母亲今年七十多岁了，但她身材还好，没有发福；身体尚好，腿脚灵便，只是腿有一点弯了，有时有点耳背。母亲的一辈子，是辛苦操劳的一辈子，是艰苦奋斗的一辈子。她的一言一行，深深地影响着她的儿女们。母亲年轻时身材笔直，长相标致，两条辫子又黑又粗又长，别人见到她，话未出口，先抓着她的两条辫子：哎呀，一头好头发！“有理走遍天下，无理寸步难行！”母亲经常这样说。生产队时有一年年底决算，母亲一边纳鞋底，一边听大队书记讲话，那是一年一度关系到分一家人一年口粮的大会，是全大队几千口人的年终决算大会。散了会，母亲马上找到大队书记黄老爷，一针见血地指出账算的有问题！工干家属劳动挣工分多，分粮却少。母亲说算法不对，别人七嘴八舌，一个女人家，敢跟大队书记叫板！还有人打保票：你能找回来，我名字倒写上！母亲不信，她劳动一年出全勤，挣队里最高的工分，连400斤的标准粮都吃不到，党的政策不能说养活了老的就不照顾小的！她和大队书记、会计等人辩论，讲道理，讲政策。她认为养活老人没有错，可是养活了老的也要养活小的。刚开始大队书记黄老爷认为没有错，因为本家的叔叔就参与决算的。经过一番激烈的辩论，母亲终于赢了！大队书记黄老爷承认：确实算错了！媳妇子，你说怎么办？总不能把全大队的账都推倒重算吧？干脆这样吧，队里有余粮，按标准一毛钱给你补上，以后就照你说的办法算。黄老爷想了个两全其美的办法。得理也要饶人。那可是全村十个生产队几千口人的账呀！工干家属也有几十户呢！母亲听从大队书记的建议。其实其它大队的账历来就是这么算的，那些男人在外的工干（指在外面干公家的活，招了工人或干部的人）家属多少年来就按这样的算法分粮食，在队里受了不少的委屈和欺负。重算账后，每个家庭能多分几十斤到100多斤不等的粮食，孩子们就不至于饿肚子了。那可是七十年代的日子，很多人家经常青黄不接的年代啊！母亲是典型的男人性格，办事果断麻利，雷历风行，走路脚下生风。在外像男人一样干活，农田地里的活没有她不会的，生产队里刚买了手扶拖拉机，她是第一批学会了开手扶拖拉机的，中午气温最高最热大家都在午休的时候，母亲便和三、四个拖拉机手开着拖拉机打场了，宽敞的打麦场上母亲戴着草帽，穿着素净的衬衣，太阳毒辣的照着，麦草反着金色的光直刺眼，晃得坐在拖拉机上的母亲直想打瞌睡，但责任心驱驶她必须紧握手中的方向盘，转着一个又一个椭圆形的大圈，将麦粒一个个从壳里碾出来。队里买了磨面机，有一段时间，母亲负责为队里人加面。磨面机房在村头的水井旁边，有时我也跟母亲去机房。看着母亲在机器的轰隆声中装满一斗又一斗的麦子再倒入上面的入口里。还不时地观察着机器的转动，听着机器声音不正常的时候就停下了维修。磨面机坏了的时候，母亲两手污黑的机油，跟几个男人们一起维修柴油机，刚开始，母亲看着卸下的一堆螺丝，心里也没底，怎么装上去呢？但慢慢地跟着其它人一起，螺丝们便各就各位，母亲也不再担心。有人将对面人的脸上抹一把机油，笑声，骂声一片。改革开放大包干后，队里身强力壮的小伙子等着看笑话：看你女人带着娃娃怎么种田，捋好钱等着吧！母亲不信：啥不是人学会的，她像男人一样套着一对毛驴学犁地种田，打场扬场，打掠扫（扬场是将麦子脱粒后挑去麦草，起成堆，将麦子和壳分离的过程，有风的时候扬起，随风落下，麦壳轻落在下风，麦子重落在上风，打掠扫就是将麦粒和麦壳分界地带用新扫箒来回轻轻扫，以保证上风的麦子干净，将少量带壳的麦鱼儿、土块、小石子掠在下风，用来喂鸡）。打掠扫是个技术活，一般的男人都干不来，可是每年扬场都是母亲打掠扫。这个力度不好掌握，轻了麦鱼儿打不下去，重了麦粒又打到下风和麦鱼儿混了。麦子象阵雨一样落下来，落在母亲身上，也落在地上，戴着草帽的母亲认真仔细的将麦粒儿打成一个小沙丘一样扇形的中间高两边底的麦堆，扬完了，大家看着麦堆预估能装多少袋子，估计当年的亩产。母亲在夏收到来前会维修农具。将架子车翻放在院子里，给车轴里面擦黄油，将坏了的珠子取掉，换上新的。也会栽芨芨扫帚等……她用事实证明：谁说女子不如男！母亲心灵手巧，能做出春夏秋冬各种样式的布鞋和衣服。她和庄子上的女人们一样做衣服、鞋子，伺候公婆，抚养子女。母亲会做许多别人不会的，针线活在队里拨头稍子的。谁家儿女要结婚了，母亲经常被队里人请去给准备结婚的男男女女置办嫁妆。没学过裁缝的她会给村里的人裁剪缝纫老人的寿衣，小孩子的衣服，做各式各样的布拼。记得弟弟小时候穿一件母亲给他做的天蓝色外衣，缀两排白色的扣子，大翻领，皮肤白析又调皮的他非常惹人喜欢。那些年母亲利用上工闲余时间，一年还要做一家老小十多口人的几十双布鞋和衣服。母亲年轻时瞌睡重，睡一觉醒来便开始搓麻绳、拉鞋底，直到天亮，一晚上能拉一只男人的鞋底子，两个鼻孔经常被煤油灯熏得像煤矿工人。母亲做的布鞋又结实又好看，父亲穿着走在他工作的小城的石子路上鞋底从来没磨过破洞。母亲织布又快又好。奶奶经常夸她：“鬼伢子，别忙忙就一个穗穗子没了”（民勤方言，意思是母亲织布快，一会儿就织完了）。有一年，邻队里一户姓刘的人家拉好了线，可是女主人生病了，棉花这东西纺成线必须得当年织成布，不能放的时间长，否则会粘在一起不能用，只好打发他的儿子来请母亲帮忙，还在想母亲会不会答应。母亲二话不说，下工后去人家家里织布，并在很短时间内织完了。女主人非常感激母亲，一再叮嘱母亲，以后有什么事需要帮的忙一定要言传一声。1980年我家盖新居民点的时候，没等我母亲开口，姓刘的人家听说了，赶紧让她的儿子来给我家帮忙倒了几天土块。至今还清楚地记得一个夏天的午后，雨下得很大，老院的书房门口，横着摆了一架织布机，母亲在织布机上忙碌着，梭子像快活的鱼儿在经线与纬线之间来回穿梭，篦子一前一后，脚起脚落……上学后，学习了《木兰诗》，便觉得母亲就是在家纺线织布，在外替父当夫（当夫，七、八十年代政府逐级下派农民的各类公差活，轮流换班，主要是倒砖、修水渠之类的，）的花木兰。母亲和奶奶一起过了17年，直到二妈结婚兄弟两个才一起分家另过，从来没有和婆婆红过脸。她去大队里挑沟时大队书记黄老爷说：这媳妇子，全大队里再没有，十几年了悄咩咩的！（意思是没有和婆婆吵过架）母亲笑着说：也有啊，只不过没人给你黄书记说，你不知道罢了。黄老爷大声爷气的说：不可能，有的话肯定有人说了！1983年，三爹结婚时，三妈非要一身涤纶衣服才肯结婚，母亲让在小城工作的父亲托人买了一件水蓝色涤纶上衣，一条绿色涤纶裤子，那套衣服三妈穿上很漂亮，那时我上三年级了，是有印象的。母亲却没搭一根涤纶线头，经常穿补丁的衣裤，衣服上却不能有一个汤点点。90年代初，计划生育很紧。三妈为躲计划生育，让村里撵的无处藏身，经常半夜三更的转移目标，在亲戚家东躲西藏，眼看到了临月，这样下去怎么能行，万一有个好歹怎么办？于是三爹跟母亲商量，最后母亲决定：将我家东小屋炕上东南角的一块炕面子揭开，在炕洞里放上麦草，上面放了一块和炕面子大小一样的木板子，最上面再叠好铺盖，看起来没什么两样。如果万一被查计划生育的人发现了，就让三妈马上揭起被子钻到炕洞里，再把被子叠好。这样就算是别人看到了影子，现场找不到人也是白搭。三妈在东小屋里呆了一个多月，由我和母亲做好饭了送给三妈吃，直到三堂妹出生。谁也没有想到，被村上跟踪追击的“猎物”就在大家的眼皮子底下呢！这也应验了那句话：最危险的地方也是最安全的！一个春节过后的正月里，远在河南的四姨一家突然来到我家，操着浓浓的方言，我们根本听不懂，母亲和四姨、姨夫几十年没有见面，四姨襁褓里的小女儿金凤才三个多月，本想暂时寄养到老家让她妈妈或者她的大姐、二姐给带，可是到来了才知道根本不可能，万万没想到的三姐却不忍心，将养育她小女儿的责任承担了下来。从此，母亲一边种地，一边抚养金凤，母亲对金凤的付出比对我们娣妹四个的心血还多，偶尔四姨会寄来奶粉或者几十块钱。金凤3岁多的时候母亲一个人抱着金凤去河南四姨家，信中四姨说，让她抱好孩子，千万不能给别人抱，母亲坐了两天一夜火车，怕上厕所，只吃了一个苹果。说好了四姨两口子要来接她，可是到了郑州车站一看，满眼都是人头，一个挨一个，下了车，不知该往哪里走，哪里能找到她的妹妹呢？几十年没见妹妹，四姨来甘肃，也只是匆匆见了一面，又几年没见了。她只好跟着人流往外走，还好，四姨两口子每人守一个出站口，正好走在四姨的这边。本想去了将金凤送给四姨，可谁知四姨因生孩子多，身体弱，四姨夫是裁缝，又特别忙，在四姨家呆了一个多月又将金凤带回来，一直养到6岁金凤该上学了。那年冬天，母亲去新疆舅舅家送她的母亲，而四姨从河南来甘肃接金凤。不知啥原因，还是算错了日期，姐妹两个正好错过没有见到，等母亲回来父亲告诉她，金凤被四姨带走了，母亲顿时觉得心头的一块肉被揪走了！她整天以泪洗面，她养了6年的娃娃，整天叫她妈的孩子被人带走了！一想起来就哭，不知流了多少眼泪。母亲和周围的邻居、亲戚们关系相处的很好，只要自己家里有的东西，别人来借，一定能借到。尤其是和小姑妈相处得最好，她们俩经常穿相同颜色，相同款式的衣服，像闺蜜一样。有时候是她买衣服给小姑妈买一件，有时候小姑妈买衣服也给她买相同的一件。母亲生育我们兄妹四个，姐姐，哥哥，弟弟和我，她对我们的教育是非常严厉的，简单的棍棒式教育。在我们的成长过程中，是非常怕母亲的。一旦犯错，毫不犹豫，棍棒相加，特别是哥哥、姐姐没少挨打。记得刚上小学一年级，那是个春天的中午，我跟小伙伴韩香子一起放学回家，麦苗绿油油的，白杨树正好可以扭咪咪，路过一块沙地，踩在堂大妈刚刚加好的沙子地埂上抄近道回家，刚好被正在地里干活的堂大妈看到了。她喊着不让我们走，我们俩一边喊着：“野猫儿，野猫儿！”一边飞快地跑回家。韩香子钻到了侧院二妈家的猪圈里。堂大妈（姓叶，因人泼辣历害外号野猫儿）一路追到我家老屋的大院子里向母亲告状，母亲一把抓住刚刚换了单衣的我，按在院子里的阳光下脊背上“啪啪啪”几个巴掌下去，堂大妈赶紧拉住母亲告饶：“你别打了，是韩大的丫头教的，你的丫头小不懂事！”那几巴掌姐姐和我直到现在还记忆犹新，仿佛就在昨天。那几巴掌让我明白了犯错误就要挨打！母亲不问青红皂白，只要别人告状，先找自己的孩子的问题。从此后，无论遇到多少大小事，从来没有向母亲告状过。母亲重男轻女思想严重 。多年来我和姐姐对母亲有陈见，特别是后来我们三个都进了城，把姐姐一个人留在了乡下。姐姐小学没毕业就跟着母亲劳动，做家务。每到办麦或蒸馍馍的日子就不让姐姐上学了。而哥哥刚初上初中时不想上学把凳子都交了，母亲找到校长，让哥哥必须上学。后来上高中时，又是母亲托人找后门上的。哥哥一个人去郑州上学，那几天母亲想起来就后怕，割麦子回来坐门坎上独自垂泪，天天问队里的赤脚医生杨大夫有没有她的信，直到父亲胃穿孔住进了县医院，十多天后收到哥哥的第一封信才把心放到了肚子里。哥哥大学毕业留校工作了，后来又辗转到金昌工作。他是我们队里同龄人中第一个走出沙窝窝的，我则上完初中就开始了务农。几年前的一天夜里，在母亲的屋里，母女俩促膝长谈。说到最后，母亲抱着我说：“丫头，这辈子，我就亏待你了，没让你上学是妈最大的错误，你在妈这里受苦最多，妈心里清楚，只能给你说句公道话！”听到此话，我泪如雨下，泣不成声。第一次和母亲拥抱，感到母亲的怀抱是那样温暖，印象中小时候母亲总是很忙，没有停下她匆忙的脚步抱抱我。其实有母亲这句话，我已经足够了！成年后，才懂得做母亲真的很不容易。特别是1995年父亲突然意外离去，母亲的天塌了！连续几天茶水不进，不知道坚强的母亲是怎样挺过了那段暗淡无光的日子！进城后，又是忙着买房子，装修房子和娶儿媳妇，加上哥哥的吃苦能干和全家人的共同努力，一个月内办成了两件大事。秋高气爽，丹桂飘香。2017年国庆节。陪母亲去浙江义乌表妹金凤家，浙江东阳太白山，海拨1600多米，据说是唐代诗人李白来过的地方，故取名太白山。70岁的母亲不让我们扶，自己爬上山又走下山。上山的栅道有一段镂空悬在半山中，我都有点害怕，母亲却走的稳稳当当的，也不掉队。在杭州动物园，母亲闻着桂花香，看各种没见过的动物、植物，脸上露出了开心的笑容。母亲在义乌呆了一个月，随后又去郑州看了四姨。来去坚持坐硬座，来时四姨送她到郑州火车站，娣妹俩个正在话别，被一位出租车司机倒车时给撞倒了，司机吓得赶紧说，送她去医院，她却拍拍身上的土说不用去了，还等着坐车回家呢，司机给她买了一瓶云南白药气雾剂喷上便坐上了火车，结果到了金昌要下车时，本来不想让我们知道怕我们麻烦自己坐车回来，才发现腿肿了，不能走路。这才给我打电话让来接她，正好哥哥在车站外面等着呢。2020年，教母亲学会了用智能手机，尤其是视频电话，母亲很高兴。如今，她的孙子们在外工作的工作，上学的上学，她想哪个了，算着周末或者晚上时间打开手机便能看到她的子孙们，笑得如花一般灿烂。还会在快手上或抖音上看视频，抢红包，已与时代接轨。如今，母亲老了，像我们小时候粘着母亲一样的粘人，走路时会主动挽着我的胳膊。和我在一起，她总有讲不完的故事。在视频里和她的老姐妹们聊天是最开心的时候，和远在新疆的舅舅、舅妈聊天，姑嫂两个笑成一朵花；和内蒙古的三爹三妈聊家长里短的一说就是半小时；那一年和远在青海的八十多岁的大姨聊天，看到她的老姐姐很适应青藏高原上的生活，姐妹俩笑得像孩子一样灿烂；也和远在郑州的表妹金凤聊天，看孩子们开心地玩耍。母亲这一生，虽然只上了一年级没识几个字，但在同龄人中，却见识不少。为了她的母亲，去了新疆舅舅、大姑家三趟；去河南四姨家三趟；60多岁的时候弟弟送她到兰州机场，一个人坐飞机去广东表哥那里。三堂妹飞飞结婚的时候，去了内蒙古三叔家。从南到北，能走的亲戚家她都走过了。母亲，是给了我生命的那个人；母亲，是为儿女操劳了一辈子的那个人；如今，她老了。母亲，您辛苦了！感恩母亲，您是我最好的老师，八年的农村生活，不仅教给我许多做人的道理，还磨练出我吃苦耐劳的品质和强健的体魄，使我在今后的生活中不惧风霜，靠自己的双手，一步一个脚印，踏踏实实的走过人生的每一步。 李芙蓉，网名芙蓉，1973年9月生，甘肃民勤人，现居甘肃省金昌市，作协会员。喜美食，爱文学，业余坚持写作，作品散见于《金昌日报》等报刊、网络，组诗《最美情缘》获第三届中国民族文学论坛优秀诗人奖。心态阳光，热爱生活，感恩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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