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代作家的旅行活动与文学书写

　　对20世纪的中国现代作家来说，旅行活动是其生活经历与文学经验中不可缺少的一部分。旅行实际上成为现代作家触摸时代、感知社会和承担责任的一种实践方式。“五四”以降，本着“文化启蒙”的时代气韵，现代旅行书写所呈现的固然多是对自然山水的沉浸与游赏，但在深层次上却是以游记的方式解放传统礼教束缚下的人性，突破传统伦理阈限下对人空间上的绑定，完成对自由和愉悦生活方式的全新塑造。现代作家的旅行书写因此获得了一种突破传统文化与社会禁锢的审美解放意义。

　　在现代中国的大变局中，传统的乡土伦理受到强烈冲击，地缘和血缘对人身体的束缚在松动，旅行逐渐成为一种寻找新生活和享受新生活的社会流动方式。在这一过程中，异地的风景、别处的生活，不断丰富着现代作家的生命体验和文化态度。然而，仅仅将旅行活动视作审美形式，强调其对人性的唤醒和对现代生活方式的建构意义还远远不够。如果说20世纪上半叶中国最大的政治主题是民族与国家救亡图存的话，那么，在列强环伺、民族受辱、内乱频仍的历史语境中，中国文学的现代书写事实上都绕不开这一鲜明的时代主题。换言之，“路在何方”“走向何处”成为现代作家创作的母题。

　　“路”指向的是国家民族的未来，寻路也是旅行的方式。对于中国现代作家来说，无论是20世纪20年代对苏联的访问，还是30—40年代对中国西部边疆的考察，特别是对延安的向往，都包含着他们对中国未来的探寻。同时，这些活动不仅凝聚了一大批怀着青春梦想和社会变革理想的优秀作家，也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五四新文化运动以来启蒙文学的精神内涵。

　　20世纪20年代末到三四十年代，中国现代作家的旅行活动有两个重要中心，一个是取得社会主义革命胜利的苏联，一个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延安。20年代开始，涌现出一大批关于俄苏的旅行游记，如《饿乡纪程》《赤都心史》（瞿秋白）、《游俄国见闻实录》（李仲武）、《赤俄游记》（抱朴）、《欧游漫录——西伯利亚游记》（徐志摩）、《欧游随笔》（蒋廷黻）、《苏俄旅行记》（丁文江）、《萍踪寄语》（邹韬奋）、《苏联纪行》（郭沫若）、《苏联见闻录》（茅盾）等。通往俄苏的旅行是中国现代作家在亡国灭种的危机面前，将革命作为救国图强的一种现代性方案，对成功案例进行的实地考察、借鉴和思考。

　　20世纪30年代开始，延安革命根据地开展民主政治和土地改革运动，呈现出崭新的社会面貌和精神面貌，激发了现代作家内心的理想主义激情。“到延安去”成为30年代响亮的时代强音。奔向延安的旅行，无异于一场革命的朝圣。这体现出他们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无产阶级革命的强烈认同。

　　许多现代作家直接投身革命，奔赴战地。他们的旅行足迹伴随着强烈的家国情怀和现实批判，为革命语境下知识分子的文学写作提供了充满召唤力和预见性的精神文本，让他们在冒着生命危险穿越火线和政治封锁的路途上，呈现出激越的浪漫主义书写。通向红色圣地的旅行，既是一次地理上的跨越与突破，也是一次角色上的转换。对于大多数经历过新文化运动的现代作家来说，更意味着一场精神上的转变。这背后正是20世纪20年代末到30年代发生的文学转型与社会语境的转变，即倡导“个体”与“个性解放”的五四新文学，在历史的烽火面前，转向强调“群体”与“民族解放”的革命主义文学浪潮。取消高高在上的城市优越感，走向乡村，走向革命大众，走向水深火热却斑斓壮阔的大众生活。同样是将乡土作为写作对象，革命文学却做出了两个深刻的改变：一是通过实地考察走访，以更加真实而透彻的方式面对乡土的贫困，同时，将贫困视为革命的重要对象与动因；二是在考察走访过程中重新把握中国农村问题，在革命立场上判断出中国农民已然觉醒，并成为革命的尖兵。

　　而像李公朴、黄炎培、赵超构、范长江等从国统区来的知识分子，以及《西行漫记》的作者美国人斯诺，他们大多通过对延安红色根据地的考察与访问，对外宣传了中国共产党的革命政策和社会理想。这又吸引了更多知识分子对延安的向往。

　　另外，特别值得注意的是，20世纪30年代开始，对西北的游览与考察蔚然成为当时中国的一种时代风尚，其旅行轨迹一般是从京、沪等中心都市走向西部边陲，而其旅行作品又通过京、沪、宁、汉、渝等地的媒体和出版社向全国传播。这些作品中有冯玉祥的《川南记游》、李金发的《国难旅行》、李烛尘的《西北历程》、高良佐的《西北随轺记》、黄汲清的《天山之麓》、张恨水的《西游小记》，以及备受欢迎的范长江的《中国西北角》《塞上行》等。西北游记的出版一时间成为文化界的盛景。

　　旅行热背后是一股强烈的加深对中国西北认知的需求。这背后最重要的原因，正是20世纪30年代随着以延安为中心的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建立，中国政治中心整体向西。现代作家超越西部落后于东部的惯常认知，奋力重建起全新的民族共同感，从而在战争语境下统一抗战意志、凝聚家国情感，达到抗击外侮的目的。

　　中国古代文学对西北地区的想象多以荒凉、悲怆为主，主要表现为以阳关、玉门关等地为书写背景的边塞诗与送别诗。抗战时期，现代作家对西部的旅行书写，在力图唤醒国人对故土、家园、祖国、边疆等空间地域的精神想象的同时，也催生了坚毅、团结、勇敢等情感力量。他们对西北风光的叙述，无论是自然风景，还是人文景观，都充满着对民族的忠诚、对国家的热爱、对共同命运的担当，展现出一种崇高而壮丽的美学风格。

　　现代作家基于家国情怀的旅行，不仅仅是社会学、人类学意义上的调研记录，更是历史与传统的对话。在西北大地上，涌入现代作家视野的，不仅仅是辽远苍茫的高原和矛盾复杂的社会状况，还有回荡在历史遗迹上的金戈铁马和英雄记忆。在敌寇铁蹄面前，这块土地曾经闪耀的光荣与梦想，借助旅行的再挖掘被重新表达和释放。这对重塑民族凝聚力、提振民族意志，无疑起到了重要的宣传动员效果。这样的旅行书写昭示出深刻的文化地理学意义：风景不是自然存在，是我们对现实的理解与阐释发现并创造了风景。由此，现代作家的旅行活动，更像是一场关乎现代中国命运的文化选择和社会实践，深刻影响着现代文学的价值内蕴和艺术品格。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中国现代作家旅行活动与文学关系研究”（15CZW039）阶段性成果）

　　（作者单位：吉首大学文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