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俅与足球

电视剧《水浒》里的《梁山好汉歌》还没生口，又迎来了法国足球世界杯。在慨叹中国足球又没出线之余，头脑中忽然间跳出了这么一个古怪的念头：假如世界杯在中国宋朝时举行，中国足球不但早已冲出了亚洲，说不定还会在世界杯赛场上拿个冠军呢。有了这么一个奇异的推理，也就自然而然地想到了宋朝时的高俅。

    高俅其人，对于看过《水浒》的人并不陌生，人们会异口同声地说，高俅是个奸臣，是迫害梁山好汉的刽子手。

    《水浒》作为小说或电视剧，均属于文学作品，其虚构成分和渲染色彩不足以作为评价一个人是非的标准。

    怀着严肃的态度，翻开史书。据《宋史·徽宗本记》中记载：“宣和四年，五月壬戌，以高俅为开府仪同三司。”可见，高俅在历史上确有其人，而且官做得很大。确切地说，是做了殿前亲军的都指挥使，指挥着全国的御林禁军。小说《水浒》中说高俅做了太尉(古代最高军事长官)是有其依据的。

    高俅能“仪同三司”，位列三公之流，按照古代传统，史书中应对其有些详细记载的。然而翻遍了宋史。再也没有看到对高俅的只言片语。私下揣度，可能是和政绩不佳，来路不正有些关系的。这种想法，后来在南宋人王明清的《挥麈后录》中寻找到了一些佐证和蛛丝马迹。上面记载：元符末年。高俅是枢密都承旨王晋卿手下的一名小吏。当时的端王即日后的宋徽宗与王晋卿关系很好。一日，端王在王晋卿的园中踢球，恰被高俅遇见。端王问他：“你有(踢球)这个本事吗?”高俅回答说：“会踢。”于是，二人对踢，端王玩得很尽兴，大喜。端王即位以后，高俅受到极大恩宠。

    从以上记载中，我们不难得出，高俅是以踢球得到意外发迹的。这虽然具有很大的偶然性，但在宋代盛行足球娱乐的风气中，具有踢球的高超技艺而博得官僚的喜爱，这也是很正常的，只不过喜欢高俅的官更大，是位“九五之尊”的皇帝罢了，这不能不说是高俅一生的天赐奇遇。就连小说《水浒》里也描写高俅“使了个鸳鸯拐踢还端王”、“高俅把平生本领都使出来奉承端王，这气球(足球) 一似鳔胶粘在身上”而得到了宋徽宗的赏识，从此便平步青云，飞黄腾达，得以攀上权贵之门的。

    看来，和宋朝年代较接近的小说《水浒》和《金瓶梅》中，都把“高俅写成了靠踢球发迹，又日后成为权奸，迫害梁山好汉，是符合历史事实的。

    在外国人尚不知道足球是方的还是圆的时候，中国唐宋时代就已经很普及了。唐代大诗人王维在《城车寒食即事》一诗中，就生动形象地描写了人民百姓在郊外踢足球的情形。其诗日：“蹴鞠屡过飞鸟上，秋千竞出垂杨里。”蹴鞠，即古代的足球，也就是现代足球的开山鼻祖。无独有偶，南宋大诗人陆游也写过：“寒食梁州十万家，秋千蹴鞠尚豪华”的诗句。元代画家钱选更是在临摹的一幅《宋太祖蹴鞠图》中，惟妙惟肖地画出了宋太祖赵匡胤、宋太宗赵匡义、大臣赵普等六人踢足球的情景。可见，足球在我国古代自上而下的普及程度，绝不亚于现在足球王国——巴西。

    平心而论，作为一项已深入国人之心而且技术要求很高的体育活动——足球，高俅能够脱颖而出，赢得皇帝老子的欢心，除了一定的机遇因素外，没有高超的球艺作保证也是行不通的。就是说，在足球上，高俅能够得到皇帝老子的青睐，绝对不是靠溜靠舔才浪得虚名，而是靠本身的真才实学作为资本的。如果皇帝老子量才而用，让高俅做个足球队员，当个足球队长，抑或提拔个足协主席的话(宋代的足球组织“园社”就和现在的足球协会很类似)，高俅在他所精通的行业上，肯定干得很专业，很本分，很出色，成为当时的高“贝利”、高“贝肯鲍尔”流芳于世也不是没有可能的，最起码高俅以后的历史得改写，不至于落得个奸臣的恶名遭人唾骂。偏偏掌握决策大权的风流皇帝宋徽宗，被高俅的足球天才冲昏了头脑，龙颜大悦之余，竟让一个除了只懂足球而对军事一窃不通的高俅掌管军国大事，不出乱子才怪呢!道理很简单，踢球与治国毕竟是两回事。足球，对于已做了太尉的高俅来说，除了能自娱自乐或者陪皇帝老子开开心以外，于官场还有什么用处呢?由此可见，徽宗皇帝才是高俅由足球明星堕落成祸国权奸的始作俑者。

    俗话说，明君出贤臣，昏君出奸佞。无道的徽宗皇帝重用蔡京之流把持朝政，使得朝廷上下更加黑暗无比，大小官吏贪污成风，土地兼并十分严重，造成人民流离失所，怨声载道，国内起义不断，国外外患不止。最后，北宋王朝在1127年终被金兵所灭，徽宗本人也被掳掠到北国，落得个客死异乡的可悲下场，这完全是他本人咎由自取，责无旁贷的。

综上所述，高俅由足球发迹始，又由祸国恶已终，除了他自身的原因外，又和宋徽宗用人不当有很大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