复员退伍

 复员退伍

作者 杨富来

    1979年底，组织决定让我复员退伍。

我所在的团直炮二连田指导员找我谈话说：“根据中央军委指示精神，我们国家要把工作重点转移到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上来，部队要大幅裁军，咱们连今年要走43人，组织决定你也复员退伍。”

铁打的营盘流水的兵。我心里很清楚，就是不裁军，每年都有新兵入伍，老兵退伍。不是常说，解放军是一所大学校吗？学员毕业了当然就要离开学校。我已超期服役两年了，没有理由不离开啊。我对部队纵有千般留恋，万般难舍，又有什么办法呢？

我对田指导员说：“我坚决服从组织决定。”

田指导员说：“你太可惜了！支部研究决定，给你补助120元医疗费。你一定要保密，不能让其他人知道。”

我理解田指导员说的“你太可惜了”这句话的意思。去年7月，我参加第四军医大学考试时，田指导员当时在团政治处任干事，就负责组织考试工作。考试结束后，一次到团里办事碰到他，他对我说：“你考的成绩很不错，但因体检表上写着左耳鼓膜穿孔而受到影响，太可惜了。”

我对田指导员说：“谢谢指导员！谢谢组织的关心帮助！”

120元，对我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数字。当兵第一年，每月只有6元的津贴，第四年，每月才是10元。当时，家乡农村生产队一个劳动日值约六角钱左右。

按照部队要求，我把军大衣、水壶、毛毯、褥子、雨衣全部上交了。武器、弹药、望远镜等战备物资都在库房里，不用移交。部队换装都是交旧领新，所以，自己能带走的东西仅有用了四年的一斤半重的旧被子、一条旧单人白布床单、一个像小学生书包大小的绿色的单肩挎包、一个千疮百孔的掉了瓷的搪瓷牙缸、一套读了不知多少遍的袖珍式的《毛泽东选集》合订本。这些东西，都是入伍时发的。另外，还有一套换洗的衬衣和罩衣，一双低腰军用胶鞋。

五班长赵军彦，陕西户县大王人。四月份回家探亲结婚了，现在妻子又来部队团聚。每天吃过晚饭，他都带着挺着大肚子的妻子，绕着营房外边的小路散步。他们的身后总是投上一片羡慕嫉妒的目光。赵班长总是合不拢嘴，面带笑容。即将成为爸爸的他，心里被喜悦的激流涤荡着。他盼着早日复员回家养孩子，过小日子呵。

山东籍的九班长突然就不省人事了。好在团卫生队离连队不远，经过医生及时抢救，又苏醒过来了。其实，绝大多数复原退伍老兵都心事重重，压力山大。

能提干留在部队，毕竟是少数人。由于主客观等各种原因而未能提干，必须离开部队的人还是绝大多数。最好的青春年华奉献给了部队，最美的人生年轮留在了军营。义务兵，义务兵，真是义务兵啊！现在，我们又要两手空空地回到原籍，情何以堪？理何以堪？能接受这个事实吗？

不能接受也得接受，这就是现实！

悲观、失望、愤懑、抑郁、烦恼、忧愁、留恋、逃避、畏惧、恐慌、羞愧、悔恨、内疚、落寞等各种情绪在老兵的心头缭绕。像暴雨来临前的乌云一样压抑，像黑夜里的浓雾一样难以散去。

我本来就睡眠不好，现在晚上更是常常失眠。多么想到炮火连天的战场上战斗冲锋，奋勇杀敌，为国建功立业。即便以身殉国，马革裹尸，也比复员回乡好啊。

是留恋部队火热的生活，还是惧怕回乡后别人的冷嘲热讽呢？这二者兼而有之。

女朋友在县医院工作，我又要回乡务农了。在人们传统观念里，外边工作和农村务农，是两个不同的世界。一个在天之上，一个在地之下。我们的这种关系能维系下去吗？显然是不言而喻的。

我把我的忧愁和心事告诉了田指导员。指导员很理解我的痛苦心情，同情我的艰难处境。他到团部跑了几次，找了许多首长，终于给我开了一张介绍信。介绍信里说明了我在部队的具体表现和目前面临的特殊情况，要求地方政府安排工作时予以照顾。我明知这是一纸空文，因为农村籍的复员军人，这些年来就没有安排工作的政策。但是，我还是从内心深处非常感激他。

连队给退伍老兵采购了些香烟、水果糖。当时这些东西都是凭票供应的。我舍不得花钱，只买了两包精装大前门香烟。

我被连里评选为老战士先进代表，参加了团里召开的退伍老战士先进代表大会。我在二营机炮连时，我的前任文书周萍，现在是团里的干事。这时，他在会场发奖品。他把一朵大红花戴在我的没有领章的军衣的左前胸，给我手里塞了个平盖的、印有“老战士先进代表大会留念，八四八九五部队”血红字样的白色搪瓷茶杯。他很热情，眼睛和脸上都堆满了笑容。

别了，生活四年的部队！别了，情同手足的战友！别了，朝夕相处的火炮！别了，勾魂摄魄、催人奋进的号声！

火车依旧是闷罐子车厢。背包、提包、网兜以及随身携带的东西和人拥挤的水泄不通，仿佛像鱼罐头里的鱼一样密密实实，一点也不能移动。和四年前入伍时所不同的是，再也没有了满车的欢歌笑语，再也没有了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与神往，再也没有了年轻人那种特有的朝气蓬勃。一个个都像霜打的茄子，低着头，各想各的心事。

突然，不知车厢里什么地方传来了哭声。开始哽咽、抽泣，过了一会竟然放声号啕大哭。伤心的情绪像石子投在了湖水里，波纹不断地向外扩散、放大、蔓延。其他人都没有说什么，只是用同情的、悲伤的目光望着。送我们回家的干部，是团里一位姓张的参谋。他苦口婆心地劝说、安慰哭泣的人，慌恐地只怕出什么乱子。

到西安车站后，我们要换乘西余列车。在拥挤的人流中，我感觉有人在我胸前推了一把。肩上背着背包，手里提着行李，也顾不了许多，拥拥挤挤地上了西余列车。放好行李，整理完东西，坐到座位上，才发现上衣口袋的半包香烟和退伍军人证被盗了。

我把退伍证被盗的情况报告了张参谋。他听得很认真，用笔在本子上详细地记录了我的姓名、原部队单位、现家庭通信地址。他说回部队后马上补办一个寄给我。我很感激地连声说谢谢。可是，就像泥牛沉入大海，后来再也没有一点消息了。到我花甲之年，马上退休了，也未看到补办的退伍证。

大约在我回家后的第三个星期，我收到了西安车站派出所的一封信，说是民警在审问小偷，进行搜查时，发现了我的退伍证，让我尽快去认领。我把信给了在西安工作的姐夫，让他顺便给我捎回来，这是后话。

退伍证有什么用呢？什么用都没有。出生证可以报户口，打免费疫苗。毕业证、学位证可以找工作，报考公务员。工作证可以进出单位大门，履行一定职责。营业证可以开店赚钱。职称证可以升工资。老年证可以免费坐公交车，免费逛旅游景点。而退伍证自从发下来之日，一生都不会用一次。

火车到了户县车站，我们一起回来的战友绝大部分都下车了，回余下的人寥寥无几。这时，张参谋对剩下的几个人说：“我在户县还有点事要办，你们几个自己回吧，我就不送了。”因为人少，不会闹事的。张参谋如释重负，满脸轻松，脚步轻快地下了车。

余下车站是终点站，马上就要到了。火车向前行驶了不到十分钟，就拖着疲倦的身子，喘着长长的粗气，咣当，咣当，徐徐地停靠在站台边。就像一个疲倦不堪的骆驼，经过沙漠的长途跋涉，又回到出发的地方，没有一点力气了。

我走下车，举目四望，远处一片漆黑。天上下着似雪似雨的东西，淅淅沥沥的。车站售票窗口里，射出昏黄暗淡的光。凛冽的寒风，把“红旗车站”（文革中，把余下公社改为红旗公社，把余下车站改为红旗车站，当时还没有恢复原来的名称。）的木牌子吹得来回不停晃动。旅客有的结伴而行，有的和接站的人相随而去，都陆陆续续地离开了。

车站很小，距我村约两公里。五十年代，苏联专家在终南山北麓援建了一座火力发电厂，同时修了一条货运铁道，主要用来给电厂供煤。客车则是利用供煤间隙，早晚安排了两趟。

冬日天短，才晚上七点多，天就全黑了。空旷的车站广场平常就人少，雨雪天的晚上更显得寂寥。

我背着背包，挎着挎包，左手提着大旅行包，右手提着塑料网袋，两条腿像灌了铅似的，十分沉重，孤身一人站在广场上。

看着四周漆黑的原野，感觉仿佛就置身在茫茫大海之中。该朝哪个方向迈步？哪里是岸呀？我的心里一片茫然。悲伤、凄楚的情绪又涌上心头。像一下子喝了几斤醋，浑身上下，从里到外，每个毛孔都酸溜溜的。

  唉，失败，失败呀，又回来了！在这个地球上，只有家乡的山水土地不抛弃我。文革中，停课闹革命，不上学了，回到家乡。高中毕业，无学可上，回到家乡。在我无路可走的时候，总是家乡的乡党、土地和亲人不嫌弃我，宽容我，接纳我，拥抱我。而今，又回家乡了。我怎么有脸再见家乡的亲戚朋友和父老乡亲呢？

不知是泪水还是雨水，打湿了我的脸庞，嘴里有一种苦咸味。西北风像戴了哨子，吹在电线上，发出刺耳的尖叫声。

我正在发愁没办法回家的时候，忽然，一个黑影朝我奔来。到跟前才发现，是一个壮年汉子，推着一辆自行车。他看我拿着许多行李，便问我：“你是今年复员退伍的吗？”

我说：“是的。”

“家里没有人来接你吗？”

“我没有告诉家里人回来的具体日期，他们不知道我今天回来。”

他自我介绍说：“我是李家庄人，姓李。我弟弟也是今年从部队复员，写信说让今天到车站来接他。我有事来晚了，没接上，现在车站再没有其他人了，估计他已经走了。”

他问我：“你是哪个村子人？”

我说：“白虎村。”

他很豪爽地说：“那我顺路把你送回去吧。”

“谢谢李大哥！”我很感激地说。

像沙漠里发现了绿洲，寒冬里有了炭火，饥渴中得到了饭肴，我的心里一阵阵激动。

我和老李到家后，家里正在吃晚饭。全家人热情地把老李让到烧炕上坐下，端上热腾腾的饭菜。妈妈和哥哥不停地对老李说着感激的话。吃完饭，哥哥把家里的红苕，用袋子装了许多，放在老李的自行车上。全家人热情地把老李送出门，妈妈反复叮咛老李说，路上走慢点，小心点。

看着我愁容满面的样子，妈妈和哥哥不断地对我说：“啥都别想，把饭吃好，把觉睡好。回来就回来了，难道八亿农民还不活了吗？”我再一次深深地感到家庭的温暖和幸福，亲人的体贴和关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