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棵竹子的1998至2001年

比较集中的发表散文和小说（短篇）是从1996年以后。主要阵地有七、八家刊物，其中以《天津农民报》、《中学语文报》为主，标志是1998年出版了散文集《发现的日子》，这本散文集发行量不错，还获得了全国优秀散文集奖。该散文集获奖后，相对我自己而言，影响力的确不一般。为以后的关注率（主要是政府层面的）打下了基础。主要表现在：（1）我作为典型人物开始在本地电视台、天津电视台、中央电视台、今晚报、天津日报、天津农民报、天津教育、新华社等媒体接受采访、介绍事迹。我的事迹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自己读书写作的成果；二是带动学生读书写作的成果；三是成立社团、创办刊物的成果；四是以自己的知名度和影响力在社会上的成果。其中最典型的是2000年，《天津日报》对我的事迹专门刊登了一个专版，引起社会关注，受到市、县主要领导的重视和关注。在采访过程中，乡党委书记、乡长亲自陪同。（2）有关我的文学作品评论，在多家政府级刊物出现。其中，出现最多的是《天津农民报》，更扩大了我在天津地区的影响力。（3）我的文学作品获奖奖级在提高，也比较公认，都是政府部门举办的，也趋于多样化（散文、小说、诗歌都有）。（4）由于藏书比较多，多次被乡、县、市政府部门评为精神文明家庭、精神文明先进个人、市县级优秀图书角、文化书屋……

1999年，我加入了中国诗人学会。2000年，我加入了《人民文学》作家协会。这都是国家级的文学艺术团体，自己的文学档次在提升。

从1997年至2001年，自己被特邀受聘于《大邱庄信息》，我主动提出不要高额报酬，只求在《大邱庄信息》上每期开办专版——乡土文学，更让社会对我刮目相看。大邱庄镇党委书记感动之余，特让我当主编——我可是还在教着学的不在现岗的主编啊。

这里，需要交待一个插曲：对于我到底是从政还是从文，在1995年从温州回来后，我专门和市报的几个编辑和一些关系要好的专家探讨过此事，他们针对我已取得的文学成绩，大部分主张我向文学发展。有关从政问题是个大问题，不便多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