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6）• 铁血闽赣
长篇历史纪实文学
《星星之火（6）·铁血闽赣》目录
写在下面的话
第一章：蒋介石的“编遣”会议
第二章：井冈山保卫战
第三章：圳下村的黎明
第四章：血压井冈路途艰
第五章：大柏地之战
第六章：国民党的“鲁案”
第七章：蒋桂战争爆发
第八章：红旗越过汀江
长篇历史纪实文学
《星星之火（6）·铁血闽赣》（1—10）章
写在前面的话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井冈山的防务马上就落到了红五军和红三十二团的肩上。此时，红五军的一、三纵队共八百多人，已经被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三团，和王佐的第三十二团第二营相配合，再加上宁冈、永新、遂川、酃县等县的赤卫大队，总兵力不到两千人，马上就进入了战备状态。
第一章：蒋介石的编遣会议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井冈山的防务马上就落到了红五军和红三十二团的肩上。此时，红五军的一、三纵队共八百多人，已经被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三团，和王佐的第三十二团第二营相配合，再加上宁冈、永新、遂川、酃县等县的赤卫大队，总兵力不到两千人，马上就进入了战备状态。
第二章：井冈山保卫战
（1）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井冈山的防务马上就落到了红五军和红三十二团的肩上。此时，红五军的一、三纵队共八百多人，已经被改编为红四军第三十三团，和王佐的第三十二团第二营相配合，再加上宁冈、永新、遂川、酃县等县的赤卫大队，总兵力不到两千人，马上就进入了战备状态。
他们以茨坪为中心，把兵力主要分布在了五大哨口上。其具体部署为：
李灿率红五军一大队和徐彦刚带领的红三十二团一连防守黄洋界；贺国中率第八大队和宁冈赤卫大队一部防守桐木岭的白银湖；黄云桥率第九大队扼守桐木岭的梨坪；彭宝才率第十大队和教导队一部扼守八面山；黄龙率第十二大队及酃县赤卫大队、遂川赤卫大队一部把守双马石哨口和荆竹山一线；王佐率三十二团二连和遂川赤卫大队一部担任朱砂冲哨口防务。
红四军主力走后，由红五军一、三纵队改编的红四军第三十三团马上和第三十二团、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在茨坪召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就井冈山的防守进行了细致的研究与分析。
在此之前，彭德怀和滕代远已经向守山的原红五军各大队领导作了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这在彭德怀后来的《自述》中已有所提及，他说：
“我当时接受了这个任务。但在红五军军委讨论时，意见是不一致的，多数同志是不同意五军固守井冈山的。他们的理由是：平江起义推迟了湘赣两省敌军对井冈山的‘会剿’，现在，湘赣两省白军主力对井冈山‘会剿’而对湘鄂赣边区的反动势力减弱，我们红五军部队已经完成了同红四军取得联络的任务了，就应当迅速北返，扩大湘鄂赣苏区根据地，传达六次大会的决议案，对井冈山根据地的坚持，只有配合作用，而不应承担固守井冈山的任务。井冈山虽然地势险要，周围约近二三百里，弹缺兵力也少，是守不住的。但是，我和代远同志为了照顾全局，并且准备必要的牺牲，因而坚决执行了四军前委的决定。”
解决了将士们的思想问题，接下来的工作就是如何守山了，所以才举行这个联席会议。
关于这个联席会议，被留在井冈山的何长工后来回忆道：
“会上，他们都很担心，提出万一守不住怎么办？我当时没有正面回答他们的问题，而首先给他们分析了敌我情况。”
他指出，敌人之间有矛盾，而且不可调和，而红军经过短期训练，军政素质比以前高了，更重要的是有井冈山人民的支持盒各县赤卫队的参与，山上有王佐为向导，山下有他为他们准备吃住，，每个点用藤子编圈做记号，并排联络员随时接待他们。
敌人是远道而来，疲惫之师，交通不便，补给困难，人生地不熟，只能是盲人瞎马，到处乱串，那就好打了。
而红军呢？却是养精蓄锐，以逸待劳，人熟地熟，在山林中来去自由，就像鱼入大海。敌人在明处，找不到我们打；我们在暗处，想怎么打就怎么打。
这一番话，使没有信心的人听了后，豁然开朗。
在这次会议上，彭德怀、滕代远强调军民一起守山的重要性，号召大家团结起来，下定决心镇守，与井冈山共存亡。当然，这主要是在思想认识方面。至于在军事方面，还得进一步研究和落实，比如参战军民具体应该是多少，兵力怎么配备，以及后勤如何保障等。
当然，在敌我力量悬殊的情况下，还是得先保存自己，然后才有消灭敌人的机会。所以，在实力悬殊的情况下，还是不能硬拼。因此，在这个联席会议上，还研究了在紧急情况下如何应对，最后决定，不到万不得已，红五军不能撤离井冈山。实在无法避免，那就按如下方案进行：
“在军事方面，如五井被敌人攻破，五军冲出五井取道敌人薄弱的地方往赣南与四军取得联络。各县地方武装则尽可能隐藏于各县。在党方面，特委和县委均须留边界指挥工作，党不能离开群众。”
（2）
联席会议后，红五军军委和中共湘赣特委及时地把会议精神向所属部门进行了传达，使守山军民满怀信心、同仇敌忾，去做好迎战前的准备。
此时，彭德怀把指挥部设在茨坪，然后命令宁冈、永新、莲花、茶陵四个县的赤卫大队，由刘作述、鄢辉领导坚守九陇山军事根据地。何长工则率领第三十二团第一营在山下的茅坪一带开展游击活动，袭扰敌人。
一月二十五日，彭德怀、滕代远在茨坪召开了守山部队及参战群众誓师大会。
有红五军改编的三十三团、王佐率领的三十二团第二营官兵，以及宁冈、遂川、酃县组织的赤卫大队和新遂边陲群众两千多人参加了大会。
在会上，彭德怀、滕代远和王佐都讲了话，邓乾元代表中共湘赣边界特委，也讲了话。他们的中心就是，这次敌人来势凶猛，红四军主力已全部下山，是为了把山下的敌人引开，而山上的任务则是利用五大哨口，坚决抗击敌军的进攻，不能让他们攻上来。
会上，宣传队还提出“誓死保卫井冈山”、“与敌人血战到底”、“与井冈山共存亡”等口号，表明守山军民“均有死守大小五井的决心”。
誓师大会后，各路人马均按照总部要求，去五大哨口镇守，这就拉开了井冈山第三次反“会剿”的序幕。
中共湘赣边界特委和新遂边陲苏维埃政府，则动员山上群众，或筹集粮食，或运送弹药，或做好对伤员的救护工作。
总之一句话，为保卫井冈山这个军事大后方，留守部队和当地群众，都做好了战前的一切准备。
其实，在各大哨口，早就对工事进行了加固。他们除了把垮塌的石墙进行修复外，还在工事之外，仿效八月黄洋界保卫战那样，布置了四、五道防线。即第一道为“竹钉阵”。第二道是五尺宽、五尺深的壕沟。第三道是竹、木编成的篱笆，上面削尖，埋在土里。第四道是运动壕，在它的前面留有炮眼，上面堆有四五尺厚的土。
关于竹钉阵，这不是一般的竹钉，而是用谷壳炒过，用马尿浸过，又用桐油浇过，既坚硬又锋利，还有毒性。凡踩上去的人，不死即伤。
有的哨口还加了一道滚木垒石，一旦有大量敌军来攻，就把木头和石头一起推下去，这样就会大面积杀伤敌人。
为了加固工事，现在是严冬，到处都天寒地冻，已经取不到土了，怎么办呢？战士们便将水泼到工事上，让它结成冰，这样看起来，就比原来要结实牢靠得多了。
（3）
在国民党那边，红四军主力刚离开井冈山两天， 也就是一月十六日，湘赣两省第三次“会剿”代总指挥何键就在萍乡发布了进攻井冈山的命令。其详细部署如下：
令进至遂川的第一路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进至资兴的第五路刘建绪部，会同赣州的刘士毅第十五旅，向赣南追击红四军主力。
令进至永新一线的第二路周浑元第十四旅、韦杵第三十五旅，进至莲花的第三路王捷俊部两个团，进至酃县、茶陵一线的第四路吴尚部一个旅，向井冈山逼近，紧缩包围圈。
于是，各“会剿”大军马上出动，开始向井冈山“合围”。
一月二十六日，何键把他的两省“会剿”总指挥部从萍乡又迁到莲花县城，在近距离亲自督战。从那天起，他们对井冈山的第三次“会剿”就正式开始了。
为吸取前两次的教训，这一次，何键叫那些参战部队把存家底的重武器都用上，准备采取机枪掩护，山炮、迫击炮进行轰炸，这样才有希望攻上山顶。
具有戏剧性的是，他居然不知道，这次“赤匪”那边，居然是他曾经的部下彭德华在指挥作战。
为了对井冈山采取正面进攻，何键要原来驻扎在莲花的王捷俊旅那个团，从三湾进入古城，然后直指茅坪。他以为，万一毛泽东、朱德还在那里，就可以活捉。可他这是妄想，殊不知人家早已跳出了包围圈，就算是王捷俊去了，也是扑空。
王捷俊本不是何键的部下，而是鲁涤平手下的一个师长，以前在张辉瓒手下干过副团长，后来才升任团长、第四师师长，现在他的第四师被蒋介石缩编已成第五十三旅了，这次何键要他亲自带一个团，去攻八月陈际良那个团攻不下的黄洋界。
说到王捷俊这个人，他可是一个不问政治的老军人，你叫他打哪儿他就打那儿，决不会中途变更。其实他和毛泽东、彭德怀一样，都是湘潭人，只是年龄都比他们大。早年他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在他的意识形态中，就是一个“军人服从命令”的信条，就像一部被操控的机器。以前他一直在谭延闿、鲁涤平手下，从连长、营长干起，后来就晋升到第四师师长了。
在来莲花之前，王捷俊这个第五十三旅是驻扎在湘东一带的，所以他还兼任萍乡、浏阳、株洲、醴陵四个县的“剿匪”司令。基于他这个旅一直在湘东，所以在何键调动兵力时，顺便把他也调来了。现在，他接到的命令是，把在莲花驻扎的那个团，亲自带到井冈山“会剿”前线，去直接进攻茅坪、黄洋界。
何键的安排是，除了王捷俊进攻黄洋界，还有吴尚的独立旅从侧面进攻八面山和金狮面，此外就是赣军周浑元的第三十四旅和张兴仁的第三十五旅一部共四个团，从遂川和永新去攻取桐木岭的白银湖和梨坪两个阵地，而赣军李文彬第二十一旅之一部，则从遂川进攻朱砂冲、双马石。
吴尚部本来是一个军，但是在去年十月后依然受到了蒋介石的编遣，把原来的第八军缩编成了一个独立旅。他们主要驻扎在茶陵、酃县一线。
（4）
一九二九年一月二十六日，湘赣敌军开始向以宁冈、遂川为中心的井冈山外围地区发动了进攻，不到一天工夫，这些山下的地区已被攻破。接下来，就是对山上五大哨口采取了进攻。
他们的“会剿”军总共有十八个团，采取的战术是“四面合围”。按照总指挥何键的设想，是不分主攻与助攻的，而是“四面合围”，但是由于红四军主力下山，把东路的遂川那边打开了一个缺口，致使在遂川一线的部署被打乱，所以现场的态势就变成了以湖南方面在西边进行主攻，江西方面在东北实行助攻，而重点进攻的目标，则是黄洋界、八面山和桐木岭三大哨口。
这真是“黑云压城城欲摧”。在这大雪纷飞的寒冬腊月，岂止是“角声满天秋色里”，更多的则是“霜重鼓寒声不起”。
井冈山革命根据地，将面临一场严峻的考验！
进攻黄洋界、八面山哨口的是湘敌王捷俊第五十三旅的一个团和吴尚独立旅的三个团。
这次，他们在代总指挥何键的策划下，深知靠单兵力和轻武器是很难战胜占据险要哨口的“赤匪”，所以搬来了许多山炮、迫击炮，在山下架了起来，然后先对山头实行狂轰滥炸。
二十七日这一天，山上各大哨口的红军及赤卫队正在吃早饭，敌人的炮弹就接二连三地飞来。
饭菜都是从十五里以外的小井村送来的，因为路途远，送到时早就冰凉了。怎么办呢?只有把雪水融化后烧开了配合着吃。
密集的炮弹像雨点，不断地落在山头上，在那些草丛中或者森林里爆炸，腾起了气浪有一丈多高，把大量的沙石和树枝卷得漫天飞舞。
有一枚居然落在了人群集中的阵地上，马上就把正在吃饭的战士炸得血肉横飞。
顿时，阵地上一片混乱。
叫声，哭声，呼喊声，咒骂声混在了一起，同时还夹杂着一股火药味与血腥气，而周围积雪的地面，却变成了红色。
这就是反革命势力强加给井冈山人民的战争。既无情，又残酷！
在敌人强兵压境轮番轰炸的严峻形势下，由红五军改编的第三十三团全体指战员，在彭德怀、滕代远、邓乾元等人的指挥下，不畏艰险，不怕牺牲，对进攻之敌进行了顽强的抗击！
从一月二十七日到二十九日，他们打退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在敌人的炮弹轰击下，用冰凝固起来的工事在一瞬间就被打塌了，但战士们冒着严寒，在一夜之间，又把它修复了。
这是借助于隆冬季节气温低下这个条件，给工事浇上水待几小时后，又冻成了一道道的冰墙。
在激烈的战斗中，红军战士和各地方赤卫队员，一直没有离开过阵地。在天寒地冻、冰雪覆盖的日日夜夜，困了，就在阵地上打个盹，或者迷糊一下；饿了，就吃点随身携带的炒米、炒黄豆；渴了，就抓几把雪往嘴里塞……
（5）
红三十三团第八大队和第九大队守卫的地点在桐木岭哨口，这里距茨坪十八里地，在它的东北方向。
为什么叫桐木岭呢？那是因为每年春末夏初，这里有大量桐木开了花。最初人们只是路过，没太注意旁边的山林，后来发现有大量白色的花开遍了整个山岭，这才引起注意，原来这里居然有这么多桐木，于是“桐木岭”这个名字，就很自然地被叫了出来。
桐木岭哨口有些复杂，它包括一个总哨口和三个分哨口。总哨口叫马坳，是通往茨坪的交通要道。而那三个分哨口，却设在总哨口的下面，因为它们又分别通往三个路口，一个是距总哨口二百多米处的风雨亭，那里有一条小路通往永新；一个是西面约五里地的石姬，那里有一条小路通往宁冈；一个在东南面约六里地的黎坪，可通遂川。
但是，为了把总哨口把牢，彭德怀在桐木岭以南的白银湖，也设有阵地。这里恰恰在马坳与梨坪的中点上，在桐木岭下三里地，是一个低洼的山坑，形状像湖泊，再加上这里开采过银矿，所以被称为“白银湖”。
第八大队四班班长姚喆带领十多个战士，就守在这个白银湖。他后来回忆说，他们在这里守了七天七夜：
“我守卫的地点是桐木岭哨口最紧要的地方。每天上午出操，做工事，下午背粮食， 晚上还要削十个做障碍的竹钉。纵队长贺国中都同我们一起筑工事，他是黄埔军校高级班的学生，懂得筑城学，一面做工事，一面对我们讲筑城常识。那时，我们构筑阵地都是就地取材，没有铁丝网、地雷，就砍些有刺的树枝堆在阵地前沿，再钉上几排尖尖的 短竹钉，构成阵地前沿的障碍。南方军阀队伍都是穿草鞋，踩到树刺和竹钉上就要大吃 苦头。山上很冷，我们没有棉衣棉被，身穿单衣，脚穿草鞋，晚上睡觉，中间烧一堆火， 身上盖些稻草。有的同志用夹被装上稻草，就要算是最漂亮的被子了。”
守卫桐木岭哨口的总指挥官叫贺国中，在来井冈山之前是第三纵队的队长。追溯其渊源，贺国中原来还不是彭德怀的部下，他是唐生智第四师师部特务连的连长，唐生智加入北伐军成为第八军军长后，贺国中就被选派到黄埔军校去学习，这样就赶上了在广州承办的第四期高级班。
黄埔军校初期主要教授步兵操典、射击教范、野外勤务等基本军事常识，到了贺国中去参加的这个第四期时，已增加了战术、兵器、交通、筑城等课程。所以此时守桐木岭，他正好用上了这些知识，在现有条件下尽力去做应该做的一切。
（6）
八面山哨口是井冈山五大哨口中最高的一个，海拔一千四百八十四米，比黄洋界还高一百多米。站在八面山上，可以远眺那些起伏不断的群山，有“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的感觉。
这里正好在湘赣两省的交界线上，控制着酃县方向通往井冈山的唯一一条小路。
这个哨口，还包括一个叫“金狮面”的地方。
守卫八面山和金狮面的，是彭宝才率领的第十大队和教导队共两百多名战士和大小五井的一百多名地方武装，党代表叫李克如。
负责进攻八面山的国民党军是吴尚那个旅的三个团。蒋介石在编遣军队时，吴尚那个第八军已在劫难逃，被缩编为一个独立旅了。
此时，八面山被吴尚的军队成天用迫击炮轮番轰炸，工事一次次被炸毁。红军战士只好把睡觉的稻草、被褥铺在工事上，并浇上水，使其冻成冰墙，继续坚守在哨口。
受了重伤还没有痊愈的副参谋长王展程带着伤痛来到八面山视察，然后面带忧色。在他的估计中，这敌人的火力这么猛，井冈山能不能守住，确实是个问题。但是，现在是最关键的时候，不能有任何悲观的情绪和消极的思想，所以他只有向李克如传达彭德怀的命令：“人在阵地在，谁也不能退缩！”
李克如向他报告：“一排长受伤了，连长和三排长牺牲了，你看，是不是让四班长去代理三排长，二排长去代理连长！”
王展程说：“好，我同意。”
很快，敌人又发起了新的进攻。李克如连忙叫大家准备好手榴弹，等敌人靠近了再打。此时，王展程也自觉地参加了战斗。
敌人以为山上的红军被迫击炮炸得没几个人了，于是就放心地往上冲。
一百米，五十米，三十米，二十米，当只有十五米左右时，只听李克如大喝一声：“手榴弹，快！
顿时，轰隆轰隆的爆炸声在敌群中开了花，许多敌人已被炸死，没死的却嚎叫着往后退。
这时，只听一个声音怪叫道：“撤！赶快撤！”
（7）
在桐木岭哨口的白银湖阵地，贺国中率领第八大队和宁冈赤卫大队，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
在犁坪阵地，黄云桥率领的第九大队也不逊色，他们对来犯之敌进行了顽强的阻击，直到最后一刻。
大战来临之前，这里的战士同样被寒冷与饥饿煎熬着，在白银湖阵地作战的姚喆后来回忆道：
“这几天生活非常艰苦。饭菜是十五里以外的后方送上来的，送到时早就冰冷了。 整整三天三夜没有送过开水，渴了，我们自己用缸子装上雪，在战壕里烧开喝。最难过的是夜晚，那时是隆冬天气，每天雨雪交加，工事里泥泞四五寸深，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夜晚又特别冷，大家弄些草铺在泥水上睡，可是睡不到一会儿，上面盖的给雨雪打湿了，下面垫的给泥水浸透了，上下冰冷，实在难受，许多同志恼火，恨不得冲下去和敌人拼一场。
“实际上，我们到桐木岭的时候，敌人也就快要来了。黄洋界和八面山都被敌人打开以后，我们这里还没有敌人。后来，我们派了一个排去侦察，碰到敌人就打了起来， 一打起来，这个排就赶快撤回来，敌人也紧跟着追过来了，占领了我们阵地前面的一个小山包。我们一齐向小山包上的敌人开火，敌人被压住，下不来了。那时桐木岭的雾很大，能见度差，敌人上来了也看不清楚，只能听到他们在那边挖工事的声音和活动的声音，但不知道他们到底在干什么。
“敌人白天猛打，晚上偷袭。贺国中同志亲自带着八大队坚守。那几天，雨雪交加，工事里泥泞有半尺来深，坐不能坐，睡不能睡，就在这样十分困难的情况下，整整坚持了四天四夜。”
据参加这次战斗的李聚奎后来也回忆说：
“敌人攻得最猛烈的是黄洋界、八面山、白银湖。我们第九大队守在梨坪，只有一个营的敌人来试探了一下。打了一两天，敌人也没什么猛攻，就撤退了。打得最厉害的是白银湖，整整打了四天四夜，我们在梨坪的山上，听到白银湖那边的机关枪‘卟噜卟噜’地打，就像煮稀饭一样，一直不停。”
（8）
在黄洋界哨口，守山部队在李灿的指挥下，凭借着黄洋界哨口的天险，与敌鏖战了三天三夜。
未料到狡猾的敌人，见正面难以突破，便设法从侧面偷袭。
一月二十八日，王捷俊在黄洋界下的斜源村，用两百块大洋收买了当地的一个无业游民，要他带路去偷袭黄洋界的背后，使哨口处于两面夹攻之中。
王捷俊带领的那个团，就驻扎在黄洋界下的斜源村和腰子坑。三天攻山，丝毫没占到便宜，人反而死了不少。据他的统计，已经达到三百八十人。这就给他提供了一个思考，这样攻下去，能有出路吗？怎么办呢？除非另找一条路。
一想到这里，王捷俊的头脑仿佛一下就开窍了，马上把特务营营长叫来，要他去抓几个村民来，他要询问。
在一家小地主房屋设置的旅部里，王捷俊对被抓的几个村民进行了询问，看有没有路通过黄洋界侧后面。可是，他问遍了所有的人，都说“不知道”。
王俊杰一无所获，正在愁闷中，房东却给他出了个主意，说硬逼是没有出路的，应该用“重赏”的办法。重赏之下，必有勇夫嘛！于是，这位旅长就开价五十块大洋，在村里出告示，看谁能带他们到后山，但依然没有人来理他。
王捷俊就从五十元上升到一百元，但还是没有人来理他。
可当那赏额从一百块再上升到两百块时，终于有人出来了。原来，他就是那个小地主房东。他嬉皮笑脸地对王捷俊说：“把那个两百元交给我，我去给你想办法！”
这个小地主，对共产党的“打土豪，分田地”本来就不满，一直想找机会报复，现在终于有了，所以就想发挥一点自己的作用。当然，更其重要的，还是为了那钱，这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其实，带路的事情这个小地主是做不到的，但他知道有人能做到，于是就想拿上这个钱去找那个带路人，把多数的克扣到自己名下。
王捷俊看他贼眉鼠眼的，心里就有些不舒服，仿佛钱还没有给，就预料到没有好结果。这时，只见那个小地主说：“我不是带路的，我是来给你们帮忙找带路的，只要把那个钱给我，我就有办法让他给你们带路！”
王捷俊觉得他是在骗人，既然有这么个人，他怎么不亲自来，要你来推荐，于是就皮笑肉不笑地说：“这个钱可不是好拿的哟，搞不好，要掉脑袋的！”
只见那个房东马上急红了眼，仿佛为了这些钱就什么都不顾了：“带路的问题，包在我身上，如果有半句瞎话，你们可以枪毙我！”
看他底气这么十足，王捷俊就把勤务兵叫来，要他给小地主数钱。
原来这个小地主所认识的带路人叫陈开恩，是一个挖草药捉蛇的无业游民，他不住在斜源村，而是在距斜源村几里远的一个山沟里。由于那里偏僻，没有多少人知道他的存在。只有把草药和蛇、石蛙等拿到小地主家换钱时，这个村的人才偶尔能见到他。
一月二十九日早上，这个小地主把王捷俊派给他的旅部独立营带到了陈开恩的那个木板房门前。
这个山里人一见，顿时大惊，还以为自己犯了什么事，吓得瑟瑟打抖。可当小地主把来意一说，并悄悄对他说国军愿意出五十块大洋作为酬金，他这才转忧为喜。
原来是自己的财运到了，陈开恩干瘪的脸上马上露出了笑容。这时，那些偷袭的兵士这才看清，给他们带路的却是一个十分瘦小的男人，除了骨头好像就只有几根筋了。
这也难怪，陈开恩这种身子骨，那是长年累月在这山里转悠形成的，或者说他就是靠这种瘦小精干，才能在山间行走如飞，这才有这个资格带这种路。
反正为了生存，他得采药、捉蛇，见什么做什么，能拿到手卖成钱的，他都做。
这里有一种青蛙被称为“石拐”最能卖钱，但不好找，几乎要在那些无人知道的山涧小溪旁才能发现。为了能得到它，当地人都有些避讳它的名了，不称“蛙”而称“拐”，好像是要七弯八拐才能捉到。
但捉“拐”这事，好像也难不倒陈开恩，所以这个小地主就认为，带路的事，非他莫属。
就这样，他特意向陈开恩交代国军要他带路，他作为保人推荐了他，并叮嘱道：“你能带这个路，可千万不能出差错，我可是把身家性命都押上了！”
俗话说，有钱能使鬼推磨。陈开恩抓着那重重的一包洋钱，岂有不动心的，于是满口答应：“没问题，马上就走！”
就这样，那个小地主从中吞了一百五十块大洋的企图，就这么简单地实现了。
（9）
一支由陈开恩带路的国民党第五十三旅特务营三百多人的部队，就这样出发了。不一会儿，他们就消失在清晨茫茫的大雾之中。
沿着一条蛇形山道，他们跟着带路人单兵跟进。陈开恩在最前面，他边走边看，不断地判断看走哪里最合适，有时还拿着锄头挖几个脚印，这样才能前行。在他的心里，同样有一个道德标准，就是“拿人钱财与人消灾”，所以他也是尽心尽力去做，可他根本就没想到，这是去与井冈山人民为敌。他的另一个想法则是，这些人拿着枪，他们就是不给钱他也得干，不然就会没命的。
他们先是进入一道峡谷，而后沿着山溪一侧向上攀登。映入这些人眼帘的不是山阴处有很厚的积雪，就是山阳处闪着耀眼的白光。崎岖的山沟里到处是磐石和乱石堆，灌木丛生的山峦却一段比一段高。好不容易爬上一道山梁，又得走下深谷，这仿佛是一种多余，或者叫徒劳，于是心里的火气就开始慢慢升腾。
在短时间里，他们真不知道这个山民会把他们带到哪里去，心中不断在产生怀疑。尤其是那个特务营长，他考虑的事情还更多，深恐这个带路人就是“赤匪”的探子，如果这样，那就是把他们在带向死亡。所以，他一直在注意周围的动静，并不停地盯着那个带路人的一举一动。
就这样，双方揣着不同的心理，在那些人迹罕至的蛮荒山梁或沟壑里折腾了大半天，终于在当天下午，翻过了一个高峰，眼前才出现了一块平地。这个地方，已经距黄洋界右侧的金狮面不远。这时那个向导陈开恩才对特务营长说：“沿着前面那条小溪一直走，就会到黄洋界后面的小井村。”
但那个营长却很机警，他一听，居然没有高兴的表情，而且突然怕起来，马上意识到自己已处于危险，于是拿起望远镜就开始在山林中搜寻，深恐有红军埋伏在这里，直到他判看见没这种可能时，这才放下心来。
在望远镜中，特务营长已看见了小井村的房屋，以及那栋坐落在一片低洼稻田旁有一排杉木的二层楼房，那就是刚修好不久的红光医院。同时，他还看见有几个长头发妇女在稻田边小溪旁洗衣服，而那个小井村呢，却显得很宁静，好像没有人在那里居住似的。
更其重要的，是在小井村的上边，他终于看见有一条山道直往上走，那不是通往黄洋界的路吗？这可是他们为什么来这里的原因呀！
“啊，这真还大功告成了！”敌营长在心里惊呼了一声，然后满面红光地盯着陈开恩说：“你的事还没完，必须把我们带到黄洋界！”
其实，他此时心里却在想，他建立奇功的机会马上就到了，如果拿下黄洋界，他就是首功。因为这毕竟是攻了几天又死了那么多人都无法办到的，而他却办到了！
此时已是下午两时左右，敌营长召集三个连长研究了一下怎么行动。有人主张绕过小井，直接从背后袭击黄洋界哨口。有人却主张先占领小井，而后派人回旅部报告，与正面攻击黄洋界的部队相配合。
敌营长把上面的两种意见综合了一下，决定一个连进占小井，两个连去攻黄洋界，对那个一直从正面进攻不下的哨口进行两面夹击。
事情就这样决定了，于是在小井村的红军伤员被大屠杀的命运，已就无法避免了！
（10）
此时，小井村的情况是，由于对付敌军层层围困和全面进攻，部队和赤卫队几乎全都在第一线苦战，红光医院里除了有一百三十多名重伤员和十多名医护人员外，几乎再也找不到其他人了，包括武器。
所以，当敌人的这个特务营沿着小溪成战斗队形向小井村扑来时，这个医院里的伤员却还在梦中，一点都不知道灾难已来临。
突然，几个洗衣的女护士看见灰扑扑的一大片持枪者正向她们奔来，而且还戴着大檐帽，顿时就惊呆了。这些人显然不是红军，而是敌人，但小井村这么安全，这些敌人又是从哪里来的呢？
当她们回过神来时，敌人已近在咫尺。于是，马上开跑，还不顾一切地喊叫：“敌人来了，快跑呀！”
见到她们喊叫，负责屠杀的那个连长立刻向她们开枪。
“啪——啪——，啪啪啪！”
枪声在小井村的上空久久回荡，马上打破了医院及附近的宁静。
敌人还以为这里有千军万马，马上对医院实行了包围。其实，他们这么做是多此一举的，因为这里全是没有武器且自身行动都不便的受伤者，不是断胳膊就是缺腿，或者头部和眼睛都还缠着纱布……
但即使是这样，这里还是展开了不同程度的生死搏斗。许多伤员用拐杖或石块与敌人展开了战斗，终因武器简陋和力量有限，被敌人用刺刀刺死了不少。
在很短的时间内，这里的四十二间病房里的所有活着的伤员和医护人员，全被敌人驱赶到小河边的冰天雪地里。
这里是一块已经封冻了的稻田。
为了省事，那个敌连长已经决定，要在这个稻田实行集体大屠杀。
不等那些已成羔羊的红军伤员站稳，这个连长就下令开枪。
一时间，五挺来自不同方向的花机关枪同时向稻田的人堆扫射，所有被抓的伤员和医护人员在顷刻之间都倒在血泊中，一下就把那片洁白的稻田染红了。
但是，敌人是愚蠢的，他们这样做，却把枪声传到了四周，这样许多地方都知道小井村被敌袭击，马上就开始转移。
从小井医院还是有人逃了出来，他们是两名给伤员做饭的炊事员，一个往茨坪跑，一个躲进了对面的山林。
国民党军在小井村杀害红军伤员和医务人员的暴行，若干年后被躲进山林的那位幸存者董青云回忆道：
“敌人袭击红军医院时，轻伤员和工作人员都往山上突围了，只有一百多名重伤病员没有办法突围。这一百多名重伤员，当天被国民党反动派全部拖到小河边一块田里用机枪扫射。我躲在对面山上杂草树林里看得很清楚，先是一个个被拳打脚踢，痛得躺在田里，然后开枪。我流下了眼泪。”
（11）
陈开恩带着特务营的另两个连到黄洋界背后偷袭，首先被发现的是一位十六七岁的小红军。
在换哨下来后，他意外地听见身后有踏雪的脚步声，回头一看，在雾霾中有一大群人蹑手蹑脚地摸上了哨口。于是，他大喊道：“是谁？站住！”
对方并没回答，脚步声却更近了。他马上警觉起来，朝天连放两枪。这是在向四周报警，但他的枪声响后，又听见了一声枪响。这是敌人放的，正好打在这个小战士的胸膛上，让他来不及再喊叫就送了命。
此时，司号员田长江刚从前哨回到黄洋界，到后面洗脸吃饭，就听到了外面有枪声。他马上背上军号，拿起枪跑到后面山上去瞭望，发现是敌人从那边过来了。于是，就机灵地朝天放了三枪，这是在给前面阻击的部队报信，后来他回忆说：
“敌人进攻井冈山的那天，大概是在阴历十二月份，已经下雪了。敌人从正面攻不上来，他们就从宁冈找到一个反动富农带路，从黄洋界后面完全没有路的山沟里爬上来。 我们在黄洋界守了六天，最后敌人摸上了黄洋界挑水的道路，占领了黄洋界后面。敌人 是黄昏摸上来的。天亮后，我从前哨回到黄洋界，到后面洗脸吃饭，刚刚端起碗吃了一碗饭，就听到挑水方向响了一枪，我马上背上号，拿起枪跑到后面山上去，一看敌人从那边过来了，我忙打了几枪，通知前面的部队。这时，敌人一下子就冲了上来，我再也回不去了。”
冯瑞田是第三十三团二大队三中队八班的战士。他当时也在黄洋界，对那里的失守记忆犹新，后来回忆道：
“一九二八年旧历腊月，国民党开始对井冈山进行第三次‘会剿'，敌人是从茅坪方向来的。我们大队当时是守黄洋界哨口。从农历十二月十六日开始打，整整打了一个星期。 前两天天晴，第三天天气突然变了，雾很大，什么也看不见。二十三日晚上，我们放了军事哨。我当时担任上士，大队的采买。我背着一枝枪，从黄洋界哨口到散兵壕去看看， 走到半路，突然听到三声枪响，我赶紧对放哨的说，你们派一个人去黄洋界哨口报告。 随后，我便打枪抵抗。这时我听到下面有好多脚步声，像踩在冰上喀嚓喀嚓直响。后来才发现有好多敌人来了，是由一个反水农民带队从后面爬岭上来的。他们爬的爬，挖路的挖路，边走边砍，爬了三天三夜。上来的敌人太多，我们打不赢，便从源头下到三堡会打游击了。”
负责黄洋界的是第三十三团一大队和三十二团的一个连。大队长李灿，连长徐彦刚。他俩和衣同睡在一个用稻草铺着的坑里，一听到报警的枪声，一起翻身跳起，拿起武器往外冲，两百多名战士迅速占领阵地。
这个一大队其实还包括二大队的一半人。在来黄洋界前，队伍进行了整编，彭德怀把二大队分成了两部分，让队长李克如带领一半人到八面山协助彭宝才，任党代表，剩下的一半加入了守黄洋界的一大队。
埋伏在黄洋界下正面进攻的敌人听见枪声，估计“偷袭”已经得手，于是从几个方向发起了攻击。顿时，黄洋界哨口腹背受敌。
在激战中，李灿抱起一挺机枪，拼命地扫射，徐彦刚接连投掷了三四枚手榴弹。
但敌人却越来越多，红军战士却纷纷倒下，这样一来，各处战壕里都躺满了他们的尸体。
李灿一看这情形，边扫射边对徐彦刚说：“徐连长，这么硬拼下去不是办法，黄洋界是守不住了，你带战士们先撤！”
徐彦刚说：“不行，你先撤，我殿后。”
李灿没时间跟他争，只好说：“那我们一起撤！”
李灿指挥大家边打边撤，途中又牺牲了一些人。他们撤退到一处山崖旁，战士们往下一看，见这个山崖至少有十几丈高，这显然是不能跳的。但是敌人却愈来愈近，怎么办呢？为了不被敌人俘虏，也只好往下跳了，至于生死，那就听天由命吧！
李灿咬了咬牙，正准备跳，可是他却被绊了一跤。仔细一看，原来是脚上的绑腿散了，情急之中，他灵机一动，赶快说：“快，把绑腿解下来连成一股长绳，然后抓紧这根绳往这里滑下去。”
几分钟后，一根长长的绳索终于有了，于是有人把这一头拴在了一株大树上，把另一头抛下了悬崖。
就这样，大家依靠这些绑腿，跳出了险境。
（12）
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黄洋界失守了。
此时，彭德怀在茨坪。当他听说黄洋界失守，心里一惊，急忙派副参谋长王展程组织红军学校的学员、小井医院的轻伤员，火速向黄洋界赶去，想把这个关键的哨口夺回来。
可是，这支部队，只有一百三十多人，力量是有限的，而此时，李灿、徐彦刚他们已经被逼得跳了崖，那陈开恩带上来的特务营已与正面进攻的敌军大部队汇合了，所以对敌人形成两面夹击的态势已不存在。
所以，这样去争夺显然是极不现实的寡不敌众，最后王展程只得撤回。
接下来，八面山、桐木岭哨口也相继失守。
对八面山哨口的进攻，是从酃县方向过来的吴尚独立旅三个团，当时这里地势险要，只有一条路，能上去一个营就不错了，所以他们就轮番进攻。
开始的时候，他们依仗重武器，把迫击炮和山炮都用上了，实行轮番轰炸，这样山上的工事也被一次次炸毁。
但红军战士把睡觉用的稻草、被褥铺在工事上，并浇上水，使其冻成冰墙，几小时后，这里又是可以坚守的阵地了。
敌人仗着火炮、机枪的掩护，几次冲上山头，可守山的战士们却与他们展开了殊死的搏斗。最后，子弹打光了，工事全部被炸塌了，一百多名红军指战员，也几乎全部壮烈牺牲了。
侥幸的是，他们的党代表李克如却活了下来。后来他回忆说：
“在黄洋界失守的第二天，酃县十都方面的敌人用炮架在山头上打，把八面山的工事打塌了。彭德怀同志命令我们用棕皮绷在工事上继续守，敌人兵力虽多，因受地形限制，不可能同时上来。大部队不行时，敌人就采取每天来一个营的办法，轮换着打。我们在这里坚守了一个多星期，后来敌人攻占了八面山阵地，并直接到了大井。我们向茨坪集中的去路被敌人截断了，通向茨坪的那几个口子的吊桥没有搭起来，只好从荆竹山方向出去，向赣南转移。”
那几天，在桐木岭下的白银湖一带，五十米以外就看不清任何东西了。这给红军的防守带来了很大困难，同时也给敌人的进攻也带来了麻烦。但是，敌人有先进的武器，人没上来，炮弹却到了。
井冈山的雪大，雾也大，尤其是今年这鬼天气，大雪落个不停，有一种在短时间内不停息的感觉，这好像是在谴责人世间的争斗，也无疑给双方的决战都增加了难度。
但是时间一长，红军这边是不利的，没有后勤保障，武器也不行，尤其是弹药，只有越来越少，没有增添的，而敌人那边，却是源源不断，有骡马队在不断补给。
所以，红军的苦撑，是很有限的，到了最后就越来越吃力了。
在黄洋界失守后，赣军周浑元第十四旅三个团向桐木岭哨口发动了猛烈攻击。不到四个小时，桐木岭哨口被攻破，阵地总指挥贺国中只好带着余部往茨坪方向撤退。
三大哨口失守后，在茨坪的红军总部直接暴露在了敌军面前，可以说是危在旦夕。
当参谋长邓萍把这一严峻形势告诉彭德怀后，彭德怀与滕代远、邓乾元商议，不得不采取第二套方案了，就是在联席会上所制定的那个应急措施：为保存有生力量，红五军军委率领撤下来的部队，跳出井冈山，去追赶红四军主力。
此时，王佐的红三十二团第二营还在朱砂冲一线，可能还不知道此时形势，所以只好让邓乾元的边界特委去通知他，在井冈山坚持游击战争。
事情决定后，彭德怀马上命令所有原红五军部队到西南方向的双马石哨口集结，从那个一直较为平静的荆竹山方向撤离。
随后，红五军第八大队，第九大队，特务大队，第十大队余部，以及遂川赤卫队，都接到了撤退的通知，马上向南边的荆竹山撤退。
双马石哨口是黄龙的第十二大队和酃县赤卫大队在镇守，这里还没有出现大量敌情。
原来负责进攻这里的赣敌李文彬第二十一旅居然没有到位。
李文彬是龙源口大战的败将杨池生的部下，一听说红军大部队从荆竹山去了赣南，就伙同刘士毅那个第十五旅追赶去了。
这样，就给彭德怀腾出了一个缺口，让他从荆竹山冲出去，经遂川的大汾，去赣南寻找毛泽东他们。
第三章：圳下村的黎明
（1）
却说红四军主力在离开井冈山时，不可能再去走五斗江翻山去遂川县城那条路了，因为那里肯定聚集着敌人的重兵。要调动敌人，就只好选择从荆竹山南麓经大汾、左安一线，进入赣南的上犹、大余一带，去那个赣粤边界的大庾山地区。
那个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就曾被朱德、陈毅带领从那里路过，还在大余城外实行过整编，知道那里的一些情况，只是当时兵力单薄，没有去攻取县城，也就只好从城外擦肩而过。现在，要在外线作战，这里距井冈山不算太远，可以把围困井冈山的南路敌军调过来，给井冈山那边减轻点压力。
以遂川县城为中心的东边一带，又重新被敌人占领了，这可是两个旅的兵力。一个是李文彬从吉安那边扑过来的第二十一旅，另一个却是从赣州跟来的刘士毅第十五旅。这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就是以前在龙源口吃了败仗的杨池生第九师缩编的，而刘士毅的这个第十五旅，则是他以前那个独立第七师缩编而成的。
在本次两省“会剿”中，赣军的进攻方向在井冈山的东面和东南面，江西这边是由金汉鼎任副总指挥，坐镇吉安，指挥着马昆的第三十四旅、韦杵的第三十五旅、李文彬第二十一旅，刘士毅第十五旅共十二个团的进攻。
红军在出发的时候，为了把这两个旅吸引过来，以达到在外线作战给井冈山减轻压力的目的，把声势造得很大，深恐周边的敌人不知道了。每个连队都拿着很多由军部统一印发的《红四军司令部布告》，然后每走一处，就把这布告贴在路边显眼的地方。
据说，这是由毛泽东亲手拟定的四言体文告，读起来朗朗上口，通俗易懂，句句明白，很具有号召力。现摘录如下：
红军第四军司令部布告
红军宗旨，民权革命。赣西一军，声威远震。此番计划，分兵前进。官佐兵伕，服从命令。平买平卖，事实为证。乱烧乱杀，在所必禁。全国各地，压迫太甚。工人农人，十分苦痛。土豪劣绅，横行乡镇。重息重租，人人怨愤。白军士兵，饥寒交并。小资产者，税捐极重。洋货越多，国货受困。帝国主义，哪个不恨？军民匪党，完全反动。口是心非，不能过硬。蒋桂冯阎，同床异梦。冲突已起，军阀倒运。饭可充饥，药能医病。共党主张，极为公正。地主田地，农民收种。债不要还，租不要送。增加工钱，老板担任。八时工作，恰好相称。国民待遇，亟须改订。发给田地，士兵有份。敌方官兵，准其投顺。以前行为，可以不问。累进税法，最为适用。苛税苛捐，扫除干净。城市商人，积铢累寸。只要服从，余皆不论。对待外人，必须严峻。工厂银行，没收归并。外资外债，概不承认。外兵外舰，不准入境。打倒列强，人人高兴。打倒军阀，除恶务尽。统一中华，举国称庆。满蒙回藏，章程自定。国民政府，一群恶棍。合力铲除，肃清乱政。全国工农，风发雷奋。夺取政权，为期日近。革命成功，尽在民众。布告四方，大家起劲。
布告从右到左，呈长方形楷书条幅，后面署有“军长朱德、党代表毛泽东”的名字，还盖有“红军第四军”的大印。
时间也是在后面，被签署为“一九二九年一月”。
关于这个布告，那个从醴陵来井冈山的刘型最知情，后来他回忆道：
“四言体布告是主席亲手写的，下山以前就写好，并用石印机印好，在进军途中张贴。进军时，都很紧张，每地差不多都只住宿一晚，所以根本没有时间印材料，只能利用下山前的时间印四言体布告。”
八月失败后从广东上井冈山的宋裕和开始是在教导队培训班学习，下山前夕调到职工运动委员会并担任宣传农民运动组的组长，后来他回忆：
“当时石印机在县城里有，下山前《红四军司令部布告》已印好，下山后一路张贴。”
他说的县城不是国民党所设的新城，而是宁冈县苏维埃政府所在地砻市。
这个布告，他们是走一路贴一路，这样就把声势造起来了。
哪知这一造，得到的结果是李文彬旅和刘士毅旅在后面穷追猛打。
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本来已被金汉鼎安排在荆竹山一线进攻双马石哨口的，但他们还没开始合围，红四军主力就冲下山来了。两天后，何键才正式发布进攻的命令，可是已经晚了，等李文彬把队伍拉到井冈山南麓，却见沿途的村庄到处都有红四军司令部的布告。这时他才知道，“赤匪”主力已逃，于是就和刘士毅商议，山上就让何键那边的湘军去进攻，而他们得赶快去追击。
李文彬是云南盐兴人，和他的上司朱培德是同乡。实际上，也是朱培德把他从家乡带出来的。准确的说，李文彬不是学军事的，而是毕业于云南法政学堂，但是跟随朱培德后，就不得不学军事了。开始的时候，李文彬只是做朱培德身边的一个文职干事，后来却兼任了警卫营营长。这样，就拿起了枪杆子，一步步地往上串，直到当上了第九师师长杨池生的下属第二十五团的团长。
去年六月在龙源口战败，李文彬心里一直存着一股怨气，早就想把它发泄出来，现在机会来了，他也就有些迫不及待。凭借现在他已成为旅长的身份，手下突然比原来多了两个团，如果再加上刘士毅的第十五旅，就可以稳超胜券去追击那个凶悍的“朱毛赤匪”了。
（2）
红四军主力下山后，以第二十八团为开路先锋，第三十一团为后卫，中间为特务营、独立营护卫着前委和军委各机关及各委员会的工作人员。
最开始是走两条路，第一条路是第二十八团从小行洲出发，通过朱砂冲哨口到黄坳；第二条路是第三十一团从茨坪出发，经双马石哨口出荆竹山。
两路人马，仅相距半天的路程。
下了山后，林彪带着第二十八团冲在前面，沿着右溪经戴家埔、苦菜坳到大汾，然后从大汾进入左安。
沿途尽是走山路，到处都是积雪，这无疑会给敌方留下很多脚印。
最开始的时候，一些地主武装以为是小股“赤匪”路过，居然想一口吞掉他们。哪知刚一碰撞，就觉得有些不得劲。因为这是三千六百多人的队伍，看见一队路过后，正要下手，可后面却源源而来，还望不见尽头，这一下，可把他们给镇住了。
这种阵势，就是让他们“吃”，也得把他们给撑死。何况这又不是一个个软柿子，任他们随便拿捏？这可是由一个个小石头凝聚成的大石碾子，只要你敢来碰撞，就会把你几十人的地主武装碾压得粉碎。
朱德作为军长，一直跟着第二十八团在行动。这有些像他在南昌暴动南下那会儿，又开始给大家探路了。
毛泽东开始是骑在一匹马上，但到了半路，他发现朱德夫人伍若兰在步行，就把马让给了她。据说，她有了身孕。原计划是把她和王展程的妻子段子英一起留在井冈山的，因为她们都有身孕了，但伍若兰却坚持要跟着走，而且还把自己从原来在边界政府担任妇女工作的职务给辞了，然后调进了政治部里的宣传队。这样，就可以名正言顺得跟着大部队走了。
在行军的路上，毛泽东要黄达把马牵过去，这时伍若兰还倔强地不接受。于是，有几个人就来帮忙，有的牵马，有的来抓伍若兰，有些像绑架似的把她硬拽上了马背。这些人有贺子珍、曾志、谷芝英、伍春林等。
然后，她们一路走，一路唱。除了唱《北伐军之歌》，还唱伍若兰她们在湘南时就编好的一首新歌。其歌词是这样的：
一杆红旗哟，随风飘，
工农齐心哟，把革命闹。
锄头，梭标，大砍刀，
打倒劣绅与土豪。
让他们，画地为牢！
一杆红旗哟，随风飘，
工农齐心哟，把革命闹。
鸟枪、土枪、松树炮，
打得白匪与乡霸，
让他们，鬼哭狼嚎！
她们正唱着，把周围的许多战士都感染了，也跟着唱起来。
但是，在经过一个地方时，突然听见远处传来了几声枪声，大家马上就不唱了，都警觉起来，还握紧了手中的枪。
没有枪的，就只能把手中的梭标捏得紧紧的。
这又是沿途那些地主武装在骚扰了，但很快就听见了一系列的枪声，这显然是红军在组织反击。
（3）
井冈山的岁月是艰苦的，除了粮食、蔬菜的紧缺，就连枪弹也是紧缺的，这次到外线作战，三千六百人下山，只有一千五百支枪，而每个人的子弹，也就是十发左右。
过了大汾，往东南方向，部队就进入了左安县地界。这里的山有些特别，它比遂川南部要高一些，而且许多地方都是层层梯田，搞得战士们一会儿爬山，一会儿又下山，真是够疲惫的。
赣南一带多是山区，到了左安，那是山连着山。恰逢此时正下着雪，使路上的积雪很厚，走起路来一步三滑。
这时，部队也疲惫之至，只好分散行动，让战士们在这山道附近的村庄里去找吃的。
临出发时，每个人干粮袋里都准备了三天的炒米。可是，由于过度劳累，两天就把它吃光了。现在，整天都在急行军，又哪里去弄粮食呢，再说每天都是走的山路，许多地方还没有人家，就算有钱，也买不到吃的呢。
所以，问题也就越来越严重了。三天过后，部队不得不停下来，找个地方驻扎下来，然后分兵去发动群众，宣传红军的宗旨，筹粮筹款。
大多数战士还穿着单衣，不走动时就冷得瑟瑟发抖。脚下的冷空气一直在往裤管里灌。有绑腿的，就把自己的脚丫子包了起来，塞在草鞋内。没绑腿的，可就惨了，脚趾还露在外面，而且被冻得通红，有的还被冻裂，正在往外渗血，碰在雪上，马上就被染成了红色。
在路上走了九天，到第十天上，也就是一月二十三日，红四军主力的前锋已冲过上犹县西南角那个最狭窄的地段，进入到了大余县境内。
这时，军长朱德也感到，部队必须得停下来休整一下了。再说，他们在前年路过这里时，一直没发现有大量驻军，于是就和前委书记毛泽东商议，干脆攻下大余县城，让部队在这里补充一下给养。
毛泽东想了想，表示原则上同意，但必须谨慎，以防攻城时伤亡太大。
朱德听后点了点头，表示赞同，然后就以红四军军委的名义下达命令，派第二十八团先去攻城。
结果出人意料，此城根本就没有人设防，团长林彪带着他的队伍，几乎是穿城而过，都没有听见一声抵抗的枪响。
接下来，全军都进了城，终于吃到了一顿饱饭，把出发以来身体内所欠的亏空一下就填平了，这使得部队的情绪一下就提高了许多。
（4）
但是在第二天刚吃完早饭后，尾追红军的李文彬和刘士毅的两个旅，居然已追到了这里。这可坏了，林彪在进城时，并没有对城外加强设防，特别是占领城外的各制高点，而只是在城外各路口，布置了警戒哨。
但敌人已冲过警戒线，而且还向城里冲进来。这时，林彪却下令撤出城外，到北边去占领制高点。这让党代表何挺颖很不理解，他认为敌人来了，应该抵抗，怎么可以撤退呢？所以，他大喊道：“敌人来了，不怕死的，跟我来！”
这一声喊，确实有很大的号召力，很多人都站出来，跟他一起去城外组织阵地，对尾追之敌进行阻击。
但林彪却不管这个，依然带着大队人马撤到北边去占领制高点，因为他知道，到城外组织阵地，与敌人硬拼，肯定是拼不过的，为保存有生力量，只能依靠有利地形。
可是，他这样做，却让何挺颖带着的队伍寡不敌众，许多人壮烈牺牲，而何挺颖本人也身负重伤。
当战士们把他抬下来时，大家才发现，他的腹部已被打进了子弹，搞得鲜血直流。好在当时负责现场救护的卫生员马上赶到，给他做了临时的包扎。
林彪把部队撤退到城北一个山坡后面，然后才开始阻击敌人，此时朱德正在第三十一团和毛泽东商议下一步的行动。
一听见枪声，朱德知道敌人来了，于是马上命令团长伍中豪赶快带领第三十一团去占领城郊东边的东山岭，他自己则返回军部，带着独立营出老城，从东门外沿一条小河穿插，去北山支援第二十八团。
朱德知道，在城北有一座山叫天柱山，目前应该在敌军的侧后，如果能够攻占它，就可有效地打击敌人争取主动。但是，这个计划却不能凑效，因为营长张威带着独立营组织了五次冲锋，都没能达到目的。怎么办呢？朱德只好组织他们去抢占另一高地惜母岭，可不幸的是，张威却在奔跑中被飞来的子弹击中，当场阵亡。
城北的战斗一点也不顺利，但城东却出现了意外，第三十一团在团长伍中豪带领下，从城东迅速淌过章水河，然后登上了东山岭，马上就控制了县城东南的制高点。他们架起机枪向河对面惜母岭高地的敌人进行扫射，一下就稳住了阵脚。
战斗从早上一直打到黄昏，整整进行了一天，为大部队撤退争取了时间。前委、军部等中枢机关，就是在东山岭红军的机枪掩护下，从水口寺经棚下、大头庵等地渡过章水河，然后往南撤退的。
傍晚时分，大部队已会合到五羊滩，然后在当地向导黄学正、廖厚皮的带领下，经岗头坑往广东的南雄方向转移。
身负重伤的何挺颖没法用担架抬，只好把他绑在一匹马上。
这个大余战斗，红四军主力损失惨重，前委委员、工农运动委员会主任兼军械处处长宋乔生，和第三十一团第三营营长周舫，以及第二十八团特务连连长郑特等，都壮烈牺牲。
（5）
红四军在大余县城经过一天的激战，以牺牲近半的兵力和一批骨干为代价，于一月二十五日傍晚摆脱了敌军的围攻，在两名向导的带领下，转移到了广东南雄的乌迳。
但是，刚到乌迳驻扎，第二天凌晨又有敌军追了上来，这就不得不抵抗了。这样一来，又损失了一部分兵力。
这个时候，毛泽东已明显地感到，在柏露会议上预期的外线作战，或者叫“围魏救赵”，显然也没法实现了。
其实，也就在这一天，井冈山已被何键指挥的湘赣两省国民党军包围，并开始了大规模的进攻。
显然，战场形势已从主动转为了被动，这就预示着，先得考虑自身的安危，然后才能顾及到其他了。所以目前，先必须摆脱追击的敌人，才能说下一步究竟在哪里建立根据地的问题了。
于是，毛泽东和朱德商议，马上撤出乌迳。
哪知红四军走一路，敌军却追一路，有些像被惹恼的疯狗，咬住目标不放。
这样，他们就只好一路奔跑，沿着赣粤边境一直向东，穿过信丰县，然后又经过全南、龙南、定南三县，再到安远县。
这一路简直是没法提了，前有地主武装在堵截，后有敌正规军咬住不放，战士们衣着单薄，既找不到吃的，也找不到向导。
路上根本就没法停下来休整，一连走了三天，终于在一月二十九日这天黄昏，到达了安远县的鹤子圩，才停下来宿营。
可是就在这一天，井冈山终于被湘敌王捷俊所派出的特务营偷袭黄洋界成功。
在鹤子圩，毛泽东、朱德他们，终于见到了由中共赣南特委建立起来的红军第二十六纵队。毛泽东向队长郭一清了解了安远县的一些情况，特别是在目前敌强我弱形势下纵队的活动状况。
原来，这个第二十六纵队是在信丰、安远等几个县的农民暴动后产生的，现在由处于隐蔽状态的中共安远县委领导。
安远县委的书记叫罗贵波，但此时他用的是化名李文华。
当毛泽东知道安远县城目前没有敌正规军驻扎时，就和朱德商议，干脆拿下安远县城，在那里休整几天，让部队喘息一下。
朱德听后觉得可行。于是，毛泽东就写了一封信给那个“李文华”。
郭一清拿到信后叫通信员郭达斌连夜把信送到县委所在地枫树园。
此时，罗贵波正在枫树园召开县委扩大会议，讨论、部署如何开展反对地主豪绅向穷人逼租逼债的“年关斗争”。
快天亮时，郭达斌却送来了一封信。
罗贵波一看，信封上写着“李文华收”，于是连忙把信拆开。
只见信的内容是这样说的，红四军从井冈山下来，经过长期作战，部队很疲劳且有减员，需要争取时间休息补充。所以，军部决定派一部分兵力去攻打安远县城，希望中共安远县委积极配合。
看了信后，罗贵波兴奋起来，他想既然红四军主力过来了，那就用不着进行“年关斗争”，而应该举行“年关暴动”，于是又叫大家坐下来，把信的内容念了一遍，并开始研究如何配合红军攻打安远县城。
经讨论，县委最后决定，大家分头行动，把所有能组织的党员和群众都组织起来，编成一个个暴动队，让郭一清来指挥，以配合红四军攻城。
为此，罗贵波还专门派了一人去联络红军总部，他就是县委委员魏宗周。
（6）
一九二九年一月三十日中午，当井冈山保卫战已陷入全线崩溃的时候，毛泽东、朱德等率领的红四军已从安远的社山来到孔田老圩。
由通信员郭达斌带路，魏宗周终于见到了毛泽东和朱德，并报告了安远目前没有敌军驻扎的情况和县委的行动计划。
就在那天下午，毛泽东和朱德还在孔田老圩的桥头召开了一次群众大会。当晚，毛泽东还邀请了八位贫苦农民一起座谈，了解当地群众的疾苦和革命斗争的情况。
趁毛泽东召开座谈会之际，魏宗周带领魏善成等分头返回县城太平圩，为的是侦察敌情，结果令他们大吃一惊。
在“三点会”头目魏井保那里，魏宗周已知道逃离太平圩的靖卫团团总又返回来了，而且妄图在明天去孔田圩附近，与“追剿”军四个团共同夹击红军。
得知这一消息后，魏宗周马上离开了太平圩，赶回孔田圩，向毛泽东、朱德报告了这一情况。
根据这个情况，毛泽东和朱德认为，原来两个团的敌军在追击，现在又增加了两个团来围歼，这说明敌军的“进剿”力度在增大，看来这个赣南并不是原来想象的那么顺当。
其实，这也不奇怪。在国民党第二次“北伐”成功后，蒋介石就把自己当着了中国的主宰，所以接下来的事就是“编遣”军队，同时对一切反动他的集团或军队都要实行彻底的制裁，更何况共产党和他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且还要组织武装推翻他。所以，他对共产党要斩尽杀绝，也是很正常的，但关键是，能不能做到，那就不一定了。
在强敌准备合击的情况下，为避免遭受更大的损失，毛泽东和朱德决定，立即改变行动计划，放弃攻打安远县城，连夜转移，甩开敌人。所以，到了午夜，在当地群众的带路下，红四军抄小路经新塘尾向寻乌方向转移。
翌日凌晨，当敌人赶到合击地，红军早已远走高飞。原来这是刘士毅的两个团和一些地方靖卫团。在安远，他们算是扑了一个空，但并不甘心，又继续追赶。
关于红四军在安远县孔田圩成功脱险这件事，说明红军必须要有地方党配合，要有广泛的群众基础，才能在关键的时候化险为夷，这也是后来歌词中唱的“军爱民，民拥军，军民鱼水一家亲”的历史依据。
这段历史，身为红四军连党代表的欧阳毅后来回忆道：
“毛泽东同志多次谈到这件事，说是一个地方党组织、一个人、一封信，救了我们党，救了整个红军。”
朱德后来在回忆这段经历时也说：“那一回红军的命运是处在极险的境地了，如果当地没有地下党的组织，那一回就会被敌人消灭了！”
（7）
一月三十一日，红四军到达了寻乌县菖蒲圩。在那里，毛泽东和朱德意外地遇到了中共寻乌县委书记古柏。
古柏是来主动联络的，他本是寻乌人，但很早就在寻乌南边的广东梅县就学并参加了革命，去年三月因在寻乌举行暴动失败后，又去了梅县，直到五月才回来，并着手组建起红色游击队，称“红军第二十一纵队”。
古柏看红四军被敌军一路追赶，向毛泽东和朱德说：“应该找一个根据地驻扎下来！”
毛泽东问：“有合适的地点吗？”
“在项山，有一个罗福嶂，背靠福建和广东，可以在那里重建一个根据地。”古柏说。
朱德一听，马上叫古柏带他们去看看。
第二天，古柏为他们找来了向导，一个叫潘丽，一个叫李大添，要他们带红四军去罗福嶂。
就这样，红四军又出发了。但山路崎岖，还要翻山越岭，所以一天不能到达。到了晚上，只好宿营在吉潭圩的圳下村。
这是一个四面环山中间低平的村子，原来它坐落在一个较大的山窝子里，南北是山，中间是个东西走向的狭长田塅，一条小河把这个地段分成了南北两半。仔细看来，这里还算安全。周围都是大山，谁知道这里会有大部队驻扎？如果不是追兵，会让人联想到宁静安详的田园生活不就是一生的追求吗？
按理说，中共寻乌县的党组织在这块土地上作了长期的斗争，有扎实的群众基础，再加上向导潘丽、李大添他们都是本地人而且还是县委的负责人，选择红四军在这里留宿一晚，应该是没多大问题的。
再说，毛泽东和朱德也估计到，敌人的追兵如果真的要来，那也是第二天早上的事，所以在这里休息一晚，完全是必要的。
但恰恰是这些有利的条件，却差点儿让红四军全军覆没，这到底是怎么回事呢？
当红四军在圳下村住下来后，军部又下达了第二天出发的命令。即：第三十一团走在前面，于凌晨三点出发，军部、前委直属队定在四点，第二十八团断后，天亮出发。
当时，部队的驻扎情况是：
前委、政治部在村西南一座叫文昌阁的古庙里，军部在村中央的刘氏宗祠恭安围。
伍中豪的第三十一团为右路，驻扎于村东担任前委、政治部和军部的前卫警戒，在恭安围的前面；
林彪的第二十八团为左路，驻扎于村西文昌阁后面至大营岗一线，为前委、政治部和军部的后卫警戒，在恭安围与文昌阁的后面。
特务营、独立营随军部驻在恭安围，妇女组的贺子珍、伍若兰、曾志、康克清等也在军部附近的屋檐下歇息。
但天还没亮，意想不到的事却发生了。
敌人的追兵却提前追来了，这就打乱了红四军的队形及部署，而且损失惨重。
（8）
黎明时分，军部、前委直属队早早就起了床，准备出发。这时只听得一阵“噼里啪啦”的枪响，马上就打破了拂晓前的宁静。原来，尾追的敌军先头部队已在村外。
此时红四军的情况是，第三十一团已经出发，第二十八团由于是断后，要天亮后才出发，所以还在睡梦中，而军部、前委及其直属队却刚刚醒来，正准备出发。
这就预示着，敌人来了，根本就没防卫，所以在村头打了几枪后，见没有动静，就冲了进来。
他们很快就冲进村子，更糟糕的是，居然直奔村中央的刘氏宗祠恭安围。那可是军部的住所，全军的指挥部！
当时，陈毅刚醒来，还披着大衣呢。他听见枪声后觉得不对劲，想出来看这到底是怎么回事。
可是刚一出门，就见敌兵已冲到眼前，拿着枪向他扑来。
陈毅一看，大吃一惊，知道这个敌兵是想抓他去立功，于是马上转身就跑，可那个敌兵却揪住不放，一把去抓陈毅的大衣。
哪知这大衣却自觉地从陈毅肩上脱了下来，接着就是整个大衣从他头顶上覆盖了下来，使他顿觉眼前一团漆黑。
原来，是陈毅趁势把大衣甩过来盖住了他的脑袋。等他抓开大衣时，陈毅已经不见了。
朱德和伍若兰也住在恭安围，他们也是刚起床正在收拾行装准备出发。头一天下午到的时候，一个老奶奶知道伍若兰有身孕，就把她安排在自家祠堂左边的客房里，为此朱德也暂时在这里陪伴。
朱德听见枪声，也是出来看看，可刚出院子，就被敌军拦住，用枪指着他问：“朱德在哪里？”
这时，伍若兰在后面抢先说道：“他是一个伙夫，知道什么？你们要找朱德，跟我来！”
说完，就从容地领着敌兵往院子门外走了。但是不久，就听见了附近枪声不断，说明伍若兰已经与敌兵干上了。
前委、政治部驻在圳下村的西南角。那里的文昌阁距村里有一里多路，小河就从它旁边流过。
文昌阁是一种用于祭祀的庙宇，祭的是文昌帝君。传说文昌帝君是民间和道教尊奉的掌管士人功名利禄的神仙。这里有这种庙宇，说明在赣南一带，曾经想祈求文昌帝君保佑考取功名的人很多，这说明这里的经济文化状况比贫瘠的井冈山要好。
毛泽东习惯于睡得晚，但由于今天还要赶路，也就没熬夜，这样就和大家一起行动提供方便了。
听见枪声后，作为前委秘书的贺子珍，还有谭政、虞上聪等，还以为是哪个农家在放鞭炮，但作为秘书长的谭震林却经验丰富，他认为应该是敌人来了，于是直奔毛泽东住处。这时，只见毛泽东在杨梅生所负责的警卫班的护卫下，正待要出发。
这个警卫班，除了原来的警卫员李根勤，还有何金云、吴光荣等，龙开富依然挑着皮箩，保护着文件和印章，黄达则牵着马随后。
于是，在谭震林的指挥下，大家很敏捷地越过了文昌阁旁边那条小河，撤到村东南的山上。
（9）
朱德离开伍若兰后，带着五名花机关枪手终于开始突围，但敌人却穷追不舍。有一个战士看出了一点门道，觉得是在追赶穿大衣的人，因此马上叫他把大衣脱掉，但他舍不得丢。
又跑了一段路后，要过一条小河，大衣居然浮在水上增加了负荷，所以朱德最终还是把大衣脱在了河边。
小河不大，水也不深，但正值寒冬腊月，雪花满地。朱德和战士们在寒冷刺骨的冰水中趟了过去。
担任后卫的第二十八团，只有第二营营长萧克，带领两个连冲出十多里路过河，占领了河对岸一个高地在阻击敌人。在这里，他们坚持了两个多小时，掩护军部从该阵地左侧顺利通过。
走在前面的第三十一团，知道后面发生战斗后，又返了回来。这一下，与最先冲出来的特务营和第二十八团第二营抢先登山占领有利地形，然后进行猛烈的反击。经数小时血战，终于把敌军击溃。
第二十八团团长林彪，听到枪声后，判明军部已被包围，这就意味着后卫部队的路已被截断了。
为了避免被一网打尽，他决定率部掉头奔向吉潭的大坜，想从大坜经过团船，绕到前面去接应。但是，在一个叫“分水垇”的地方，却遭到了不明武装的袭击，居然把部队给打散了。
而第二营的党代表陈俊，带着谭福、谢保升等九十多个战士，在古丰圩被打散后，终于在北面的莲塘与突围出来的毛泽东他们相遇。
之后，在向导潘丽、刘隆宝等人的带领下，一起奔向群众基础好的滋溪。
但是，刚到滋溪，敌军又追了上来。
在农会会员张庚秀、谢永昌等人的协助下，陈俊带着队伍，在一个叫锅子嶂的地方设下埋伏。
这股敌军以为他们追击的“赤匪”已山穷水尽了，所以就大胆地追起来，可是到了锅子嶂，却中了埋伏，结果被打得溃不成军。
到了梨树塘，在向导刘隆宝家，毛泽东召开了一个临时会议，决定由潘丽和刘隆宝继续带领前委去罗福嶂，而让陈俊这个九十多人就留在锅子嶂一带，继续牵制敌人。如果又来追兵，把他们引向剑溪一带。
在这次战斗中，第三十一团第一营党代表毛泽覃身负重伤，也被留在了梨树塘。
而被绑在马上的何挺颖，由于马在激烈的枪声中受到了刺激，居然惊得跳了起来，这样就把何挺颖摔了下来，造成气绝身亡。
林彪带着的那一股人马跑到广东平远县的仁居，然后从大华山、黄石，又北上江西至聪坑，来到了项山甑的东面，在一天之中走了近一百里。
傍晚时分，林彪所带的部队终于和在大中等待集结的前委和第二十八团二营汇合。
这个圳下村被袭击，红军是分三路进行突围的，一路走项山凉山岽，一路往小杭锅子嶂，另一路去剑溪寒地。
原来，这穷追不舍的敌军是刘士毅第十五旅的钟桓第三十团，他们是从澄江出发，来偷袭圳下村红四军驻地的。
其实，他们的情报是红军主力在吉潭圩，准备在那里去夹击的，但是在半路上，居然有人报告，这个圳下村也有“赤匪”，于是就来了个顺手牵羊。可这一“牵”，却险些把红四军的指挥部给彻底摧毁。
圳下村被袭击，使红四军十分难堪。很多部队失去了指挥，简直是一片混乱。从被围的那一刻起，都是在“死里求生”，特别是没有武器的那些人，许多就只好被擒。
在此次转移中，朱德的妻子伍若兰，为了掩护朱德与军部撤退，把敌人引开，一直都没有回来。后来才听说，她被俘了，还被识破身份押往了赣州。
但没过几天，伍若兰就在赣州的卫府里被杀害，头颅还被挂在了城门上示众。
（10）
突围出来的朱德、陈毅与特务营，不久就赶上走在前面的第三十一团，然后在向导张丽的带领下，于当天下午到达了预定地点罗福嶂。之后，前委和其他部队也陆续到来。
但遗憾的是，到这里的人已不足一千，许多人都被打散了，不知是死是活。
原来罗福嶂是一个只有几十户人家的小村子，距圳下村也就几十里的山路，只是隔着几座山而已。但是，就是这么一段距离，也差点让红四军过不来了，这很说明问题呢。
古柏建议红四军到这里来，那是因为这里有良好的群众基础，且背靠闽、粤两省。大革命失败后，中共寻乌县党组织就在这一带活动。比如那个向导潘丽吧，就在这里秘密从事着革命活动，利用“洪家”、“三点会”等江湖组织，在项山、滋溪、剑溪等处发展农会，到一九二七年底，已有会员五、六百人了。
二月二日这天，天空正下着鹅毛大雪，路上反而不怎么滑了。在下午四时左右，先头部队第三十一团第三营率先到达罗福嶂。
傍晚时分，大队人马已陆续到来。
此时，为防备圳下村出现的意外，军部马上派出部队，去占领附近的有利地形。
这一天晚上，毛泽东随前委机关和第三十一团驻扎在上村，朱德、陈毅随军部和第二十八团驻扎在下村。
想到下一步行动，毛泽东专门来下村找朱德和陈毅商议，部队人数已大量减少，为便于集中指挥，可能还得进行一次整编，于是三人拟定，在第二天召开一个前委扩大会。
第二天朱德起床很早，伍若兰一直没有下落，使他根本就没法睡。为防备再出现圳下村那种被袭击，他和警卫队在村子外转了一圈。
位于项山脚下的罗福嶂村，正如古柏所说的，很适合做“井冈山第二”，因为大山把整个村子包裹了起来，仿佛与世隔绝了似的，最主要的是，它位于闽、粤、赣三省交界处，有“一脚踏三省”的感觉，这可是打游击的好地方呢。
到了罗福嶂后，部队依然和往常一样，开始做起了群众工作。“分兵以发动群众，集中以消灭敌人”，“筹粮筹款”始终是红军面对的一个主题。好在这里群众基础好，一听说红军来了，都没有躲起来。
由此，政治部专门发出一个通知，告诫各连队官兵一定要牢记井冈山所定的“三大纪律六项注意”，听从指挥，筹款归公，不乱拿群众东西；买东西要付钱，借东西要还，损坏东西要赔；做群众工作要和气；宿营后门板要还上，睡的铺草要捆好。
还特别强调：不能随意大小便，洗澡要避开女人，空闲时要帮助群众锄地、挑水、劈柴和打扫卫生等。
这些通知，看似多余，实则是每到一处，都得加强这方面的管束和教育。因为，红军队伍里战士的成分也很复杂，不晓谕不知道，不教育不行。
仔细分析，红四军的兵源主要来自以下六个方面：
（一）南昌暴动南下潮汕的叶、贺旧部。
（二）张发奎第二方面军警卫团。
（三）平江、浏阳的农民。
（四）湘南的农民和水口山的工人。
（五） 许克祥、唐生智、白崇禧、 朱培德、吴尚、熊式辉等部的俘虏兵。
（六）边界各县的农民。
这就是说，他们一部分是工人、农民，而另一部分，则是无组织无纪律的游民，即毛泽东曾说的“流氓无产者”。这肯定是要加强纪律性的。
毛泽东有一句名言叫“加强纪律性，革命无不胜”，就是在长期的革命实践中总结出来的。
（12）
二月三日这天上午，红四军的这个前委扩大会就在罗福嶂村的芹菜塘一家大祠堂里开始了，参加会议的有毛泽东、朱德、陈毅、朱云卿、袁文才、谭震林、林彪、蔡协民、伍中豪等。
原来这里是国民党乡公所的驻地，其大门正对着路边，在路上可以直接看到房子的上厅。厅子不大，但能容纳得下十几个人。
会议就在这个上厅举行。首先，大家站起来，为在这一路牺牲的战友包括第二十八团党代表何挺颖等默哀，然后是毛泽东的讲话，就借这个哀悼的机会谴责第二十八团团长林彪没有很好地照顾好身负重伤的党代表何挺颖。
接下来，毛泽东对本次圳下村受袭击的直接原因和间接原因做了一个分析。直接原因是国民党军队的穷追不舍和突然袭击，间接原因是没有群众报信和突围中的松散与混乱。所以，以后要解决这些问题，还得把部队实行整编，使之轻装上阵，灵活机动，反应快捷。
由此，可以把非战斗员留下来搞地方工作，战斗员则要强化训练，以应付敌人的突然袭击。
可是，这罗福嶂山区，它能留得住吗？
鉴于现在是非常时期，且人数减少近千，所以也不适合多层次指挥，而应该把指挥全集中在前委，政治部的工作也让前委来承担。
接着，会议通过了毛泽东早就拟定好的整编方案。鉴于兵力的减少，为了迷惑敌人，把“团”改成“纵队”，这在敌方也就搞不清红军有多少兵力了。
就这样，部队被改编为两个纵队，纵队下设支队，支队下设大队、中队。
第一纵队由第二十八团主力、军部特务营、独立营编成，下辖四个支队。即原来的三个营改为三个支队，特务营、独立营合编为第四支队。
第一纵队司令为林彪，因党代表何挺颖已牺牲，让陈毅来代理。
萧克为第二支队长，胡世俭为党代表。另外，原来四个连组成的第一营改为三个连组成一个支队，毕占云为第四支队长。
第三纵队由第三十一团编成，伍中豪为司令，蔡协民任党代表。
鉴于目前严峻的形势，会议还决定，如果以后部队被打散，相互之间无法联系时，就去上海等地，以化名登报的形式与党组织取得联系，以期将来再从头开始。
在开会期间，边沿部队居然抓到了两名敌军侦探，从他们的口中，又知道了新的敌情。
这时，又接到县委书记古柏的来信。
毛泽东打开信件一看，马上皱起了眉头。这几乎和侦探交代的一模一样。
原来，红四军进入罗福嶂后，敌人的追兵又纷纷赶来。刘士毅的第十五旅、李文彬的第二十一旅已集结于寻乌、会昌两县之间，福建的郭凤鸣第二独立旅从汀州赶往上杭、武平，广东的范石生部、王应榆部从粤北赶往寻乌、平远一线。
这样一来，这个罗福嶂又像井冈山一样，被围得水泄不通了。看来这个罗福嶂也是不安全的，除了战斗部队得走，伤员也得跟着走。那么下一步又该怎么办呢？或者说，下一步又该到哪了去呢？此时大家都没有了主意，把目光都盯着了毛泽东，有一种“山穷水尽疑无路”的感觉。
这时，只见毛泽东笑着说：“这国民党也太瞧得起我们了，走哪儿他就跟但哪儿，我们现在是没有路可走了，那就去会会他们吧！”
大家都面面相觑，不知道他这句话的真实含义。这时，只见毛泽东点燃了一支烟，或者说只有半支，还是他前一次抽剩下的，然后说：“现在是敌强我弱的态势，我们只有和他们兜圈子。我看现在该北上了，去会昌，占于都，把敌军向北边引。这样，广东、福建的军队就不会过来了！”
于是，前委立刻作出转移的决定，命令全军要悄悄离开罗福嶂，不准掉队、不准打手电筒、不准带有响动的东西、不准说话、不准咳嗽。
就这样，天还没亮，红四军已在罗福嶂消失了。
原来他们沿着赣闽边界的崎岖山道，向北边前进，然后准备经会昌去宁都。
但在当天晚上，他们刚走到寻乌与会昌交界的罗塘圩时，又再次遭到刘士毅第十五旅的阻击，于是只好折向武平与会昌交界的武夷山一带。
第四章：雪压井冈路途艰
（1）
却说彭德怀、滕代远在茨坪组织起力量向黄洋界反攻，但兵力毕竟有限，经过几次冲锋都没能凑效。
接着，又听说八面山已失陷，吴尚的独立旅三个团也攻了上来。
于是就不得不想到，这井冈山保卫战已陷于完全挨打的地步，剩下的事就只有赶快撤离。
因为如果再坚持，已无实际意义，得来的结果却是，大量敌军居高临下向茨坪发起进攻，这样就有全军覆没的危险了。
原来，八面山阵地是由彭宝才的第十大队和教导队一部在镇守，但是自小井失陷后，这个地方就处于敌人两面夹攻的境地，可能是背后遭到了攻击，不然又怎么会失守得这么快呢！
据后来的幸存者李克如的回忆，他们的确是遭到了背后大井方向的袭击，在敌人两面攻击下，与茨坪失去了联系。
也就是说，在黄洋界失守的第二天，他们都还在继续抗击从酃县十都方向进攻的敌人，但是由于背后的大井被敌人占领并从后面攻击他们，再加上到茨坪的几个口子的吊桥也被拆除，所以他们幸存下来的人也只好从荆竹山方向撤离。
原来，从大井往茨坪，中间是一道深沟，走下去再上来，需要走二十多里路，所以为了方便起见，新遂边区苏维埃政府曾经在这里使用竹绳搭起了几处吊桥，可是现在为了防备敌人来偷袭，早就把它砍断了。
此时，彭德怀与滕代远的指挥部在茨坪。几天来，他们是人不离甲，马不离鞍，一直守在指挥部里了解着各哨口抗敌进攻的情况。
彭德怀负责前线的动态，西线由王展程给他参谋，东线是邓萍给他参谋，南线的两个哨口，让负责秘密交通的军委委员、副官李光联络。
虽然红四军走后，任命张子清为留守部队的参谋长，但他是不能动弹的人，所以还是要把那个持反对意见的邓萍用上，让王展程这个曾经的第二十八团参谋长来作为副手。
滕代远负责和边界特委一起动员各赤卫大队，还有群众，对各阵地送饭、送水、送弹药和运回伤员，然后进行医治安置。
此时，彭德怀找滕代远商议，黄洋界和八面山已失守，红五军得马上撤离战斗，突围出去。不然，就来不及了。
对于红五军来说，到井冈山还不到一个月，对许多地方都还不那么熟悉，所以如果说要撤走，这和他们在湘鄂边转战没什么两样。反正打得赢就打，打不赢就走，要撤走的，也没什么顾虑。
再说，这敌人来了，寡不敌众，如果不早些撤离，只有被消灭，那就不是明智之举了。守得青山在，不怕没柴烧，反正先得活下来，将来才有“翻盘”的一天！
作为曾经是中共湘东特委书记的滕代远，其党性原则应该是很高的。他知道，留守井冈山，不光是一项军事任务，同时也是一项政治任务。现在，他听彭德怀这么一说，心里先是一愣，然后再仔细想了想，的确是这么回事，红五军已抗击了三四天，能达到这个效果，已是很不容易了，所以怎么办呢？只好撤吧。
接下来，两人就商议，往哪儿撤的问题。
回湘鄂赣边界去与黄公略的第二纵队会合？就目前的形势，西边、北边都被何键的重兵把守住了路口，显然不现实。
往东，是桐木岭哨口，敌人在那里组织了白银湖、梨坪两路的进攻，更不现实。
往南，那是王佐镇守的朱砂冲哨口，目前还不知道他那里的情况如何，但是黄坳一带是遂川的正北面，肯定布有重兵，所以还是觉得往这个方向去不得。
看来，只剩下西南方向的荆竹山了，这里的双马石哨口，是黄龙的第十二大队在镇守，目前还没有发生太大的战斗，说明这里是敌人薄弱的环节。
“看来，我们还是从这里先跳出去，再去赣南寻找红四军主力。”彭德怀说。
“走之前，还是得向何长工、王佐他们交代一下，照顾好伤员，收集溃散的武装，继续坚持这里的斗争！”滕代远补充说。
两人既代表红四军第三十三团，也代表红五军军委。主意一旦拿定，彭德怀就以红四军第三十三团的名义给桐木岭哨口下达了撤退到茨坪的命令。
桐木岭到茨坪距离最近，只有八里路，这个命令很快就到达了。
当阵地总指挥贺国中接到命令后，知道西边可能守不住了，于是就通知黄云桥的第九大队从梨坪撤离，而他自己则从白银湖阵地撤了下来。
很快，滕代远已把留给王佐和何长工的信写好了。信中说，黄洋界、八面山已被敌人攻破，为了保存革命力量，他们只好按照联席会议决议，撤出外线去作战了。希望他们在边界特委领导下就地隐蔽，保护好伤员，与敌人在井冈山“打圈子”，以等待他们杀回来。
可是刚把信写好，节外生枝的事又来了。原来敌军从小井进来后，已经把从茨坪到双马石哨口的二十多里山路给截断了，也就是说从小井往南到中井、大井、下井这一线全被敌人控制了。看来就只能往王佐镇守的朱砂冲哨口冲出去了。
（2）
一月二十九日那天下午，彭德怀、滕代远在茨坪集合了三个大队、特务排以及后方勤杂人员共五百多人，向朱砂冲方向突围。
在雪地里他们走了一个通宵，路上不断有边区工作人员、红四军留守机关的后勤人员以及伤病员、护理人员追上了部队，使整个撤离的队伍一下就达到了一千余人。
后来彭德怀在他的《自述》中也说：
我和贺国中在茨坪集合了三个大队、特务排和后方勤杂人员等五百多人，在敌重层包围中突围，如果不突围，当然会全军覆没。但红军留下的伤病残员、妇女、小孩一千余人，要突出敌军重层包围，则部队要在前面开路，又要在后面掩护，真是不容易。
从这段文字可以看出，他们最初是带着一千多人的，但后来到了赣南后，没发现有这么多人，那么这些人又到哪里去了呢？
原来他们带着这一千多人，准备从朱砂冲突围出去，但到了下庄的菜家坪后，却发现王佐已把部队撤到了这里。这就说明，朱砂冲也被敌人攻破，冲出去的路也断了。
这时，彭德怀找到王佐，向他通报了黄洋界、八面山已失守，红五军必须到外线去作战的决定。
王佐一听，感到很惊讶，马上问：“黄洋界那么坚固，敌人是如何冲上来的？”
跟着彭德怀的邓萍告诉他：“是从小井偷袭上山的。”
一听说敌人是从小井偷袭上山的，王佐就知道这里面出了内贼，因此把牙根咬得痒痒的，说道：“这肯定是山下大陇的人带的路，待以后查到后定把他碎尸万段！”
接下来就是邓萍问道：“现在朱砂冲已出不去，该怎么办，另外有路吗？”
王佐说：“有，从这里去荆竹山吧！”
彭德怀一听，心里一喜。原来他们就是决定去荆竹山的，可是路被敌军截断，这才到了这个下庄，结果从这里居然也能去荆竹山，那就太好了。
这时，只听王佐又说：“这条路，没有多少人走过，可能要难走一些，这得有人给你们带路才行！”
滕代远说：“这个，没关系的，剩下的事情，就得让王团长费心了。我这里有一封信，本来是准备带给你的，现在我就亲自交给你，以后和何长工他们密切配合吧，形势一旦好转，我们是要回来的！”
彭德怀说：“为了麻痹敌人，我有一个建议，把这个第三十二团改称为黄洋界大队，这样目标就没这么大了。”
“好吧！”王佐爽快地答应。
原来，王佐就是这个下庄的人。在这里，基本上他说了算，就像鱼得到水一样。
此时天快要黑了，还下着雪。但大家都没有心思要在这里过夜，而且觉得应该马上离开这个地方。
所以就在这个菜家坪现场，彭德怀、滕代远和王佐马上就召开了一个撤离前的大会。参加大会的，除了红军，还有中共遂川县委、县工农兵政府的成员，然后就是遂川县赤卫大队、区赤卫中队和酃县赤卫大队以及少年先锋队和伤病员近两千人。
彭德怀向大家通报了目前所面临的形势和以后的方针，然后向大家宣布，原红五军恢复番号，撤离井冈山，红三十二团改番号叫“黄洋界大队”，与山下何长工带着的第一大队形成呼应，在井冈山继续坚持斗争。
但在出发前，为了保守秘密，王佐还把当地罪大恶极的几个土豪押到新屋田用梭标给捅死了。
然后在遂川赤卫大队第三中队的带路下，就队伍就从这个菜家坪出发，往西南方向去荆竹山。
这一天晚上，他们是经河口、河西垄、桃子园、老井冈山村等地往荆竹山前行。
在行进中，有一对夫妻也跟着这支队伍在默默走着，他们是半年前就来到井冈山的第二十八团参谋长王展程和她的妻子段子英。
前一天，王展程带着教导队准备去夺回黄洋界的，但冲锋了几次都被敌人强大的火力压了回来，所以只好来向彭德怀汇报，待彭德怀决定撤离后，他就把妻子段子英找来，准备随红五军一起撤离。
此时，段子英也有身孕，在军委会搞宣传工作。关于这段经历，在她后来的回忆录中，是这样说的：
红军主力下山之后，井冈山军民立即投入紧张的备战工作。我们几位女战士，主要是发动群众下山背粮、削竹钉，又到墙上写标语，如“一切为了保卫井冈山”、“一切为了粉碎敌人围剿”等等。我们几个女战士，基本上是早上操练，上午挖工事，下午搞宣传，晚上削竹钉。大家斗志昂扬，不怕辛苦。不几天，山上的粮食背足了，工事筑好了，五大哨口筑成了一道十几里长的竹钉防线。
（3）
第二天下午，他们终于到了荆竹山，原来在双马石镇守的那个第十二大队却还不知道大部队已经撤走，所以彭德怀只有派人去联络。
从菜家坪出发，他们已走了一宿一昼，当天终于在一个叫火烧冈的地方过了一夜。
第二天，又继续前行，翻山到大坳背、上烟、长坪村，经樟坑，从石门岭的山脚下到达竹坑，在这里又过一夜。
然后在第三天上，准备向凉山方向前进。
这段路程，全是在一些猎人走过的地方，走起来相当困难。在这种强行军中，有时走的是羊肠小道，有时要攀登悬崖峭壁，有时要翻越高山峻岭。在没有路的地方，还得用马刀砍倒树木，临时搭桥。
天气寒冷，还不断下着雪，使路上的积雪很厚，走起来就更难。竹枝、枯草、荆棘被大雪压倒交叉地封盖住那些山径小道，有时还得清除了才能走，所以速度就很慢。
此时，许多人还穿着单衣，只要停下脚步，就会被冷得瑟瑟发抖。
更其重要的是，由于突围通知下达得很急，许多人都在仓促中出发，根本就没有带吃的，结果是，到处都找不到吃的，所以又累又饿，饥寒交迫。
连彭德怀在他后来的《自述》中也说，那几天，他的干粮袋丢了，三天没吃东西。
在行进途中，断后的队伍是遂川赤卫大队第二中队和酃县赤卫大队，在他们前边则是遂川县委和政府人员，少先队随伤病员同行，负责照顾他们。像副参谋长王展程这样的，在八月被袁崇全打的枪伤，至今都还没有痊愈，所以走起路来，就有些艰难。
可是当他们走到大汾圩时，马上就陷入了敌军一个团的包围。
彭德怀一看这种阵势，马上想到的是，分散突围会使力量不集中，这样可能都突不出去，怎么办呢？只有集中力量，选择敌人两个阵地的接合部，用强大的火力冲出去。
那么，后面这么多非战斗人员怎么办呢？
想了半天，他只有一个办法，就是把重兵集中起来往一个点上冲，让非战斗人员紧随其后，再让一部分战斗人员断后。反正到了这种地步，只能是谋事在人，成事在天了！
以前，彭德怀却不信这个“天”，但今天他却没有了这个把握，因为敌人究竟来了多少？他不知道。究竟围了几层？他也不知道。派人去侦察，已经来不及，只能依靠他这种安排，然后集中力量突出去。
“反正就那么回事！”彭德怀想，“突出去了，捡一条命；突不出去，活该！”
就这样，彭德怀把队伍分成了三部分，让战斗力强的贺国中第三大队担任先锋打头阵，负责撕口子；中间是为数众多的非战斗人员，后面留一小部分战斗人员断后。
二月二日这天，突围开始了。
彭德怀指挥红五军主力以决死之心杀开了一条血路，最后终于冲出了敌军的包围圈。
但是，主力倒是冲出去了，而敌人却发现随之而来的却有很多没拿枪的人跟着，原来这些人正是那些机关后勤人员、少先队和伤病员，而断后的部队，其火力又是那么微弱。
这一下他们的机会终于来了，因此就像饿狼冲进羊群一样，对这些非战斗人员“撕的撕，咬的咬”，结果许多人被打死，许多人被俘虏，许多人被冲散……
（4）
在被冲散的人群中，副参谋长王展程和他的妻子段子英，却找不到大部队了。这在段子英的回忆录中有完整的叙述：
二月初的一个早晨，守山部队从河西垅经荆竹山沿着悬崖峭壁开始向外突围。雪越下越大，我跟着王展程随部队艰难地走着。原定的突破口黄坳已经出不去，队伍折向大汾。结果，在这里部队遭到肖家璧地主武装伏击，经过一场混战，敌我伤亡很大。部队中有的突围去了赣南，剩下的一部分返回井冈山的丛林中，零星的战士，有的牺牲在战场，有的则不明去向。我和王展程就是在这场战斗中打散的，脱离了主力部队。
在戴家埔一带的山上，王展程对段子英说，这一带地形他比较熟悉，要段子英不要害怕，他们肯定会找到大部队的。
怎么去找呢？他准备绕到湘赣边界的那边，也就是湖南，从桂东、崇义地界去。的确，去年八月，他在这些地方和王尔琢一起打过游击。
于是，两人就出发了。为了避开敌人的搜捕，他们不敢走大路，而是尽拣那些深山无人的地方走。为了消除行走中的寂寞，他们还边走边谈。其实，他俩以前也不认识，是在半年前由朱德和伍若兰给他们介绍的。
段子英和伍若兰一样，都是衡阳师范学校毕业的学生，所以为了同学的幸福，伍若兰就让朱德给段子英选了这个王展程。
二人见面时双方都觉得满意，事情就算成了。
“展程，我们走的这条路，有可能是生路，也可能是死路。对此你有什么想法？”段子英边走边问。
“死这个字，对我来说是不在乎的！”王展程回答道，“我最不愿意的是被抓住后去当俘虏，如果那样我宁愿去死！”
“要是找到大部队就好了，如果找不到该怎么办呢？”段子英又问道。
王展程说：“那也没关系，我们可以去城里代人写书信、算八字、开客栈，做什么都行，既可以潜伏下来等待机会，又有生活来源。你看，这样行不行？”
段子英一听，觉得这个主意还不错，于是就爽快地说：“干什么都行，反正我不离开你！”
可在第二天，他们却在路上碰见了另一位被打散的人。这人高高瘦瘦的，显得文质彬彬，还操着一口安徽口音。原来王展程认识，他是军长彭德怀的副官，姓李。
王展程见到他后惊喜地叫道：“李副官，原来是你呀！彭军长他们呢？”
这位李副官却摇了摇头说：“我也是在大汾被打散了，不知道他们往哪个方向去了，也正在找！”
这样，他们就多了一个人，大家结伴而行了。这时，王展程才给李副官介绍说，段子英是他的妻子，然后还说了一番话：“我们虽然掉队了，但我们要牢记，我们都是共产党员，是红军战士，所以一定要找到党组织，找到部队。”
接着，王展程看了一眼李副官，再看着段子英说道：“当然，在这种情况下，各种可能性都会发生，因此我们也要有个思想准备，那就是被捕、杀头，无论出现哪种情况，我们都不能背叛党、背叛革命，要学会隐蔽自己，保护同志，然后见机行事。”
李副官听了王展程的话，表示赞同，还把他们在入党誓词中最后那四个字“永不叛党”念了一遍。他慷慨激昂，情绪高亢，表现出了当时一个热血青年对革命有坚定信仰和信念的共同特征。这样的人，一看就是易于激动的那种类型，适合干革命工作。
（5）
却说彭德怀指挥主力奋勇拼杀，终于突出了敌人的包围，但是回过头来一看，剩下的也不多，可能就四五百人吧！显然，那些夹在中间的非战斗员并没有跑出来，这说明敌人已发现了他设计的瞒天过海，所以就进行了拦腰截杀。
此时，彭德怀知道，这些非战斗人员手无寸铁，一旦被冲散，只有被活捉的分，所以要回去救，已经不现实。再说回去了，这点人马也只能是被喂进老虎口中，所以只好长叹一声，在心里默默地念叨，同志们，彭某人已尽力了，真是对不住了！
接下来的事，可能就是尽快离开此地。如果敌人派重兵来追，又是凶多吉少。
事实上，彭德怀在离开大汾后，一路都是在颠簸，就是这些非战斗人员不在大汾被截杀，也会被后来的强行军拖得掉队。
请看他们一路是怎么走的，就知道了个大概。
他们先是到上犹县，再到崇义县，然后在章水上游的一个地方渡河，于二月九日这天到达了大余县的新城。
这一天，正好是农历的大年三十。
在新城，那些地主家，个个喜气洋洋，户户张灯结彩，在喜迎新春呢。
一串鞭炮过后，家家都在大摆宴席，准备吃年夜饭了。
可就在这时，突然听见一连串枪响，接着就有人大叫“红军来了，红军来了！”
土豪劣绅们听见这喊声，三魂六魄都给吓掉了，马上从饭桌上下来，什么都不顾就跑了。
这一下，可让一路疾走了许多天的红五军，马上就有了现成的饭菜。地主被他们吓跑了，可那些饭菜却还是热的呢，不吃多可惜呀！于是，就在这些地主家大吃大喝起来。
许多天来，他们都在风雪交加的山路上跋涉，今天能有此口福真还是个意外，但是这里距粤赣公路不到四十里，这可引起了彭德怀的警觉，于是传下命令，赶快吃了就转移，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去宿营。
可是，许多人听了都不以为然，觉得今天大家都在过年，那个敌人的部队也是一样，怎么会一下就到这里来，除非他们插上翅膀才成，所以许多人根本不听，吃了，还瘫软在饭桌上呼呼的大睡起来。
这时，党代表滕代远也来对彭德怀说：“战士们要歇一会儿就让他们歇吧，这几天也是把他们累坏了，我们突然到这里，这敌人一时半会儿也不会马上知道，所以应该是没问题的。”
彭德怀听后，觉得连党代表都不想走了，看来这个酒席真的还挺诱人呢！但是，在他的心里却始终绷着一根弦，那就是敌人的突然袭击。所以，他只好派出一些游动哨，在距新城几里路之外去巡逻，一旦有敌人来就鸣枪示警。
这一夜，滕代远可是睡着了，但彭德怀不敢睡，他得给大家守夜，也可以叫守岁。
可是到了后半夜，也就是大年初一的黎明，敌人却得到了消息，并悄悄地包围了这个新城。
这时，只听见好像有人在放鞭炮，但是彭德怀却觉得不对劲，怎么鞭炮里还夹杂着枪声呢？他马上感觉不同，把党代表滕代远第一个叫醒，然后准备转移。
在漆黑的夜空里，彭德怀向天空打了一枪报警，然后命令司号员吹响集合号。很快，部队就在圩外集中了起来。
此时，他叫来贺国中，还是让他率部打头阵，自己则在后面打掩护。
目标，东边的信丰县方向。
就这样，红五军从敌人包围的夹缝中，奇迹般地穿了出去。待走了十多里后，天才慢慢亮下来。这时，他们开始清点人数，居然发现，出来的只有二百八十三人。
天啦，还有二百多人哪儿去了？沿途也没有发生过大的战斗呀！
唯一的解释，就是有的人贪吃贪睡，居然没有跟上来，或者说往另一条路穿出去了。
这时，贺国中从前面折返，告诉了彭老总一个事情，他说：“怎么不见李光，是不是他把队伍带走了，从另一方向出去了？”
这时，彭德怀才想起李光，他是在后面断后的，带着那个特务大队。当然说是大队，其实也就一个排，三十多个人。
记得在大汾的时候，彭德怀就把这个战斗力不怎么强的特务大队放在最后，是不是在那个时候就没有过来呢？这许多天来，彭德怀和滕代远、贺国中都在前面开路，对后面部队的跟进还真没怎么重视，特别是对人数的清点。
所以这另外的二百多人，究竟是李光带着，还是沿途就流失了，还真不好说，反正此时在他们的高级干部中没看见李光。
按理说，枪响后，彭德怀是叫司号员吹集合号的，就算没听见，相互之间递传下去就会全都知道的，怎么会没跟着一起出来呢？
所以还有一种解释，就是这几天他们为了赶路，根本就没清点过人数，这就对沿途掉队的、逃跑的甚至被抓走的，可能一点也不知道。现在在这个节骨眼上，没见着李光，就误认为是他把队伍带走了。
这件事，成了彭德怀一生的心病，所以后来他在《自述》中说：“如果那天我坚持自己的意见，立刻撤离，也不致李光去了广东，这是领导者思考不周密导致的。”
但不管怎么说，目前在彭德怀、滕代远的身边，却只有了二百八十三名将士，却是千真万确的。
这就是国民党对井冈山两省“会剿”的残酷现实。现在我们可以设想一下，如果毛泽东、朱德他们不预先跳出这个井冈山，其结果会怎么样呢？与红五军相比，可能也好不了多少。
现在只有二百八十三人，就像一点星火，还没有完全熄灭。
此时，彭德怀想到的是，胜败乃兵家常事，没什么大不了的！
二百八十三人，就让它成为一点星火吧，只要还有火种，它就要燃烧，而且还会蔓延，直到燎原大地！
（6）
经过几天饥寒交迫的艰难跋涉，段子英和王展程以及那个李副官来到了湘赣边界属于遂川县境内的戴家埔半山腰。
在一户农家里，他们吃过了饭，然后把红军的服装换下来，穿上了这家人的破旧衣服。这样，有了身孕的段子英也分不出是男是女了。于是，他们又继续前行。
他们认为，换了衣服就可以走平坦的大道了，于是就大着胆子下了山。但刚走了七、八里路，在一个山脚下，突然就遇到了一伙当地挨户团的团丁。这些人背着枪冲他们大摇大摆而来，有一种想把他们一口吞掉的样子。
当他们发现这伙人时，想躲已经来不及。
这时，只见一个团丁看着他们在叫，其余的一听，就一窝蜂地都涌来。这样，他们三个人就同时被落入了这些人的魔爪。
在搜身时，团丁们发现，段子英居然是个女的，再看了看王展程的枪伤，就已经确定他们是井冈山下来的“赤匪”无疑，于是就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带到附近一个村子的一间黑屋子里关了起来。
此时，王展程已预料到，这个被关，可能凶多吉少，于是就悄悄对段子英说：“子英，我们被关起来，可要镇定应付。他们已知道你是女人，有可能不杀你，如果真是那样的话，为了孩子和革命，你得争取出去。所以，只要他们审问你，你就说我们是路上碰到的，根本不认识，这样你就有可能被放出去。”
“可是。”段子英却痛心地说，“你都没了，我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我情愿和你一块去死！”
“别说傻话了！”王展程说，“如果我们都能跑出去，可能就不这样对你说了，目前看来，他们是不会放我们的，所以才跟你说这些。我估摸，只要你说，和我们不认识，他们兴许会放你。这是唯一的希望，你可要记住！”
那个李副官也说：“为了下一代能继承我们的事业，你必须得活下去！对我们今天的遭遇，也好有个见证。”
当天下午，那个挨户团根本就没经过审讯，就把门打开，准备枪毙人了。
他们喊道：“喂，那两个男共匪滚出来，该送你们上路了！”
王展程知道敌人要下毒手了，他假装不认识段子英，看都没看她一眼，只是和李副官对视了一下，两人就从容不迫地走了出去。
敌人又将房门锁上。此时，段子英感到痛心裂肺，天旋地转。
不多一会儿，她就隐隐听见王展程和李副官在喊：“打倒蒋介石！共产党万岁！红军万岁！”
随着这声音，马上传来了两声沉闷的枪响。
段子英眼前顿时一黑，就什么也不知道了。
（7）
通过段子英的叙述，我们知道了一个意外，就是陪他丈夫王展程一起去死的那个李副官，他是不是彭德怀、贺国中他们要找的那个李光呢？
查遍了所有彭德怀手下的高级干部，姓李的只有两个人，一个是李灿，再一个就是李光。李灿已随徐彦刚他们在黄洋界跳崖了，只有李光是跟着彭德怀的大队人马走的。
再查李光的简历，他曾经是彭德怀的马弁，而且还比彭德怀更早入党。马弁，其实就是副官，虽然后来李光担任了军委委员，负责了一些事情，比如宣传、交通，但都不是带兵打仗，主要分管的是军部的内勤，所以大家都管他叫“李副官”，那是完全可能的。再说，由于他是军委委员，那个警卫军部的特务大队可能也归他管。而王展程在留守井冈山期间在军部任副参谋长，所以才互相认识并叫他“李副官”。
再说彭德怀带着主力从大汾到新城，这一路跋涉，已经走了好几百公里，时间过了七八天，这时才想起李光，好像也说不过去。所以，真实的原因是清点了人数，发现少了那么多，这时才怀疑没有跟上来的李光把队伍带走了。
不过，李光能带那么多人吗？一个副官，谁听他的？所以说他带走了那么多人，是牵强附会的，甚至是站不住脚的。
那么，历史的真相应该是怎样的呢？那就是李光带着的特务排在大汾突围中是负责断后的，经过敌军的冲击，后面的机关、后勤人员包括李光所带的特务排，都全被冲散了。而他本人在冲散中到处在找队伍时，却遇到了王展程夫妻二人。
至于在新城，彭德怀才想起李光，那是因为他在冲出大汾后，其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了前面该如何开路，毕竟要闯过很多关卡，所以根本就没具体去清点过人数。现在才清点人数，发现少了那么多，这时才怀疑在后面的李光把其余的人带走了。
真实的情况则是，从大汾出来，可能就没有五百多人。因为从井冈山带着的主力就只有这个人数，在大汾的突围战中难道不消耗吗？冲出去后，至少有一百多人是壮烈牺牲了的。剩下的一百多人，则是在七八天的强行军中被拖的掉队了，甚至还有人受不下苦而脱逃了。当然，在这个大年三十晚上，肯定也有相当一部分人没有冲出来。
所以说李光带走了二百多人去广东南雄，那是站不住脚的。现在我们再来看地图，发现新城在大余县的最东边，到南雄同样要经过红四军所经过的“三南地区”，那是三个县呢，他们就那点人马，能冲得过去吗？
所以，彭德怀在《自述》中所说，可能也是一种估计，目的是对历史有一个交代。
现在再看王展程身边这个“李副官”，王展程介绍给段子英说，他是彭军长的副官，我们就顺着这条线索去查，哪个可能是彭军长的副官呢？只有李光呀。在未上井冈山之前，他不是彭德怀的马弁吗？马弁，就是副官。所以，我们可以断定，这个李副官，就是李光。
至于说他在新城带走了两百多人去广东南雄，那完全是一种猜测。毕竟，后来没有那两百多人的幸存者，所以他们就猜测说，全军覆没了。
但不管怎么说，王展程和李副官都牺牲了，那是千真万确的。作为见证人的段子英，在几十年后的回忆录中把它提出来，这才使我们知道了一点当时的历史真相。
今天看来，不管李副官是李光还是不是李光，或者他是陪着王展程一起赴死，还是带着二百多人去了南雄后全军覆没，这个李光都是好样的，绝对是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革命战士！
（8）
段子英昏过去后，待她醒来时，天已黑下来。这时，那个挨户团团总把段子英叫去审讯：“你叫什么名字，哪里人？”
“我叫陈玉容，湖南耒阳人。”段子英痛恨这些家伙，但为了活下来将来能报仇，只好镇定下来，撒谎说。
“你是不是红军？是不是共产党？”一个声音很凶狠，大声地喊道。
“都不是！”段子英干脆地说。
“那你为什么跟着红军走？”一个声音又问道。
“我是在半路上碰见的。”段子英说。
“那你跑到这里来干什么？”审讯人在刨根问底。
“我是来找我哥哥，他是国民革命军的军官。”
那个审讯的团总陈善甫一听说段子英是来找她的“国军”哥哥，而且还是军官，心里马上一惊，口气立刻就变得缓和多了，还“嘿嘿”地怪笑道：“好说，好说，我们都是‘本家’嘛！”
之后，他就将段子英交给戴家埔村一个叫陈荣庆的农民看管起来，并给了他三条规定：一是供给吃住，二是不准跑掉，三是不准死掉。
在被看管的日子里，段子英开始被关押在一个大屋子里，后来就和陈荣庆夫妇、陈绍盛一家三口住在一起。
在此期间，她除了帮这两家人做些家务，就是在暗地里寻找王展程和李副官的坟地。这两家人惧怕那位团总以后找他们麻烦，所以也不敢怠慢她。同时，还怀着一颗同情心，常劝她不要难过，要爱护身子。
当然，还是怕她跑掉，所以常叮嘱她不要出门，说是外面一直在抓人。
住在这两家，他最后终于搞清楚了丈夫王展程和那个李副官被埋在哪儿了。原来，那些刽子手就把他们埋在这个村子对面一个叫官山岭的山脚下，那里有两块大石头可以作为标记。
在戴家埔，段子英被看管了近三个月，然后被那个团总陈善甫卖给遂川县大汾圩种德堂药店的老板徐祥春做老婆。
为此，那个可恶的陈善甫还得了一百块大洋。这时段子英才明白，这个杀人不眨眼的恶魔为什么不杀她，原来他早就有打算，要把她拿来卖钱。
（9）
我们不难发现，像王展程、李副官这样被抓住就不问青红皂白把他们给枪毙了，也像段子英那样，被抓住就随便卖给哪一个人做老婆，这国民党对井冈山共产党人的仇恨，对普通老百姓的蹂躏与践踏，是何等的严重？同时，又不知有多少人碰到过这样的遭遇？
从另一个角度来看，这国民党对井冈山实行第三次两省“会剿”，除了在山上进行大规模的军事攻击，在山下也是里三层外三层的配合，可见其规模与力度都比先前大，看来他们是铁了心的，不把共产党在井冈山的势力彻底荡平，决不罢休！
现在我们再来看山上的被烧杀，就可以知道这可不是一般的行动。这是怀着满腔愤怒的刻骨仇恨的大烧杀，和后来日本人杀中国人进行“屠村”没什么两样。
湘军王捷俊部占领黄洋界后，首先对先攻陷的小井村进行了大规模的烧杀。
在小井医院被集体屠杀的一百三十多人中，能够留下名字的并不多，原因是他们杀了后又烧，根本就查不到医院的病历档案了。后来经有人能回忆的，只有十八个人的姓名，他们是：
医生：资彬、徐鹄、谢秋月、吴海泉、吴文奎。
湖南耒阳籍伤员：李新华、徐新、李玉发、邓颖发。
湖南安仁籍伤员：汤新民。
湖南湘西籍伤员：彭振辉。
湖南浏阳籍伤员：王起荣、李世新。
江西永新籍伤员：朱娥龙。
江西宁冈籍伤员：吴鸿录。
湖北籍伤员：王梅朵。
北方籍伤员：吴凤图
国民党军首先烧起来的第一把火，就是红光医院。他们把伤员和医护人员杀害后，就把刚刚修建起来的有四十二间病房的木结构住院部，毫无顾忌毫不吝惜的一把火把它给烧了。
这不光是一个毁灭“罪证”的问题，而是对共产党怀着刻骨的仇恨。如果说这是罪证的话，那是从现在的角度，人民的角度，进步的角度去说的。
但是如果站在阶级的角度，就谈不上，或不一定了。因为他们认为，这个医院把大量“共匪伤兵”医好后，又重新回到战场来打他们，这怎么说也是一个不能接受的现实，所以就点起一把火，把它给烧了。
接下来，就是带有后来说的具有法西斯性质的大烧杀了。
他们烧了医院，又去烧小井村的民房。
西边山下的茅坪、大陇、乔林等乡，被烧毁的房屋在半数以上。
黄洋界下的源头村，五十多栋房屋全部被烧毁。
东边从下庄到荆竹山的五十余里地，所有民房尽被烧毁。
坝上村有房屋二十栋，被烧毁十三栋。
成村、周山两村原有房屋三十三栋，被烧二十五栋……
在以茨坪为中心的井冈山上，整个房屋加上来都不到四百栋，被烧毁的就达二百多栋。
除此之外，在永新的小江地区，房屋也被烧了三分之二。有七个昼夜，大火并没有熄灭。
细算起来，国民党在井冈山地区所采取的湘赣两省第三次“会剿”，被烧毁的房屋居然有两千五百七十栋。
（10）
对小井村的烧杀，只是他们的第一步。接下来就是大井、中井、上井、下井、茨坪、荆竹山、白银湖、下庄、行洲……
关于屠杀，其方式有多种多样，名称也稀奇古怪，可见，做起来是多么的信手和从容，好像不是在杀人，而是在做游戏。这些名称有打地雷公、踩杠子、钉四肢、香火烧、艾烟熏、抽脚筋、锁颈骨、挖眼、挖心、剖腹等，犹以“剥皮”和“点天灯”最为残酷。
剥皮，就是人活着的时候，从头顶上一刀刀把表面的皮肤剔下来，直到痛死后还得继续剔，直至被剔成一张完整的人皮。
这和古代有一种刑罚相似，它叫“凌迟”，就是一刀一刀把犯人割死。
点天灯，就是把抓到的人绑起来，在他的头顶上开一个洞，然后灌上清油，点上灯火，让他慢慢痛死，最后把他浇上煤油烧为灰烬。
用这些花样繁多进行杀人的，往往是那些地方上的土豪劣绅、流氓地痞。
当国民党正规军走后，就是他们的天下了。当时在井冈山横行一时的有四大屠夫，他们是遂川的肖家璧、酃县的贾少棣、永新的尹豪民、宁冈的肖根光。
许多坏事，都是他们带着喽啰们干的！
在屠杀之前，宁冈县有人口九万余人，屠杀之后，只有了三万五千人；
永新县，以前有三十多万人，屠杀过后，只有二十万零三百七十人；
茨坪，原有二百多人，被屠杀后，只剩下六十四人；
大井村，原来不到两百人，被屠杀的就有一百三十人。
这一年，天也跟着作怪，居然有四十天在下雪。异常的寒冷，再加上被杀的人又那么多，被烧毁的房屋也那么多，活着的人还有什么希望呢？
什么是人间地狱？在这个时候就能真正体验到了。
此时的井冈山，已成了毛泽东后来在他的诗词里所描述的那样，万户萧疏鬼唱歌！
（11）
敌军在占领井冈山后，留下来的红军及其伤员大都躲进了深山，他们钻山洞或盖寮棚，每天只吃一顿野菜合着的稀粥和敌人周旋。
此时，住在村里的一些群众，还冒死给红军伤员送粮送盐。
这里有一个从酃县十都嫁过来的妇女叫聂槐粧，曾被选为乡苏维埃妇女委员。为了给第三十二团的十几名伤员送盐，他把两斤多盐化成水浸泡在衣服里，然后拿上桃寮附近的清水庵伤员躲避处。
但是在第三次时，聂槐粧却被敌人抓住了，他们要她说出红军在哪里？她丝毫不张口，敌人就在她的乳房上用香火烧，最后把她折磨至死。
还有一个妇女叫龙关秀，是大陇斜源村的，其丈夫是一个赤卫队员。为了给猴子石竹林里躲藏的红军送粮，她用油纸把米密封好放在大粪里，结果躲过了岗哨的检查。
但是，这种方式带去的米实在太少了，根本就不够战士们塞牙。于是，她索性在深更半夜背米进山。第一个晚上，她成功了。可是在第三个晚上，却让敌人的游动哨发现了，把她抓了起来，然后让她脱掉衣服，用冷水浇泼让她说出红军在哪里？她同样是一句话没有，最后被毒打至死。
黄坳乡苏维埃政府主席范家驹带着乡赤卫队在小溪洞一带坚持斗争。有一天队伍被打散了，他却被当地的靖卫团活捉。团总李汝辑要他把赤卫队的名册交出来，就可担任副团总，可他却坚决不答应，弄得李汝辑恼羞成怒，下令把他一刀刀凌迟处死。
彭德怀带领红五军走后，井冈山上的红三十二团在王佐和李筱甫的带领下，一样在打击敌人，只是没有那个面对面的实力了，但可以躲在背后袭扰，致使敌人根本就不敢以连为单位在茨坪一带驻扎，而必须是把三个连凑在一起。
三月中旬，王佐从自己的水客朱丝柳那里终于知道了引敌人上山攻破黄洋界哨口的那个内贼叫陈开恩，是他带着敌人翻过棍子坳、洪水岗插到龙潭口，这样才到了金丝面的对面，于是决定马上去处死他。
但此时，山下的大陇乡斜源村却驻守着大量敌军，怎么办呢？李筱甫这个“参谋长”此时发挥了他的专长，向王佐献了一个调虎离山的计策。
他们把队伍分成两股，李筱甫带主力把敌人引开，王佐亲自带着暗杀队闯进了斜源村，在那个不起眼的山沟里找到了陈开恩的木板房。可此时，这个家伙还在睡大觉，就被王佐一刀给宰了。接着，心肝被掏了出来，然后挂在了村头的树上。
三月下旬，国民党在井冈山只剩下了两个团的驻军，一个在山下的茅坪，一个在山上的茨坪。
此时，王佐派人到九陇山去与已转移到那里的边界特委联络，特委书记邓乾元派宛希先、何长工带着宁冈、永新的赤卫大队来到了下庄，与王佐的第三十二团第二营会合，然后先攻茨坪，后攻茅坪，终于把这两个团赶出了井冈山。
第五章：大柏地之战
（1）
一九二九年二月九日，当从井冈山突围出来的彭德怀、滕代远他们正在往大余的新城赶路时，红四军主力已在武夷山中急行军了五天，终于到达了江西东部的瑞金县境内。
当他们在武平与会昌交界的高山峡谷中潜行时，还得不时受到国民党福建省和江西省两边军队的堵截，到二月七日那天，终于到达了长汀与瑞金的边界镇明岭。
本来，红四军也想在武平的大山中打游击，看是否能站得住脚。哪知刚一向武平县城进发，就遭到了他们的省防军第二混成旅郭凤鸣部的拦截，所以只好沿着闽赣相交的大山一直北上，这样就到了瑞金东南角的位置。
在镇明岭，第一纵队党代表陈毅得到一个消息，在距瑞金县城四十里的九涂乡，有二百多个农民准备举行暴动，于是决定马上前去接应。他把这个想法上报前委，书记毛泽东觉得，既然有农民在采取革命行动，那就趁此机会进军瑞金县。
就这样，在二月八日这天，红四军已进入到瑞金县南边的拔英、武阳一带，其前锋已到达瑞金城郊的乌石龙村。此时，驻扎在城里的还不是国民党江西省的军队，而是在平武拦截过红军的郭凤鸣部一个营，当他们听说红军来了，根本没抵抗就撤出了城外。
此时，毛泽东和朱德随军部直属队还在武阳一带。当他们到了九涂乡后，并没发现那里有农民在暴动，于是就准备进入瑞金县城。但敌情不明，也不敢贸然前往。怎么办呢？毛泽东叫第三纵队队长伍中豪派一小股人马前去侦察，并顺便收集一些最近的报纸。
第九支队队长张宗逊接到了这个任务，当他探听到瑞金城里已无国民党的驻军时，就把军部派来的宣传员宋裕和等带上，一起进了瑞金城。
关于这个进瑞金城的情景，随红四军下井冈山的女干部曾志后来在她回忆录中写道：
二月上旬，红军势如破竹攻占瑞金城。这是我们离开井冈山，转战赣南以来占领的最大一座县城。
到底是大地方，瑞金城乃赣南边陲重镇，商贾云集，市井繁华，相当热闹。市民、商民，见红军纪律严明十分放心，照常生活，商店照常开门营业，市面秩序井然。
第二天早上，队里发了伙食津贴。我们四五个同志相约到饭馆吃它一顿解解馋。点了四道菜，正吃得有劲。突然，街上行人也四处奔逃起来，商店也纷纷上门板……
从她所说的内容来看，她是第二天才进的瑞金城，这说明头一天，红军的先头部队就已经进城。这也正好印证了张宗逊支队去侦察和收集报纸，那是头一天的事。
但是在第二天上午，驻守在会昌的赣敌刘士毅第十五旅有两个团，已经闻到了风声，于是马上扑了过来，这就使城里的红军不得不快速撤出城外。
的确，在头一天，毛泽东在城郊就看了张宗逊收集到的报纸，知道在会昌已驻有刘士毅旅的两个团正虎视眈眈地盯着瑞金，所以他连瑞金城都没进，就继续北上了。
至于瑞金城里的那些红军，毛泽东可能在想，让他们去补充一点物质消耗也好，反正兵不厌诈，待敌情来了他们会主动撤出。这样，才有了曾志去瑞金城“下馆子”这段经历。
（2）
二月八日下午，红四军继续向北，到了黄昏，其前锋已到达距瑞金城六十里的大柏地。
从这里再往前走，就是宁都地界了，所以毛泽东决定，当晚就在这个大柏地宿营。
他为什么要选择这个地方宿营？原因很简单，宁都的敌情还没有查明，而会昌过来的敌军肯定会来尾追，如果贸然再继续前行，那就有受到敌人两面夹攻的可能。
但在这大柏地山区驻扎可就不同了，如果敌军来尾追，还有一个回旋的余地。至于宁都那边，还隔得很远，驻一天晚上，不会有什么风险。
原来，毛泽东他们到达的这个大柏地，还不只是大柏地一个村庄。在它的南边，有隘前村、山河圩、老人寨等，再往南，还有黄柏圩。也就是说，在当晚宿营时，这一线都有红军在驻扎。
遗憾的是，当他们进入这些村子时，老百姓都跑光了。显然，这是国民党的反动宣传所致。他们不是一直在污蔑红军为“赤匪”吗？匪，就是杀人不眨眼的强盗，不管它是赤的还是绿的，只要是匪，绝不是好人，按照这个逻辑，他们不跑才怪呢。
但此时，刘士毅旅的追兵，其前锋已进抵黄柏圩，与红军的断后部队打了起来。这个部队是原第二十八团第二营，现在叫第一纵队第二支队，队长就是大家熟悉的萧克。
就在那天下午，萧克带着第二支队的三个连，在黄柏圩对追兵进行了顽强的抵抗。
双方激战了两个多小时，萧克这边寡不敌众，只好撤了下来。
在撤退的过程中，第二支队党代表胡仕俭受了重伤。大家把他抬到隘前村，因伤势过重，经抢救后无效，晚上就牺牲了。
这位曾担任过中共宜章县委书记的青年学生，在配合朱德、胡少海在宜章暴动中做了大量的工作，如今把年轻的生命献给了革命！
萧克支队的撤退，以及胡仕俭的牺牲，让许多人感到义愤填膺。
这追兵也太欺负人了，居然打到了家门口，如果不进行反击，好像红军手里的武器都是烧火棍似的，一点作用都没有了。所以，红军部队里马上就腾起了一股报仇雪恨的巨浪，都纷纷跑到军部来请战，一致要求要和赣军刘士毅这个旅决一死战。
此时毛泽东在大柏地，只有朱德和陈毅在隘前村。朱德一看群情激奋，只好安慰大家说：“你们的请求，作为一个军人，我完全可以理解，但打与不打，要看敌我之间的力量对比。就我个人而言，和你们的心情一样，也想和刘士毅这个龟儿子决一胜负，以前我们在赣南转战的时候，只有七八个连，现在已有二十几个连了，难道还怕他吗？但是战争这玩意儿不是单纯的两个人打架那么简单，它有很多复杂因素呢，所以你们的想法，我可以马上上报前委，请大家回去等候消息吧！”
既然朱军长把话都说到这个份上了，大家就只好听从他的安排，回驻地等候消息。
（3）
基于各部队纷纷请战，朱德也不敢怠慢，在第二天一早就从隘前村去了大柏地，马上去找毛泽东商议“打与不打”这件事。
从隘前村到大柏地，只有七八里路，骑马不过半小时多一点就到了。可朱德此时走的很慢，他边走边在看地形。
这一路，要经历一个叫麻子坳的谷口，地形狭窄，两边都是茂密的丛林，再往前走就到了一个叫大坑的地方，这里的地势稍微宽一点，但四周依然是高山。
一看见这种地形，朱德的心里一动。他想，如果要割掉刘士毅这条“尾巴”，这里还不错，是个打伏击的好地方。
所以，到了大柏地后，他一见到毛泽东，第一句话就是：“刘士毅这个龟儿子一直在后面追，现在已到了过年时节还不让人消停，你看我们是不是就在这里教训他一下！”
毛泽东一听，没有正面回答，而是对朱德说：“老兄呀，我们从井冈山下来是三千六百人，可这才二十多天，就只有两千多人了，而且还有五百多伤员，你说这仗该怎么打？”
按照毛泽东的意图，在柏露会议上所定的在赣南开辟新的根据地，可是二十多天过去了，都是在挨打，连个脚跟都站不稳。这好像也证明了，当初的设想是多么的幼稚！
目前，摆在红四军面前的现实是，应该找一个地方，把五百多伤员安顿下来，然后轻装上阵，与敌人兜圈子，再寻机会收拾他们。
但是，好像敌人也看到了这步棋，却偏不要你停下来，只要一停下，他们的追兵就蜂拥而至，好像在他们的脚下安有弹簧似的。
这个被动的局面的确让人头疼。所以，从内心深处来说，毛泽东也想找个机会把这个“账”算一算。
可是，目前部队的困难很大。沿途的战斗，红四军一直都处于被动，有人牺牲了，有人掉队了，有人脱逃了，这样就造成了大量减员，同时又产生了不少的伤员，让战斗队成天带着走，这包袱却是越背越重呢。
还有，这武器的简陋，弹药的缺乏，许多人还穿着单衣，草鞋有的早已跑掉，只能光着个脚丫子……
还有，沿途的老百姓并不待见他们，就连今天，这大柏地山区的老百姓不知跑到哪儿去了，许多人又不敢进他们的家，所以连吃饭买个米粮的地方都没有，晚上睡觉也没个遮风挡雨的地方。——身子冷得发抖，还饿着肚子，这仗能打吗？
所以，毛泽东这么一问，倒把朱德给问住了，使他一言不发。虽然说，历史上曾经有“骄兵必败，哀兵必胜”的典故，但也要看在什么情况下才对。如果饿着肚子，力气都没有了，在强大的敌人面前，这种“哀兵”不打也是输。
因此，朱德只好说：“许多人到军部来请战，要求打这一仗，我看这大柏地的地形还不错，所以就来找你商量，看能不能打这一仗！”
是的，作为军长，朱德应该有这个决定权。但他为什么还要来征求毛泽东的意见呢？这是在罗福嶂会议上定下的，目前属于非常时期，一切决策都要经过前委来定夺，它代表的是红四军权力的高度集中，也决定着整个部队的前途命运和生死攸关。
现在，红四军没了根据地，终于体会出了这其中的苦衷。就连当地的老百姓也被吓跑了，这群众基础已经为零，还打个什么仗？如果再产生很多伤员，可能就连帮着照料的人也没有了，所以现在急需解决的是能找到一个根据地，哪怕是一小块，把伤员留下来，然后吃饱穿暖，轻装上阵，才有劲去和敌人拼！
这个根据地有吗？如果有，它又在哪里呢？
其实，在毛泽东的心里，这个根据地早就有了，它就在北去宁都再往西的东固山区。
在罗福嶂会议上，敌人追来了，大家都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办了，都把目光看着毛泽东，可当时毛泽东已想到了这个地方，但此地距离他们很远，所以他不能说。这原因有二，一是怕说出来让大家失去信心，二是怕提前暴露战略意图会招致很多被动。因此他只能说，向北挺进，和敌人兜圈子，打旋旋，在运动中找机会。
这个东固山区，在吉安县的最东边，是吉安、兴国、永丰三县交界的地方。以前，在井冈山地区时，宣传部门通过内部发行的小报曾经介绍过，说那里的地方党组织也建立起了红军，叫什么第二、第四独立团。
本来以前在开辟井冈山根据地时，毛泽东一直都想往那边发展，特别是在占领永新后，还把永新定为根据地的发展中心，就是基于有这方面的考虑。但是，由于后来敌情的变化，再加上又隔着一条宽阔的赣江，这就不现实了。特别是它的县城吉安，还是赣军“进剿”井冈山的前沿据点，那里一直都屯扎着敌人的重兵，这就更没有了现实性。
在撤离井冈山时，毛泽东也曾考虑过往东固这个方向撤，但直接到那里是不现实的，那得通过敌人重兵聚集的地方，去了就是飞蛾扑火，所以只能选择敌人力量薄弱的赣南。
而在寻乌的时候，是从另一个方向去东固，其路线可以选择为，会昌，瑞金，宁都，只要到了宁都，这就有了现实的可能了。
所以，在罗福嶂会议上，毛泽东马上就确定了，只是不能提前说出来而已。
（4）
此时朱德听了毛泽东那番话，也觉得只能如此，也就是目前还不能跟敌人打硬仗。毕竟，劳师远征，有许多问题没考虑周到，就草率行事，那是要付出沉重代价的。
搞不好，得全军覆没。
所以现在急需解决的，是这大柏地的老百姓跑得一个不剩，红军只能继续北进，到宁都去，待吃饱了肚子，才能和敌人的追兵兜圈子，打旋旋。
于是，二人马上就达成了一致的意见，还是暂时不与追兵决战为好。
这样，红军也就到了该出发的时候了，哪怕今天是大年三十了，该走还得走。
所以，军部马上就接到了朱毛的通知，部队马上启程，以伍中豪的第三纵队担任前锋，以林彪的第一纵队殿后，向宁都挺进。
可这时，担任前卫的第三纵队第二支队党代表罗荣桓跑来向朱德、毛泽东报告，说他们的第二支队全体指战员不愿意往前走了，要求在这个地方同敌人的追兵打一仗，教训教训那个刘士毅。
这怎么办呢？居然还出现了这种事。
毛泽东一直担心的就是战士们疲于奔命，已没有了多少战斗力，包括战斗意志，可现在他们却主动来请战。这说明他的估计是不是错了？再说，光是一个支队有这个请战的想法也不行呀，它不能代表全体都是这样想，所以，这仍然不能说明问题。
看来只有开个前委扩大会议，摸一摸底，看全军对歼灭刘士毅追敌这件事究竟是怎么样一个态度。
同时，毛泽东还得以政治部的名义下发一个通知到各大队，由于大柏地老百姓已跑光，红军战士可以进他们的屋子借用他们的东西，如果吃了他们的粮食和蔬菜，一定要压钱，没有钱的，由负责人打欠条，待以后来归还。
二月九日那天上午，在大柏地王家公祠内，那个前委扩大会议就开始了。参加会议的除了毛泽东、朱德、陈毅、谭震林外，还有朱云卿、袁文才、林彪、伍中豪、周子昆等团级干部，然后就是各支队的主要领导。经过讨论，绝大多数人认为，这个仗应该打，不然刘士毅就像一条疯狗，老是在后面追着不放。
不主张打的，除了毛泽东，还有一个人，他就是林彪。他觉得现在红军的条件太差，武器也不行，弹药也缺乏，就算是和刘士毅打，也只能伤到他的皮毛，而不能动摇他的根基，这样把他惹恼了，反而更是一个麻烦。所以，如果没有充分的把握去砸碎他的脊梁骨，那就最好不要动。
大家一听，觉得他的话也不是没道理。但是，又有人说：“我们可以打一个歼灭战，把刘士毅的追兵打趴呀！”
“我们已离开井冈山二十多天了，内无粮草，外无援兵，连武器弹药都没法补充，沿途的群众又在躲我们，战士们还穿着单衣，连肚子都吃不饱，靠什么把他打趴下呢？”毛泽东问道。
“靠勇气，靠信心！”参加会议的第三纵队第二支队党代表罗荣桓回答道。
“靠不怕牺牲的精神！”参加会议的第一纵队第二支队队长萧克说。
“还得靠这里——”陈毅马上把话接过来，指了指脑袋，“靠智慧，靠计谋！”
他现在兼任第一纵队党代表，属于林彪的搭档。然后，他又说：“这个问题，还得问问我们的朱军长，看能不能打！”
（5）
朱德一看陈毅点他的将，就只好把他的想法说出来：“我从隘前村过来，发现在麻子坳那个地方，是处于一个很深的峡谷，如果要打，我们可以在那里设伏。但是听了毛委员和林团长的话，也很有道理。我同意林团长的话，要打就要打胜，砸碎刘士毅这个龟儿子的脊梁骨，否则就最好别碰，以免吃不到羊肉惹一身臊！”
毛泽东看见会场的气氛这样热烈，下面要求打的呼声这样强烈，心里也明白七八分了，看来“避战”的难度不是一般大，靠“堵”已经堵不住了，只能靠“疏”，于是他问道：“请问朱军长，如果单纯从军事的角度看，我们在兵精粮足的情况下，能打赢吗？”
只听朱德沉稳地回答道：“能打赢！”
“而现在呢？”毛泽东又问道，“现在我们这种处于劣势的条件，如果要打，你有几成把握？”
朱德没有马上回答，而是陷入了深思，而且把眼闭上，好像在计算着什么。
原来，从隘前村到大柏地，要经过一个纵横南北的山间谷底，当地人把它叫麻子坳。从麻子坳再走五六里路，就到了大坑。这一路两边全是高山密林。从隘前村一进入这个麻子坳，就像钻进了一个口袋，而麻子坳到大坑，也是在山谷之中。如果把敌人引到这里来打，其取胜的把握在九成以上。这个地形的优势，已经被朱德全看见了。
但是，如果红军在这里设伏，赣军刘士毅那两个团不来呢？所以，朱德在计算刘士毅的主力距红军大队有多远，红军如果要打他，需要在什么时间去设伏。其实，他们一直来追，也就只有半天的路程。如果今天不想办法走出这大柏地，明天上午这个时候，他们就直接攻过来了。
此时，会场寂静得连一根针掉到地上，仿佛都能听得见了。大家都在等朱德的回答。
一会儿后，只见他把眯着的的双眼一睁开，说道：“有九成把握！”
大家一听，马上就鼓起掌来。
这时，只听毛泽东说：“原来有这么大的把握，你怎么不早说呢？现在，你说说，如何打才能取胜！”
朱德这才把他的想法说出来。他就是要利用麻子坳那个地形，打一个伏击歼灭战，但是这里面有个问题，就是要砸碎刘士毅的脊梁骨，那就要把他尾追的两个团全部给引进来。可实际来追的如果不是两个团呢？
“还有，万一两个团都来了，而我们的胃口又太小，把它吞不下呢？”毛泽东提醒道。
“看来要打这一仗，光靠决心和勇气，肯定也不行。”陈毅也担心起来。
这时，毛泽东说：“当然，如果要使他们两个团都追过来，那就只好派人去请，不然他完全有可能只来一个团。”
“只要前委决定打这一仗，在具体战术上，我们肯定是要精心设计一下这‘请客’的方案。”陈毅说道。
“前委，也不是我一个人的，现在就请大家举手表决，多数人同意打这一仗我们就打，现在请举手表决吧！”毛泽东说。
几个前委都把手举起来了，下面来开会的也纷纷举手，也包括那个最初不同意的林彪。这时，毛泽东才说：“也加上我这一票吧！全数通过，现在就请大家回去准备应战吧！”
（6）
前委扩大会议一结束，红四军马上就进入一级战备状态。当然，这个术语是后来才发明的。在当时，应该是，大家马上就紧张起来，一切为战场的需要做准备。
属于战斗部队的，马上就要到指定的地点去看地形，挖战壕；属于非战斗部队的，要组织医护人员，绑担架，送弹药，送饭送水。没有病床，把老百姓家门板拆下来用，只是一再叮嘱，不用了，别忘记六项注意“上门板”那一条。
只有半天的时间，这可忙得全军上下够呛，但大家士气很高，斗志昂扬，意气风发，不觉得有多累！
在参谋部里，朱云卿和袁文才等，根据朱德提供的战场地形，已开始在调兵，而毛泽东和朱德、陈毅等则骑着快马亲自到预设的战场看地形去了。
“请客”的事情，就拜托萧克的第二支队去，毕竟他们已打过交道了，现在去，不会使对方疑心这是“鸿门宴”。
就这样，在二月九日这天下午，红四军立即作好了战斗部署。林彪第一纵队第三支队，也就是原来的第二十八团第三营，埋伏于麻子坳至大坑西侧的树丛；伍中豪第三纵队，即原第三十一团和军特务营、独立营埋伏于麻子坳至大坑东侧森林；第一纵队第一支队胡少海部负责从右翼向敌侧后迂回断其退路，第二支队萧克部在隘前村警戒并诱敌进入伏击圈。
关于这次战斗，曾经有几个当事人在后来所写的回忆录中已经提到：
红四军离开项山地区以后，沿闽赣边境向北，走出山地，经福建武平县所属的农村，折向江西瑞金县郊区。我们第三纵队九支队担任前卫，我奉命带一个大队（连）进入瑞金县城内，到邮政局收集报纸和检查有关军情的邮件，从中得到了赣敌独立第七师刘士毅部肖致平团尾追红军到瑞金附近的消息。我当即将这一消息报告了军部，军部认为这部敌军是孤军冒进，决定红四军转移到大柏地地区诱歼这股敌人。
这是第三纵队第九支队队长张宗逊的回忆。
这天正是农历除夕，我们闯到土豪家，把土豪准备的年夜饭吃了个精光。吃饱喝足以后，我们离开大柏地，埋伏在石板道两旁山上的树林里。朱德同志安排一些人挑着担子停在道上，装作掉队的人员，要他们见到敌人就向埋伏区里跑。
这是第一纵队第三支队第二大队队长粟裕的回忆。
年三十晚上，大柏地一带，下起了毛毛细雨。我们埋伏在山坳里，雨把衣服打湿，风又把衣服吹干，听到山下村庄里过年的鞭炮响了，还是没有敌人的影子。
这是第一纵队第三支队十一大队战士杨得志的回忆。
第二天，我们到了大柏地。我营奉令在大柏地开路四里处担任境界，主力到大柏地宿营。大约下午两三点钟，敌人来了，我营占领阵地，打了两个多钟头。那时正值冬季，五点钟天就黑了，我们撤回大柏地，当晚休息，军部部署第二天再打。
这是负责诱敌深入的第二支队队长萧克的回忆。他说的“营”，在当时已改称“支队”。
（7）
按照萧克回忆，他在大年三十那天，也就是二月九日去诱敌，和追兵又打了一下。可这次有些意外，这些兵可能是忙于过年，居然没有来，这可害苦了红四军的战士们。敌军在瑞金城里大酒大肉过年，而他们却穿着单衣拿着枪在冰天雪地里等了一夜。
所以，大年三十这天让大家突然燃烧起来的那颗滚烫的心，却被严寒绞杀得逐渐冷淡了下来。许多人都在想，敌人也是人，要忙于过年，肯定不会来了，看来蹲在这冰天雪地里冻了一夜，算是白冻了。但虽然是在这么想，可还是有些不甘心。再说，没接到“撤退”的命令，谁也不敢擅自离开阵地。
战场上，什么情况都会发生，要说冤枉，其实也谈不上。毕竟，敌我双方都在博弈，靠得不光是人数、武器、物资、水源，还有灵醒、细致、谨慎、小心、大胆，也包括忍耐。尽管有一方人数众多、武器精良且后勤保障充足，但反应迟钝，忍耐力不强，又粗心大意，那肯定会被对方的快捷灵敏和耐心细致所打败。
尽管萧克支队在第一天去“请客”没请来，那就再去请呗，所以第二天天还没亮，他们又出发了。
现在让我们再来看看在瑞金城中刘士毅那两个团究竟在干什么，怎么专门去“请”却又不来呢？
原来这是刘士毅第十五旅的第二十九团和第三十团，团长分别是肖致平和钟桓。此二人这两个团本来是在遂川境内负责向井冈山进攻的，但不料红四军提前下山，所以就奉旅长刘士毅之命跟踪追击，一直从大汾追到大余，然后追到安远，再追到寻乌，最后在会昌扎口子，想步步为营，把红四军困死在寻乌境内的项山一带。哪知红四军却兵倒武夷山中，跳过了会昌，从瑞金东南角钻了出来，这可把他们慌的，就像身上打了鸡血，一窝蜂似的倾巢出动，从会昌又赶往瑞金。
哪知到了瑞金后，居然扑了一个空。原来他们的对手是毛泽东、朱德这两个在他们的布告中要悬赏两万元缉拿的“匪首”，岂能轻易让他们抓住？所以他们连毛都没捞着一根，就只好在瑞金县城驻扎下来。此时，他们也探知，所追踪的“赤匪”已逃到大柏地，就觉得现在好办了，大不了又来一个两面夹击，四面围困，只要从宁都、石城那边用兵，从北边和东边压过来，问题就好解决了。这样他们的心情马上就轻松下来，而且也不着急了。恰逢大年三十又到了，所以就想在这瑞金县城过了年后，再去收拾这些“赤匪”。
可是待他们第二天醒来，却接到报告，说昨天那帮“赤匪”又来了，这时，那个那个钟桓想，看来他们北撤时好像什么也没有，为了要过一个年，想来抢点东西？或者是来探听虚实，想进攻县城？不然，怎么老是来骚扰？
他把这个想法告诉给肖致平，肖致平一听，马上气不打一处来。他想，这帮“赤匪”也太嚣张了，看来不惩治他们一下，就不知道这马王爷它究竟是几只眼。
作为掌握着两个团机动作战的副旅长兼第二十九团团长，肖致平马上向这个第三十团团长钟桓喊道：“这帮‘赤匪’，也太不知半斤八两了，看来是不见棺材不掉泪，我看得马上集合队伍，给他来个穷追猛打。干脆就在今天，对他们实行围歼，不把他们消灭干净，这天下就不太平！”
其实，他是巴不得尽快把这股“赤匪”灭了，因为他们早就上报，说已取得辉煌的战绩，这不拿出点实据来证明一下，后来是说不过去的。
就这样，两个团马上集合，浩浩荡荡奔大柏地而来。
（8）
一九二九年二月十日上午，大柏地围歼战终于打响。
萧克支队负责去引诱刘士毅的追兵，结果在天还没亮，就在黄柏圩一带和赣军的前锋部队交上了火。
以前，和敌人是避免交火，一旦发现有敌军追来，红军就只有躲的份。可今天却有些异样了，不是怕和敌军交火，而是专门去找他们打；不是怕他们来追，而是深恐他们不来追。
所以，为了把事情做得就细致周密，萧克支队见着敌军后还得真打那么一会儿，最后发现他们的大部队已倾巢出动时，这才放心地撤退。
但是，撤退时还得和他们保持一段距离，不远也不近，这才能把他们“牵”过来。
所以，萧克支队在路上是打打停停，停停打打，这才把敌人引进了麻子坳。
远远看去，赣军是穿着清一色的灰布军装，密密麻麻地跟了进来。当官的骑着马，在人群中耀武扬威，看见走得慢的，跑过去就是一马鞭，而且还在嘴里不停地叫骂着。
这时，埋伏在密林深处的各支队红军，其神经都高度紧张起来，因为大家现在都要把耳朵竖着听候“出击”的命令。
这个命令，得军长朱德来下达。
此时，他全神贯注地观察着这些敌军的动态。原计划是要把敌军的两个团一起引来，不知这来的是一个团还是两个团，这得看他们的战斗队形，作为老军人的朱德，这一点还是看得出来的。
萧克支队把敌人引进来了，可是还得向前继续狂奔，因为要把敌人全部引进来才算完成任务，所以他的支队过了麻子坳后还得继续往大坑方向跑，才能把刘士毅的两个团都全部引进谷口。
这时，朱德看清了，敌军是两个战斗队形，少说也有两千人，当后面已没有人了，这才马上给胡少海的第一支队发信号，要他们迂回到敌人后面去扎口袋，也就是在麻子坳的那个出口处去堵住敌军的退路。
接着，又向第一纵队的林彪发出“进攻”的命令。这时，只见林彪把二十响驳壳枪拿出来，向天空率先开了一枪。
这是打响大柏地之战的战斗信号。
此时，东、西两侧的红军战士一听见这一声枪响，马上向敌群开枪设计。
一时间山谷里硝烟弥漫，到处都是枪声。
本来，赣军的注意力是在前面那一股可恶的“赤匪”上，怎么他们的大部队都过来了，后面却开起枪来？
顿时，在前面追赶的那个肖致平突然像明白了什么，马上往回赶，可是已来不及了，在他的眼睛里看见的是谷口已被堵死，出不去了。
正在犹豫之时，这时又看见，前面那股被追赶的“赤匪”居然不怕，又杀回来了。
这一下，肖致平可慌了，骑在马上大声喊叫，手里拿着马鞭，一会儿向东指，一会儿又向西指，这意思好像是说现在已经出不去了，只能就地抵抗，要大家赶快去占领就近的制高点。
可就近哪来的制高点？全是毫无遮掩的平地。没办法，只能就地趴下，开始还击。那些反应慢点的，就成了红军的活靶子。
看来这不是个办法，所以钟桓那个团就不听他的，而是没命地向谷口冲。
队形一被打乱，当兵的就只能看见骑马的军官往哪儿奔，他们就跟着往那儿跑，只有这样才能领悟到长官的意图，不然就真不知道该怎么办了。当然，如果当官的已没了主意，一会儿向东，一会儿又向西，当兵的就只能像一群无头苍蝇，到处乱撞。
此时，在两边的山坡之上，已杀声震天。枪弹，手榴弹不停地从那些阴森可怖的树林里莫名其妙地飞了出来，又几乎是弹无虚发，炸无空地。每一颗枪弹都要放倒一个人，而那手榴弹的爆炸之处，少说也是两个人以上被炸翻。
这突如其来的打击，让兵丁们在事前一点预料也没有，他们正庆幸酒足饭饱过大年呢，没想到这么快就上了前线，与生死直接挂钩，这也太冤了。
当然也有不怕死的，端着抢不断地还击。在他们的心中没多少负担，反正就那么一回事：军人嘛，就是战死疆场，马革裹尸。
你要打我，我也可以打你。
打一个，找回了本钱；打两个，还赚一个。
但是，今天他们也想这么干，却又不好找目标。
终于，在硝烟弥漫中，肖致平看见了钟桓，此时他已躲在一个大石后面在命令身边的人往谷口射击。肖致平心想，完了完了，钟桓这小子居然也过来，说明谷口外面已没有了援兵。
他马上对钟桓喊道：“炮，赶快用炮来轰那个被封锁的谷口，然后冲出去！”
“炮队没有带，还在瑞金，你呢？”钟桓反问道。
“唉，看来是骄兵必败呀，我以为就是几个蟊贼，杀鸡焉用牛刀，为了抢时间，也没有带炮队！”肖致平无可奈何地说。
这就意味着他们只有拼死一战，才有出路了。
（9）
在红军阵地上，首先是扎口袋那个第一纵队第一支队，他们负责的是坚决不让一个赣敌从这里跑出去。
这个支队的队长就是大名鼎鼎的胡少海，党代表叫彭睽，但在从罗福嶂转移到武夷山中的途中牺牲了。曾经著名的宜章梭标营，目前全在这里了，如今已不再是梭标，而是清一色的汉阳造。
从这一点看，昔日的梭标营，已经历了无数次战斗的涅槃，终于成长为一个能拿得出手的响当当硬梆梆的主力支队了。
此时，他们已在道路上设下了很多障碍，并挖好了战壕，坚决堵住这个唯一的出口，不让一个赣敌从这里跑出去。
三个大队，三挺机枪，就对着那个谷口交叉设计，谁要想冲出去，不死即伤。
但敌人为了活命，还是不断地往这边冲，这就使他们打退了一次后，接着又是第二次，第三次……
在西边丛林中埋伏的是林彪带着的第一纵队第三支队，这是原第二十八团的老底子，支队长是林彪亲自提携起来的连长陈道明，党代表叫吴弼。
此时，林彪带一个大队在正面，陈道明带一个大队在左边，吴弼带一个大队在右边，三挺机枪不停地向敌群扫射。
而陈毅则是三个阵地都在跑，他看着哪里是敌人的薄弱环节，就叫那些战士往那个地方打。
在东边山岭上，第三纵队两个支队分别埋伏在两个方向，第一支队的队长周舫，在大余战斗中已牺牲，其队长一职还没有人选，由党代表旷朱权在代理，而此时却由纵队长伍中豪直接在指挥。第二支队的队长叫周昆，党代表就是大家熟悉的罗荣桓。
说到罗荣桓，他一直都戴着眼镜，每当大战来临之前，他怕眼镜在中途掉下无法寻找，就用一根细绳拴住两条腿，然后套在脖子上。
此时，他们也在向东坡冲来的敌人射击。
毛泽东随军部直属队和第四支队在一个相对要安全一点的山窝里，这里既是指挥部，也是战场救护的后勤机关。那个曾任井冈山红光医院党支部书记的曾志，正带着非战斗人员对伤员实行战场包扎。贺子珍、吴仲廉等几个女干部也来帮忙，而从万安来的康克清，则加入了担架队。
此时，毛泽东一直专注着战场的动态。他叫身边的警卫员李根勤给他准备好一根柴棍子，打算如果部队开始冲锋，他也要拿着那根棍子跟着冲。
由于红军武器简陋，且弹药有限，所以打了一个多小时后也就基本上没有多少枪声了。这时总指挥朱德已预料到，最艰难的时刻到了。那就是，吃了肉之后，该啃骨头了。
的确，山下的敌人钻进口袋后，实在是太多了，三股才给它干掉一股，剩下的两股还正在张皇失措各顾各的逃窜，现在就该用一股强大的力量去冲击一下了，否则待他们缓过劲来，那就麻烦了。
所以，朱德的头脑中马上就出现了那句“一鼓作气，再而衰，三而竭”的古典名言。于是，马上下达了往山下冲锋的命令。
顿时，红军各阵地开始吹起了冲锋号。
“嘟嘟嘟嘟，啦啦啦啦——”
各个山头到处都在喊：“冲啊，抓俘虏去呀！”
“冲啊，活捉刘士毅那个王八蛋呀！”
“冲啊，抓到俘虏有奖呀！”
此时，毛泽东在山窝里看得很清楚，部队开始在冲锋了。于是，他马上组织起后方的所有机关人员、担架队、后勤班，还有轻伤员，总之所有能拿得起枪或者刀的人，一起向下冲。
他觉得这支队伍虽然战斗力很有限，但看起来人数众多，可以增添战场气氛，以排山倒海之势，从心理上把敌军压倒。
这些人中，有的没有枪，就拿着树棍，没有刀，就拿石块，反正手里不能缺武器。
当然，这些人下山，毛泽东还有一个考虑，就是捡枪，捡子弹。
此时，毛泽东也拿起了李根勤给他准备的那根远看很像是一支枪的树棍，然后喊道：“快，我们也往下冲，去抓俘虏！”
此时，那些担架队还扛着担架呢，看见毛泽东捏着一根树棍，也从担架上抽出了长杠子，而炊事班的人，这时正在做饭，一听说都在往山下冲去抓俘虏，干脆也拿起菜刀往下冲。
这样一大群非战斗人员，少说也有七八百，一起冲向敌群。
为了抓俘虏，捡枪弹，许多人都忘记了吃饭，也不感到饥饿，更不感到劳累，脚下像生了风。
（10）
这一冲，漫山遍野到处都是红旗，到处都有喊杀声，使在谷底的赣军团长肖致平、钟桓感到，他们已陷入了天罗地网之中，于是在心里说，完了完了，今生今世再也别想见着家人了，今天可能要把这一百多斤撂在这儿。这样一想，心里就开始发虚，两腿也发软，走路都不怎么听使唤了。而他们的兵士们则更是没了主张，只有到处乱跑的份。
这时，引诱他们钻进口袋的第二支队萧克部三个连已打到了眼前，并且大叫道：“缴枪不杀，优待俘虏！”
这样，许多人惊魂未定，在仓皇失措中束手被擒。
关于这个过程，萧克在他以后的回忆录中说道：
正午时分，纵队令我支队从正面大道左侧攻击敌左翼，三个连同时出击，一下子捉了二百多俘虏。这时一支队已包围敌人左后侧，俘虏了二百四五十人。左翼三纵队也打得好，将敌人击溃。
就这样，到了下午三点多钟，红四军才基本结束战斗，但有一部分敌人，却溜到了大坑以北的山上，直到第二天中午才将他们彻底肃清。
本次战役，共打死打伤赣敌三百多人，俘虏了八百多人。
团长肖致平和钟桓也被活捉，但是他们的衣服与士兵并没有明显的差别，再加上他们故意把自己搞的灰头土脸的，混在俘虏群中居然没被发现。
鉴于一下子出现了这么多俘虏，这还是红军有史以来第一次所遇到的事，反而不知道该怎么办了。说得明白一点，要把他们集中起来进行教育，却连个场地都没有。要把他们全部杀掉，也不可能。
怎么办呢？只有履行那句“缴枪不杀”的诺言，把他们放了。
这样，肖致平和钟桓这两个团长，也就侥幸逃脱了。
在经历了大柏地战斗的全胜后，红四军的士气一下就高涨起来。战士们尽管还是饿着肚子，但军威却大振，军队的面貌顿时焕然一新。
这时，毛泽东和朱德准备抓住战机，趁热打铁去攻宁都县城。他们打算在攻下宁都后，才在那里筹粮筹款。于是，在处理完大批俘虏和枪支后，准备在第二天，就向宁都进军。
哪知宁都守敌却是赖世璜的弟弟赖世琮所纠集起来的当地保安团，还有一个工兵营，一听说大柏地之战连刘士毅第十五旅两个主力团都被歼灭，马上就吓得弃城逃跑了。
这样，在二月十三日那天，红四军居然不费一枪一弹，就顺利占领了宁都县城。
在宁都，红四军刚到，就有当地的中共宁都县委负责人彭澎和王俊来主动联络。在他们那里，毛泽东终于知道了目前东固的一些情况。
在宁都，红四军足足休息了两天。在那里，广大指战员的体力得到了恢复。当然，也算是热热闹闹地过了一个新年。
但在这两天，军需部门却没有闲着，他们通过中共宁都县委的协助，获得了五千大洋军费和大量草鞋、袜子和棉布之类的物资。
在几个前委的碰头会上，毛泽东这才谈了在罗福嶂会议上没有说出的想法，即红四军下一步的行动方向是去东固，并说彭澎和王俊答应由他们带路。
就这样，红四军在占领宁都后的第三天，撤出了宁都县城，由中共宁都县委负责人彭澎、王俊等人带路，向西边的东固前进。
评论[0条]
更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