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塘河畔的记忆

早在二千余年前的秦始皇时代，上塘河就在杭州一带的土地上静静地流淌，虽然河道算不上多宽，河水却一定是清澈的，其上，小舟缓缓而行，船尾荡漾着一道柔柔的水波……

逝者如斯。一千余年过后，这里出现了“诚王”张士诚的军船。“张士诚军船来往苏杭，以旧河为狭，复于武林港口，开浚至北新桥，又南至江涨桥，广二十余丈，遂成大河。”（《仁和县志》）历史有推进了五百余年，至2014年6月，京杭大运河入选世界文化遗产名录，三年后，《杭州市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保护条例》将上塘河、中河、拱宸桥、广济桥、艮山水城门遗址等一并列为“中国大运河世界文化遗产要素”。

一

临平镇的西南角，靠近上塘河，古时有一尼庵，名曰明因寺。明因寺是一大座寺庙，始建于1400年前的南朝陈后主陈叔宝至徳二年（584）。当时，其“雕楹绣桷，炫耀林谷；金铃宝铎，应响霄汉；玉毫金相，崇奉如式；絙以修垣，荫以嘉木，俨然成一化境”。那么陈后主为啥要建如此富丽堂皇的明因寺呢？这里有必要说一个故事传说——

陈后主至徳二年（584年）冬十一月，临平约有九里方圆的土地突然沉没为湖，这让南朝朝廷很是震惊，镇子上的百姓更是人心惶惶，以为末日将至。此时有一位名不见经传的御使，胡姓单名敏的人上奏皇上，称这回乃是国运不济之征兆，化解的办法是宜建梵刹，募选国中真静福厚女妇自愿出家者若干人，度为尼，“镇压之可也”。陈后主以为有理，准其所奏，并选召二百八十九名女子，钦度为尼，并在镇西南修建宝刹，将其命名为明因寺。一个尼庵就能容纳二百八十九名尼姑，可见当时明因寺的规模不可不谓大。

在一般人眼里，佛门是一方净土，不论男女，一旦归入佛门，或僧或尼，就该清心寡欲，吃斋念佛，视“不杀生、不偷盗、不邪淫、不妄语、不饮酒”为必守之戒律。但在宋朝，有上百尼姑的明因寺却不能守住这条佛门底线，平日里，尼庵里不时有僧官（管理寺庙和僧尼事务的上层僧人）往来出入，晚间，这些僧官便堂而皇之地召来年轻漂亮的尼姑在禅房里与其同枕共眠，供其淫乐，也不怕因此玷污了佛门而遭来报应。

明因寺僧尼淫乱的丑闻直到宋末元初才被人抖落出来，并公之于世，此人便是家住杭州癸辛街的著名词人、学者周密。

周密著有大量记载不见正史的史料笔记《癸辛杂识》，其别集（上）《尼站》载：“临平明因尼寺，大刹也。往来僧官每至，必呼尼之少艾者（年轻貌美的）供寝，寺中苦之。于是专做一寮（屋舍），贮尼之尝有违滥者，以供不时之需。明曰‘尼站’。”这类设在尼庵里专供僧官与侍尼淫乐的“尼站”，至少在宋代公开存在过，它与市井里的妓院已经没有多大的差别了。

虽然，到了南宋末期，这家尼庵已破落成只剩下禅房数间，尼姑已寥寥无几，僧官自然不见了踪影，但它要摆脱背负已久的坏名声，须等待一个时机，那就是在南宋灭亡前夕文天祥与伯颜在皋亭山脚下的抗论。

“明年正月，（文天祥）除知临安府，寻除右丞相兼枢密使，如军中请和，与大元丞相伯颜抗论皋亭山。”（《宋史·文天祥传》）“明年正月”乃是宋恭帝德祐二年（1276年）正月十九，前一年的正月十八，号称二十万铁骑的元军在左丞相伯颜的统率下，从三路浩浩荡荡地会师皋亭山，兵临南宋京城临安（杭州）城下，将统帅部设在了皋亭山下的明因寺内。

在此危急关头，文天祥于二十日出城在皋亭山下的明因寺元军营帐内与伯颜举行和谈。他慷慨抗论，指斥元朝失信，应退兵嘉兴、平江（苏州），并大义凛然地说：“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以致元臣“相顾动色，称为丈夫”。伯颜无奈，将其拘禁在明因寺破旧的禅房里。

文天祥在明因寺怒斥伯颜，很快惊动天下，该尼庵也跟着被史家、诗人所关注而名垂史册。“窈窕明因寺，僧房静且深。水声穿暗笕，山影隔踈林。”与南宋隔着一个朝代的元朝诗人俞琰写有五绝《题临平明因寺壁》，题壁诗描写元代的明因寺虽然规模已经不大，但幽深而静谧，风景亦称得上幽美。

近年来，在临平广和街与新城路的交汇处，余杭区第五医院附近的一个街心公园里，横卧着一块巨大的景观石，其上镌刻有“宋·文天祥怒斥伯颜处”的字样，这里就是古代明因寺的遗址。

2022年10月，位于广和街与新城路交叉口西南百米处的明因寺遗址公园正式向市民开放，公园处在临平老城区的核心部位，似乎在向人们阐释“文天祥怒斥伯颜”的著名历史典故。

二

如果说，丁桥镇“刻木事亲”的故事还带有古代传说的某些虚幻色彩，那么，同样坐落在上塘河畔的桂芳桥则在讲述着一个南宋临平乡人的真实故事。

临平学者沈谦《临平记》载：“宋时，里人徐宣与弟寅、垓同太学生数十人，伏阙上书攻贾似道。后同登进士，垓居榜首。乡人号曰：一门三秀。”《余杭县志》几乎完整地讲述了一个南宋时的故事：“（桂芳桥）又名茆桥、东茆桥，在临平镇，跨上塘河。始建年代不详。南宋时，住桥畔之太学生徐宣与弟寅、垓，联合太学生数十人，上书劾贾似道，入狱。贾败，沉冤昭雪，三人同登进士。里人将桥改名桂芳桥，寓兄弟兰桂腾芳之意，桥现存。”

其中点到了以“误国”闻名于世的贾似道。他依仗其姐为宋理宗贵妃的身份，一步步获得升迁和权势，后出任右丞相兼枢密使，可见其如何得宠于宋理宗。

1258年后，蒙古以南宋违反盟约为由开始向其多地进攻，由忽必烈率领的一路猛攻鄂州（今湖北武昌），宋理宗命贾似道到汉阳督战，贾似道怕担兵败罪责，便擅自与忽必烈私下议和，称臣不说，还答应进贡银絹。当时忽必烈正急着要赶回蒙古去与其弟争夺汗位，正好借此台阶命令部队撤退，贾似道趁机令宋军追击，仅杀伤元军170余人，却向宋理宗说自己立下天大的战功，理宗被蒙在鼓里，遂封贾似道为卫国公与少师。

忽必烈与其弟争位获胜，在1271年称帝，改国号为元。此后，元军又以宋违背协议为由，再次对其发起进攻，围攻襄阳整整五年。当时，贾似道已被在位的宋度宗任命为太师、平章军国重事（相当于宰相），却在西湖葛岭的官邸里日夜淫乐，懒得过问前方战事，并对宋度宗封锁信息，直至襄阳被元兵攻陷，贾似道发现自己再也无法欺瞒过关，遂将襄阳守将免职了事。

襄阳沦陷后，伯颜率领二十万元军在攻下鄂州后继续沿江东下，一路势如破竹并直指临安。宋军却是一败再败，直至贾似道十三万精兵被元军打得落花流水，其时，离南宋灭亡仅一步之遥。

虽然，我们至今仍无法知道临平徐宣、徐寅、徐垓三兄弟联合数十名太学士向宋理宗告御状，用于揭发贾似道的罪行和证据是什么，但一班年轻人要跟如此权重、奸诈的高官宣战，如若没有过人的胆识和勇气，谁敢去当这个“出头鸟”，准备被杀头或将牢底坐穿？可见，临平乡人将茆桥改名桂芳桥，除了赞扬徐氏兄弟仨一举同登进士榜的才学，还歌颂了他们敢于与奸臣权贵作斗争的无畏精神。

桂芳桥在元、明、清时历经修葺。1990年12月，当时的余杭县政府对其进行了抢修，现为浙江省文物保护单位。　

三

赤岸河是皋亭山南上塘河的一段，北岸因土赤故名赤岸。清初仁和人吴上尊有五律《赤岸桥》，诗云：“极目苍波里，微茫淡月痕。人声喧赤岸，灯火向黄昏。趁渡施双桨，冲寒对一樽。芦花飞作雪，知近谢安村。”描写赤岸的喧闹繁荣和船过上塘河的情景。

时至上世纪60年代末，丁桥乡沿山村赤岸桥一带显得有些荒僻，几间破旧不堪的牛棚经年累月地迎着风霜雨雪矗立其间，似乎刻意要替这片荒凉、寂寥的土地增添一份鲜明的点缀。这些牛棚早先被杭州农场企业公司（杭州牛奶公司）的下属企业——杭州牛奶场丁桥牧场所弃留，当时，曾经担任过该公司养蜂总场场长，塘栖著名药号姚致和堂后裔姚永辉，在被打成“右倾分子”、“漏划右派”，继下放獐湾农场，又经过“文革”中的几次批斗之后，被指定在这里看管这些牛棚和周围的一大片荒地。牛棚附近没一户农舍，极少有人往来。

眼前的这些牛棚大多连门带窗被偷了个精光，只剩下一个空壳子，不看管也破旧不到哪里去了，除非“轰”地一声倒塌。他整天耽在牛棚旁一间透风漏雨的小屋子里，落寞荒野，无所事事，那滋味还不如冒着寒暑躬耕于獐湾农场的田亩之间。

其实，这个落魄的杭州养蜂总场场长也非等闲之辈。

1945年，正值抗日战争胜利前夕，一天中午，姚永辉跟同学戴泽民、顾鑫镛一起去上学，路过西横头，见汪伪36师正慌乱地准备撤离，杂七杂八的东西摊满一地。他发现自己脚旁有一把尺把长，精致漂亮的剑鞘，于是乘人不备，偷偷地将它放在怀里。回到学校，刚踏进教室就急不可耐地想看看剑鞘里藏着什么样的刀剑，便“嗖”地一声抽出一把寒光闪闪的短剑，令在场同学无不悚然。1951年参加解放军地方武装，当了一名通讯员，年纪才十六岁，个子不高，腰间别一管驳壳枪，走在街上晃几晃几，回头率不是一般的高。

二十二岁那年，他被杭县公安局指定为专业接管、改造聚集在塘栖的杭嘉湖一带的个体养蜂户，在这些社会政治关系十分复杂的养蜂人中清查不法经营户和反革命分子，其中被查获的，有国民党内四大家族之一的宋子文、上海大资本家虞洽卿、平湖女匪首，后随国民党败退军队逃亡台湾的黄八妹等人早先雇人操办，养蜂人已换了好几代的养蜂场，有为掩护国民党军统、中统身份而经营的养蜂场，还有利用养蜂四处漂泊流动，企图逃避政治运动人员的养蜂场，不一而足。

经过这场比较彻底的政治清查和人员清理之后，杭嘉湖一带八十多户流动养蜂单干户先后被纳入公私合营、地方国营杭县养蜂场、国营杭州养蜂场，隶属于杭州农场企业公司。不久，姚永辉被任命为杭州养蜂总场场长。

杭州养蜂总场设在半山桥北侧（现今省肿瘤医院附近），全场有一百多名养蜂员，半山总场有由员工家属组成的加工场和几个存放蜂产品的仓库，在塘栖镇塘南乡设有养蜂基地。作为流动养蜂场，其规模放在全国也属数一数二。

没想到在他而立之年，命运之神就早早地在他的生命史上胡乱地涂抹了一道并不漂亮的人生风景，令他尝够了复杂难言的人生况味。

四

一天，家住邻近水西村的徐福林慢吞吞地走上山坡来跟姚永辉套近乎，两个都是孤独寂寞的人，之后关系便渐渐熟络起来。徐福林当年已年近七十，个子矮小，脸庞黝黑，额头上爬满了皱纹，一身旧佬佬、脏兮兮的穿戴完全是穷小老头一个。不过，俗话说“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尤其是人在年老体弱之时候。

徐福林年轻时个头虽小，但体格健壮，头脑灵活，做事敢作敢当，起先在笕桥中央航校的厂子里干活，说是个机械师。1937年，当抗日的烽火燃烧到余杭一带时，他将自己的一帮难兄难弟聚拢起来，忽地拉起一支有百来号人，拥有自制抢支的武装队伍，据说在超山北面伏击过日本鬼子的汽车，没过多久，他就成为塘栖、德清、桐乡一带赫赫有名的“抗日自卫团”头领，不难想见他当时威震八方、一呼百应的模样。

不过，知道他底细的乡人就是不买他“抗日自卫团”的账，很不好听地叫它“土匪部队”、“老刀牌”，他自然也成了人们心目中的可怕的“土匪头子”。据说，这一带的百姓甚至用他来吓唬哭闹不休的小孩子：再哭，再哭，再哭我去叫徐福林来！小孩立马可怜兮兮地将眼泪擦干只留下抽泣声。

为何要称徐福林为“土匪头子”？坊间聊起原因来也很简单：徐福林的队伍要收“买路钱”，这明明是打劫钱财嘛。但那边的徐福林也在叫怨：这支队伍说是“抗日自卫团”，但没人管他的军饷，不收收“通行费”、“保护费”之类，这百来号人的吃穿都成问题，哪有钱去买枪炮？徐福林也想撸掉自己头上的“土匪”帽子，但一直要等到几年之后队伍被国军收编之后。

有一次，徐福林在姚永辉的小屋里冷不丁地冒出一句话：“你相不相信，我曾经援救过新四军里的一位领导人。”“谁？”姚永辉十分惊讶。“粟裕”，对方回答得很干脆。

那是1944年的一个寒冷的冬日，寒风料峭，空气冷冽，徐福林在部队驻地接待了一位神秘人物，他自称是从四明山下来的新四军，他们的一个小股部队在杭县境内被国民党县大队发现，一路穷追不舍，带队的首长希望徐福林的驻地能为他们让出一条通道，并挡住后面那些县大队的追兵。久混江湖的徐福林是个聪明人，平时以“多一个朋友多一条路，结一个仇人拆一座桥”为处世信条，何况此时抗战已经露出了胜利的一线曙光，于是他十分爽快地答应下来，并立刻下令调动部队。

令徐福林做梦也没想到的是，杭州解放不久，省市领导谭震林、王芳等就上他家去看望他，客气地称他为“徐先生”，还替他安排了一份合适的工作。显然，如此的殊荣并非是一般人所能享受的，可惜这个徐福林不知好好珍惜，之后，又一再犯事、构罪、坐牢，出狱时已身无分文，靠穿街走巷帮人擦皮鞋补套鞋勉强维持生计。

后来有人推测，早先要求徐福林让出通道的那位新四军首长应该是谭震林，粟裕是徐福林弄错了。

徐福林是江苏无锡玉祁乡人，丁桥乡水西村是他丈人老头的家。77岁时卒于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