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同记忆

我老家的小村庄坐落在河北省平山县东部滹沱河北岸，美丽的林山脚下。

村庄人口不足一千口人，沿古中山国故城西护城河西岸沿河而居，南北沿伸成村。村子里东西向主街道只有三个，分成南北六块，主街道两侧是相对朝街的村民大门。主街道虽然不多，但南北下来的胡同大大小小却有十几个，以相互连接的井字状将村庄分割成好多块。窄窄仄仄的胡同就成为村里一道特殊的风景，特别是成为当时我们孩子们玩闹的乐园。

听老人们说，当年村里来过鬼子，鬼子拿着明晃晃的刺刀从这个胡同口进来，村民们从鬼子不知道的侧门就马上就穿到另一个胡同躲了，小小胡同救了不少村民的命。

我们那时候年纪小，天一擦黑，就知道在大大小小的胡同里捉迷藏，玩打鬼子、捉汉奸的游戏。

在我们村里，有两家财主家的房子不同寻常，也就是两座青砖大瓦房 ，高高的门脸，红红的大门，大大的四合院，高的看不见房顶的刻有雕花的屋脊，还有房顶木板夹层好多咕咕叫的鸽子。最好玩的是大门口两侧有一对石鼓，石鼓朝街各有一个斜斜长长的青石板。在胡同里玩累以后，我们总是光着屁股来到这里，用小手摸摸石鼓，然后屁股坐着青石板从上边一个接一个往下滑，玩得不亦乐乎，直到自己的娘亲可着嗓门喊我们回家吃饭才罢。两个财主家大门的石鼓和青石板，经过我们无数次的折腾，被磨得锃光瓦亮。

我家住的小胡同在村里算得上小号的，南北不到一百米，约一米二宽，刚够过个小拉车。这么小的胡同里，却南北散住着十来户人家，其实也是老弟兄几个分家后拆开的。就像一个大家庭，每天早晨、中午、晚上三餐，每户人家都会端着饭碗集中到我家门前的石碾边，你吃一口我家的高梁面饼子，我夹一嘴你家腌的萝卜咸菜，其情融融，其情浓浓。胡同不大，但人才济济，有全村唯一会杀猪的马叔，有赶大车的把式孙伯，有种麦捉耧的好手孙叔，有能缚笤帚的老孙。最神奇的是胡同北口孙大爷会吹气治病，小孩们吃鱼刺、枣核等东西卡着了，或是腮帮子生炸腮肿了，都会由大人领着央孙大爷给吹吹。孙大爷神情肃穆，在地上划个圈，再在里边划个十字，嘴里念念有词，然后用两个手指头在圈里抓点土面面，让你张开嘴，向里一吹，说一声好了。也怪，回去没多久就好了。我们当时老大不服，后来谁出现类似情况了，也学着孙大爷像模像样地吹过几次，当然都是无果而终，我们越发感到孙大爷真了不起，是神人。

由于胡同很窄，长到半大小子，我们经常会瞒着大人从房顶上练穿越，从这一家迈到对过的另一家，冒险摘丑子叔家院子里没长熟的小梨，涩涩地吃；偷着抓几把花生，尝尝和自己家的味道一样不一样。也有自家的东西给别人尝的。

记得东邻家来了一个城里的亲戚小妮，年龄相仿，一来二去就熟了。娘怕我淘，她去生产队出工时把我锁在家里。我在房上吃花生时，看到小妮一个人在胡同玩儿，我就从房上往下滑拉花生让她吃。城里那边儿是不种花生的，花生对于她还是稀罕东西。我爬在房边和她边搭腔边往下滑拉，一个小孩吃不了多少，我却一直在滑拉，最后弄的胡同里花生散落了一地。

那时候生产队旱地少，每家分的花生也不多，房上晒的也就一小片。正好赶上娘一身汗干活回来，那个气呀，记得她没有顾得上拾掇胡同里的花生，直接回家爬上梯子就给了我一个嘴巴子，一下把我打哭了。

现在想想，娘不是嫌小妮吃，父亲在外上班，家中几个孩子都张着嘴，分的口粮又不多，娘是可惜那点可怜的粮食给糟蹋了。

也有有惊无险的。一次，我和小伙伴到北边大娘家掏家雀蛋，踩着他的肩膀上去，在屋檐下刚用小木杈伸进去，一条家蛇伸着信子忽地探出头子，吓得我咚地就摔下去了，头也不回一溜烟就跑，脸都吓成了灰色。小伙伴跟在后边莫名其妙，我直喊“有长虫!有长虫!”，我们那儿管蛇叫长虫。从那以后，我们再也不敢爬墙掏家雀了。

更有幸福的事儿，那就是到西邻瑞合家喝黄酒。过年的时候，一到他家，他娘总会说，过来，尝尝我家的黄酒，好喝着哩。那是用本土的小米自酿的，在一个小黑瓮里盛着。瑞合娘用一粗泥碗给我舀小半碗，喝下去酸酸的，又带着家乡味十足的米香，用小嘴吧唧几下，真是回味无穷。瑞合娘是灵寿县人，做黄酒是她独家手艺。我们胡同的其他人家是不做黄酒的，过年时到他家喝上一点儿，也算尝鲜了。自从外出上中学住宿以后，两家也都搬了家，所以就很少尝到那浓浓的酒香了。

时间过得真快，我家居住的小胡同已经没了好多年了，现在只剩下半壁残垣，还有退役墙角的一盘石碾。但对童年胡同的美好回忆，却永远镌刻在我的心里，像邻居大娘的黄酒，历久弥香。

（刊载于《中国作家网》、《环渤海诗歌》、2015年2月5日刊载于《石家庄日报》文艺副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