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溯苏东坡在儋州的故事

         《东京梦华录》载：“至日绝早，府僚打春，如方州仪。府前左右，百姓卖小春牛，往往花装槛坐，上列百戏人物，春幡雪柳，各相献遗。春日，宰执亲王百官，皆锡金银幡胜，入贺讫，戴归私第。”
         《广东通志》卷九十二载：“立春日，有司逆勾芒土牛，勾芒名拗。春童著帽，则春暖；否则春寒。土牛色红则旱，黑则水。竞以红豆九色米洒之，以消一岁之疾疹，以土牛泥泥灶，以肥六畜。”

                               
       
         《儋县志》卷二《地舆志十六·节序》载：“立春之日，长官迎春，坊里各铺行装办杂剧，城厢内外，男妇各携负幼男女竟看。以豆谷洒土牛，谓之消痘疹。”可见，其狂欢、消灾的意味非常浓厚。所以，家家门前挂着青幡，人人盛装打扮，互赠吉祥物，一派喜气洋洋、春意盎然的景象。

                                  
         
         苏东坡一口气用了七个“春”字，一般说来，短小的诗词忌讳重复。但在这样的场景之下，一个打破孤寂、初感天涯浓浓春意的诗人，如果他脑中还想着成规，不用这么多的“春”字，那才真的会索然无味呢！
        词中描写的自然景色和民俗情景是鲜明生动的，作者本人的形象也在字里行间活了起来。我们似乎看到了900多年前一位脸面红扑扑的老人，乐呵呵地在和煦的春风和热闹的人群中穿行。
        己卯上元，予在儋州，有老书生数人来过，曰：“良月嘉夜，先生能一出乎？”予欣然从之。步城西，入僧舍，历小巷，民夷杂揉，屠沽纷然。归舍已三鼓矣。舍中掩关熟睡，已再鼾矣。放杖而笑，孰为得失？过问先生何笑，盖自笑也。然亦笑韩退之钓鱼无得，更欲远去，不知走海者未必得大鱼也。

                               
     
         从文章内容，可知此文是在上元夜，作者受诸位老书生之邀夜游而归后所做的笔记，诸位书生应该是黎子云、符林等人。全文总计108个字，却生动地写出了上元夜游的全过程：有时间，有地点，有人物；有开端，有经过，有结尾；有事件，有心理活动；有今，也有古；有动，也有静。苏东坡在文中不断转换着角色：于老书生，便是友；于苏过，便是父；于韩愈，便是今人；于民夷屠沽，便是观者；于僧舍小巷，便是游者。
        凡所涉人、事与物，皆跃然纸上，鲜明生动，而作者的心理活动，也令人回味无穷。非大手笔，绝难达此境界。可以说，与他在黄州时那篇被公认为最著名的小品文《记承天寺夜游》相比，这篇作品毫不逊色。
         我们再与去年上元夜相比较，两个春天之不同，就更加明显了。绍圣五年（1098）正月十五，军使张中置酒相邀，东坡没有心情，只派苏过前去，自己在家守舍。他无比孤独和寂寞，只呆呆地看着窗上的壁虎。一阵风吹来，帐子上的一只小虫掉到地上，他都注意到了。他注视着灯花一点点落下，朦朦胧胧地睡去。
         他盼望着儿子早点归来，也总觉得儿子快要回来了，他难以睡得踏实。他不禁想到十年前的上元夜，朝中热闹非凡，大学士从朝中盛装归来，把带来的柑桔送给温柔的妻子。忆往睹今，更加感到眼前的凄凉。“搔首凄凉十年事，传柑归遗满朝衣”，他用这句话结束了当晚的一首诗。
       《书上元夜游》不仅为读者提供了北宋昌化军城市的布局，也使读者感受到海南上元夜的民俗色彩，并且让读者获得人生感悟。伦江放生、岁设大供及其佛教民俗学价值元符二年（1099）二月二十四，苏东坡作《书城北放鱼》一文：儋耳鱼者渔于城南之陂，得鲫二十一尾，求售於东坡居士。坐客皆欣然，欲买放之。乃以木盎养鱼，舁至城北伦江之阴，吴氏之居，浣沙石之下放之。时吴氏馆客陈宗道，为举《金光明经》流水长者因缘说法念佛，以度是鱼。
          曰：无明缘行，行缘识，识缘名色，名色缘六入，六入缘触，触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生缘老死忧悲苦恼，南无宝胜如来。尔时宗道说法念佛已，其鱼皆随波赴谷，众会欢喜，作礼而退。会者六人，吴氏之老刘某，南海符某，儋耳何旻，潮阳王介石，温陵王懿、许琦，舁者二人，吉童、奴九。元符二年三月丙寅书。
          文章记录了苏东坡组织众人念佛放生的过程。参与其事的有居于吴氏馆的老人刘某，南海符某（可能是老符林），儋耳人何旻，以及王介石、王懿、许琦等，还有一些抬木盆及其他作杂事的人。地点在城北伦江（即文中的伦江，今北门江）南岸吴氏馆近浣纱石处，由吴氏馆客陈宗道念经。大家看到鱼随波而去，作礼而回。
        苏东坡在民间购得四川金水张氏所画十八大阿罗汉像，“久逃空谷，如见师友。乃命过躬易其装标，设灯涂香果以礼之”，并亲自作《十八大阿罗汉颂》。从其序和跋中，我们可以得知苏东坡一家与佛的因缘：轼外祖父程公，少时游京师，还，遇蜀乱，绝粮不能归，困卧旅舍。有僧十六人往见之，曰：“我，公之邑人也。”各以钱二百贷之，公以是得归，竟不知僧所在。公曰：“此阿罗汉也。”岁设大供四。公年九十，凡设二百余供。
        有外祖父的这段奇遇，“岁设大贡”的家风就带到了苏家。苏东坡的母亲礼佛，妻妾也礼佛。母亲去世后，父亲为做菩萨法像。东坡兄弟皆对佛有浓厚的兴趣。后来苏东坡把所得大阿罗汉像及自己所作的颂都寄给了子由，“使以时修敬，遇夫妇生日，辄设供以祈年集福”。
        此外，苏东坡在海南时，还用了一个月的时间，抄写了一本《金刚经》，当他把《金刚经》送给慧上人的时候，高兴地说：“非谪居海外，安能种此福田也。”
         苏东坡在儋州的放生及为大阿罗汉像作颂之举，对海南佛教的民俗文化产生了重要影响，对我们了解北宋时代儋州地区的民俗文化具有重要的文献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