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红包说开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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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节过后不久，有一次朋友聚餐，聊着聊着后来聊到了春节红包这个话题。

黄姓朋友诉苦说：“我们家族比较大，老人小孩比较多，今年春节发红包算下来一个月的工资都不够，好在还有绩效工资，否则真的难以应付。”

“现在城乡居民生活提高，红包的数额有着上升的趋势，这就苦了我们这些参加工作没几年、收入不高的群体了。”李姓朋友感慨说，“我认为发红包，老人可以适当多一点，小孩给点表示意思意思就行，否则小孩可能产生不劳而获的思想，如果红包管理不好还可能会对小孩养成不良的消费习惯。”

罗姓朋友则说到他遇到的一件有关红包（压岁钱）的尴尬事：很多年前，有一年春节正月初三，有个朋友请客，受邀的除了他还有几个他不认识的客人。当时一般给小孩压岁钱也就20元，要是给50元算是多的了，朋友只有一个小孩，他准备了两张50元面值的新币，心想大家最多给100元，他也可以随机应变。想不到，那几个人都是有钱的主儿，而且像是约定好了似的，每人给朋友小孩的压岁钱都是200元，他倾其所有也只有100元。因为都是在饭桌上当场递给小孩的（当时习惯于给现金，不封红包），他感到非常尴尬。

红包也叫压岁钱，是过农历春节时长辈给小孩用红纸包裹的钱，最早出现于汉代。据传明清时，压岁钱大多数是用红绳串着赐给孩子。民国以后，则演变为用红纸包裹。现在则是印制精美的红包了。

在我的印象中，直到20世纪80年代初我参加工作后，我们屯子才有发压岁钱这档事儿。

我有个在央企工作的老乡，工资很高，有一年他回乡过春节，当时全屯二十多户人家，他几乎家家户户去拜年，每个小孩都给了压岁钱，当时还没有时兴封红包，给的都是新币，少的5元、多的10元，有的户有两三个小孩，这样粗略算下来，是我当时月工资的几倍。这是我第一次看到有人给小孩发压岁钱。

把压岁钱装到红包里，那是好几年之后的事了。虽说把压岁钱装到红包里没有出现那位朋友遇到的尴尬，但封的比别人差距太大，其实也是一件尴尬事。

“要是每个家庭都能让小孩接收的红包限个量，那该多好！”我说。因为几年前的一件事至今我仍铭记于心。

有一年，远嫁江西萍乡的堂妹，带着堂妹夫和外甥回老家过春节。

春节初一，我照例到各户宗亲拜年，给每个小孩发红包，我封的红包是每个5张10元面值的新币。当来到叔叔家给外甥发红包时，他把红包里的钱拿出来看，趁我不备把三张新币塞到我手上，说：“大舅，50块我不要，我要20块。”没等我把钱币硬塞回给他，他就跑开了。

我真的非常诧异。过后我问堂妹：“江西那边的风俗是这样吗？封红包都是固定20元？”

“没有，他们那边发红包的风俗和我们这边差不多，有多有少，有的人封的比我们这边还多。只是他奶奶在我们临出门时这样嘱咐我儿子，不让他多要。”这样的家庭教育真好！当时我在心里想。

“那我们说好，我们这帮朋友明年春节开始，无论到哪家吃饭，每个红包统一封50元。”张姓朋友的这个提议，得到了大家的赞同。

“像我们那个年代，春节没有发什么红包最好！”最后大家都感叹说。

其实，有些地方至今还没有春节发红包的习俗。今年春节，家在贵州遵义市播州区的大女婿到我们田林乡下老家一起过节，看到大人们都给小孩发红包，他有些措手不及，只得“入乡随俗”，通过微信把钱发给侄子与他换现钱。他说，他自小至今就没有见过春节给小孩发红包这样的事。

除了春节发红包，平常的红白事随礼也是一个很大的压力。不知从何时开始，红白事随礼水涨船高，成了不少人的负担和困扰。有个朋友对我说，他供职的是个大单位，从小学直到大学的同学很多，亲戚朋友不少，每年红白事随礼的开支都在万元以上，他工资不高，妻子无业，压力山大。

贵州遵义除了春节没有给小孩发红包的习俗外，红白事的随礼也很随意，数额很少。这并不是他们当地的经济水平比我们低，据我了解，以同个行业相比，公职人员工资都普遍比我们高。

三年来，我先后在贵州遵义参加当地红白事各一次，得知他们的随礼以30元、50元居多，100元的很少，超过100元的更少。

当地群众解释说，红白事这个人情世故，重在礼尚往来。客人随礼数额大的，以后主人还礼起码要“对等”。现在随礼少，以后还礼也少，主客双方都没有压力。而且客人随礼数额大，主人往往更注重排场，容易造成铺张浪费。客人吃饱就好，事情虽然办得简朴，但亲情依然非常浓厚。我想，这是值得我们学习和仿效的地方。

值得欣慰的是，随着精神文明建设的不断深入，近年来不少地方的群众更新了观念，消除了攀比的心理，倡导移风易俗，有的还形成了村规民约，深受广大群众的欢迎。

笔者曾在网上看到这样的信息：在广东，红包被称为“利是”，近年很多人过春节一改以往的“阔绰”，“包利是”一般是5元、10元，50元就能算“巨款”。还有之前在网络上广为流传的一张“全国婚礼红包地图”，其中广东作为经济大省，在随礼上却展现出了与经济地位并不完全“匹配”的情况，有的地方结婚随礼只需要100元，十分“接地气”。

有的地方积极探索完善行之有效的政策、机制等，倡导婚宴、丧事从简，反对大操大办、攀比礼金，使“高价随礼”之风去芜存菁。据媒体报道，浙江温州就探索建立了喜事新办随礼封顶制等，广大干部群众一片叫好。

我的老家广西田林县八渡瑶族乡，今年以来采用多种形式，深入开展移风易俗活动，引导辖区群众摒弃陈规陋习，倡导婚事新办、婚宴从俭，丧事简办、厚养薄葬，弘扬勤俭节约的优良传统，取得了明显成效。

“现在红白喜事都是群众相互帮忙，随礼都是随意给，大家以节约为主，最多一、两百元，没有就来帮工，人到‘礼’不到，主人家一样高兴”。笔者在该乡弄当村采访时，有个村民这样说。

但愿通过深入开展精神文明建设，不断提高广大干部群众思想觉悟，人人“从我做起”，自觉摒弃陈规陋习，弘扬勤俭节约的传统美德，树立移风易俗新风尚。

作者简介：班祖恒，男，壮族，广西田林人，广西百色市作家协会会员，《今日作家》网刊签约作家，出版有文学作品集《百叶草》、传记《弯弯的路》、小说集《市井偶拾》、报告文学集《浪海观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