参加第四军医大学考试
参加第四军医大学考试
作者杨富来
1978年3月底,部队黄龙伐木清林结束后,回到蒲城,驻扎在漫泉河一带,这里的环境比白水要好一些。刚一到蒲城,我被任命为二排六班班长。
我们班共有八人,副班长谢世怀是陕北人,其他几个人都是南方籍的。
战斗班的班长,通常都是由副班长晋升的。一般都要经过团轮训队几期培训,每期时间一个月左右。除了培训军事技术外,还培训日常管理。
我到部队后,一直从事卫生员工作,虽然天天都能看到枪炮武器,但对军事训练毕竟参与的少,这和其他班长比较起来,还是一个欠缺。但我知道,这是部队对我的信任,是连长、指导员对我的信任。我一直暗示自己,一定要加倍努力,干出成绩来,回报连队和首长对我的厚爱。
部队来到蒲城后,驻地是一处破旧的院落,有的窑洞快要坍塌,有的墙壁已经倾斜。
我们首先搞基建。把破旧的窑洞修缮粉刷,把倾斜的院墙拆除重砌。施工中,我总是捡最重最脏的活干,我过去在农村,什么重活脏活都干过。班长就是一个排头兵,我要用我的榜样示范作用给大家做表率,带领大家一起完成连队交给的各项任务。
副连长经常跟着我们班参加施工。有一天,副连长意味深长地说:“六班长,你们班还是有战斗力啊,好好干吧。”
这时,我已被连队确定为干部苗子,作为重点对象进行培养。这是后来我担任连部文书时,不经意间在连队党支部会议记录里看到的。在此之前,部队已派人到我原籍进行了外调。当时,妈妈以为我在部队发生了什么意外,很不放心,就让哥哥来部队看望我。
基建完毕后,部队进行队列训练和轻武器射击,我们班战士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团后勤处木工班要临时抽一名同志去工作,排长说在我们班抽一个人,我派四川籍的新兵小周去了。
1978年6月初,我被任命为军械员兼文书,又回到连部。
军械员兼文书通常称呼文书。主要工作任务是:管理全连的武器装备,包括手枪、冲锋枪、步枪、迫击炮、无后座力炮、重机枪、手榴弹、反坦克手雷以及子弹和炮弹;管理库房,每个战士都把不用的东西、换季的衣服包在小包袱里,寄放到库房,每周库房可开放一次;每月向营部按时上报全连实力表;起草连队工作计划和总结;管理连部其他战士,包括卫生员、通信员、司号员、理发员等。
新上任的军械员都要经过培训,我在团里培训了一个星期。主要内容是枪械的分解和结合。要把各种枪支在规定的时间里拆开,又在规定的时间里安装好,并要击发。
枪械的分解和结合,关键是分解时要按顺序放好,结合时才能缩短时间、提高速度。同时要反复练习,熟能生巧。最后考核时,要把眼睛用布蒙上,在规定的时间里完成。超过时间和出差错都不及格。
培训的最后一个内容是打靶。平常在连队打靶时,子弹是限制数量的,这次在团里培训班打靶,子弹不限数量,要打多少就打多少。
我们分别打了手枪、步枪、冲锋枪、轻机枪和重机枪。因为重机枪只带了一挺,几个人轮流打下来,枪管就发红了,像在铁匠炉里烧过一样。这次打靶没有报靶,没有计算成绩,但都很尽兴,甚至有一种吃某种东西吃得过多了,下次再也不想吃的感觉。
我担任文书不久,一天,指导员突然通知我,团里有一个报考第四军医大学的名额,决定让我参加。
听到这个消息,我的心里一阵阵激动,就像钱塘江大潮澎湃一样。
喜爱读书,追求知识,渴盼上大学,这是我从小梦寐以求的愿望。但是,高中毕业后,就无学可上了。回农村参加劳动,除了拉架子车,就是拿镢头铁锨,要为粮食产量过“黄河”、跨“长江”而贡献青春,劳动劳累一天,回到家就是呼呼大睡,哪里还有时间和精力读书呢?而到部队后,根本就没有其它书。除了一套《毛泽东选集》,一本炮兵教程,一份《人民军队报》以外,再没有其他有文字的东西。《人民军队报》还是一个班一份,有时还没有看上,就被有的同志卷烟了。而且,部队整天都处在一种紧张状态中,即便节假日有点时间,还要搞农副业生产,种瓜种菜,补贴灶上伙食,更是没有条件读书。
而今,这个机会真是难得,全团仅有这一个名额啊。但平静下来之后,我反复问自己,我能考上吗?
复习时间只有一个星期,问题是没有考试大纲,没有复习资料,手头连一本书都没有。
虽然,我在那个不认真读书的年代,在同龄人当中,学习不算很差。语文、数学功底还可以。特别是数学,上学时,每次小测验都是九十分以上(退伍后参加全国统考,一百分的数学卷子,我考了八十六分)。但是,把书本已经丢了这么多年了,脑子里还能留多少东西呢?
但我还是不断的给自己鼓劲,不能失去这次机会,即便考不上,也要尽最大努力,出水再看两腿泥。
首先是找书。听说团后勤处老乡孙百让参加过什么考试,我就到他那里去借。最后找到了一本《初等代数》,一本《政治复习提纲》。回来后,就把这两本书认真复习。
团里通知体检了。部队不管是提干还是考学,都是先体检。
我拿到表一看,是第四军医大学招考报名表,专业一栏写的是军医系,学制是五年。
我对学医是喜爱的,医生行善积德,救死扶伤,能够帮助别人,快乐自己。
我哥哥是乡村医生,受他的影响,在来部队前,我把《医学传心录》都背过了。“珍家之要四般脉,浮沉迟数为之则。浮沉轻重指端详,迟数息中分缓急。浮而无力即为虚,浮而有力便为洪。……”平常时不时的还能记上几句。
在团里下命令让我担任班长时,我还到营部卫生所找过黄医生。黄医生到连队说过,但部队都是命令式的,不征求个人意见,没有商量沟通的余地。况且,连队是为我着想的。指导员就是卫生员出身,他说:“总不能老让你当卫生员。”
现在,突然有这么好的机会,有从事医生工作的一线希望,怎能不让我高兴呢?
我是在团卫生队体检的。体检后,我的身体各项指标都是合格的。但是,左耳出现了一点问题。
我原来在卫生队实习过一段时间,这里的医护人员都认识。给我体检耳鼻喉科的是张医生,第二军医大学毕业的,广东人,中等个子,杏核眼,很固执。
张医生给我检查完耳朵后说:“你左耳鼓膜穿孔。”
这是我意料之中的事。上小学时,我患过几年中耳炎,而且反复发作。严重时,耳朵里流出的脓血水,把衣服领子都弄脏了。当时没有钱医治,总是用土方子。妈妈在外边听到个什么方子,就要在我身上试一下。听说冰片可以治中耳炎,便用棉签把耳朵里的脓汁擦净,用细竹筒把冰片粉吹到耳朵里。听说洗锅水可以治中耳炎,就把洗锅水灌到我的耳朵里。现在想起来真是愚昧无知。所以,长时间不能康复。
难道就因耳朵鼓膜穿孔,就把我的考试资格取消了吗?即便不取消考试资格,这个污点也肯定会影响录取的。
这次全师共五个报考名额,一个团一个名额。即421、422、423团,炮团,师医院各一个考试名额,五名参加考试者中,只录取一名。我心里疑虑重重,很不是滋味。
我恳求张医生不要把“左耳鼓膜穿孔”几个字给体检表上填写,因为我原来和张医生关系挺不错的。
张医生说:“不敢不敢,我要向组织负责。我们关系好,我给你填一个鼓膜中心穿孔。”
我知道这是张医生搪塞推托之词,也没有办法。
但是,我还是坚定信心,抓紧复习,准备迎考。
七月的西安,像火炉一样,马路和建筑物被太阳烘晒后,整晚上都是烫的。
我们五个人,都被安排在西安火车站附近一个军人招待所里。招待所大楼共五层,我们住在顶层。当时没有空调,没有电风扇,里边就像炼钢炉一样热。把湿毛巾顶在头上,几分钟就干了。即便这样,大家还都抓紧一切时间看书复习。
我们共考五门课,即语文、数学、政治、物理、化学。一天只考一门课,时间是上午八点半至十一点,共考了五天。
每天吃过早饭,一辆解放牌卡车,把我们送到第四军医大学考场。当时,路上除了公交车,几乎没有其它机动车,几分钟就到了。考完试,十二点钟,又把我们送到招待所。下午都是自己复习。
师医院的李守成和我是老乡,整个考试结束后,我们一起回了一趟老家。
我没有和家人提说参加第四军医大学考试的事,怕给他们带来不必要的情绪波动。在家住了一晚上,就迅速返回部队。
考试成绩通知单到来的时间遥遥无期,但我的心情是平静的。对于自己决定不了的事情,想也没用。况且,也没有渠道、没有地方打探消息。录取通知来了,就说明考上了,通知不来,就说明没考上。一回来,我就把这件事扔到脑后了,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全当没有参加考试。
直到1979年4月份,我才知道我考试的真实情况。
在我调入团直炮二连,团里的田干事,来这里当指导员。一次,田指导员同我闲聊的过程中,很真诚地说:“你太可惜了,你参加考试的成绩相当不错,就是因为体检表上有问题,没有录取。”
过了一会儿,他又很惋惜地说:“我们是同病相怜啊。我在政治处盖章时,不小心盖反了,被下到连队了。”
也正因为田指导员知道我体检身体有问题,退伍时,我没有给组织提过任何个人困难和要求,田指导员主动给我补贴了一百二十元。这对当时一月只有十元津贴的我来说,已经是一个很大的数字了。
参加第四军医大学考试,虽然没有被录取,但是,却在我的心灵深处,种下了渴望上大学的种子,点燃了上大学希望的火苗。因为当时社会上全国统一高考制度已经恢复了。
人,在前进的道路上,不怕失败、不怕挫折,不怕重新再来,只要有坚定的信念,有战胜困难的勇气,就一定能实现自己的理想。几年以后,我终于如愿以偿。
2015/11/25
《望丛文学》2022年1月1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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