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锡江 他并不觉得自己是先锋作家

　　彼得·汉德克获得了2019年诺贝尔文学奖，他的译本在中国出版发行，并获得持续长久的影响力。《新京报》文化副刊的记者特别采访了汉德克的大陆译本的译者梁锡江。梁锡江披露，尽管外界认为汉德克十分具有先锋性，但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偏向传统与经典的作者。

　　新京报：作为彼得·汉德克的译者，能否简述一下他的艺术风格？

　　梁锡江：任何一个作家都有他的矛盾性。很多时候在外界看来，彼得·汉德克是一个非常先锋性的作家，一个离经叛道的、对传统戏剧比较颠覆的作家，尤其是他受到维特根斯坦的影响，游戏和语言批判这些东西在他的戏剧里（尤其是早期戏剧）可谓是运用得炉火纯青。

　　但是呢，在另外一个方面，我们也亲自问过他，是不是觉得自己是一个先锋派作家。他很坚决地说，他并不觉得自己很先锋。在谈到《骂观众》那部作品的时候，他其实想到的是披头士的那首歌《I want to hold your hand》。他认为他看到了世界的某种真相，然后他希望把这个真相传递给观众们，他希望和观众之间有一种互动。“I want to hold your hand”，也就是说我希望牵着你的手告诉你这一切。所以从这个意义上来讲，他并不觉得自己是一个先锋作家，他认为自己是一个偏向传统与经典的作家。

　　新京报：他的小说是否也继承了这样一种风格呢？

　　梁锡江：其实，在戏剧使他成名之后，他的小说和散文创作算是他艺术风格的另外一种变化。他早期的语言批判和语言游戏，逐渐过渡到“新主体性”这样的一种模式。他认为“求真”永远是他的一种需求，他看到了世界的不完满、虚伪、僵化，他想用诗人和创作家的方式来弥补世界的某些缺憾。他转而开始比较关注内心的所谓“新主体性”的东西。所以他创作了《守门员面对罚点球时的焦虑》也好，《无语的悲歌》也好，后续的《缓慢的归乡》也好，这种倾向是越来越严重。他自己有点越来越不接地气，你能看到他在小说里增加的独白性的东西特别多。他写自己内心的那种感受，就好像打开阀门，然后水龙头里的水流出来的那种感觉。这种文字非常有感染力。

　　新京报：关于汉德克文学中的这个“新主体性”，能再解释下吗？

　　梁锡江：这个之前在序言里讲了一下，就是从不同的角度，试图来表达真实的人生经历并寻找自我，借此摆脱现实的人生困惑。不管是生存空间的缺失，还是寻找自我过程中的奔波状态，是他叙述的一个主题。他的艺术核心，说穿了，就是主体和世界的冲突。

　　新京报：除了纯文学追求，汉德克也很关注现实问题，例如对南斯拉夫地区问题的关注。这也是他过去不太受西方媒体欢迎的原因。对于汉德克的政治倾向，您是否能再详述一些。

　　梁锡江：汉德克本身在德语文坛的地位，和马丁·瓦尔泽、君特·格拉斯、耶利内克都差不多，他能获诺奖绝对不能说是意外。另外，我们还是要回到他内心的“求真”欲望，他对“求真”或揭露真相的冲动是他身上长期以来的东西。他因为父亲是个德国军官，母亲是斯洛文尼亚人，因为母亲的缘故，再加上生父的离开，他就和外祖父生活在一起，所以他对斯洛文尼亚这个民族的观察会比较多。

　　因为观察多，所以在汉德克看来，这个民族是没有祖国的民族。他会在南斯拉夫的很多问题上，由于自己的亲身接触，他会认为在相关的问题中，斯洛文尼亚人也好，其他国家的人也好，并没有像外界所宣传的那种情况。他会把他所理解的真实呈现给所有人，因此他对前南斯拉夫领导人的描述方式上，都会展现出与西方媒体迥异的一个态度。他也因此在当时受到了一定的批判，但这并不能改变他的写作。

　　新京报：在描述这个问题时，汉德克经常写到一个“第九王国”，您对他的这个概念有什么阐释呢？

　　梁锡江：我的理解不能说特别深刻。这个状态在我看来可以说他是对八十年代“新主体性”的延续，对现实与艺术以及自身的冲突，他想去试图加以协调和修正，由此引申出了这个概念。

　　新京报：奥地利有很多知名的剧作家，耶利内克，托马斯·伯恩哈德，彼得·汉德克……在您看来，他们之间有什么共性吗？

　　梁锡江：奥地利作家虽然都使用德语，但他们和德语作家最大的不同就是，他们比较善于关注弱势群体和所谓的普通人的生活，同时又能用优美的笔调，用超脱的、富有同情心的幽默感去描述这一切。这是奥地利文学相对突出的一个特色。

　　新京报记者 宫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