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冯唐：泡在世俗里

也许陷于世俗，写作才是成立的——对冯唐而言。情色是其文学世界的入口。「我们现在都不敢说色情，只能说情色，这本身就是有禁忌的成分在。就是困扰我的，为什么色情不能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和明亮？」

文｜冷水

编辑｜槐杨

荒寺

冯唐的工作室设在闹市区的一所荒寺之中。庙里没有菩萨，没有香火，只剩下空荡荡的院子、红墙外的古槐和零散的竹枝，和寺外北京的繁华是两个世界。胡子爬上零星的白色，冯唐穿着印有新书名字的黑色T恤，在禅房外站着，像个僧人。

他当然不是物我两忘的佛教徒，人间那么多乐趣，冯唐都放不下，譬如醉。写作时是不能没有酒的，一定要把自己喝嗨，让自己飞起来，脱离地面。上次喝醉是在去年秋天，冯唐原本要和四个医生一起谈正事，犹豫之中，还是选择和七个女编剧一起喝酒。在深夜上海的一间日本酒馆喝得断片儿，醒来就在急诊室里，被告知自己从二楼摔了下来，蛛网膜下腔出血。那几天，他没办法直立行走，嗅觉也没了。医生说，死亡概率是30%。

幸好。但从没想过戒酒。「吃喝嫖赌抽，坑蒙拐骗偷，人间这么多乐趣，其实我都不能干，只剩喝酒这一项，如果再戒了，那活着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嗜好古物。书桌上摆着北朝的石器，一副新淘来的宋代文房，锈红色的茶果盘，金漆从底部渲染开来。坐时要点一支香，等青烟升起，泡一壶茉莉花茶。也不能没有古玉，手上戴着个玉镯子。前段时间在香港，早晨出酒店沿着海边跑步的时候，路滑，摔了一跤。爬起来的瞬间先看这个镯子还在不在、残没残。幸好。然后才想到看自己的伤口。

冯唐试着像古人一样生活，手握着他们曾经握过的器具，也许能与他们的思想有一点碰撞。他珍视以器物神交古人的时刻，「古人爱篡改文字，但器物不会说谎。」

这一片安静中，还是能找到一些躁动的因子，譬如床头几幅荒木经惟送给冯唐的裸女摄影。冯唐一直喜欢荒木的摄影作品，两人一见如故。荒木小时候住在净闲寺附近，在江户时代，吉原（日本江户时代的官准红灯区）无依无靠的妓女死后会被弃置在这里。性爱和死亡后来成为荒木摄影的母题，这两个主题也同样地吸引冯唐。

2012年起，冯唐将工作室设在寺里。寺的空寂给了冯唐抽离的可能。冯唐说，写作就是重复进行「沉浸—抽离」的过程，「沉浸入生活，沉浸入小说的空间、沉浸入人物的世界；然后又需要抽离，离开那一切，拉开距离，隔绝声音，然后看一刻钟前的生活世界，就像看默片。」

怪物

那是怎样一种生活？

他曾是妇科肿瘤专业的博士，又改行去了全球最大的咨询公司麦肯锡，每周工作80小时到100个小时。从美国回来，他进入大型国企华润医疗，一直做到了CEO的位置，成了彻头彻尾的商人。

在麦肯锡，为了顺利推行企业的项目，他有时需要跑这家企业下属的30多个分支机构，跟各类背景的人打交道。柴静在《杂种冯唐》中写道，「党的套路，老外的套路，政治的套路，商业的套路，他都熟。」

冯唐有医学理想，希望病人得到好的救治，在华润医疗时，他艰难地推动公立医院的股份改制，这并非易事，背后的利益牵扯错杂，他一家家去谈合作。但最终因董事长被处分，冯唐失去了支持。

他安慰自己，「无常是常」，终于有机会从诸多缠身的事物中抽出身来，还给那个写作的自己。在这之前，他的个人履历里通常写着：业余写作。把五分钱钢镚儿扔出去，落下来，立着。这是冯唐对自己的形容，从商与从文「两边不靠」。冯唐的妈妈曾说，这个年纪，两边不靠就是怪物。

怪物决定专心一点，从华润离开后，他在许多个地方宣布，从此「写作会是生活的重心。」

我问，「后来做到了吗？」

他低下头，自嘲地笑了笑，「没有，完全没做到。」

歇下来的日子，他在美国湾区里待着。清晨7、8点钟起床，给自己做早饭，瞥见鹿在院子里吃草，大把阅读的光阴。午后，他在屋里小憩一会儿，然后起床、去公园跑步，湾区很安静，跑步的时候听得到脚步声，时间慢慢悠悠地淌下来，他一时恍惚，像是进入了别人的生活。

「原来都是平常特别忙，晚饭一顿酒，一顿酒（后）呢，一边醒酒，一边写东西，就比如从9点再写到11点半、12点。」虽然挺累，挺忙，但是是能写出东西，到了这儿，闲下来，写作的闸门像是关上了，「拉磨的驴，没磨可拉，就不会走路。这是人性，人性很贱。」

写不了了，又不想文字的功夫废掉，冯唐开始翻译，一百天，一百瓶酒，翻译了泰戈尔的《飞鸟集》。泰戈尔的诗句「The great earth makes herself hospitable with the help of the grass」被翻译为「有了绿草，大地变得挺骚。」没过几个月，书就下架了。但他一直没想明白，为什么有了绿草，大地不可以变得挺骚？

对冯唐来说，似乎只能在俗世生活中泡着，去观察，去总结，写作才是成立的。他再一次回到商业之中。2015年，冯唐出任中信资本高级董事总经理，主管医疗投资，「现在投资还是占80%的时间，写作占百分之十几，希望将来写作能稍稍时间多一点。」

会多一点吗？也许。冯唐对自己的生命体验，有种执拗的眷恋与贪婪，他从不在小说中用上帝视角，坚持用第一人称写作，「一个作家不用好自己的肉身和灵魂，就不是一个好作家。就像有上亿个杯子，但是这个杯子正好在你手上，所以你没办法，你就用好这个杯子，我觉得这是写作的很精髓的东西。」随即喝完了杯中的茉莉花茶。他想要把杯子装满。

「现在我工作加起来才只有19年，而且你转另外一个角度反观这些全职写作的，我也没看写出什么东西来。写着写着就枯竭了，写着写着就不得不端着、装着，写一些自己不了解的事儿。啥叫商战你都不知道，你就写商战小说，这不扯嘛。写出来的东西，内行人一看就是笑话。所以你说我这个状态，我满意不满意呢，是我自己选的，不满意就是太累，但是好处就是真实。」

李银河在为冯唐的散文集《如何成为一个怪物》写的序言中说，「我们这代人生长于动乱年代，关注的往往是国家前途，社会弊病，而他们这代人生活在平淡小康的年代，注意力转向自身。这个转向并不是坏事，它使他们的写作转向了更根本的生存问题：人生的意义、生活的乐趣，审美的追求。」

小说《万物生长》中，冯唐写下他青春期在医学院学习的经历，那时没有智能手机，电脑是个新鲜玩意儿，娱乐只能靠彼此，男男女女一块搂搂抱抱，开心地过了一冬又一夏。文字毫不避讳，横冲直撞，都在「自我」里打转，「阴茎硬了起来，瞬间就是高潮，然后一个人抽闷烟，然后计算后果，然后盘算如何解脱」。

李敬泽曾经对他说，「一，你东西很好，横空出世。第二，你谁的话也别听，包括我的话，你就自己写就行。」他感激李敬泽的鼓励，从此大胆而放肆地，创造着他的文学世界。

情色

好友柴静形容冯唐的文字是「腥，鲜」，「我喝得急了，半杯子下去，心就跳出胸腔，一起一伏地飘荡在我身体周围，粉红汽球似的，我的阳具强直，敲打我的拉锁，破开泥土的地面就可以呼吸，拉开帷幕就可以歌唱。酒是好东西，我想，如果给一棵明开夜合浇上两瓶七十度的医用酒精，明天夜合会脸红吗？香味会更浓吗？它的枝干会强直起来吗？」

欲望在每个字中间鼓动，冯唐说，他对情色的理解是开放的，不设禁忌，袒露自己，「我放开写，编辑放开删。」他知道删是肯定的，回忆起写作《万物生长》，他说「如果一字不删的话，我估计现在让多数人接受还是有挑战的。」出书的过程很漫长，二十多家出版社看过后，都摇摇头，「想骟成太监都不行，浑身都是小鸡鸡。」

也因此，不了解冯唐的人谈起他的作品，常带着一丝揶揄，「处处肿胀」。冯唐认为，自己是一个纯文学领域的作家，但他反抗传统的作家形象，自贴标签「高档贱骚萌」，微博上转发的，都是漂亮的女读者拿着他的书自拍。他厌烦那种预设：和文字打交道的人就该离这俗世远一点，来保持自身的立场与反抗。

情色是冯唐文学世界的入口。到底为什么会想念一个人，为什么会做出一些非理智的事情，为什么会为一个人做出一些古怪的行为，或产生一些艺术，要知道答案，得进入他对情色的理解。他甚至彻头彻尾地写了一部「黄书」《不二》，在香港出版。

他有意选择了这样一个禁忌的主题，以挑衅主流的价值。越是不可说的，越成为书写的对象。

冯唐文字张狂，但说出「色情」二字，他仍然会有一点迟疑和腼腆，眼神看向书桌上快要燃尽的香炉，用指甲把香灰轻轻碰进炉中。「我们现在都不敢说色情，只能说情色，这本身就是有禁忌的成分在。就是困扰我的，为什么色情不能像喝水吃饭一样自然和明亮？」

每个接触过冯唐的人都会感受到冯唐其人与其文字的差别。记者问的每个问题都仔细思考后，语气不疾不徐地回复。阿乙和冯唐一起参加书展，记得他把同行的人都照顾得很好，让人感到舒服。

他更愿意接受文章中的那个自己，「一个人也不可能永远什么地方都偻着，我觉得有些地方还是需要把自己的真实想法尽量表达出来，我的途径就是文章，在文章里我尽量地嚣张、放肆，想说什么说什么，可以『怒发冲冠凭栏处潇潇雨歇』，也可能『杨柳岸晓风残月』，就是该嚣张的时候嚣张，该缠绵的时候缠绵，文章属于意淫嘛，怎么舒服怎么来，怎么畅快怎么来。」

写作还是我的命

荒寺附近是垂杨柳，冯唐度过童年和青春期的地方，杨柳并不多见，多生榆树和槐树，夏天的时候树上长满了绿虫子，北京人叫「吊死鬼」。

十七、八岁的夏天，冯唐和好朋友们一起从垂杨柳出发，骑车去圆明园，到香山再回来，阳光打在树叶上，哗啦啦闪着光。80公里的路程，没觉得累，「一腔驴血」似的往前冲，想着自己人生中最大的愿望就是「用文字打败时间。」

冯唐很拧，认定文字用来言志，而非糊口，「就像不能花间喝道、煮鹤焚琴、吃西施馅的人肉包子。」在每周需要工作100小时的那些年，偶尔喝醉，他会抱怨一两声，「不是人过的日子。」但不能不写，「忘不了文字之美。」

2001年起，冯唐每隔一两年就有新书出版，有时是杂文集，有时是小说、诗集，「时时刻刻都在打腹稿」。最近出版的一本自选集，叫《春风十里不如你》，这也是冯唐最出名的一句诗，他写下来，挂在工作室的显眼处。他的哥哥说，有自来水的地方就有人提到这句。他挺乐。

冯唐将写作的时间安排得精确，周末写千字的专栏文章，春节假期写长篇小说，每天写三千到八千字，十天就能写个四、五万字，三个春节就能写个十五万字左右的长篇。书出得勤，时常要接受采访，他一定要安排群访，一下来十个、二十个，一个半小时或一个小时，所谓「新书宣传」，就做完了。

「我是个科班出身的战略家，不爱干没有任何胜算的事情」。出每一本书，冯唐都会考量价值。最新出的一本书讲的是商业管理，「之前中国有哪本管理书是很系统地，一，讲了如何管理自己，如何管理团队，如何管理项目，二，把麦肯锡的西方的现代的管理经验和中国历史成事智慧结合在一起？」他条分缕析，给你讲他占据的「第一」。又如诗集《不三》，他声称是致敬《诗经》，写了305首，可惜最后出版删掉了一部分。所有诗都是三句，冯唐又要给你讲讲他的创新：「中国原来没有任何一本诗集是以奇数诗为主的。包括词也是上阙、下阙，代表着平衡。」所以，又是一个「第一」。

这些也许都在积累他的胜算，「打败时间」、三五百年后还有人读他文章的胜算。一谈到这个话题，他的语速就因为兴奋而变快了，「你想达到这个目的，如果你写得不够真实，写得不够狠，不够有真知灼见，再过五百年，那么多东西都变了，人家为什么要看你的文章？」

冯唐的文字英雄，亨利·米勒、劳伦斯、王朔、王小波，都在四五十岁的年纪搁笔或是离世，他还有人生的下半场。冯唐觉得幸运，又隐隐觉得自己正在接近梦想。「北京三部曲」畅销了20年，《不二》连续八年在香港机场上架，「有一个挺强的概率还能再留100年。」他说。

接近知天命的年纪，冯唐仍然是个搞投资的商人，仍然在「业余」坚持他的写作。他说，「写作还是我的命，我只能认命。」

写作的时候，冯唐离开他的商业世界，甚至离开了生活本身，「生活对我来说是虚的」，就像居于闹市中的荒寺，在繁华里搁着，却和繁华没有关系。 

他回到那间书房里，通向书房需要走过一条长长的走廊，一面墙是书架，一面墙是放着纸墨、印章等的置物架。一张大书桌，桌上有笔筒，有宋代的砚台，有喝茶的盏。他用茶盏盛酒，关上门，独自一人，享受创作时离地半尺，要飞起来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