晤后共同协商的结果。这个结果就是改组原有的中华革命党为中国国民党，并同意共产党员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共同反帝反封建。这就是历史上说的“第一次国共合作”。

从历史的角度来开，国民党的真正起色就是从这次“合作”开始的。尽管孙中山在临终的时候说到“革命尚未成功”，但从合作一年多的进程来看，由国共联合的革命政府已经有了一块以广东为界面的初步根据地，虽然内部有这样那样的“叛乱”分子，但革命的势头马上就把这些不稳定因素压下去，革命前景却是很乐观。

后来的发展势头更加证明了这一点，在孙中山去世一年后，革命已影响到广西、湖南、贵州等省。接着，广东革命政府组织了有十万人的北伐军兵分三路向北挺进……

革命的势头锐不可当，使盘踞中国北方的袁世凯北洋军阀的将军们开始坐卧不安。

但革命的势头也吓坏了革命阵营里的国民党右翼分子。在革命的归宿问题上他们同样坐卧不安。最先表现出激动情绪的人就是那些最初反对“合作”的人。他们看见自身的利益极有可能遭到侵害，于是就纠集其同党在孙中山遗体停放的北京西山碧云寺开会，准备另起炉灶搞出一个“纯粹的”国民党来与眼下掺杂着共产党的国民党抗衡，这批人被称为“西山会议派”。

接着，步“西山会议派”后尘的右翼分子就越来越多。他们先是摧毁积极支持国共合作的台柱子，暗杀孙中山最忠实信徒、坚定的革命者、国民党内的重量级人物廖仲恺，使秉性中本来就软弱的头面人物汪精卫孤掌难鸣，继而又发动“中山舰事件”进行反共“试探”。虽然这两起事件不是同一种势力所为，但他们都有一个共同的目的，就是“反共”。国民党里那位著名的理论家戴季陶就曾说过：“举起你的左手打倒帝国主义，举起你的右手打倒共产党”。这句话看似平常，实乃唤出了大多数国民党右翼分子的心声。

在频频的反共“角逐”中，有一个人渐渐地浮出水面，他就是国民党新右派少壮分子蒋介石。

身为黄埔军校校长的蒋介石，自一九二三年以“孙逸仙博士代表团”团长的身份访问苏联后，对共产党的所作所为就极为反感。应该说，他是从骨子里反对共产主义学说的。国共合作后，形势发展突飞猛进，有风吹席卷摧枯拉朽之势。他看见再不下手，其地位越来越受到威胁，于是就铤而走险，蓄谋“反共”。在一系列偶然与必然的巧合中，他居然获得了成功。

中山舰事件，这个至今还被许多人叫做“谜”的反共阴谋，就是蒋介石一手炮制的。尽管他在日记中把此事件说得轻描淡写，模棱含糊，好像这是一个天大的“误会”。但他小题大做、明显越权的个人野心已昭然若揭，而此事件最大的获利者也是他。接着，他又炮制出“整理党务案”，表面上是为解决“国共纠纷”，实则是排除异己独揽大权的“起步”，也是为他后来发动更大的政变扫除障碍。

在“反共”问题上，蒋介石堪称“英明之极”。但他骨子里有“家天下”的个人野心，反共的处处得手并不能满足他的欲望需求。他的欲望是，将来的中国由他说了算！所以他必须利用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的权力，去争取他觊觎已久的东西。于是，在广东国民政府的迁都问题上，他竭力反对到汉口，竭力主张在南昌。

尽管蒋介石利用他的职权扣押了一部分中央大员滞留南昌，但“迁都之争”最后还是以国民党中央政府——广东国民政府的胜利而告终！

一九二七年一月，广东国民政府迁都汉口，正式决定改称武昌、汉口、汉阳三镇为“武汉”。

广东国民政府，是在革命节节胜利的前提下迁都武汉的。因为那时革命的战火已经烧到了长江以北地区，而北方的直系军阀将领冯玉祥又集体加入了国民党，并率领他的国民军在苏联的直接支援下，与南方北伐军遥相呼应。

这样看来，革命的成功已经是稳操胜券了。但革命后向何处去？已经让有些人担心起来。

担心的人并不是为革命的前途，而是为革命胜利后自己会“得到什么”。有些人算了一笔账，革命前自己的日子还算过得去，革命后却一贫如洗，于是就开始反对这场革命来。这些人，就是那些有家有业、有房有地、还有几个姨太太的大户人家子弟。于是，他们开始制止革命，破坏革命，在必要的时候还得拼死一搏！

为保障自身利益不受侵害，他们看准了自己的代表人物，蒋介石总司令。

国民党中央迁都武汉，宣告了蒋介石个人野心的邪火被扑灭。但却引来了他的极大报复。他在南昌扣留中央大员，不准他们去武汉。蒋介石的行径，不得不遭到中央政府的制裁。为了削弱蒋介石的权力，国民党中央只给他保留了北伐军总司令一职。

“迁都之争”蒋介石算是彻底失败了，但他并不甘心自己的失败。相反，却更加增强了他反中央“另立门户”的反革命野心。他认为武汉国民党中央已经是共产党的“傀儡”，要彻底摆脱他们的控制，就得再来一次铤而走险的大赌博，彻底“反共”另立中央。

就这样，在“中山舰事件”刚好发生一年后，也就是一九二七年三月下旬，一个比“中山舰事件”更大的阴谋，已经在蒋介石心中逐步形成。

那时，北伐军刚刚进入上海外围，上海市区已经被共产党领导的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所占领。按理说，蒋介石不费一枪一弹就可进驻上海，这是多么值得庆幸的事！但是却引不起他的高兴，而是带来了恐慌。蒋介石清醒地认识到，北洋军阀已经是秋后的蚂蚱，共产党才是他的心腹之患，如果不趁早消灭这个羽毛未丰的强大敌人，将来他们就是自己的掘墓人！

于是，一个蓄谋彻底“反共”另立中央的会议，从四月初就开始决策了。参加者，全是与共产党不共戴天的国民党右翼分子。

传说此时汪精卫刚从国外归来，也被邀请参加。但汪精卫已经被斯大林看成是中国革命的希望，当他发现这次会议的议题是“反共”时，马上拒绝参加回武汉就职，并提出“要革命的左边来，不革命的滚开去！”

最初，这个会议人数不多，但后来加盟者却越来越多。这也难怪，国民党里本来就有“反共”的现成土壤，何况他们认为，为了自身的利益，必须是“拼死一搏”的时候了。

接着的事件大家都知道。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宝山路大肆屠杀共产党人，制造了震惊中外的“四·一二”惨案，也叫“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几天后，也就是四月十五日，李济深在广州也开始杀害共产党人，与蒋介石造成南北呼应的态势。

更令人瞠目的是，一九二七年四月十八日，蒋介石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在南京另外成立了一个“国民政府”，与武汉的中央政府相抗衡，成为货真价实的“叛逆之徒”。

这样，在中国的国民党中就出现了三个“中央”，它们分别是武汉国民党中央、西山会议派国民党中央和南京国民党中央。同时，在中国大地上，也出现了三个中央政府，即：外国列强所承认的，北京北洋军阀的中华民国中央政府；武汉“国共合作”的国民政府；南京蒋介石右翼集团的国民政府。

蒋介石“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是“国共合作”彻底“破裂”的第一个信号。

尽管当时合法的武汉国民政府，在组织程序上制裁了罪魁祸首蒋介石，尽管武汉市区几十万民众都参加了声势浩大的声讨示威，尽管武汉国民政府一直把“东征讨蒋”定为坚定不移的国策，但从后来的结果看，蒋介石这一先行，其造成的连锁反应就像洪水猛兽，怎么堵都有漏洞，以致整个堤坝最终被冲毁。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如果说西山会议派的“反共”只是一些不关痛痒的文人们在那里干嚎，那么蒋介石的“反共”就是从言论到行动的真刀实枪。这给那些一直对共产主义怀着刻骨仇恨的人带来了希望。他们不光看见了库里有银子锁着，而且还看见有人找到了打开库房的钥匙。这给他们的精神支柱不知带来了多么大的倚撑，所以他们也就认准了，蒋总司令才是他们未来的救星！

后来的事实更加证明了这一点。

迁都武汉后的国民政府在汪精卫回国后表现得越来越软弱，在真正革命的阵营里表现得越来越动摇，最后不得不步蒋介石的后尘，开始与共产党“决裂”。

从历史表面上看，汪精卫所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的“反共”是因为工农运动的“过火”，而汪精卫本人下决心“反共”，是因为共产国际代表罗易私下给他看了那份共产国际决定抛弃国民党的电报副本。这就给我们产生了一个错觉，好像工农运动不“过火”，或者罗易不泄露电报内容，国民党就不会倾巢“反共”。但熟悉历史的人应该知道，国民党的阶级本质决定了它不会和共产党永远合作下去的，为了自己的利益不受侵犯，它必然要“反共”。

从历史的本质来看，如果没有工农运动的“过火”，如果没有罗易的泄密，武汉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合作可能会拖延些时间，或者说尚能保持一段时间的表面合作。但最终还是会“分道扬镳”，而且会成为仇敌。这是由各自阶级的本性所决定的。工农运动有什么错？“过火”这一说，只是被触犯到自己利益的那部分有产阶级的谰言。

毛泽东不是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专门写到了“糟得很”和“好得很”吗？同样一件事，有产阶级说“糟得很”，工农大众却说“好得很”。这说明什么？这说明各自所占的阶级立场不同，就会得出不同的结论。所以，国民党的“反共”那是早迟的事。换句话说，共产党要革命，就必然会触犯到代表有产阶级的国民党人的利益，所以国民党的“反共”也就毫不奇怪了！

从一九二七年五月起，夏斗寅在宜昌联合杨森进攻武汉的叛乱；许克祥在长沙发动的“马日事变”；冯玉祥、朱培德的“礼送”共产党出境……这一系列“反共”重大事件的出现更能证明这一点。所以，后来以汪精卫为代表的武汉国民政府彻底“反共”，也就成了十分自然的事了。

我们不问当时这些人为什么走上“反共”的道路，因为在他们的“反共”经历中多多少少都有些情有可原的理由。我们只问他们为什么“反共”？或者说，他们为什么那么仇视共产主义学说？这就足够了。

要弄清这个问题，我们就得回到中国革命的根本问题上去。中国的革命究竟是只推翻代表封建势力的北洋军阀政府建立一个维护有产阶级利益的政府呢？还是需建立一个像苏联似的由劳苦大众当家作主在世界上独立自主的政府？

从后来的历史走向和今天新中国已经走向富强的道路来看，中国的革命应该是推翻一切有产阶级，建立劳苦大众当家做主的政府，才是它的最终目的！

所以，国民党的革命依然是孙中山的旧民主主义范围，它只能代表有产阶级的利益！

中国的革命要彻底取得胜利，还需要“第三次革命”，而这“第三次革命”的对象就包括有国民党在内的一切有产阶级。这“第三次革命”的重任，只有落在千百万劳苦大众身上，以及他们的杰出代表，以信仰共产主义学说为精神支柱的*人的肩上！这叫新民主主义革命。

所以，当国民党人正在欢呼他们革命的胜利时，却在不知不觉中，却走向了历史的尽头，成了革命的对象。这是他们不愿意看见的结果！所以，代表有产阶级利益的国民党必须操起屠刀“反共”，不“反共”他们就永无宁日，不“反共”他们就别想过舒心日子！

这是一场决定生死存亡的殊死斗争，尽管在民族独立的旗帜下国民党和共产党有时也必须站在一起，但一旦时过境迁，各自就得为自身的利益不息争斗！

事实证明，中国的革命不光是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革命，而且还是反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无产阶级革命。中国的革命不光是赶跑一个满清皇帝或者其余孽袁世凯之流，而且是彻底地反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让劳苦大众在永无止境的被奴役下彻底获得解放的壮烈行为！

一九二七年七月，武汉，这个刚刚更名才三个月的城市，居然成了国民党与共产党最后“决裂”的地方。

当时的中国就像武汉本身的地理位置所昭示的那样，被分作了三大板块。它们是，以张作霖为首的奉系军阀操控的北京北洋政府，它统治着黄河以北地区；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党政府，它统治着长江中下游地区及东南沿海各省；以汪精卫为首的武汉国民党政府，它统治着长江中上游各省。

而共产党人的行动呢？却被他们宣布为“非法”，并联合进行绞杀。

这可以从史书的记载看出。

一九二七年三月十八日，驻北京政府的苏联领事馆被张作霖的“反共”军操了个底朝天，致使在此避难的中共创始人之一李大钊先生被捕，并被他们推上了绞刑架。

一九二七年四月十二日，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突然背叛革命，在上海宝山路下令向同盟者上海工人纠察队缴枪，并血洗宝山路。

一九二七年五月二十一日，湖南长沙的革命运动被反共急先锋何健的三十五军团长许克祥派兵镇压，他们捣毁湖南省党部、工会、农会等革命组织与团体，到处杀人放火，制造了骇人听闻的“马日事变”。

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五日，汪精卫召开“分共”会议，与共产党彻底决裂，然后也举起来屠刀。

这就是说，自一九二四年以来由国共合作的轰轰烈烈的国民大革命，就这样彻底失败了。

此时的中国，将要向何处去呢？各个拿枪的统治集团都在打着他们的主意。

北方的张作霖虽然穷途末路，但还在做最后的梦。他希望能统一中国，即使不行，能守住目前的半壁江山也不错！

武汉的汪精卫集团却说，他们在清除心腹之患共产党之后，要“东征讨蒋”，然后继续北伐，以完成“统一大业”。

南京蒋介石集团却说，他们既要反共，又要反汪，然后北伐中原，直捣幽燕……

面对国民党的血腥大屠杀，赤手空拳的共产党人是不是就因此放弃革命呢？

不，他们并没有被昔日的同盟者今天的敌人国民党所施的暴行所吓倒，所征服。他们却说，从地上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又继续战斗！

庐山，位于汉口东南两千多公里的江西省北部，在屯兵重镇九江以南的三十公里处。相传周代时有匡氏兄弟七人来这里修道，他们结庐为舍，后人就以此得名庐山。庐山有些奇特。这里除了层峦叠嶂，陡峭险峻，就是气候和其他地方不太一样。每年一到夏天，庐山气温相对稳定，气候凉爽。此外还有一个与众不同的地方，就是大多数时间烟雾缭绕，云海茫茫。

尽管庐山险峻，可是在它的中心地带却有一块平地，因这里周围的山石奇特，乍看起来像一头头直往前奔的牯牛，因此得名牯岭。一八九六年英国传教士李德来到牯岭，他发现这里可以建造一座座避暑山庄，于是便通过与清政府签约的办法获得了这块山间平地——牯岭的使用权。到了现在，这里已经有五百多栋别墅，英、美、德、法等不同风格应有尽有，真成了名满天下的“云中之城”。

牯岭是庐山的中心地带，许多达官显贵在这里修了许多度假别墅，同时也有外国人开的饭店。在外国饭店中，以英国人的仙岩客寓较为有名。

这几天来庐山避暑的人依然很多。但是，自汪精卫到庐山后，牯岭也来了军队。他们把持着各个路口，实行了戒严。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一切闲杂人等，统统不得入内。

汪精卫在牯岭一栋豪华的别墅里已经住了快一周。他是七月二十八日上庐山的。到庐山，他名为避暑，实则是帮助张发奎清除军队中的共产党分子。

开始，汪精卫准备在牯岭先解除叶挺和贺龙的军权，但是叶挺和贺龙并没有上山来，继而他又派张发奎下山去“请”叶挺和贺龙。当然，这个“请”未免说得体面了些，实际却是下山去追究叶挺和贺龙为什么不听命令。

天还没大亮，汪精卫在中常委员顾孟余的陪同下准备去日照峰看日出。在曲径的山路上，他们手牵着手，仿佛像一对恋人。尽管昨晚已在他们经过的路上派了岗哨，但在寂静无人的山路上还是显得很冷清。

一路上，汪精卫一言不发。顾孟余倒是像个贴身保姆问长问短，悉心照料。

此时，汪精卫一边走一边在思考问题。他知道，目前的形势对他们并不是有利。自正式“分共”以后，在武汉与南昌，共产党的活动仍然很频繁。工厂里工人要罢工，甚至要暴动，农村里农民要分田，要杀地主与豪绅，而一些报刊上仍有共产党的言论在鼓动，甚至骂他汪精卫“叛变革命”，因此他必须要采取应对的策略，通过开“东征讨蒋”的军事会议，把叶挺和贺龙的兵权夺过来，让共产党从第二方面军中彻底消失。

去年发生的“中山舰事件”，给了汪精卫很大的教训。细想起来，那时就是因为控制不了军队，才有被军权在握的蒋介石戏弄，而后又被逼出国外，如今他更要防着军队的异动，一旦有危险分子在军队中作乱，就要坚决打击之。经过“中山舰事件”的汪精卫认为，要想稳固自己的地位就得有军队，没有军队的支持，一切都是枉然，特别是现在这种风云变幻的时节。所以，军队几乎成了维系他的命根子。

目前，在汪精卫统辖的军队中只有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还勉强听他的，其他三个集团基本已经不在他的控制范围内，他们是蒋介石的第一集团军、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和阎锡山的第三集团军。这个序列是今年四月五日由武汉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颁发的，当时汪精卫还在回武汉复职的路上。但是几天后蒋介石在上海发动了“四·一二”政变，从此就脱离了武汉政府的操控。至于冯玉祥和阎锡山这两个人的军队，本来就不是国民革命军的系列，把番号颁给他们，主要是为了“拉拢”。

说唐生智的第四集团军勉强听他的，这是因为在这个集团军中，第一方面军的势力主要是唐生智原来的第八军起家的，这些军队大都是湖南籍的，与汪精卫没什么渊源。说得明白一点，他们只听唐生智的。如果唐生智听他汪精卫的，这些军队就管用。如果不听他的，他汪精卫再有多大的能耐，那也是白搭！唯一的希望，就只有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了。

张发奎于他汪精卫来说，绝对没问题。他们是同乡，而第二方面军除贺龙的部队外，全是广东籍的子弟兵，这就为汪精卫带来了“重整山河”的希望。但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也有一个致命的弱点，那就是部队里共产党分子太多，这是一个非常危险的因素，如果不趁早解决里面的共产党，其麻烦应该比唐生智的第一方面军大。因此，他要在继续“东征讨蒋”的政治口号下，在这里——庐山，对军队进行一次大摸底，然后才能定夺下一步该怎么走。

在武汉与南京之间，如今还夹着个冯玉祥，这让汪精卫也着实头疼。冯的势力在武汉与南京之间已经成了举足轻重的力量。所以，冯玉祥对南京的态度就决定了他在政治上的命运。在郑州会议上，汪精卫已经看出冯玉祥不愿意反蒋，因此以后的路该怎么走，已经由不得他了。如今他必须准备两手：一手来硬的，东征讨蒋；一手来软的，联冯和蒋。

日照峰虽不是庐山的最高峰，但与牯岭相比毕竟高出了许多，这让汪精卫感到身下有一股凉气顺裤管而入，然后徐徐而上，再慢慢浸入肌肤，就像一根根铁丝在周身缠绕，然后慢慢被箍紧，于是免不了打了一个寒战。

顾孟余把汪精卫扶到一座凉亭下坐定，然后他们向外远眺。

此时，到处是云海茫茫，雾气像层层的薄纱渐渐蒙住了双眼，一瞬间把整个凉亭周围遮裹得严严实实。那种忽隐忽现的云中状态，真有些像传说中的仙境。

他们在努力寻找太阳升起的地方。但无用，雾越来越浓，已经辨不出东南西北。就在这时，贴身卫士走到顾孟余耳边说：“顾部长，宋部长要见汪主席！”

顾孟余是汪精卫手下的宣传部长。卫士说的宋部长，是昔日在武汉政府任职的财政部长宋子文，他被派到上海去筹款，却加入了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这在武汉这边，简直是义愤填膺。

宋子文要见汪精卫，顾孟余是知道的。或者说，宋子文先就打通了顾孟余的关节，只是要瞅火候，现在火候到了。

顾孟余在汪精卫耳边嘀咕了几句。汪精卫一听，心里突然一颤，待还没有全反应过来，一个声音已在耳边响起：“汪主席好！”

这声音汪精卫太熟悉了，怎么会在这里出现呢？猛然间，他下意识的转过头来。的确，是他，千真万确是他，前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宋子文。他不是背叛了政府在南京吗，怎么会在这里？

汪精卫的第一反应是沉默，他要以无语来抗议宋子文对他的背叛。

顿时，四周死一般的静，就连针掉到地上都能听见。

但汪精卫的心中却没有沉默，而是像突然涌进了马蜂窝。当他看清是宋子文后，气就不打一处来。一个堂堂正正的国民政府财政部长四月初专程去上海办差，却一去不复返。更其严重的是，却投降了当时最危险的敌人蒋介石。这让汪精卫怎么想也想不通，他真想站起来给他两个耳光。

一个无耻的叛徒居然敢自己送上门来，难道他真的不想活了，这是汪精卫的第一反应。可转念一想，这个家伙不是在南京吗，怎么会跑到这里来？这对政治嗅觉灵敏的汪精卫来说，马上就警觉起来。

宋子文的出现，让他感觉到了一点什么，但在还没有证实之前，他得装着若无其事的样子，于是只好和宋子文搭讪：“原来是子文呀，真是别来无恙，你不是高就南京了吗，怎么会在这里？”

“卑职对不起汪主席，我是专程来谢罪的！”宋子文谦恭地说。

“你有什么罪？现在不是仍在干你的老本行吗？”汪精卫揶揄地说。

“卑职前去上海办事，突遇事变发生，身家性命全在别人的掌控之下，真是身不由己呀！”宋子文所说的别人是指蒋介石，他边说边取下眼镜揉起眼睛来，好像是说到伤心处要掉眼泪似的。

宋子文是四月初离开武汉到上海的。作为财政部长，他是去北伐军刚刚攻克的上海筹集北伐经费的，再说自己的家底也在那里，战争的破坏是否伤及到他的利益这也得去看看，就这样他到了上海。可是这一去却改变了他的人生轨迹，居然成了武汉国民政府的敌人——蒋介石的帮凶。

如果从“一对一”的简单逻辑来推理，一向积极投身革命同时又对蒋介石极为反感的宋子文，到上海后就马上投入反革命阵营，这无论如何也是讲不通的。但只要知道这其中的奥妙，再设身处地地想一想，事情就不难理解了。

其实，中国革命的阵营是一个大的联合体。这个联合体的成分是很复杂的。说得具体一点，这个联合体内部，本来就有矛盾，而且还不是一般的矛盾。所以，这个联合体就显得很脆弱，或者说参与的联合者国民党与共产党本来就很勉强，这就给后来的“分道扬镳”造成了一种必然。这有些像把冰激凌放在热锅里炸炒，要想成功地制作这道菜，那简直太难了。宋氏家族一向是积极追随孙中山国民革命的，自从宋子文的二姐宋庆龄许身孙中山后，作为弟弟的宋子文一直都在国民党的权力中心供职。

但是，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宋家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有产阶级，自宋子文父亲宋嘉树远渡重洋以“查理·琼斯·宋”的名字重回上海滩后，宋家就再也不是从海南岛上的文昌县漂渡到印度尼西亚爪哇岛的流浪儿，而是一个逐渐兴起的垄断资本家。

正因为如此，早年孙中山从事革命活动的经费没少让宋家资助。而大革命的同盟者共产党是代表无产阶级的，其奋斗的最终目的是要消灭有产阶级，这就为宋子文一到上海就背叛有共产党参与的武汉国民政府提供了理论依据，再加上大姐宋霭龄和姐夫孔祥熙的恐吓、威逼和利诱，宋子文就不得不屈身于蒋介石的门下了。

他这种做法虽然严重违背了中国人“做人”的传统道德底线，但面临蒋介石的强兵，为了保住宋家在上海的财产不被侵吞，也就顾不了这么多了。只要能保护家产和名位，他可以不顾一切！

宋子文投靠南京政府后依然当他的财政部长。但是“马日事变”后蒋介石看见武汉政府内部正在分化，于是就打起了彻底击垮武汉政府的主意。在冯玉祥和他举行徐州会议后，他就派宋子文从南京秘密前往武汉进行活动，趁武汉政府内外交困的时候，来个釜底抽薪。那时武汉的政治风云，就像夏日天空的云翳，变化非常快，而且还很难捉摸。

到武汉后，宋子文见武汉政府“东征讨蒋”的既定方针并没有改变。他知道，在这种情况下，他是不便代表南京政府与汪精卫谈判的，何况汪精卫正在为他迟迟不归而心怀不满，同时也在为武汉地区的物价上涨绞尽脑汁。于是，他偷偷地躲到了庐山，想在这里静观风向，一有可乘之机，他就要张网以待。

一个多月的“武汉之行”，变成了“庐山之恋”，这是宋子文始料不及的。开始，他到庐山看见牯岭有许多各式风格的别墅，他感到新鲜与愉悦，于是在脑子里就萌生出一个想法来，就是他也想在这里买地造房，这样他就可在每年盛夏，把老母亲倪桂珍从上海接来，到这里避暑。

对母亲来说，宋子文还算是孝顺，这是他从小受儒家学说教育的结果，儒家以“百行孝为先”嘛。说来也怪，他的这一动念，却引来了一桩大好事，仿佛应验了佛门弟子所信奉的“好人有好报”的吉言。

事情是这样的，当宋子文找到住在日照峰三号的营造厂老板张谋之咨询建造别墅一事时，却意外地发现张谋之的女儿张乐怡很漂亮，于是就对张乐怡有了“百年合好”的感觉，接着就发起了疯狂的“进攻”。

在极短的时间里，两人居然情投意合，如胶似漆，正好宋子文也是刚和原来的妻子分离，于是就在庐山上毫无顾忌地结为了夫妻。

准确地说，宋子文是在新婚燕尔之际，与昔日的顶头上司汪精卫会面的。

汪精卫夫妇被宋子文搀迎进了日照峰的三号别墅。这样，日出也就看不成了。当然，宋子文的出现，也让汪精卫没什么心情看日出了。

在岳父的那幢豪华别墅里，宋子文以主人的身份接待了汪精卫夫妇。开始，汪氏夫妇多少有些尴尬，但经宋子文的几句寒暄，心里突然轻松起来。这样，他们就逐渐步入了正题。

汪精卫说：“子文呀，你现在离开了我，我不怪你！南京那边有什么动静？”

“汪主席！”宋子文还像以前那样亲切地叫着，“南京那边的意思是只要你们不进攻他们，他们也不为难你们！”

“就这些？”汪精卫迫不及待地想知道得更多。

“南京方面也希望与武汉合作，在同一面青天白日旗下共同奋斗。天下的国民党本是一家嘛！”宋子文说出这话时故意说得眉飞色舞，这让汪精卫感到惬意。一瞬间，汪精卫又恢复到他以前那种盛气凌人的作态：“不行，这不能叫合作，应该叫合并！”

“是南京合并到武汉，还是武汉合并到南京？”旁边的顾孟余突然冒了这么一句。汪精卫马上说：“不管谁合并谁，中央的名分是不能丢的！”

这是武汉政府与南京政府的第一次交锋。虽没有往深处谈，但毕竟是联系上了。双方都知道，即使将来真走到“合并”那条路，但为了面子和切身利益，该争的还是要争。

这时，贴身卫士送来了一封公函。汪精卫拆开一看，是张发奎发来的电报。电报说，共产党已在南昌发动兵变，叶挺、贺龙带走了他一半多的人马。汪精卫看后铁青着脸，马上咬牙切齿地说：“既然他们无情，我也就无义了！”

坐在一旁的宋子文不知是怎么回事，心里顿时不安起来。他以为是蒋介石的军队从东边打过来了。正在疑惑，只听汪精卫对顾孟余说：“马上下山！”

宋子文站起来不知说什么好，正在踌躇，只听汪精卫对他说：“子文啦，我们之间的问题还是要谈的，我有一点急事得马上下山。以后你找顾孟余联系吧。”

宋子文一听这话，心里悬着的石头终于落了地。

回到自己的别墅，汪精卫对身边的顾孟余说：“你留在这里专门负责同南京方面联系，宋子文会找你的。我现在必须回汉口，共产党已经向我们开刀了。”

顾孟余也狠狠地说：“这些暴徒，不杀看来是不行了！”

七月刚过，就有消息从外面传来，说共产党在南昌举行了暴动，拉走张发奎一半多人马，这可把天戳了个窟窿。张发奎是国民政府第二方面军的总指挥，指挥着三个军近五万人。如今共产党把他的军队拉走了一半多，这天下又要乱了。

在市民们眼里，如今的国民政府就像一个刚出生不久的婴儿，多灾多病不说，还不断被人遗弃。可不是吗？去年这个时候，这里还是北洋军统治的地盘，那时政府还在广州。到了年初，政府才迁到武汉，可是不久，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蒋介石却拉走了一半的人马，如今共产党又从张发奎处拉走一半人马。

这两次的一半就像一个健康的人被抽了两次血，难怪物价要飞涨，这可是天下又要大乱的征兆呀！于是就有人骂起共产党来，说那些叛军是共产党蛊惑的。当然，也有骂张发奎的，说他军队里早就有大量的共产党，这是他咎由自取。

共产党在武汉的几个月里没有给市民们带来什么好印象。当然，这些市民应该是那些有产阶级。他们认为共产党除了蛊惑民众起来罢工罢市和分有钱人的财产外，就没有别的本事，他们认为政府现在“清除共产党”真是大快人心。不然，工人就要到工厂主头上去拉屎，伙计就要到老板的房上去揭瓦了。

共产党在南昌暴动的消息越来越得到证实，这可以从警察到处抓人，兵士随地杀人看出了端倪。

在汉阳，军队和警察联合行动包围了汉阳钢铁厂所有的车间，然后拿着名单进去抓人，一旦有反抗者马上就地枪决。

有一个女人，提着篮子来给丈夫送饭，刚走进工厂大门就被盘问，原来她的丈夫就是共产党，根据“连坐法”应该一并治罪。女人一听，回头就跑，结果当场被打死。

接着，从工厂里抓出了几十个人，有男人，也有女人，他们被绳子缚住双臂，后颈上还插着牌子。这是早已预备好的，因为牌子上居然写着他们的名字。

这些人被带到工厂门口，然后要他们一字儿排开，再叫他们跪下，接着就是对他们执行枪决。接二连三的枪声后，地上顿时倒下去一大片，血慢慢渗出来，淌在了硬硬的水泥地上。

被就地枪决的人开始只是枪决，倒下去也就算完事了，但后来有人说这不行，还得示众，起杀一儆百的作用，于是就把枪决后的人头割下来挂在附近的门楼上或电线杆上。

与汉阳钢铁厂几乎同时遭到浩劫的，还有大冶钢铁厂、江岸车辆厂、扬子机器厂等。

在武昌，逮捕共产党人已经从工厂蔓延到了市区。一时间，大街小巷，到处都在抓人，警笛声、奔跑声、呵斥声和噼里啪啦的枪声混成了一片。

学校里的学生也被逮了起来，特别是那些参加过游行示威的带头人，如果没有接到隐蔽通知却还在老地方呆着的，那肯定是被抓捕的猎获物。

几天后，报上、墙上，到处都有《悔过书》、《声明》之类的东西。曾经参加过共产党的许多人，为了保命纷纷要求脱离共产党，其阵势不亚于当时加入的时候。开始悔过书还算详细，说自己曾经参加过共产党，那是因为有人蛊惑才误入歧途，现在向政府坦白悔过，愿意重新做人。但后来却极为简单，干脆只一句话，声明“×××脱离共产党”。还有更省事的，在别人后面签上自己的名字，也算是脱离了。于是一连串名字的悔过书到处都是，到处可见。

别看这是一张小小的字片，它可是个宝贝。因为他不光是保命的附身符，同时也给那些告密者以迎头痛击，让他们根本就没机会去发挥自己的专长。

抓到的人中也要分几类。有的坚决不从，马上就被枪决；有的连呼冤枉，被缚住双臂推上了囚车；有的问什么答什么，既供出同伙，还供出谁说了管用。

执行抓捕的人是分几个阶段进行的。开始只是做做样子虚张声势，后来上面要求严了就动起真格来，再后来定了指标必须要抓捕多少这下就慌了神，所到之处不掘地三尺，是很难凑够的，这就让那些很像共产党的人尽量靠上了边。

在汉口，军警四处出动，在棚户区、闹市区、码头，到处都在抓人。

国民政府所在的中央大街，早已戒备森严。

站岗的已换成灰一色的军队，他们荷枪实弹，如临大敌。

江汉关依然很繁华，时势的变迁好像与它无关。

早上尽管有雾，但码头附近的方位还是能辨别。

在面临江面的那块照壁上，“打倒帝国主义”的标语已经不见了，只有“铲除蒋逆，誓死东征”的标语还在。

在码头的入口处，人越来越多了，关卡的盘查也开始了。

前两天，这里还只是几名穿黑衣的警察，而现在却增加了身着灰衣服的兵士。他们荷枪实弹分站在路口的两边，而警察却在附近走来走去，负责对来往行人的盘查、盘问和搜身等。

有一条小船在浓浓的晨雾里时隐时现，一会儿后靠了岸。

从船上下来一女一男两个人。女的齐耳短发，苗条身材，白衣黑裙，手里提着一个小包，虽不算漂亮，但也有几分清纯。男的身着灰色短袖夏布衫，短裤，凉鞋，提着一口藤箱，跟在女人后面，像是主仆关系。

刚一上岸，他们就被警察围了起来，然后例行检查。

警察们有的看他们拿出的证件，有的已蹲下身子去翻藤箱。

藤箱被打开，里面尽是女人穿的衣服，花花绿绿的，然后还有几本书。

男的点头哈腰，拿出一张名片，递给了身边的警察。那个警察一看，上面写着“符福山，南洋驻汉口三教街古玩店经理跟班”。女的也把一张纸条递了过去，却是一张学校开的证明，上面写着：戚元德，武昌崇实中学地理教员。

警察翻了一会儿，没有发现什么，然后把手一摆，让他们过去。

接着，一艘大驳船又靠了岸，熙熙攘攘的人群从码头涌来。

警察们马上又紧张起来，他们开始大叫：“别慌，别慌，排队接受检查！”

突然，从人群中跑出两个人来，他们手里拿着枪，气势汹汹地冲着警察喊道：“你们是干什么吃的，怎么把共产党放走了？”

另一个人也大叫：“刚才上岸的那两个人是共产党，快追！”

旁边的兵士一听，马上朝那两个人的方向看去。

那两个人已经离得很远，而且分别坐上了各自的黄包车。

兵士喊着：“站住，站住！”接着向黄包车奔去。

此时，黄包车已经奔驰而去，兵士们见追不上了，马上拉开枪栓往黄包车方向开起枪来。

枪声在清晨的雾霭里久久回荡，仿佛一只无形的巨手紧紧揪着码头上每一个被检查人的心。因为这些人一听说正在抓共产党，都有些惊慌失措。

“你们怎么知道他们是共产党？”未追上人的兵士跑回了码头，然后问那两个持枪的报信者。一个说：“我们是三十五军政治部的，那男的我们认识，他姓符，是共产党在武昌农讲所的学员。”

“叫符福山，是吗？”检查证件那个警察马上接过话头问道。

“不对，他在农讲所时的名字叫符向东。”另一个便衣马上给予证实。

武汉三镇到处都在抓共产党，只有汉口江岸的租界一带没有动静。

在第三特别区，也就是原英租界，在天津路和合作路之间，有一幢四层楼的西式红色建筑沿马路一字儿排开。这里每天都进出许多人，对租界外抓捕共产党好像一概不知。

这座楼房是前两年才修建的，现在看起来还满簇新。楼房属砖混结构，三层正楼一层气屋，豪华气派。原来这是一家出租的公寓，英文写着：Dining Room，意思是吃饭的地方。后来为了方便，也就有人干脆就把它叫做“德林公寓”了。

这里居住的大多是在汉口做生意的有钱人，其中还有一些外国人。

现在，中共中央把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秘密迁到了这里。

时近黄昏，在一间卧室兼会客室的小屋子里，有几个人正在小声议论着。尽管是盛夏闷热的天地，尽管天快要黑了，但此屋的窗帘还是拉得很严。

汗水像滤网中的水滴不停地往下淌，几乎让屋里的人睁不开眼。即使有人手中扇着蒲扇，但只要停下来，就会有一股热浪扑面而来。

屋子里是沉闷的，同时又是炽热难耐的，但得到的消息却是清新而令人振奋的。因为南昌暴动成功的消息已经传来，使屋里的每一个人都兴奋不已。

屋子里有一个外国人三个中国人。外国人高大但不魁梧，是新上任的共产国际全权代表罗明纳兹，中国人有两个戴着眼镜，他们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瞿秋白和张太雷，另外那个高个子的是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

几天前，大家还在一起开会议论南昌暴动的风险问题，所以派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国焘去追赶另一常委周恩来，要全权负责南昌暴动的周恩来见机行事。可是不到一个星期，南昌暴动成功的消息已经传来，这在当时是不敢想象的。

根据前几天加仑将军的分析，南昌暴动只能从张发奎的部队中拉出五千到八千人，这是经过对有绝对把握的部队的计算，所以大家对暴动是否成功是抱着很大顾虑的，再加上共产国际那份没有成功的把握就不能发动的电报，于是不得不派张国焘去叮嘱周恩来要慎重。可现在的事实是暴动成功了，而且在原来的估计中还多出了一万多人，这怎能不令人兴奋呢！

罗明纳兹在屋子里来回地转着圈，显然他也被这个意外的消息所触及，尽管他当初对暴动是持反对态度的，但现在事实已经摆在了他的面前，因此他的态度也就来了一个一百八十度的大转弯。

他用俄语对瞿秋白和张太雷说：“我要向国际报告这里发生的一切。准确地说，应该是南昌发生的一切。看来中国的革命并不是一些人说的那样，到了穷途末路。南昌，我们已经看见了曙光！”

罗明纳兹是俄罗斯高加索地区的格鲁吉亚人，与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是同乡。在所有来华的共产国际代表中，他是最年轻的一个。以往的国际代表，大都是阅历丰富且经历复杂的人，可他不是，他是一个在苏维埃政权下成长起来的新人，论年龄，只有二十九岁，说经历，几乎是直线形的。

十月革命胜利时他才加入布尔什维克，后来一直在机关做共青团工作。当然，在这个风云变幻的年代是不能单方面去看一个人的，既然斯大林派他来中国，肯定有一定的道理，也许他真有些过人之处。

罗明纳兹一到武汉，就马上投入工作。他是七月二十三日那天到达汉口的，在还没有见到前任代表鲍罗廷之前，他就马上召集中共临时中央的几个负责人开会，以快刀斩乱麻之势给中共中央以前的工作来了个彻底否定。

也就是在这个地方这间屋子，罗明纳兹在没有翻译的情况下，就直截了当地冲着懂俄语的瞿秋白喊道：“我是共产国际派来的代表，以后共产国际在中国的工作由我全权负责。我是奉命来纠正过去共产国际人员错误的，当然，还有*人的错误！以后，由我来指导你们如何工作。”

那时，刚从庐山回来的瞿秋白一听这个年龄和自己差不多的俄国人如此的狂言，心里就有些不愉快。罗明纳兹的话给瞿秋白的第一印象是狂妄自大，或者说，外国人在瞿秋白的眼里都有这种毛病。这可能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所致。

但是，目前大革命失败让谁也不痛快，这就像一个癌症患者，无论你用尽心机怎样去医治照料，但到头来病人还是死了，这时却有人说，你以前所做的努力完全是错的，这你能同意吗？

所以瞿秋白心里在发凉，继而又开始愤怒。但他努力克制着自己的情绪，尽量做到那种表面上看来是谦恭和温文尔雅的表情。他不希望在第一次见面时双方就闹得很僵，因此心里除了忍受没有别的办法，他觉得共产国际太不负责，怎么派这么一个“楞头青”来，见面就给对方增添不愉快。

几天之后，罗明纳兹的态度稍微有些改变。这可能是他见到前任代表鲍罗廷后，才逐渐了解到了中国的一些具体情况，才有所改变的缘故吧。

如果是这样，那就应该归功于这位在中国土地上叱咤风云了几年的“老鲍”，他的确是一个出色的政治家兼外交家，不然罗明纳兹可能要像机器那样一直“转”下去，这就很危险，特别是在现在这种人心涣散之际，他那种不讲策略的“一刀切”方式，可能会导致与自己愿望相反的结果。

瞿秋白听到罗明纳兹要向国际报告南昌暴动成功之事，心里马上“激灵”了一下，这倒不是由于兴奋所致而产生的那种共鸣，而是增添了担心的成分。

国际，对于瞿秋白来说，那是至高无上的。这么大的事，如果不向国际报告，肯定是说不通，但此时向国际报告，是不是太早了一点，万一事出意外，这怎么办？

因此，瞿秋白对罗明纳兹的提议，没有表示明确的态度，而是把话题转在另一个问题上。他用俄语对罗明纳兹说：“尊敬的代表先生，现在我们是不是该谈，紧急会议如何召开的问题了吧？”

罗明纳兹好像还沉浸在南昌暴动的成功之中，但一听瞿秋白的话还是马上反应了过来，而且愉快地说：“对的，现在是时候了！”

“《报告》由谁来写？”坐在一边的张太雷也用俄语问道。因为他曾担任过各种会议的秘书兼翻译，所以对这个问题很敏感，于是马上就把它先提出来。

“这个《报告》还是我来写吧！”瞿秋白用汉语向张太雷说。

“不，这个《报告》由我来写！”罗明纳兹虽然不懂汉语，但他猜出了瞿秋白的话的大致意思，更准确地讲，他必须参与《报告》的起草，因为他要为共产国际负责，必须把国际的精神与路线，不折不扣地贯彻在《报告》中去，所以不管他们是什么意思，关于《报告》的起草，他必须争取主动。

罗明纳兹说：“这次会议必须以清算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为宗旨，然后号召中共党员，立即开展反对国民党的武装赤色暴动。”

“这次会议陈独秀也参加吗？”张太雷用俄语问道。

瞿秋白听后马上想说什么，可罗明纳兹已经抢了先，他几乎是呵斥：“这次会议要宣布撤销陈独秀的职务，他本人没必要参加！”

瞿秋白听后，“腾”地站起来，把手中的扇子丢在了桌上，也在屋子里转起了圈。罗明纳兹什么都想占先的做法，已经让他忍无可忍，他是再也忍不下去了，于是说：“陈独秀还是个党员嘛，关于他问题的会议怎么就不让他参加呢？”

“是的，大革命失败了，这不应该是陈独秀一个人的责任，我们大家都有责任。”张太雷用俄语说。

罗明纳兹见他们二人都反对这个提议，只好拿出杀手锏来。平心而论，他也觉得这有些不妥，但这是政治，政治是无情的。在中国的大革命中，陈独秀究竟有多少错误多大错误？共产国际应该是知道的。

确切地说，不让陈独秀参加这个会议，是国际的指示，而国际又得遵从联共（布）总书记斯大林的意见，所以准确地说，这是斯大林的指示。于是，他把口气放缓和了些，向瞿秋白和张太雷说：“关于陈独秀不参加会议，并不是我的意思，这是国际的意见，请你们谅解！”

“好吧，那就这样吧。事情已到这个地步，我们还能说什么呢？”瞿秋白无奈地摊开双手用俄语说。接着，他用汉语对张太雷说：“泰来兄去告诉罗迈，请他找好开会地址，我和这位罗明代表负责会议的《报告》。”

从码头奔来的两辆黄包车躲过了军警的追捕后跑进了租界。

他们一前一后，总保持着一段距离。如果不仔细看，他们和来往的各路黄包车没什么区别，因为都在大街上奔跑，谁能分清那是哪呀？但仔细一看，再稍加对比，就能断定这两辆黄包车有一点默契，因为它们的距离、速度和方向居然一致。

在俄租界三教街的一个巷子里，黄包车停了下来。

一个女人下了车，她付了钱后连头也不回就进了巷子。黄包车夫也鸣着号招徕顾客马上离开了这里。

一会儿后，第二辆黄包车也停在这里。

一个男人搬着藤箱下了车，付过钱后也进了巷子。

在一间不大而光线灰暗的屋子里，有几个人在窃窃私语。尽管是夏天，但他们没有打开窗帘，这就显得屋子里光线很暗，同时也很闷热。

一个人说：“南昌暴动的枪声已经打响，接下来我们湖北省委该实施《鄂南暴动计划》了。”

另一个说：“这是一项重要的行动，要和中央的计划一致。在行动之前，我们必须听中央的。”这是一个女人的声音。

又一个声音冒了出来：“听中央，听中央？如果还是那个姓陈的掌舵，我们都得上断头台。”

“听说中央已经改组，最近还得召开一个重要会议。大家不要在这里随便议论，还是谈谈我们的鄂南计划吧。”这是第一个说话人的声音。

此时，有人敲门，“咚咚咚”三下，特别有节奏的三下。

“九姐，你去开一下门，看是谁来了。”刚才说话的那个人对那女的说。

一会儿后，叫九姐的人带进来一男一女，并对叫他开门的人说：“罗书记，他们来了。”

这位罗书记马上站起来，然后迎着那男的问道：“向东，德峰怎样？他撤出来了吗？”

“还没有。德峰说，要找个适当的时候。要我们不要担心，他会有办法的。”叫向东的人平静地说，“这不？他把爱人先交给我‘带’回来了。”

“原来是元德嫂子，幸会幸会！”叫罗书记的人马上对那女的笑着打招呼。

这时，那位九姐马上叫道：“什么呀，人家还没结婚呢，叫嫂子是不是早了点？”

“哎哟，你看我这嘴，就是管不住自己。”罗书记诡秘地一笑。

进门的那女人马上说：“没关系的，看来你们都是德峰的朋友，谢谢你们的帮助！”

原来，这里是中共湖北省委的机关联络点，刚才这几位是中共湖北省委的主要领导，叫罗书记的是省委书记罗亦农，叫九姐的是省委妇女部长向警予，另一个是农民部长任旭。此时组织部长陈乔年去了武昌，宣传部长郑超麟去了汉阳，军委书记董必武和工人部长项英因病请了假。不然，整个省委的班子成员也就齐了。

他们说的“德峰”是还在武汉市公安局任局长的吴德峰，由于国民党开始屠共，吴德峰在公安局还没撤出来，这让罗亦农非常担心，所以就派这个叫“向东”的人去武昌看看是怎么回事。这不，没把吴德峰本人带回来，却带来了他的未婚妻戚元德，也算是没白跑吧。

向东的本名叫符福山，字向东。由于要出去行动，他已改名为符向一，言外之意是向着一个方向奋斗。他本是广东省琼海县人，去年随北伐军进入武汉，因擅长农民运动，就被党组织留在了武汉帮助筹建武汉市农民协会。

但是，现在国民党已彻底反共了，农民协会已经转入地下，因此符向一只得回到省委听候调遣。他刚进入省委，就被派往武昌去通知各级党组织立即隐蔽起来，同时还肩负着通知在武昌的中央级领导加强隐蔽。

向警予带着戚元德走了，屋子里只剩下罗亦农、任旭和符向一三人。这时，罗亦农问符向一：“路上没遇到麻烦吧？”

“这两天，南昌暴动的消息把这些龟孙子给吓倒了，所以查得很严。本来都脱身了，可是被三十五军政治部的那两个家伙给认出来了，真晦气！不过，还是被我给甩掉了。”符向一说。

“看来，下次行动得化化装，否则就危险了。”任旭说。

“见到毛泽东了吗？”罗亦农问。

“没有，听说回湖南了。不过，请放心，你要我给他送的信已经送到。”符向一说。

“见到老头子了吗？”罗亦农又问。他所说的老头子，那是指陈独秀。

“也没见着。待我去南郊的那个工厂时，厂里已经没人。听说那里抓我们的人很厉害，他们刚一来见势头不对就又走了。”符向一说。

“该不会出问题吧？”罗亦农像是问符向一，又像是问自己。毕竟，陈独秀再有天大的错，他也是共产党的一面旗呀。如果落入敌人之手，后果将不堪设想。同时，他还是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的父亲呢，所以罗亦农非常担心。

“不会的。”符向一肯定地回答道，“我已打听了，那个厂里几乎就没多少工人，至于我们的组织，有没有还不一定呢，所以我断定他不会被抓，肯定是到另一个地方去了。”

“但愿如此吧！”罗亦农说道，接着他把话锋一转，“向东同志，省委对你的农运工作很赏识，准备派你去鄂南工作，你有没有意见补充？”

“既然变了泥鳅就不怕泥糊眼，我没什么意见！”符向一坚定地回答道。

罗亦农高兴地说：“那好，我有事得先走一步，具体情况由任旭同志和你谈。”

这时，符向一才开始注意起剩下的任旭来。这是一个比他还年轻几岁的人，但脸却老是绷着，显得很严肃的样子。他说：“老符同志，省委受中央委托，搞了一个两湖暴动计划。为了和湘省呼应，我们鄂省的暴动首先确定在鄂南。由于你对鄂南地区比较熟悉，所以省委决定，派你到鄂南去工作，在短时期内拉起一支革命武装来。”

“好的，什么时候动身？”符向一聚精会神地听着，深恐漏掉了一个字。

任旭的脸上终于出现了笑容，他说：“省委的意思是要你先打前站，其他同志随后就到。别慌，我们得商量一下在什么地方下刀。”

说完，任旭随手从兜里掏出一张湖北省的地图。这是在租界内的华文书店里才有的那种五颜六色的地图。

任旭指着地图说：“这里是咸宁县，在它以南的通城、崇阳、通山又背靠幕阜山，与湖南、江西两省交界。只要我们抓住咸宁再向南发展，就可以和湘赣相呼应。这里原来有我们的党组织，你到了那里，先把群众发动起来再说。”

任旭说完话后收起了地图，然后从挎包里拿出一个包裹来：“我这里有两百块大洋，这是你的活动经费。到了那里，先去找当地的农民协会联系。由于到处都在反共杀人，农村中的土豪劣绅肯定也不会消停，所以你得想办法与当地的农运骨干联系上。你在那里工作过，这一点就用不着多说了。”

符向一接过银包，然后看着任旭说：“任部长，你放心，我会尽力而为的！”

任旭站起来伸出了手，他拍着符向一的肩头说：“好的，你走后，我们会陆续派干部来协助你的。”

在德林公寓的另一间屋子里，有两个人也在小声地议论着。尽管天地很热，他们也还是垂下了窗帘。这里没有外国人，而是一高一矮两个中国人。

高个子穿着一身灰色的夏布短衫，身材高挑，淡淡的眉毛下有一双炯炯有神的丹凤眼，尤其突出的是左眉心上边沿有一颗黑痣。他手里拿着一把蒲扇不停地扇着，说起话来一口京腔。

矮个子是一个四川人，他穿着一件白色短褂，虽然身材矮了一些但很结实，咋看起来很像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可就在这张娃娃脸上却有一双明澈透亮的眼睛。

高个子说着一口北京话，矮个子却说着四川中部广安一带利索的方言。这二人一问一答，好像在嘀咕着什么事。

原来，这间屋子也是中共中央的机关办事处，高个子是中共临时中央秘书长邓中夏，矮个子是秘书邓小平。

邓中夏本来是跟李立三一起去南昌策动暴动的，但却在九江就被周恩来派遣折返了回来。

在九江举行的策动南昌暴动的会议上，在讨论暴动后是否没收大地主土地的问题时，邓中夏和谭平山站在一起，他们反对没收大地主土地，认为这样做势必引起反动势力更加联合的攻击和军队内部的分化，而李立三和恽代英却不这样想，认为不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就谈不上真正的土地革命，于是双方发生了分歧，后来是周恩来赶到了九江，把会议所争论的问题进行了辨析，使大家统一了认识。

之后，邓中夏受周恩来的派遣把南昌暴动的详细计划带回武汉向中共中央汇报。

邓中夏外表文静而内心却像有一团火在燃烧，这就促使他总想在外边去溜达。他身为秘书长可在机关里呆的时间并不长，前两天刚回来就又想走，可瞿秋白没有让他走，而是要他负责筹备中央紧急会议的召开。

于是，他负责的秘书处就开始了寻找会址的工作。邓中夏是湖南宜章人，但多年在外奔波练就了他每到一个地方就熟悉那个地方方言的能力。在去广东之前，他说得一口北京话，到了广州后粤语也会了，后来在上海，上海话也会了一些，目前湖北话他也学会了很多。当时有同事认为他鹦鹉学舌，不搞正经，可没想到眼下党的机关及其工作人员都需要秘密隐蔽时，他的这种“鹦鹉学舌”的特长居然给秘密工作带来了方便。

在汉口租界内，邓中夏操着一口上海话到处去号房子。他装着老板的模样，带着由顾顺章给他派在身边的几个上海来的纠察队员，有时也单身出去，身边只带着邓小平。今天他们在三教街发现了一处房子，在俄租界的地面上。现在他和邓小平就正在议论着这件事。

邓小平是刚刚安排在中央秘书处不久的一个来自陕西的专职秘书。他原名邓希贤，本来是四川广安人，只因早年赴法勤工俭学，在法国呆了五年零二个月，后来又到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了十一个月之久，在西北军阀冯玉祥访苏后，他和另一四川老乡刘伯坚一起奉命以共产党员的身份回国帮助冯玉祥建立国民军。

哪知马日事变后，冯玉祥越来越靠向蒋介石，后来竟把共产党员“礼送出境”，这样邓希贤就只得从西安流落到武汉，然后找到了正准备从公开转入秘密的中共中央，被中央任命为秘书处秘书。为适应秘密环境下的工作，邓希贤改名为邓小平。

中央秘书处原计划应该有八位专职秘书，但有的任命后没有到位，有的到位后又因别的工作离开了中央，目前在中央负责秘书工作的就只有这个矮个子的邓小平。邓小平言语不多，行动却很干练，而且细心。

当邓中夏问他中央召开紧急会议的地址找到没有，他却没有马上回答，而是拿出一个笔记本来，然后一一向邓中夏汇报。他说，现在找到了一处地址，但并不理想，因为这确实不像个开会的地方，但是为了安全起见，也只有这个地方没有问题。

由于邓小平初来乍到，对汉口的租界并不熟悉。当邓中夏给他安排这个寻找会址的工作后，他就十分留心起汉口江岸的租界地形来。这几天里，尽管天气很热，尽管到处都在抓共产党，但他还是在中共湖北省委秘密交通员的配合下到处查看房屋，看有没有合适的地方举行中央这次紧急会议。

邓中夏叮嘱他寻找地址的原则是要绝对安全，因此遵循这个原则，他就在中共地下组织所涉猎的范围内开始寻找起来。他认为，要绝对安全，第一，只有在租界内的偏僻处，第二，最好是俄租界，当然现在已经叫第一特区，第三，这个地方还得四通八达，一旦遇到危险可以随时转移，而且分多路转移。要先达到这三个要求，才去考察此地的房屋结构、面积、起居等等因素。

忙了几天，他们终于在俄租界的三教街找到了一处能具备上述要求的地方。这里地处江岸算是偏僻，房屋有后门，能直通江边，更理想的是屋顶还有天窗可以直通旁边的房屋，然后从另一条路离开此地。

关于屋顶，邓小平还亲自去走了一趟，证明了这条路确实可通。世界上有许多东西并不完美，找到了这个在安全问题有绝对保障的地方，但在其他条件上却很差，比如，里面的房间太窄，大都是住人的单身住房，哪里像个开会的地方哟！

第二，就是起居问题，几十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饮食怎么办？那上面又没有餐具，更没有厨房。天气这么热，一个人关在一间小屋子里出气还感到困难，不要说几十个人在一间小屋子。

等等等等问题，让邓小平感到气闷，所以他把问题都一一记下来，详细地报告给邓中夏。

邓中夏听后，把手里的烟头轻轻地丢在了地上，然后用脚踩了踩。这才说：“小平同志，这几天你辛苦了，现在是安全第一，既然你找到的这个地方在安全上这样合适，那就这个地方吧。至于其他的问题，我们应尽量去克服。另外，以后的工作可能更为艰苦，你作为成天跟文字打交道的秘书，不要凡事都往本子上记，有时还得用心去记，才能适应现在的形势与环境，你说对吗？”

“是的，我记住了。”邓小平谦恭地说，然后又请示了下一步工作。

邓中夏说：“我们已经通过湖北省委的各交通站去通知在武汉地区秘密居住的中央委员来开会，你负责接待工作。记住，来一个就让他先住进你寻找的那个地方，要分别进去，不要被外人看见那里人来人往的。”

“是的，我记住了！”邓小平像个军人，他双手垂肩端端站在邓中夏面前说道。其实，他还没有改掉在冯玉祥部队里讲话的习惯，一旦给学员们讲话，他都是这个动作。

天气依然是热，特别是没有一丝儿风的时候。

好在武昌城四周都是被水湖包围着，再加上由西南向东北还有宽阔的长江，这就使本该升温的时候却不升温，但一升温，却又马上降不下来。

在武昌北郊的江心，一只小船在来往的洋轮中穿梭。

开始，小船还算顺利，可是走到江心，一艘洋轮却从上游破竹而来，小船马上躲闪，却已经来不及，于是就拼命地在洋轮划过的巨大航流中颠簸。正在挣扎，下游迎面又来了一艘洋轮，其汽笛声刚响，就已经离小船不远，那滚滚而来的架势，好像不把小船撞翻誓不罢休。小船顿时处于一种惊慌失措之中，大有一触即溃而被葬身江底的可能。

船上的艄公拼命地摇着橹，那双臂鼓起的肌肉就像爬动的蚯蚓，而额头上的汗珠却在顷刻之间就漫过了眉宇。

坐在船上的两个人也不知所措，几次伸出手来想帮帮船家的忙，但又不知从何帮起，有一种手脚无处放的感觉。

终于，小船在艄公的努力下慢慢稳住了船身，并向对岸武昌划去。

这是一只白木小船，懂行道的人知道，这应该是四川帮驾的小船。

小船在一个不起眼的码头靠了岸。

船上的两个人下来了，一个高挑身材，戴着眼镜，另一个要矮一点。

矮个子把船钱给了艄公，戴眼镜的高个子却对矮个子说：“今天有些意外，多给点！”

艄公一听，马上道谢，同时还骂了一句：“那些龟儿子……”

“好了，你把这个拿去吧。”矮个子又给了几个铜板。

艄公连忙作揖道谢，矮个子也不还礼，只是说：“算了算了，我们都是四川人，用不着那么客套！”

之后，这两个人马上离开了艄公，往武昌城内赶来。

和高个子相比，矮个子年龄要大一点，说着一口的四川腔，有些像沿江的走私老板，那高的却年轻一些，脸上的稚气都还没有褪尽，再戴着眼镜，就很像一个学生。这两个人走在一起，怎么看都不像一路人。不过，这年头，有谁又在注意这些呢？也许他们俩本就是不搭界的两个坐船人。

可是，当他们谈话时，我们的判断却有些失误。矮个子说：“出了武昌站，你就算安全了。先在中伙铺下车，然后到蒲圻去找一个叫漆昌元的人。”

“你呢？”高个子问道。

“我还得继续转移干部到你那里去，那里已经成了省里的重点。”矮个子说。

哦，原来他们是一路人，而且在干一种秘密的工作。

是的，他们是中共秘密党员，现在正在商议转移的事情。矮个子是中共武昌区委书记彭明晶，高个子是他所辖区委的普通党员罗荣桓。

走了一段路后，他们进入了市区。这时，他们的话马上少了。

正走间，忽然有一队警察从远处而来，正往他们这边走来。

彭明晶对罗荣桓说：“罗眼镜，我们马上分手吧，你去车站，咱们绕着走！”

罗荣桓听了嘴里却嘟哝着：“这个世道，什么时候才算太平？”

“少发牢骚，快走！”彭明晶小声说，然后又加了一句，“你到那边后，是去崇阳通城一带。”

“就我一个人去？”罗荣桓问了一句。

彭明晶说：“到了蒲圻，你就知道了。”

“你现在不能说吗？”罗荣桓笑了笑问道。

彭明晶没有笑，而是一脸的严肃：“现在不能说，你刚刚才入党，还不知道党内的规矩。以后要注意，我们是在秘密工作，不能随便问，也不能随便说。”

“我们之间也是这样吗？”罗荣桓问道。

彭明晶铁着脸说：“是的，这是纪律！”

彭明晶和罗荣桓是一对好朋友，他们曾经是青岛私立大学读书时的同学。

彭明晶是四川安岳人，在成都高等师范学校读书时曾受到过老师恽代英的教诲，后又在恽代英介绍下加入了*。罗荣桓是湖南省衡山县人，十七岁时才进长沙中学读书，后考入山东私立青岛大学工科预科。这样，就与商科就读的彭明晶相识以致成了好朋友。

罗荣桓到武昌来那完全是彭明晶的影响。因为北伐军进驻武昌后，在各方面都需要人才。这时彭明晶也从广州来到了武昌，于是他写信叫已经回到家乡的罗荣桓前来武昌继续完成学历并投身革命，这样罗荣桓就在彭明晶的一手照应下进了武昌中山大学理学院就读。

现在罗荣桓已离校从事革命工作了，他是今年六月经彭明晶的介绍加入*的。这几天，武汉三镇的工人举行了总同盟罢工，中山大学学生会由于支援震寰纱厂女工的斗争而被镇压。因此，经中共湖北省委研究，在中山大学就读的学生会党员一律撤退转移，并要区委书记彭明晶负责疏散。这样，罗荣桓便派到了鄂南去从事农民运动。

彭明晶生性活泼，口才又好，与罗荣桓文静的性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但两人却是无话不谈的好朋友。现在彭明晶却一脸严肃，话已不多，这倒使罗荣桓警觉起来。

是的，武汉的形势越来越紧张，共产党人已经被控制了活动，有的已经被逮捕、枪杀，这怎么会高兴得起来。

就这样，罗荣桓和这位好朋友，自己的入党介绍人，在这个名叫武昌的小巷里分了手。很快，两人都消失在小巷的深处。彭明晶是坐上了一辆黄包车，然后扬长而去，罗荣桓却步行去了武昌徐家棚火车站。

在徐家棚火车站，罗荣桓终于上了车。

在车上，他意外地碰见了同学黄明。他问黄明：“你要去哪儿？”

黄明说：“现在这么乱，书已经读不下去了，还是回家吧。”

“你家在哪儿呀？”罗荣桓好奇地问。

黄明说：“在崇阳呀，你不知道吗？我好像给你说过的。”

“哦，是吗？我倒给忘记了。”罗荣桓努力搜寻着记忆，但是却没有印象。

突然间，罗荣桓想起黄明刚才说是崇阳县人，这“崇阳”二字，不是他要去的地方吗？于是他一阵兴奋，马上想找黄明问个究竟，但彭明晶的话却让他不敢轻易去问，他只得安慰自己，到了蒲圻后总会知道的。

黄明听说罗荣桓要到蒲圻去，也身不由己地随他而行了。

暮色降临，在武昌的汉阳门外码头上来了许多兵，他们是以四路纵队从武昌城中开来的。在军官们的带领下，队伍陆陆续续上了船。远远看去，灰色的衣服，形成了一条灰色的长龙，渐渐融进到无边的夜色里。

码头上停着大大小小的船，其中有两艘招商局的“德兴”号客轮也停在这里。这些兵就是在往这两艘轮船上移动。他们刚从武昌城里开来，在此之前，是驻扎在武昌湖北省政府大院附近，既负责省政府的安全保卫，又负责武昌城区的防卫。

不知内情的人，可能以为这是湖北省政府的警卫部队。其实不是，他们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留在武昌的警卫团，现在被团长卢德铭带领，准备乘船去九江。

警卫团共两千多人，除了第四营留在武昌外，一至三营全部上了船。一艘客轮装不下，所以准备了两艘。

团长卢德铭站在码头上看着士兵们上船，旁边是参谋处的人员。参谋长韩浚在旁边向卢德铭汇报情况，指导员辛焕文却骑着马在停泊轮船的附近沙滩上奔跑。由于轮船上人太多，不能运马，所以有马的只好另行处理。辛焕文舍不得他的马，所以在沙滩上骑着不忍舍弃。

三个人中，除了韩浚要老成一些，卢德铭和辛焕文都显得年轻。特别是卢德铭，咋一看，像个刚毕业的学生，因为在那张充满稚气的脸上还没有留下太多的沧桑痕迹。他皮肤白净，眉清目秀。

本来早就安排好各营各连应上哪一层船舱，这样就会避免不必要的混乱，但实际却还是混乱，原因是有的人不问青红皂白随便上船，特别是那些兵油子，这样就出现了混乱。顿时，码头上人喊马嘶。

卢德铭对这种场面极不满意。这样混乱，打起仗来怎么办？但警卫团毕竟是新兵太多，从成立到现在才四个星期，看来这种混乱是不可避免的。

待士兵们全部上了船，几位团领导才缓步登上客轮。这时，船长从船舱中钻出来，他邀请卢德铭等团领导到船长室休息。但卢德铭拒绝了，而是到早已准备好的船舱中。那里，将作为团指挥部。

三个人随着参谋处的人员，登上了最高层那间能巡视远方的船舱中。可是一到那里，里面已经有黑压压的一大片人。韩浚只得对那些士兵说：“你们得让一下，我们是团部的。”

“这里我们先占着，凭什么就得让你们？”一个士兵说。

“你们是团部的，就该让你们吗？”另一个声音说。

“不让。”一个满脸横肉的家伙强硬地说，“我们还是师部的呢！”

辛焕文一看，这个家伙还带着短枪，看来是一个连长。

“少扯淡！你就不怕关禁闭吗？”辛焕文对那个带短枪的喝道。

“不怕，本人不是靠吓大的！”

“你们是哪个营的？你叫什么名字？”卢德铭上前问道。

“本人行不改名，坐不改姓，七连连长史保亨，看你能把我怎么样？”

“我是团长卢德铭。这里早就被安排为团指挥部了，现在请你们另找一间。”

那个连长一听，马上蔫了。他结结巴巴地说：“那……弟兄们，我们走吧！”

顿时，这群人一窝蜂地从屋子里涌出来。

这时，卢德铭对旁边的辛焕文说：“去通知船长，可以出发了！”

辛焕文马上朝船长室奔去。几分钟后，轮船的汽笛响了，然后慢慢地移动起来。后面机帆船的马达也陆续地响起来，船队就这样出发了。

船开始移动了，卢德铭终于松了一口气。一天的忙碌，终于告了一个段落，现在他很想睡一觉，但脑子里却还在努力搜寻着行动的每一步。作为团长，他必须把每一步都要考虑到。

“今天秩序很混乱，看来我们对部队的训练还得加强！”卢德铭对刚回到船舱的辛焕文说。

“是的，这一点我们以后得加强。”辛焕文附和着。

接着，卢德铭又问参谋长韩浚：“老韩，侦察船派了吗？”

“派了，由特务排长谭希林带一个班在中午就出发了。”韩浚虽是参谋长，但论起年龄来要比卢德铭大十岁。二人相处时间不长，但配合却很默契。

原来，卢德铭调动部队上船去九江，已经准备了整整一天。

今日凌晨两点左右，卢德铭正在睡梦中，突然被参谋长韩浚叫醒。

待他披衣走进团部那间办公室，桌上已经放着两封电报需要他签收。一封来自南昌，是贺龙暂编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发开的；另一封来自九江，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亲自发来的。都是加急。

卢德铭忍不住拿起了南昌发来的电报，那上面只有几个字：我们暴动了，急盼速来。他又拿起九江发来的电报，却是这几个字：速来九江。

卢德铭马上在签收栏写了自己的名字，但是却没有马上交还机要员，而是把两封电报拿到灯下细细看着，仿佛是在辨别真伪。

这两封电报分别署着“周逸群”和“黄琪翔”的名字。“周逸群”是贺龙暂编二十军的政治部主任，“黄琪翔”是第四军军长，都是张发奎的部下。但周逸群却是共产党的高级干部，在党内却可以发号施令。

其实，卢德铭知道，这两封电报都不是假的。他之所以拿到灯下细看，那完全不是在辨别真伪，而是在分析，——他想从电报的内容中揣摩发报人还没有说尽的话。

这两封电报的到来，却使卢德铭处于进退两难中。首先他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的团长，按程序得听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可发报人却是第四军军长黄琪翔和二十军政治部主任周逸群，这完全超乎了正常的施令范围，说得明白一点，以上这两个人都不具备给他发令的权力，那他们为什么又发来了命令呢？

卢德铭想，这里面肯定有蹊跷，在没有弄清事情的来龙去脉前，他是不会轻易出兵的。怎么办？卢德铭的脑子里不停地思索着。做下级的就怕遇到两个上级，因为一旦出现两个相反的指示，执行与不执行都会带来麻烦，何况这突然冒出的两个上级严格意义上讲还不是他的垂直上级。卢德铭冲锋陷阵都不怕，可是在这件事上却犯难了。于是，他决定马上找指导员辛焕文，然后三人一起商议。

一会儿后，辛焕文来了。在昏黄的马灯下，卢德铭把自己的想法毫无保留的说了出来，想征求他们的意见，即听从开拔还是不听从，听从又应该听哪一方？

凑巧，卢德铭、辛焕文和韩浚三人都是共产党员，并且在这个团，他们还秘密建立了支部，由指导员辛焕文任书记。此时，辛焕文说话了，他说：“我们应该听党的。周逸群虽不是我们的直接领导，但他是党内的高级干部，我们应该听他的。”

辛焕文拿着电报说：“看来，周逸群他们在南昌举行的暴动已经成功了，警卫团作为我们党的武装力量，应该尽快赶往南昌。”辛焕文这么一说，卢德铭和韩浚才知道有一个南昌暴动的计划，看来党内的机密只有书记才知道。

辛焕文的话，让卢德铭和韩浚吃了定心丸。直到此时，卢德铭和韩浚才知道贺龙的暂编二十军远离南昌其实是去举行暴动，原来贺龙也跟了共产党，这是他们事前一直不知道的。

于是，三个人马上就去南昌的问题开始商量起来。经过具体的分析，最后决定：坐船经九江去南昌，对外宣传是去九江集结东征讨蒋。接着，又商量起具体步骤来。

原来，警卫团刚组建不久，共四个营，一至三营都是新兵，他们大都是来自湖南、湖北的工人、农民和学生，唯独第四营是张发奎的老底子。因此要摆脱张发奎，就得把第四营留下，否则要坏事。何况第四营的兵也不足，原计划从广东调来充实，但直到现在，广东的兵却迟迟未到。

根据眼下的形势，卢德铭建议把二十四师留守处在黄土坡的新兵营也带走，那还是共产党的一股力量。二十四师现已在南昌举行暴动了，新兵营如果不走会遭到张发奎的制裁。另外，还有一个不属于警卫团的宪兵营，它原是第二方面军留在武昌的宪兵营，但这个营是张发奎托卢德铭警卫团指挥的，这次也得把它带走。

因此，必须对部队进行一次整编。三人商量来商量去，终于做出了如下的决定：

把原来第二营的营长李腾芳升为团副，李腾芳虽倾向革命但还不是共产党员，所以在这节骨眼上最好让党员直接带兵。三个营合编为两个营。原第一营营长宋文彬还在医院养伤，所以第一营营长由原第三营长余洒度接替；第二营营长由原营党代表钟文璋接替。至于那个新兵营，就叫它第三营，由现任新兵营营长陈皓来担任。

此外，还有一个宪兵营也需要带走，这是张发奎离开武昌时留下的，其指挥权归警卫团。

主意拿定，三个人就分头行动起来。辛焕文去找各个营长谈话，落实编制问题，同时叮嘱他们要保守秘密，只说这种编制是暂时的，是为了临时性的“打野外”；韩浚到参谋处查看地图，确定行军路线；卢德铭去找黄巨川安排四营留守武昌时宜，接着又叫辎重队长范树德去筹集船只。

大家整整忙活了一天，总算把事情办妥。直到黄昏，卢德铭才把全团官兵集合在附近学校的操场上，然后向大家说明总指挥张发奎已经来了命令，要全团移防九江去“东征讨蒋”，所以一切行动要听从团部指挥，对外就说去“打野外”。

所谓“打野外”，是当时流行的说法。用后来的话说，就是“野营训练”。

在警卫团刚出发不久，武昌的另一个码头也有军队在移动。

在汉口俄租界临江面的一个巷子里，夜已经很深了，却依然灯火通明。这里不时传来俄国人叽哩哇啦的说笑声和缠绵悠扬的风琴声。原来，这里是俄国人的夜总会。后半夜，夏日的微风开始吹来，许多人都打开窗户把稀有的凉气放进屋来。

在屋顶一个小房间里，有几个人正忙着。尽管他们把窗户遮得很严，但只要会观察的人，还是能看出从布幔中透出的微光来。不过如果和下面的歌厅相比，那简直是微乎其微。除了有人怀疑这里睡觉不关灯，还能猜测出什么呢？

这几个人是中共中央常委瞿秋白、李维汉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罗明纳兹正在起草《告全体*员书》，而瞿秋白在作翻译，李维汉在作校正。至于罗明纳兹带来的那个助手纽曼，今天意外的躲在门外当警戒。他两眼死死地盯着远处，耳朵却一直在听着附近是否有脚步声。

罗明纳兹每写一页就交到瞿秋白手里，瞿秋白马上对照俄文把汉文的意思翻了出来，然后一起交与李维汉，李维汉读了一遍原文后，再看译文。对不通顺的地方稍微修饰了一下。

李维汉现在的名字不叫李维汉了，在中共中央转入地下活动之际，他重新起用了自己曾在法国勤工俭学时的名字，叫罗迈。不过，他并不姓罗，这是按照法国人的习惯取的名字，原义取之于“罗曼蒂克”的谐音。

大革命失败后，中共中央高层有一条内部规定，就是为了安全起见，通通使用化名，于是李维汉就把自己曾在国外的名字“罗迈”重新用了起来。如今罗迈不光是中央组织部长，还兼着中共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的职务。

当时，中央常务委员有五人，其他四人是周恩来、李立三、张国焘、张太雷。此时，这些人中，有三人已经去了南昌，只剩下了罗迈和张太雷二人。当然，后来又新添了瞿秋白，并被指定为总负责人。

罗迈是湖南长沙人，早年参加过毛泽东、何叔衡组织的新民学会，后来到法国勤工俭学，直到一九二三年才回国。之后，在湖南干了四年的中共湘区委书记。今年四月“五大”召开后，他才从湖南调到中央。

在天快要亮时，罗明纳兹终于写完了最后一页。然后倒在沙发上睡着了。而瞿秋白和李维汉却不能休息，他们得赶到天亮前译完。

在这里，他们已经坚持了三天。

当东方开始泛白，江边已经起雾的时候。瞿秋白和李维汉终于译完了那份两万多字的《告党员书》。瞿秋白站起来伸了一下懒腰，问李维汉道：“你觉得怎样？”

“一剂清热散，好极了！”李维汉有些兴奋的说。他的意思是说这是一份清醒脑筋的良方。瞿秋白也有同感，他说：“早该如此，现在人家都把刀架在脖子上了我们才清醒，这未免也太迟了！”

李维汉一听也有同感，但作为下级，他不好表什么态，只是沉默。

瞿秋白见李维汉不做声，顿时明白了刚才的话有些直露，于是话锋一转：“不过，亡羊补牢未为晚矣！”

清晨，瞿秋白和罗明纳兹留在了原地休息，李维汉带着刚写好的报告回到德林公寓的中央机关。他一进屋子，就看见秘书邓小平已经开始工作了，——邓小平正在伏案誊写一份文件。

李维汉问邓小平：“你的上级还没有到吗？”邓小平知道问的是秘书长邓中夏，马上回答道：“他昨晚一直没有睡，一早又出去了。”

李维汉问：“来开会的人到齐了吗？”

“还没有，现在就缺武昌方面的几个人。”邓小平站起来回答。

“通知发出去了吗？”李维汉一听还缺人，马上注意到必须要从源头追问才管用。

“通知发出去了，是通过湖北省委的地下交通线发出去的。”邓小平回答道。

“毛泽东有消息吗？”李维汉问邓小平，因为毛泽东曾是他在新民学会的负责人，同时又是他在湖南工作的前任书记，所以他特意问了一句。

邓小平还不认识毛泽东，他翻出记录本看着说：“还未做过登记，听湖北省委汇报说他又转移了地方。”

“会址选好了吗？”李维汉又问。

“选好了，在俄租界三教街。我和顾顺章去看了，那里外国人多，便于隐蔽，又能随时转移。”邓小平回答道。

针对大革命的失败，中央决定要举行一次紧急会议以确定今后的行动方针，因此要秘书处负责通知五次大会选出的中央委员，并选好开会的地点，这样邓小平就开始忙起来了。

“我们的通知只能送到在武汉的中央委员，其他地方没法联系。”邓小平对李维汉说。

“现在国民党已经开始了封锁，——时间也很仓促，看来只能如此了。”李维汉无可奈何地说。

在警卫团出发不久，武昌的另一个码头也在走兵。所不同的是，这支军队里有许多带眼镜的，同时还有女兵。

夜色已经降临，虽然能借助对岸租界的灯光看着每个人在走动，但他们的面孔已模糊不清，只有声音却是清晰的，欢快的，因为他们到了码头，有的在唱歌，有的在嬉闹，还有的却在惊呼……

这是驻守在武昌的第二方面军教导团，他们和警卫团一样也是奉命开拔，目标都是九江。原来，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也给教导团发了同样的电报，要他们速去九江。接到这份电报后，团长侯连瀛却是没有多少顾虑，马上找来副团长杨澍松、参谋长季方，共同确定了到九江去的行动计划。

俗话说，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现在命令来了，有什么可顾虑的呢，到九江就到九江吧，这样可能部队还要安全些，呆在这个武昌城，始终不是个事，说不定哪天唐生智的部下就从汉口开来一个师，然后把他们一口吞掉。这是侯连瀛拿到电报后所想的，同时又是向杨澍松和季方所说的大概意思。

这样，教导团去九江的事情就这样确定了，接着就是和警卫团一样，开始了开拔前的一切准备。

教导团驻守在南湖营房。在二十天前，或者说半个月前，这个教导团还不是什么教导团，它是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它直接听命于武汉国民政府中央军事委员会。可是现在却不同了，它不能听命于那个中央军事委员会了，它得听命于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关于这个变故，其中还有一段曲折的过程。

教导团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改编来的，也就是说，教导团的全体成员是原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师生。

校址在武昌两湖书院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是武汉国民政府直辖的最高政治军事学府，这个学校以前在广州，也就是孙中山在广州创办的那个黄埔军校。

北伐军攻克武汉后，或者说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后，在广州东面黄埔岛上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也随之迁移了大批学生来武汉，这样在武汉也就有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武汉分校。

但是，由于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被国民政府罢免了一切职务，当然也包括他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校长的职务。这样，在武汉的分校，也就成了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本部。

七月以来，由于国民党与共产党的分裂已不可挽回，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已面临被解散的局面。因为这毕竟是“”国共合作.”的产物，国民党肯定会进行大清洗的。在军校主要负责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出走后，留下一封信给政治总教官恽代英和教育长侯连瀛，这封信后来发表在武汉《民国日报》上，题目是《告别中国国民党同志们》。

通过这封信，恽代英看见了“国共合作”已经到了山穷水尽，于是便开始秘密进行军校归属问题的大奔走，他先是把总政治部及其系统下的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转移到了军校成立一个教导营，由总政治部参谋长季方任营长，并在政治学校挂职，同时又通过邓演达的关系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联系，准备在危机的时候把军校拉出去，让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收留。

果不其然，事情正如恽代英所估计的那样，在陈公博继任总政治部主任之际，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内空气顿时紧张起来，墙上已经出现了“打倒军校内共产党的徒子徒孙”等标语。于是，军校在恽代英、侯连瀛的带领下，以“打野外”的方式拉出了武昌城，向洪山黄琪翔的第四军驻地进发。这样，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就被改编成了第二方面军教导团。

暮色已浓。在码头的一角僻静的地方，有几个人正凑在一起。

一个说：“今天突然调兵，我们得高度注意！”一个四川口音的说。

“别又要我们去‘打野外’？”又是一个四川口音。

“不会吧，我听说是调我们到九江去！”还是四川口音在说。

“不管怎么说，我们得高度注意眼前的局势，不到关键时刻，不要暴露自己。”这是先前的那个四川口音，“今天召集大家来，是向大家透个底，张发奎调我们去肯定没有好事。如果他也背叛了我们，我陈毅是决不答应的！”他已经说出了自己的名字叫陈毅。

原来，陈毅正在召集教导团中的共产党员骨干们开会以应付眼前的突变。他是今年四月从重庆撤离后到武汉的，后被党组织分配到军校任校党委书记。为了便于隐蔽，他的公开职务是校政治部的准尉文书。

现在，陈毅把特务连连长肖劲、一连连长叶镛、三连连长陆更夫、教官王侃予、学员唐维等叫到甲板上，是向他们作应变的指示。除了肖劲外，其他几个都是四川人，难怪听起来都是四川口音。

原来共产党在分校的最高组织由党代表、政治总教官恽代英负责，但此时恽代英去了南昌，这个最高组织的领导就落在了毫不起眼的准尉文书陈毅的肩上。但是后来陈毅的行动还是被人发觉了，比如在这里开会的叶镛，就是第一个发现他的。

叶镛当时任分校政治部组织科长，是专门监视共产党人的，他发现陈毅成天在各连队瞎串，根本不像个准尉文书，就怀疑他是共产党，于是专门找到陈毅说：“你在我们四川是有名的，怎么会当文书呢？你一定是共产党。”

陈毅正思考如何回答时，叶镛却又说：“你不要怕，共产党并不是坏人，我很崇拜他们的献身精神。我们都是四川人，我不会出卖你的。如果有机会的话我也愿意加入共产党。”陈毅开始不相信，但经过一段时间的接触和观察，觉得叶镛的确是个进步青年，于是向他承认自己是共产党人，并发展他加入了共产党。

在黑暗中，陈毅分析了眼前的形势，估计到九江后可能发生的事情，最后嘱咐大家，不管发生什么事情，教导团里的党组织不能暴露。陈毅说：“现在是风云变幻的时刻，什么事情都会发生。我们得准备几套班子以应付突变。我建议今天在座的各位应该组织一个党小组，以应付突然事变。”

“老陈说得对，我赞成！”这是叶镛的声音。

“为了更好的隐蔽，我建议这个党小组长由唐维来担任。”陈毅补充说。

“我才疏学浅，可能干不了！”唐维马上说。

陈毅耐心地劝导：“你别慌，听我把话说完。我为什么提议由你任这个小组长，因为你和在座的各位都不同，你是分校的学员，这不会引起注意。”

“对，就这么办！”几个人接着随声附和。

之后，大家商定了以后的接头暗号，这才各自散去。

码头上喧闹了一会儿后，两千多人的教导团已经全部上船，这时大轮船开始鸣笛起航。

后面被拖着的九艘大木船也在移动，它们渐渐地离开了灯火通明的武昌码头。

武汉三镇极不平静，自共产党在南昌发动暴动的消息传来后，大街小巷更加强了戒严，同时到处都在抓人，偶尔还传来“呯呯”的枪声。

在武昌一个僻静的小巷里，有一个人急匆匆地走着。他高高的个子，宽宽的额头，一双浓眉大眼使本来不太匀称的面孔显得有些虎气。咋看起来，显得有些憨厚。刚进入巷口，他就听见有拉枪栓的声音，接着就是一声粗暴地喊叫：“站住！”

年轻人向左右看了看，觉得在叫他。只好站住，接着几个警察向他跑来。

一个警察对年轻人说：“你是什么人，难道不知道全城戒严吗，还到处乱串什么？”

“我是《民国日报》报社的人，我要回家去。”年轻人说。

“你是编辑，这谁信呢？把证件拿出来看看！”一个警察说。

年轻人下意识地在身上摸起来，这时为首的那个警察从怀中摸出几张照片，然后不停地翻着，他一边翻一边看这个年轻人。当翻到一张唇下有一颗痣的人的照片时，他突然不翻了。而是一边看照片一边看眼前这个人，然后嘟噜着：“不对呀，照片上这个人有颗黑痣，而他怎么没有呢。”

这时，年轻人已经拿出了证件。警察们一看，上面印着：周彬，湖南人，民国日报干事。

“湖南人？”为首的那个警察问，“那你应该认识这个人吧！”然后从照片里拿出那张唇下有痣的照片来。

“不认识。”年轻人平静地说。

“原来他就住在都府堤这一带，不知现在又搬到哪儿去了。”有一个警察边说边比划着，好像在给年轻人提示。

年轻人一点反应也没有，好像此事跟他无关。

这时，为首那个警察马上说：“走吧走吧，懒得给你说那么多！”

“找不到毛泽东，我们怎么去向队长交代？”一个警察说。

另一个警察却说：“我们已经尽力了，找不到也没办法。反正是队长去向局长交差，又不是我们。”

“你瞎说什么呀？你就不怕丢掉饭碗？这里到公安局很近的，如果吴局长听见了，那我们都会吃不了兜着走！”那个年纪大点的警察训斥道。

是的，他们说对了，这里的确距柏寿巷武汉市的公安局很近，他们现在的位置是要不了多大的工夫就会到公安局长吴德峰那里去报到的。

吴德峰的公开身份是国民党武汉市的公安局长，但他是一个实打实的共产党人，因此在国民党全面反共后，他还得硬着头皮在公安局苦撑着。

刚才他和符向一接了头，也就是在江汉关码头和军警兜圈子的那个符向东。

符向一字向东，所以许多人都叫他付向东，而把他的大号却只字不提。不过，他这大号也是后来才改的，向一，向一，就是向一个目标，向一个方向的意思。他真正的名字叫符福山，广东海南岛琼海县人。他是随北伐军一起来武汉的，来了之后，就在本地人吴德峰的领导下工作。那时，吴德峰是中共湖北省委委员兼军委常务委员、武汉市军事委员会书记。

现在，符向一已经接到省委的命令要到鄂南去开展工作，在临走时他来看看吴德峰。这倒不是因为吴德峰曾经是他的领导加搭档，而是因为他这次去的地方又有可能和吴德峰是领导加搭档的关系。因为，中共湖北省委已经把鄂南那几个县列入了秋收暴动的重点地区，要马上在那里成立一个鄂南特别委员会，要符向一去打前站，把特委的工作先抓起来，而拟任的特委书记却是吴德峰。

这几天，武昌也开始在大量抓共产党了，看来吴德峰这把保护伞已不起作用了。尽管吴德峰在武昌竭力拖延抓捕共产党的时间，但这是掀天逐浪，仅凭他一人的力量那是徒劳的。弄不好，还得把自己卷进去，而且卷得无影无踪。因此，他也得虚张声势地喊几句，也得象征性地做几个动作，不然又怎么能“交票”呢？

但是，在暗中，他却是在盼着上级快来指示，让他赶快撤退。这个地方他着实不想呆了，也不能呆了，看着自己的同志被逮被杀，心里那种滋味就别提了，而更难受的是自己还要指使警察去抓去逮，并且还要奖赏那些抓得多逮得大的人，你说这不是在自己的伤口上撒盐吗？好在今天听符向一一说，心里好受多了。

听说在崇实中学里抓了不少人，幸喜符向一已经把自己的未婚妻漆元德送走了，要不然，说不定就会连她一起抓。这是吴德峰早就预料到的，所以他趁早做了安排。虽然漆元德还不是共产党员，但她所做的事情他完全知道，而且她所做的事情也完全是一个共产党员所做的。这有什么含糊的呢？一旦出事，就会全部牵涉进去。

在一个僻静处，吴德峰送走了符向一。临别时，符向一告诉他，省委已经正式通知他撤离，只是要他不能马上离开，因为中央要开一个重要的会议，这里还得让他这个公安局长发挥点作用，也就是把那种光打雷不下雨的动静搞大一些，让敌人的注意力全部被吸引在武昌来，这样中央那边相对就会安全些。

哦，原来是这么回事！吴德峰终于明白，兵法上说，虚虚实实，实实虚虚，看来在这里也得用上了。

“至于撤退，更要做得巧妙。”符向一说，“不能让敌人把自己困住，要做得自然而安全。”

“这我知道，先不管这些，过了这几天再说！”吴德峰应允道。

送走符向一后，吴德峰想，国民党武汉市党部最近不是通知过他，说他大材小用应另有高就吗？其实就是想撤下他这个涂过“红”字的公安局长。到那时，自己再来个“金蝉脱壳”。当然，这里边也有“拉拢”的意思，因为国民党武汉市党部毕竟是他和几位共产党人在北伐军进入湖北之前亲手建立的，那时国民党组织在武汉市几乎就是个空白，所以也算是立下了功勋的。如果他不公开打共产党的旗帜，他们肯定会该拉拢还得拉拢的。

这时，吴德峰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就是陈公博，国民党第二届中央执行委员、中央常务委员、工人部部长，邓演达出走后，又在汪精卫的授意下继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他要借助于曾经与陈公博有密切关系这一点，把撤退这件事做得滴水不漏！

吴德峰是去年十一月北伐军进驻武昌后兼任这个公安局长的，当时，他是国民党湖北省执行委员、武汉市政府常务委员。当然，他还有一个未公开的身份，那就是共产党在武汉地区的军事委员会书记。

吴德峰是一介书生，在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读了四年书后，就一直在湖北省省长公署第一机要股当科员。中共建党后还任过中共湖北区委主办的湖北人民通讯社的社长。后来由于形势需要，他只得放下笔杆子拿起枪杆子，于是从秘密加入共产党起，就秘密当上共产党的军委书记。好在他对军事并不陌生，因为在他就读第一师范前，他曾当过一年兵，还任了班长。

在北伐军进军武汉之前，国民党在武汉的势力基本是没有的。尽管这里曾是辛亥革命成功的发难地，但自宋教仁被刺、蒋翊武被杀后，国民党在武汉的势力早就淡然无存。因此，严格意义上讲，国民党在武汉的势力是在北伐军进城后才慢慢发展起来的，而这一显著成效却与共产党的地下活动密不可分。

换句话说，国民党在武汉的地方势力就是共产党在武汉的地方势力，因为那时国共合作，在国民党的基层组织里，基本都是双重身份的人，即既是国民党员，也是共产党员，所做的事情也就分不清谁是谁的了。正因为如此，陈公博曾经就竭力想“拉拢”吴德峰其人。

陈公博表面上也是一介书生，但骨子里却是响当当的势利政客。在他的眼里，什么人对他有利，什么人对他无利，他是会看的。有利的他就拉拢或利用，至于背景如何，那可不管。有句话怎么说来着，“只有永远的利益，没有永远的敌人”。这用在陈公博的为官之道上太贴切不过的了，所以他认为只要用金钱和地位去引诱于“拉拢”，没有过不去的桥。

为了拉住吴德峰，陈公博曾答应吴德峰担任武汉市副市长，后又答应再兼上一个武汉市党部书记长的职务。因为在武汉，他需要吴德峰这样的人。

可是，在没有党内明确指示之前，吴德峰是不会去“上套”的，但也不能拒绝太早，这样会引起对方警觉，所以只能虚与委蛇。

所以，吴德峰想，自己要安全撤离，就拿这个背景来做文章，看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动他一下。

那个差儿点被抓的年轻人离开警察后，飞也似的跑起来。

刚才在看照片的时候，他就有些紧张，但努力使自己镇定着。

他岂有不认识照片上的那个人，那是他大哥毛泽东。

原来他是毛泽东的二弟毛泽民，是汉口《民国日报》经理部总主任，化名周彬。毛泽东一共有两个弟弟，二弟毛泽民现在武汉，三弟毛泽覃为参加南昌暴动早已去了九江。

现在，国民党已经公开制裁共产党了，原被共产党控制的《民国日报》也没法办下去了，根据社长董必武的意见，大家实行了总辞职。这样毛泽民就离开了报社，然后想过江来到武昌看看大哥一家。可是刚上岸走到大哥曾经住过的都府堤一带，就遇到了警察。

大哥一家原来是住在都府堤四十一号的，既然警察在这一带搜捕他，看来他目前还没有被抓，应该算安全的，只是他们搬到哪儿去了呢？毛泽东边跑边想。

跑了一会儿，毛泽民见没有人追他，就缓步走起来。他一边走一边看，然后想着，大哥家应该在哪儿才合理。凭经验判断，大哥家应该不会搬得太远，不然自己人找不着他那就更危险，于是他就在附近的深巷里转悠起来，希望能发现一点线索。

当他走进湖南会馆附近的一个巷子时，突然背后来了一辆黄包车，车夫跑得很急，边跑边喊：“借光，借光！”毛泽民看见前面的巷子太窄，于是垫着脚尖站在一家房门前让这辆黄包车过去。哪知他不留意地靠在了这家门上，结果奇迹却发生了。只见有一只手从里面伸了出来，然后把他拉了进去。

毛泽民吓了一跳，马上回头看时，竟惊讶地叫起来：“嫂子，你怎么在这里？”

原来抓毛泽民一把的是他的大嫂杨开慧。这真是太巧了，他本来在找他们，居然在这里遇见了。

杨开慧示意他不要多话，然后插上门，带她到了里面。原来，里面是一个露天的院子，院子有晒着的衣服，还有几只鸡在地上啄食。

这时，杨开慧才问：“你怎么来这里？”

“我们现在已经无事可做了，我来看看你们。”毛泽民说，然后问道，“你们不是在都府堤四十一号吗？怎么搬到了这里？”

“那边搜查的厉害，你大哥说必须搬家！”杨开慧说。

毛泽民又问：“我大哥呢？”

“在阁楼上写东西呢。”杨开慧边说边朝阁楼那边看。

这时，阁楼上有两个人在那里悄声谈话，一个说：“我们必须在中央的新政策宣布之前定好这个湖南暴动计划。”

另一个说：“据可靠消息，中央要在最近开一个紧急会议以确定大政方针，我今天来就是通知你和我一起去开会。”

原来，在毛泽民到来之前，这里已经有人来了。

杨开慧带着毛泽民上了阁楼，然后推开了门：“润之呀，你看谁来了！”

这时，毛泽民见大哥和一个人正说话，那个人他认识，是和大哥在广东同过事的湖南老乡彭公达，于是他叫了一声大哥，又顺便和彭公达打了招呼。

“啊，是咏莲呀，你终于来了！”坐着的毛泽东马上站起来，然后笑着说，“怎么，今天有空来看我了？”

“你们谈吧，我去给你们做吃的！”杨开慧说着离开了这里。

这时，毛泽东让二弟坐下，问了一些汉口的情况，特别是《民国日报》报社的情况。之后，他还特意问道：“你们的主笔沈德鸿呢？他也辞职了吗？”

“都辞了，沈德鸿也离开了那里。”毛泽民答道。

他们说的沈德鸿就是后来的沈雁冰，浙江人，曾经是毛泽东在广州任国民党中央宣传部代部长时的秘书。

“他没说要到什么地方去吗？”毛泽东马上问毛泽民。

“他有些心灰意冷，说是要到上海去！”毛泽民说。

毛泽东感慨地说：“革命真到了十字路口，连沈德鸿这样的人都犹豫了。”

毛泽东在这里已经住了半月，在此之前他已搬过一次家。

七月十五日后，原来住的都府堤四十一号已不保险，于是在组织的催促下他搬到南郊去。可刚住下不久，那里开始搜查起来，他带着妻子及孩子又开始搬家。

自七月四日参加中央在武昌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以来，他就一直在武昌关注着湖南方面的情况，他一边接待从湖南省委来的同志，一边制定一个叫《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的文件。这是他在六月下旬回到湖南后决定要做的。

针对当时险恶的形势，在中央扩大会议上，有人提议毛泽东应远离湖南，转移到四川去工作，而他听后却非常生气，觉得真正的革命者是不会因为前进的路上遇到了困难而退缩的，相反，应该是哪里有困难就应该到那里去，所以他没有听取那些好心人的意见，却主动要求回湖南。

他认为我们不能被唐生智军队的大屠杀所吓倒，而应该在革命基础较好的湖南、广东等省发动农民暴动，由此他提出了“上山”打游击的思想。他说：“不保存武力，则将来一到事变，我们即无办法。”

后来，中央同意了他的要求暂留武汉，并委托他研究湖南军事形势和农民运动的状况，并筹划湖南的秋收暴动。

在《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这份文件里，毛泽东写道：“湘南特别运动以汝城县为中心，由此中心进而占领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成一政治形势，组织一政府模样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之唐政府对抗，与湘西之反唐部队取联络。”他要求从南昌起义军中抽调一个团开赴汝城作中坚，这样至少有占领五县以上的把握。

这个大纲，现在经中共中央常委通过后已经转发到了新任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的手中，也就是说，中央已经基本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接下来就是筹划具体该怎么做了。

“你来了，现在又没事可做，那你嫂子和几个侄儿的事就托付给你了。你把他们送回湖南老家去吧。这样我们动起来也方便一些。我们在这里只是暂时的，我们都要回湖南去的。”毛泽东对毛泽民说。

毛泽民听后有些顾虑，没有马上答应下来。

彭公达见状，马上说：“至于你的组织关系，还是由湖南省委解决吧，你放心去吧，我会报中央组织部的。”

他见毛泽民还在疑惑，马上又补了一句：“这是我们研究后做出的组织决定，不是个人行为。”

毛泽民这才答道：“那好吧，我服从组织安排。”

这时，杨开慧从楼下端来了一小锅鸡汤，几张煎饼，然后对大家说：“来，吃点东西，你们可能饿了。”

“可不是吗？我早已等不及了。”毛泽东笑着说。

“呀，清炖鸡肉，真好！”毛泽民揭开小锅惊讶地喊道，“嫂子，现在物价这么高，你哪来的鸡？”

杨开慧只抿嘴的笑着，没有吭声。

毛泽东替她说道：“大家不是要回湖南吗？我叫她把自己喂的鸡给杀了一只，你们今天遇上了，真是好运气。来，大家开开洋荤！”

毛泽东说着，在簸箕里拿了一张煎饼揪下一块，然后往嘴里塞。

杨开慧给大家盛鸡汤。这时，彭公达对杨开慧说：“嫂子，你也吃一碗。还有侄儿们呢？别把他们忘了！”

“他们有，你们就放心地吃吧！”杨开慧笑着说。

毛泽民马上问：“嫂子，孩子们在哪，我怎么没看见？”

“在楼下。你来之前，在院子里玩游戏，你来时，已经睡着了。现在刚醒，正在喝鸡汤呢。”

正说着，楼下传来了孩子的哭声。毛泽东忙说：“去看看，准是岸英又把岸龙打哭了。”

杨开慧和毛泽民不由自主地都跑下了楼。

在武昌一家毫不起眼的纸行楼上，有一间库房却住着人。

一个中等身材的中年人住在那里。这人有四十七八岁年纪，虽然额头上的头发已经开始在脱落，皱纹也在逐渐加深，但两眼却炯炯有神，特别是他皱着眉的那一刻，眼睛简直就像要放出一种异样的光来。

刚来的时候这人还穿着一套雪白的西装，俨然是一副绅士派头，但不几天，他就把自己打扮成了一个人力车夫的模样。在闷热的天气里，他光着上身，只穿一条灰色短裤，有时也披着一条白色粗夏布大围巾。实在太热的时候，他也拿着一把菱形竹扇不停地扇着，就像街上那些人力车夫在跑了一趟车后刚歇下来喘口气似的。

他是谁？为什么要过这种隐蔽的生活，并把自己装扮成这副模样？原来，他就是在“”五四运动”中起过核心作用，而今刚辞职不久的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

天气依然热，如果偶尔间把手中的扇子停下来，额头上马上就会汗涔涔的，而且浑身都像在蒸腾。于是，手中的扇子又得不停地摇下去，哪怕摇得手腕酸麻，双臂生疼，还是得摇下去……

在不算宽敞的库房内，他经常来回地踱着步，显得很心烦的样子。是因为热让他心烦，还是因为其他的原因？热，当然让人心烦，而且让人心慌，但他的心烦好像不全是“热”，因为在不太热或者不热的时候，他还是不停地踱着步，也不停地煽着手中的竹扇。看来，他的心烦是另有其因了。

就辞去中共中央总书记这件事，对陈独秀来说本来就心烦，如今又逼得他东躲西藏的，就更让他心烦……颠沛流离的生活他不是没过过，被人追捕的日子他也不是没体验过，但这次却让他有些异样的感觉，而且印象也特别深，仿佛在大海中遇见了风浪，再怎么努力，所驾的那艘船还是走向了散架的命运。

一种失落的感觉从远处袭来，使陈独秀坐卧不安，心神不灵……

一睁开眼就看到自己目前的处境，这对于一个曾经在文坛乃至政坛上呼风唤雨的人来说，是残酷的，更是痛苦的，而且是痛定思痛的！

是的，曾经是众星捧月的人物，而今却被撵得鸡飞狗跳；曾经是叱咤风云的人物，而今却像耗子一样躲着不敢见人。光这一点就够让人心烦的，可更让人心烦的却是，抓捕他的人就是那些曾经捧过他的人。

摇了一会儿扇子，陈独秀心里的烦躁好像少了一点，可思绪却像山间的泉水不断地往外流，许多不愉快的往事从心底溜了出来，试图要撞开那扇一直封闭的记忆之门。

当初和国民党合作，陈独秀本来就不同意，可那个荷兰人马林却偏偏要插手，说这不光是“第三国际”的意思，这也是潮流。在陈独秀的眼里，只有中国人，没有外国人，中国的事情让外国人来指手画脚，本来就不合他的本意，何况那国民党是什么角色，在几十年前他就非常清楚。除了几个精英，剩下的几乎都是乌合之众，而且其阶级基础是建立在少数有钱人身上的。

陈独秀点燃了一支烟。烟头的火星在暗淡的屋子里分外耀眼，犹如黑夜里划过的流星。一阵烟雾腾腾之后，他开始在狭小的屋子里踱起步来。踱步是陈独秀的一个习惯，而边踱步边敲着脑门更是他的一个独特的习惯。

每当许多问题缠绕在他的头脑中却又找不到一点儿头绪时，他就需要这种边踱步边敲着脑门的习惯。但这间屋子太狭小，要真的踱起步来还确实有些麻烦。有好几次，当他刚刚理清了一个头绪而心里感到一点轻松时，头却撞在了粗糙的墙壁上。每当这时，他总是淡淡地一笑，然后拍拍被撞的墙壁。

这是一间十分简陋的屋子，陈设也十分简单。一张木床，一把竹躺椅，一个竹套暖水瓶，除此之外，就是墙角还堆着一大捆用于包装的褐黄色牛皮纸。

陈独秀的一切活动空间，都被浓缩在了这间屋子里。这对于一个在社交场习惯了的人来说，简直是一种惩罚。他憋气，闷胸，疼头，花眼，但迫于压力，只能忍受。

面对国民党的追捕与屠杀，陈独秀是愤怒的。一想到共产国际对他的冷处理和党内那些少壮分子对他的过激指责，他又从愤怒转化为悲愤。

什么右倾投降？在许多重大问题上还不是“共产国际”说了算，尤其是那个满脸天花的格鲁吉亚人斯大林，他一直相信国民党，相信蒋介石，而中共只不过是一个“拉边套”的配角。

什么软弱妥协？一群乳臭未干的孩子居然也指责他，他们究竟懂得了多少？如果不是他陈独秀顾全大局、忍辱负重地苦苦支撑这个局面，说不定在一年多以前的中山舰问题上，早就与国民党闹翻脸了。

中国的问题多么复杂，连孙中山都没办法解决，你们几个毛孩子就想充能？结果怎样，结果怎样？中国的革命，不是风卷残云那么容易，帝国主义还十分强大，封建恶势力在国民党上层又站着上风，这说明革命的对象太多，应该分次分层来进行，这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如果急于求成，那简直是自不量力！

自辞职以来，陈独秀就过上了东躲西藏的日子。好在他已经对这种生活早就体验过，所以也就没放在心上，但一想到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失败，而且国际已经把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了他的身上，其心里着实有些沉重。

苏俄操纵下的“共产国际”远在万里之遥，对中国的熟悉程度还不是靠他们所派的代表的那几封电报。对中国革命的力量、对象乃至内在本质的认识能搞清楚吗？他们根本就没搞清楚。他们搞清楚的是对国民党的一再迁就和对共产党的发号施令。

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他们内部都还争论不休，怎么能把失败的责任完全推在他陈独秀一人头上？这真是啼笑皆非。

突然，陈独秀想到“共产国际”对他的处理来，心里不免有些好笑。什么到莫斯科去汇报工作？这明明是拿他开刀，要把他诓到苏联去问罪定法，代人受过！

一想到这里，陈独秀的心里就再也不能平静。几天来，他苦闷，彷徨，激动，愤怒……不停地摇着扇子，不停地踱着步，仿佛成了他每天必做的事情。

陈独秀本来先是躲在武昌近郊的一家工厂里，但工厂很快被停工，许多工人被逮捕和枪杀。工厂已经不安全，在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汪原放的安排下，陈独秀才住进了现在这个地方。本来他是和秘书黄文容在一起的，但由于两人目标太大，黄文容只得隔三差五来一次。

正思虑间，房门被轻轻地推开了。一束强烈的光线从外面直射进来，刺得陈独秀眯上了眼。原来这时正是夕阳西下的时候，而房门却正好对着西面。两个熟悉的身影一前一后慢慢地走了进来，并随手关上了门。走在前面的那个矮矮胖胖的，从外表上看很憨厚，着实像一个店里的伙计，但眼睛里却渗透着老板的精明。他就是曾在上海亚东图书馆作经办，而现在却是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的汪原放。后面那个瘦高个子是秘书黄文容。

外面的空气显然比屋里更热，两人进屋后都是满头大汗的。汪原放不住地用宽大的袖口扇着风，而黄文容却拿出手绢不停地揩着额上的汗。

汪原放一见陈独秀，就习惯地伸出手来拉着陈独秀说：“仲甫叔，吃了吗？”

“吃了！”陈独秀淡淡地说，然后又傲然地转过头去，面对着墙壁问，“外面的情况怎样？有没有上海的消息？”

“还没有，听说蒋介石已经封锁了长江下游的航道。”汪原放毕恭毕敬地回答。

汪原放是陈独秀的同乡好友、上海亚东图书馆老板汪孟邹的侄子，现在担任中央出版局局长，领导长江书店、长江印刷厂等工作，同时还任武汉《民国日报》的编辑。十二年前，汪原放在其叔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谋事时，陈独秀正在筹办《青年》杂志（即《新青年》），没少让他们帮忙。所以，彼此之间的感情已经是根深蒂固的了。

尽管陈独秀对汪原放有些傲慢，但汪原放并不在乎这个，他一直把陈独秀看成是自己的长辈。汪原放知道，陈独秀现在没有国事了，要开始过问起家事来了，他之所以想知道上海的消息，其实是想知道儿子陈延年的消息。

陈延年是中共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共浙江区委书记。风传陈延年在六月下旬已被上海的国民党逮捕，地下党正在设法营救，其结果怎样，不得而知。武汉与上海相隔万里，并且又中断了联系，想知道一点传闻，都是一件难事，更何况准确的消息。

“家谨，还有什么消息？”陈独秀的语气显得温和了些，但还是把脸对着墙壁。汪原放知道，陈独秀的这一句，不光是问问外边汪精卫国民党的搜捕情况，更重要的是想知道现在党内的情况怎样了，他毕竟是连任五届的中共中央总书记嘛！

在共产党中，汪原放已经是一个不大不小的人物，所以大事小事也算知道一些。最近一段时间里，他所负责印刷的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被查封，长江书店被查封，长江印刷厂被查封，甚至宏源纸行也被查封……

这些，已经把他弄得焦头烂额，心神不宁。为了躲避汪记国民党的搜捕，他也是东躲西藏的，哪里还顾得上去打听许多事情。不过，他还是要把知道的一点告诉给陈独秀。

“中央最近好像要开一个会。”汪原放对陈独秀说。

“他们爱开不开，反正没我的事！”陈独秀愤然地说，其实他这是气话，而心里也是觉得应该开一个会，制定一个对付国民党的政策。

三人沉默了一会儿，还是陈独秀打破了沉寂：“船准备好了吗？”

这句话显然是问秘书黄文容，所以黄文容说：“还没有，外面风头正紧!”

“一旦有可靠的消息，马上告诉我！”陈独秀吩咐道。

黄文容回答道：“是！”

汪原放不知道他们说“准备船”是什么意思，于是问了一句：“要船干什么？你们要去汉口找中央？”

黄文容不敢回答，还是陈独秀把自己的意图说了出来：“老在这里呆着总不是个办法，我想回上海。”

“哦！”汪原放好像才明白过来，于是说，“再等等看，一旦通航，我去帮你办这件事。实在不行，就搭我叔亚东图书馆的货船。”

“好，那就再等等吧！”陈独秀无可奈何地说，然后又自言自语道，“他们要开会，我得阐述一点个人意见。”

秘书黄文容一听他这样说，马上就拿出笔记本，仿佛陈独秀还是那个日夜繁忙的总书记，他必须守侯在身边，把他随时要作的指示记下来。

“你不用记，我得当面去陈述。”陈独秀倔傲地说。

黄文容知道，中共中央马上要召开的决策会议肯定不会通知陈独秀出席的，但又怕说出这话后会伤他的自尊，所以就说：“去开会，要过一趟江，怪麻烦的！我倒有个主意，不如把你的建议托汪局长转交给瞿秋白他们！”

听黄文容这样说，陈独秀也觉得只能这样了，但他嘴上还不服气：“不，我得亲自面呈，我看谁不让我进会场！”

“算了算了，还是我亲自跑一趟吧！您离开这里也不安全，您的目标太大了。”汪原放马上圆场。

“好吧！我说，你记！”陈独秀有些沮丧，听汪原放这样说，也就只好下这个台阶。他在屋里慢慢地绕着步，然后说：“为避免吾党同人再遭无辜杀害，我建议：第一，把一切工会、农会及政权机关转移给国民党左派。记住，我说的是左派，真正的左派。第二，共产党在国民党政权下只做下层工作，对上层的事情一概不过问。这一点，我可以坚决保证。第三，共产党在基层后，也只做反帝运动，工农运动暂时不要有所动作，以避免流血牺牲……”

警卫团的船只已经在长江上行驶了一天，再过一夜将会到达九江。

此时，团长卢德铭从船舱里钻出来，后面跟着辛焕文和韩浚。他们来到甲板上，望着远处的天空。太阳已经落山，江两边的山脉逐渐变成了黛墨色。望着浩淼的江面，卢德铭不禁盘算起来。这次行动，他们对外宣传是听张发奎总指挥的调遣到九江参加东征，但九江的情况却一概不知。他又想，明明是张发奎的电报，为什么要用黄琪翔的名义？

卢德铭虽然只是个二十二岁的年轻人，但经历过战争风云的人知道战场瞬息万变的规律，因此他对原定途径九江再到南昌的方案有些不放心起来。作为一个军事指挥员，如果对自己前进的道路一无所知，那是不应该的，也是很危险的。所以，他不能莽撞，他得派人到前面去侦察，于是他问身边的韩浚：“前面该到哪儿了？”

韩浚把船长叫来问，船长回答说：“前面就是黄石港。”

“通知你的舵手，船可以慢些走！”卢德铭果断地说。

“好的！”船长答应着向机房走去。

卢德铭又问韩浚：“那艘侦察船还没有消息吗？”

“没有，临走时我嘱咐他们，如果情况有变，就在中途等我们。”韩浚说。

“好吧，到了黄石港后一定要等他们的消息。”卢德铭说。

天已经黑下来，轮船终于到了黄石港，这时，卢德铭下令轮船停下休息，其实是等派出的侦察船的到来。不一会儿，教导团的船只陆陆续续从后面顺流而来。顿时，警卫团的船上欢呼起来，而且还有人叫喊：“停下，停下！”

卢德铭听见喊叫，意识到应该是教导团到了。于是，他马上叫号兵吹号联系，因为他知道教导团也是共产党的武装。可是喊了一阵，教导团的那些船却像没有听见似的，竟然顺流而下了。

“这些冒失鬼，可有你们的苦头吃。”卢德铭骂了一句。

“毕竟，我们不是一个系统，他们怎会听我们的？！”参谋长韩浚冒了一句。

半夜里，天居然下起小雨来。此时，派到前面打探消息的特务排回来了。排长谭希林向卢德铭报告：“驻守南昌的叶贺部队在八月一日举行了暴动，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在九江附近实行了戒严，沿江一带已经有两个团的兵力封锁了江面，如果继续前进肯定是到不了南昌的。”

卢德铭一听，心里顿时释然。原来是这么回事，看来到九江后再到南昌的原计划已很难实现。人家开始张网以待，我们总不能自投罗网吧。突然，他想起了随他们之后的教导团，心里惋惜不已。但现在已顾不了那么多了，保存自己乃是当务之急。因此，下一步的工作必须是找个合适的地方上岸，然后直奔南昌。

卢德铭要韩浚拿来地图，在船舱昏黄的灯光下看起来。参谋处长陈明义心细，还递来了手电筒。他们就借助手电筒的光，看起地图来。在黄石港以南的黄颡口，可有一条去南昌的陆路，但是具体通与不通，没有人能鉴别。眼下这种情况已经顾不得许多了，先把队伍带出张发奎的控制范围再说，否则夜长梦多。

韩浚说：“从地图上看，我们应该翻过九岭山进入江西，然后沿武宁、靖安向南昌进发。”

“看来只有这样了，你觉得呢？”卢德铭问辛焕文。

“我没意见，行军打仗我听你们的。”辛焕文爽快地说。

主意已定，卢德铭决定马上召开一个党内活动分子会议。这些都是团里挂了名的党内积极分子，有必要把团部的意图告诉他们，有利于稳定军心。之后，再把团部的行军意图告诉各营长。他把自己的想法一说，辛焕文、韩浚二人也表示同意，于是叫陈明义去几个船舱里发通知。

不一会儿，余洒度、钟文璋、陈皓等陆续来到卢德铭的船舱里。这时，卢德铭向他们通报了南昌已经起事的消息。这些人听了，都异常高兴，互相拥抱着。

接着，卢德铭说：“召集大家来，是有一件急事需要解决。我们是共产党的队伍，现在我们的党已经在南昌举行了暴动，所以我们要到南昌去。你们回到营部后，暂不要声张，待我们上岸后到了安全的地方再向连队传达，现在的当务之急是我们必须在黄颡口上岸，不然我们就有被张发奎包围缴械的可能。”

陈皓问：“如果有人问我们，上岸到哪儿去，我们怎么回答？”

“你就说这是军事机密，无可奉告！”参谋长韩浚回答道。

“这样恐怕不好。”指导员辛焕文说，“士兵们如果想不通，那是要哗变的。”

卢德铭说：“你们依然说‘打野外’，只是说不到九江去了。”

外面依然在下雨，卢德铭叫船长起锚向黄颡口进发。

一个多小时后，船队到了一个叫吴王庙的地方，卢德铭看见有一片沙滩，于是下令在此上岸。

在淅淅沥沥的雨声中，卢德铭站在一个高地上。顿时，全身马上被雨水淋湿，但是他并不在意，而是向正在行进的战士们叫道：“弟兄们，把雨衣披上，加把劲，我们的目标就在前面。”接着，前进号在耳边响起，而且一个接着一个，在队伍中此起彼伏，在山谷中久久回荡。

走了一会后，雨停了。在一个松软的沙滩上，部队停了下来。

一两千人的队伍，顿时把整个沙滩站得满满的。

这时卢德铭下令，大家休息一会儿，吃点干粮，然后继续前进。

卢德铭叫人把团副兼辎重队长范树德找来，向他了解后勤方面的情况。

范树德是一个精明的人，他带着几十个人的辎重队紧跟在大批队伍的后面。由于此次行动走得很急，加上两千多人只有两艘轮船，许多辎重物资没法带走，只带了些国库券。按理说，国库券是买不到东西的，但武汉政府目前就是用这种东西来充军饷，这也是没有办法的事情。

范树德把这一情况对卢德铭一说，卢德铭只好说：“看来只有到了阳新县城才有办法了。”

正说间，范树德突然眼里放出光来，他看见沙滩上有一片南瓜地。于是向卢德铭建议，向老百姓征购一些南瓜也可以充饥。

卢德铭想了想表示同意，并且嘱咐道：“注意群众纪律，不能强拿，必须给钱！”

“这是自然，我们毕竟是革命军嘛！”范树德说。

“好吧，这件事你去办！”卢德铭说。范树德带着辎重队向南瓜地奔去。

但是，南瓜地里没有人影，附近只有几间茅草屋。

辎重队的战士们拿着口袋奔向茅草屋，可是这些茅草屋都锁着。

战士们把这一情况向范树德报告。范树德想，要注意群众纪律，现在连主人都不在，我们怎么去“注意”呢？他的脑子又灵机一动，要战士们把钱放在南瓜地里。——他叫战士们摘一个南瓜，就在所摘的瓜把上夹一张国库券。

不多一会儿，沙滩上飘起了炊烟，各部队煮起了南瓜汤。

吃完南瓜汤后部队又要出发了，这时随行来的那个宪兵营出现了骚乱。

宪兵营那个姓李的营长带着一伙人从沙滩的另一头向卢德铭的团部冲来。

宪兵营看见警卫团要他们下轮船不去九江了，就开始生起事来。

卢德铭一看这种情势，马上同辛焕文往宪兵营奔来。韩浚马上找来余洒度，叫他集合队伍监视宪兵营的一举一动。

原来宪兵营只有两个连，一个是长枪连，一个是手枪连。长枪连有兵，手枪连只有干部没有兵。

“你们要把我们往哪儿带，不是到九江吗，为什么中途下船？”那个李营长向卢德铭质问道。

“我们不干了，我们要回武昌！”一个声音在人群中喊道。

“我们要到九江去见张总指挥！”另一个声音又蹦了出来。

余洒度带着第一营赶到，马上包围了那个宪兵营，要他们放下武器，同时把闹事的绑了起来。

这时，卢德铭向大家讲话：“弟兄们，现在我把话挑明吧，我们原计划是去九江参加东征讨蒋，但是现在我们获悉，张总指挥已经不在九江，所以我们下了船。”在这种场合，卢德铭不可能把全团的意图告诉大家，只能说到这一步。

说完，卢德铭走到被捆绑的李营长身边亲自解绳子，然后说：“给他们都解开绳子，革命靠自觉，违背纪律总是不对的。现在我问你们，愿意随我们一起去吗？”

“不愿意，我们要回武汉！”李营长首先说。

“好，我这里重申一下，我们是光荣的北伐革命军，爱百姓、守纪律是我们的本色。不愿跟着我们的，现在就可以走，但必须把武器留下，交给继续革命的人。”

刚解开绳子的李营长马上起哄道：“弟兄们，我们不受这份罪，把武器交给他们，回武汉去！”说完，他第一个从腰间解下了武装带，然后扬长而去。

宪兵营的人看见营长走了，也纷纷走出来把枪放下，然后离去。

陈独秀的建议终于摆在了中共临时中央负责人瞿秋白的面前。清癯瘦弱的瞿秋白穿着一身白色的衣裤，他看了陈独秀的建议，一双单凤眼却不停地眨着。他推了推快要滑到鼻尖的圆形黑圈眼镜，然后轻声说：“这个老头子，到了这种时候，他还想依附国民党！”

刚刚理过发的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张太雷正用一本薄书扇着风，他听瞿秋白这样说，就估计陈独秀又说了一些不合时宜的话，于是就说：“不要再听他的了，我们还是准备开中央紧急会议吧！”

这是一间光线较暗的房间，中共临时中央的几位负责人正在这里碰头。由于形势的急剧恶化，他们已经把中央机关分散转移到几个不同的地方。一旦有事，就通过秘密交通员送信，然后根据信上的地址临时聚集，交换意见后又马上分手。

这算是召开紧急会议的预备会，张太雷和另一位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把共产国际对*的最新指示和决议传达给了到会的各位委员，然后通过了《关于湘鄂粤赣四省农民秋收暴动大纲》。原本决定这次会议就是中央要召开的紧急会议，可参加会议的人员却来得很少，所以紧急会议又得推迟。

“鲍罗廷走了吗？”张太雷无意中问了一句。与他的小同乡瞿秋白相比，他们俩恰恰形成了鲜明的对照。瞿秋白身体消瘦，柳眉细眼，一副文弱书生模样。而他却身材魁梧，浓眉大眼，说起话来阳刚十足。

“走了，已经回莫斯科了。”团中央书记任弼时正在给各位与会者倒水，一听见问鲍罗廷的下落就马上回答，“据说他路过郑州时，汪精卫下令要冯玉祥杀掉他，可冯玉祥却隆重欢迎他，然后把他礼送出境。”

“国民党里，看来就冯玉祥还讲点信义。”李维汉感慨地说。

“是啊！刘伯坚、邓希贤等不也被冯玉祥‘礼送出境’了嘛！这个冯玉祥就是与众不同。”任弼时说。

“罗明纳兹现住什么地方？”瞿秋白问秘书长邓中夏。

“三教街原俄租界内。”邓中夏回答道，“由于汪精卫的‘清共’，罗明纳兹也不好公开活动了。”

“周恩来他们在南昌，不知情况怎样了？这几天有可靠的消息吗？”瞿秋白问站在门口的顾顺章。

正在擦枪的顾顺章习惯地把眼睛往门口瞅了瞅，然后小声说：“听说南昌暴动成功后，敌人正在集结南昌，周恩来决定撤出南昌。”工人模样的顾顺章是专管中央机关的安全保卫工作的，在党内他是中央候补委员。

“撤出南昌？！”瞿秋白既像在反问，又像在思索。

“是的，不撤看来不行，恩来他们可能是向广东方向撤，到了广东可以争取苏援。”张太雷满有信心地说。

“形势越来越对我们不利，看来紧急会议得尽快举行！”面孔黑瘦的苏兆征坐在墙角，由于得了肺病，声音有些嘶哑，但说话的底气还是很足的。

“那几个政治局委员可能是赶不到开会了，临时中央的人事分工可能要做一些调整？”作为临时中央组织部长的李维汉仿佛在建议。

瞿秋白说：“恩来、国焘、立三都不在，我又要和国际代表进行磋商。这次会议的文件起草工作可能还得罗迈和兆征帮忙，我还得翻译整理那个《告全体党员书》。”他这里说的罗迈是指李维汉。

中央宣传部长蔡和森说：“老头子怎么办？也让他开会吗？”

“他毕竟还是党员嘛，在党内还是有发言权的。至于开会，这得由国际方面来定，我们说了不算。”瞿秋白说。

“依罗明纳兹的意思，要给老头子以坚决的惩处。所以，这次会议老头子最好不要露面！”张太雷说。

蔡和森拿着那份《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马上转换了话题：“我建议，毛泽东应该进中央工作，此人思路敏捷，善于调查研究，对国民革命有独到的见解。”

“是的，毛泽东是一个很有远见的人。他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里》里就有很多独到的见解嘛！”瞿秋白赞叹地说。

张太雷也说：“他的《中国社会各阶级分析》也是一把利剑！‘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现在已经是必须分清的时候了！”

关于开会地址，李维汉问邓中夏说：“会址找好了吗？”

邓中夏说：“找好了。我和邓希贤，不，他现在叫邓小平了，——我们去看过，那里还算安全。”

在邓中夏的安排下，担任中央秘书的邓小平在很短的时间内，就把召开紧急会议的会址找好了。邓小平是一个胆大心细、办事认真的人。邓中夏派他寻找会址，他把这个工作看得既艰巨又神圣。因为国民党已经开始大量“清共”，到处在抓人，到处是枪声，如果会址出了问题，那后果是不堪设想的，所以他十分慎重。

经过实地考察和深思熟虑，邓小平认为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号那幢三层楼的公寓适合开紧急会议。因为这幢房子面临僻静的街道，后靠四通八达的小巷，屋顶凉台与邻居相连，这些都构成了发生意外情况后便于立即转移的条件。

这是苏联驻国民政府农运顾问洛卓莫夫夫妇居住过的公寓，一向是外国人经常出没的地方，不会引起外界太多的注意。这是一个英国人在一九二〇年修建的，原叫怡和新房。租赁者多为外国人。现在，苏联援华农业顾问洛卓莫夫还住在这个公寓的二层。底层是外国人开设的商店。隔壁也是一家商店，叫惠露公司。

邓中夏把会址情况详细的报告给了中央。于是瞿秋白作出了决定，就在那里开会，由中央秘书处的邓小平具体负责接待工作。

承载教导团的轮船在离开黄石港时并不是没有听见警卫团的呼叫，而是没有接到上级停船的命令。教导团只接到一个命令，那就是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的“东征讨蒋”命令，即使这个命令署名为第四军军长“黄琪翔”，但对他们来说同样有效。再说，这后面还有大大小小的船只跟着呢，怎么说停就停，这不是儿戏吗？

但是，命运仿佛就是要跟教导团作对，这中途被叫着停船的还有另一支力量，这可没有警卫团那么客气。叫停你不停，那就别怪我无情了。

教导团在经过黄颡口下游一个叫石灰窑的地方时，岸上突然响起了枪声，接着有几艘快艇驾着机枪向他们直奔而来。

轮船中舵手看见这一情形，马上停了下来。原来，他们又遇见了老冤家何键的部队。顿时，船中的空气立刻紧张起来。

此时，侯连瀛在船舱里转来转去。他想，糟了，今天又遇见何键的部队。怎么教导团这么倒霉，老是遇见何键的部队。他派参谋长季方去交涉一下，看具体是怎么回事。

不一会儿，季方进了船舱，他向侯连瀛报告，来的是何键江左军的一个巡逻队。他们的部队已经封锁了江面，任何船只都需经过检查后方才决定是否通过，如果与“东征讨蒋”无关的船只，一概不许通过。

此时，江面的确已经被军队控制，江北被唐生智第一方面军控制，江南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已经派了两个团沿九江向西边长江沿岸布防。

侯连瀛听后，终于松了一口气。他对季方说：“和张总指挥联系，要他向三十五军通融，不然我们即使过了这一关，以下的关口也不敢说就能顺利通得过。”

终于，教导团的电台向九江第二方面军发出了信号。

但是，在石灰窑这个地方一直等了一天都没有回音，而三十五军方面已经全部封锁了江面，大有战斗就要一触即发之势。

侯连瀛颓唐极了，他有一种随时被宰割的感觉。

不管怎么说，这也是一种革命的力量，两千多人呀，不能就这样断送到自己手里。侯连瀛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学的是工兵科。“逢山开路，遇水搭桥”是他一直很熟悉的事情，而且如果一旦遇见这种问题，应该是难不倒他。但是世上有一种路他没法通行，那就是由人“制造”的阻塞。这不需要他的那些知识，更不需要什么器材，他需要另外一种技能。

十几艘大小木船、机帆船围着一艘大轮船，有些像小鸡们围着大母鸡似的。陈毅在船上已经串联好了，要有枪的战斗部队做好高度戒备状态，如果三十五军有胆敢再来捣乱的迹象，就坚决消灭他们。先下手为强，大不了鱼死网破！

太阳又要落山了，夜幕逐渐来临。

此时，被派往三十五军做交涉的参谋长季方终于回到了船上。

他是到三十五军的一个沿江指挥部去做交涉的，但人家根本不把他放在眼里。直到下午，那个指挥部才接到命令，让教导团通行，季方这才回来。原来，是何键部队把情况报告上去后在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得到证实，这才让他们通行。

轮船和机帆船终于又启动了。坐在船上的所有人都虚惊了一场，现在终于松了一口气。说笑声又开始在到处能够听见了。

八月四日中午，船队终于到达了九江。

尽管九江岸边的码头都也是戒备森严，但船中的教导团师生们还是欢呼起来。因为他们终于穿过了何键三十五军封锁的危险地带，回到了第二方面军的怀抱，这就算彻底自由了，他们能不高兴吗？

可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接下来的事情让他们做梦都不会想到。

当船队准备停靠在那个宽敞的天字码头时，却意外地得到了不准靠岸的信号。接着，从岸边飞速地划来一只小划子向轮船靠拢。小划子上的人拿着用纸糊的大喇叭筒子向轮船喊道：“教导团听着，我们奉张总指挥命令，特意来通知你们，轮船不能靠岸，轮船不能靠岸！”

船上的人一听，马上骚动起来。怎么和何键部队所作的同出一辙？

紧接着，团长侯连瀛、副团长杨澍松和参谋长季方被带走了，同去的，还有几个营长。

接下来的却是，几艘机帆船开来，马上包围了教导团的船队。机帆船上全是机关枪、迫击炮等，其枪口和炮口对准了教导团。

陈毅本来坐的是一艘木船，但他趁刚才的混乱已经跑到了轮船上。此时的情形，果然被他在武昌码头的所说的话所言中，教导团遇到了前所未有的突发事件。

在轮船上，陈毅找到了叶镛。此时，叶镛已经命令他那个营做好了战斗准备。

作为一级党的领导，陈毅马上保持着冷静的头脑。他对叶镛说：“不要轻举妄动，看看事态的发展。”叶镛从窗口向外看去，那些围过来的机帆船上已经架好了枪，如果动起手来教导团肯定得吃亏，于是他向身边一个战士说：“去通知各连，没有我的命令，不许开枪！”

却说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此时在九江，那还是很意外的事。在此之前的许多天里，他并没有在九江。开始是被汪精卫通知到庐山开会，后来又下庐山去追赶叶挺、贺龙的军队，在马回岭追到了周士第的二十五师，却又让它跑掉了，而且还受到了屈辱。这段时间，他成了第二方面军中最忙的人，警卫团与教导团收到的电报都署名是“黄琪翔”，那是因为张发奎在黄琪翔军中正追赶二十五师。

到了九江，张发奎才听到黄琪翔向他汇报通知警卫团和教导团的事。张发奎一听不但没有夸赞黄琪翔想的周到，反而骂了一句广东话：“丢那妈，这班契弟！咸家铲！”

共产党在南昌暴动带走了他一个军又两个半师两万四千多人，这对一个方面军统帅来说是十分痛心的事情。第二方面军总共有多少人，三个军共八个师，可如今只剩下了三个半师。现在还剩下多少人，张发奎的心里比谁都清楚。

看来人善被人欺，马善被人骑，这句话的确不假。他张发奎一向对共产党包庇纵容，网开一面，可结果是他们反戈一击。这简直让他深恶痛绝！所以，黄琪翔一提到警卫团和教导团，他就马上想到了共产党。想到了共产党，他就想骂人。

正在这时，有人来报告，说教导团已奉命抵达九江，现在快到码头。

“统统消灭，不留一个活口！”半天里，张发奎嘴中迸出了这么一句。

第四军军长黄琪翔比较乐观，一则，他的部队跑得不多，也就是李汉魂二十五师的两个团，再说他心里同情共产党，在政治上把邓演达作为精神领袖，所以就没觉出有多大损失。听张发奎一说，黄琪翔马上说：“向华兄，不可鲁莽，我们得从长计议！”

“从长计议？”张发奎就像受过刺激后在挣扎似的，“以前就是因为从长计议才酿成了今日的分崩离析，这还有什么必要去从长计议？”

黄琪翔见张发奎一时转不过弯来，马上就替他算了一笔账。他说：“教导团并不全是共产党呀？如果我们统统杀掉，这个理由恐怕站不住脚。更何况那里面还有很多军事人才，只要我们能招到新兵，那里面的军官拿来就可以用。到时候我们的本钱儿可不是跑到南昌去的那点人马了。”

张发奎一听，怒容顿消，因为他也会算这笔账。他知道，军队虽跑了不少，但实际跑掉的都是共产党早就控制了的军队，而他起家的部队却没有受到影响。至于贺龙的那个暂编二十军，本来就不是他的部队，只是挂在了他的名下。天要下雨，娘要嫁人。有人要离心离德，你能有什么办法？

好在这是一个教训，以后不能再上当了。作为一个平民出身的广东仔，今天能混到这种地步，那还不是从排长、连长、营长这样一路一步磨打滚爬到现在吗？因此军队中的一兵一卒对他来说都很重要。只要保存实力，什么都好说。于是，他对黄琪翔说：“先把枪给他们下了，再让他们上岸，我要一个个地审查，看谁是共产党！”

“好的，马上照办！”黄琪翔应声答道。

汉口中山大道那幢钢筋混凝土结构的六层楼房，分前后两栋。从前面看去，中间高，两边低，楼房主结构是五层，但在房顶上又多盖了一层走廊，与两端的顶楼连在一起，之间是高耸的第六层主楼，其高度一直超过楼顶，直插云霄，显得气势雄伟。

据说这是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的大楼，去年底国民政府从广州迁到武汉后，征用了这幢大楼，作为政府办公大楼。

几个月以前，这里口号声声，歌声不断，是“国共合作”的最高权力机关，同时又是中国革命的总指挥部。但是现在，这里正在召开国民党会议，成了国民党开始进行彻底“反共”的堡垒。

自下庐山后，汪精卫在九江张发奎处只逗留了一天，随即马上赶回汉口。

汪精卫认为，共产党已经抢先对他下手了，他必须在汉口召开一次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制定彻底的“反共政策”。其实早在两天前，也就是汪精卫还在庐山时，武汉国民政府已经发布通令，第一次严厉规定：对共产党徒一经拿获，决不宽恕。

在南洋大楼三层的那间宽敞的会议室里，汪精卫主持召开了“彻底反共”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还是在这个地方，四个月前，这里举行过标志“国共继续合作”的国民党二届三中全会。

会议坚持反帝反封建的政治主张和孙中山“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三大政策，对蒋介石的军事独裁进行了坚决的斗争，会议还通过了《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对农民宣言》、《惩治土豪劣绅条例》等二十多个决议案。可是现在，也是在这个地方，却颁布出一系列“惩办共产党”的法案来。

这一天，是汪精卫正式宣布“分共”后的第二十天。许多史学家认为，这是汪精卫主张“和平分共”到“武力反共”的开始。

其实，在这二十天里，驻守武汉的国民党军队早就开始“武力反共”了，那时汪精卫高高在上，也许真的不知道，也许装着不知道，反正李品仙的卫戍部队已经开始杀人了，却没看见汪精卫以任何形式出面干预，或者说武汉国民政府并没有追究李品仙的责任。

那位被推向汉口最繁华的“血花世界”，并遭枪杀的共产党员、江岸铁路工会秘书、共青团江岸区委组织部长宋继武，就是第一个已知被杀的。尽管那时汪精卫正在颁发《保护共产党员个人身体自由之训令》和《保护农工之训令》，但却形同虚设，想杀的依然被杀。

在这二十多天里，汪精卫虽没有公开宣布“武力镇压共产党”，但却对共产党已经没有好感。共产党中央发表《对政局宣言》并撤回国民政府内的共产党员，汪精卫认为这是对国民党的“厚诬丑低”，“是共产党破坏容共政策之最大表示”。

共产党中央发表《对于武汉反动时局之通告》和《致中国国民党革命同志书》强烈抗议国民党中央作出“分共”决定，号召革命的国民党员应与叛变革命的汪精卫集团决裂，汪精卫则发表《统一本党政策案》、《告*书》予以反驳，并以国民政府的名义连续发布公开取缔共产党的法令……

可是到了今天，当汪精卫知道共产党在南昌发动兵变，带走了他几万人马时，他再也忍受不了了。他要召开一次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以统一全党意志，然后对共产党来个泰山压顶。在会场上，他歇斯底里喊着：“共产党徒已在南昌举兵叛乱，中央为肃清内部起见，对于中央党部职员中C.P.分子应迅予处置。”

想起共产党在武汉的所作所为，他简直有些恼羞成怒，进而咬牙切齿地敲着桌面：“我们再说优容，我们就是叛党！这种叛徒，我们要用对付敌人的手段对付，捉一个杀一个。”

汪精卫的开场白给会议定下了基调，接着不满共产党的言论在会场上形成了轩然大波。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唐生智表示对共产党决不能轻饶，应立即组织讨伐军去平定“叶贺”叛乱，派朱培德、张发奎去把叛军尽量消灭在南昌或者江西境内；谭延闿、顾孟余、徐谦、孙科等几个中常委都先后发了言，虽然所说的内容大同小异，但“武力清共”却是他们共同的呼声。

最后汪精卫表示：“我们要向第四次中央执行委员会请求处分，因为我们对于容共政策，太不知变通了。”

会议作出决议，宣布：谭平山、林祖涵、吴玉章、恽代英、高语罕等，均着即开除党籍，并褫夺现职，与张国焘等一并缉拿讯办；杨匏安、毛泽东、董用威、邓颖超、许甦魂、韩麟符、于树德、江浩、夏曦等，一律开除党籍并褫夺现职。

会议通过了清除共产党决定，即：（一）各级党部暨国民政府各行政机关任职人员一律登记声明有无跨党，以凭考核而定去留。（二）有共产党嫌疑者令其于三日内登报声明反对共产党或发表文字反对共产党。（三）如有共产党分子潜伏各级党部各行政机关，既不退出又不声明脱离共产党者，以反革命论。（四）著名共产分子应由地方军区严重监视，如有反革命行为应即拿办。”

至此，汪精卫也走上与蒋介石相同的“武力清党”之路。

第二天，汪精卫在汉口《民国日报》上公开发表题为《错误与纠正》的文章。在文章中，他承认此前“和平分共”处置不当。他说：“我们为什么一直等到共产党员快要消灭国民革命，我们才不容他，这真是我们极大的错误。”

从黄颡口的吴王庙出发，警卫团急行军了两天，终于到达了阳新县城。这是湖北东南角的一个县，县域面积虽大，但县城却不大。这里处于幕埠山东端的北麓，富水由西向东南横贯全县，自湄潭以下，两岸湖泊星罗棋布，有“百湖之县”所称，而那些坡度平缓的岗地却分布在了山丘河流湖泊之间。

警卫团到达阳新县时，阳新县的百姓以为北伐军来了，马上出城迎接。

卢德铭被县长请进了县衙，部队在这里得到了热情的接待。

接着，县商会马上为警卫团筹军饷，范树德带着他的辎重队到处收购粮食。

警卫团在阳新县城呆了一天，卢德铭在此派了两个侦察员打前站往武宁方向运动，同时也派了一个联络员往南昌去联络。

当部队要出发的时候，天不作美，突然却下起了暴雨。

一时间，这个被称作“百湖之县”的阳新一下就成了到处汪洋一片。

离开阳新县城后，卢德铭决定马上征集船只，找来当地的向导，经克乐园、风下园，再翻过九岭山，就可以到武宁县。

阳新县毕竟是鱼米之乡，在短时间内，马上就征集到了二三百只小船。

雨雾中，部队浩浩荡荡地出发了。

哪知快到克乐园时，四周的山上突然响起了枪声。

卢德铭马上找来向导询问。向导说，那是山上的红枪会在放冷枪，其目的是阻路，不准再往前走。

越往前走，枪声越来越近，越来越密切，而且附近的水面上已经被子弹打出了水花。这时，卢德铭要大家喊只是借路不伤害他们。

一时间，到处都在叫：“我们是正规军，不是来打你们的！”

“你们不要怕，我们只是借借路！”

但是，山上的人好像不吃这一套，依然放着枪。卢德铭找来向导询问，向导说，这克乐园、风下园是阳新县的边缘地带，翻过九岭山就到了江西的武宁。这里历来就是土匪出没的地带，现在又闹红枪会，一个庄子一千多户人家，几乎家家都参加了红枪会。

卢德铭只好下令在一个地方宿营，然后派人到山上去侦察。

卢德铭和辛焕文商量，决定派韩浚带一个连上山去看一看，因为他毕竟是湖北的本地人。正在这时，有一个人主动要求前往。卢德铭一看，是团部参谋何长工。此人卢德铭不是很了解，只知道他颇有些来历。在来警卫团之前，好像曾是个什么总指挥。

原来，何长工曾是洞庭湖西的农民自卫军总指挥。“马日事变”后，他和几名农民协会的骨干跑到武汉来避难。在武汉农讲所，何长工他们遇见了毛泽东。毛泽东和何长工是老熟人了。早在一九一八年何长工在河北长辛店做工时，毛泽东去那里就认识了他，不过那时他不叫何长工，而是叫何坤。

后来他又去法国勤工俭学，回国后一直在家乡湖南省华容县从事革命活动。这次见到毛泽东，老熟人相见，两人都很高兴。为了安全起见，毛泽东建议他自己的名字改了，于是“何坤”这个名字就改作了“何长工”，这还是毛泽东的建议，出处是“长辛店的工人”，意义是“为革命扛一辈子长工”。

从表面看，何长工憨厚、老实，没什么特别的地方。但仔细瞧，此人眼窝深陷，有些像西方人，其次是眼神聚光，显得十分机警。

卢德铭见何长工主动要去会红枪会，非常高兴，马上问他要多少人一同前往。何长工伸出两个指头，卢德铭以为是两个连。

“两个连，你打算怎样使用？说来听听。”卢德铭说。

何长工马上说：“不，我只需要两个人跟我一同去。”

“两个人？行吗？”韩浚在一边为他捏了一把汗。

“说说理由。”卢德铭说。

天气依然是热，明晃晃的太阳像一块烧红的锅底罩着大地，使整个汉口马上就要燃烧起来。留着平头的邓小平穿着短衫短裤，在那幢作为会场的公寓里忙来忙去。

为了不引起注意，他让罗明纳兹的女助手洛蜀莫娃到街上去买蔬菜、面包和其他日用品，给与会者准备会议伙食。当交通员把开会者接来后，他就马上把这些人安排在预备好的房间里。

为了保密，邓中夏吩咐邓小平，开会者只许进不许出。于是，那些先来的开会者就只能呆在闷热的房间里。他们饿了就啃面包，渴了就喝凉水。虽然热得要命，但为了安全起见，他们坚持不开窗户。晚上就在楼板上丢一床凉席随地而卧。早上起来又把凉席卷了起来放在一边。好在这里没有太多的女性，所以也就方便得多。

会场设在二楼的一间较为宽敞的房间里，其他房间则留着住人。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最先来到这里，接着是那位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随同罗明纳兹而来的除了那位女助手洛蜀莫娃外，还有一个被誉为“暴动专家”的德国人纽曼。

在武昌举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中央候补委员毛泽东，在交通员的护送下也来到了会场，随他而来的是新的中共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他们是交通员通过武昌的湖南会馆才联系上的。

为了不引起注意，交通员给他们找来两套国民革命军军装。毛泽东的长发此时被剪短了一些，浓浓的眉毛下始终闪着充满智慧的眼神，嘴唇下那颗黑痣在灰色军装衬映下，显得格外惹眼。

在公寓的门口，邓小平见到了毛泽东。在这之前，他只知道“毛泽东”这个名字，就像党内许多人都知道这个名字一样。可今天一见面，他才知道毛泽东是一个身材高大的人，满口的湖南湘潭腔听起来有些费劲，这让说话节奏缓慢的邓小平有时难以反应过来，但毛泽东的风趣与幽默很快就把他吸引住了。

毛泽东刚到，就马上脱下带有枪套的腰带，然后解开喉咙上的风纪扣，用衣襟的一角扇起风来。邓小平马上从毛泽东手里接过腰带，笑着胡诌道：“哎呀！李团长，好久不见了。请，里边请！”说着还用左手向里面做了一个“请”的手势。

毛泽东一听这话，马上明白了这就是接待开会的工作人员，于是会意地一笑，对彭公达一招手，就随邓小平上了楼。因为会前已经约定，在这里来开会的人都被当着某商号的股东，一旦有情况而不能马上疏散时，就以开股东会的名义作掩护。

可是，毛泽东今天这身打扮却让邓小平有些犯难，股东会里冒出个团长来，恐怕是说不过去的。因此，邓小平边走边嘀咕，千万别出事，千万别出事！

等了三天，与会者已经有二十多人了。原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张国焘、周恩来和李立三已经随南昌起义部队行动，肯定是没法到会的。其他人不是路途太远，就是交通受阻，肯定也没法参加会议了。于是瞿秋白、李维汉等决定，不能再等了，得马上开会。

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上午九时，中共临时中央在汉口三教街四十一号举行的具有历史意义的会议，这在后来的历史中把它叫做“中共八七紧急会议”。由于环境的险恶，会议只开一天。在二楼那间稍微大一点的房间里，大家都随地而坐，即有的坐在桌旁，有的坐在床上，有的干脆就坐在铺着席子的地上。到会的代表共十九个。由于天气闷热，加上又不能打开窗户，他们只得用扇子、书页或是其他可以扇风的东西降低着室内的温度，但扇起来的风都是热的。

邓小平坐在门口，负责给各位代表提供凉水。他不是开会的代表，但由于身份的特殊，只能算列席。从走廊到公寓大门口，从大门口到街上，顾顺章都布置好了便衣交通把守着，一旦有什么异动，他们就会马上发出撤离信号。

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来到了会场。这位高个子的格鲁吉亚人显得很疲惫，可能是因为写两万多字的《告全体中共党员书》让他熬了夜的缘故。他刚坐下就把会场里的人认真地扫视了一遍，眼神里好像在捕捉一种东西。

在罗明纳兹的右边坐着那位德国的“暴动”专家纽曼。这人长着一头灰色的头发，深眼窝，塌鼻梁。一副厚实魁梧的肩膀，就像一堵墙。

罗明纳兹的对面坐着瞿秋白，他们之间隔着一张方形的桌子。在瞿秋白旁边坐的是张太雷。他们俩都是江西常州人，而且在少年时代还是好朋友。张太雷旁边是李维汉。

会议由中央政治局常委李维汉主持。李维汉说：“今天把各位召集起来，主要就目前武汉国民政府‘分共’、‘清共’、‘屠共’等一连串事情发表意见，然后制定出我党下一步的战略决策和应对方针。在大家讨论之前，先请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同志作指示报告！”如果在公开场合，肯定会爆发出一系列的掌声。可是今天不同，今天大家只能用一种温和的眼神来表示欢迎。

瞿秋白马上用俄语把李维汉的话翻译给罗明纳兹。罗明纳兹边听边从衣兜里掏出一个写满俄文的笔记本来，然后习惯地把与会者又扫视了一遍，才开始讲话。他讲他作为共产国际的全权代表在这个非常时期来到中国的主要目的，并指出召开紧急会议的重要性和举行武装暴动的迫切性。然后开始念起了他自己起草的《告全党党员书》。这个《告全党党员书》是遵照共产国际《关于现阶段中国革命的决议》精神拟定的。

罗明纳兹每念完一段，就用眼睛看一下瞿秋白。瞿秋白马上会意，也拿着一个本子念起来。不过瞿秋白念的是中文，不然下面是没有多少人听得懂的。

罗明纳兹念完了报告后，就开始了长篇讲话，瞿秋白也就作了临时翻译。

这时，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带着宣传部长郑超麟从后门进来。他看见毛泽东背后是一架宽宽的罩子床，就毫不客气地跳了上去，盘腿坐在毛泽东身后。而郑超麟却坐在了地下的席上。

整个上午的时间，罗明纳兹都在作他的报告，与会者根本没有讨论的机会。罗明纳兹的报告总结起来有几点，即：阶级斗争与国民革命、工人问题、农民问题、对国民党的关系和对共产国际的关系。

罗明纳兹在谈到中共与国民党的合作时，说中共犯了放弃无产阶级领导权的错误。他对自动解除武汉工人纠察队的事情很不满意，他态度异常严厉地说：“你们的总书记陈独秀犯了极严重的投降错误，我们应给予他和谭平山等直接责任人以严厉的惩处，同时对像张国焘那样不赞成土地革命的人也要相应的处罚。不赞成土地革命的人是不配当中央领导的！”他边说边捏紧拳头，在空中不断地比划着。

“你们的中央必须改组！”罗明纳兹看着瞿秋白以及旁边的张太雷和李维汉说，“如果你们反对开中央改组会，我可以到各地去直接召集代表开会。”

罗明纳兹作完他的报告后，已是中午一点钟左右。这时，李维汉宣布暂时休会。邓小平和洛蜀莫娃马上端来了简单的午餐，——面包、茶水，还有像油漆筒那样大罐的俄式午餐肉。

下午接着开会。李维汉说：“今天的会议为紧急讨论会，此会虽无权改组中央，但有权选举临时中央局。现在大家开始讨论。”

这时，毛泽东第一个站起来发言。他依然是穿着那套灰军装，只是没有栓腰带。他用衣襟角开了一下额上的汗珠，然后慢慢站起来。他把屋子里坐着的人扫视了一遍，这才说：“我们中的一些人一向就认为国民党是人家的，根本不晓得它是一架空房子。试想，空房子是要人去住的。后来倒是知道了一点，却又像大姑娘上花轿那样害羞似的勉强挪进去。进去就进去了吧，可又下不了决心去作房主。所以，我认为这是一个错误，一个极严重的错误！”毛泽东的比喻妙趣横生，把到会的许多人逗笑了。

但罗明纳兹没有笑，他皱着眉头用俄语问瞿秋白：“他在说什么？”

而毛泽东身后的罗亦农却急于想发言，用手指在他身后轻轻一戳，小声说：“别啰嗦，快一点！”

毛泽东好像没听见，继续说：“后来虽然有一些人倒是明白了过来，主张把产业工人也加入这架空房子，听说湖北就有此决定，但仅是纸上空文，未能落到实处。为什么？当了房子的主人，就违背了那时中央的意思。

“我曾将我的意见在湖南作了一个报告，同时向中央也作了一个报告，但此报告在湖南有了影响，在中央却不了了之。广大党内党外的群众要革命，党的指导（即领导）却不革命，实在有点反革命的嫌疑。这个意见是农民运动促使我提的，但我一向认为领袖同志的意见是对的，所以我并未十分坚持我的意见。”

罗亦农更着急了，马上写个条子要郑超麟传递上去，目的是想让瞿秋白干预毛泽东占用了很多时间，但瞿秋白看后并没有表示什么。

这时，只听毛泽东说：“从前我们骂中山先生专做军事运动，我们则恰恰相反，不做军事运动专做民众运动。蒋（指蒋介石）唐（指唐生智）都是拿枪杆子起家的，我们独不管。现在虽已注意，但仍无坚决的信念。

“比如秋收暴动非军事不可，此次会议应重视此问题，新政治局的常委要更加注意此问题。湖南这次失败，可说完全是由于书生主观的错误，以后要非常注意军事。须知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

毛泽东的话刚完，与会者们马上就交头接耳起来，会场出现了轻微的躁动。

这时，罗亦农马上站起来，他向与会者们点点头，然后说：“党的机会主义，根本就出自于没有一个坚定夺取政权的决心，不注意夺取政权的武装。上海、湖南都是半途而废。”

“这是非常错误的，”蔡和森说，“现在主要的是要从土地革命中造出新的力量来。农民要求暴动，各地还有许多武装，有这样好的机会，这样多的力量，我们必须点燃爆发的火线，造成土地革命。”

接着，任弼时也发了言。他说：“国际对中央的批评，主要是*有机会主义的倾向……党处处迁就小资产阶级，使党失去了独立的作用。”在谈到陈独秀的去留问题时，他说道：“老头子可以去莫斯科。让他去清醒一下脑子，看看俄国的革命是怎么取得胜利的！”

最后，瞿秋白代表中央临时政治局常委就党的任务和工作方针作报告，他强调指出：在国共分裂以后，共产党要以革命的方法争取民权，要用军队发展土地革命。

翻了一天的山，警卫团终于到达了武宁县境。

这时，卢德铭决定先派出一股尖兵由团部参谋陈明义带着在前开路，一旦发现情况，马上回头报告，而把大部队留在后面，这样要保险一些。

陈明义他们快到武宁县城时，发现有人正在攻城。

这些人既不像兵也不像匪，因为在左臂上都套着一个红袖套，一见有军队从远处开来，就马上撤走了。

原来这是一支五百人的农民自卫队，队长是平江县的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余贲民。余贲民是一个快接近四十岁的人，浓眉毛，小眼睛，额头上深深的皱纹记录着他不平凡的阅历。在光绪末年，他就考入湖南新军第四十九标军官学校，毕业后任连长，后来参加辛亥革命在武昌负伤，回到家乡平江后又被聘为启明女子师范学校园艺部的主任。“五·四”运动期间，余贲民被选为平江县雪耻会会长。后在平江县创办农民会任会长，到长沙后经毛泽东介绍加入共产党，再以后还担任过平江县团防局局长。

一系列复杂的经历使余贲民一向小心谨慎，因此一听说有军队从阳新方向开来，就马上命令撤退。——他以为是城中的援军到了。

被派往前面负责侦察工作的参谋陈明义马上把这一情况报告给卢德铭。卢德铭和辛焕文、韩浚一商量，决定也用武力攻下武宁县城再说，这样就打通了去南昌的道路，所以传令各营火速前往，以武宁县城的北门为攻击目标。

部队正在急速前进，哪知后面有一匹快马追了上来。自离开武昌后，警卫团是没有马的，连团部几位领导都是步行，这骑马的又是谁呢？

原来，这是逃到乡下的国民党武宁县党部主任委员。余贲民率部攻城时，他正在乡下家里不敢回城，现在他看见有一队正规军从北边开来，他也以为是救兵来了，于是骑着马向正在行进的部队追来。

断后的是第一营，这位委员被带到了营长余洒度面前。他向余洒度说明平江县的农民自卫军总指挥余贲民正在攻打武宁，部队去救城他可以带路，以免耽误时间。

余洒度一听，原来是自己本家哥哥在攻城，觉得真是天赐良机。余洒度也是平江县人，和余贲民是一个家族中人，余贲民大他十岁，所以他得叫哥。听那位主任委员一说，余洒度却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他派人把那个主任委员稳住，自己直奔团部报告这事。

卢德铭听余洒度报告后，觉得这倒是一个智取武宁的好机会，于是向余洒度吩咐必须如此如此。

第二天，武宁县城的北门外来了一队兵，为首的却是那个党部主任委员。他向城门上喊话，说是救兵已到，快开城门。由于距离太远，城楼上的守兵看不清究竟是谁，根本就不理会。这时，有一人手持主任委员的信向城下跑来。

城上的守兵听说有本县党部主任委员的亲笔信送来，连忙用吊篮把那封信吊上去，然后火速送往县衙门。治理这个县的县长是一个大胖子，他听说城北来了一队兵，正在疑惑，只见信已送到，赶忙拆开来看，原来是自己县上的那位主任委员写的。信中说，他已搬得救兵来增援，请速开城门迎接大军。胖县长一看，忧愁的脸上马上绽开了笑容，随即叫打开城门，欢迎救兵。

说时迟，那时快。城门一开，主任委员带着的那队兵马上冲进城来，并拿起枪向守城兵丁射击。接着，余贲民也带领自卫军冲进了城。

原来那位县党部主任委员是假的，他是余洒度乔装的。而余贲民则是余洒度派人联络好的。这样，当城门打开后，埋伏在附近的平江农民自卫军也就跟了进来。

随着几声枪响，城里顿时大乱。

有人喊：“红匪来了，快跑！”

胖县长听说“红匪”来了，连忙跑到县衙，一会儿后却不见了。这里说的“红匪”还不是指国民党后来所骂的红军，这里主要是指当地的“红枪会”，以及像红枪会那样打家劫舍的乡民暴动。至于共产党领导的武装，还没有真正显露出来。

县城顿时被警卫团占领，陈明义带人冲进县衙。

县衙里已一片狼藉，却不见一个人，只听一间厢房里有“哼哼”的声音。

陈明义马上叫人打开厢房，却见胖县长躲在这里，正准备悬梁自尽。只是绳子结了个死扣，脖子套进去后却没有勒紧，因而发出哼哼声。

陈明义叫赶快救人，胖县长被救了下来，正巧卢德铭也到了县衙门。

胖县长并没有谢救他的人，而是大哭起来。他边哭边说：“谁叫你们救我，还是让我去死吧。他们都跑了，只剩下我一个人支撑这个局面，真艰难！”他说的“他们”可能是指那些贪生怕死的同僚们。

卢德铭说：“别哭了，只要你帮我们做事，我们不杀你！”

“真的，那敢情好！”胖县长说，但看看卢德铭，觉得他那么年轻，绝对不是当事的人，所以摇了摇头，“世上没有这么便宜的事，你们就别骗我了！”

“真的，没骗你！”陈明义在一边说，“这是我们团长，他说话算话！”

“只要你把军粮、民夫给我们筹办好，你依然可以继续当县长！”卢德铭说。

胖县长一听，马上双腿一并：“团座的吩咐，小县当尽犬马之劳！”

带走了胖县长后，陈明义又向县衙大堂后搜索，在草丛中他发现了一个皮箱。

他打开一看，除了十多粒子弹，剩下的全是钞票。

刚好辎重队长范树德来找卢德铭解决粮草的事情，卢德铭就叫陈明义把子弹留下，皮箱及钱全部交给范树德做军费。

余洒度领着余贲民到团部来见卢德铭。卢德铭紧紧地握住这位老大哥的手，问起他们为什么在这里不在平江，于是余贲民说出一番缘由来。

原来，余贲民的平江工农义勇队是和苏先骏的浏阳工农义勇队一起行动的，其目标都是奔赴南昌。这是奉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开赴南昌参加暴动的。原决定把两个义勇队合编为一个团，番号已经想好了，叫暂编二十军独立团，也就是贺龙带领的二十军独立团。可就在整编时，团长的职位一直未能落实，这就耽误了时间。

因为余贲民和苏先骏都想当团长，所以在平江虹桥会师时双方一直争论不休乃至争执不下，后来就各带各的队伍往南昌，可到了永修县涂家埠时方获知南昌暴动的部队已经南下，于是二人更不认账了，苏先骏退到了九岭山间准备回浏阳。而余贲民决定调头返回平江，正巧在武宁碰到了警卫团。

卢德铭听到这些，知道南昌暴动的部队已经南下，于是要韩浚拿出地图，两人一合计，决定改变行军路线，翻过九岭山，经靖安、奉新南下追赶暴动部队。

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紧张地开了一天，其目的是完成两个任务，这就是后来在中共党史上所说的，清算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错误，确定了武装推翻国民党的总方针。特别是第二个任务，在以后中共的数十年生涯中，都是围绕这个目标而奋斗。

“八·七”会议后两天，新的中央政治局常委在选举中产生，他们是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三人。按照中央的部署安排，下一步的工作就是组织湘、鄂、粤、赣四省的农民秋收暴动，然后把中共中央机关转移到上海去。

在汉口原英租界那幢四层楼的红色建筑里，一个穿着白衣白裤的瘦弱身影和一个穿着军装的高大身躯站在一起，他们是瞿秋白和毛泽东。瞿秋白把熟悉湖南农民运动的毛泽东约了来，准备单独和他进行长谈。

追溯两人的第一次见面，那还是四年前的事了。那时，中共中央在广州东山一幢叫“春园”的小楼上举行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时，毛泽东意外的发现多了一个陌生的面孔。那时瞿秋白刚从苏俄回来不久，在此之前，它是以北京《晨报》的特派记者，去苏俄考察、采访的。

之后，两人就一直在中共中央委员会里工作，所不同的是瞿秋白接任了《新青年》、《前锋》、《向导》等刊报的主编、编辑工作，而毛泽东则以个人身份加入了国民党专门从事“国共合作”方面的工作。

但就从那时起，两人都有一个共同的认识，那就是在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毛泽东是来自于自己对家乡湖南现状的考察，而瞿秋白则是来自旅居苏俄时的亲眼所见。毛泽东在“三大”上发言，他指出，湖南工人数量很少，国民党员和共产党员更少，可是满山遍野都是农民，因而他得出结论，任何革命，农民问题都是最重要的；瞿秋白旅居莫斯科时，就曾根据俄国革命的经验提出“无产阶级革命没有农民的辅助，不能有尺寸功效”，因此他在“三大”起草党纲草案时，肯定了农民的地位与作用，写道：“国民革命不得农民参加，革命不能成功”。

现在，他们又为农民问题，或者说中国革命中的农民问题站在一起了。

瞿秋白对毛泽东在紧急会议上的发言很满意，他觉得毛泽东的话说到了关键的地方。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既说出了政权产生的秘密，也道明了政权存在的根基。当然，这应该不算什么秘密，历朝历代的政权都是靠枪杆子打下来的，只是有人就是不愿意自己有枪杆子，而一味去依靠别人。这当然就造成今天这种“被动”的局面。

瞿秋白点燃了一支烟，然后把毛泽东的那支也点上，这才说：“润之兄在会上的发言真是恰到好处，你制定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我全看了，今后有什么打算？”毛泽东制定的《关于湘南运动的大纲》的要点是：湘南特别运动先以汝城为中心，继而进占桂东、宜章、郴州等四、五县，形成一种政治形势，组织一种政府式的革命指挥机关，实行土地革命，与长沙的唐生智政权相抗衡，与湘西的反唐部队取得联络。

“我建议中央还是派我回湖南去，先拉起一支队伍再说。”毛泽东说出了自己的想法。

“经蔡和森的推荐，”瞿秋白看着毛泽东一字一板地说，“我们决定你留在中央参与以后的决策工作。”

毛泽东马上说：“原则上我服从中央的安排，但是这里我要说明一下，我留在中央会得不偿失的！”

“此话怎讲，说来听听。”瞿秋白抽不了两口烟，马上就咳起来，然后他用手掐掉了正在燃烧着的烟头，并用脚在地上踩灭了烟头。

毛泽东在房中踱了两步，慢慢地靠近瞿秋白，说：“我暂且不说住不惯城中的这些高房子，更重要的是我们现在迫切需要一支军队。马日事变把轰轰烈烈的湖南农民运动搞得四零八落，如果我们现在不去收拾这个残局，我们以前的努力将会白费。须知，湖南曾经有二百万农会会员。”

“中央曾经决定湖南的武装力量往江西送，这可能有些欠妥，其实根本就用不着去南昌，能在本地搞起来，也不失为一种上策。”瞿秋白仿佛也开始明白一些军事战略方面的问题。

“现在快到秋收季节了，地主老财们正看着农民田里的那点儿庄稼呢。这正是发动群众进行武装暴动的好机会！我们应在湖南，特别是湘南四县去，发动一场轰轰烈烈的暴动，与南昌暴动形成呼应！所以，请中央慎重考虑，我还是回湖南去，这样，比坐在机关里更有用。因为，那里的情况我毕竟很熟悉嘛！”

望着窗外灯火闪烁的汉口夜景，瞿秋白陷入了沉思。他知道现在的迫切任务应该是拉武装，但是毛泽东就那么有把握吗？再说，现在中央得力的同志已经走了很多，剩下的没有几个了，的确也需要毛泽东这种思路敏捷的人进入中央决策层呀。

时间过去了很久，瞿秋白这才回过头来对毛泽东说：“你到湖南后能在短时间里拉起一支队伍吗？说说你的具体打算。”

毛泽东说：“湖南的农军数量很多，但都是没有经过特别训练的庄稼人。要组织一支军队，必须得依靠一支正规军做骨干。这样，军队的组织就没有问题了。”

“正规军的来源呢？”瞿秋白马上追问了一句。

毛泽东说：“必须得靠蛋生鸡鸡生蛋的这种方式，在国民党现有军队中去想办法。在程潜第六军第十七师中有两个团被我们的同志控制着，这两个团前不久就驻扎在长沙，我们可以依靠这两个团的力量。还有，在安源、萍乡一带还有现存的工人纠察队、矿警队的武装。”

瞿秋白这才说：“你的要求我会马上报告中央，你和彭公达回去后须先改组省委，然后才能实施秋收暴动计划！”

卢德铭带着警卫团离开武宁后直向靖安进发。因为他听余贲民说南昌暴动的部队已经南下广东，所以他要绕过南昌向南追赶。

从武宁出发，已经有了足够的粮食，这就得请许多挑夫。一时间，队伍所跨的长度在无形之中陡然加长了许多。从远处看去，就像一支浩浩荡荡的大军。

部队正行进中，负责前面侦察任务的陈明义又传来消息，说他们发现有几个穿军装的人朝这边走来，但没有带枪。卢德铭一听，马上想到这几个人是不是从南昌来的逃兵，马上下令把他们抓住问问情况。

不多一会儿，这几个人被带到了卢德铭的面前。一问，才知道他们不是从南昌来的而是从九江来的，为首的那个人叫吕赤。听口音，吕赤和卢德铭一样，也是四川人。原来他是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的教官，经询问才知道他们被张发奎“缴械”的事。他们是趁天黑后逃出来的。

见到吕赤，卢德铭很高兴，于是对他说：“跟着我们干，你们愿意吗？”

“怎么不愿意？我们找自己的队伍还愁找不着呢？”吕赤也高兴地说。

“那这样吧，你暂时到下面去带兵，将来我们队伍里有了学校，你再去当教官，行吗？”卢德铭像是在征求他的意见。

吕赤笑着说：“好的，客随主便！”

卢德铭马上叫来辛焕文，要他领着这几个同志去吃点东西，然后问韩浚现在下面还有什么职位可供吕赤等人，韩浚说，连长已经排满，只有排长和班长了。卢德铭说：“那好吧，就叫吕赤去三营八连当排长。”

部队经过靖安准备向奉新前进时，派去联络南昌暴动部队的人终于找到了他们，这才得到准确的消息，南昌暴动的部队已经撤出了南昌城，现在张发奎的军队已进驻南昌，朱培德的部队也从吉安一带汇聚南昌。

如果继续追赶，必然要通过张发奎的防区，同时还有朱培德的军队，这不是自投罗网吗，怎么办？卢德铭只好命令部队停下来，等确定好行军方向后再说。

在奉新县的一个山坳里，警卫团马上隐蔽起来。为了防备万一，卢德铭又派出几路人马去侦察附近的情况，特别是南昌方向的动静。晚上，卢德铭、辛焕文和韩浚一直在马灯下商量着下一步的行动。部队肯定是不能再往前走了，但是下一步该怎么办呢？他们接到的命令是到南昌，并没有接到如果南昌进不去该怎么办的命令呀！

卢德铭一时陷入了深深的思考，他感到茫然，就像在大海中航行，一下就失去了航向。准确地说，他是个带过兵的人，那是在北伐的战场上，可那时是有明确的目标呀，只要确定了目标，就知道往前冲，可现在呢？冲也无用，冲不好还得把老本都赔光。

旁边的辛焕文也在思考，他是政治指导员，如今这支部队已经脱离了张发奎，那就是共产党的部队，目前张发奎张网以待，我们得避开锋芒，先保存力量要紧。于是他说：“现在我们关键是要这样一个问题，部队下一步该怎么办？我们说了不算，还得请示上级……”

一句话点醒了卢德铭，于是他说：“是的，我们得请示上级，可部队在这里待着并不保险呀，我们应该往哪儿去呢？”

正说话间，突然有一声“报告”打断了他们。

侦察参谋陈明义来报告：三营八连的连长史保亨准备今夜起事去投降张发奎。

卢德铭一听，马上气炸了，他大喝一声：“必须截住他们！”

韩浚毕竟要老练得多，他眼睛一转，马上在卢德铭的耳边说了几句，卢德铭说：“好，就这么办？”

原来，这个史保亨在武昌上轮船时就心存疑虑，本来是不愿意走的，但是由于命令来了，他只得顺从。在上船的时候由于自己心里有气所以故意捣蛋，在船上乱抢座位。到阳新后本来想叛逃，但由于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因此还是跟了上来。部队快到南昌了，他心里别提有多高兴呀，在武汉他就过惯了大城市的生活，现在到南昌了，又该潇洒潇洒了。可是，现在他得到消息，部队不去南昌了，他心里一下就凉了，继而怒火中烧。在他的连里，他马上提出了一个口号：“打倒骑马的”，并说枪是国民政府的，应该到南昌去交还国民政府。

天一黑，史保亨暗暗传下命令，全连饱餐一顿，然后和衣躺下等待信号。他的计划是让一个排潜伏在要道上，其余两个排向南昌开进，如果卢德铭派兵来追，留下的这个排马上进行拦截。

正在准备中，团部突然传来命令，各连连长在晚饭后到团部集合开会。突然的变故打乱了史保亨的计划。在这节骨眼上，他真不愿意去开什么鸟会。但为了不暴露自己，史保亨还是决定去。不过他叮嘱手下的几个排长，原计划不变。

可是，当史保亨带着贴身的勤务兵赶往团部时，门前却空无一人。史保亨正在疑虑，只听一声喊叫：“抓叛贼”。

霎那间，四周立刻涌出无数武装士兵，枪口一齐对准了他们。史保亨一见，知道事情已经败露，马上撒腿就跑。哪知附近早已埋伏下很多人，几个大汉一拥而上，马上把他捆了起来。

未遂的“兵变”就这样夭折了。第二天，卢德铭向全团宣布，警卫团已经脱离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算是起义了。从今以后，警卫团得听共产党的领导。

然后宣布，处决史保亨，由吕赤任第八连连长。

八月中旬起，武昌的风声越来越紧，汪精卫的“清党”行动已经从郊外蔓延到市区。

在武昌的武汉市公安局里，公安局长吴德峰在房间里踱来踱去。他想，现在是该离开的时候了，再不离开，那就脱不开身了。但不能就这样不明不白地走，还必须走得体面，走得大气，走得安全。于是，他想到了新局长到任的那一天应该是个好机会。

不几天，吴德峰终于接到了新局长就要到任的通知，于是他马上派警察队长集合队伍准备迎接。一时间，公安局附近的大街小巷已经贴上了表示欢迎的标语，一条“欢迎新局长到任”的横幅还被扯挂在了公安局的大门上方。

不久，一队全副武装的警察簇拥着一顶官轿从远处而来，还有鞭炮与唢呐的声音，吴德峰一见，知道新局长来了。于是就叫警察队长马上集合队伍，以公安局大门为界，向外伸展，摆开了一个三步一岗五步一哨的阵势。

不一会儿，官轿终于到了。顿时，军乐响起，接着就是鞭炮齐鸣。

在烟雾缭绕中，新局长已被众人簇拥着进了院门。此时院里许多人都拿着小旗高呼：“欢迎新局长！欢迎新局长！”

吴德峰一看，原来新局长却是他的前任，由于贪污嫌疑被撤了职，现在居然又重新启用。吴德峰强压着心中的怒火和这个新局长见了面，对方也觉得尴尬，但很快就恢复了常态，真不愧是精通事故的人。

吴德峰心里骂着国民党的腐败，但脸上还是堆着笑把新局长迎进了屋。

接着，就是交接仪式。在宽敞的院子里，吴德峰讲了话。他首先代表公安局全体同仁欢迎新局长上任，然后说了一通孙中山的“三大主义”和国民革命。之后，由新局长讲话。

新局长从喉管里轻轻咳了两声，然后开始讲话：“欢迎诸位捧场，鄙人不才，曾蒙党国厚爱，以后有不周之处，还望多多担待！为了党国的利益，某当竭尽心力，不负众望！”说完，自己先鼓起掌来，于是大家跟着鼓掌。

新局长用复杂的眼神瞅了一眼站在旁边的吴德峰，接着又说：“你们的吴局长将得到提拔重用，我这才来接替他的工作。现在，让我们对吴局长的另有高就表示欢送！”说完，又先鼓起掌来，但众人有些愕然，并没有马上鼓掌，接着稀稀拉拉地鼓起掌来。

吴德峰在掌声中多少有些触动，但毕竟怀着复杂的心情。待掌声停下，他向大家敬了一个军礼，然后说：“再见，我还会回来的！”

仪式完毕后，大家各自散去。这时新局长把警察队长找来，在他的耳边嘟噜了几句。警察队长马上露出惊讶的表情，忍不住说：“他不是另有高就吗？怎么能抓他？”

“什么另有高就？他是共产党嫌疑犯，得马上行动，别让他跑了！”

“刚才在这里怎么不抓？”警察队长疑惑起来。

“刚才不是不方便吗？你这个猪脑子！”新局长终于露出了狰狞的面目。

“是！”警察队长向新局长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吹响了警笛。

但此时，吴德峰已经离开了警察局。他趁大家散场之际，混入人群直奔江边。在那里，他早就雇好了一条小船。

警察队长带着一拨人追到江边时，吴德峰的小船已经往汉口的租界方向划去。

就在警察们望江兴叹的时候，在武昌的另一码头，却有几个人下了船。

他们是化了装的中共中央负责人瞿秋白、李维汉等人，他们是去看望在隐蔽中的陈独秀，然后向他传达紧急会议的精神和共产国际的意见。

在交通员的引领下，他们坐着黄包车在武昌市区穿行，不一会儿，来到了江边一个小巷内。在一家纸行的楼上，他们见一个人背对着路口坐在一张躺椅上，他光着头，也光着上身，只穿着一条灰色短裤，一条白色的粗夏布大围巾垫在头下。他们以为这是哪家雇佣的人力车夫在这里休息，刚想张嘴说“老板，让一让”的话，可是那人却先开口了。他说：“你们来了？”

声音是那么熟悉，简直有些令瞿秋白和李维汉不敢相信。这个声音就是那个坐着的人发出的？他们往四周一看，的确只有这个人坐在这里，其他没看见什么人，难道这就是我们找的人，昔日的总书记吗？

正在疑惑，只见黄文容从屋子里走出来，他见几个陌生人到这里来，心里顿时紧张起来，脸色有些苍白。瞿秋白和李维汉笑一笑，然后卸了妆，原来他们并没有那么长的胡子。这时，黄文容才镇定下来，对那个坐着的人说：“陈先生，瞿先生他们来看你了！”

“我知道，是该到他们来的时候了。”那人说完这句话，从躺椅上慢慢站起来，然后转过身来。这时瞿秋白和李维汉终于看清了这人的面孔，他果然是“老头子”陈独秀。

陈独秀看见他们，依然是以前那副派头，他很随便地说：“你们是在这里坐，还是到里面？”

瞿秋白习惯的望了一下四周，没发现有什么可疑的人在往这边看，但为了安全起见，他还是说：“我们到里面坐吧！”

李维汉向跟着他们来的几个红队的队员说：“你们到附近转转。”

然后，他们钻进了陈独秀居住的堆满纸张的仓库里。屋子里除了纸张，就是两张简易的床，一张是陈独秀的，一张是秘书黄文容的，其他什么也没有。

“可以在床上坐，我这里就这样。”陈独秀说。

瞿秋白看着昔日的总书记今天沦落到这种地步，心里多少有些酸楚。但是看着这位领袖那种倔强的劲头还在，多少又有些安慰。毕竟，他的精神还没有垮掉！

就这样，瞿秋白和李维汉顺势坐在了一张床上。瞿秋白说：“仲甫先生，我们今天是特意来看你的！”

“我知道，没有事你们是不会来这里的。”陈独秀坦然说，“是不是要带我去杀头？我不为难你们，一定奉陪到底！”

瞿秋白笑着说：“先生言重了，怎么会呢？我们是来看看你过得怎么样，顺便问问你需要点什么，然后再向你传达一下最近中央开会的精神。”

“我很好，不需要什么。你们开会为什么不通知我？我不当总书记了，可我还是一名中央委员吧？”陈独秀义正词严地问道。

李维汉这时马上打圆场：“仲甫先生，不是我们不通知你，是交通不便，国民党到处都在通缉我们。”

“算了算了，我知道是怎么回事，这不怪你们，这是那些俄国佬在从中作梗。”陈独秀点破了不让他开会的真正原因。

瞿秋白趁势说：“共产国际的意思是要你到莫斯科去汇报工作，你看多久动身合适？”

“我不去，中国人的事情中国人解决，我们干嘛要到外国去呢？”陈独秀像被蝎子咬了一下，差点儿跳起来，但还是努力镇定，做到平静缓和的语气。

李维汉说：“仲甫佬，这也是中央的决定。关于这个，我们讨论过的，我们作为国际的一个支部，不得不听国际的，您说是吧？不光是您要去，蔡和森和秋白也要去，被安排到海参崴党校去学习。”

陈独秀对不让他参加紧急会议本来就反感，现在又冒出来这么一个决定，使他更加反感第三国际了。他说：“大革命的失败，国际也有责任，不能全记在中央的账上。”

双方争论了半天，瞿秋白和李维汉终究不是陈独秀的对手，加上陈独秀那个倔脾气一上来，更是十条牛都别想把他拉回来。

事情没有成功，瞿秋白和李维汉只得告辞出来。

不过，争论归争论，出来之后，瞿秋白找到黄文容，要他照顾好陈独秀的生活，有什么困难找汪原放解决。

但是瞿秋白、李维汉走后，陈独秀却闷闷不乐。不几天，他还真生起病来。

黄文容不敢请医生，只得悄悄上街为他抓药。

汉口的英租界在今年一月被武汉国民政府强行收回之后，法租界就首当其冲地暴露在了中国人的面前。法国人在中国的租界一共有四个，除了汉口的这个，还有上海、广州、天津等地，这都是一八九六年法国人与清政府签订的《中法辛丑条约》导致的结果。

在汉口的法租界面积并不大，只有一百七十多亩。但就在这小块的土地上，依然是高楼林立、道路纵横。这里有一个不显眼的小巷叫协和里，在五号的门牌前，有一个人刚下黄包车就被一个女人接了进去，待门关后黄包车才离去。

原来，这里是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的家，那个女人是罗亦农的秘书李小姐，也是一个交通员，为了更好的掩护，和罗亦农假扮夫妻。刚从黄包车上下来的不是罗亦农，而是中共中央总负责人瞿秋白，拉黄包车的则是负责安全的交通员。

顺着弯弯曲曲的小径，瞿秋白被李小姐带到了楼上的一个房间。这时，组织部长罗迈已先到了那里。此外，还有罗亦农和湖北省委农民部长任旭，也在那里。

在瞿秋白未到之前，罗迈就到了。这是避免大家走在一起目标太大，因而要先走一个，错开空间与时间。他们今天是专门来听取罗亦农关于湖北省委秋收暴动的准备情况，然后马上得定出一个全国性的暴动计划。瞿秋白刚到，听见罗亦农说：“七月中旬，武汉有党员八千多，可到了现在，只有一千二百六十九个了。”

罗迈说：“你们的组织部长陈乔年怎么没到会？”

“他病了……”罗亦农说。

瞿秋白进来后，大家都站了起来。瞿秋白用手向下按了按，意思是要大家坐下，然后坐在一个早已为他准备好的凳子上，继续听取罗亦农向罗迈汇报。

罗亦农说：“湖北农村各地共产党员遭到国民党的屠杀，那些土豪恶霸更残酷，全省党员在大革命高潮时期是一万七千多人，现在却只有两千多人了。

“为恢复和发展湖北各地党的组织，我们把全省分为七个特别区，派了四百多名干部到各区去，建立党的特别委员会，恢复或重建各县的县委与地方党组织，大力发展革命的坚定分子入党。”

罗迈在本子上记着，这时瞿秋白问：“暴动准备得怎么样？”

罗亦农说：“我们把暴动分为鄂南、鄂东、鄂西、鄂北、鄂中、武阳夏、京汉路等七个区域，目前在鄂南的工作正在顺利的开展，但我们的重点是武阳夏地区，也就是组织武汉大暴动。”

“在鄂南，这和中央的规划比较一致，至于武汉大暴动，你有几层把握？”罗迈突然追问了一句。

罗亦农说：“我们准备通过大罢工来实现武汉大暴动。”

“把你那个武汉大暴动先放一放，我们今天来就是要了解一下你们在鄂南的情况，中央认为，要实现湘鄂赣粤四省大暴动，就得先控制武长线，所以你们的重点应放在鄂南，与毛泽东、彭公达他们在长沙形成呼应。”瞿秋白说。

“待控制了武长线，武汉大暴动的实现才更有把握！”罗迈说。

瞿秋白说：“现在，毛泽东、彭公达他们已经回湖南去准备了，所以你们也得快点准备，与中央的部署一致。在鄂南，马上派一个得力的干部去统筹指挥。”

“应该是一个懂军事的人。”罗迈又说。

“军委书记董必武在九江去一直还没有回来，现在有一人倒是闲着，而且还懂得军事，何不派他去。”旁边的任旭一直没有说话，现在他终于憋不住了。

“谁呀？”瞿秋白问。

“前军委书记吴德峰！”任旭说。

瞿秋白说：“亦农，你看怎样？如果行，你们就找他谈谈。”

“对吧！”罗亦农说。

大家正谈着，李小姐慌慌张张地跑上楼来，她凑近罗亦农耳朵说：“附近的草坪里有几个人正在来回走动，并把眼睛往这边瞅。”

罗亦农一听，赶快对任旭说：“附近来了陌生人，赶快带领导从后门撤！”

任旭站起来，拉着瞿秋白就走，罗迈在后面跟着，之后，才是罗亦农。几分钟后，他们已经从后门撤了出来，然后各奔一条路，消失在茫茫的人海里。

几天后，任旭也出发了，他的目的地是鄂中和鄂西，那些地方党的工作究竟如何，目前还是一个未知数。为了策应鄂南暴动，省委派他去巡视一下。

八月十五日，中共临时中央在汉口召开政治局常委会议，将秋收暴动的中心改为广东和湖南、湖北，并为此制定了《秋收暴动斗争计划决议案》，将两湖地区划成若干行动区。会议决定两湖农民在秋收时普遍暴动，先取得两湖连接的武长铁路，即岳州至长沙一线，切断两湖之间的关系，动摇湖南国民党政权，完成湖南暴动，再联广东取湖北，使三省联成一片。

因此，在湖北，首先必须在鄂南发起暴动，然后进攻武阳夏区（指武汉三镇等地），与武汉举行大暴动形成呼应。

吴德峰回到汉口后，化名戚元道，躲进了未婚妻戚元德堂舅父的家里。

戚元德本是汉口人，早在湖北女子师范学校读书时就被人们公认为校花，由于她聪明伶俐，一说一笑，还露出一口整整齐齐的白牙，被称为“人人爱”。从师范学校毕业后，戚元德一直在吴德峰创办的武昌崇实中学任教。但俩人相恋却是在戚元德就读女子师范学校时，那时，中共武汉区委在武昌黄土坡二十七号办了一个“武汉妇女读书会”，这就吸引了湖北女子师范学校的优秀学生前来参加。这样，吴德峰就认识了戚元德。时间不长，俩人就恋上了。

几年来，吴德峰一直忙于工作，戚元德也自觉或不自觉地帮起他来。可是现在大革命失败了，共产党人遭到了通缉，在这种情况下，吴德峰只好躲到戚元德的堂舅父家隐蔽，并化名戚元道，声言和戚元德是兄妹关系。

不几天，中共湖北省委书记罗亦农在戚元德舅父家找到了吴德峰，向他宣布省委任命他为代理军委书记并任湖北省革命委员会主席、湖北省工农革命军总司令，并兼任鄂南特委书记。要他首先得去鄂南举行暴动，将已有的鄂南农民自卫队发展组成湖北省工农革命军。

吴德峰听后心里既激动兴奋又担心顾虑。激动兴奋是终于摆脱了国民党的束缚可以自由自在地搞共产革命了，担心的是从此以后就要离开武汉，离开自己的爱人戚元德，顾虑的是他还没有真正上过战场，中央和省委把这么大的事情放在他的肩上，这万一出了问题该怎么办？

吴德峰把自己的想法向罗亦农一说，罗亦农却拍着他的肩膀：“论年龄你比我还大好几岁，论经验你也比我丰富。你是湖北本地人，比我这个外来户更了解湖北的情况，老兄你就别谦虚了。”

“万一失败了怎么办？”一向谨慎的吴德峰提出了一个尖锐的问题。

罗亦农严肃地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了解放全人类，在今天各种反动势力十分猖獗的情况下，失败应该是存在的，有时还是不可避免的。作为一个革命者，我们不应该怕失败。如果真的失败了，我们也不怕，我们可以再来。再失败，再来！”

“好，我听你的。何时动身？”吴德峰爽快地答道。

罗亦农说：“带上‘八·七’会议的文件，越快越好，先到蒲圻，把特委的牌子树起来！”

“是，我明天一早就出发！”吴德峰说。

送走罗亦农后，吴德峰把马上就要离开汉口的事向戚元德说了，戚元德感到很突然，她突然哭着跑了。吴德峰不知如何是好，只好拜托那位“舅父”去戚元德家里做工作，安慰安慰戚元德和她的父母。

这个“舅父”其实是中共湖北省委的交通员，他只得以走亲戚的身份去了戚元德家里。哪知到了晚上，戚元德父母带着女儿戚元德和那个“舅父”过来了，吴德峰以为他们是来为他送行的，心里顿时升起了一股温暖。但是当那位“舅父”找到吴德峰把情况一说，倒把吴德峰吓了一跳，居然不知道怎么办才好了。

原来，戚元德父母带着女儿过来，是要他们马上成亲，这让吴德峰十分为难。

吴德峰说：“我这一去，还不知道是死是活呢，这一成亲不是害了元德吗？”

那位舅父却说：“我姐夫和姐姐的意思是他们只有这个独生女儿，现在兵荒马乱的，你这一去，不知几时才归。既然你们互定终身，那就结婚最好，也省得他们多担心女儿。”

“这种情况结婚，我是不是对不起元德？何况时间太仓促，条件也不好，连个洞房都没有。”吴德峰心里也很酸楚，终于说出自己担心的话。

舅父说：“这个，我们也知道。但是，现在不是已经开始兵荒马乱了吗？一切从简吧，只要有我们做长辈的为你们证婚，以后就是一家人了，也好有个照应不是？”

吴德峰只好说：“那好吧，我听你们长辈们的安排。”

就这样，吴德峰在戚元德父母和那位堂舅父的主持下和戚元德在舅父家成了亲。婚礼是悄悄举行的，没有仪式，没有花轿、花烛、贺礼、贺客，只有三位长辈在场。舅父既当司仪又当证婚人，在“一拜天地二拜高堂”的简单仪式后，俩人终于走到了一起。

第二天凌晨二三点钟，德峰早早地起了床。在化装剃眉、缩腮改变脸型后，和新婚妻子戚元德告别了。他由那位堂舅父带着离开了汉口，向武昌徐家棚火车站奔去。

从武昌开往长沙的火车在汨罗以南一个叫白水的地方可以小停一会儿，因为这里是进长沙中途的最后一个小站。火车刚一停下，一个戴黑圈眼镜、身穿灰夏布短衫的高个子男人第一个下了车。

细看起来，这人身材魁梧，浓眉宽额，一双大眼睛闪着明亮的光。如果说他只有三十多岁，可两腮却又蓄着大胡子，因此也就不好判断。他肩上挎着一个蓝布包袱，手拿桐油纸伞，走出车站后直向白水以东的板仓冲赶去。

板仓冲位于长沙城的东北方向，地属长沙县清泰乡，距省城长沙一百二十多里地，但距西边铁路线上的白水站却只有三十里，因此从武汉到板仓如果能在白水下车那肯定更划算些。

板仓冲有一处山岭叫棉花坡，坡前有一处院落坐西朝东，院墙不算太高，围着三幢平行排列的房子，这就是湖南教育界许多人士都知道的“板仓杨寓”。

在院外的小塘边，一个年轻女人正在洗衣，尽管她穿着乡下人的衣服，但其剪短了的头发却掩盖不住她是城市的现代女性。这是毛泽东的夫人杨开慧。上个月中旬，杨开慧母子三人在毛泽民的护送下回到了这里，如今已快一月了。

毛泽东一直没有音讯，这让杨开慧越来越担心。八月的天气到处都升腾着一股热浪，板仓冲也不例外。每天忙完手中的活儿，杨开慧就把孩子托付给老母亲照管，然后悄悄走出院子。她手里拿着镰刀背着竹篓，在山间的各个要道附近转来转去，目光却一直盯着那些路口，一旦有人经过，她都要仔细辨认，看有没有丈夫毛泽东在那里出现。

有时，她也用耳朵去听，因为当眼睛看不见而只有耳朵听得见那些脚步声的时候，他就努力在脑海中搜寻毛泽东的脚步声。毛泽东的脚步声应该是那种“咚咚咚”式的沉稳型，可是，她听见的大都是那种“噼里啪啦”式的轻飘型。因此，她失望了，而且是一种无可奈何的失望。

太阳快要落山了，杨开慧在水塘边蹲下来洗着小孩的衣服。刚蹲下不久，马上就听见背后有脚步声，而且这种脚步声似曾相识。她惊喜地向后一看，心里马上凉了下来。

原来，她看见一位陌生的老先生正朝这边走来，他背上背着包袱，手里拿着雨伞。——这是乡下经常会见到的场景，一些被请来的私塾先生就是这种打扮。

今天这位到这里来，大概是迷路了需要问个路的吧，杨开慧想着。一会儿，那人已经走到了眼前。她正要张口说这里没有路了请他退回去，可是那人却先开口了：“开慧呀，你在干什么呢？”

杨开慧一惊，这位大爷怎么是这种声音，而且还知道她的名字。正疑惑间，那人笑了：“这才几天，怎么连我都不认识了？”

“你是谁？我不认识你……”杨开慧有些茫然。

“我是谁，连你都不敢认，这下我就放心了。”这人说着摘下眼镜，然后拔下那串胡须。哎呀，原来他是毛泽东。

从汉口出发，毛泽东就化了装。这次他是以中央特派员的身份回湖南的。在去长沙之前，他要到板仓冲去看看妻子和孩子。当然，还有更重要的事情也需要他在这里完成。

自“马日事变”后，毛泽东不是第一次化装进湖南了。细算起来，这是第三次。马日事变后不几天，他和蔡和森就一起悄悄化装潜入过长沙近郊。在敌人的枪口下，他通过以前与国民党一些进步军官的关系，救出了很多同志。六月二十四日，毛泽东又第二次化装潜入长沙，这次他是以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身份在长沙活动，当时他决定打通长沙附近各县及衡阳、常德等地同省委的联系，随后又到过衡阳去召集会议。

“你个该死的，把我吓了一跳。”杨开慧惊喜地叫起来，“装神弄鬼的，吓死我了！”

“孩子们好吗？”毛泽东问道。

杨开慧说：“这几天我一直在路口看你，都无功而返。——孩子们由妈照看着呢！”

“妈好吗？真是辛苦她老人家了！”毛泽东感激地说。

“一家人莫说两家话。”杨开慧从毛泽东手里接过雨伞和包袱，“走吧，咱们回家！”

就这样，毛泽东跟着杨开慧进了板仓冲杨寓。

三天里，毛泽东几乎跑遍了整个雾阳乡。在接近平江的地方，他了解到了现在平江几乎没有多少驻军，原来驻扎在这里的第六军十七师早已开走了。在浏阳县的北盛仓，找到了浏阳县委书记潘心源，在潘心源家里，还召开了县委秘密会议。

最后这一天，杨开慧把一些农民秘密动员到了自己家里。在房后的竹林里，毛泽东和几个农民开始交谈，杨开慧在一边做着记录。毛泽东也拿着笔，但他并没有往纸上记，而是把写好的东西不停地做着记号。他一边问农民，一边用拿着笔的右手在空中不停地做手势。这些农民有的坐在凳子上，有的坐在光滑的大石头上。他们都是租种地主土地的板仓冲佃户。

尽管外面是暴烈的太阳，竹林里却是一片绿荫，而且还透出一股清幽凉爽的气息。与武汉相比，那种令人沉闷的感觉早已烟消云散。秋蝉在林中此起彼伏地叫着，让人联想到闷热的季节一过，秋望就要到来。

毛泽东耐心地听着农民们述说他们的状况，然后记下了一连串关键数据。当说到关键处，他就用那双明亮的眼睛盯着对方，然后把对方的话重复一遍，还问“是不是这样？”当对方点头说“是”，他才接着问下一个问题。

一个年纪大的嘴里衔着一根竹管烟袋，听见大家正在议论现在的形势，就说：“几个月前，我们这里斗争地主的积极性很高。全村有八成以上的人都参加了农会。可是一听说北伐军开始杀起农会会员来，许多人都退出了。”说罢，他把嘴里的烟袋取下来，在旁边的石头上狠狠地磕了磕。他说的北伐军就是现在盘踞在长沙的唐生智部队。

一个中年人离人群要远一点，因为他手里正在编织一个竹筐。篾条在手指的拨弄下不停地飞舞，使人觉得他并没在意大家在说什么。但是我们想错了，尽管他手中不空，但他的耳朵却仔细地听着别人谈话。他听见大家都加入了议论，于是也说：“有几家富农原来千方百计想加入农会，可现在一听说北伐军杀会员，也开始骂起农会来！”

另一个接着说：“他们骂农民运动是‘痞子运动’，农会是‘痞子会’。”

“这些人和土豪劣绅没什么两样！”那个篾匠插言道。

毛泽东看着他们，把他们说的内容要点全记了下来，然后问：“一年的收成，你们够吃吗？”

“够吃什么？半年谷子，半年野菜杂粮。”那个拿烟锅的说。

那个篾匠好像在埋怨，也好像在叹气：“一年到头忙个不停，到头来却还是欠人家的。有什么办法？种人家的地就得给人家粮嘛！”

“农会好不好，农会好呀！可人家北伐军有枪，长矛、梭镖是斗不过的。”一个年轻人插话说。

这些谈话，使毛泽东不断地认识到中国革命的关键问题。这个问题其实在他的《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已经提到过，只是还没有系统化和明确化罢了。从汉口回板仓的路上，他就在思索这个问题。他认为，农民在中国人口中占了近百分之九十，而工人与农民在数量上相比，简直微不足道。

所以中国的无产阶级革命要取得成功，没有农民的加入肯定是不行的，但农民中的绝大多数却没有土地，他们被形形色色的地主严重束缚着手脚，没有人身自由，没有经济基础。所以，要让代表中国绝大多数的农民积极参加革命，首先得解决土地问题，变地主土地所有制为农民土地所有制！

中国的革命，实际上就是土地革命！

平定了史保亨那个连后，卢德铭带着警卫团一直走到高安。在高安，他们有幸的遇到了当地的党组织。这才得到南昌暴动的叶贺军没有走西边的大路，而是往东边的抚州方向而去。

要到抚州，必然要渡过赣江，可这已经是张发奎和朱培德的防线，怎么办？卢德铭一下陷入了茫然。正在踌躇间，当地的负责人却引来了一个人要见他们。这人自称是江西省委派来的，以前干过湖南省委书记的职务。并自我介绍说，他叫夏曦。原来，“马日事变”后，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的夏曦逃到了武汉，后随贺龙的暂编二十军行动到了南昌。叶贺部队南下时，他留在了南昌附近，因为他接到中央的命令，要他到浙江去任省委书记。

卢德铭听说是一位省级主要领导，于是就把他作为了自己的上级看待，马上请教部队下一步该怎么办？

夏曦说：“大部队要渡过赣江已经是不现实的事情，不过如果留下部队，只你们几位领导去，还是行的。”

“没有部队，我们几位去，能管什么用？”辛焕文憋不住地反问。

“怎么不管用，南昌暴动的部队里既不缺枪也不缺兵，就缺你们这样的军事干部。”夏曦说，“如果你们去，马上就可带领一支部队独当一面。”

“那我们眼下的部队该怎么办呢？就地解散吗？这可是革命的本钱呀！”卢德铭说。

夏曦想了想说：“部队解散肯定是不行，这样吧，抽出一些人来继续带领这支部队，至于你们三个，可以马上离开部队。”

告别了夏曦，卢德铭又找来辛焕文和韩浚商议部队的去向问题。

“我们应该把部队带到一个相对安全的地方驻扎下来，然后再说离开部队的问题！”辛焕文说出了一句已经考虑了很久的话。

“这个主意好是好，但应该到哪里去才算相对安全呢？”卢德铭像是在问辛焕文，又像是在问自己。

一直没有吱声的韩浚说：“我们不是在武宁遇到了余贲民他们吗？当时他们说要到修水去，我看我们把部队先带到修水一带，然后再请示上级下一步的行动。”

说着，韩浚拿来一张地图，在那里指指点点：“余贲民不是说，浏阳的苏先骏他们撤到了铜鼓一带吗？我看我们可以撤到修水一带去，这样就可以和余贲民、苏先骏他们形成一个犄角之势，遇到问题也好有个照应。”

经这么一说，卢德铭心里突然亮堂了，他马上表态：“对，就这么办！”

于是，大家从高安出发一直向西，往西北方向的修水挺进。

修水，是江西西北边陲的一个县。从地图上看，从高安、上高、宜丰翻过九岭山就可以到达修水。这里由于九岭山的阻隔，的确有些闭塞。北边是幕埠山，西边有罗霄山脉北段，南边是九岭山，真有些“山高皇帝远”的感觉。

警卫团刚到修水时，县城已被一股土匪占领，为首的名叫邱国轩。

前几天，邱国轩凭着他的六百多人，一举打跑了横行于修水一带的商团武装，并轻易地占领了县城。

邱国轩本是黔军王天培的部下，早年投军于李烈均率领的入川护法军门下，后又投靠巨匪姚继虞，当上了实足的土匪。在各路军阀大量扩充军事实力之际，他先是被湘系军阀叶开鑫收编，后又投奔黔系军阀王天培，并随王天培北伐。但在途经安徽后他又改变主意溜回湖北，被鄂系军阀夏斗寅收编。夏斗寅在宜昌和杨森勾结进行叛乱后，被叶挺所带的二十四师、中央独立师在鄂南一带击溃，这邱国轩也就流落到了这里。

当卢德铭、辛焕文和韩浚带着警卫团刚到修水县城边，就听见城里有枪声，而且越来越激烈。“这是怎么回事？”卢德铭下意识地问了一句，站在旁边的辛焕文用一种茫然的目光看着他。显然，他也不知道是怎么回事。

两人正在疑惑，参谋长韩浚派来团部通讯员前来报告说，余贲民的平江义勇队正在攻城，他们派人来要求警卫团全力配合。原来余贲民的平江工农义勇队从武宁返回修水时，邱国轩已经打跑了商团武装，占领了县城。由于力量悬殊，一直想占领修水县城的平江工农义勇队显然是没法攻城了。现在看见警卫团已经开到，于是就觉得机会来了，所以他们就率先攻起城来。

卢德铭一听，马上兴奋起来，把粗大的胳膊一挥，大声命令道：“准备战斗！”

通讯员立即向韩浚传达了命令，韩浚马上做具体部署：“一营占领制高点掩护二营、三营泅过修河，然后配合余贲民他们攻城！”

“是！”“是！”“是！”一营长余洒度、二营长李腾芳和三营长陈皓分别领命而去。

在修水县的县衙里，五短身材的邱国轩正和他手下的几个营长在丢牌九，突然外边响起了枪声。邱国轩下意识地抖动了一下身子，然后问道：“谁打枪？”

旁边的那些营长们都目瞪口呆，你望着我，我望着你，接着就都摆了摆头。是的，谁打枪？他们怎么知道，他们一直在这里玩，而且正玩得起劲。所以，邱团长的这句话是回答不上的。

正在尴尬的时候，邱国轩的贴身马弁跑进来报告：“团座，不好了，有一支军队正在向城里开来”。

邱国轩马上问：“有多少人？”

“外面尘土飞扬，少说也有一千多吧。”马弁尽量用估计得准确一点的数字说。

“一千多人？这不是个小数目。”邱国轩皱起了他那少有的扫帚眉，然后他开始下命令，“弟兄们，操家伙！”

“团座，打不得，打不得！”一个干瘦的营长斗胆进言道。

邱国轩马上问：“为什么打不得？”

“我们才几百号人，来的却是一千多号。这我们肯定是打不赢的。再者还不知道来的是谁的部队，要是共产党的暴动部队，我们肯定会吃大亏！”王营长说得头头是道，使邱国轩不禁另眼相看起来。其实邱国轩本来就不想打，他要大家操家伙的目的，是赶快撤出县城，经王营长这样一说，更坚信了自己的想法。他觉得这个王营长不错，马上就可重用他。他说：

“王营长，是你的营在镇守城门，只有请你暂时顶着。其余的，给老子撤！”

“啊？！”那位王营长一听，心里像被电击了似的，马上却回答不上来。他真后悔自己多嘴，结果被人家做了垫背的。但事已至此，他也就只好硬着头皮说了一声“遵命！”因为他知道，违抗军令是没有好果子吃的。

就这样，还没等警卫团正式开始攻城，邱国轩就率先逃出北城，向幕阜山里奔去了。这下可苦了那个王营长，他手下虽号称一个营，其实也就一百多人，哪里抵挡得住警卫团和平江工农义勇队的猛烈攻击。

战斗不到一小时，警卫团二营的战士就已经攻进了城，接着三营也泅水渡过了修河。本来王营长是想边打边撤的，可平江义勇队早就有人化装进城，来了个里应外合，使他想撤已是来不及，结果却成了义勇队员的俘虏。

平江工农义勇队是和二营同时进城的，但队长余贲民却早就在城里。当他得到警卫团正向修水县城开来的可靠消息后，一大早就带着几个人混进了城里。他想在警卫团刚到时在城里打上几枪以造成恐慌混乱的局面，让邱国轩摸不准底细，然后策应警卫团和他的大队人马攻城。结果邱国轩听见枪声后根本就不想抵抗，这就让他捡了一个大便宜。

在县衙门前，余贲民见到了辛焕文和韩浚。一问，他才知道卢德铭只身一人去了长沙。这时，有几个义勇队员把那个被俘的王营长五花大绑地推到了县衙的台阶前，一个队员猛吼一声：“跪下！”

王营长的双腿就像安装上了某种机关，“扑通”一声乖乖地跪下了。之后，他还没忘记一个关键的问题，就大叫道：“长官，饶命！长官，饶命！”

辛焕文鄙夷地看了一眼这个没有骨气的家伙，然后对二营营长陈皓说：“把他带下去，然后听候发落！”

两个战士押着王营长刚走，一营营长余洒度带着几个人正朝这边走来。他带领一营刚打开监狱救出了许多无辜百姓。他向辛焕文汇报说刚被押走的那个王营长在修水的短短二十天里，简直是胡作非为，有许多百姓就是在他的指令下被关进监狱的。

辛焕文一听，马上气愤地说：“明天开一个公审大会，把这个家伙当众枪毙以平民愤！”

就这样，警卫团在修水驻扎下来，接下来该是辛焕文和韩浚离开部队的时候了。

他们在离开之前的一个晚上，召开了团委扩大会议，把部队的善后问题定了下来。

会议决定，卢德铭三人离开部队后，警卫团全权交给第一营营长余洒度负责，让他暂时代理团长。如果条件允许，还要发展壮大，把团扩编为一个师，由余洒度任师长，余贲民任副师长。

总的原则是吸收附近各地的农民武装以壮大自己；想尽一切办法在这个“三不管”的地区占稳脚跟，最好以“江西省防军”这个合法身份在这里公开活动，这样就避免国民党军队来进攻；对待土匪武装要看情况，如果他们能改恶从善真心革命，为了壮大革命队伍，还是可以考虑“收编”的问题。

安排好善后事宜后，第二天清晨天还没有大亮，辛焕文和韩浚就穿上便装悄然出城。为了安全起见，他们与卢德铭分成两批走，路程刚好相差一天。

卢德铭是在部队攻城时悄然离开的，他决定先去长沙找中共湖南省委，证实一下那个夏曦的真伪，然后正式听取指示。

几天后，毛泽东和杨开慧秘密来到了长沙。

一到长沙，气氛马上变了，自“马日事变”后，这里早就被国民党统治，同时反共的大屠杀也很浓。到处都是反共标语，而且在路边的电杆上，时不时得会看见一两个已经变了形的人头挂在一起。

苍蝇与蚊虫在四周飞舞，空气中散漫着一股腥臭味。如果不是把头发缠在一起，已经很难辨别那些干瘪的东西就是人头。当然，也有新鲜的，还滴着血，这些人头，除了苍蝇在上面飞来飞去，蛆虫也从上面往下落……

过了捞刀河，沿途开始戒备森严。昔日轰轰烈烈的长沙，而今却在白色恐怖之中，这让毛泽东心里总不是滋味。

看着往下淌的血，毛泽东想起了陈独秀和彭述之来。彭述之是中共“五大”选举出来的中央宣传部长，在对国民党的迁就问题上，他和陈独秀一样，对鲍罗廷简直唯命是从。

那位共产国际总代表鲍罗廷有一句名言，就是“只要我食槽里还有草，马就不会跑”。结果，草是还有，但马却跑了，而且还咬起人来。

大革命是失败了，但我们不能苟且，否则战友们的血就白流了！在毛泽东的脑海中，一直有这句话在翻腾。

毛泽东和杨开慧都特意化了装，他们带着刚出生不久的岸龙，渡船过湘江，然后穿过橘子洲，再渡江，这才到了岳麓山下。这里曾是新民学会的发起地，湖南第一师范学校也在这里。

杨开慧父亲杨昌济在长沙的“板仓杨寓”也在距此不远的天鹅塘，他们住过的望麓园一号也在这个岳麓山下。他们真想去看一看呀，可是现在风声太紧，他们是不能随便去的。

在交通员的护送下，他们只在岳麓山下停留了片刻，然后直奔早已安排好的北门福寿桥附近的八角门楼，在这里住下后，才能到喜鹊桥那个秘密地点与中共湖南省委的那些同事们接头。

中共湖南省委机关的秘密地点，以前一直设在东郊小吴门外清水塘二十二号那座平房里。自“马日事变”后那里已经不能用了，因此就一直在近郊一带游移，知道毛泽东来湖南省委重新担任书记后，机关才秘密转移到北门外喜鹊桥那个秘密地点沈家大屋。

中共湖南省委是一九二二年五月由毛泽东和何叔衡在中共湖南支部的基础上建立的，那时称中共湘区委员会，由毛泽东任书记。一九二三年四月毛泽东去中央任职后，这个湘区委员会书记由刚刚回国的李维汉继任。“马日事变”前，李维汉刚调中央不久，中共湖南省委书记由夏曦继任。事变发生那天，夏曦不在长沙，书记由郭亮代理。事变发生时，省委被冲得七零八落，主要负责人之间马上失去了联系，剩下的几个人马上又成立了一个临时省委。

但临时省委却没有发挥多大的作用，而且临时省委书记还临阵脱逃，直到六月下旬毛泽东从武汉回湘，重新担任中共湖南省委书记，湖南省委的工作才开始有了点起色。但十天后毛泽东被中央招回武汉，省委书记由易礼容代理。

易礼容比毛泽东小五岁，是毛泽东在湖南发展的第三个党员。易礼容最早在湖南省立商业专门学校读书，后又转入汉口的明德大学就读，曾加入过恽代英在汉口主办的利群书社。一九二〇年七月返回长沙，与毛泽东、何叔衡等创办长沙文化书社，任经理，同年又加入毛泽东创建的新民学会，并兼湖南自修大学事务主任。年龄不大，但资历却老。因此在毛泽东到武汉去后，这个省委书记就让他暂时代理了。

毛泽东刚到福寿桥八角门楼，第一个来接头的省委领导就是易礼容。

易礼容在毛泽东离开长沙后，代理省委书记，共产国际驻长沙的那位代表马也尔硬说他支持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没让他参加“八·七”会议，而指定彭公达去。这让他一直耿耿于怀。现在见到了毛泽东，心里一下就开朗起来。

易礼容对毛泽东说：“润之兄呀，湖南临时省委是六月下旬你回长沙弄起来的，你任书记，我任军委书记。但你不在，事实上是我在管，可汉口的中央紧急会议，却不要我参加，这是怎么回事呢？”

毛泽东笑着说：“他们怎么会让你参加呢？你支持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

易礼容马上沮丧起来：“泽东同志，连你也这样认为？那可是天大的冤枉啰！”

易礼容想，中央不能容他，难道毛泽东也不能容他，他们可是心心相通的老同志呀！他有一种预感，毛泽东此番回湘，于他来说似乎有些吉凶难卜。上个月初毛泽东离湘时，是他为他送的行，当时毛泽东还说了一句意味深长的话：“礼容，也许我很快会回来，但我回来得快，未必对你有利。”他马上问个中缘由，毛泽东却默然不答。而今，难道应验了这句话么？

“润之兄，这回你是拿着尚方宝剑来的吧？”易礼容终于说出了自己的判断。

毛泽东说：“可以这么认为。中央在八月七日开了个紧急会议，对我们党以前一直退让的陈独秀路线进行了清算，我这次回来，不是为笔杆子，而是要搞枪杆子运动。”

“中央对湖南省委有什么指示？态度如何？”易礼容迫切地问。

毛泽东觉得奇怪，难道彭公达还没有回来，或者没有对他们宣传吗？于是他马上问道：“你见到彭公达了吗？”

“见到了，一副盛气凌人的架势！”易礼容已经流露出对彭公达的不满。

“你们开过会了？”毛泽东问。

“开过了，昨天开的。本来要等你一起来开这个会，可是你一直不来，彭公达又一直在催，就只有不等你了。哪知一开会彭公达就宣布……”易礼容再也说不下去了，他觉得有些委屈。

“礼容同志，你不要伤心，改组湖南省委，不是彭公达的意思，也不是我的意思，这是中央的决定！”毛泽东递给易礼容一支纸烟，并为他点上。

易礼容大口大口地吸烟：“什么改组？他们的目的就是想搞掉我，换彭公达。”“理论上说应该是这样。”毛泽东道，“在你主持下的湖南临时省委在“马日事变”后是做了许多工作的，可现在的政治大环境变了，国民党已经向我们彻底摊牌，人家已经把刀架在我们的脖子上了，我们再也不能沉默，再也不能容忍！”

“那你说我以后怎么办？”易礼容问，他的口吻有些像请求。

毛泽东说：“我们共产党人是为全人类解放而奋斗的，在领导职务上应做到可上可下。只要我们在为党工作，不怕流血牺牲，我们就问心无愧！我是中央特派员，当然得贯彻中央指示，湖南省委要改组，你的省委书记肯定得改掉，但你还是省委委员嘛！就算不是，你却是一个共产党员吧？作为一个共产党员，谁也无权阻挡你继续革命的自由！礼容同志，湖南省委以前的问题，我也应该承担一份责任。往后，我们还要继续合作呢！”

听了这番话，易礼容的心情好受了一些。这时，杨开慧为他们各端了一杯茶来。毛泽东笑道：“我们还是莫谈政治，来品品茶吧！”

接着，二人开始谈论别后的其他一些事情。

八月十八日，改组后的中共湖南省委在长沙北门外喜鹊桥附近的一个宅院里秘密召开了第一次全体会议以讨论“秋收暴动”的问题。这所宅院距捞刀河不远，被称作沈家大屋。这是毛泽东在六月下旬回湖南时托人出面租用的。

从外面看，沈家大屋没有大宅院的金碧辉煌，乍看起来，很不起眼。但一走进去却是巷道回廊、庭院错落，犹如一座迷宫。原来，这里有十七间厅屋、三十多条长廊和短廊、二十多栋楼屋、两百多间民房，连成了一个整体。

这里已经是郊外的农村，距捞刀河不远，便于隐蔽，就暂时作了中共湖南省委的机关所在地。

彭公达是八月十一日回到长沙的，原来约定十五日召集省委会议，改组省委。后因毛泽东去板仓一直未归，彭公达只得于八月十六日召开了省委改组会议，报告“八·七”中央紧急会议之决议，讨论并改组省委。

根据中共中央“新省委以九人组织之”的规定，新省委以彭公达、毛泽东、易礼容、夏明翰、贺尔康、毛福轩等九人为委员，彭公达为书记。

今天参加会议的有彭公达、毛泽东、夏明翰等，也有前省委的易礼容、罗章龙等人。彭公达主持会议。

彭公达比毛泽东小十岁，但在湖南的大革命运动中却经历非凡。他出生于湘潭县的罗家坝，与毛泽东是同乡。在就读长郡中学附设甲种师范时就入了党，毕业后回湘潭创办湖湘小学，开办平民夜校，参与创建了中共湘潭县第一个支部、国民党湘潭县党部，任县党部常务委员。

一九二六年三月，经毛泽东介绍，彭公达任国民党中央农民部农民运动委员会秘书，参与研究和指导全国农民运动。不久又任广州第六届农民运动讲习所党支部书记，协助毛泽东为全国农民运动培养了大批骨干。因此，可算是毛泽东一手提拔起来的干部。

毛泽东重新回湘，使省委的新旧委员都很高兴，除了易礼容同他见过面外，其他人现在才见面。大家都充满笑意地看着他。

人员陆续到齐，就差苏俄那个叫马也尔的代表未到，彭公达征询毛泽东的意见，看是否再等一等。毛泽东想，本来那位马也尔对易礼容他们就反感，现在不来更好，以免节外生枝，于是就说：“可以不等了，我们先开着吧！”

会议依然是彭公达主持，他先是原文传达临时中央政治局对湘省工作的决议。决议开始批评了马也尔和原省委的报告中对南昌暴动两个意向的分析，认为是重军事，而“看轻湘省暴动”，犯了本末倒置的错误；后主要是讲湘南暴动的，明确毛泽东为湘南特委书记，受湘省委指挥。

传达完决议后，彭公达特意补充了一句：“湘南暴动大纲是泽东同志在武昌亲自制订的，经临时政治局讨论后一致通过。”说完，他看看毛泽东，意思是请毛泽东就决议作补充讲话。

毛泽东的反应却很平淡，他扫视了一眼会场，弹了弹手中的烟灰说：“中央这次紧急会议大的方针是明确了，至于湘省暴动如何发起，斗争在湘省第一线的同志最有发言权。还是先听听诸位的意见吧！”

委员们对决议好像有什么难言之处，都不愿意开头一炮，会场顿时冷了下来。

沉默了一会儿后，突然有人发问：“中央决议对湘南暴动好像是确定了，这在前一个时期还有望可行，现在是否合适？”说话的是年轻而充满朝气的夏明翰。

“是呀！许克祥叛变唐生智，唐军全调往湘南，实际上湘南已同长沙隔绝，谈何发动呀？”夏明翰的话马上引起了响应，这是敢言的罗章龙。

接着，大家就你一言我一语地议论开了。听话锋好像都对中央这个决议抱怀疑态度。彭公达感到很为难。他看看毛泽东，毛泽东却坦然自若地用心听着，并没有表现出丝毫的不满。

“中央强调全省暴动，湘南又不是全省的中心，湘省的中心在长沙。现在唐生智把军队都调往湘南，长沙相对空虚，如何不把暴动放在湘中呢？”

“对，从财力和人力讲，也不适于把暴动发起地放在湘南，况且南昌暴动的军队去向尚不明确，能不能调两个团同唐、许抗衡也是问题。”

大家发言并不顾及在场的毛泽东和彭公达，他们几乎一致认为湘南暴动已不适宜，应发起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中暴动才是正理。

彭公达有些沉不住气了，他敲了敲桌子说：“同志们，这是中央通过的决议，我们应该讨论如何贯彻执行才是。”

“贯彻执行也要看我们湖南的实际情况。”有人顶了他一句，这是罗章龙。彭公达盯了罗章龙一眼，正要发作，毛泽东却说：“讲得好！”

毛泽东掐灭纸烟，呷了口茶，深思熟虑地说：“俗话说，识时务者为俊杰。时务者，局势变化也。我这次回湘，时间不长，但发现实际情况的变化远非我在武汉所想。我同意诸位的见解，整个湘省的暴动，现在不能把发动点仅放在湘南，也不能笼统地在全省铺开。暴动区必须缩小，集中优势于敌人的薄弱处、要害处。这样，我们才有决胜的把握。因此，我赞成诸位把暴动发动点放在湘中。”

“那湘南暴动计划呢？”彭公达有些担心地问。

“只好割爱啰！”毛泽东肯定地回答，“我讲这话，也许有的同志认为同中央的决议有违，同我原先的想法不符。是的，再好的决议，再好的想法，若同实际相悖，我们就不能用，否则要吃大亏。古人云，时移事易嘛！不光暴动区问题，譬如军事问题，我们也不能单靠农民的力量，必须有一个军事的帮助，要有一两个团的兵力，这样才可以起来。”

“哪儿去找这一两个团呢？”一直沉默的易礼容问。

“第六军十七师里陈烈和李隆光那两个团我们可以调动，这得请中央帮忙了。”毛泽东平静地说。

易礼容继续问道：“有这两个团就够了吗？”

毛泽东耐心解释道：“仅仅不够，我是说至少要有两个团，我们可以通过这两个团为基础，把附近几县的农民自卫军充实进去，发展成一个师乃至几个师，那时我们这些文人也得到前线当师长呢。”

一九二七年八月上旬，符向一从武昌乘火车到了蒲圻。

这是符向一第二次来鄂南。早在七月中旬，他就到过咸宁，向咸宁县党的负责人聂洪钧等传达中央《关于目前时局和党的任务》的文件精神。现在，省委又派他来鄂南，在鄂南地区特别委员会未成立以前，全权指挥该区武装斗争的准备工作。

根据中共湖北省委制定的《鄂南农民暴动计划》，鄂南地区的暴动应该以咸宁、蒲圻为中心和发难地点，所以省委指示要把领导机关设在蒲圻县。

符向一到了蒲圻后，在距县城七里地的汪家村，找到了中共蒲圻县委书记熊映楚。经熊映楚的安排，他住在一家油铺里，这家油铺姓汪，大家都叫它油铺汪家。

当晚，熊映楚把符向一带到一座庙里去开会，这座庙叫月山庙。熊映楚早已发下了通知，所以当他们到时，里面已经有人在等他们了，他们是县委其他两位负责人漆昌元和沈国桢。

符向一向大家介绍了现在武汉国民政府已经走向反动的消息，接着向大家传达了中共湖北省委关于在鄂南举行农民暴动的计划精神。这个计划以蒲圻、咸宁、通城、通山、嘉鱼、武昌（城与郊不在内）七县为区域，组成一个特别委员会统一指挥。符向一说：“这个特别委员会叫鄂南特别委员会，书记由省委委派。在书记未到来之前，由我全权负责特委的工作。”

符向一又说：“按照计划，我们须在暴动尚未发动之先，在离城与铁路较远一点的地方，尽量去做骚动工作，就是去组织群众，杀戮土豪劣绅。”

大家聚精会神地听着，只有漆昌元还有些不明白，他插了一句：“我们怎么个杀戮，人家有武器呀？”

符向一回答道：“我们也要有武器。我们要锻造武器，扩大影响，派遣干部，组建农民自卫军，和他们公开干！”

漆昌元又问了一句：“那我怎么办？马上和他们断绝关系吗？”

漆昌元虽然是共产党员，却还是秘密的，他的公开身份却是国民党湖北省党部驻鄂南的巡视员，现在他还和县长杨济时经常来往。

“这个……要等待省委指示，在省委指示未到达之前，你不能暴露身份。”符向一犹豫了一下，但还是回答了他。

会上符向一说，省委对鄂南暴动非常重视，已经往其他六县派遣了许多干部，他们有的已经到达，有的还在路上，接下来的事情是，他要分别到各县去巡视，看这些干部到位没有，然后再指导当地的工作。

第二天，符向一出发了。他的第一站是南边的崇阳，然后再往通城。

负责崇阳、通城一线的干部是罗荣桓，他比符向一早些时候来到鄂南。

罗荣桓在火车上看见的同学黄明，果然如他估计的那样，有可能是党组织派回乡工作的。当他们下火车后，就接上了头。当然，这种接头不需要什么暗号，同学之间，几句话一谈，已经知道了一个大概。

黄明还可以撒谎隐蔽，因为他是回乡，而罗荣桓去干什么？几句话被黄明一下就问住了。最后还是黄明主动说出自己的身份，罗荣桓才算真正解脱。不然，还不能自圆其说。

于是，他们就一起来到了鄂南。黄明是崇阳人，他以回乡为名带罗荣桓来，而实际却是崇阳县党组织的秘密联络人。罗荣桓到了崇阳，就先住在黄明的岳父家，而黄明则负责与当地党组织联络。

刚到的第一天晚上，罗荣桓就了解到崇阳农军在叶重开率领下刚刚消灭了大沙坪区的反动恶霸魏石峰所带领的土匪武装，并控制了县城。于是，他决定第二天就去找叶重开他们。

第二天，罗荣桓被黄明带到了农军的驻地“江西会馆”。在那里，罗荣桓见到了崇阳县团防局长、共产党员叶重开。随即，他马上召开中共崇阳县委主要负责人会议。在会上，罗荣桓介绍了武汉已经“分共”的形势，他鼓励大家要继续革命，与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然后，他说出了崇阳县委下一步的行动，他要大家监视通城方面的情况，如果条件允许，最好发动两地联合暴动。

通城，这是和湖南平江县接壤的一个边境小县。今年五月下旬，这里就爆发过当地农民从夏斗寅叛军中夺枪的事，而且还把叛军残部赶进了幕埠山中。两个多月过去了，现在通城是被一个叫刘秀波的县团防局长控制，好在这个县的县长王武扬是个秘密共产党员，所以，只要把事情做得巧妙，两县的联合暴动还是有可能的。

下一天，符向一来到了崇阳，罗荣桓向他汇报了两县联合暴动的设想。符向一想了想说：“能够成功当然更好，但要看实际，我看崇阳是没有问题了，问题的关键却在通城。”他向罗荣桓布置了到通城去开展工作的任务，并托他向通城县委传达省委暴动的精神。

接着，符向一照例召集中共崇阳县委的负责人开会，罗荣桓也参加了会议。

之后，符向一离开崇阳去了通山，而罗荣桓却直奔通城。

罗荣桓走后没几天，也就是八月十三日黄昏，叶重开接到洪下村农民协会派人送来一个消息，说大地主陈余庆有一条货船装载着大米准备在明天一早运往武汉，船上有持枪者押运。他们希望农军协助农协截住这条船，然后把大米赈济乡民。叶重开听后马上来了精神，他决定行动，于是被称作秋收暴动中最早的“洪下暴动”就这样开始了。

洪下村在县城天城镇以北二十里地的隽水河边。这里依山傍水，竹林成海。天刚破晓，大地主陈余庆刚叫人把大米装上船，正待要启程。突然，从隽水河两岸的竹林里涌出了无数个挥刀持枪的人，他们呐喊着向粮船奔来。

陈余庆知道情况不妙，看来有人漏了风声，不然这些穷鬼们怎么知道这里有一条船在运粮。他马上叫撑船的快撑，押运船只的家丁也不要慌，把枪推上膛，如果有谁敢靠近船，就用枪弹压。

哪知他的话居然不管用，撑船的人却不动，而是去抢枪。原来他们全是农协会员，在家丁们还没有反应过来时，有的人的枪已经被夺了。有人反应得快，正要举枪还击，却被旁边的艄公用桨板打翻在地。就这样，艄公们却轻松地夺下了枪和船，陈余庆见势不妙，狼狈逃窜。

这次战绩兵不血刃，共缴获五支步枪，四十多包大米。

陈余庆遭劫后，马上跑到蒲圻县向十三军二十九师报告了此事。

不几天，二十九师派一个团向崇阳开来，叶重开只得带着农军向通城转移。

罗荣桓到通城后，先与未暴露共产党员身份的县长王武扬取得了联系。

王武扬告诉罗荣桓，本县的中共县委书记汪玉棠已经到南区一带去收集武器了，他要罗荣桓以农会特派员的身份到南区去协助汪玉棠组织农民自卫军。

临行之际，王武扬还把民政股长谭梓生叫来，要他陪罗荣桓去。

谭梓生也是一名秘密的共产党员，和罗荣桓见面后，他觉得异常的亲切。原因之一是罗荣桓身上透出了一股书生气。再说，罗荣桓和蔼可亲，也让他觉得这个小兄弟的确不错。

路上，俩人边走边谈。这时，罗荣桓才知道谭梓生比他大四岁，原来也是一个大学生。谭梓生本是安徽人，曾在上海政法大学就读。北伐军进入他的家乡安徽旌德县时，他那时已加入共产党并毕业回乡从事农民运动，被第二军第六师政治部主任肖劲光任命为旌德县长。“四·一二”政变后，他在家乡却呆不下去了，就跑到武汉，被国民党湖北省党部介绍到通城来工作。

在南区的中塅，他们找到了汪玉棠。汪玉棠向罗荣桓介绍了他在南区工作的情况。南区现在已有一千多农民参加了自卫军，现在他们除打造一些梭镖，就是动员大家去收集夏斗寅残部叛逃时丢下的枪支。据估计，应该有二百多条。

罗荣桓听见这一喜讯，心里很高兴，于是握着汪玉棠的手说：“汪大哥，真是辛苦你了！”

接下来，罗荣桓和汪玉棠、赵世当、谭梓生等马上商议起如何暴动的事来。

他们约定，汪玉棠、赵世当负责收集枪支，谭梓生负责到县城中与王武扬联络，黄云岸负责各区农军的联络。关于农军的军事训练，让早已到达这里的军事干部刘基宋与肖力负责，他们曾经是程潜第六军中的营长和排长。

八月十八日傍晚，在农协委员黄云岸家里，罗荣桓还在为如何攻打通城而苦恼，因为县长王武扬虽然是自己的同志，但武装却掌握在反动团防局长刘秀波手里，要做到不伤害王武扬，还真有些难。古人的“投鼠忌器”还真在这里应验了。

屋子里闷得慌，罗荣桓只得出来走走，此时太阳已经在皮头庵山上落下去了，而夕照却还倒影在黄家旁边的小溪里，如果不是要事缠身，罗荣桓肯定会情不自禁去欣赏这一美景的，但是现在却一点心思也没有……

“怎么这两天没见你说话，准是暴动的事把你……”这是谭梓生的声音，他看见罗荣桓在溪边，他也出来透透气。

罗荣桓习惯地把快滑到鼻尖的眼镜向上一推，然后说：“还不是为了攻城的事，我们没有重武器呀！再说，王武扬还在城里，这打起来未免会伤着他。”

谭梓生也在想这个问题：“要不，我们把王武扬接出来？”

“这样恐怕不行，这会惊动刘秀波的……”罗荣桓想说下去，却犹豫了一下，但是还是把自己想说的说了出来，“还有，农军缺乏训练，如果强攻，肯定会死很多人的……”

“哦！”谭梓生仿佛应允着，但神态却是在想另一个问题。突然，他话锋一转：“我可有一个主意，不知道可行否？”

“什么主意？说来听听——”罗荣桓突然兴奋起来，脸上也好看多了。

原来，崇阳农军在叶重开的带领下，已经南下，现在就驻扎在通城北面的铁柱岭，这是王武扬刚刚派人送来的信中说的。

罗荣桓问：“送信人呢？”

谭梓生答道：“我看你一直苦闷，就把送信人支走了。”

然后，他把自己的想法说了出来。

罗荣桓听完后高兴地笑了，他说：“好，有办法了，现在我们该去吃点东西了！”

谭梓生说：“送信人说了，王县长要秘密出城和你们一道研究暴动方案。我已经到马港去通知汪玉棠和赵世当，要他们去接王县长。”

“好，很好！”罗荣桓说，“这几天大家都累了，先去吃饭吧，待王县长他们来后我们再商议你说的那个办法。”

三更时分，窗外忽然传来狗叫声，接着是一阵轻微的脚步声。谭梓生警惕地下了床，然后蹑手蹑脚来到门边。黑暗中，只见几个人影在眼睛里晃动，他拔出了手枪，忙问：“谁？”

人影中有人小声说：“是我！”谭梓生听清了是王武扬的声音，这才把枪收了起来，然后开门出去。

此时，罗荣桓也起来了，待他点上油灯，王武扬他们已进门了。于是他忙说：“你们辛苦了，吃饭没有？”

“饭是吃过了，但肚子却不争气，老是饿。”这是汪玉棠风趣的语言，逗得大伙儿一下就笑了。

然后，大家坐下来开始商议攻城的事。罗荣桓把谭梓生的主意一说，大家觉得这个办法好，于是一致通过，决定智取通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