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山上的爱情

     上世纪六十年代，全国轰轰烈烈开展“四清”运动。高淑德（化名）在武装民兵押送下，靠着解放牌货厢边门，与妻子儿女急驰在去熟坪的公路上。妻哭哭啼啼，一路啜泣。儿子姚笛坐在扁担（挑包袱的）上。妹妹翠莲一屁股坐在一个大包袱上。太阳火辣辣的，柏油都晒化了。知了在苦楝树上，使劲地喊：“西亚斯，西亚斯……”。于稔河溪（地名），沿黄土公路而上。路边坡陡，杂木丛生。小松鼠翘着长尾巴，在松树上警觉地注视着这家人。姚笛瞥了眼小松鼠，无心与之逗乐。妹妹随手扬起，朝林子里挥去，吓得小松鼠落地而逃。
　　 汽车沿稔河溪峡谷蜿蜒而上，溪水潺湲，滩头发出嚯嚯的水响。黄土公路铺着小青石，路旁的桐油树、苦楝树高大繁茂，车厢仅落下稀疏的日斑。
　　 高家一行人，正午过后动身的，一路颠簸，到熟坪公社，夕阳早已西斜。经“公社”安排，高家被下放到最穷的罗翁村羊古脑队。公社离羊古脑还有十余里，一家人拖着疲惫的身躯，徒步继续赶路，天黑前赶到了羊古脑。队长告诉淑德，队里还有空闲的牛棚。好在队长早已接到通知，把废弃的牛棚用旧晒谷簟子，四围遮着。地面铺了层新翻的稻草。稻草刚铺的，干燥而撒落，有股陈草味。高家一家子，走累了，就草铺上随身带的棉絮。没有煤油灯，也没有热水，大家躺下就呼呼大睡。唯姚笛，想起昨天还在公司上班，今天突然沦落如此，一时难以入睡。牛棚乃框架式结构，陈旧的枋还很干燥，好久没关牛了，只有些许干牛粪味，因此味不是很浓。
　　 月光透不过簟子，照得牛棚四围，如涂了牛乳一般。姚笛索性走出牛棚。沟圳里的水，汩汩地流淌，叮咚有声。月色下的树木，远眺如黑黢黢婆娑的鬼影。山风习习，给白日的燥热，降了些温。姚笛悲从心涌，昨天还是“老大哥”（工人），今天突然成了小兄弟（农民），世事难料啊，心里难免有些憋屈。昨日住在温暖的宿舍，今日却踏进了牛棚。四围蛐蛐叫，田里青蛙闹，此起彼伏，似为高家接风洗尘，开欢迎会。牛棚里，父亲嚯嚯鼾声，仿佛是对青蛙蛐蛐最好的答谢。山坳里，偶尔也能听到白面狸的叫声，怪吓人的。姚笛退回牛棚，和衣躺下，一切都等天明再说。
　　 因睡得晚，第二天醒来，父母妹妹都起床了。父亲去了队上借粮，因为生活还得继续。回来带了些米，还有锄头等劳动工具。队长很体贴，为他们放了三天假。一家人，一天就把牛棚打理干净，还用石头磊了个火塘。姚笛从山上弄回两捆柴，中午、晚上煮了饭，就着队长家里送的辣椒，在火塘热灰中烫熟，把灰拍净，撒些粗盐，捣烂而食。
　　 父亲是个很坚强的人，在国民党军队里当过兵，做过军医，颇有些文化。第三天，就带着家人，投入到生产中。下午收工，母亲和妹妹在做饭，姚笛与父亲在火塘边。姚笛不时添柴，父亲却在一旁看报。火塘中央，有一个新三脚铁架，架上有一铁鼎罐，正煮着饭。火塘旁还有一热水鼎罐，比做饭的大很多，就在父亲的脚旁。柴火（烧火用的）中有小竹，燃得正旺，嚯嚯的响。妹妹诙谐地说：“火在唱歌。”姚笛苦笑，看着小竹，在火塘嚯嚯唱得欢，背后（另一端）却在泣，流着热泪。饭煮开了，滗了些米汤，放入火塘与水鼎罐对称处。三脚架上放上了一口锅，母亲在炒菜，妹妹也围坐在火塘边。菜炒好了，水鼎罐上了三脚架。菜就摆在水鼎罐上，一家人围着火塘吃饭。边吃，父亲边发话：“我们既来之，则安之，诚恳接受农村再教育。尤其是姚笛，你要放下“老大哥”的臭架子，融入到贫下中农中去。眼下我最担忧的是：‘明天星期六，毛迪（姚笛弟）学校放假。他回家，见家没了，他能找到我们吗？’”
　　 母亲停箸搭腔道：“我们出来时，我跟邻居阿邬哥说了，如见到我家毛迪，叫他直接到熟坪公社找我们。”
　　 妹妹一面撮火，一面忧虑地道：“问题是，他怎么知道我们在罗翁？”
　　 父亲想了想说：“这个我不担心，因为他毕竟是个高中生了，应该晓得一路问讯。我只是担心他，睹屋伤感，难以承受突如其来的打击。上次去学校时，家还好端端的。这次回家，家已改姓。我是怕他伤心啜泣，毕竟他还刚刚成人。”
　　 姚笛插言道：“要不，我明天请假去接他。”
　　 母亲伤心地说：“可是可以，但我们刚到生产队，来了两天就请假，恐怕影响不好。”
　　 一家人沉默须臾，父亲一面夹菜，一面跟大家说：“你母亲说的对，就让他自己找来，也能锻炼他的意志。这次他过来，书就不用读了，何不就与我们一起劳动？”
　　 大家又是一阵沉默了。姚笛说：“弟弟也就半年，高中要毕业了。我们再苦再累，也要送弟弟读完高中。”母亲和妹妹赞许，父亲也没说什么，只是长叹了口气。
　　 话说第二天，又是个艳阳天。中午一中就放了假，毛迪兴高采烈，哼着《九九艳阳天》的曲子，朝家里走。敲门，见人陌生，还以为是父母的朋友，喊道：“阿姨好！”这阿姨一愣，马上意识到，可能是前屋主人的亲戚，马上说：“你是高家的亲戚？他前几天搬走了。现在我住这，要不进来喝口水。”
　　 毛迪脸立马通红，浑身燥热汗出，似五雷轰顶，不能接受眼前的现实，但很快就冷静下来问道：“阿姨，你知道他们去了哪？”阿姨摇摇头，说：“我也是刚搬过来，与他们没有照面，因此不知他们去了哪？要不，你问问隔壁的阿邬伯伯。”“阿姨，谢谢你提醒！那我现在就去问。”毛迪敲开了邬伯伯的门，阿邬见到毛迪就说：“毛迪啊，进来坐坐！”毛迪婉言谢绝他的热情，问：“邬伯伯，你知道我家人去了哪？”“哦，我知道！那天一辆卡车进了院子，几个武装民兵到你家，把家里的‘坛坛罐罐’往车上扔，你母亲一个劲地求他们轻点。临走时，你母亲跟我交代了，说是去熟坪公社，如毛迪问起，叫我告诉你。”“谢谢您，邬伯伯！”说完，毛迪疾步向熟坪公社进发。当时去熟坪没有公交车，去那都是靠双脚。
　　 柏油路晒融了，姚笛的帆布解放鞋沾了柏油，怎么也去不掉。前几天的知了还在高枝上，“西亚斯，西亚斯……”叫得欢。路旁一只夹着尾巴的本地狗，舌头伸出老长，“吸黑，吸黑（象声词）”一路小跑，从毛迪身边过去。毛迪此时，浑身燥热汗津。他顾不得这些，拣阴凉的树荫朝熟坪疾走。入稔河溪黄土公路，不见车影，瞅到的都是茂密的森林。古木森森，流莺婉转。要搁平时，见如此美景，毛迪定要诗兴大发。可今天，这美丽的风景，阴森怕人。那流莺动听的歌喉，也显得格外聒噪。满脑子想，尽快与家人团聚。转了一道湾，又上一道坡，到了熟坪公社一打听，知家人去了罗翁羊古脑。好在天色尚早，太阳离西山还有丈余。小伙子沿山路一路疯跑，山风阵阵，松涛呼啸，给毛迪时不时一个透心凉。毛迪往山下一瞧，山谷深深，炊烟从山湾袅袅升腾。毛迪知道，赶快走，要不就赶不上晚饭了。索性把外套脱了，“背挂子”露出健壮的肌肉，把衣服一甩，长吁一口气，拚命地往山旮旯里跑。
　　 母亲在路口张望，见到毛迪，脸上露出慈祥的笑容。毛迪气喘吁吁，叫了声：“妈！”噙着的泪水，哗啦啦流出。妈妈看着毛迪，安慰道：“毛迪是大人了，不哭，以后这就是我们的家。”毛迪牵着妈妈的手，向新家走去。
　　 毛迪到家，见到了父亲、哥哥姐姐，甭说有多高心，心里突然感到踏实了。围着新家瞅瞅，心底凉透了，这哪是家啊，地地道道一牛棚。父亲看出了毛迪的心思，抚摸他的头说：“毛迪，这次变故，我们的生活要发生改变。我们不能改变这个社会，但要学会适应这个社会。你高中即将毕业，明天还是赶回学校。这里有你妈，你哥，你姐和我，别担心！学校放假了，你就过来。”毛迪哽咽道：“好，明天下午我就回学校！”一家人围着火塘吃饭。之后，男人们就在火塘边洗脸洗脚。毛迪洗完脚，把脚就火塘烤水气。毛迪介绍了学校的学习，哥哥，姐姐却话种地的辛酸。母亲摩挲着姐姐翠莲的茧手，说：“劳动光荣，手起茧了，不过过几天就好了。大家一起同工同酬，其乐也融融，就是生活苦了点，吃不上肉，甚至连食用油也要断锅。昨天，生产队要我们家明年送一头‘任务猪’，我与你们爸打算过几天去买只猪崽，然后端午再买只，那我们明年过年，也可以杀猪熏腊肉。”父亲接下话茬道：“罗翁，深山老林，云卷云舒，景色宜人。猪草还是蛮多的，喂大两头猪，还是不成问题的，可要苦了你母亲和姐姐。我和姚笛在家附近，开些荒，种些蔬菜。一可解决菜蔬问题，二可解决饲料问题，两全其美。”山林里，动物的叫声，清晰而移动，渐叫渐远。毛迪瘆得慌，挨着哥哥坐着。因走了几十里路，毛迪很快就睡着了。
　　 且不说毛迪是什么时候上学的。傍晚回家，母亲在做饭，翠莲在挑水，父亲和姚笛都砍了捆柴回来。一家人围坐火塘，四围黑黢黢的。动物的叫声，也司空听惯了，也不觉其恐怖。圳里的水，汩汩地流淌，充耳不闻。洗脚洗脸又是一天。几个月下来，姚笛和妹妹，浑然成了地地道道的农民。白脚杆杆（城市人），成了红脚杆杆（农村人），身体更结实了。
　　 猪崽由十几斤重，看着看着就有了二十几斤。妹妹除了出工劳作，还要为猪草奔波。母亲因身体有病，在家剁猪草，煮猪食，操持一家人的洗衣饭食。过年了，猪还只有六七十斤，离“任务猪”的斤两，还远着呢。不是高母喂猪不给力，而是人吃粮食都成问题，哪有猪的份，这样猪死不长。
　　 禾苗郁郁青青，长尺余。桐油花开得很繁盛，野蜂嗡嗡的来凑热闹。“西亚斯，西亚斯……”蝉稚嫩着绿，操着童音在练嗓子。高淑德与姚笛，用竹杠棕绳，把猪抬到公社食品站。一百四十八，够了任务，一家人满心欢喜。淑德坐火塘边，跟母亲和翠莲说：“这长半年，多亏了你们，我们完成了任务猪。还有几个月，才过年。我们端午捉（买）的那只小猪，过年恐怕也有百来市斤，可以杀年猪。明天我去队上，把奖励的三百斤谷取了，我们这几个月，可以多吃几餐白米饭。”姚笛没有吱声，瞅着鼎罐上那一钵红烧肉（送任务猪奖励的），咽着口水。大家快半年不吃肉了。那两斤肉，一顿吃了个精光。
　　 高淑德第二天中午，拿着送任务猪的凭条，找到队长，队长说：“淑德啊，不是我不给你粮，是大队部不让我给你们粮。说你们这些“地富反坏右”，不能给‘任务猪’的奖励。”淑德知道，再说也没用，于是辞了队长，径直去了大队部。大队部，淑德又碰了一鼻子灰，回家跟家人说：“明天我去公社，相信总有讲理的地方。”
　　 第二天中午，他找到公社，社长不在家，瞿副社长回答他，说：“你属于‘地富反坏右’，按照县里规定，你们这类人不能享受三百斤谷的奖励。”“瞿副社长，我们也是辛辛苦苦把猪喂大，还指望着这三百斤谷接济度日。你们说没了就没了，叫我们喝西北风？我看了报，中央没有那条说我们不能享受，是你们的土政策吧！”瞿副社长，马上叫来谢秘书。谢秘书在办公桌上档案夹里翻，希望能找到说服他的证据。淑德见状，语带讥讽道：“平日不学习，临时抱佛脚。”谢秘书闻言，耳根都红了。瞿副社长突然拍起桌子，破口大骂：“你这个‘反革命’，竟然还不老实，讽刺革命干部。谢秘书，你去把伍部长叫来。”谢秘书受到如此羞辱，恨不得扇他几耳光，听到瞿社长指示，如获尚方宝剑，疾步叫来了伍部长。
　　 伍部长跟着谢秘书，匆匆地来到办公室。见淑德与瞿社长还在唇枪舌剑，且瞿明显处于劣势。伍部长怒火冲天，拔出盒子枪，往桌上一拍，淑德顿时就哑口无言。伍部长叫谢秘书弄根麻绳来，把淑德五花大绑。淑德没有做无谓的反抗，任其羞辱。
　　 且说姚笛一家人，不见父亲回家，心里着实有些焦急。听队里的人说，今晚公社放电影，都互相说好了一起去。妹妹说：“莫不是父亲要看完电影才回？，问母亲去否？”母亲想了想说：“我就别去了，在家休息一下，你和你哥一起去。”见母亲不去，妹妹也说，不去了，要陪着妈妈。姚笛毕竟年轻，好久没看电影了，约了队里的年轻人，准备好火把，朝公社走去。一路上大家有说有笑，说着今晚的电影《沙家浜》《红灯记》。虽说姚笛看过，但他还是很乐意去。
　　 电影在公社露天操场放映，姚笛他们赶到时，已是黑压压的人群。幕布挂在公社办公楼，放映机早已支起。操场有两个篮球架，在放映机的两侧。队里有人偷偷地告诉姚笛说：“你爸被公社吊在篮球架上，扯起‘半边猪’。”姚笛闻言，如五雷轰顶，今晚的电影也不用看了。走到篮球架，果见父亲被吊起一只手一只脚，横悬在篮球架上，另一只手和脚可撑着地，在围观的人群里大声诉说，不时喊哎哟哎哟！姚笛过去，两民兵荷枪实弹，呵斥威胁。姚笛无奈，默默地急速回家，告诉了母亲和妹妹。母亲哭的跟泪人似的，妹妹哽咽蒙头啜泣。姚笛也泪眼婆娑，迷迷糊糊，不知啥时候睡着了。第二天，姚笛和妹妹还得上工，但一上午精神几乎崩溃。下午，父亲在民兵的押送下回了家。也许是一夜的肉体和精神折磨，消瘦了不少。回家就与家人说，我还要去公社，拿了床被褥，径直去了。至公社天快黑了，他已经一天没吃东西了，躺在公社办公室外，蜷缩成一团。看热闹的，有怜悯同情的，也有幸灾乐祸的。社长来了说：“不是送你回去了吗？怎么又来了？”“你们不给我粮食，还吊了我一夜，到现在我‘颗粒’未进，饿死算了。”淑德有气无力地说。社长见这也不是办法，见其确实可怜，叫食堂向师傅弄来一碗饭。看着他吃，劝他还是回去！倔强的淑德，没有那三百斤谷，就是不回去。

     旁人说：“我说这位大哥，我们县‘地富反坏右’都没享受那三百斤谷，你这又是何苦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