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星之火（3）•羊城风暴

长篇历史纪实文学

　　《星星之火（3）•羊城风暴》目录

　　写在前面的话

　　第一章：宁汉战争爆发

　　第二章：黄安麻城九月红

　　第三章：鄂豫山中播地火

　　第四章：第四军“凯旋”荣归

　　第五章：教导团进驻广州

　　第六章：广州工人的苏醒

　　第七章：黄麻暴动响彻天

　　第八章：大别山下红旗飘

　　第九章：誓死保卫黄安县城

　　第十章：上海滩上的迷雾

　　第十一章：“不顾一切”的会议

　　第十二章：陈铁军智救周文雍

　　第十三章：“张黄事变”的本质

　　第十四章：酝酿在广州起义

　　第十五章：大别山下红杜鹃

　　第十六章：上木兰山去

　　第十七章：暴动一触即发

　　第十八章：风暴已经来临

　　第十九章：战火中的苏维埃

　　第二十章：军阀，就是军阀

　　第二十一章：胆怯的胜利

　　第二十二章：为“苏维埃”而战

　　第二十三章：张太雷之死

　　第二十四章：没有撤退命令

　　第二十五章：奔向海陆丰

　　后记

　　长篇历史纪实文学

　　《星星之火（3）•羊城风暴》第（1—10）章

　　新中国已经成立了整整七十年，各族人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经历许多艰难曲折，终于摆脱了经济上的贫穷，正在向比较富裕的小康生活大步迈进。

　　这个结论听起来好像并不新鲜，甚至有些司空见惯，或者已经让有的人耳朵里有了“老茧”，觉得太厌烦，太枯燥。他们也许会说，你怎么老是在说，经常喋喋不休，究竟要干什么？

　　但是，当问到那些二十多岁的年青一代，我们今天的社会是怎么来的时，他们依然回答不上。他们以为，社会原本就这样，大家一直在为自己买房、购车、找顺心的工作而奔忙，或者说一直在为自己没有高薪收入，没有良好的境遇而发愁。于是，就怨天怨人，自暴自弃，甚至想入非非，认为外国就是比中国好！或者铤而走险，靠“赌”过日子，甚至坐“直达车”，逍遥法外。

　　我们这个社会，今天是大家都安居落业，且各种矛盾也不少的社会。这是现状，也是事实，但它却来之不易。为什么这么说？因为“安居落业”这四个字和“都”连在一起，对一个十四亿一千一百七十八万的人口大国来说，已经是一个奇迹。

　　再说，能达到今天大家都在奔“小康”，如果没有“改革开放”的四十年成就，没有共和国初期三十年的艰苦奋斗，一切都不是现实。而这两个条件，应归功于共产党带领人民在旧中国“血与火”的洗礼中“不忘初心”，救整个中华民族于水火之中。这些，可能只有亲身经历过的人，才能真正体会。其他人，没有经历过，可就不一定了。

　　没有切身体会，就没有切肤之痛；没有身临其境，就没有刻骨铭心。这是一般常规。那些新时代的炎黄子孙们，怎么能相信曾经发生过的事情呢？你如果这么说，他会认为，你是在“无病呻吟”，或者“危言耸听”。但是，我们不得不承认一个事实，那就是我们平时所经历的生活，这可是看得见摸得着的呢。

　　在生活中，我们常常会遇到这样一些事。比如我们精心制作了一个玩具，却在不经意间被人无意损坏，我们的心境可能并不舒服。或者，我们经过了许多劳动，得到了一些粮油蔬菜、瓜果番薯之类，却要无故拿去送人，心里肯定不会痛快。

　　为什么会这样？难道不正常吗？不，应该很正常。因为，那里面倾注了我们很多心血与汗水，一旦被损坏，或者被送人，那就意味着这些东西不复存在，也意味着我们曾经“白干”了。

　　但是，一个玩具的被损坏算得了什么？一大堆粮油蔬菜、瓜果番薯拿来送人，又算得了什么？它顶多让我们白干一场，叹息一下，就过去了。可是，当一个国家的高度文明，是靠一代又一代人的流血牺牲才获得的，或筚路蓝缕，或披荆斩棘，或箪食壶浆，才有了今天的飞速发展。如果有一天，有人根本不知道它的来历，把它一不小心就毁掉了，或者毫不珍惜就把它拱手送人，那该怎么办呢？这不是意味着若干代人的付出，都付之东流了吗？

　　更其重要的是，大家又来重复昨天的故事，流血牺牲，筚路蓝缕，披荆斩棘，箪食壶浆……这，值得吗？

　　所以，为了把老一辈创造的文明成果永远保持下来，一直传承下去，使它光彩夺目，璀璨照人，坚不可摧，永不褪色，就只能做一件事。那就是记住一样东西，它叫“历史”。

　　历史是什么？通俗地说，它是过去发生过的事情积攒在一起进行表述的文字。这是表面的理解，或者说是感性的判断。而理智的理解，或者说理性的判断，则应该是，过去发生的有借鉴意义的事情积攒下来进行表述的文字。也就是说，这些事情的发生，对我们今天来说，是有借鉴意义的，其经验与教训，是有参考价值的。

　　这样，我们就发现了一个问题。过去发生的事情很多，并不是都有借鉴和参考价值，怎么办呢？这就需要仔细斟酌与耐心辨别。真正的历史，应该是一面正反都能“照人”的镜子。记住它，就可以获得经验，也可以吸取教训。这样就能，照亮前进的路，指明路的方向！

　　历史表明，*领导的那场史无前例的人民革命，对我们今天这个繁荣的社会来说，是起到了一个伟大的奠定作用。它开创了一个安定、和平的独立自主环境，也把一切恶势力关进了专政的牢笼。现在说这话时很轻松，可是要把它做成功却并非易事，它整整用了三十年时间，三十年的流血牺牲！

　　本书所描述的，就是这种牺牲中的一个重要环节，它就是广州起义。广州起义给当时灾难深重的中国人民带来了黎明前的一线曙光。虽然只是昙花一现，却给后来人提供了丰富的思考。

　　广州起义是*在一九二七年举行的第三次大规模武装暴动。这次暴动是一次典型的“夺取大城市，以城市为中心”的革命风暴，但是它失败了。不光它失败了，就是在湖北黄安、麻城一带进行的农民暴动，在夺取县城后依然抵御不了敌人的“反扑”，最终归于失败。

　　这说明了什么？这说明中国的革命不是以“夺取城市，特别是中心城市”这个思路去进行。那么，中国的革命应该把立足点放在哪里呢？这个结论还没有，因为革命者正在探索！

　　九十多年过去了，中国已经发展成了在世界上很有影响的国家。但是以前的历史不应该忘记，它告诉我们，每一步的行走，都不是草率的，而且是必须的，哪怕付出了沉重的代价！每一个结论的获得，也不是容易的，它需要无数次的检验，特别是需要时间。

　　（1）

　　却说谭延闿和孙科，受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委派，专程到武汉去与汪精卫、唐生智谈判，二人刚到芜湖，就被唐生智的军队围住。

　　三十六军军长刘兴，知道来的是昔日武汉政府的两个大员，但此时他们已经是南京方面的人，所以也就不怎么客气，只是公事公办，马上派人，把这两位“特使”送往庐山。

　　汽车在通往庐山的盘山公路上疾驰，车厢两边坐着荷枪实弹的卫兵。为了谭延闿和孙科的安全，负责护送的副官让他们俩坐在卫兵中间。这是一辆军用卡车，知道情况的，谭延闿和孙科是在被“保护”，不知道的，还以为士兵们押着两个犯人。

　　终于，庐山的牯岭出现在二人的眼前。但是，今天感觉却有些异样，仿佛这庐山与他们一下就生疏了许多，恍惚间，有一种蹉跎岁月之后的隔世之感。其实掰起手指算一算，他们离开这里还不到一个月。为什么有如此感觉呢？可能是因为他们不再是武汉方面的人，而是代表“敌对”的一方南京。

　　庐山，这座名扬四海的大山，素有“匡庐奇秀甲天下”之称。现在却被国民党的大员们用于避暑消遣，是什么时候起就这样，现在已经无从查考，但从上个世纪末英国人李德在此修筑第一幢别墅起，就为后来的繁华打开了“可供娱乐与消遣”的方便之门。

　　这里为什么叫“庐山”？传说周代有一个叫匡俗的道人，第一个来到这里。他先是在山顶盖了一间草屋，名曰“匡庐”。后来这人云游四海，一直就没有再踏上这片土地，致使后来的人看见的只是一间无人住的草庐，于是“庐山”这个名字也就应运而生了。

　　自古以来，庐山就深受众多游客与侠士的喜爱，特别是那些舞文弄墨的诗人或文学家之类，来此一趟，免不了要发出一番感叹。然后拿来笔墨，就在这石壁之上尽兴发挥。

　　自东晋以来，来到庐山的文人们，首先被这里的美景所吸引，他们面对庐山的云山雾罩，蒸腾霞光，不免会豪情满怀，对自己的感受尽情地抒写一番。所以，在那些断崖上、石壁间，都免不了要留下他们的作品。

　　当然，这里也是隐逸之士、高僧名道、江湖侠客的云游之所。

　　如今，身穿长衫，留着平头，长着一张四方脸的谭延闿，与梳着背头，穿着西装，一看就有些油头粉面的孙科，一到了庐山，就被这些奇特的文句所感染。在西林寺的壁头上，他们看见了这样一则文字：

　　横看成岭侧成峰，远近高低各不同。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

　　这是北宋文学家苏轼的一首诗，它非常潇洒地题写在了石壁上，后来为了让它保存时间更长，就有人请来石匠，把它在原处凿刻了下来，所以后人就把它称为《题西林壁》。

　　谭延闿和孙科被带到庐山后，并没有人马上来迎接他们，也没有人来向他们问候。这在一个月前，是不可思议的。

　　一个月前，为了“宁汉合流”后武汉方面能争取到更多的利益，二人就代表武汉政府与南京派来的代表宋子文讨价还价，最后把事情终于办妥。那时汪精卫看着谭延闿，一口一个“谭老”，看着孙科，一口一个“大公子”，仿佛二人肩负着一项伟大的使命，让这个堂堂正正的汪主席很倚重。

　　可今天呢？谭延闿、孙科被“护送”到庐山后，却不见汪精卫、唐生智的踪影，而刘兴派来的人也不见得有多热情。这显然是特意安排的一场“冷处理”。

　　此时，让一生都在宦海中沉浮的谭延闿，马上想到了苏轼的那首诗。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他们这样做，究竟是什么目的呢？难道不想谈判吗？

　　（2）

　　一个多月前，谭延闿和孙科可是代表武汉政府这边来和南京代表谈判的，可如今他们却把自己又倒了个儿，居然代表南京来与武汉方面谈判，这真有些戏剧性的色彩。如果过分强调尊严的人，可能不会接受这一差事。可谭延闿不同，他是一个圆滑老道的政客，为了自身的利益，他就顾不得“尊严”二字了。

　　谭延闿目前所需要的，是一个冷静的头脑和敏锐的反应而做出的判断，其他都是其次的。如果说现在遇到武汉方面的人，马上指责他为“叛逆”的话，他也会沉住气，装得若无其事的样子。他必须要这样，而且还要做得大度、开朗、热情，一看就是政治家所具备的“大人不记小人过”的那种气质。

　　准确地说，谭延闿与唐生智并没有矛盾，他们的距离也就是“先生”与“后生”的差别。谭延闿在湖南的第三次执政虽是唐生智的上司赵恒惕推翻的，但赵恒惕的统治却又被唐生智所推翻，这应该是谭延闿所希望而又不能做到的。从这个意义上说，谭延闿应该感激唐生智才对。

　　那么，现在谭延闿不去支持唐生智却去支持李宗仁，这又是为什么呢？这就需要我们去了解谭延闿这样的人。谭延闿比孙科大十一岁，世事的沧桑与宦海的沉浮，让他懂得了一个道理，就是如何在错综复杂的各种势力中保全自身。

　　从道义上讲，谭延闿应该站在汪精卫与唐生智一边，但李宗仁、白崇禧也没有亏待他。南京特别委员会成立后，谭延闿马上就被拟定担任南京国民政府主席，这和他曾经担任过武汉国民政府代主席的职位一个级别，所不同的是，武汉方面多了一个“代”字，那是因为汪精卫还在回国的路上，这个主席不能不有人先干着，于是就让谭延闿代理。可如今南京特别委员会倒不是让他代理，而是名正言顺的料理。更其重要的是，新桂系已经是一种势力，它召集的南京特别委员会，是各种势力的凝聚点，其力量是十分强悍的，他谭延闿根本就得罪不起。所以，把谈判这个苦差交给他，他也只好接受。

　　不过，话又说回来。谭延闿认为，汪精卫、唐生智的折腾是不应该的，他们与特委会绝大多数人抗衡，肯定会吃亏。为了自身的利益与安危，他不能随便下赌注去支持他们。再说，他谭延闿在特委会的宣言中是签了字的，堂堂的国民政府主席，也不可能出尔反尔，支持别人去“反叛”吧。

　　在湖南曾经执政的一系列人物中，谭延闿是一个值得注意的角色，他几经沉浮，忽得忽失。在军阀四起、攻讦争斗的年月，尤其是湖南这种东西南北都要经过的战略要地，能失而复得的人不多，能得而复失，又失而复得的人更不多。

　　后来的事实证明，谭延闿是一个十分精明的人。在军阀林立各自为政的年代，能纵横捭阖，成为一直都在盈利的“不倒翁”类型，可能他要算一个。这可以从他脱离北洋军阀后，到孙中山的帐下，依然是“红人”看出。

　　谭延闿一到孙中山阵营，就把所带的湘军拉上了讨伐陈炯明的第一线，后来其军队被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二军，谭延闿任军长，还兼任过大元帅大本营内政部部长、建设部部长、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建国粤军北伐代总司令、国民政府常委兼军事委员会委员。

　　凭几十年的宦海沉浮来判断，谭延闿认为这个“谈判”是没有进展的，也就是说唐生智肯定要打。在临走之前，李宗仁找他单独聊过谈判之事。李宗仁的意思是谈得成就谈，谈不成就打，要他不要有太多的顾虑。也就是说，这谈判只是一个“先礼后兵”的过程，而不是一定要谈成个什么。

　　（3）

　　和谭延闿一起来的那位孙科可就不同了，他是国父孙中山的儿子。在孙中山逝世前，他一直在国民政府中担任一些不是很重要的职务。

　　孙科是个读了很多书的人，被许多人称之为“博士”，同时在他的背后有一块父亲孙中山的牌子，让许多人都有些怕他，于是就有人暗地里叫他“太子”。一句话，孙科是个养尊处优、我行我素的人。因此，他的想法，和谭延闿可能就不一样。

　　孙科认为，唐生智他们这样做，简直是在“挑衅”，是把国民党人几十年奋斗的“铁的尊严”当儿戏，同时也是在对今天世界上最先进的西方民主制度进行挑战。所以，他认为谈判只是一个过程，特委会让他们来，并不是希望能得到“和平”，而且来向唐生智提出善意的警告，要他不要随便轻举妄动。

　　在国民党的党史上，“特别委员会”这个机构只存在了三个月，即一九二七年的九、十、十一月。它作为国民党宁、汉、沪三方合流后的一种临时性机构，在那个军阀如毛、派系林立的特殊年月，起过一定的积极作用。这个功劳应该归于“出点子”的孙科。

　　在上海举行的有西山会议派参加的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预备会上，孙科的确是站在不偏不倚的立场上，提出了一个由国民党各派都能接受的条件，这就是需要成立一个特别委员会以解决当前问题。如果说，特委会在国民党的历史上的确起过积极的作用，孙科应该算是立了头功。

　　但从后来一系列事件的发生来看，特委会又造成了一系列矛盾的加剧，甚至发动了战争。这又有些说明，孙科的这个提议也并非完美无缺，因为它没有把矛盾处理好，反而造成一些人利用特委会对“异己”进行打压，从而导致大规模的战争。

　　孙科是原武汉国民政府的大员，孙中山的长子。在很小的时候，父亲孙中山就寄予了他很大的希望。为了革命，孙中山尽管到处奔波，也没有忘记从国外给孙科带回成套成套的书籍。孙科的中学时代是在环境优美的夏威夷度过的，后来又在美国加利福利亚州哥伦比亚大学深造，获商科硕士学位。所以一回国，就被任命为广州市市政厅长。

　　在美国，孙科受到过较好的西方文化的修养，特别是美国那种资产阶级民主制度深深地吸引了他。回国后，他希望由父亲建立的国民党也能在中国实现这种制度。但中国的情况与美国不同，中国到处都是拿着枪的军阀统治着他们占领的地盘，而且为了争夺地盘，互相还要发动战争。这就是当时中国的现状。

　　（4）

　　孙科在担任广州市市政厅长期间，正是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决定“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时候。由于孙科在美国所受的资产阶级教育，使他对代表农工利益的共产党并不抱同情与好感，更不会去支持。

　　在孙科的眼里，农民、工人都是苦力，只能做下贱的体力活。要他们翻身，那地主、工厂主就只有破产、垮台。所以，他认为国民党联合共产党是十分危险的，搞不好会鱼死网破。当时，在广州的共产党分子已经遍布于国民党中央的各个部门，虽然他们也加入了国民党，但却听命于共产党中央。这样共产党实际上就成了国民党的“党中之党”。孙科认为，这有些像孙悟空钻进铁扇公主的肚子里，太可怕了！

　　孙科曾向父亲孙中山提醒过这种危险，但孙中山只是付之一笑。由于共产党分子在广州的活动让这个初出茅庐的留美青年有些忍无可忍，于是就与广州市党部执行委员黄季陆一起，共同警告国民党对共产党须存“戒心”。哪知此警告一出，马上召来了共产党人的攻击，于是广州市党部被共产党视为“右派”或反动派的中心，并把孙、黄二人列为右派首领。

　　在政见上，孙科的确反对共产党员加入国民党，哪怕是他的父亲还健在时，他也没有改变过自己的立场，所不同的只是“敢怒而不敢言”罢了。孙中山知道他的儿子头脑已经被“西化”，就曾亲自把孙科从中央执行委员会的名单中删去，只让孙科当一个不很重要的广东省建设厅厅长。

　　孙中山逝世后，孙科的“反共”气焰越来越高。经过严厉打击后，他自知在广东站不住脚，于是就跑到上海。在上海，孙科专门支持两个反共团体，一个叫“西山会议派”，另一个是孙文主义学会。

　　在武汉政府期间，已经是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的孙科，对鲍罗廷利用汪精卫推行“联俄、联共、扶住农工”的运动本来就不满，后来又看见共产党“打土豪、分田地“搞得国民党中央的一些大员的桑梓之地鸡犬不宁，于是孙科就在汪精卫面前不停地诋毁共产党，把共产主义运动说成是洪水猛兽，第一个提出要用武力解决工农运动。

　　后来，蒋介石和汪精卫都先后“反共”，好像证明了孙科具有先见之明，而且还成了“反共”之先驱，这就不得不让后来的国民党中央谁掌权都不能忘记他，所以现在这个“谈判”，也就把他推向了前台。

　　当然，我们又不得不承认，孙科这个人的外交能力还是很高的。准确地说，国民党的宁、汉、沪三方能够“大合流”，这里面与他的奔走有关。他最先在开封与冯玉祥会晤，后来在庐山与李宗仁所派的代表谈判，再后来是南京、上海，与新桂系和西山会议派达成谅解。这些，都留下了孙科的足迹和身影。

　　孙科所倡导的成立南京特别委员会，的确在短时间内使国民党各派统一了起来，这是他的业绩所在。但他的这个提议，却使新桂系和西山会议派得到了很多实惠，这又是后来发动战争的渊薮。但不管怎样，孙科这种人，谁掌权，都不敢撇下他。所以，在桂系操控下的南京政府成立之时，孙科被无条件地留用，还跻身于新成立的国府委员之列。

　　而今被南京政府派来与汪精卫、唐生智谈判，也说明李宗仁很器重他，希望他在南京与武汉之间再创造一个奇迹。可如今，武汉方面却不理不睬，看来这个奇迹不一定能创造了，连孙科自己也明显地感觉到了。

　　（5）

　　谭延闿和孙科到了庐山，武汉方面没有派人来，他们形同“软禁”。一看见刘兴派来护送他们的副官，孙科就直截了当地向他询问了一连串的问题，想以此发泄自己的愤懑，但这位副官涵养好，总是笑眯眯地与他应对，使一直就想发作的孙科，终于没有找到机会。

　　直到第三天，汪精卫、唐生智所派的代表顾孟余才到了庐山，正式与谭延闿、孙科举行谈判。

　　顾孟余看见两位谈判代表，居然是原来他们这边的人，心里不免有些尴尬，但出于礼貌，还是笑脸相迎，然后向他们拱了拱手，就坐在西林寺那幅《题西林壁》前开始了谈判。

　　顾孟余和徐谦、陈公博等人都是与汪精卫走得最近的人，曾经和谭延闿、朱培德等人被公认为坚持“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左派。目前，谭延闿已经攀上了南京特别委员会，当上了国民政府主席，而徐谦、顾孟余等却被南京特别委员会指责为“亲共分子”，把他们排斥在特委会之外。这个结果，使一向谦和的徐谦，一气之下出国去了，而顾孟余却和汪精卫一道，离开了南京，回到了武汉。

　　顾孟余见到谭延闿后，仍然亲切地叫“谭主席”，可双方都知道，这已经不是原来的那个“谭主席”了，而是两个阵营。在关键的时候，还是要讨价还价的。

　　一九二七年十月五日，宁汉双方的谈判在庐山西林寺里正式举行。

　　首先是谭延闿、孙科代表南京特别委员会向武汉政治分会提出三个条件：

　　第一，取消武汉政治分会；第二，武汉部队继续北伐；第三，恢复中央党部。

　　顾孟余代表汉方也向宁方提出三个条件：

　　第一，仍照原议迅速召开二届四中全会，恢复中央执行委员会行使职权；

　　第二，特委会由四中全会加以追认，并与中央常务委员会划分职权；

　　第三，武汉政治分会暂不取消，但须与中央划分权限。

　　双方代表毕竟曾是一个阵营中的人，他们没有经过“讨价还价”就取得了一致的意见，即宁方答应汉方提出的三个条件，汉方就可满足宁方提出的三个条件。

　　可是当讨论到军队问题时，汉方代表却不敢表态了，因为军队毕竟受唐生智节制，如果唐生智不答应，谈也是白谈。

　　军队问题，宁方代表受李宗仁、白崇禧的指令要求汉方：

　　第一，唐生智不能随便扩军，扩军必经军事委员会同意，或奉军事委员会命令；

　　第二，汉阳兵工厂所造的枪支弹药必须经南京军事委员会分配给各军，唐生智军不能随便提取；

　　第三，武汉政治分会取消后，军事委员会属下各路军需同时进行“北伐”，唐生智与李宗仁、白崇禧、何应钦、程潜分任各路军总指挥；

　　第四，唐生智占领的安庆属安徽省政府所在地，其省政府、省党部必须改组。

　　宁方提出的这些条件不管哪一条都是限制和削弱汪精卫和唐生智的势力的，汪精卫和唐生智肯定不会答应。

　　特别是唐生智，他已经命令三十五军军长何键趁李宗仁、白崇禧在龙潭与孙传芳大战之际夺取了安庆，安徽省政府和党部全都换上了武汉方面的人，现在要把他们改组掉。

　　这简直就是站在他头上拉屎，他能同意吗？

　　（7）

　　事实的确是这样，当汪精卫和唐生智在汉口收到从庐山发来的电报后，汪精卫气得在屋子里来回的踱着步，而唐生智却早就骂开了：

　　“要我唐某人缴械投降，没那么容易，你李德邻可以带上第七军占领南京城，我唐孟潇就能带上第八军攻下南京城！”

　　瘦削颀长的唐生智蓄着满脸的胡子，两只眼睛炯炯放光，就像一只攀援山岭的猴子，一直用一种机警的眼神注视着周围的一切。

　　汪精卫在屋中踱了一会儿步，然后才对唐生智说：“孟潇兄，我们和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决战看来是不可避免了。这样吧，你仍以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身份坐镇武汉指挥军队东进，我和公博、孟余马上去上海，然后到广州。张发奎已经去了那里，我们必须要把广州抓在手中，然后来个南北呼应，才有必胜的把握！”

　　“好，汪主席，我听您的，您就放心的去吧！”唐生智爽快地说。

　　汪精卫好像想起了什么，马上盯着唐生智说：“临走前我必须叮嘱一句，汉口的北面是冯玉祥，那个乡巴佬可是吃软不吃硬！”

　　“这个你就放心吧，我已早就安排好了！”唐生智诡秘的笑了笑。原来，唐生智想东进又怕冯玉祥从开封南下武汉抄他的后路，他已经派专使到北京去与张作霖联系，想希望奉张出兵牵制冯玉祥。

　　汪精卫听唐生智这么一说，心里虽然不清楚此事，但还是相信唐生智肯定有所部署，于是又说：“为了争取我们南下广州的时间，我建议对谭延闿、孙科他们不要把话说得过死，在必要时还可派一位代表专程到南京去与李德邻当面交涉，多争取一点时间，我们就多一份主动。”

　　“这个我也想到了，而且为了表示我们的诚意，我准备派驻守在安庆的三十五军副军长叶琪专程到南京与李宗仁周旋。”唐生智表现得胸有成竹，仿佛他已稳操胜券。

　　把武汉的事务安排好后，汪精卫带着陈公博到了九江，恰在这时，顾孟余带着谭延闿、孙科刚从庐山下来。汪精卫不想看见这两个“叛逆”，他指使顾孟余先把他们送走，然后他带着陈公博、顾孟余乘坐另一艘轮船，向东开去。

　　（8）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九日，在南京附近的江面上有三艘轮船齐头并进地从西开来，其中有两艘在下关中山码头靠了岸，而另一艘却继续向东开去。汪精卫、陈公博、顾孟余、谭延闿、孙科、叶琪就分别乘坐在这三艘轮船上。

　　叶琪是在何键接到唐生智的电报后从安庆上船的，他是奉唐生智的命令专程到南京同李宗仁的新桂系进行谈判的。身为三十五军副军长的叶琪还兼着第一师师长，他一向谨慎行事，所以唐生智就选中了他。

　　是夜，李宗仁、白崇禧分别会见了谭延闿和叶琪。谭延闿把谈判的结果转陈李宗仁。李宗仁知道，在军队的问题上，汪精卫、唐生智是绝对不肯让步的。“打”是肯定了的，借助这次战争削弱湖南势力，这也是一个千载难逢的机会。

　　如果顺利，将来湖南就是广西子弟兵自由出入的通道，那样他们就可把手要伸多远就伸多远，甚至可以把手掌伸开，抓住全中国。李宗仁想到这里，精神为之一振。他马上构想了一个“一石数鸟”的方案。他决定推举程潜为西征军总指挥，把程潜的第六军推在战争的最前面。

　　这样，从表面上看，他们是湖南人打湖南人，和桂系没有什么关系，同时也可晓谕天下明白之人，唐生智是“有悖天理，大逆不道”的，连他们湖南人都义愤填膺了，要操起刀兵将他剪除。再说，用“湘人制湘人”，这在表面上也好交待。当然，还有一层不可告人的目的，就是“湘人制湘人”，无论谁败，都对新桂系有利。

　　于是，李宗仁专程拜访程潜。在程潜的官邸，李宗仁谦恭地称程潜为“老师”，与他协商，准备推举他为讨逆军总司令。

　　（9）

　　说到程潜，他原来是汪精卫武汉阵营里的人，现在要他调转枪口去打汪精卫与唐生智，还真有些为难。但为了自身的利益，他也顾不得许多了。

　　与谭延闿相比，程潜在年龄与经历上都相差了一大截，但他早年随黄兴参加了举世瞩目的武昌首义，后又追随了孙中山，在二次革命与护国战争中，程潜都是积极参加了的。两次护法战争，他都冲在最前面，应该说是一个十足的革命党人。

　　就个人性格而言，程潜一向处事泾渭分明，他认为是对的，就要坚持，他认为是错的，就要反对。在孙中山把国民党改组为中华革命党时，他就与黄兴一样，看不惯孙中山那种封建式的效忠宣誓仪式，所以拒绝参加，跑到了云南蔡锷那里参加了讨袁护国军。但在后来，孙中山把中华革命党又改组为中国国民党时，取消了宣誓效忠，他认为孙中山是对的，所以又回到孙中山麾下。

　　在蒋介石叛变革命时，程潜是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军长，南京这座你争我夺的城市，就是他的第六军从孙传芳手中最先攻取下来的，但是不几天，其整个军却被蒋介石“缴械”，党代表共产党人林伯渠也只好逃回武汉。现在程潜的第六军不再是原来的第六军了，而是他重新组建的。

　　蒋介石发动政变得到了李宗仁第七军的支持，而程潜的第六军恰恰处在蒋介石第一军与李宗仁第七军之间，同时也是两个阵营互相争夺的焦点。如果程潜投向蒋介石，蒋介石的力量就更大一些，所以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拉拢程潜，可是程潜却不吃这一套，这就让蒋介石耿耿于怀，一直在找机会要拔掉这颗“钉子”。

　　那时武汉国民政府已派专使到程潜军中，要程潜秘密逮捕蒋介石。程潜没想到自己会成为两边争夺的目标。结果却是，秘密逮捕的事还没有实施，就被该逮捕的人“化整为零”了。在南京附近，整个第六军被全部缴械，军长程潜只好拉着党代表林伯渠，一起逃回武汉。

　　现在，蒋介石“下野”了，南京政权落在了新桂系手里。国民党的大权虽然旁落，但南京特别委员会还算过得去，给他程潜一个委员的名分，并把第六军重新给他组建起来，这个面子可就大了。现在汪精卫、唐生智要“反水”，这对程潜来说，是不能容忍的。他认为，汪精卫和唐生智为了一己之愤，不顾全大局，让长江两岸重新燃起战火，这是太不应该的，应该给予惩戒！

　　（10）

　　李宗仁与程潜相见后，开门见山地说明了来意，因为时间已经不允许再绕弯子。但是，程潜并没有马上答应。这是他的性格，也是官场中的一种需要。但此时他在想另一个问题，就是出兵之后，如果败了怎么办？

　　程潜认为，他可不能与桂系的李、白二人相比，李、白二人的第七军是越打越多，而他的第六军却是越打越少，而且还要遭人暗算。此次行动，明白人一看就懂，那是李宗仁想借助他程某人的招牌为桂系扫平道路，如果没有丰厚的待遇，他可不能去冒这个险。

　　李宗仁见程潜沉默不语，知道他在权衡得失，于是就朝程潜可能出兵的那个砝码上加了一码。他说：“月如兄尽管放心，平定武汉后你可以出任中南行政长官，下辖湘、鄂、赣、皖四省，这我可以用人格担保，回去后马上拟文稿报南京特别委员会批准！”

　　听了李宗仁的这句话，程潜一直紧皱的眉头马上舒展开来，但他还得推辞一番。当然，这种推辞那就纯粹是礼节性了。他说：“不怕德邻老弟笑话，自蒋总司令解散了我的部队后我是要人没人，要枪没枪，好不容易才有了点人，可枪又发不出去了，军饷也成问题。这次行动事关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存亡，程某实难担此重任！”

　　李宗仁一听，一下就明白过来。他马上表态：“月如兄说的情况我看各军都存在，但总司令一职非你莫属！这样吧，军饷问题，我和健生商量一下，从第七军、第十九军处先匀给你一些，等上海的财政收入一旦入库，首先考虑你的第六军。至于枪嘛，只要攻下武汉，汉阳兵工厂里，你随便拿！”

　　程潜一听，心说，这还差不多，不然谁干呀！但表面上还是要装着实难胜任的口气，好像是“军中无大将，廖化做先锋”，勉强而为吧！

　　就这样，程潜被李宗仁定为南京特别委员会讨伐唐生智的西征军总司令。

　　（11）

　　在另一间屋子里，白崇禧与唐生智派来的叶琪也正在谈判。说谈判，其实只是一种礼节性的说法。其实，这不是在谈判，是在强令叶琪所在的三十五军全部无条件撤出安庆。

　　白崇禧说，谈得成谈不成，三十五军都要撤出安庆。谈得成，三十五军被作为“友军”以换防的形式撤出，然后给他们重新划分新的驻地和防区；谈不成，三十五军就会被作为“叛军”，首先得给予剿灭。

　　白崇禧的话是严厉的，根本不让叶琪有讨价还价的余地，把个叶琪气得真想从腰间摸出手枪向白崇禧射击。可是，旁边尽是荷枪实弹的士兵，他知道这样做的后果。那就是他还没有开枪，早就让别人开枪了。

　　最后，白崇禧向叶琪说道：“三十五军必须在十月二十日之前，先撤芜湖，再撤安庆，请你在这张协议上签字吧！”

　　叶琪拒绝在协议上签字，他知道这份协议是新桂系的一厢情愿，如果他签了，唐生智肯定也不会同意，而且这哪里是谈判协议，这是一份无条件投降书。所以他说：“这么大的事，我不敢做主。我只有回到安庆后先汇报何军长，再由何军长转呈唐总指挥和汪主席！”

　　叶琪的话其实是一句托辞。大家都知道，谈判破裂，一场战争也不可避免。就这样，叶琪在当天深夜就带着随从离开了南京。他要连夜赶回安庆，然后应战宁方军队。

　　（12）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日，李宗仁以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名义宣布“谈判破裂”，并颁布《中国国民党为讨伐唐生智告湘鄂皖民众书》。于是，讨伐唐生智的军事行动就这样开始了。

　　宁方军队以程潜为讨逆军总司令，在屯扎河南的冯玉祥支持下，首先向驻守宣城的第三十六军刘兴部发起了攻击，国民党新军阀间的第一次争斗，宁汉战争，正式爆发了。

　　十月二十日，南京方面下令免除唐生智本兼各职，交军委会依法治罪。

　　同时，南京特别委员会命令程潜、李宗仁沿长江两岸进攻安徽的“唐军”，密令朱培德在江西策应，何应钦防守津浦线上的张宗昌大军，掩护西征。此时，朱培德已秘密投靠了南京政府，只是处于唐生智的重兵之下，还不敢公开宣战而已。

　　西征获得了冯玉祥的响应。宁汉对峙期间，双方都在争取冯玉祥，冯玉祥的原则是谁强大、谁能给他更多军费，他就和谁“合作”，因此，他选择了更强大的南京特别委员会，出兵进逼豫、鄂边界的武胜关。

　　但是，他一直没有过来，大概是唐生智的计策已经凑效，北京那边也知道他的动机，想趁此机会夺去失掉的地盘。这也是让冯玉祥最担心的，他也怕别人抄后路。

　　桂系争取到了李济深的支持。此时，李济深、黄绍竑的第八路军，已经在东江地区把共产党在南昌暴动撤到潮汕的部队给“剿灭”了，现在他们又调转枪口，在黄绍竑的指挥下，准备进攻湘南。

　　此外，原先桂系埋下的“钉子”，也开始发挥了作用，那就是驻守在鄂西的谭延闿麾下鲁涤平部，已经联合到了川东的杨森，准备沿长江两岸向武汉进击，贵州的周西成部也出兵进窥湘西，想在必要的时候，为自己捞点好处。

　　一时间，唐生智处于四面受敌的境地。

　　（13）

　　汪精卫走后，唐生智独揽全局。对于四面八方的进攻，他决心抵抗到底！他认为，桂系经过龙潭大战之后，损失很大，新招募的兵丁，肯定不堪一战。所以，他不怕，他认为，完全有取胜的把握。

　　但是，唐生智忽略了一个基本问题，就是桂系玩的这个把戏不是“单挑”，而是“群殴”。

　　此时，朱培德已经公开表示支持南京政府。这让唐生智感到吃惊。这样一来，他的“必胜”就有可能大打折扣了。为防止江西的朱培德切断自己的后路，唐生智只得放弃了安徽，收缩兵力，固守“两湖”。

　　十月二十四日，唐生智将三个主力军八万余人，集结在鄂、皖交界的地区，准备与李宗仁、程潜的西征军决一死战。顿时，战争的阴云笼罩在了这一段长江的上空。

　　到了十一月，进军江北的李宗仁桂系军，突破了唐军第一道防线，向鄂东田家镇、蕲春推进，江南的程潜军与朱培德取得了联系，开始向鄂东南进攻，把战场推进到了咸宁一带。

　　同时，从鄂西杀来的鲁涤平、杨森“联军”已经占领了荆州、沙市，还在继续东下，准备威逼武汉。

　　冯玉祥的军队樊钟秀、吴新田部在鄂北也发起了牵制性进攻，但基本也只是虚张声势。可此时却让唐生智感到，背后已经不安全。他感觉自己的计策不灵了，北京那边居然没了动静。

　　武汉四面楚歌。唐生智像夺破了天，无数块陨石从高空向他砸来。一时间，他只有招架之功，没有还手之力！

　　在危急之中，唐生智只得缩短战线，企图集中优势兵力，在武昌，或者咸宁，取得胜利以振作士气。

　　但是，就在这节骨眼上，唐生智的部下，已经沉不住气了，他们都在为自己的未来担忧，觉得这样打下去，肯定得败。于是那些早就和南京方面有联系的各级军官们，就纷纷投诚，或消极抵抗。

　　霎时间，唐生智突然发现，他的命令不起作用了。

　　看来，武汉是保不住了。唐生智准备撤兵湖南。但粤桂军、黔军正在进攻湘南、湘西，湖南也快成了别人的地盘。

　　看来，只有“下野”一条出路了，唐生智想。

　　这时候出现了一个意外情况。正在日本接受基督教的蒋介石，一直都在留心国内局势，想找机会“翻盘”，他要在暗中插手宁汉战争。

　　于是，蒋介石派人来联系唐生智，要他无论如何不要辞职，把部队撤到湖南，和桂系继续周旋，经济方面由他蒋某人接济。

　　但唐生智拒绝了，他认为蒋介石拿他当枪使，搞垮了桂系，只会便宜他蒋介石，倒不如“下野”，让他和桂系去斗。

　　无奈之下，唐生智只好在武汉召开高级将领会议。声称，现在敌人从四面八方攻来，已经没有回旋余地。为保存实力不被“吞掉”，将来还可东山再起，他决定离开部队东渡日本，以缓解眼前的局势。

　　他让何健、刘兴、李品仙把部队撤到湖南去，保存军队和湖南地盘。

　　会议结束时，唐生智让卫兵用绳子勒死了第八军副军长兼第一师师长张国威。因为张国威秘密投靠程潜，证据确凿，这是他不能允许的，必须要杀鸡给鸭子看，以儆效尤。

　　就是这个张国威，在镇守长沙期间，在浏阳对共产党秋收暴动第二团王新亚的部队进行劫杀，从而导致毛泽东在秋收暴动中突然就失去了一个团。

　　做好善后安排后，唐生智“通电下野”，然后乘坐军舰，悄悄去了日本。

　　唐生智一走，双方停兵讲和。结果正如唐生智所料，战争终于没有继续下去。

　　（14）

　　唐军撤到湖南后，仍以第四集团军的名义行事，他们号称有五个军七个独立师，总兵力十二万人。

　　但是在李宗仁看来，唐军已是嘴边上的肉，想什么时候吃就什么时候吃，但李宗仁想，最好还是“化干戈为玉帛”，采取和平收编最好，这样“北伐”就有了充足的兵源。

　　于是，李宗仁派代表赴长沙，与唐军进行谈判。他们提出了四个条件：取消第四集团军番号，抽调三个主力军北伐，服从中央领导，拥戴程潜任湖南省政府主席。

　　条件不能说苛刻，但也没有什么优待。

　　唐生智下台后，蒋介石并没有放弃“联唐制桂”战略。此时，他给唐生智旧部也开出四个条件：湖南省主席在唐生智部将中推举，不派兵入湘，唐部改编为四个军，军饷由中央接济。

　　这显然比李宗仁的条件优厚。所以，唐部拒绝新桂系的“改编”。

　　李宗仁认为，和平“改编”不成，看来就只有继续打了。

　　（1）

　　一九二七年九、十月间，在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中国，一直都在发生着“动荡”。大的方面是国民党和共产党彻底“决裂”，也就是国民党把共产党“清洗”出去后，共产党开始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的道路。小的方面，就是国民党的派系之争，以及由派系之争引发的新军阀混战。

　　却说在武汉以北的黄安县，有几个青年在八月份专程去武汉寻找中共湖北省委，但却遭到了警察的追捕。在辗转的过程中，终于遇到了地下党同志的掩护，在一个僻静的小巷里，汉口法租界协和里五号，见到了省委书记罗亦农。这几个人是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郑位三，此外还有共产党员陈定侯、程翰香等。

　　他们是借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张国恩的通知，以国民党要改组湖北省党部的名义被邀请来汉口的，而实际却是专门来寻找自己党的组织，并听取省委的最新指示。

　　在到处都在捕杀共产党人的情况下，他们终于和省委书记罗亦农见上了面。在短暂的交谈中，罗亦农向他们介绍了中央召开“八•七”紧急会议的事情，并要他们带着文件回去认真学习，然后把农民组织起来，发动秋收暴动。

　　说到地处鄂东区的黄安县和麻城县，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之前，就有共产党人在那里活动。后来更是活动频繁，其农民运动的规模也越来越大，但自从湖南的“马日事变”发生后，这里的农民运动也受到了冲击，许多被赶跑的地主恶霸又回到乡里，组织“还乡团”，对农民们进行反攻倒算。真是死灰复燃了！

　　所以，目前省委给郑位三他们的暴动策略是，领导农民起来首先打击土豪劣绅复辟的气焰，进一步开展抗租、抗税、抗捐、抗粮的斗争，没收大地主的土地，对小地主实行减租，以动摇国民党在武汉的反动统治，使其不能出兵来压迫湖南、江西以及其他省份的革命。

　　暴动的办法是：第一步，建立各区的暴动指挥机关，恢复农民组织，提高斗争的勇气；第二步，健全并扩大农民武装及农协组织，实行乡村普遍大暴动，镇压土豪劣绅，夺取敌人的武器来武装自己，占领敌人的财政、警署等重要机关，建立革命政权和工农革命军。

　　关于暴动，省委是有统一部署的，他们把全省划分为若干暴动区，并在各区建立了特别委员会。这些委员会，是在省委直接领导下主持本区工作的。暴动一旦发生，就是代表省委在战线指挥，并随时与省委取得联系。

　　根据暴动区域的划分，全省分出鄂中区、鄂南区、鄂北区、鄂西区、鄂东区，黄安县和麻城县属于鄂东区。八月，省委领导的暴动主要在鄂南区，到了九月初，鄂南暴动正在如火如荼时，省委又把目光盯着了鄂东区，准备下一步就在这里发动暴动，所以他们又把鄂东区分为大阳、黄蕲、黄麻三个分区，黄安、麻城同黄冈、罗田属于黄麻分区。

　　（2）

　　一九二七年八月底的晚上，在黄安县北部的七里坪村，已经有很多青年男子聚集在文昌宫里，他们大都是一些回乡的年轻学生，也有个别上了年纪的农民。这些人都是当地的共产党骨干，是接到代理县委书记郑位三的通知后，秘密来此听取从省委带回来的最新指示的。

　　会议从天黑开始，一直开到第二天天亮。参加会议的，除郑位三、陈定侯等亲自到了武汉的人，还有潘忠汝、戴克敏、曹学楷、吴焕先、戴季伦、戴季英等，一共三十多人。

　　在一盏昏黄的油灯下，郑位三拿着几张稿纸，清晰而小声地念起来：

　　“中央委员会紧急会议现在致书全体同志的时候，正是很困难危险的时期——伟大的中国革命遇到了极艰巨的磨折，今年四月间，蒋介石在上海发端的反革命政变，如今在武汉政府领域内继续发展而完成……”

　　这是党中央负责人瞿秋白在“八•七”紧急会议上所做的报告内容，题目叫《告全体党员书》，也就是说，这是瞿秋白在会上所做的报告全文。现在，郑位三把它拿来念给各党员骨干听，这比他口头转述要准确详细得多。

　　郑位三原名郑植槐，早年毕业于武昌甲种工业学校，因考试名列第三，于是就把自己更名为“位三”。毕业后，他返回家乡马鞍山。三年后，也就是一九二五年，加入了*，并被党组织派到七里坪从事农民运动。

　　大革命失败后，由于黄安县的党组织遭到严重破坏，县委书记董贤钰去了武汉一直未归，郑位三就主动挑起了重担，代理黄安县的中共县委书记，使党组织终于有了凝聚力，而且开始正常运转起来。

　　郑位三继续念道：“农民协会被解散、被禁止，几百几千的工农运动的指导同志被武汉政府的将领所残杀，农民运动所及的区域，无不受反革命的清乡所蹂躏，工人亦是到处受摧残……”

　　念到这里，郑位三的声音开始梗塞起来，他有些激动，国民党对工农群众的屠杀，他是亲眼看到的，所以他感同身受，同时也义愤填膺。

　　旁边所听的人，也把注意力高度集中起来，仿佛有一根根针尖刺着他们每一个人的神经。在座的三十多个人，都是经历过大革命洗礼的，对土豪劣绅、国民党右派分子，简直是太熟悉了。他们认为，这些人，你不打，他就不倒。正如扫帚不到，归尘不会自己跑掉一样。

　　来开会的这些人，除郑位三、陈定侯的年龄要大一点，其他的都很年轻，他们大多数人都曾是黄安县到武昌去读私立中学的学生，受老师董用威的影响，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并参加了*。

　　董用威，就是后来的董必武。他是湖北省黄安县人，中共“一大”湖北省的代表，也是中共在湖北黄安和麻城这两个地方的播火人。

　　董用威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主要阵地是武汉中学，它坐落在武昌的蛇山脚下，原名叫私立武昌启黄中学，是一九一九年由黄安人董用威、张国恩等筹办的。

　　这个张国恩，就是前面提到的国民党湖北省党部常务委员。他是个典型的国民党左派，和董用威一起早年就加入了孙中山的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也加入了共产党，但是后来国共合作，他的主要精力全在国民党那边去了，共产党这边不再有他什么事。时间一长，算是脱党了。

　　郑位三读完《告全党同志书》，接着又开始宣读中共湖北省委拟定的暴动计划。当听见说要拿起武器，和国民党反动派斗争到底时，大家再也坐不住了，一个个热泪盈眶地跳了起来，叫道：

　　“现在我们终于有盼头了！”

　　“我们有奔头了！”

　　“我们的党有希望了！”

　　于是，你捶我一拳，我推你一下。这是一种互相表示“赞同”的亲热表示，用来宣泄自己激动的感情。当然，我们不得不承认，他们这种方式有些粗鲁，考虑问题也比较简单。这可是要真刀实枪的革命呢，要艰苦奋斗，要流血牺牲，严酷的现实还在后面呢。可他们此时没想那么多，这可能是年轻人最容易犯的通病。但不管怎么说，他们的革命热情，是值得肯定的。

　　接着，他们便在热烈的气氛中，对中央决议和省委暴动计划，进行个人表态并表决。郑位三首先说道：“我坚决拥护党的‘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和省委的暴动计划，按照党的要求，努力工作，为开展黄安县的土地革命，奉献出一切！”

　　接着是陈定侯、戴克敏、潘忠汝、曹学楷、吴焕先……他们按照座位依次表态，都表示“坚决拥护”、“奉献一切”。

　　待三十多个人都谈了自己的感想后，东方的天空已经泛白，远处出现了第一声鸡鸣。

　　（3）

　　第二天晚上，三十几个人又继续在那个文昌宫里开会，讨论县委书记郑位三制定出的《黄安暴动计划》初稿。

　　一说到怎样发动暴动，具体问题就钻出来了。首先是有人经过冷静思考后，提出了担心：“我们人少，只有十几条枪，如果局面一打开，肯定会遭来围攻，那时候，该怎么办呢？”

　　身为农民自卫军大队长的潘忠汝马上应道：“这个问题好办，和敌人周旋呗。要长期坚持斗争，保存好自己的力量，然后不断壮大自己。列宁领导的俄国革命，从一九〇五年开始，直到一九一七年才成功，他们经历了十二年的时间。我们也不怕，干它十年二十年再说。我就不信，到那时，还推不倒这个黑暗的旧中国？！”

　　潘忠汝的话虽很平静，但其力量却是巨大的，他以俄国革命的成功来作为例子启发大家，这比中国任何一场革命，都具有说服力，因为俄国革命是成功的革命。同时，也告诫了大家，革命是艰苦的，持久的，不是一朝一夕的事，要取得彻底胜利，得树立信心，充满希望！

　　潘忠汝年龄不大，才二十一岁，但所懂的，仿佛比其他人要多一些。他是距此不远的黄陂县人，十八岁时才进入董用武的武汉中学学习，在那里看过《新青年》、《向导》等杂志，读过《共产党宣言》，正式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后来，他又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并加入了*。

　　国共合作期间，潘忠汝被派到黄安县任县公安局的军事教练。汪精卫“七•一五”分共后，他带领公安局的部分人员拿着枪加入了黄安县农民自卫军，任大队长。现在一直率部活动在黄麻地区的七里坪、紫云、乘马岗一带，与地主民团和反动的“红枪会”兜圈子。

　　潘忠汝的一席话，让郑位三心里一动。他认为，潘忠汝是懂军事的，又带着有枪的自卫军，看来黄安县的暴动，非潘忠汝来当这个总指挥不可。

　　潘忠汝说完后，性格外向的戴克敏接着发言，他说：“水浒一百单八将在梁山都能占据那么久，我们也不怕。我们有马列主义，有苏俄革命做样板，在党的领导下，我相信会成功的。只要我们充分发动农民起来打土豪分田地，革命的路就会越走越宽！当然啰，暴动一旦打响，就一定要走下去，直到胜利！”戴克敏的前后有些矛盾，前面的几句表现出坚定的信心，但是后面又好像对这个信心表示怀疑。他的话刚结束，却引得众人哄堂大笑起来。

　　其实，戴克敏的话是有用意的，前面的话是表示自己有决心，后面的话是怀疑别人没信心。这个用意，让郑位三听懂了。所以，为了给对革命提出质疑的人一个接受的过程，郑位三只好对戴克敏微笑着说：“谁也没说我们不革命，你干嘛那么激动呢？”

　　戴克敏也感到自己好像没表述清楚，便不好意思地低下了头。他想，提出担心的人不是没道理，这不是小孩“过家家”，这是流血牺牲。一旦走了第一步，就没有回头路！所以能否一直走下去，也就成了许多人的关键。

　　又是一个通宵，经过激烈的讨论，这批革命青年终于制定出了一个比较完备的《黄安县暴动计划》。这个计划规定：

　　一、迅速恢复各区、乡的防务会，以此作为公开领导暴动的机构；

　　二、以祠堂、庙宇作为暴动队伍的集结地点；

　　三、大力扩充农民自卫军和农民义勇队，并加强训练；

　　四、镇压土豪劣绅，没收大、中地主的财产，充分发动农民群众，并为暴动作好物质准备。

　　（4）

　　与此同时，和黄安县相邻的麻城县，共产党组织也在开会。在一个叫邱家畈的地方，有一个叫李济堂的人，正在给他们传达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精神。李济堂原名李梯云，是省委专门派到这里来做县委书记的，由于他是罗田县人，就以回乡探亲路过此地为由，在这里从事革命活动。

　　参加会议的人有原县委书记蔡济璜，此外还有党员刘文蔚、王树声、廖荣坤等人。这几个人原是麻城县最早的共产党员。比如刘文蔚，他就是在一个叫王幼安的乡村教师帮助下，在武昌的启黄中学，接受了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影响，加入共产党的。

　　王幼安原名王宏文，是董用威在武昌启黄中学培养出的第一批学生党员。后来他毕业于武汉省立第一师范学校，然后回到故乡麻城，在麻城县高等小学任教，并秘密成立了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

　　麻城县最早的党员，几乎都是在王幼安的影响下，加入进来的。那个比他还小九岁的王树声，原名叫王宏信，还是他的本家族弟。他们都是麻城县乘马岗项家冲人。

　　李济堂传达完中央文件后，马上和大家讨论怎么样才能发动武装暴动的问题，于是大家就想到了黄安县那个公安局军事教练潘忠汝来，觉得要暴动，只有与黄安县联合行动，让潘忠汝来统一指挥，可能要现实一些。

　　关于这个问题，大家取得了一致意见，于是马上决定派人与黄安那边联系。就这样，麻城县的暴动，完全并入在了黄安县的框架范围内了，这就是中共历史上著名的“黄麻暴动"的开篇。

　　一九二七年九月下旬，当鄂南暴动正接近尾声，刘镇一、夏桂林正把攻取咸宁县城撤出的农军向幕埠山转移的时候，当湘赣边界毛泽东所带的工农革命军第一师三个团会攻长沙受挫正往井冈山转移的时候，在鄂东北的黄麻地区，其暴动计划已经完成。

　　一场席卷黄麻地区的“九月暴动”即将开始。

　　（5）

　　仅仅几天时间，在黄麻地区的七里、紫云、乘马、顺河一带，土地革命的口号，在那些墙上到处都贴满了。眨眼看去，仿佛又回到了一年前的大革命时代。这些无声的标语，就像在大地深处埋藏的春雷，季节一旦来临，到处都会炸响。

　　这些标语的具体内容是：“杀尽土豪劣绅”、“没收地主土地”、“实行耕者有其田”、“抗租抗税抗粮抗捐”、“一切乡村政权归农会”、“再不作牛马，要作主人翁”、“暴动、暴动、暴动！”……

　　这些标语让当地的土豪劣绅们看见，马上就心惊肉跳起来。因为他们领教过共产党的厉害，那倒不是贴几条标语就算了事，那是要把标语上的内容付诸行动的。他们认为，这些标语，反馈出了一个信号，那就是共产党又要兴风作浪了。

　　在大革命如火如荼的时候，这里就是一片燃烧的土地。追溯其源头，应该是出生于黄安的董用威、张国恩等进步知识分子在一九一九年创办的私立武昌启黄中学。在这里，他们培养了第一批黄安、麻城籍的党员学生，然后回乡点燃了革命烈火。

　　关于董用威其人，他原名叫董贤琮，早年和陈独秀一样，只是一个晚清的秀才。为了考取功名，他把自己的名字改为“用威”，这是出自于《尚书•大禹谟》里那句“戒之用休，董之用威，劝之以九歌，俾勿坏。”这是大禹说的一句至关紧要的话，意思是“正德者自正其德”。但是在清朝末年的风云变幻中，靠这个作为“信条”已经是不现实了。

　　为了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董用威参加过孙中山创建的同盟会和中华革命党，那时他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用武（威）”之地。之后，又把自己的号从“璧伍”改成“碧吾”。这“璧伍”出自《汉书•律历志》“日月如合璧，五星如连珠”，而“碧吾”则是取自《史记•儒林外传》所载董仲舒“下帷讲诵”，三年“不观于舍园”的故事。董用威却反其意而用之，曾称自己为“窥园叟”。至于后来叫“必武”，那是用的“碧吾”的谐音，更重要的是大革命失败后，共产党人不能公开活动，而且还得改名。于是，为了表明自己坚定的革命信念和不怕杀头的革命决心，他就干脆把自己的名号从“用威”改成了“必武”，意思是，“用威”不行，只有拿起刀枪革命，而且是“必须”，没什么条件可讲！

　　董必武是中共党史上的一个重要人物。记得在中共“一大”上，他和陈潭秋代表湖北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会议。后来他回到武汉后，又与恽代英创办的利群书社合作，共同为传播马克思主义做出了很多贡献。在一九二〇年招收的第一批黄安籍学生中，董必武最先发展了自己的弟弟董贤钰，然后是王鉴和雷绍全，让他们成为最早的家乡学生党员。后来，麻城县的王幼安也在这里毕业，也是他发展的党员。就这样，这四个人回到黄麻后，成了本地区最早的“革命火种”。

　　（6）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六日，黄安县的农民暴动开始了。他们按照在七里坪文昌宫里拟定的暴动计划，在各区乡展开了斗争。

　　首先在七里镇，工人纠察队建立起来了，队长名叫郑行瑞。在他的带领下，马上抓捕了当地的商会会长李业阶。

　　说到李业阶，这是一个善于伪装、比较圆滑的土豪劣绅。在“国共合作”的大革命时期，他表现积极，俨然以开明绅士的面目出现在公众面前，所以他在“打土豪，分田地”的运动中，没有被清算。但是到了蒋介石开始“反共”后，他的态度开始暧昧起来。到了汪精卫“分共”后，态度就彻底转变了。现在，他居然命令手下的人，去撕毁农会的标语，其反动气焰已十分嚣张。

　　据详细调查，这个李业阶非常殷实富有。他家有良田百亩，房屋百间。在七里镇，不仅有杂货店、米行、糟行、黄表纸作坊，而且还出租田地，放高利贷。于是，李业阶马上被七里坪暴动指挥部列为重点打倒对象。就这样，在郑行瑞的带领下，工人纠察队马上包围了李业阶的商会。

　　李业阶这时正在睡午觉，听见外面吼声震天，就知道事情不妙，但是已来不及逃跑。只见郑行瑞带着一大帮人围住了他，而且手里还有武器。看来今天是凶多吉少，于是硬着头皮上前迎接。他强装笑脸点头哈腰，又装得谦恭起来。可郑行瑞今天却不吃他这一套了，马上问道：“你为什么要撕工会的标语？”

　　“撕什么标语？”李业阶却假装不知，“郑主任可不要误会，鄙人一向安分守己，近日身体欠佳，一直在家呆着，没敢走出半步……”

　　“带上来！”郑行瑞一声怒喝，打断了李业阶的话。只见几个工友把撕标语的李孜山等人五花大绑推了上来，而且还有一大堆被撕的标语。

　　“你们？你们怎么敢撕标语？哼！”不等郑行瑞发话，李业阶就假惺惺地跳起来，反手给了李孜山一耳光。

　　李孜山忍不住了，马上说：“不是你叫我们去撕的吗？还打我？”

　　“什么？我叫你们去撕的。我还叫你们去死呢，你们怎么不去死呢？”李业阶突然间恼羞成怒起来。

　　“别演戏了，料他们也没那个胆子！”郑行瑞一语点中要害。

　　李业阶已经黔驴技穷，就吱唔起来：“这……这……”

　　“说，为什么要撕标语？”纠察队员齐声吼道。

　　“小人有罪，小人有罪！”李业阶喃喃地说，额头上已冒出了虚汗。

　　“有罪就该治罪，拿绳子来！”郑行瑞说。

　　“啊……你们要绑我……”李业阶马上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于是就开始哀求起来。

　　但是，郑行瑞今天是王八吃秤砣，真是铁了心。他软硬不吃，一定要捆。

　　突然，李业阶从桌子上抓起一张报纸，指着上面的大标题说：“你们看看，今年不比去年了，到处都在捕杀共产党，武汉连……连童子团的木棍都交了。你们还在这里动刀动枪，这也未免太过分了……”

　　原来，那报纸上的确有个大标题，叫《武汉总工会自动交枪解散纠察队》。

　　郑行瑞把腰里的撇把子枪一拍，说：“我们对你就是要过分，给我绑起来！”

　　“啊……”李业阶已经完全失去希望，他脑袋“轰”的一声，就瘫在了地上。

　　“拖出去！”郑行瑞一声令下，纠察队员们一拥而上，便把李业阶拖到了城西河滩上。

　　一声枪响之后，李业阶就这样被镇压了。

　　（7）

　　九月二十七日，紫云区也开始捕杀起土豪劣绅来。他们的目标是绿花河的“褂子老爷”赵焕章。

　　赵焕章虽双目失明，但却霸占着一百多亩土地，而且剥削农民的方式花样繁多，别出心裁，并滴水不漏。每当庄稼快成熟时，他就坐着四人大轿，亲自督阵确定当年交租数额。他指使手下人到佃户田里看苗，然后确定产量。一旦确定，不管以后遇到天灾，还是人祸，都要按他定的标准交租。

　　这种做法，让当地的佃户们早就恨之入骨。现在一听说又要打倒土豪劣绅了，这个赵焕章，也就成了当地农会确定的第一个被打击对象。

　　这一天，赵焕章依然坐着他的四人抬大轿，正走在收租的路上。秋收季节到了，农民们大都把庄稼收割完了，该交的已经向他交齐，剩下的没几家了，那些都是历年的“钉子户”，不是这里受灾，就是那里医病，反正始终交不上来，他得亲自去催。

　　他们正走间，突然轿夫们不走了。赵焕章忙问是怎么回事，一个轿夫说：“前面出现了很多人，把路拦住了。”

　　“什么？有人敢拦我的路！”赵焕章很诧异，有史以来，他认为他所做的事情是天经地义的，谁敢干涉他。

　　轿夫怯生生的说：“拦路的不是别人，是你的侄儿太喜。”

　　“太喜？他敢拦我的路，就不怕我用家法治他？”赵焕章说。这个太喜，大名叫赵赐吾，是紫云区绿花河的防务委员，本来在武汉中学读书，现在带着四百多农友专门来抓他的地主叔父赵焕章。

　　正说着，突然听见赵赐吾大喝一声：“给我站住！”

　　赵焕章已经听出是自己侄儿的声音，马上寻声斥道：“你想干什么？太喜，连老子都不认了！你就不怕我用家法治你？”

　　想起那种残酷的族人家法，赵赐吾犹豫了一下。这时，大家用眼神望着他，好像在说，你有这个胆子吗？在临出发之前，他们就商定好了的，只要他赵赐吾能“大义灭亲”，以后大家就贴着心跟他干，哪怕是上刀山下火海。想到这里，赵赐吾内心激动起来，马上说：“为了革命成功，我赵赐吾今天就豁出去了。大家都给我上，给我砸！”

　　农友们一声呐喊，山摇地动。他们拿着锄头、扁担，向轿子奔来。轿夫们见情况不妙，马上奔逃。

　　赵焕章坐在轿子里还没有全部反应过来，就听见有人围着他的轿子砸起来。他顿时狂喊乱叫，但是没有用。大家对准轿子一阵乱砸，把赵焕章砸死在了轿子里，轿子也被砸得稀巴烂。

　　接着，赵赐吾又带着队伍去捕杀劣绅甘茂堂、赵策朋。

　　（8）

　　赵赐吾捕杀亲叔父赵焕章的消息不胫而走，使紫云区檀树乡程卜畈的程昭续再也坐不住了，他约好了几个同伴也要去捕杀土豪劣绅。

　　“我们这儿的土豪程瑞林一直很嚣张，为什么不去杀他呢？”一个同伴对程昭续说。

　　“马上去杀！我们学赵赐吾，把地主老爷的嚣张气焰打下去！”程昭续坚决回答。

　　大家一合计，做了一面红旗，旗上绘着铁锤与镰刀，这是一面共产党的党旗。然后，他们串联了三百多人，大家拿着土枪、土炮、梭标、鱼叉、锄头、扁担、木棍，在红旗招展中，山呼海啸般地涌来……

　　就这样，程卜畈的暴动开始了。

　　几百人汇集在熊家咀，程昭续站在一个高坡上，他大喊道：“乡亲们，我们给地主家做牛做马了一辈子，现在翻身的日子到了！我们辛辛苦苦挣来的粮食，被地主家夺去了不少，今天我们要讨回一个公道，把我们的东西要回来！”

　　下面马上大喊起来：“暴动！暴动！”

　　程昭续一声令下：“出发，去抓程瑞林！”

　　顿时，暴动的群众呐喊着，向一座别墅式的院落奔去。原来，这座院落就是地主程瑞林的家，里面有粮仓，还有酒坊，但是大门却用铁皮包着，还有看家护院的打手在箭楼上一直监视着外面的动静。

　　今天，那些看家护院的打手已经不管用了，当他们发现有人来攻，估计是不能取胜的。因为漫山遍野都是人，这已经在他们的能力范围之外。他们只得去报告还在睡大觉的东家程瑞林。

　　暴动群众四面八方围定了这座院落，程瑞林已插翅难飞。同时，已经有人开始在砸门。尽管程瑞林叫打手们去堵门，但还是被砸开了。

　　接着，程瑞林被揪了出来，马上被五花大绑推赴刑场，而一部分人则打开粮仓、房门，分米的分米，搬床的搬床……

　　就这样，程瑞林的全部家产被充了公。

　　熊家咀的暴动发动后，附近的农民则闻风而动。距熊家咀不远的长冲又有千余人参加集会，举行暴动！

　　紫云区农民协会秘书、共产党员徐朋人站在一个高坡上，向前来集会的群众大声说：“乡亲们，我们要团结起来，打倒地主恶霸，把我们所种的粮食夺回来！”

　　他号召大家团结起来，分成若干小组，每组三四百人，然后下村去清算土豪劣绅。如有顽抗，捉拿起来，游街示众，然后给予消灭。

　　会后，农民们便自觉地组织起来，开始四处捕捉土豪劣绅。

　　接着，大斛乡暴动了！

　　玉潭河也暴动了！

　　城区北乡也暴动了……

　　暴动的浪潮，一浪高过一浪！

　　（9）

　　在七里镇的七里坪村，被押送到十丈山大庙里的土豪劣绅，一时间已人满为患。

　　看守土豪劣绅的农民自卫军前来报告：“潘大队长，怎么办？这里快盛不下了。”

　　潘忠汝听后，对他们说：“你们再坚持一下，我们马上商量这事！”他去找到县委书记郑位三。

　　郑位三听后很高兴，他说：“想不到这么快这么顺，看来，得给省委写个报告了！”

　　“好，斗争已经经历了一个阶段，报告一下也好。”潘忠汝附和着。

　　郑位三马上铺开纸，拿着笔就开始向省委写报告。他想，暴动的形势，比他预料的要好，所以他觉得有必要先写一下斗争的经过。郑位三写到：

　　……咸宁、蒲圻的办法来了，农民才知道他们的办法了。他们不分昼夜的去捉土豪劣绅，他们捉土豪劣绅不分大小，均是科罚、分田（主田归佃户）和烧房，他们很勤快地侦探反动派，很敏捷地捉土豪劣绅，很勇敢地打土豪劣绅的红学。闹得土豪劣绅大的络绎不绝地跑到武汉作寓公和“告状”，小的也纷纷逃奔亲属或者逃到土匪家里求保镖……农民对土劣并没有丝毫姑息之心，只要乡协或分会说这是反动派便是要对他不起的。他们已经废除极深的宗法观念，他们彼此的称呼是“同志”……

　　可是写到这里时，郑位三却总觉得有点儿不对劲。斗争闹得红红火火的，可还没有得到一个总结性的结论。另外还有麻城那边，也不知道情况如何？万一那里不顺利，他在这里也不能“瞎编”。所以他就不想再写下去，而是想等等再说。他抬头对潘忠汝说：“算了，等一阵子吧，我总有个感觉，农民们是不会就此罢休的，说不定更大的事情还在后头呢。再说，麻城那边的情况，我们还不清楚，等了解后再说！”

　　“那，这些土劣怎么办？现在大庙里已盛不下了。”潘忠汝马上问道。

　　郑位三说：“先押着，过两天交防务会一并处理。”

　　“麻城那边的情况？”潘忠汝又问道。

　　“我这就去了解一下，也好在汇报材料里有所体现。希望他们也闹得红红火火！”

　　（10）

　　黄安的农民暴动闹得正欢之时，麻城县也闹腾起来了。

　　邱家畈会议之后，蔡济璜、刘文蔚、王树声、王幼安等人，也把麻城的乘马、顺河等地闹开了。

　　原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来到了顺河镇的林家山，这里是群众基础较好的一个村。蔡济璜一到，农会干部及部分会员闻讯而来，一时间，把个农会会堂挤得水泄不通。在摇曳的灯光下，不等蔡济璜开口，那些等得不耐烦的会员，就连连发问：

　　“我们怎么不暴动？”

　　“要不要打‘红枪会’？”

　　“黄安那边，赵赐吾真的打死了他的叔父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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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是，是！”那么多人提问，蔡济璜感到难以应付，“我来的目的，就是要给大家传达中央‘八•七’紧急会议精神，就是要把大家组织起来，武装起来，进行暴动，实行‘打土豪，分田地’的政策，以革命的手段打倒地主阶级。”

　　接着，他开始了详细的介绍，应该怎样去暴动。

　　夜已经很深了，可蔡济璜的宣传、鼓动却还没有停止。农民们也不感到疲倦，他们觉得，蔡济璜的话，好像久旱的细雨，听进脑子里，滋润在心里。平时，他们已经受够了地主老财的气，还要遭受“红枪会”的多次袭击。现在有人给他们撑腰，他们要扬眉吐气了。

　　会议一结束，这些人马上欢呼起来。

　　他们叫道：“暴动！暴动！暴动！”

　　（11）

　　第二天，天还没亮，东方只露出点鱼肚白，在林家山一块较大的平坝上，就挤满了一千多人，他们都是前来参加暴动集会的农民群众。此时，红旗也插上了，还引来了锣鼓、唢呐。他们想学古人打仗，擂鼓进攻，鸣锣收兵，吹着唢呐去冲锋。当然，更多的是用这些东西来喜庆胜利。

　　太阳刚一露脸，蔡济璜、刘文蔚、王树声等人已登上了主席台。这是一个高出地面足有三尺的平台，是当地农会会员临时搭建的。

　　只见蔡济璜站到前面，向大家挥着手，然后说：“父老乡亲们，兄弟姐妹们，为了结束我们不为地主做牛马的生活，我们得拿起武器进行反抗，也就是举行暴动。我们为什么要这么做？这是国民党反动派和地主豪绅们逼的，今年六月以来，他们对我们实行打击报复，犯下了不可饶恕的罪行，现在是我们清算他们的时候了！”

　　蔡济璜刚说完，马上就有七、八个人上了台，他们争先恐后地开始控诉土豪劣绅的种种罪行。接着，刘文蔚便开始宣读党的“八•七”紧急会议关于实行土地革命、举行武装暴动的决定。此文件一念，马上迎来震天的欢呼：

　　“打倒土豪劣绅！”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土地革命万岁！”

　　“共产党万岁！”

　　接着，蔡济璜说：“不举行武装暴动，就不能阻止国民党反动派的大屠杀，就不能打倒地主豪绅实行土地革命，我们也就永远别想摆脱贫穷。党号召我们，举行武装暴动，用我们手中的武器，狠狠地回击敌人。现在，黄安已经行动了，我们也要动起来！”

　　“实行武装暴动！”

　　“拥护土地革命！”

　　“打倒国民党反动派！”

　　“*万岁！”

　　铺天盖地的口号声此起彼伏，在林家山周围的山谷久久回荡。

　　就在当天夜里，一千多人兵分两路，开始了捉拿土豪劣绅的行动。他们一路奔杜家洼，一路赴李士文村，对当地的土豪劣绅进行地毯式的“横扫”。

　　（12）

　　“快到了吗？”在黑暗中，只听见脚步声，同时也有人偶尔这么问。

　　“快到了！”也有热心的人安慰道。他们此时都有一种说不清的感情，平时八竿子打不着的关系，此刻却像亲上加亲。

　　这一队农民，是专门去找地主邱麻子算账的。当快到邱麻子家的大院时，邱麻子却还在牌桌上“赢钱”，他一点也不知道，农民们居然敢联起手来攻打上门。

　　此时，邱麻子正在和几个不三不四的人玩牌。

　　“和了，我又和了。可真是，穷光蛋越闹腾，你看我这手气却越好！”邱麻子高兴地叫道。

　　“那是，那是！谁不知道你邱老爷命大福大造化大呢？”说这话的人一边搓牌，一边挤眉弄眼地看着邱麻子，“怎么样？肯出三千大洋，我就保证从三十军里弄来一个师。”

　　“太少了吧？”另一个好像在抬价，或者说，他估计国民党的正规军不是那么轻易就来的，得花大价钱。

　　“五千？五千怎么样？”盯着赢了钱的邱麻子，那人马上改了口。

　　“去你妈的吧。”没想到邱麻子说了这么一句，“你敢玩老子！实话告诉你，我只要一千大洋，三十军的一个师就会乖乖地开来！你信不信？”

　　突然，“咣咣咣！”三声锣响，涌动的人群就已经靠近了挂着红灯笼的邱家大门。接着，便是一阵吆喝声和砸门声。

　　邱麻子马上意识到了什么，但是已经晚了。很快，他的脸色大变。刚才还是一副愤怒而傲慢的神色，可现在却在昏黄的灯光照射下，显得灰头土脑了。其他几个人马上也蔫了，他们像被钉子钉在了椅子上，一动也不动。

　　刚才，他们还在密谋如何请来三十军镇压农民暴动，没想到自己的厄运却来的这么快。

　　冲进来的人很多，让邱麻子根本无法反抗，所以只好束手被擒，那几个陪客也被捆了起来，因为他们和邱麻子一样，都是当地的地主。

　　有人说：“还有‘八相’那个大坏蛋，今晚也得去抓！”

　　“‘灰包’也是一个！”有人加了一句。

　　于是，狂呼的队伍又朝“八相”和“灰包”这两个地主家奔去。

　　就在这天晚上，乘马岗、傅家河、大河铺也都风涌而动。四面山，八方田，呐喊震天，火把通明……

　　邱家畈逮捕了张继全；易水桥捆绑了陶培祖；西张店捕杀了“红枪会”头子王润先。

　　（13）

　　说到“红枪会”，这是一个民间组织，其发源地在河北省南部一带。它的产生，本来是贫苦农民为了防匪盗、反恶霸、抗官兵、抗捐税的，也就是说这个组织最初是代表了农民的利益。但是，后来影响大了，就被一些反动分子利用起来。他们混进该组织，还做起了会首，让广大会众服从他的意愿行事，这就把红枪会的最初宗旨全给改变了。

　　在河南光山县一带，红枪会的组织到处都是，但大都走向了反动。这麻城北部，与光山相距并不远，只有三十里的直线距离。所以，反动红枪会的影响也很大。

　　这里有一个红枪会的头子名叫王润先，他沾着他哥哥王芝庭是民团团总的势力，平时在农民中作威作福。这次暴动，就被农民们纳入了被镇压的对象。

　　王润先也知道自己民愤极大，所以他处处提防着，随时准备迎战这些“乱民”。

　　为了对付农民的暴动，王润先准备培植一批喽啰来看家护院。他雇了一个教师爷，在自家院坝里对喽啰进行操练。他们手持快枪，圆瞪双眼，杀气腾腾，好像谁都不是对手。

　　现在听说到处都在捕杀地主，王润先慌了，他把教师爷请来，马上摆开了一个迎敌的阵式。据教师爷说，这叫“天翻地覆鬼不克”，就是在大院内外，房前屋后，把人安插得密密麻麻，只要有谁敢贸然进入，那就是来送死。

　　等到天黑，王润先一切都准备好了，只待农民们来自投罗网。他端了一壶茶，随教师爷上了院里的箭楼，准备在那里亲自指挥。此时，他们已经看见有游龙似的火把在野外游动。王润先呷了一口茶，恶狠狠地骂道：“这些穷鬼们，看我怎么收拾他们！”

　　“不碍事的！”教师爷俨然一副稳操胜券的样子，“纵使水漫金山，也有消停的时候。何况这些都是乌合之众，他们能蹦跳到多高去？”

　　“别他妈吹牛，你有什么退兵之策？”王润先知道教师爷是在说大话以讨他的欢心，就毫不客气地骂了一句，“当然，他们并不是兵。这些穷光蛋，只能算作‘匪’。”

　　“此言差矣！”谁知，教师爷却敢反驳主子，“圣人云，兵在精，而不在多……”

　　“你就别他妈‘圣人’了，快看看那火龙！”王润骂道。俩人一看，远处游动着的“火龙”，居然往这边来了。

　　教师爷便有些紧张起来，他首先想到的是一个“溜”字，他觉得没必要在这里与王润先一起陪葬。现在关键的时刻到了，他可不管王润先爱不爱听了，就说道：“此乃是非之地，不可久留。”

　　说完，教师爷转身就要下楼。

　　“慢！”王润先一声断喝。本来他是要劈头盖脸对这个教师爷发一通脾气的，但此时还不能得罪他，只好耐住性子说，“人还在三十里之外，你就想溜，这像话吗？”

　　“自有‘天翻地覆鬼不克’在起作用，我在不在都一样。”教师爷却不恼不怒地说。

　　“好吧，就算你说的对。现在，我就请你下楼，启动你的阵法，应战那些‘飞禽走兽’！”

　　“遵命。”教师爷说道。

　　但不等教师爷下楼，王润先就叫了起来：“快去！”原来就在他们说话的时候，暴动群众的火把及其呐喊声就已经涌到了村口。

　　这一路农军有两千多人，带着他们的总负责人叫邓天文。他此时才二十二岁，曾在武汉中学就读，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入党后回乡，成为了共产党在麻城的骨干。

　　“这还有什么说的，开打！”教师爷见跑不掉，索性做来给主子看看。于是，他出手就是一声枪响。

　　紧接着教师爷的枪声，他的“天翻地覆鬼不克”就“全盘”运转起来。只听得“呯呯碰碰”一阵乱枪，好像燃爆竹似的，一会儿就完了。

　　这纯粹是在盲目放枪，并没有止住潮水般咆哮的“人流”，相反，却随着枪声骤起，那些队伍却也加快了前进的速度。等到这些枪声一停息，农民们的土枪土炮却开始向院里飞来，轰隆隆的巨响，把整个院落震得摇晃起来。

　　顿时，教师爷的阵式全乱了。他左窜右跳，却丝毫不起作用了。原来，喽啰们死的死，伤的伤，躲的躲，逃的逃，剩下的已没几个人了。再回头看主子，却已经不见了。

　　此时，火把已一束束地投进了院子。教师爷知道情况不妙，这时才想到了“暗道逃生”，于是就马上离开了院子。

　　此时，汹涌的人群已经冲进了大门。

　　慌乱之中，教师爷在屋里的后墙上掀开了一处捶布，只见一个地窖式的洞口露了出来。他顺势钻了进去

　　“谁？”原来地窖里早已有人，只听那人骂道，“你他妈找死？还不赶紧把石头盖上！”

　　“我的天！原来是您大人啦！”教师爷已经听出这是主子王润先的声音。原来他不见了，不是被打死，而是逃到这里躲起来了。

　　“快把石头盖好！”王润先又是一声低吼，教师爷这才反应过来。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一束火把却冲着他的脸飞进来。教师爷一声惨叫，就什么也不知道了。哪知这一叫不打紧，却引来了十几个拿枪的人。他们对准洞口，就是一阵乱枪。

　　就这样，王润先和他的教师爷就被打死在洞里了。那些喽啰不见了主子和教师爷，只得纷纷交枪投降。

　　接着，农民们就开始清理王润先的财产，准备全部没收。

　　（1）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黄麻地区从九月二十六日开始的暴动正在如火如荼的时候，国民党第三十军魏益三部，突然派兵来镇压。据说，这是黄安县程卜畈的地主兼律师程子鹏为了给被杀的程瑞林报仇，用一千块大洋请来的。

　　就在麻城县的邓天文带队攻打反动红枪会会首王润先大院的那天，魏益三的部队已经开进了黄安，至少有一百多人，大概是一个连的兵，在劣绅程子鹏的引领下，穷凶极恶地向暴动农民杀来，进行疯狂报复。

　　他们以向导在前面引路，大兵在中间跟进，后面紧跟着地主豪绅的武装还乡团。当官的骑着马，当兵的扛着步枪，抬着机枪，大摇大摆地走在乡间的大道上，而那些还乡团，则背着大砍刀，抬着大铡刀，紧紧跟在后面。每到一个村，当官的一声令下，当兵的就把机枪架在村口，而其余的人则去挨家挨户抓人，然后把被抓的人驱赶到村口的铡刀前。如果有谁分过他们的财物，或者攻打过他们的宅院，一旦被认出，死亡就难以幸免，不是被大砍刀砍死，就是被按在铡刀上，当众铡死。

　　在这种情况下，中共黄安县委书记郑位三、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潘忠汝只好宣布，暂时停止暴动，先避开敌人的锋芒，该躲的躲，该藏的藏，保住革命力量要紧。然后得再去武汉一趟，找省委汇报，并请示下一步的工作。

　　主意拿定后，郑位三准备带着戴季英，秘密去武汉。他把写好的汇报材料通读了一遍，觉得没啥问题后，谨慎地装进了口袋，然后依然像八月份去武汉那样，把自己乔装打扮成商人模样，而戴季英则扮成他的伙计。为了保障二人的吃住，大家还凑了十一个大洋，来做他们的盘缠。在一个天不亮的清晨，他们出发了。

　　哪知，刚到武汉，郑位三就病倒了。他只得与戴季英商议，由戴季英出面去找省委，他住在客店里等候消息。十一块钱的路费，郑位三留下了两块，其余的全部给了戴季英。他嘱咐戴季英，此次使命关系重大，一定要找到省委。

　　戴季英比郑位三小四岁，本来是来协助工作的，突然间，重担就落在他的肩上，使他感到压力很大。但作为一个党员，他没有临阵退缩的理由，而且记住了郑位三的话，拿到大家凑来的钱，开始寻找省委。

　　郑位三给的几个地址，戴季英都去了，可早已物是人非，根本对不上暗号。一时间，戴季英陷入了茫然。正在一筹莫展时，他意外地碰见了曾在黄安来过的省委领导刘镇一的妻子朱国君，通过朱国君的关系，才找到省委。但是现在的省委已经不叫省委了，而叫长江局，这是怎么回事呢？

　　原来，自中共中央秘密迁往上海后，在武汉临时成立了中共中央长江局，以代行中央职权。这个长江局的书记就是省委书记罗亦农。一时间，罗亦农管辖的范围马上就扩大了很多倍，除了原来的湖北，还有湖南、江西、安徽、河南、陕西、甘肃、四川等省，而且还兼任这八省的军事特派员。

　　这些事情都是保密的，戴季英不会知道。不光这些事情他不知道，就连接待他的人是谁他也没搞清楚。和他接头的人自称是“郭亮”，其实他根本就不是郭亮，因为郭亮参加南昌暴动已经去了广东，这个人显然不是郭亮，而是借用“郭亮”的名号行事。

　　戴季英把郑位三写的材料递给了“郭亮”，两天后，他被通知在另一个地方见面。接待他的，还是那个“郭亮”。他把黄安县九月暴动的材料看了后，给戴季英的回话是先回黄安七里坪去，黄麻的问题，待省委研究后，即刻派人来与他们联系。这人还给戴季英一封用米汤写的密信，要他回黄安后仔细去看，并告诉他怎么才能看到这封信。然后，他们就分手了。

　　这人究竟是谁已经无从查考。根据各方面的材料分析，他有可能是组织部长陈乔年。因为那时，省委书记罗亦农主要在负责长江局的工作，而省委的工作只有落在组织部长身上。陈乔年是前中共中央总书记陈独秀的次子，那时他大病初愈，马上就投入了工作。和哥哥陈延年一样，陈乔年也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

　　（2）

　　戴季英离开省委后，省委对黄麻地区的“九月暴动”非常重视，并明确提出，仅仅停留在“围杀”地主豪绅的层面上是不够的，还需要发动更大规模的暴动，以夺去政权、建立政权为目的。至于地主豪绅来进行报复，甚至国民党军来“围剿”，那是意料中的事，解决的办法只有一个，即建立强大的工农革命军。

　　此时，省委书记罗亦农并不在武汉，而是去了长沙。他所担任的长江局书记，还兼任着八个省的军事特派员，一听说中共湖南省委要举行紧急会议，就和中央军事部秘书王一飞一起去长沙出席。于是，湖北省委的工作基本上是陈乔年在负责。

　　看见湖北农民运动逐渐高涨起来，陈乔年就十分兴奋，决定对鄂东举行暴动进行讨论。而且，他还拟定了一个计划，待鄂东暴动成功之后，将举行武汉大暴动。

　　在中共历史上，罗亦农所负责的这个长江局，只有一个多月就被撤销了。之后，书记罗亦农也调到中央去任组织部长了。

　　准确的说，罗亦农的组织部长，是中央在撤离武汉前，即九月二十三日，就让罗亦农兼任了。长江局的成立，是在中央组织部长罗亦农的建议下促成的，并于十月二日开始工作。

　　在这一个多月里，长江局发挥了很大的作用。这表现在各地党组织来找中央，几乎都是由长江局出面承接。这实际上是代替中央在工作。因为当时中央正在迁移途中，所以就成立了长江局来代行中央职权。

　　那时候，中共湖北省委接到黄安方面的汇报材料称：“七里坪地区群众二三万人，快枪四五百支。杀了很多土劣，没收土劣之财产，即用以打梭镖。有同志戴季伦、戴克敏及党校学生在那里指挥”。这里，郑位三做了一些夸张，关于枪支，并没有那么多。实际上，那种被称为“汉阳造”的步枪是很少的，有的也只是少量的来复枪和撇把子枪。但是，省委组织部长陈乔年看见这个数据后，却兴奋异常，觉得黄麻地区群众基础很好，武装力量比较雄厚，有发动更大规模暴动的可行性。

　　同时，省委也获悉麻城县来的消息，说那里“能号召群众二万，行动时能听指挥者一万人”。这些有“万”字的数字，给陈乔年一个信号，那就是鄂南暴动没搞好，可以马上搞鄂东暴动，说不定会搞出一个局面来。据此，省委决定派常委符向一专程到黄麻去巡视，并组织领导鄂东地区的暴动。

　　十月二十一日，当省委获悉黄安、麻城两县逃到武汉的土豪劣绅正在请兵镇压暴动，而国民党湖北省政府已决定派兵这个情报后，马上决定把鄂南暴动撤回来的吴光浩、刘镇一、黄赤光等军事干部派到黄麻，去具体指导那里的军事工作。

　　（3）

　　戴季英办完事，再去客店找郑位三时，居然发现郑位三不见了。他马上去找客店老板了解情况。客店老板说，郑位三病重起不了床，被来看他的人带走了。

　　原来戴季英走后，郑位三病得不轻，根本下不了床，他只得托老板去找他的一个亲戚，那个亲戚来后，就把他从客店带回家照顾。据郑位三后来回忆说，当时得到了那个亲戚的帮助，为他雇了一顶轿子，把他亲自送回老家马鞍山调养，可这一病就是四十多天，所以没能赶上在黄麻地区举行的大暴动。

　　但是，当时处于复杂的环境，对戴季英来说，找不到同伴加领导郑位三，却是个沉重的打击。承担此次重大任务的主事人病在客店，后来却不知去向。这个结果放在谁身上，心里都是一个结。他究竟去哪里了呢？是被敌人抓了，还是自己不想干临阵脱逃？在还没有搞清楚事实真相前，真还有些说不清。至于第三种可能，也就是郑位三后来回忆的那样，戴季英根本就不会想到。

　　尤其重要的是，省委已经给黄安县委下达了新的指示，这个指示是什么内容，戴季英却不知道。具有拆信资格的县委书记郑位三已经失踪，又该由谁来拆这封信呢？拆了之后又该由谁来落实呢？这可把戴季英难住了。

　　在慌乱之中，戴季英想到了还在七里坪的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潘忠汝。于是，他马上有了主心骨，决定回黄安，找潘忠汝去。

　　（4）

　　九月暴动被迫停止后，黄麻地区的农民们马上就处于“被动挨打”的地步。许多人都在为逃避土豪劣绅的“追杀”东躲西藏，特别是那些被土豪劣绅们亲眼看见分了他财物的人，一旦被抓住，就在劫难逃。不是被铡刀给铡了，就是被枪弹给崩了。

　　十月下旬的一天晚上，在七里坪文昌宫门前那块宽敞的平坝上，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潘忠汝不知来回地走了多少遍。他紧锁着眉头，一直在想，郑位三他们去了这么久，怎么还不回来？是不是出了什么意外。同时也想到，这个“九月暴动”正搞得红火，却因为土豪劣绅勾结魏益三的兵疯狂报复而停止。为什么会这样呢？那是因为我们没有军队，斗不过国民党的正规军。

　　但是如果没有魏益三的兵来，暴动继续下去，又会怎么样呢？好像也没多大意思。大家都在“围杀”地主豪绅，杀光了以后又该怎么办呢？可能没人想过。我们革命，难道就为了分一点财物了事？好像也不全是这样。

　　革命的目的是什么？按照潘忠汝的理解，应该是让天下劳苦大众都得到解放。怎么样做才能是“解放”，这个问题就有些艰深了。按照潘忠汝目前的水平，还不能想得那么透彻。所以，他看着黑暗的星空，心里一直在想，眼前的路就像这夜空一样，黑而渺茫。应该往哪里走，只有靠省委的指示来指导了。

　　终于，戴季英只身一人回来了。他把郑位三失踪之事告诉了潘忠汝。潘忠汝也担心起来。一个大活人，他究竟去哪里了呢？凭潘忠汝对郑位三的了解，他是一个坚定的革命者，在大革命失败后，黄安的党组织几乎已经瘫痪，是郑位三勇挑重担，代理县委书记，去武汉寻找省委，所以他是绝不会临阵脱逃的，这一点应该肯定。

　　至于被敌人所抓这种情况，不是没有，而且可能性很大，他们第一次去武汉时就险些被抓，但侥幸逃脱。可这次，潘忠汝还是不敢肯定郑位三就一定会被敌人抓去。所以，他安慰戴季英不要难过，这个事情总有水落石出的一天。接下来，他们共同思考，现在黄安县委的工作该怎么办，郑位三不在了，谁能胜任这个县委书记呢？想来想去，没一个合适的，最后潘忠汝决定，既然戴季英已经见到了省委，并获得了最新指示，就让他暂时代理书记，把日常工作搞起来。至于黄安县委没有书记的情况，待省委来人后再汇报。戴季英听后也不推辞，马上投入了工作。

　　戴季英拿出省委的最新指示，与潘忠汝先进行了阅读。这个指示说的很详细，把潘忠汝一直疑惑的问题，说得清清楚楚，那就是举行“暴动”，不光是要“围杀”地主，更重要的是要分他们的土地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实行耕者有其田，这样才能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为了要达到此目的，就必须要推翻国民党政权，建立自己的政权，要推翻国民党政权，就得建立一支强大的革命军，这样才不怕敌人来进攻。

　　读了这些最新指示，潘忠汝终于明白了过来，原来革命就是用一种暴力手段去争取最广大人民的利益，并保护这些利益，这就需要建立政权和军队。为此目的，可能要付出沉重的代价，甚至做出重大的牺牲！但前景是乐观的，理想是光明的。

　　（5）

　　却说在鄂南暴动中打前站的那个海南人符向一，自“新店事件”逃脱叛贼刘步一的“追杀”后，与鄂南特委书记吴德峰失去了联系，只得往武汉撤退，并把经过直接向省委做了汇报。

　　“新店事件”是一起轻率相信反革命分子刘步一“持枪来投”的恶性事件。两面派刘步一一面答应要加入革命队伍，一面却与国民党十三军相勾结。为了邀功请赏，刘步一企图把鄂南暴动总指挥部一网打尽，他先杀了前去接洽漆昌元等人，然后正准备诱捕总指挥吴德峰时，被符向一中途发现，其阴谋才没有完全得逞。这是一个惨痛的教训！

　　符向一回到省委后，被省委书记罗亦农留下继续负责各地暴动的联络工作。那个鄂南暴动的总指挥吴德峰回到省委后，一直都在为暴动失败反省，后来逐渐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许多人可能以为吴德峰犯了错不再被重用，甚至被开除出党了。其实，这些都是猜测，而实际是，他又奉了新的使命，专门去从事党的秘密工作，从此不再公开露面。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符向一奉省委指示，作为巡视员，开始到黄麻地区去巡视。他先到达麻城，准备对麻城县进行考察，然后再到黄安。在麻城，符向一见到了前县委书记蔡济璜。从蔡济璜那里，他了解到了麻城县农民运动的一些情况。

　　蔡济黄出生于一九〇五年，今年才二十二岁。他年龄虽不大，经历却蛮丰富。他是麻城县夫子河蔡家大湾人，幼时在本湾念私塾，后来转到宋埠上公学，十八岁时，才考入麻城县高等小学。

　　在高等小学，蔡济黄遇到了同学刘文蔚、王树声、徐其虚、桂步蟾等，他们同在一个老师王幼安的影响教育下，秘密加入了“马克思主义研究小组”，开始阅读进步书刊，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后来，他到了武昌启黄中学就读，并加入了*。

　　符向一一来，蔡济璜就给他讲起了麻城县的革命历史。在麻城县传播革命火种的人是王幼安。王幼安又名王宏文，是最早毕业于董用武创办的武昌启黄中学发展的第一批学生党员之一，所以后来又在他的影响下，他的一些学生也积极地入了党，像蔡济黄、刘文蔚、王树声、徐其虚、桂步蟾等。

　　一九二五年，中国的农民运动正方兴未艾的时候，蔡济璜就利用暑假回乡，作为麻城党的工作组成员，积极宣传革命思想，开展革命活动。到了寒假，他们这些在武昌读书的党员学生，就正式接受党的派遣，回乡开展起农民运动来。

　　在蔡济璜的带领下，麻城县成立了中共麻城特别支部，并在农村秘密发展了一批党员，为革命播下了火种。当又一个暑假到来之时，也就是一九二六年夏天，北伐军已逼进武昌，各校只得提前放假。这时，蔡济黄等奉党的派遣，回乡领导革命。他和刘文蔚等先建立了一批秘密农民协会，又以个人名义加入了国民党，并接管了国民党麻城县党部，任书记长。

　　蔡济璜他们打着国民党的旗号，在四乡到处领导“办党”，建立各级农民协会，同时将运动中涌现出来的积极分子秘密吸收为共产党员。

　　一时间，麻城到处都有共产党人在国民党的旗号下积极工作的情况，农民运动如雨后春笋，到处都在发芽。时间不长，许多农民即被唤醒，一场暴风雨般的农民运动已经来临，它席卷了麻城县的高山平畈，把土豪劣绅们吓得东躲西藏。“打土豪，分田地”已经在乡下展开，许多地主豪绅被抓，被带着高帽游街示众，之后，还要分他们的田地和财物。

　　这些前所未有的革命行动，立刻激起了反动分子的不满，他们骂道：“这些穷鬼们，真是要翻天了，这还了得！”商会会长李舜卿与县长刘芳等，都放出话来，要解散农会，放出被关押的土豪劣绅。

　　蔡济璜知道这个消息后，马上以“特支”的名义通知乘马岗支部，动员数千农民武装进城。这一天正好是农历大年初一，这么多农民拿着刀矛进城，把个县城挤得水泄不通。

　　农民们义愤填膺，杀气腾腾。他们逮捕了商会会长李舜卿和工会会长罗偏头，痛打了承审官，罢免了县长，将政权控制在了共产党人手中。

　　（6）

　　符向一听到这里，心情无比激动。他不自觉地叫了一声：“好！”原来，这鄂东地区，居然有这么好的群众基础。早知道这样，就不搞那个鄂南暴动了，专门到这里来，说不定还会成功呢。

　　“但是，事情也并不那么乐观。”蔡济璜继续说道。“自从今年四月蒋介石叛变革命后，情况就不同了。”

　　原来，逃往河南光山县新集的麻城土豪劣绅们以为“翻天”的时机到了，于是纠集当地的反动民团和红枪会上万人，沿乘马、顺河一路烧杀过来。他们包围了麻城，叫嚣“要清党，要报仇，要放人”。在此危急时刻，蔡济黄等县委领导只得一边动员全城市民守城抗敌，一边派王树声奔赴武汉向省委汇报，以请求支援。

　　“当时，老师董用武已经是省政府的负责人，他力主省党部和省农协联合派出一个调查组来麻城，并带来了二百名学生军。”蔡济璜说。

　　这个调查组是以“麻城惨案调查委员会”的名义来的，由郭述申任组长。而学生军则是毛泽东从武昌中央农民运动讲习所派来的，同时，省党部还调动了在黄安剿匪的省警备队前来配合，以会剿反动的“红枪会”。

　　当学生军到达麻城后，蔡济黄、刘象明等马上召开群众大会，根据省政府新颁布的《惩治土豪劣绅条例》，将李舜卿、丁枕鱼、王子历等反动分子公审处决。接着，马上组织群众随军参战，或筹粮筹款，支援前线。

　　他们经过一星期的血战，终于摧毁了反动红枪会的全部据点，镇压了一批反动会首，解救了许多被迫害群众。

　　“这次事件，让我深深体会到枪杆子对革命是多么重要！”蔡济璜感慨地说。这次“平乱”取得胜利后，他们把参战的农民武装了起来，组织了二百多人的“敢死队”，又成立了县、区、乡三级防务委员会，组织许多不脱产的农民义勇队，守卫在麻城、光山边界的山寨上，以堵住反动红枪会的再次侵入。

　　听到蔡济璜的介绍，符向一顿时兴奋起来。他认为这些农民武装，就是发动大规模暴动的极好基础。原来，这里的群众热情有这么高，真有“一呼百应”的效力。看来，省委把这里作为再次举行暴动的重点，算是选对了。

　　（7）

　　戴季英回来后，依然在七里坪文昌宫第二小学任教员，校长戴雪舫就是他的父亲，所以他把这里作为党组织的活动中心，不会有太大的风险。目前，他的任务就是下面各区乡有人来联络，他得出面接头，并口头传达省委最新指示，以等待省委派人来筹划暴动。

　　十月下旬的一天，一个黄陂人来到七里坪，要找潘忠汝。这人个子不高，长着一对向外扇的双耳，眼睛似铜铃而且发亮，看上去，很像一个还没长大的小青年。他是什么人呢？

　　潘忠汝正在盼望省委来人，左等右等却不见人影，正在着急时，这个小个子的黄陂人却找上门来。他说他叫“陈新”，是来这里找潘忠汝的。潘忠汝觉得奇怪，他本人就站在这里，他还说要找“潘忠汝”，难道还有一个“潘忠汝”？

　　潘忠汝不禁问道：“你认识潘忠汝吗？”那人说：“不认识？”潘忠汝说：“不认识，你找他干嘛？”那人说：“有人要我来送信！”

　　潘忠汝马上警觉起来，问道：“什么信？”那人却说：“不能告诉你，我得当面给他。”潘忠汝说：“我就是潘忠汝，你说吧，什么信？”那人却摇了摇头，表示不相信，没有拿出信来。

　　潘忠汝没办法，只得派人去把戴季英找来，让他来证明自己就是潘忠汝。不大一会儿，戴季英来了。这时，他发现，来人好像在哪儿见过，但就是想不起来。

　　戴季英一来，先介绍自己是高等第二小学的老师，再证实站在他面前的就是潘忠汝。那人马上问潘忠汝：“你也是黄陂人吗？”潘忠汝说：“是呀！”那人又问道：“黄陂哪里人？”潘忠汝答道：“甘棠铺潘家堰湾。”好像一切都得到了证实后，那人把信从衣服的夹缝里取了出来，原来是一张白纸。

　　潘忠汝看着纳闷，站在一旁的戴季英马上端来一盆水，把纸放了进去。纸上隐隐显出几行字来。原来，此人是省委派来的负责黄麻地区军事行动的吴光浩。他化名陈新，是前来向潘忠汝报到的。

　　说起这个吴光浩，大家可能已熟悉。他就是在鄂南暴动中在咸宁带领三百农军敢打驻守汀泗桥一个营敌军的那个北伐军营长。当时正遇中秋节，守桥的国民党第十三军那个营许多人想着要过节，都不在营房，加上平时就纪律涣散，守备松懈，这就让吴光浩钻了空子，把一个营的枪给缴了。

　　吴光浩与潘忠汝都是黄陂人，算起来应该是同乡，同时也是同龄，所不同的就是两人投身革命的经历不一样。在革命资历上，吴光浩比潘忠汝略早一些。吴光浩在广州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时，潘忠汝还在武汉中学读书。当吴光浩已经是北伐军里的连长时，潘忠汝才进入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学习。

　　把来人身份搞清楚后，潘忠汝马上兴奋起来：“原来你就是吴光浩，王家河蔡吴湾的那个吴光浩？你真行，只带了三百人就敢操汀泗桥正规军的老窝。”

　　“是的，我是吴光浩！我只是瞅准了那天是中秋节，十三军那个营没什么防备！”

　　“这就是兵法上说的出其不意，必能克敌制胜呀！”潘忠汝赞道。

　　“哦，我们在省委门前见过一面，当时你好像在拉一辆黄包车？”戴季英终于想起来了。

　　潘忠汝说：“这也是出其不意呀！”于是，三人大笑起来。

　　笑完后，三人都沉默起来，一时却找不出话题。其实，大家都知道，一场新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每个人的肩上担子重着呢，所以他们都在思考，这就表现出了短暂的沉默。

　　特别是吴光浩，在他那张孩子般的脸上，不光透视出一种机灵，还折射出一种坚毅。他认为，省委派他来这里，同潘忠汝他们一道，将举行更大规模的暴动。可是，工作怎么展开，目前还没有一点眉目。加上他也是初来乍到，还没有具体了解到这里的情况，所以，也只能保持沉默。

　　（8）

　　在吴光浩来的当天，戴季英的哥哥戴季伦，还有吴焕先、王秀松等，便来到了文昌宫高等第二小学。

　　这些人平时都是说笑打闹惯了的，今天一见吴光浩，都不说话了。潘忠汝一看这情形，就知道他们犯了什么“病”。他们肯定在以貌取人，心里在犯嘀咕，这就是那个大名鼎鼎的吴光浩吗？看他那小小的个子，而且还有一个两耳向外扇的小脑袋，能做什么呀？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模样，居然能带着三百农军攻打敌人一个营，是不是搞错了。

　　为了消除同志们的偏见，也为了打破大家故意不做声造成的尴尬局面，潘忠汝故意咳了一声，然后说：“我给大家介绍一下，今天来到这里的是省委派来的吴光浩同志，他可是上过战场的北伐军营长呢，上个月在汀泗桥，他带着三百农军缴了敌人一个营的枪。”

　　吴光浩在鄂南率领三百农军攻打汀泗桥的故事，他们都知道，而他的名字几乎成了他们这些黄安人心目中最崇拜的英雄。但此时眼前这个吴光浩又瘦又小，还是个娃娃样儿，与想象中的英雄却对不上号。但此时听潘忠汝这么一说，他们才反应过来，于是赶快拍起双手表示欢迎。

　　当然，吴光浩也明白他们的意思。看来，黄麻是闹出点名气了，不然他们也不会随便小瞧人。所以，等潘忠汝把他介绍完后，又要详细介绍他的“革命经历”时，他便笑着打断了潘忠汝，说：“我没有忠汝同志说的那么好。再说，那些也是过去的事。何况，鄂南暴动也没有达到理想的效果。现在我既然来了黄麻，就要和大家一起，从头开始……”吴光浩话音虽不高，但谦虚中带着一股子猛劲，听起来很熨帖。

　　最后，吴光浩说：“这里的九月暴动虽被迫停止，可我相信，革命的高潮一定再来！”说到这里，他激动地站起来。本来是想说，对大家的欢迎表示感谢，但他突然想到了革命不是一件轻松的事，同志之间用不着那么客套，于是他改变主意说：“九月暴动没有搞好，这没关系，只要我们有一种气势和决心，我相信会成功的。和敌人斗争，也许比我们想象的更残酷。可是，我们既然选择了革命，就没有办法回避，得坚持到底。只有坚持到底，才能取得最后的胜利！”

　　吴光浩不多的一席话，把在座的每一个人说的热血沸腾，大家像喝了二两烧酒似的，脸上滚烫滚烫的。接着，大家便是热烈的鼓掌，这一下，倒把吴光浩搞得不好意思起来。

　　（9）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三日夜，黄安县七里坪的文昌宫高等第二小学校里，又燃起了油灯。

　　在一张长方形的案桌后面，符向一、刘镇一、王志仁坐在一起，潘忠汝和吴光浩分坐在桌子两旁，这就是大会的主席台。

　　代理县委书记戴季英坐在一旁，他一边在与符向一、刘镇一交谈，一边还不停地看着参会者从门口鱼贯而入。

　　戴克敏来了，吴焕先紧随其后，王秀松一个大步，抢到了他们的前头。不过，他这一抢，却把脖子上那条显得有些文绉的长围巾给抢“飞”了，惹得在坐的人都笑起来。接着，曹学楷、徐朋人、陈定侯、赵赐吾、戴季伦、汪奠川、吴先筹等，都有说有笑地走了进来，围坐在桌子前面。稍后一会儿，麻城的蔡济璜、刘文蔚、王树声、徐子清、徐其虚等，也相伴来了。

　　这么多人挤在一起，使文昌宫一下子就驱散了往日晚上的宁静。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即便是窃窃私语，也像是在议论着暴动。目前这暴动就像一堆干柴，只要有火种就会马上燃烧起来，而且烈焰冲天。

　　经过十多天的巡查，符向一从麻城来到了黄安。他已经被省委任命为黄麻区特委书记，刚来不几天的刘镇一被任命为鄂东革命委员会负责人，随来的王志仁就任了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现在，情况也了解得差不多了，为了在黄麻地区举行更大暴动，符向一需要有一个总动员。所以，他要在这里召开由黄麻两县参加的党的活动分子会议。

　　会议由戴季英主持，他向大家介绍了符向一、刘镇一和王志仁，也介绍了吴光浩。接着就是特委书记符向一讲话，他从人堆里站起来，用海南人不很准确的北方普通话，先传达了中共“八•七”紧急会议精神，然后说道：“现在，中国的革命已经进入土地革命阶段，我们党要担负起领导这个革命的责任。目前，我们的斗争方式主要是组织和发展武装力量，进行暴动，以打击和镇压地主豪绅和贪官污吏。在广大的乡村，我们将实行抗租、抗税、抗粮、抗捐，没收大中地主的土地及一切公地，然后分配给无地或少地的农民。我们要进一步发动群众，充分调动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做到暴动是为群众而暴动……”

　　这一段话，实际已经在省委写给黄安县委的指示信中已经出现，这里符向一居然把它背诵了下来。其实，这是中共湖北省委写给各地的信都有这些文句。符向一念得次数多了，就干脆把它背下来。

　　文昌宫内符向一正在传达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文昌宫外负责警卫的农军却发现不远处的山坡上有人影在晃动，而且很快又消失了，显得是有人在向这里窥探。这立刻引起了站岗农军的警觉。

　　但是，不多一会儿，这些人影却又出现了，而且再也没有消失，而是越来越大，越来越多。原来，这些人不再窥探，而且大摇大摆向文昌宫走来。

　　“不好！有情况。”一个站岗的农军喊道。他立刻去报告负责保卫工作的戴克敏。戴克敏马上向大会发出紧急疏散信号。会议只好暂时停止，一会儿后，会场再也见不到一个人。

　　来文昌宫的是一大帮当地的农民，他们多久没看见文昌宫晚上亮着灯，今天突然看见，几个人就串联了一大帮人，想过来看看究竟是怎么回事。因为这个地方曾经是九月暴动的总指挥部，莫非现在里面又在开会要举行暴动了吗？他们是想来看看，了解一下情况。

　　事情弄清后，大家都虚惊了一场。但是，开会的人已经被疏散，没法马上再召集，只好等下一次的通知了。

　　（10）

　　几天后的一个晚上，他们又接着开会。这次是新任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主持会议，他说：“谁来谈谈，九月暴动的经验教训？”

　　“我来说。”站起来发言的却是吴光浩。这既出乎王志仁的意料，也出乎大家的意料。这应该是亲历者谈的事，他来说，能说得清楚吗？王志仁觉得，这个吴光浩也太自满了吧，你要说，等一会儿不行吗？

　　可是，只听吴光浩说：“我觉得九月暴动的‘经验教训’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而是一个疏忽，一个致命的、导致暴动不得不停止的疏忽，那就是没来得及做到统一领导和统一行动。然后在此基础上，去建立革命政权和革命武装。等我们明白过来后，就已经被敌人各个击破了……”

　　吴光浩一开口，潘忠汝就知道他要说什么。这几天以来，他们通过交谈，相互了解了不少，潘忠汝已经知道吴光浩是个机灵的人了。别看他个子小，心思却多着呢。他们虽然都是省委派来的，但毕竟自己在这里工作了一段时间，又是九月暴动的直接负责人，王志仁说“总结经验教训”，是不是有“兴师问罪”的意思？在这个节骨眼上回答这个问题，既要回答准确切中要害，又不伤害黄麻各路英雄的自尊，还真的要动一番脑筋，可不等潘忠汝想好，吴光浩却替他回答了，而且回答得很巧妙，这又是一个出人意料。

　　吴光浩的话音一落，潘忠汝“忽”得站起来，他说：“光浩同志说得对，我们的九月暴动主要是武装力量太零散、太随意，没有集中起来，所以也就无法对敌军构成足够的威胁，以致他们随便拿着铡刀铡人，我们却无力去反击。这是一个教训！下一步，我们应该重视这个问题。”

　　“好啦，我们不说这个问题了，我们开始讨论下一步的工作吧。”一听吴光浩和潘忠汝的发言，王志仁就明白了这两员“大将”可能想多了，他没有诋毁“九月暴动”的意思，他是真想从中总结一下，为马上要举行的暴动提供一些经验。

　　王志仁不是黄麻人，而是距此不远的光山县人，那里已属于河南省的地界。但他从小就在黄麻这边求学，还和黄麻的子弟一样，到武昌启黄中学读书，并接受马克思主义思想教育，后来加入了共产党。在来此之前，他是湖北省农民协会的一个干事，还曾是戴季英的入党介绍人。

　　不等王志仁把话说完，麻城县委书记蔡济璜却举手说：“我再补充几句，可以吗？”符向一笑道：“你说吧，还有什么？”

　　“刚才听了光浩和忠汝的发言，我心里却不是滋味，明明是我们的失误，却被光浩说成是‘疏忽’，而忠汝却说‘没有构成足够的威胁’，可事实不是这样。事实是，我们根本就没有想到！”

　　蔡济璜看着每一张在微弱的灯光下显现出的热情的面孔，继续说：“黄安的计划一出来，我们麻城就‘一起行动’，可是我们的确是失败了，后来人家抬着铡刀在村口专门铡人，还把机枪架在旁边，我们想去救人却没法救，真是急死人！我也理解光浩与忠汝两同志的一片苦心，怕我们在心灵上承受不起，所以说得很委婉，其实我认为，我们那么大的血海深仇都能承受，还有什么不能承受的呢？”

　　蔡济璜的话，深深地打动了在坐的每一个人，大家都理解他的话。同时，对反动派的仇恨更是火上浇油。大家说，这笔账先记着，必须要他们“血债要用血来还”，不能便宜了那帮龟孙子们！

　　（11）

　　符向一接着说：“济璜同志说得对，我们没有任何一个人承担不起这是一个失败的结果。但是失败是暂时的，接下来，我们就要发动更多的群众来参与更大的暴动，只有团结最广泛的群众，我们的队伍才能壮大，力量才能雄厚。”

　　符向一继续说：“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清醒地看到，国民党反动派正在进一步策划对我们的绞杀，现在除了魏益三部，他们还准备派省政府的警备团来黄麻，还有那些由土豪劣绅们组织的数不清的清乡团、还乡团，这些人，都在磨刀嚯嚯，准备对我们进行更大的反扑……所以，如果我们不再举行暴动，而是消极观望，那就只有等敌人来杀死我们。”

　　接下来，符向一拍着刘镇一的肩头说：“要对付敌人的绞杀，没有自己的武装那是不行的，我们这位刚从省委派来的镇一同志体会应该很深，他当时是咸宁农军的总指挥呢，由于武装力量不够，敌人大规模出动，他们就只有撤退的份。根据我这几天的了解，我们目前把黄麻两县的枪支加起来已经有三百多支，完全可以组成一个正规营了。如果再把刀矛梭镖之类算在一起，有两三万人呢。所以，大家要充满信心！”

　　符向一刚一说完，屋子里马上像炸开了锅似的，大家你一言我一语的开始议论起来。他们对暴动或不暴动、如何组织暴动、如何进行暴动等话题，都在发表意见。

　　等到最后表决时，麻城来的王树声抢先发言，却只说了一个字：“干！”随王树声而来的刘文蔚也说：“干！”黄安这边的戴克敏和王秀松也都站起来说：“干！干！干！”

　　“我和你们一样，争着抢着干。”麻城来的徐其虚说。他们的这几个“干”可把大家逗乐了。就在这时，紧挨徐其虚坐着的徐子清却说出了另一番见解。论年龄，他应该是这些人中最大的。他比徐其虚还大八岁，他们都是麻城县乘马岗人，而且还有亲戚关系，据说徐其虚要叫徐子清叔祖父呢。

　　徐子清说：“好了，你们也别争别抢了，大家的心情都一样。可是，我得提醒各位，我们得谨慎，我们的人和枪加起来，能形成多大的力量？反过来再看看国民党那边，先别说土豪劣绅的‘红枪会’，仅仅一个魏益三，就搞得我们不得不停止暴动。这还没几天呢，我们又要举行更大的暴动，希望和成功的把握能有多大？如果敌人来了，我们能不能经得起他们的进攻？如果经不起，我们又该怎么办呢？所以，我想，革命是长期的，不要过急，得慢慢来。”

　　这不是和九月暴动时一些人的担心一样吗？这很正常，年轻一点的人气盛，有“初生牛犊不怕虎”的勇气，但是年长一点的人却不这样想，他们经历的事情多，却事事抱着小心，这并不是什么过错。所以，徐子清的话赢得了曹学楷、陈定侯等几个年长一点的人的赞同。但是，戴克敏一听却坐不住了。他想，尽管徐子清说得有些道理，但不能因为要吃螃蟹，却怕它的爪子咬人，就不去捉螃蟹了。

　　于是，他控制不住自己的激动，站起来说：“我非常理解徐同志的心情，也同意他说的革命是长期的。但是，要革命总得要去实施革命的行动吧，我们如果怕这怕那的，不举行暴动，恐怕坐等三十年，也还是现在这个老样子。所以，我认为，我们应该勇敢的去做，也要勇敢的去面对可能发生的一切。”

　　戴克敏一说完，大家马上展开了争论。他们七嘴八舌地讨论了半天，也没有一个定论。但明显看得出，赞成马上暴动的人还是占绝对优势。

　　（12）

　　看着这种情形，特委书记符向一马上来了一个总结性的发言，他看着徐子清说：“我们面临的敌人是异常强大的，他们除了有汉阳造的快抢，还有机枪，甚至还有炮。面对这些先进的武器，我们不能猛打猛冲，去做无谓的牺牲，这是毫无价值的鲁莽行为。兵法上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从这一点来说，我同意子清同志的意见，在举事之前，摸准敌人的动向、兵力，甚至要把败路都要想好。我们的目的是要解放天下的劳苦大众，但是我们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去硬拼，是拼不起的，没有了身体这个革命的本钱，又怎能去解放劳苦大众呢？所以，单纯的革命激情是靠不住的，革命是长期的，艰巨的，需要持久性，只有不断发展自己的力量，才能有希望！”

　　接着，符向一又看着戴克敏说：“克敏同志也说得好。我们不能因为敌人有先进的武器，而且人数众多就怕他们，我们得勇敢去面对这一现实，然后想办法去和他们斗争。当我们的武器低劣，人数不多时，我们可以采取巧妙的、迂回的战术和他们周旋。当我们的武器和人数都超过他们时，我们就坚决消灭他们！”

　　最后，符向一把整个会场扫视了一周，然后说：“敌人有武器，我们也得有武器。敌人有武装我们也要建立自己的武装，敌人有政权，我们也要建立革命委员会。总之，为了保证革命能顺利进行，他们有的我们必须有，而且比他们更强，才能消灭他们！”

　　“说得好！”符向一刚说完，会场马上爆以热烈的掌声。有人呼喊道：

　　“我们要打到县城去，活捉敌县长！”

　　“把麻城那个县政府也给它端了！”

　　就在这一天晚上，中共黄麻地区革命委员会正式成立，由刘镇一任委员会负责人。接着，他们就黄麻暴动马上做出了决策。他们认为，要成功举行暴动，就得坚决巩固和发展工农运动，加紧训练农民自卫军，作为暴动的主力军。

　　具体部署是，以黄安潘家河、阮家店、箭厂河、高桥、程卜畈等地的农民义勇队和麻城乘马、顺河等区的武装农民为主要力量，将农民武装按照部队建制编成营、连、排、班，便于管理、训练、指挥。

　　同时还决定，要进一步加强对土豪劣绅的斗争，以便广泛发动群众。在必要的时候，可以组织第二高小的学生，到农村去宣传革命，以发动群众起来响应……

　　这天晚上，他们还成立了暴动行动指挥部，由潘忠汝任总指挥，吴光浩为副总指挥，并兼任麻城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戴季英、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刘文蔚、汪奠川等，也作为指挥部的成员，协助潘忠汝和吴光浩指挥暴动队伍。

　　会议结束时，天色已经微明。这时，文昌宫外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又逐渐清晰地呈现在人们眼前，仔细看去，和昨天一样，没什么两样。但是，这些从文昌宫里走进又走出的人中，心情却不一样了，他们觉得外面的山色更清朗更明亮了。

　　是的，一场疾风暴雨般的农民暴动就要来临，这对每一个参会者来说，都将是一个心灵的震动。为了使“耕者有其田”，这可是去争取一片晴朗的天！

　　走出文昌宫的与会者们，他们已肩负着一种使命，开始了新的革命征程。而这新的革命征程，却与中国革命的历史进程紧密地结合在了一起，它将把大别山南麓的地火点燃，然后席卷整个鄂东北乃至鄂豫皖，最后蔓延全中国。

　　（1）

　　一九二七年九月中旬，驻守广州的李济深正以他的第八路军向东“进剿”中共在南昌发动兵变后南下的叶贺“叛军”，可他的背后却出现了另一支军队，他们正虎视眈眈地盯着广州。这支军队的长官不是别人，而是李济深昔日的老部下，今天的武汉国民政府第四集团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张发奎要趁李济深在全神贯注地追剿“叛军”之际，趁虚占领广州。

　　这一下，可把李济深给难住了。因为他手下的兵几乎全部都调往了东江一带，市区除了一些警察，就再也没有一支像样的部队。徐景唐的第十三师本来是卫戍广州的部队，但是为了对付叶挺、贺龙，也给调走了。现在张发奎从背后“袭来”，他还真没有力量去抵挡，怎么办呢？

　　说起这个张发奎，他原来还是李济深的部下，该不至于“大兵压境”，把他李济深从省政府的宝座上掀下来，然后关进监狱杀头吧？但广州的省政府现在是属于南京国民政府的管辖，而张发奎的军队则属于武汉国民政府的节制。这“宁汉对立”已经很久了，让他们来，不是“引狼入室”吗？虽说现在双方在谈判如何“合流”，但是在没有接到正式通电已经合流以前，他张发奎的军队还是“敌对”的一方，又怎么能把他放进广州呢？

　　所以，当张发奎的军队一进入广东地界，第八路军总指挥李济深马上就陷入了“被动”。为了对付这支从背后杀出的“奇兵”，李济深决定马上召集在广州的军事幕僚们，以商讨应对张发奎军队的方略。

　　在李济深驻省政府的官邸里，一场如何应对张发奎第二方面军南下的会议就这样开始了。参加会议的有驻守梅州的北方前敌总指挥钱大钧、原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和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此外，还有卫戍广州的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

　　其时，徐景唐的第十三师已被调到东江，由副师长陈章甫率领，而徐景唐自己，则滞留广州，成了李济深的侍从与参赞。

　　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也应该参会，但他已经带着从广西来的吕焕炎那个师去寻乌与黄旭初师会合，然后越过筠门岭从梅县直插潮州，与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和新编第二师师长薛岳，正在夹攻叶挺、贺龙的南下革命军，也就是他们说的“叛军”，所以也不能到会。

　　（2）

　　钱大钧是一个威武高大的江苏人，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回国后又进入保定军官学校任职。孙中山建立黄埔军校时，他被校长蒋介石看中，聘为战术教官，可以说是个难得的人才。

　　在第二次东征时，钱大钧以教导团长的身份带兵，创下了六个连击破陈炯明四千叛军的战绩。但是在上个月的会昌堵击战中，他却遭到了惨败，连坐的轿子都不要了，就悄悄逃遁。现在他的残兵败将已退到梅州一带，经过他的招兵买马，终于又凑足了人数，现在正虎视眈眈地盯着驻守三河坝的朱德革命军。

　　钱大钧能参加这个会议，纯属偶然，因为是他回广州述职遇上了。此时，他对李济深说：“任潮兄找我们来，就是为了张发奎的事么？你打算怎么办？听说张发奎的军队已进入广东地界，不几天就到韶关了。”

　　“是的，这个问题很棘手。张发奎带着大军南下，虎视眈眈，目的就是要来广州，此时我们的军队全在东江，真还拿他没有办法呢，所以我请你们来，就是想商讨一个万全的对策。”李济深很谦恭地说。

　　“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是武汉方面的，武汉与南京是势不两立的，所以我认为，对待张发奎，需要高度的戒备。就我个人而言，张发奎这人也有问题，我们在‘反共’，他却在‘纳共’，结果怎么样呢？结果是，他的军队在南昌发生了兵变。因此，我认为，最好不要让他进广州。他来了，不知还会出什么乱子呢！”钱大钧坚决地说。

　　李济深看着陈可钰，温和地问：“景瑗兄有何高见？”

　　“我的意思是，张发奎本来是我们的部下，能不兵戎相见最好。如今第八路军的兵力全在东江，广州十分空虚。真要是打起来，哪里是他的对手？再说，一旦摆开战场，我们就是两边作战，这可是兵家大忌呀！所以，还望任潮兄三思呢！”

　　陈可钰的话说在了李济深的心上，使他猝然一动。他想，原来他的处境不是只有他一个人知道，他处在两难之中，还是有人能体会到的，心里不免叹息了一下。

　　陈可钰是原第四军的副军长，对军长李济深如何用兵心里还是很清楚的。他现在是李济深组织的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其实对待张发奎，陈可钰和李济深一样，心里都是充满着矛盾。毕竟，张发奎曾是他们的部下，凭良心说，他们是不愿意动刀兵的。

　　（3）

　　北伐开始前，第四军是一个整体，北伐开始后，被分成了两部分。陈铭枢的第十师和张发奎第十二师以及叶挺独立团，组成前方第四军，在陈可钰率领下一直打到武昌城下，被称为“铁军”，而陈济棠的第十一师和徐景唐的第十三师则留下卫戍广州，受李济深节制，被称为后方第四军。

　　“李军长可有更好的办法挡住张发奎吗？”李济深向李福林问道。

　　“我有什么办法？张发奎是你的部下，你比我心里更有数！”李福林说。

　　长期驻守在广州珠江口以南的第五军军长李福林，是一个善于变化的人。他的实力不大，只有五千人，且都是一些土匪出身的亡命之徒。但是在各派军队之中要想求得生存，就得装孙子，谁强大他就拥护谁。因为这个原因，他必须学会察言观色，见风使舵。之所以这样，他才把这个第五军的番号一直保留到现在，其实这五千人的兵力只能勉强编一个师。此时，李济深向他寻求意见，他不能多说，因为这两边他都“惹不起”。

　　最后，还是陈可钰说出来自己见解。他说：“张发奎要回广州，如果让他进来，这在情理上也是说得过去的！”

　　钱大钧马上说：“可是他来了，要是不老实，喧宾夺主该怎么办？”

　　徐景唐却说：“如果不让他来，双方兵戎相见，这不是自己人打自己人吗？”

　　陈可钰说：“对待张发奎，我们不可能像对待共产党那样，只要他没有名正言顺‘投共’，又怎么好对他用兵呢？”

　　当然，这些争论，都是在广州城内有足够兵力的前提下才“有效”。而现在的情况是，广州城内没兵。所以掂量来掂量去，李济深终于拿定了主意，对张发奎还是“以礼相待”的好，总而言之，和为贵！

　　（4）

　　恰在此时，“宁汉合流”的正式通电已经传到广州，这使李济深始料不及。这么说来，天下的国民党又是一家了！这是好事还是坏事呢？经历了四十二年风雨的李济深，不会为此高兴，也不会为此沮丧。因为许多事情都是喜忧参半，谁知道这件事情的发生会给以后造成多大的利和弊？再说，中间变数太大，所以盲目乐观，那是愚蠢的。

　　但是有一点可以确定下来，那就是张发奎的“南下”问题。由于“宁汉合流”，张发奎的军队已经不是“敌对”的一方。也就是说，张发奎回广东已经从“偷偷摸摸”、“鬼鬼祟祟”变成了“名正言顺”、“凯旋归来”。想想还真是那么回事，这让李济深挑不出一点毛病来。

　　是呀！天下国民党都是一家人了，谁还在乎他张发奎进不进广州之事呢？他来了，作为省政府主席的李济深一声令下，要他驻防韶关以北，他还不敢不听从吗？至于刀兵相见，那就更不可能，除非他有心理疾病，这可能呢？

　　但话虽如此，可军阀内部的“勾心斗角”却依然存在，派系林立，互争利益的事从来就没有间断过。所以，张发奎回广东，其后果怎样，还真不好说。一句话，张发奎已经做“大”了，他再也不是李济深手下的那个第十二师师长，不会听从他李济深的摆布。张发奎已经是统帅三军的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其级别和他李济深一样。所以，对待张发奎的南下，李济深认为，依然要像“防贼”一样的防着张发奎。

　　打定了主意后，李济深就找来陈可钰，要他和徐景唐一起，组成一个慰问团，亲自到韶关去一趟，以慰问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为由，先打个招呼。当然，也随便了解一下张发奎军中的情况，以便制定出一些应变措施。如果能把张发奎滞留在韶关一带，那当然更好，这样就给广州方面减轻了压力。

　　广州到韶关的铁路早就修通，而且经常担负着运兵运物资的重任。从一九〇〇年开始，清政府就在修建从广州到武昌的铁路。由于南岭多山难度很大，铁路不能通过江西，只得绕道湖南。但是在湖南的郴州南边，依然有大山阻隔，所以直到现在还是没通。

　　不过，从广州到韶关的铁路，早就畅通无阻了。所以陈可钰、徐景唐一干人，带着五万大洋的慰问金，在一天之内，就到了韶关。

　　（5）

　　当陈可钰、徐景唐等人组成的慰问团到达韶关前，由黄琪翔率领的新编第四军已经到了韶关。

　　在韶关，陈可钰和徐景唐终于见到了黄琪翔，他们都是广东人，同时还是原来的袍泽加同僚，因此见面时都很亲热。

　　陈可钰见到黄琪翔，马上就问：“张发奎在哪里？他怎么不来？”

　　张发奎离开军队，随汪精卫到南京，然后又到上海，最后从上海去了香港，这些都是他们的军事秘密，只有黄琪翔等少数几个人知道，所以陈可钰这一问，黄琪翔只好谎称：“张总指挥在后面，与我们相隔两天的路程。”

　　这个陈可钰，早年担任过孙中山大本营的警卫团长，而张发奎、黄琪翔这些人，那时也就是个营长、连长什么的。所以在这里，他可以对张发奎直呼其名。

　　黄琪翔的第四军，还是陈可钰从广东带出来的，被人称为前方第四军。在韶关，陈可钰又见到了他昔日带过的第四军，心里多少有些激动。自从他离开第四军后，原以为就永远也见不着了，没想到在这里，他又见到了。可是，情况已非昔比，国民党被分裂为宁汉两大阵营，而张发奎、黄琪翔他们，已经属于武汉阵营，和李济深、陈可钰他们已经不是一码事了。

　　陈可钰是北伐军攻下武昌转战江西时离开第四军的，那时正是第四军最辉煌的时候，之后就扩编为第二方面军了。由于陈可钰伤病复发住进了汉口医院，后又被转送到上海、日本去治疗，所以没能继续北伐，那顶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的头衔，也就只好落在第四军军长张发奎的头上。不然，哪里轮得到他张发奎哟！

　　从戎马倥偬的角度来看，陈可钰的离去，不可避免地留下了一个无声的遗憾。不过也没关系，如今他陈可钰是国民党广州政治分会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参谋长，其职衔也不亚于张发奎的那个第二方面军总指挥，比黄琪翔的第四军军长还高出一头。

　　徐景唐虽没有参加北伐，但此人与李济深的关系非同一般。李济深所在的第四军原是建国粤军第一师，由于师长邓铿被陈炯明派人暗杀，身居参谋长的李济深这才受命于危难，升为师长。其实李济深与建国粤军是没有渊源的，只是在一个偶然的机会里，他被师长邓铿看中，邀请到粤军共事。那时李济深是在北京的陆军大学任教，这是由保定军官学校迁进北京后扩办起来的大学，而徐景唐在保定军官学校读书时，李宗仁已经在那里留校任教了。也就是说，徐景唐与李济深具有师生之谊。徐景唐进入粤军第一师，是李济深引荐的。

　　在韶关城外的操场上，黄琪翔、叶剑英把第四军的一个师集合起来，然后请陈可钰检阅。看着站得整整齐齐的第四军将士，陈可钰开始了讲话。他的话不多，大致是广州李主席很想念他的老部下前方第四军的全体将士，并带来五万元现大洋以慰劳北伐归来的勇士。并且说，现在第四军的真正敌人是在潮汕盘踞的南昌叛乱的叶挺、贺龙军，而要想在广东有一个太平的日子，就得毫不留情地消灭这些“叛军”，以及消灭支撑他们精神力量的共产党组织。最后他说，希望第四军全体将士，发扬克敌制胜的“铁军”精神，在老军长李济深主席的指挥下，听从调遣，为建设一个富强的新广东共同奋斗！

　　叶剑英在主席台上听见了陈可钰的讲话，对广州空虚李济深不得不“以礼相待”有了一个判断，那就是李济深硬的不行来软的了。同时他也看到，李济深想通过昔日老部下的名分，拉拢黄琪翔的第四军，要他为平定“叛军”呐喊助威。如果黄琪翔听他的，第四军不仅不能进驻广州，而且还有可能被调到东江去“剿共”，这个算盘打得太出色了。于是，他就在心里盘算着，该怎么办呢？

　　叶剑英看出黄琪翔在陈可钰讲话时表现出几分兴奋来，心里就不断地告诫自己，一定不能让李济深的如意算盘得逞，如果黄琪翔有什么异动的话，他就要搬出张发奎来压黄琪翔，使他不能被陈可钰的说词所迷惑。

　　陈可钰讲完话后，黄琪翔做了表态发言，他声言第四军一定听从老军长李济深的指挥，服从他的调遣。叶剑英听到这里后，心里暗暗叫苦。

　　在韶关磨蹭了一天后，陈可钰、徐景唐一行终于走了。这时，叶剑英马上找到黄琪翔，问道：“御行兄真的要听从李主席的调遣？”

　　“哎呀，我的叶宜伟呀，这是兵不厌诈嘛！人家给了五万大洋，我总得表示一下吧？对于李主席的这个慰问，我们可以接受，对于他要求的听从调遣，只能敷衍。张总指挥的命令一到，我们还得听从他的指挥。”黄琪翔挤了挤眼睛，笑着说。

　　叶剑英听了后，悬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但是他还是有些怕中途生变，于是就说：“御行兄，我看是不是马上报告张总指挥广州方面来慰问之事，以请示下一步的行动。”

　　黄琪翔诡秘地一笑，然后说：“张总指挥在出发时向我交代过，无论遇到什么情况，第二方面军进入广州的计划决不改变。我说宜伟老兄啊，你得马上回教导团，物色一个靠得住的人来当团长。我们一旦进入广州，你就忙不过来了，那个团长还是让别人当去吧！”

　　叶剑英听后，高兴地说：“好吧，我马上去办！”

　　黄琪翔又说：“张总指挥的命令一到，你得和我先到广州，以答谢李主席慰问为名，去迎接张总指挥从香港归来，大部队随后就到。”

　　叶剑英一听，心里顿时轻松下来，马上说：“好的，一切听从安排！”

　　（6）

　　回到教导团驻地，叶剑英找来了团内的中共地下党负责人唐维，把最新出现的情况向他做了透露，并说第四军很快就要南下广州，教导团也得随行。现在必须得物色一个团长人选，在必要的时候，去替换现有的团长，所以需要党组织做好各种应变的准备。

　　叶剑英的话，马上引起了教导团中共地下党组织的重视，他们马上召开秘密会议，决定把李云鹏、叶镛等地下党员安插在营、连一级的职位上，至于团长人选，先空缺在那里，暂时由副团长杨澍松代理。

　　叶剑英要离职团长，让副团长杨澍松来代理，这是一个关键的一步。事情要做的天衣无缝，水到渠成，这个方案就是最佳的。因为代理一个团长的人，不能是反共分子，根据杨澍松的表现，他没有反共的迹象，这就是一个有利的条件。而且，在杨澍松的内心深处，他是同情共产党的，让他来代理这个团长，对于不暴露党组织，协调好各方面的关系，都是有好处的。再说，按照正常晋升，团长离职副团长递补，这也是顺理成章的事。

　　说起这个杨澍松，大家可能并不陌生。教导团从武汉到九江时，由于张发奎要缴全体学员的枪，杨澍松就和团长侯连瀛、参谋长季方一起去辞职。可是当侯连瀛和季方交出辞职的枪后，杨澍松却犹豫了几秒钟。就是这犹豫了几秒钟，让张发奎看在了眼里，这样就被张发奎强留了下来。那时，杨澍松已经在枪套里摸枪，也准备交出后辞职不干了，但被张发奎止住了。为什么会这样？因为张发奎需要这个曾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教育长，不然教导团就没法控制了。

　　在国民党这个大杂院里，并不是所有人都仇视共产党，其实有相当一部分人是赞成共产主义学说的，只是他们认为，这个理想太远大，悬得也太高，在中国根本就不可能实现，所以他们不敢轻易加入共产党。但是，在昏黄的油灯下，他们是读过《共产党宣言》的，或者也读过《共产主义ABC》。在他们的内心，同样有对共产主义所勾画的那个蓝图向往，但是由于国民党是一个资产阶级政党，不可能带领人民去实现它，同时其领导权又被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右翼分子所掌控，就更不可能去实现它了。不仅如此，他们还严重打击信仰共产主义的人，把信仰者当着死敌，这样就导致了这些人不敢接近共产党，更不敢加入共产党。杨澍松就是这样的人。

　　现在，叶剑英要把这个教导团长的职位暂时让给杨澍松，就是基于以上因素的考虑。也就是说，找这样一个人来当团长，为下一步能顺利地撤换团长，把团长职位让给一个共产党员来担任，起到了水到渠成的铺垫作用。

　　（7）

　　在广州，李济深听说“宁汉合流”才几天，汪精卫就愤然辞职，接着唐生智占领安庆，声言要进攻南京，“宁汉合流”变成了“宁汉纷争”，正如他所预料的那样，中间有变数。李济深想，现在看来，如果张发奎进入广州，肯定不会听他的，那时可就没他李济深好日子过了，所以最好还是把他滞留在韶关一带，不让他来广州。

　　李济深正在琢磨这个事，突然接到报告，说是黄琪翔率领他的第四军正浩浩荡荡地从韶关沿北江南下，他们除了步行，还有骑马的、坐船的，其先头部队，却是坐着从韶关直达广州的火车。

　　从韶关到广州的铁路，也就二百四十多公里，按照当时最快的速度，每小时也得三十公里，也就是七八个小时后他们就能到广州。看来，陈可钰他们到韶关还是没有达到李济深的目的，却白白花了五万大洋。事情还不仅仅于此，更其重要的是，这些人来广州后，他李济深的前途一下就黯淡了。

　　时间为什么这么快，那是因为黄琪翔接到了张发奎来自香港的命令，他要军队马上南下，他马上赶回广州。张发奎统军，一向是兵贵神速，他听说李济深派陈可钰到韶关劳军，心里就有些不舒服。他认为，这哪里是“劳军”？这分明是通过“劳军”来堵他进广州的路，或者说想通过“劳军”这样一些小恩小惠来削弱他抗衡的斗志。这显然有悖于汪主席与他张发奎密议的初衷，所以他张发奎要给这位曾经是上司的李济深一个措手不及的惊诧。

　　的确如此，当李济深得到韶关方面的情报，黄琪翔已经带兵南下时，心里马上就凉了半截，同时还感到情况有些不妙。张发奎一来，麻烦也会跟着来，这是他一直坚持的定论。但是，操纵权不在他手里，他真的有些无可奈何。现在看来，这段时间他所安排的一切，只是一个一厢情愿的事情。于是，他马上找来陈可钰，商议对策。

　　“你不是说没见着张发奎吗？按理说他还在后面，怎么这么快就来了呢？”李济深第一句话就包不住对陈可钰的不满。

　　陈可钰也很尴尬，他无可奈何地说：“张发奎在后面还有两天的路程，这是黄琪翔说的。兵，诡道也，也许他们没告诉我真话。张发奎是不是在后面，还真难说。现在事已至此，我想任潮兄只得把心放宽一点，既来之，则安之。在众目睽睽之下，量他张发奎也不敢把你怎么样！”

　　接下来陈可钰又说：“他们来的这么快，弟以为这是张发奎在幕后操纵的结果。其实，当时他大有可能就在韶关，只是不愿意见我们，故弄玄虚以达到他掩人耳目。但不管怎样，黄琪翔还是承认他们是你的部下，要听从你的指挥。不管这话是真是假，反正他们在韶关已公开表示过。所以，在而今眼目下，我们只能以‘安抚’为要，才能化干戈为玉帛，以求得暂时的平静。”

　　“事已至此，也只好如此了！”李济深拖长着声调，无可奈何地叹息，“鉴于你亲自到韶关走了一遭，量他们马上也不会采取什么行动，除了他们不考虑自己的名分与声誉，敢冒天下之大不韪！”

　　“看来我们还得到火车站去迎接他们，才更显得李主席的高度热忱和体恤下级的仁爱之心……”陈可钰没有把话说完，他是在试探李济深，怕把话全说出来后李济深不高兴。

　　“当然，硬挡不住只能用软的！”李济深说出这话时心里很复杂，他想自己是如何的精明，但还是没有算过自己的对手。

　　（8）

　　在广州西关火车站，一列拖着长长汽笛的闷管子火车刚刚进站，铁门就一扇扇地被打开了，里面接二连三地跳下许多穿灰布军装的人。他们手里拿着枪，悄无声息地向四周散开，然后卧倒，对四周作好了瞄准射击的准备。有的还专门往地势较高的月台上串，甚至向房顶爬去。毫无疑问，这是一种临战前去抢占有利地形的军事行动。

　　大概这列火车上的兵还不熟悉这里的情况，或者说他们根本就没给广州驻防外围的部队联系过就进了车站，由于他们不知这里的情况，所以一下车后，就如临大敌，一定要首先占领一些制高点后再说。果然，在火车未进入车站前，在车站周围，已经布满了持枪的警察，所不同的，只是他们穿着黑衣服。

　　原来这些刚下车的是黄琪翔新编第四军的前卫部队，他们不光是要抢占有利地形，还要负责对四周的敌情侦察。结果他们发现，这里除了警察，没有一支像样的部队，而出人意料的，却到处都张贴着花花绿绿的标语。

　　在车站出口处，就有一条大横幅拉过了马路，上面写着这样的文字：

　　欢迎“铁军”北伐荣归！

　　接下来，沿途都能看见这样的字样：

　　张将军、黄将军，你们辛苦了！

　　北伐健儿上疆场，荣归故里笑颜开。

　　也有写出北伐开始时的标语的，像什么“平均地权”、“三民主义万岁”、“国民革命万岁”之类。但“打倒列强除军阀”、“耕者有其田”这些标语却看不见了。

　　也有几幅标语读起来很轻松，但仔细揣摩，却耐人寻味，比如：

　　李主席欢迎张师长凯旋！

　　钢军欢迎铁军归来！

　　欢迎前方第四军，建设后方大广东！

　　许多男男女女排着队站在马路两旁，手里拿着小彩旗，正在向车站里张望。在这些人当中，偶尔有一个女人或是男人，他们衣着时尚，戴着眼镜，手里拿着照相机，也把头向车站的方向伸着。他们是广州《民国日报》的记者和香港《大公报》驻广州的记者，听说李济深要专程来车站迎接张发奎的军队，因此老早就在这里等了。一旦有人流涌动，他们的神经就像被钢针刺了一下，马上拼命地往前挤。

　　其实，他们是想把李济深出迎张发奎的照片登在头版头条上，以成就广州乃至香港地区的爆炸性特大新闻，这样他们会赚很多的钱。当然，从《民国日报》的角度来看，不仅仅是赚钱的问题，还有政治的问题，政局的稳定问题。这会影响整个南中国的形势。

　　（9）

　　车站里，火车上下来的人越来越多了，把一个铺满铁轨的空旷车站一下就塞满了。这时，在一节隐蔽的车厢里，黄琪翔、叶剑英等正在准备下车，勤务兵已经开始收拾起悬挂的地图。黄琪翔和叶剑英约定，只要李济深、陈可钰等一进站，他们即刻下车迎接。

　　不一会儿，几辆黑色轿车从市区驶来，然后直奔车站。在那条并不宽敞的洋灰路上，车队缓缓走来，前面是一辆卡车满载着全副武装的士兵开路，接着是几辆黑色轿车跟进，在轿车后面依然是满载士兵的卡车。这些士兵都荷枪实弹，眼神很紧张地盯着不同的方向。

　　当车队快进入车站时，站外的人群开始涌动，他们向奔驰而来的车队欢呼起来。

　　一会儿后，轿车跟着卡车进了车站，然后缓缓地停靠在一边。这时黄琪翔带着叶剑英也从车厢中慢慢地走了下来。

　　在另一边，李济深、陈可钰、徐景唐等也从轿车中钻了出来，然后向黄琪翔他们望去。

　　这时，涌进车站的人流开始举起小彩旗叫起了：

　　“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接着，有一个人呼起了口号：“欢迎张将军凯旋！”

　　大家也跟着喊：“欢迎张将军凯旋！”

　　另一个人开始呼：“国民革命万岁！”

　　大家又举起右手高呼：“国民革命万岁！”

　　突然，有一个声音叫道：“第四军万岁！”

　　大家迟疑了一下，看见李济深正微笑着缓缓地走向黄琪翔，马上就跟着呼：“第四军万岁！”

　　黄琪翔看见气氛这么热烈，心里顿时有些感动。他想起出发那天，还是有这么多人来送行，眼里不免有些湿润。

　　此时，忽然有人呼起了这样的口号：

　　“拥护李主席，建设大广东！”

　　“欢迎第四军会师！”

　　“广东、广西是一家！”

　　黄琪翔一听见这些口号，心里马上就警觉起来，头脑也清醒了许多。此时，他看见李济深带着一干人笑盈盈向他走来，他和叶剑英等在一群副官的簇拥下，也笑盈盈地向李济深走去。

　　当双方快要走拢时，只听黄琪翔身后有一名军官喊道：“立正，敬礼！”

　　马上，黄琪翔等一干人齐刷刷地站立，向李济深等大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

　　接着还是那个声音喊：“奏乐！”

　　《国民革命军进行曲》马上被军乐队奏起，其声音尖利，旋律激昂，有一种催人奋进的感觉。顿时，整个车站鸦雀无声，天空是那么晴朗而高远，阳光格外的和煦！

　　（10）

　　黄琪翔、叶剑英等终于走到了李济深的面前，李济深用微笑的目光盯着他们，但在不经意中却流露出一种轻蔑。黄琪翔、叶剑英同时举起了右手，又向李济深、陈可钰等省府大员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然后才开口叫道：“李主席好！”

　　李济深伸出了右手，首先向黄琪翔握去，然后说：“哎呀，主席主席的，这不生分了吗？你们都曾是我的部下，我还是你们的老军长嘛！”

　　“是的，是的！鄙人所率北伐第四军到广州，要给老军长添麻烦了。”黄琪翔说。

　　“什么麻烦不麻烦的，说起第四军，我们就是一家人。”李济深满面含笑地说，然后话锋一转，指着叶剑英说，“这位是谁，我怎么不认得？”

　　这时，站在李济深身边的陈可钰已经认出了叶剑英，他似笑非笑地说：“如果我没有弄错的话，这位将军应该是我们蒋总司令麾下的一员虎将吧？”

　　“虎将不敢当，鄙人叶剑英，因与蒋总司令意见相左，所以才到了国民革命中心武汉，现任第四军参谋长，以后还望老军长多多指教！”叶剑英知道陈可钰在当众损他，因为他曾经在蒋介石手下干过师长。由于蒋介石和李济深联手发动“反共”后，叶剑英才愤然离开了蒋介石的第一军，然后辗转到武汉投了张发奎。这段历史，作为曾是第四军副军长的陈可钰非常清楚。

　　李济深听说过叶剑英之事，但从不认识，现在一见，却是相貌堂堂，大出他的意料。看来人各有志，不能单凭相貌去判别忠与奸，有道是“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短时间内是不能说明问题的。但有一点，他反对蒋介石却是千真万确的，所以依然是和张发奎、黄琪翔同穿一条裤子，这就不得不防了。他对叶剑英笑了笑，就不理他了。这完全是一种礼节性的，如果不在公众场合，也许他连这个笑也没有。

　　见面已毕，该说下一步部队在哪里驻防的问题了。但是李济深总觉得差了点什么，究竟差了点什么呢？哟，对了，他要见的主角居然没有出现，这也太奇怪了吧？于是他马上问黄琪翔：“怎么没看见你们张总指挥？张向华，他在哪里？”

　　“张总指挥没跟我们来，他驻在香港，说不定早就来广州了。”叶剑英平静地说。

　　“是吗？这……真是个奇迹！”李济深喃喃地说。他本来很惊讶，想说“我怎么不知道”这句话，但马上觉得不对，这容易让对方看出他的惊慌来，于是就说了这么一句。

　　一听说张发奎在香港，李济深心里的气就不打一处来。原来这小子是在香港遥控指挥，这也太出人意料了。此时，他需要镇定，不能让黄琪翔他们看出他有丝毫的狼狈。他想，难怪这些部队这么快就南下，原来是张发奎在幕后指挥。他在心里喊道：这张发奎也太“诡”了吧，居然还早就进了广州，可能吗？

　　（11）

　　张发奎的确有些“诡道”，因为他想趁李济深毫不防备，来个“出其不意”的效果。更其重要的，是不能让李济深知道他们想干什么，在哪里干。只要达到了这个目的，他就大功告成了。

　　一九二七年九月底，张发奎与汪精卫在上海分手后，就开始去了香港。到香港后，张发奎住进了九龙岛上的一所豪华公寓，然后招呼随从，马上架设电台，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进行联系。

　　经过一番技术性的拨弄后，电台终于架通，这时他赶快给黄琪翔发报，结果马上就出来了。对方已经收到信息，并回答：整编后的第四军已经过了南岭山区，正在粤北的荒原上行进，不几天就到韶关。

　　张发奎是在南昌公开露面后，准备随部队一起跨南岭回广东的，哪知在快要出发时，却接到了汪精卫的电报，要他一个人回九江待命。原来汪精卫是在九江等待庐山谈判的消息，待谈判成功，他就要带着张发奎一起去南京。

　　经过几天的磨蹭，谈判双方讨价还价，最后终于谈成。这样，标志着国民党历史上大团结的“宁汉合流”就算形成了，张发奎也被汪精卫踌铸满志地带到了南京。

　　可是没几天，汪精卫发现，他在武汉的“汪主席待遇”却荡然无存，而实权全落在新成立的南京特别委员会手里，支配这个委员会的却是新桂系的李宗仁，而他汪精卫、唐生智等却被委员会中的各种势力所淹没。于是汪精卫提出辞职，然后到上海去联络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反特别委员会，而另一边则要住在上海的张发奎即刻回广州，他要彻底捣毁南京特别委员会，需要张发奎、唐生智来个“南北呼应”。

　　就这样，张发奎带着他的随从，从上海坐轮船先到香港，然后在香港架设天线，遥控指挥由黄琪翔带领的第二方面军残部，也就是新编的第四军。当与黄琪翔联系上时，张发奎才终于松了口气。他知道，现在就这么点本钱了，可别出什么问题。

　　在香港，张发奎还获得情报，李济深已经把钱大钧、黄绍竑、陈济棠、薛岳等人的部队全部调到了东江地区，以镇压在南昌叛乱后撤到潮汕的叶贺“叛军”，广州城只有少量部队驻守，这真如叶剑英所说的那样，广州城空虚，正是第二方面军进驻广州的好时机。于是，张发奎马上给黄琪翔发了一封电报，要他率第四军加速前进。

　　在香港时，张发奎就一直关注着他曾经从广州带出的这支部队。如今虽说还是第二方面军，但毕竟是个空架子了。黄琪翔的第四军除了廖培南的第十二师是个完整师，剩下的两个师就是李汉魂的第二十五师和富双英第二十一师，但李汉魂的这个师却被周士第带走了一多半，而富双英的那个师却是奉系张作霖那边投诚过来的，以“水土不服”为由根本就没来广东。朱晖日的第十一军除了许志锐第二十六师还算完整外，其他两个师已经化为乌有，他们是蔡廷锴的第十师和叶挺的第二十四师。至于贺龙的第二十军，那可是“连锅端”地跑到共产党那边去了。

　　所以，张发奎在香港就想，他要牢牢地抓住这个进广州的机会，趁虚而入，扩大实力，再重整旗鼓！张发奎和别的军阀们一样，把军队看得比命还要重。他不希望他的军队再出现什么“叛乱”问题，如果那样，他就永远也别想再爬起来。因此，当黄琪翔带领军队刚到韶关，他就急速催他们进军广州。他要趁李济深的“拉拢利诱”还没起什么作用时，来个“突然袭击”以实行他的计划。

　　（12）

　　在李济深全力应付黄琪翔第四军入城的时候，张发奎还在香港逗留。在车站，叶剑英说张发奎已经进入广州，那是故意放的烟幕，目的是让李济深心里有一种压力，摸不清他们的真实情况。

　　黄琪翔第四军进入广州的第二天，张发奎从《大公报》上看见了李济深“迎军”的照片，马上想到，他也该动身了。于是，就给黄琪翔发了最后一份电报，就和谢膺白一起，打扮成商人模样，从香港潜回广州。

　　一九二七年九月二十七日，从香港开往广州的客轮上，张发奎、谢膺白等穿着笔挺的灰布长衫，俨然是一副富商的派头。他们手里各提着一口皮箱，在熙熙攘攘的人流中穿行。但在他们的前后左右，却有几个穿着便衣一身短打扮的人在不同的位置照护着。

　　他们刚到码头，就被几个早已在那里等候的人引到了几辆黄包车前，然后一声不响地上了车。

　　黄包车在风中不停地飞跑，目的地是东山脚下的一栋法式木结构楼房。这里是黄琪翔在广州的住处，距汪精卫的葵园公馆不远。

　　张发奎本来是有住处的，那是在越秀山下，但是他不去，因为那里距东山太远了。在香港时，张发奎就想好了，他必须住在与汪精卫相距不远的地方，这样在将来汪精卫回广州时，他们之间商量大事，才有“神不知鬼不觉”的效果。

　　（1）

　　一九二七年十月十日清晨，天气格外阴暗，连绵的小雨把整个广州西郊笼罩在一片大雾茫茫之中。在西关火车站附近的铁路两旁，已经聚集了很多部队，他们的灰布军装在大雾缭绕中并不显眼，只有当大批人流在涌动时才能感觉到这里有很多人。

　　最近几天，这里陆续从韶关拉来很多当兵的，他们大都是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的人。张发奎大军进广州的消息不胫而走，给许多散兵游勇、溃兵逃兵在精神上打了一针。他们都怀着到广州去享清福的心理，从粤北山区陆陆续续聚集韶关，然后乘火车直达广州。

　　今天是“双十”节，为了纪念这个辛亥革命首义的日子，张发奎授意黄琪翔在西郊进行一次庄严的入城式，以打着“北伐凯旋”归来还得继承先总理的遗志为由，实则是向李济深示威。就这样，许智锐的第二十六师靠前，李汉魂的第二十五师第二，先后进了城。

　　第四军教导团也被列入进城的行列，他们扛着枪，整齐地走在队列里。这些枪有的是汉阳造，有的是从奉军那儿缴获的日本造三八大盖。为了树立军威，他们把刺刀也上在了枪管上。

　　自从叶剑英随黄琪翔先到广州后，教导团团长由杨澍松担任。杨澍松曾是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教育长，他所带的这个教导团，其实都是他曾经在武汉中央政治军事学校的学生。

　　教导团奉命开进广州，战士们兴致勃勃地走着。一路上，有的连队还自发地唱起了歌：

　　走！曙光在前，同志们奋斗！

　　用我们的刺刀和枪炮开自己的路。

　　勇敢上前，稳着脚步，

　　要高举少年旗帜。

　　我们是工人和农民的少年先锋队！

　　小伙子们个个精神抖擞，他们身穿褪得发白的灰军装，脚穿黑布袜和麻线草鞋，在清晨的雾霭中显得格外精神。但是，当他们刚进城时，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2）

　　教导团刚走到城门前，马上就接到停止前进的命令。他们只好站着不动。这时，他们发现城墙上已经架起了很多机枪。黑洞洞的枪口正对着他们。有的人神经马上绷紧了，他们下意识地拉起了枪栓。这时，城门里跑出一队人马来，为首的是一个军官，他头戴大沿帽，身穿灰布军装，脚蹬黑色长筒皮靴，骑着一头红棕色大马。其余的人有的骑马，有的步行，但都端着枪做出随时可以扫射的姿势。

　　军官跑到教导团面前马上喊道：“教导团的全体官兵听着，就在原地待命，都不要动！”

　　原来他是第四军的军法处长，领着一队人马来缴教导团的枪。

　　军法处长打开一张纸条，大声念道：“有人密告你们教导团要在今天举行暴动，以配合贺、叶叛军夺取广州。为了维护后方安全，以防万一，我奉张总指挥命令，特意来收教导团的枪支。”

　　此话一出，立刻引来一片哗然。

　　“谁说的，这简直就是污蔑！”

　　“我们教导团已经在九江被缴过一次枪了，不能再受这种气！”

　　“弟兄们，跟我来，占领有利地形，准备战斗！”

　　不满的声音此起彼伏，而且有一批人已经往左边去占领高地。可是左边有二十五师的七十四团，这些人下意识地把枪对准了他们。有的人不甘心，又往右跑，可是右边依然是密密麻麻的枪口正对着他们。

　　正在这时，突然“啪”的一声，军法处长朝天开了一枪，然后大喊：“教导团所有人员必须自动交出武器。不然，就地正法！”

　　“交出武器，能不能保证我们的安全？”有人大声问道。

　　“只要交出武器，就保障你们每一个人的安全。这是张总指挥的命令！”军法处长表态说。

　　这时，一营营长叶镛看见中共地下党团党委书记唐维在向他示意，意思是只得交枪，不能硬来。他马上会意，第一个把自己手里的枪交了出去。看见营长交了枪，那些当兵的也陆陆续续把枪交了。

　　团长杨澍松被这突如其来的变故吓呆了，等他明白过来，也主动把枪交了出来。但军法处长却对他说：“杨团长，你就不交枪了，张总指挥命令你离开教导团到黄埔军校任职，这里交由副团长负责。”原来张发奎为了控制黄埔军校，调杨澍松到黄埔军校去兼任教育长。

　　教导团交完了枪，被重新列队。这时，军法处长叫道：“立正，稍息，教导团听着，由团长带队，齐步走！目标，花县新街。”原来他们把缴了械的教导团安排在距广州市区较远的花县新街镇。

　　“枪都没有了，我们还驻什么防？”一个声音冒了出来。

　　“张总指挥怎么这么不信任我们，又把枪给我们下了！”又一个不满的声音。

　　“我们哪儿都不去了，还是回家去吧！”许多人都发起了牢骚。

　　“立正，向右转！”团长杨澍松大声叫着口令，然后开始训话，“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张总指挥要我们交枪，自有他的道理。只要大家守规矩，不要参与暴动之事，枪是会还给你们的。现在齐步走，目标，花县新街！”

　　呜——呜——，火车站的兵运火车发出了长长的鸣叫。又有一列兵车开进站来。火车刚一停下，整个车站又开始沸腾起来。

　　（3）

　　在广东境内有一条河，长长的，属于中国七大河流之一，它发源于云南省东北部的马雄山，然后流经贵州、广西，最后进入广东。这条河有许多名字，在发源地叫南盘江，顺流而下分别叫红水河、黔江、浔江，进入广东后称西江，在广州附近与北江、东江汇合，然后流入大海，称珠江。

　　珠江旧时称粤江，广州人干脆就叫它“河”。珠江流经广州时穿城而过，把广州分成了南北两半，因此广州人习惯上把珠江以北叫“河北”，以南叫“河南”。

　　二十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广州，人口大多居住在“河北”，而河南却没有多少人。从“河北”到“河南”是没有桥梁的，如果一定要过“河”，只有通过来往的船只。所以在珠江上，除了官家的大船，还有无数大大小小的乌篷船。

　　这些乌篷船的主人已经靠撑船来维生，他们世世代代生活在珠江上，或打渔，或摆渡，于是当地人就给他们起了个名字，叫“疍家”。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太阳正在下沉，把整个西天映成了血红的颜色。在广州西郊的珠江上，有一只乌篷船正在慢慢地游动，船头上站着一个老汉，他拿着渔网不时地向江面上眺望，好像在决定手里这张网究竟在什么地方撒，心里一直犹豫不决。船尾也有一个人戴着斗笠披着蓑衣，从那眉清目秀和两鬓黑发可以看出，这是个女人。她拿着长长的竹竿，一边撑船一边在左顾右盼，像是在确定什么地方可以顺水，什么地方可以躲过漩涡。

　　其实这不是一条打鱼的船，因为船舱里没有一尾鱼，只有四个人，他们都是工人模样的打扮，好像正在讨论什么问题。哦，这艘船原来是摆渡客人的？好像也不像，摆渡客人，船头上那个老汉拿着渔网干什么呢？原来这是一艘不寻常的船，船舱里坐着的四个人也不是什么乘客，他们是中共广东省广州市委的领导们，为了保守秘密，才选择这种方式来这里开碰头会。

　　自李济深发动“四•一五”大屠杀以后，中共在广州市内的活动马上就陷入了低潮，许多党组织陷入瘫痪状态，但更多的是在逃亡中以求“自保”。先活下来才是大前提，然后才能有机会去和敌人斗，这是明摆着的事情。

　　中共广东省委，以前叫中共广东区委，一直是总书记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在负责。但是蒋介石在上海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时，陈延年已经离开了广东，却在上海被蒋介石杀害了。

　　在中共“一大”上，陈公博代表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参加了会议，但是此人后来意志不坚定，脱离了共产党。“一大”后，在谭平山等人的努力下，把原来的广东共产主义小组，发展成了中共广东支部。在中共“二大”后，又根据中央局的指示，把这个支部扩大成了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由谭平山任书记。这就是“广东区委”的由来。

　　以前，广东区委的活动范围主要在广州，后来又改称“中共广州地方执行委员会”，其范围扩大到了香港。那时，冯菊坡、谭平山先后任这个“地委”的负责人。后来，又先后派周恩来、陈延年等到广东工作，地委也改组扩大为“中共广东区执行委员会”，它的管辖范围扩大到整个广东，还包括广西、云南、闽南等地。那时又被称为“中共两广区委”了。

　　国共合作时期，“中共两广区委”的办事机构设在广州的文明路。周恩来担任了委员长，之后陈延年接任，改称书记。这个时候，是广州大革命运动正处于如火如荼的时候，也是中共在广州的组织力量最旺盛的时期。

　　这个时候，穆青一直是组织部长，张太雷、任卓宣先后担任过宣传部长。冯菊坡、刘尔崧、黄平先后出任过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阮啸仙、彭湃、罗绮园先后就任过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周恩来、张伯简、熊雄先后赴任过军事运动委员会书记。

　　在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前夕，中共广东区已经有党员八千零七人。也就是在这个时候，身为国民革命军参谋长的李济深，已经与桂系李宗仁连在了一起，被蒋介石作为最可靠的同盟者通知到上海去开会。其实是一次与共产党“决裂”的密谋，随李济深一同去的还有右派分子古应芬。

　　四月十二日，蒋介石在上海宝山路缴工人纠察队的枪，继而又大开杀戒，使宝山路血流成河。两天后，李济深在广州也开始了“效仿”。他和古应芬、钱大钧等组成五人委员会，在四月十五日凌晨，宣布广州城“戒严”，以钱大钧为司令，派出军队包围了中华全国总工会驻广东办事处以及省港罢工委员会，还有苏联顾问的住宅，并强行解除黄埔军校和罢工委员会纠察队的武装，同时还查封地方工会、农会、学生会、妇女会等革命团体两百多个，逮捕共产党员和工人积极分子五千多人，其中被杀害的不下于两千人，许多著名的共产党人如邓培、肖楚女、熊雄、李启汉等，都被残酷杀害。

　　当时，现代著名的文学家周树人，也就是鲁迅先生，在中山大学任教并兼教务主任。面对国民党的大屠杀，只有他一个人站出来为共产党人说公道话，但是没人听他的，还威胁他。周树人不是共产党员，但他对广州的国民党嫉恶如仇，在众目睽睽之下，毅然辞职，离开了中山大学，离开了广州。

　　“四•一五”大屠杀后，广州的工人运动马上陷入低潮。此时中共“五大”在武昌召开，接着。为了把遭受摧残的“中共广东区委”重新建立起来，中央决定更名为“中共广东省委”。

　　（4）

　　在这艘疍家小船上的那四个人，并不是乘客，他们是中共广州市委的领导。为恢复各级党组织，继续蓬勃地开展工人运动，他们正在开会。

　　这四个人分别是中共广东省委常委、职工运动委员会书记陈郁，中共广州市委书记吴毅，广州市工人运动委员会书记、市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周文雍，广州市委委员、手枪队队长沈青。船尾那个拿着竹竿的女人也不是撑船的船妹子，她是与周文雍一起工作的共产党员陈铁军。

　　今年八月以来，陈铁军就奉命与周文雍假扮夫妻，在广州西关一带从事党的秘密活动，现在她拿着竹篙撑船，是为了给领导们放哨。一旦遇到有危险迹象，他就会马上发出早已约定好的暗语。

　　针对目前的形势，中共广州市委正在确定斗争的方向。陈郁刚从香港到来，他带来了中共广东省委给广州市委的指示信。信中说，南昌暴动的革命军在潮汕已经失利，但并不能说明对敌人的斗争就可以放弃了，或者说并不能说明我们就完全失败了，而是要继续战斗才有出路。所以，省委要求市委一定要抓住张发奎南下广东的机会，利用敌人内部的矛盾，瓦解他们，使他们失去战斗力，然后瞅准时机组织暴动。

　　自李济深在广州发动“四•一五”大屠杀后，周文雍就一直在广州从事秘密活动，现在他把半年中在广州秘密建立的工会和工人纠察队的事，向市委做了汇报，同时还写了一份汇报材料，要陈郁转交给在香港的中共广东省委。目前，中共广东省委的书记是由南方局书记张太雷兼任，他还在香港，为南昌暴动南下失利做一些善后工作。

　　周文雍说：“我们现在已经恢复了许多工会，并组织了秘密工人纠察队，沈青同志是这个队的队长。可惜，就是枪太少了！”

　　陈郁马上问：“你们有多少枪？”

　　沈青回答：“一百多人只有十几支！”

　　“的确是少了些，看来要举行武装暴动，非有军队参加不可！”吴毅说，“可是我们的军队却在海陆丰，远水解不了近渴呀！”

　　陈郁说：“这个问题是个问题，上级会考虑的。目前摆在我们面前的是，先要把工人发动起来，如果条件允许，可以重新挂出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牌子，这样就可以吸引那些流落在广州的香港工人也来参加，我们就可以把他们组织起来，发动武装暴动！”

　　“我看行！”吴毅说，“张发奎回广州后，马上贴出了《凯旋宣言》，虽免不了有‘反共’言辞，但里面却有‘扶助农工’四个字。我们就借助他这四个字，先把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牌子挂起来再说！”

　　这时，远处有一艘巡逻艇慢慢地开了过来，船尾的陈铁军开始唱起了歌。顿时里面四位领导马上会意，周文雍把小方桌上早已摆好的骨牌推了推，说道：“洗牌！”于是大家都伸出双手，“噼里啪啦”洗起牌来。

　　巡逻艇越来越近了，陈铁军终于看见了上面有荷枪实弹的士兵，好像还有一个军官模样的人，他们在指指点点，仿佛是在估测这片水域有多宽。其实，并不是这样。这是黄琪翔军部的一个参谋，他奉了张发奎的命令，坐上巡逻艇专门来巡视，看看第四军的防区该在什么地方才算尽头。

　　（5）

　　自从与李济深在韶关第一次“交手”后，张发奎和黄琪翔就积极地运兵。他们准备把所辖的军队全部从粤北山区运进广州，然后占领广州的各个要冲。

　　霎时间，一座兵力空虚的广州城马上就成了张发奎控制的天下。张发奎、黄琪翔把第四军军部设在长堤的肇庆会馆。

　　广州的“长堤”是位于珠江北岸的一道堤坝，呈东西走向，长约两公里左右，也就是四里路光景。它西起沙面，东至大沙头，可分为“西堤”、“南堤”与“东堤”三段。

　　清朝末年以来，这里的河道就开始有泥沙大量淤积，最终形成了一个顺河而下的长条形河滩，于是就有人在这里开发，修建了一条长长的堤坝，把河滩围起来，然后在上面进行商业经营。逐渐的，这里的名气就越来越大，后来发展成了全国闻名的广州“长堤”，与上海的“外滩”齐名。

　　肇庆会馆，就处在“长堤”最繁华的西堤。

　　在肇庆会馆里，第四军军部作战科长正忙着。张发奎要通过他，向各师下达驻防的指定地点。在一幅广州市市区地图上，珠江以北的地区，也就是“河北”，几乎所有要害地方都贴上了红色小旗，这是第四军的驻防态势图。那上面也有蓝色的小旗，这是李济深的部队，但数量相当少。

　　张发奎和谢婴白站在地图前。张发奎心花怒放，谢婴白为他点上了一支烟，然后说：“教导团被调到花县新街驻防。”

　　“你给我建议缴他们的械，没因此发生后果吧？”张发奎问。

　　“没有，没有，绝对没有！以前闹事的那几个这次显得规矩多了。”谢婴白马上说。

　　“我们是不是多虑了？”张发奎看着谢婴白问。

　　“应该不是，教导团是我亲自带过的。你不给他们点下马威，那里面的共产党就会跳出来作乱呢。”谢婴白说。

　　“共产党？共产党可是个好东西呢！”张发奎说。

　　“莫非总指挥同情共产党？”谢婴白疑惑地问。

　　“什么同情？我只是想利用他们赶走李济深罢了。”张发奎向谢婴白透露了他的秘密，“卧子兄，下一步我们该怎么办呢？”

　　“应该是工人出场的时候了，不制造点事端，省政府就不会听我们的。”谢婴白阴冷地说。

　　“对对，扶助农工，剪除共党！”说完，张发奎哈哈大笑。

　　（6）

　　张发奎进入广州后，第一步就是向李济深“试探”。他把第十一军的许志锐二十六师并入第四军后，看见军长朱晖日成了光杆司令，就在想办法给他补缺。怎么办呢？他找来黄琪翔，要他以加强广州地方的“治安”为名，强行撤换原来的公安局长邓彦华，把朱晖日推了上去。

　　接着，张发奎又“重拳出击”。占领广州后，他首先感觉到东边最薄弱，因为李济深的部队全在东边，一旦缓过劲来，进攻广州可怎么办？所以他觉得，必须先去占领惠州这个要冲。

　　他必须派一支奇军飞速赶到惠州，把这个军事重镇先抓在手里。这样，广州才算无后顾之忧。但是这个地方一直被蒋介石的势力所掌控，也就是说，镇守惠州的警备司令是程潜第六军第十八师师长胡谦。

　　张发奎把占领惠州近郊的任务交给了李汉魂。这位第二十五师师长，被周士第带走了二千五百人后，一直萎靡不振。他和张发奎一样，在精神上受到了重大打击，如今只能把一些零散的部队凑起来撑住七十三团这个空架子，但所需兵员却还要很多，所以一直在等机会补充，现在接到命令要他到惠州去“驻防”，心里不知有多高兴。

　　当张发奎下发命令后，李汉魂带着第二十五师星夜就出发了，在参谋长张云逸的精心筹划下，两天内就到达惠州。他们谎称是李主席派他们来“驻防”，让守备司令胡谦行个方便，给他们腾出一个地方来驻兵。

　　接着，黄琪翔又遵照张发奎的意图，将其他各师团分别调往广州附近的肇庆、都城、江门一带去驻防。

　　一切办理妥当之后，张发奎要黄琪翔去向李济深伸手，要李济深解决第四军的军费问题。

　　军费问题是政府来筹措，但是广东省政府只能给原来的第四军提供，现在又出现了一个第四军，这就搞混了，所以需要取消一个另命“番号”。事情报到李济深那里，马上就引来了争议。

　　李济深想，你们擅自做主撤掉公安局长邓彦华都不让我知道，现在要钱了来找我了，凭什么？你们还配是第四军吗？干脆把它撤销算了，所以迟迟不给办理。

　　在李济深的第八路军中，已经有了一个第四军，他们由陈济棠第十一师、徐景唐第十三师和薛岳新编第二师组成，而张发奎的第四军现在也是三个师，它们是缪培南的第十二师，李汉魂的第二十五师和许志锐的第二十六师。如果都并入广东省政府提供军费保障就出现了两个“第四军”，这的确是个问题。怎么办呢？只有取消一个，或者让其中一个变更番号。但大家都不愿意放弃“第四军”这个牌子。特别是张发奎方面，他们认为，第四军这个“铁军”称号，是他们在北伐的疆场上用鲜血换来的，该取消的应该是他们那个处于后方过太平日子的第四军。所以，就是“死”也要争！

　　最后怎么办呢？李济深以改编番号须报请南京特别委员会审批，所以事情只好不了了之。张发奎第四军的军费问题，依然得不到解决。

　　（7）

　　却说叶剑英把教导团交给杨澍松后，就同黄琪翔的军部一起来到了广州。在广州，他通过秘密渠道见到了中共南方局军事委员会委员、中共广东省委委员黄锦辉。

　　这是一个操一口广西口音的人，原来他出生于广西桂林。他是黄埔军校的一期生，参加过中国青年军人联合会，担任过中央执行委员会委员和《中国军人》杂志的编辑。在两次东征陈炯明的战场上，他曾协助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工作，担任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秘书和宣传队总队长。

　　广州“四•一五”大屠杀后，黄锦辉秘密转移到了香港，在那里从事了好几个月的地下工作。现在他刚从香港回到广州，主要负责中共广东省委的军事工作，任中共广州市委军委书记。

　　叶剑英秘密加入共产党只有少数几个人知道。这少数的几个人中，就包括有黄锦辉。叶剑英此次到广州来找党组织，主要就是和黄锦辉取得联系。

　　在西关一家并不起眼的粥铺里，一身西装革履的叶剑英终于和戴着礼帽与眼镜、穿着灰布长衫的黄锦辉接上了头。为了麻痹有人盯梢，黄锦辉粘上了假胡子，这与他二十四岁的年龄极不相称。

　　黄锦辉用暗语对叶剑英说：“最近你家里出了点事儿，你母亲害了一场大病，要我专程来通知你，让你凑点儿钱。”

　　叶剑英会意，马上问道：“得的什么病，要多少钱？”

　　“病倒是老病根儿了，但这回病得可不轻，能凑多少钱就凑多少吧，反正越多越好！”黄锦辉从容地说。

　　叶剑英从包里掏出一叠钞票来，递给了黄锦辉。这钞票里面夹着他已经写好的教导团随军南下和张发奎军中的情况，并谈了自己对广州举行“暴动”的设想。

　　黄锦辉也把一封“家信”交与了叶剑英。叶剑英马上把信揣进怀里，然后端起老板刚出锅的粥，就喝起来。黄锦辉却没喝粥，而是把眼睛向四周看了看，说道：“老板，多少钱一碗？”然后，也喝起来。

　　喝了一会儿粥，黄锦辉看看左右没人，于是悄悄说道：“信中详情一览尽知，对你们大当家的不要抱什么幻想，他可能会翻脸不认人。小心，不能露出一丝破绽！”

　　“好的，知道了！”叶剑英谨慎地说。

　　看看差不多了，黄锦辉就把下次联络的时间与地点说了出来，然后扬长而去。

　　晚上，叶剑英在一个隐蔽的地方把信拆开，才看见中央目前的部署。信中说：

　　自“八•七”紧急会议后，中央领导机构进行了改组，目前的任务就是举行武装暴动。中央已于九月明确指示要在广州举行暴动，但由于潮汕兵败只有推迟；广东党组织的任务是利用李济深和张发奎的矛盾，积极做暴动准备；要纠正消极等待叶、贺军配合暴动的思想；省委正在着手组织总同盟罢工，扩大工人赤卫队，发动市郊农民暴动；分化敌军使之一部分能站到工农方面来。

　　所以，黄锦辉交给叶剑英的任务是：

　　一、要在张发奎的第四军中站住脚跟，掌握敌军动态；

　　二、加强对教导团的控制，掌握好这支暴动的基本武装；

　　三、利用敌人的矛盾，分化削弱敌人力量，壮大革命力量……

　　（8）

　　在肇庆会馆门前，荷枪实弹的卫兵密密麻麻地站着，不远处还有几个用沙袋垒起来的机枪阵地，路口还拉起了临时用的那种滚筒式铁丝网。门前两根柱子上分别挂着两个牌子，右边是“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左边是“国民革命军第四军军部”。

　　其实，这里只是个门面，真正的中枢决策地点不在这里，而在东山黄琪翔别墅，那里经常是张发奎、谢婴白和黄琪翔商议大事的地方。这里只有第四军参谋长叶剑英坐镇，一旦张发奎有什么命令需要下达，都要经过这里，然后再传送到各师。

　　自从共产党在南昌发动“兵变”后，张发奎的第二方面军已走了一半多的人，三个军在短期内是很难补充的。即使现在回到广州，可能还是一样，所以他要借助“北伐归来”的这个名气，在广州招兵买马。

　　几次“重拳”出击后，张发奎已经把广州城牢牢地抓在了手中。这时他想，该缓口气了，于是就用一个“以退为进”的办法，声言他要离开军队，不带兵了。同时还呼吁，要改组政府。他认为，现在他得给李济深一个这样的感觉，他要在人们的视线中消失，让李济深感觉他真要离开军队似的，然后在神不知鬼不觉的时候，再突然给他一击。

　　打定主意后，张发奎把黄琪翔找来，对他说，以后许多具体问题，由黄琪翔去找李济深解决，他就不出面了。为了不让李济深察觉到他的真实用意，在公众场合下，他也很少出面了，好像已经没有了他这么个人似的。

　　张发奎撤换公安局长邓彦华，这件事情根本就没有和李济深商议，等李济深知道，他们已经做成了事实，这让李济深很恼火。但是，他还得装着不知道，像没事人一样，在大庭广众之下不动声色。他知道，小不忍则乱大谋。

　　在广东，李济深所倚重的，文有古应芬、戴季陶之流，武有钱大钧、胡谦及他手下的陈济棠、徐景唐之辈。可如今钱大钧在外带兵，正在清剿驻守三河坝的那股朱德的“叛军”，而陈济棠却陷在了普宁县境内，把叶挺残部追到了海陆丰。至于那个薛岳，原来也是在粤军的，后来投靠了蒋介石，再后来又从蒋介石那边“叛逃”过来，目前也在东江平叛。所以他只得把昔日的同僚、副手陈可钰请来出谋划策。

　　陈可钰是在武汉离开张发奎第四军的，开始是旧伤复发住院治疗，但却在疗伤过程中发现患有肠结核症，这才从武汉转到上海医治，后又从上海转到日本，通过剖腹手术才将病患切除。等他回国后南中国的形势已发生了魔术般的变化，使他简直跟不上了，而且还得继续疗养，于是就住进了广州二沙岛的颐养院。如今病体还没彻底康复，李济深就把他请来，对付曾经是他们手下的十二师师长张发奎。

　　陈可钰也表示愿意帮他，自从去了韶关一趟后，他就随叫随到，表现出十二万分的热情。这也许是由于身体不行失去了权势后每个人的共同心理，或者此人本来就人品不错，全靠信誉过日子，所以目前李济深把苦衷告诉他，使他觉得应该尽一份力。

　　此时李济深陷入困境，身边的陈可钰还是能体会的，但他也相当为难。从他的角度来看，他是多么希望张发奎的军队能在老军长李济深的麾下重振声威，但张发奎是在武汉政府的马槽上吃草的烈马，只对他的汪主席言听计从，其他人一概不听不服，又怎么能说服他呢？

　　陈可钰比李济深大三岁，以一个长兄的身份自居。出于一片赤诚，他曾打算亲自去会一会张发奎，想通过大家曾在第四军这个谁也拿不走的事实做感情勾兑，去说服张发奎统一在李济深麾下。他想，即使不成，也可缓解一下他们的矛盾，这样就可推迟广州陷入内乱的日程。

　　于是，他对李济深说：“任潮兄不必忧虑，张发奎这人的性格你是知道的，他吃软不吃硬。既然他没有给你打招呼就把公安局长给换了，换就换了吧。我想，为了我们曾都在第四军共过事，千万不能同室操戈。至于他撤换邓彦华，那就不要去追究了。为了避免此类事情再发生，我亲自去说服张发奎，向他进言，粤军要精诚团结，不能为一些小事伤了和气。然后再探听一下他下一步的打算，你看行吗？”

　　李济深眼睛一亮，但很快就黯淡下来。他轻轻地摆了摆头说：“化干戈为玉帛，这是天大的好事。但是景瑗兄啊，张发奎已经不是以前的张发奎了，他是汪精卫的红人呀，可能不会听我们的！”

　　“我的老军长呀，事在人为嘛！张发奎的根还是在我们粤军里吧，作为我俩曾经是他的上司，我还是愿意去会一下这个十二师师长。”陈可钰诚恳地说。

　　“那就再劳你费心一下！”李济深不抱希望地说。他已经“劳驾”陈可钰到韶关右一次了，可收效甚微，所以现在他准备加一个“再”，希望侥幸能有一点效果。

　　（10）

　　东山的别墅很多，都是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强迫清政府搞所谓的“门户开放”后才有的，主要是美国的传教士修的。三十多年前，这里还是荒无人烟的不毛之地，自美国传教士在这里修起了第一座教堂第一栋别墅后，这里开始有了人气，并渐渐繁华起来。从此，“西关小姐东山少爷”的说法就逐渐在广州流传。

　　西关在广州城的西门以外，东山则在东门以东，两者与城内都不搭界，而且遥遥相对，这反而成了广州的一大特色，有喧宾夺主的意味。“西关”是小商业小作坊的繁荣区，出生富商之家的小姐，“东山”则是权贵显宦的聚居地，出入的多为官家子弟。

　　在东山黄琪翔的别墅里，陈可钰终于见到了张发奎。俩人见面时甚是亲热，互相慨叹北伐往事。张发奎对陈可钰在刚攻下武汉时就得病离队多少有些遗憾，而陈可钰对张发奎后来所立的战功却大加褒奖，嘴里不停地说：“后生可畏，后生可畏呀！”

　　张发奎却谦恭地笑着说：“哪里哪里，还是仰仗黄琪翔、朱晖日他们的帮衬，才有了今天。毕竟，大家都是曾经的袍泽，广东的哥佬嘛！”

　　张发奎之所以这样说，是在告诉陈可钰，广东人得帮广东人，你陈可钰也是广东人，可李济深却是广西人呢，他与南京的李宗仁、广西的黄绍竑可是穿一条裤子呢。但陈可钰却没这么想，而是笑了笑说：“是的，是的，黄琪翔、朱晖日我是了解的，都是我们老四军的人，可那个叶剑英是怎么回事呢？想当初蒋总司令对他那么好，他却在关键时候首先反蒋，这种人可得注意哟，别关键时候撤你的台！”

　　陈可钰说的事，是指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叶剑英首先“反蒋”。

　　叶剑英曾经在蒋介石当校长的黄埔军校里做教授部副主任，那时教授部主任是王伯龄。但在会攻南昌的战役中，作为新编第二师师长的王伯龄居然临阵脱逃，关键时刻，叶剑英临危受命，被蒋介石任命为代理师长。但蒋介石发动政变后，叶剑英不因私情而失大义，居然辞职出走，并领衔签发了反蒋通电。张发奎知道这段历史，而且很佩服叶剑英的泾渭分明，所以此时他要为叶剑英说句公道：“说到反蒋？不光叶剑英，我也反过。那时的蒋介石，大家都在反。我看，有时候该反还得反！”

　　话说到这种地步，好像就没什么可说的了。因为这个话还有一层意思，而今眼目下，反李济深也是应该的，该反就得反嘛！他张发奎为了自己站稳脚跟，什么先生啦，袍泽啦，他都不要了。弱肉强食，择优弃劣，这是生存的法则！

　　陈可钰见张发奎今天是这么个态度，知道为李济深作说客还不成熟，所以就只字不提李济深与他的不愉快事，而是采取旁敲侧击的方式，探听他下一步会做什么。他笑了笑说：“向华把第二方面军带回来后，有什么打算呢？”

　　“什么第二方面军哟？叫共产党一闹，早就是个空壳子了。只有黄琪翔的第四军还算完整，这可是我们北伐后留下的老本钱哟！至于我个人嘛，已经心灰意懒了，回来就衣锦还乡吧，不想再干啦！”张发奎半真半假地说。

　　“怎么？你要退出军界？”陈可钰故作惊讶地说，但他心里却不信，“开什么玩笑，年纪轻轻的，正芝麻开花节节高呢！”

　　“我开什么玩笑咯！共产党把我害苦了，一个叶挺，一个贺龙，就把我搞成光杆司令了！”张发奎愤愤地说。

　　“你目下不是还有个第四军吗？只要跟老军长李任潮好好干，凑足原来的编额应该是不愁的！”陈可钰说。

　　“跟老军长干？这可能吗？”张发奎怅然说，“如今广州是政府腐败，兵无斗志。我们为了去要点军费，人家都不给，这怎么能活呢？”

　　“是吗？这怎么得了！”陈可钰顾做惊讶地说，然后又悄悄把声音放低了许多，“你名正言顺地表个态，我想老军长是不会亏待你的！”

　　张发奎突然来了精神：“怎么个不亏待？”

　　陈可钰悄悄说：“老军长已经在广州成立了一个与武汉、南京有区别的临时军事委员会，他要吸收你为委员。”

　　“哦，原来如此！”张发奎感叹道，继而又敏感地问，“可有条件？”

　　“条件嘛，肯定是有的，就是你们必须服从委员会的调遣。然后，部队的番号也要改一改，在广州不能出现两个第四军，至少有一个要在前面加上“新编”二字。”陈可钰终于把要说的话全说了。

　　“没门儿！”张发奎气愤地说，“我们在前方打仗，他们却在后方享清福，要改也得他们改，凭什么要我们改？请你转达我的意思，要服从委员会领导我没意见，但必须与南京特别委员会断绝一切来往，然后改组省政府，否则……”后面的话他没说出来，但那气势汹汹的样子，对阅历丰富的陈可钰来说，应该知道是什么意思。

　　（11）

　　果然第二天，张发奎就拟定了一个名单派人送给了李济深。这些名单是改组省政府后的人事安排。他要黄琪翔做军事厅长，汪精卫的骨干分子陈公博做民政厅长。至于已成事实的朱晖日当公安局长，他也写了上去，不过已经把生米都煮成熟饭了。

　　李济深看见这份名单，心里是又气又恼，于是也把一份广州临时军事委员会的名单要陈可钰转交给张发奎，那份名单里只有黄琪翔的名字，至于张发奎却只字未提。他心说，你不是声言要退出军界吗？我就给你一个顺水人情，让你真正退出，看你还继续装得下去不？

　　张发奎看了这个名单后，的确“装”不下去了。名单上写着：临时军事委员会主席李济深、参谋长陈可钰，委员有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讨逆前敌总指挥钱大钧、第五军军长李福林、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十一师师长陈济棠、第十三师师长徐景唐、暂编第二师师长薛岳、暂编第三师师长黄镇球，此外就是黄绍竑手下的师长如黄旭初、吕焕炎等，就是没有他“张发奎”这三个字。

　　张发奎看了这个名单后，心里很恼火，他召来谢婴白、黄琪翔商议，准备给李济深一个“下马威”。

　　他看了看摆在桌上的广州市城防图，觉得不对劲，于是站起来走到贴墙的地图旁。这是一张二十万分之一的广东省军事态势图，在有军队的地方都标有各自的番号。在广州城的东边，他看见了惠州，这里是第十八师师长兼惠州警备司令胡谦的营盘。

　　他轻轻地笑了，把铅笔在“惠州”上画了一个圆圈，然后说：“命令二十五师师长李汉魂，就说李主席要他到惠州城中去接防，同时逮捕贪污不法分子胡谦！”

　　“是，我马上去办！”黄琪翔答应着站了起来。

　　张发奎又冲着黄琪翔说：“目前城内兵力不足，该把叶剑英训练的那个教导团调进城里来了。”

　　谢婴白忙说：“里面的共党分子太多，怕对我们不利吧？！”

　　“教导团是个炸弹，这确实不假，但卧子兄想过没有，目前对付李济深，我们需要这样的炸弹，只是要严加防范，不要把自己炸着了！”张发奎意味深长地说。

　　“是！我马上去办，让杨澍松把教导团从花县带进广州，就住在距省政府不远的四标营。”黄琪翔回答说。

　　“要想防备教导团不炸着自己，还需动点脑筋，我看先这样吧……”谢婴白话没有说完，就把嘴凑到张发奎耳边悄悄说了几句。

　　张发奎马上笑了，然后说：“这样很好，很好，就请婴白兄辛苦一下咯！”

　　（12）

　　胡谦被抓的消息传到李济深耳中，使他感觉就像挨了一闷棒，简直分不清了东南西北。胡谦的死，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张发奎什么人都不会认。他连胡谦都敢杀，还有什么不敢做的呢？更其重要的，是惠州一旦掌握在张发奎的手中，他李济深在东边的军队可就麻烦了。这个打击，对李济深来说，简直是太大了！

　　关于胡谦，他和陈可钰同年，比李济深还大三岁。这个人，严格意义上讲，还不是李济深的部下。他早年毕业于日本陆军士官学校，是孙中山帐下早期少有的军事人才。

　　以前的经历不说，在大革命时期，他就担任过孙中山大元帅府的高级参谋，后来又随军政部长程潜出师西江，兼任第六军军部参谋，在最先讨伐陈炯明的叛乱中，他在增城打败了叛军，被升任为大元帅府命令所所长兼增城防守司令。在黄埔军校刚建立时，被蒋介石聘为第一任教育长。

　　胡谦参加了第二次东征陈炯明，时任蒋介石总指挥部的参谋长。经他出谋划策，东征军在惠州捣毁了陈炯明的老巢，使蒋介石对他另眼相看，之后任命他为国民革命军第六军第十八师师长兼惠州警备司令。

　　蒋介石北上后，把钱大钧、胡谦等嫡系将领留在了广东，作为李济深镇守大后方的监军使用，而且胡谦还一直负责北伐军各军的军需，成了前期各军的军需处长。现在，又是由他为李济深的第八路军筹措所需。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居然被张发奎命令李汉魂给枪杀了。

　　在维新路省政府办公大楼里，李济深在屋子里踱来踱去。自他在车站迎接黄琪翔、叶剑英之后，心里就一直不舒服。凭他多年来的政治嗅觉，他统辖的广州从此就再无宁日。有什么办法呢？广州城内不是兵力空虚吗？如果黄绍竑、陈济棠、薛岳他们不是到潮汕去抄共产党的老窝，他张发奎的军队也别想进广州！

　　如今是谁有枪谁说了算，谁枪多谁说了更算的年月。他李济深虽然有几个师，但不在城内，而张发奎在城中就有三万之众呢，城里的那些警察，怎么能抵挡得了？所以当张发奎撤掉邓彦华换上朱晖日时，他只好装着不知道。可是，当李汉魂把胡谦杀掉后，他就已经沉不住气了，真想打张发奎一记耳光。可是，一想到张发奎也可能对他下毒手时，他就不寒而栗，心里老发怵。他在想，潮汕那边的战事还没有结束，他的军队就回不来，这该怎么办呢？

　　（1）

　　自张发奎贴出《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凯旋宣言》后，广州市内马上掀起了“扶助农工”的大波。早已被李济深查禁的“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门牌又出现在人们的视线里，也就是说，在工人纠察队总队长周文雍的带领下，省港罢工委员会又开始公开活动了。

　　这一天，手枪队队长沈青带着队员先是到昔日罢工委员会的门前撕去门上的封条，然后打开房门开始收拾屋子，而另一些人就去挂写有“省港罢工委员会”这几个字的门牌。这个动作是重大而关键的，它是四月十五日李济深宣布“清党”后出现的一个反常信号，是“省港罢工委员会”被强行关闭后的一个“开禁”宣言。

　　可是，更反常的是，牌子才刚刚挂出一天，就被一伙工人模样的人“冲击”。他们拿着棍棒，不问青红皂白，进门就开始乱砸乱打，还把门牌取下来，砸了个稀烂。工作人员进行干预，却被打伤。有人认出，捣乱的这些人，是机器工会的人。原来，一看见省港罢工委员会公开活动，就有人把此事告诉了一直作对的机器工会，这样机器工会的打手们就赶来“扑灭”他们认为的邪火。

　　大革命时期，在广州成立了各行各业的工会，细算起来有一百六十多家。这些工会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大都加入了中华全国总工会。但是有少数工会，却在资本家、工贼、特务、流氓等反动势力的操纵下，不仅不加入总工会，而且还经常和总工会作对。这种工会，人们把它叫做“黄色工会”，而这个机器工会，就是其中的一家。

　　原来，“省港罢工委员会”的牌子被重新挂上后，是有人马上去报告由省政府直接控制的改组委员会。这个委员会接到报告后，觉得公开出面有碍张发奎《凯旋宣言》中“扶助农工”的面子，可能会引起张发奎的不满，所以就指使一直和总工会作对的机器工会，马上纠集一伙暴徒，去给这个刚刚露面的“省港罢工委员会”以突然的打击。

　　暴徒们在委员会会址施行“暴打”后，就扬长而去。他们打伤了工作人员，捣毁了门牌，却没有任何人来干预制裁。由此，周文雍、沈青等在中共广州市委的授意下，决定组织海员工人在大街上举行示威游行，以抗议机器工会的暴行。

　　十月十四日，在广州市的太平戏院前，五千多名海员工人聚集在了这里。他们手举红旗从戏院门前出发，向惠爱路的改组委员会奔去。改组委员会是李济深政府直接控制的一个专门机构。为了欺骗和控制工人，以李济深为首的国民党广东省政府指定一些亲信和工人中的坏分子组成了这个委员会。

　　改组委员会可以直接与工厂主勾结来压制工人，也可以让资本家任意延长工时或克扣工资来制裁工人，同时还可以公开没收工会的财物和会址，把革命的工会改组为不革命的，或者反革命的工会。这就是它的功能，也是它存在的意义与价值之所在。

　　目前在广州，被改组委员会改组的工会除了机器工会，还有火柴工会、汽水工会、土木建筑工会、酒米工会。也就是说，这些工会都被他们改组过去了，或与总工会妥协，或听命于省政府的懿旨，与总工会作对。这个机器工会就是这样，里面的骨干分子，几乎全是改组委员会的爪牙。

　　浩浩荡荡的罢工队伍由远而近，已经把整个惠爱路围得水泄不通。尽管李济深派出了许多军警，但在公安局长朱晖日的干预下，许多警察还是没有来。于是，海员工人的示威队伍就直接开到了改组委员会门前。

　　在义愤填膺中，海员们用石头砸毁了改组委员会的大门，有四个改组委员被当场砸死。

　　李济深听到这一消息后也不示弱，他一面叫军警严密阻止工人的示威游行，对公开肇事者给予逮捕严惩，一面派人进行反对张发奎和共产党的舆论宣传。

　　于是，在省政府所在地的维新路，到处都可以看见“清除共产党”、“打倒武汉政府”这样的标语。

　　（2）

　　广州附近的花县新街是一个很有地方特色的小镇。这里有防盗匪的“碉楼”，有门前标写着“谈话处”的鸦片烟馆，还有众多经营香烛纸箔的店铺。这里的每一家堂屋前，都几乎供着天后圣母，同时还有“吃小狗”的习俗。

　　被缴了械的教导团就驻扎在这里。他们一向无事可干，一些人就偷跑出来，到镇上去逛逛，觉得挺有意思的。

　　朱道南和公今寿公是教导团的战士。从朱道南的回忆中，我们可以窥见当时的情景。在教导团的岁月里，这两个人始终在一起，就像难兄难弟，形影不离。

　　部队又被缴械后，教导团成天都在政治学习、接受训话和揭发共党，反正千篇一律，非常枯燥，当然这是官方要求，而朱道南、公今寿他们，却巴不得把这几样事情做了后，就去镇上逛逛。

　　但是有一天，朱道南和公今寿却突发奇想，准备约几个人，去镇外的乡村转转。

　　走出镇子后，他们觉得什么都新鲜，尤其是这里的植物，大都枝繁叶茂。有椰子树、芭蕉树、柚子树和一些叫不出名字的树。

　　看见路旁长着果实累累的柚子，公今寿的嘴里像是有一种东西在召唤着他，于是他从地上捡起一块石头就向最大的那个柚子抛去。可事不凑巧，居然没打中，却引来了一声女人的尖叫。原来，石头落在了一个农妇的身旁，把她吓得跳起来大叫。

　　“丢那妈法海！丢那妈法海！”女人尖叫着跑上了路。原来她正在农田干活，却发现有一个石头正向她飞来，她马上惊叫着跳开了。但是，她认为掷石头的这几个人是来害她的，于是就喊起来。

　　听见喊声后，一大群农妇都在往这边奔，她们手里拿着正在割水稻的镰刀，准备来帮助这个喊叫的女人制裁肇事者。同时，在她们的身后，又出现了三四个男人，手里也拿着镰刀，跟着跑来。

　　朱道南和公今寿他们看见这种阵势，知道已经闯了大祸，估计打起来，他们人太少，决不是对手，于是转身就跑。后面的女人看见他们跑了，马上尖叫着追来。

　　双方的距离越来越近，看看快要追上了，却突然之间面前出现了一条大河。这一下，大家开始慌了，会游水的那个湖北籍战士“扑通”一声跳了下去，把不会游泳的朱道南和公今寿丢在了岸边，使他们目瞪口呆。

　　那些人看见他俩没法逃了，就大声欢呼着奔来。终于，他们看清了，这些人有的拿着镰刀，有的拿着锄头，还有的人拿着棍棒。

　　这些人快要走近时，朱道南想，这下完了，他们已经注定要挨打了。情急之下，朱道南大喊一声：“你们要干什么？我们是共产党！”

　　已经相隔二三十步远时，农民们却站住了。他们互相对看了一眼，然后开始说起本地的土话来，好像在商量着什么。他们说的是当地的粤语，朱道南和公今寿根本就听不懂。

　　“你们是共产党？知道彭湃么？”一个男的终于开口了，他走向前来，向他们问道，脸色显然温和了许多。

　　“你是说彭湃吗？他在海陆丰领着农民闹革命呢，就是打土豪分田地！”公今寿回答说。怕他听不懂，还指着稻田比划着。

　　那男的一听，好像懂了，笑着说：“自己人，自己人！”

　　接着，大家说说笑笑，走上前来，把两人拉进了村子。不一会儿，两人一人抱一个大柚子，从村中走了出来。

　　（3）

　　朱道南他们回去的时候，在教导团驻地，地下党团党委唐维、叶镛、陆更夫、王侃予等正在召开会议。为了保守秘密，他们找了一间比较隐蔽的小屋子，里面光线很暗，说话也很小声，同时还得有人在外边放哨。

　　此时，他们正在分析敌情。唐维说：“敌人缴了我们的枪，那是不放心我们进广州。如果我们当时不主动交出枪来，有的人就会蛮干，我们的党组织就会暴露，所以我们交出枪，是明智的。”

　　叶镛问：“敌人下一步会对我们怎样呢？”

　　陆更夫说：“下一步？下一步很可能让我们进广州。我估计，他们是不会让我们在这里久留的。”

　　唐维说：“广州城内没事，他们是不管我们的，一旦有事，他们就用得着我们了，那时还得把枪还给我们。现在我们不要去管它，先做好自己的事情，我们的任务是提高警惕，不要轻易暴露身份，一切听从党的安排。”

　　这时，他们听说擅自离队的朱道南他们回来了，于是马上就警惕起来。唐维要叶镛去看看，对在党内的朱道南要严加约束。

　　当叶镛去找朱道南时，朱道南却向他说，这里的群众基础很好，一听说他们是“共产党、彭湃”，就完全没有了敌意，还把他们待为上宾。

　　叶镛听见了他们所说，心里一惊，马上责备道：“你们怎么轻易暴露身份，这不是违背组织原则吗？”

　　“我不是在情急之中无路可走了吗？心想他们都是劳苦大众，不会对我们怎么样的，这才大胆试探了一下，结果却救了我们！”朱道南还在“狡辩”，叶镛不在理他，只冷冷的说：“鉴于你们擅自离队，关禁闭两天！”

　　（4）

　　不几天，果然如唐维说的，教导团接到命令，要他们开进广州，驻地在北较场四标营。临出发时，军需处开来了几辆卡车，把枪给他们拉来了。这次除长短枪和机关枪外，还发了迫击炮。

　　战士们看见枪和炮，马上欢呼起来。

　　老团长叶剑英从拉枪的卡车上跳了下来，他多久没来教导团了，战士们一见他，就又欢呼起来。女战士游曦、邱继文等老熟人马上围了上去。游曦多远就在打招呼，邱继文、公今寿、朱道南等也在叫：“老团长好！”

　　“哦，是你们几个呀，现在我们又见面了，看来还真有缘分！”叶剑英说。

　　游曦却问：“团长，你的马呢？”

　　“是不是有人还想骑我的马呀？”叶剑英故意笑着说。

　　大家都向邱继文看去，她一看，马上低下头去，觉得很不好意思。

　　发完枪后，全团马上在操场上集合。霎时间，这支队伍又精神起来。战士们扛着枪，整整齐齐地站在空场上。看见这种状况，站在台上的叶剑英，多少也有些激动。

　　教导团能完好无损地被带到广州，叶剑英起了很大作用。此时，他的心里笑了。在那个风云变幻的年月，要想做点自己想做的事，而且要把它做成功，还真难。有时光自己去努力还不够，还需要大家互相配合，还得利用风向，抓住时机。否则等到发现，已经晚了。

　　在全团发枪的仪式上，叶剑英挺起胸部，发表了讲话。他首先向昔日的全体学员宣布，团长杨澍松已经被任命为黄埔军校教育长了，但团长职务依然由他兼任，团长的职责由副团长李云鹏负责。然后，他向大家介绍站在他身边的一个陌生人：“这位是新来的团参谋长朱勉芳，以后团里的事务暂由他负责。”

　　大家这才把视线集中在朱勉芳身上。原来，这人个子不高，三角眼，戴着一副黑框眼镜。此时他穿着一套崭新的灰布军装，拴着武装带，挎着短枪，长筒马靴在阳光下闪光，戴着的白手套也非常显眼。由于有了这些装配，就把他那副并不英俊的脸和身材也烘托出了几分精神。当叶剑英介绍完毕，他却向大家怪异地笑了笑，然后敬了个军礼，这才说道：“鄙人朱勉芳，初来乍到，请大家多多关照！”

　　接着，叶剑英开始“训话”，他向大家介绍了广州的形势和教导团面临的任务，希望大家进广州后恪尽职守，一切听指挥。最后，他语意双关地说：“在我们的面前展现着一条曲折的路。希望大家再接再厉，不要低估了自己的力量，要以高度的精神去接受紧张的训练，为巩固革命策源地广州而奋斗！”

　　朱勉芳也讲开了话，他说：“我是一个孙文主义者，坚决反对共产主义在本团传播泛滥，一旦发现有人告密谁是共产党，我就要大大的奖赏。只要抓住了共产党分子，就格杀勿论！”说完，他还特意做手势在自己的脖子上比划了一下。

　　顿时，全团的气氛一下就紧张起来。

　　朱勉芳是张发奎的表弟，曾在德国学过军事。此时他倒背着双手站在阅兵台上，从汪精卫是孙中山唯一的忠实信徒谈起，一直说到张发奎是革命的左派领袖、汪精卫的得力助手，说军官教导团的战士们只要跟着他们走，听他们指挥，将会前途无量。

　　他还很起劲地把德国军国主义的教条鼓吹了一番，讲到兴头上，居然摇起了脑袋。最后，他居然迈着方步，在台上走来走去，口中所说除了搅拌有地方口音的国语，还掺杂有“NO”、“OK”之类的洋话，同时还学洋人，不时地耸肩膀。

　　下面有很多人受不了，于是就窃窃私语起来。公今寿向朱道南看了一眼，发现朱道南也在看他，于是悄悄说：“真他妈的晦气，怎么来了一个土洋结合的玩意儿？”

　　（5）

　　广州的“长堤”是一条有五里路远近的街面，从西起英租界沙面，东至广九车站。长堤之所以叫“长堤”，是因为它确实太长，可能在中国还没有第二条这样长的堤岸。更其重要的是，居然把这个狭长的堤界，当着最繁华的地段。这里有著名的大三元酒家、先施公司、海珠大戏院、爱群大厦等商业、饮食及娱乐的场所。省港工人罢工委员会的大楼和张发奎第二方面军第四军军部，都在这条堤道上。

　　自广州海员工人参加游行示威后，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大楼里越发热闹起来。许多工人纠察队员已经由秘密转为了公开，他们戴着印有“纠察队”三个字的红袖套，拿着铁钳、棍棒等“武器”，轮流在大门外站岗。在附近的街上，也有这样的队员在巡逻，一旦发现有军警出动，他们就会马上跑来大楼报告。

　　一九二七年十月中旬的一天晚上，周文雍带着沈青等走进了大楼。这时，大楼里已经有很多人，他们有的在写标语，有的在念传单。

　　周文雍的怀里已经写好了一份罢工委员会向李济深省政府提出的“五项要求”，准备在今天晚上经大家讨论后于二十四日递交。为了把声势造得更大一些，周文雍已经报请了中共广州市委，准备在那天举行总同盟罢工和示威游行。

　　这“五项要求”的具体内容是：

　　一、释放一切政治犯；

　　二、保证工会与农会的自由；

　　三、驱逐一切改组委员；

　　四、“四•一五”前工人与雇主所定的协约一概有效；

　　五、保持省港罢工工人的一切权利。

　　在大厅的一角，已经摆满了许多花花绿绿的标语，上面早已写上了“要求释放政治犯”、“恢复‘四•一五’以前的工人利益”、“扶助农工”等标语，只等一声令下，这些标语就会长出“翅膀”飞到广州市区大街小巷的墙壁上。

　　周文雍悄无声息地走进来，闹哄哄的人群马上安静下来。这些人大约有一百多个，他们是来自一百多个工会的负责人。

　　陈铁军正在一些粘在绳上的红纸上写字，她发现周文雍他们来了，马上朝他们点了点头，意思是她所做的事情快完了。

　　周文雍问：“写得差不多了吧？”

　　陈铁军放下手中的笔说：“差不多了！”

　　“那我们就开始吧！”周文雍说。

　　马上，有几个工人已经把绳上的红纸拉了起来，然后悬挂在了主席台后面的墙壁上。陈铁军写的这些字居然是“广州工人第一次代表大会”。原来，今天要在这里召开这个大会。

　　会议就这样开始了。周文雍说：“同志们，好久我们都没有这样公开地开过会了。既然凯旋归来的第四军要‘扶助农工’，我们就响应他们的号召吧！”周文雍说完，大家都笑了。

　　“不过，大家要警惕，张发奎和李济深一样，都是反动的军阀，不会对我们手软的。我们只是要利用他们的矛盾，壮大自己的队伍。现在，既然我们的张总指挥要‘扶助农工’，我们就借助他这股东风，向李济深的省政府提出我们的要求。现在，我来念这些要求，然后大家举手表决！”周文雍说。

　　（6）

　　但是，工人们的行动却惊动了李济深。他估计没有张发奎的支持，要镇压工人运动肯定是不行的。于是，他向张发奎做了一些让步，对朱晖日的公安局长进行了正式任命，然后请求张发奎派军队抓捕工人组织。

　　一时间，广州城里到处都是军队和警察。

　　军警们在接到张发奎的命令后，在两天的时间里，抓捕了海员工会和省港罢工委员会的七十五名委员，同时又查封了省港罢工委员会的大楼，还解散了工人纠察队，并加岗、戒严、搜查，到处张贴禁止罢工的《公告》。

　　张发奎的这一举动，激起了更多工人组织的不满。为了揭露张发奎“出尔反尔”的真相，或者说，撕下张发奎“扶助农工”的假面具，周文雍他们决定，提前举行示威游行。就这样，在周文雍的命令下，十月二十三日凌晨两点，一百多个工人小组带着一千多工人从各处涌上了街头。

　　工人们手举自制的小红纸旗，上面写着各种标语，向大街上涌来。他们边走边抛撒早已写好的传单，喊着口号，一下就吸引了很多人来看热闹。游行队伍从德新路与维新路的十字交叉口走来，直接走向李济深的省政府大楼。一阵阵口号声像巨浪似的扑面而来：

　　“打倒反动军阀！”

　　“工农兵大联合万岁！”

　　……

　　游行队伍接近了省政府大门，与拦阻的警察相对峙。

　　工人们情绪激动，呼喊着口号朝前拥。

　　警察拼命往外推搡着，有的居然举起枪托准备砸扫，冲突渐显激烈。

　　这时，一群机器工会的人从附近的小巷中冲出来，他们挥舞着木棒、铁棍、斧头，哇哇怪叫着朝游行队伍杀来。

　　队伍中有人发现了他们，大声喊：“大家注意，机器工会的人又来捣乱了！”

　　机器工会的人已冲进游行队伍，挥舞着手中的家伙，乱砸乱劈。队伍顿时大乱。

　　有人倒下去了。

　　有人血流满面。

　　有人和机器工会的人纠打在一起。

　　……

　　（7）

　　一九二七年十月二十九日，在张发奎控制了广州之后，前武汉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终于来到广州。

　　在天字码头上，第二方面军总指挥张发奎、第四军军长黄琪翔、第八路军总指挥兼广东省主席李济深及原第四军副军长陈可钰等，都到码头上去迎接。

　　与汪精卫同来的，还有陈公博、顾孟余、陈璧君等。

　　汪精卫先是带着陈公博、顾孟余一行到上海，准备在上海联合已经下野的蒋介石反特别委员会，然后派张发奎回广州，先控制广州，与武汉的唐生智形成南北呼应，以彻底打败新桂系李宗仁把持的南京特别委员会。

　　十月以来，唐生智那边已经动起来了，而张发奎却还没有动静，这是怎么回事呢？虽然在张发奎的电文中已经知道，他已控制了广州，但是他得亲自来看看。如果条件允许的话，他要在广州重新建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就这样，汪精卫来广州了。

　　汪精卫是从上海坐船到香港，然后又从香港坐船来广州的。还没有到码头，就已经有很多人在这里来迎接了。毕竟，他曾经是国民党中数一数二的人物，虽然现在没有了“国民政府主席”这个头衔，但毕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以后的政治风向该吹向何方？谁也说不清。所以，该按级别迎接还得按级别，以免产生“后患”。这可能是一般人的心态，但真是这样吗？

　　长长的红色地毯从码头一直铺到大街上，这是按国家元首的礼节在迎接汪精卫。这说明在广州地界上，还有人把汪精卫当回事。明白人一看，就知道这不是李济深的意思，却是张发奎的杰作。要按李济深的意思，他不拿枪来驱逐就算是给足面子了，还按国家元首去迎接？见鬼去吧！

　　码头上人流很多，人头攒动。同时，军警密布，三步一岗，五步一哨。

　　李济深、古应芬、陈可钰、张发奎、黄琪翔、谢膺白等高级军僚排成了两列，站在靠近码头的两旁，然后就是一些年轻的小姐手拿鲜花也分站在两旁。

　　一会儿，船上开始有一帮人缓缓下来，其中一人身穿白衣白裤。顿时，军乐齐奏，许多记者马上下意识地往前涌，只听照相机“扑扑扑”的响个不停，毎响一下，就冒起一股白烟。看热闹的人群也开始躁动起来，他们听说来的是汪精卫，都想观览一下这个国民党大员的风采，但是却被军警们用枪杆横挡在了很远的地段。

　　那位穿白衣白裤的人下轮船后踏上了地毯，接着就有人紧跟着他踏了上去，但二人的距离始终保持一致，也就是说，白衣白裤的人在前，紧跟着的人始终要靠后一点。

　　这群人距岸上的大路越来越近了，顿时岸上有人高呼起来：“欢迎汪主席！”那些拿着鲜花的小姐们也开始启动了自己的臂肢与口唇，举起鲜花挥舞着，不停地叫道：“欢迎，欢迎！欢迎，欢迎！”

　　那个穿白衣白裤的人就是汪精卫，今天码头上有这么多人来欢迎他，他简直心花怒放起来。想起他在南京和上海受到的冷遇，而此时好像也不真实，仿佛在梦中。在广州，他能得到如此礼遇，说明这个地方还认他的账。所以，他还没有对欢迎的人群微笑，心里就早笑了。此时，他笑着也把右手慢慢举起，向大家不停地摆动着。

　　第一个向前去与汪精卫握手的，还是李济深，毕竟他才是广州的东道主。他虽然心里不高兴，但还得装着很高兴的样子。他向汪精卫敬了一个标准的军礼后，马上微笑着握住了汪精卫的手：“欢迎汪主席莅临广州！”

　　汪精卫马上捏紧李济深的手，也很正式的说：“李主席长期镇守后方，在剿灭共党叛军中是个大功臣呀！”然后依次与古应芬、陈可钰、张发奎、黄琪翔、谢膺白等一一握手。

　　当握住古应芬的手时，他亲切的说；“古老气色不错，风采不减当年！”

　　此时的古应芬因为牙疼，用一只手捂着腮帮，他强装笑脸，说道：“兆铭老弟这次回来，就不走了吧？”

　　原来他们之间关系甚深。古应芬比汪精卫大十岁，是真正的老同盟会员，在日本留学时，就已经是老朋友了。古应芬现在是省政府的财政厅长。李济深的台柱子，还得仰仗他撑着。

　　“请问汪主席此次来穗有何新措！”

　　“请问汪主席莅临广州后，如何平定工人罢工！”

　　……

　　随着一股股白烟在记者的照相机里冒出，镁光灯的闪烁就像一个孩子，在汪精卫的白衣白裤上跳来跳去。

　　听见这些提问，汪精卫只是笑，不回答，他慢慢地走到了早就为他准备好的比佛来轿车前，然后有人给他打开了车门，他就顺势钻了进去。

　　几分钟后，一串小轿车在军警巡逻车的开道下，向东山的葵园公馆驶去。

　　（8）

　　汪精卫到广州后，第二天他就召集在粤的国民党中央委员开会，拟成立国民党中央，并通电全国否认南京特别委员会的合法性。汪精卫在会上说：“中央执行委员会是党的全国代表大会选举产生的，非全国代表大会无权取消。在南京成立的特委会取代了中委会职权，等于取消了中委会，不合党的法统和组织原则。”

　　参加会议的李济深是新桂系李宗仁的盟友，当汪精卫宣布南京特委会为非法时，心里不禁一震，但苦于他的部队还远在东江一带，现在广州又被张发奎控制，所以也就强忍住不吭声，硬着头皮僵硬地坐在那里。多年来的宦海生涯，让李济深养成了一种自我克制的习惯。他知道，有些事情不能操之过急！汪精卫来广州，无疑是给张发奎的野心与企图添了一把火，这就加深了自己的危机。在这种劣势下，只能暂时把头低下。

　　要韬光养晦，就得先夹着尾巴做人。在汪精卫、张发奎咄咄逼人的形势下，为了求得一线生机，李济深不仅要忍气吞声，而且还得装出一副“恭顺谦卑”的样子。

　　会后，李济深找到汪精卫，宣布自己的临时军事委员会撤销，还把民政厅长和农工厅长的职位腾出来，让汪精卫去做人事安排。汪精卫听后简直乐坏了，连忙握着李济深的手说：

　　“任潮兄深明大义，真是难得得很，不简单，不简单啊！”

　　之后，在汪精卫和张发奎的授意下，李济深任命陈公博为民政厅长，谢膺白为农工厅长。

　　其实，李济深是在使用“以退为进”的方针以求缓和眼下的局势。目前，张发奎的军队强兵压境，第八路军副总指挥黄绍竑又不在身边，为了自己的安危起见，他只得送些“实惠”以取得这些政敌们的欢心，这样就不至于把自己陷于最糟糕的地步。

　　现在，李济深已拿定了主意，一切“听从”于你汪主席，把最烫手的山芋递给他，让他也体会一下被烫后的滋味。目前，共产党不是纠集工人在闹事吗？正在白热化程度，看你汪主席怎么去解决！

　　（9）

　　汪精卫来到广州后，声言要继承总理遗愿，扶助农工。

　　这一消息传出后，工人的罢工和示威游行，更是一浪高过一浪。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一日，由周文雍、沈青、陈铁军组织的两千多名铁路工人和五百多名火柴工人走在长堤上，他们高举着旗帜，旗杆上横拉着标语，喊着口号，向东山汪精卫的葵园公馆走去。

　　在葵园公馆里，汪精卫、李济深、张发奎正在二楼会议室里开会，为成立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正在筹商。这时，陈可钰来到李济深面前悄悄耳语了几句。李济深听后心里一喜，但表面上却装得很忧虑的样子，轻轻对汪精卫说：“汪主席，据报告，有一批工人要到这里来闹事。”

　　汪精卫诧异地问：“还有这种事？”

　　李济深看了一眼张发奎，很为难的样子：“向华把‘扶助工农’的口号一贴出去，此风一直渐长呢！”

　　汪精卫蹙了蹙眉头，对张发奎说：“不要紧吧？”

　　张发奎成竹在胸地说：“翻不了天！”

　　汪精卫释然，然后说：“那我们继续开会吧！”

　　不大一会儿，一大队荷枪实弹的警察跑步赶来。警察队长一手拎着驳壳枪，一手朝后面挥动着手喊道：“快，快！”

　　马上，警察们排成一堵人墙，挡在了葵园公馆的门前。

　　请愿的工人队伍终于到了公馆门前不远的地方，但却被警察队长拦住了。他一边挥舞着手里的枪，一边大喊道：“站住，都给我站住！”

　　警察们也把枪栓一拉，马上做好了瞄准的姿势。

　　请愿队伍又继续朝前走了几步，直到距警察队长不足两米远的地方，周文雍这才做了一个停止前进的手势，队伍才真正停下来。

　　周文雍向警察队长说：“请你让开，我们要见汪主席！”

　　警察队长一声冷笑：“汪主席有多少忙不完的国家大事，怎么能说见就见呢？”

　　沈青马上说：“你无权阻拦我们！”

　　警察队长呵斥道：“无权阻拦你们？简直是笑话！你们非法集会，我可以统统把你们抓起来！”

　　沈青往前大跨一步，大声说：“你敢！”

　　警察队长把枪瞄准了沈青：“你再往前走，我就打死你！”

　　周文雍向工人队伍大喊着：“工友们，这些警察不让我们见汪主席，怎么办？”

　　人群中发出了不同的声音：

　　“请汪主席出来，我们有话要说！”

　　“请汪主席出来接见我们！”

　　“汪主席是不是怕了，不敢出来！”

　　马上，经周文雍一暗示，强烈的请愿声就异口同声地喊起来：

　　“我们强烈要求恢复工人的权力！”

　　“恢复工人的工作！”

　　“恢复工会的活动！”

　　“答应工人的五项要求！”

　　（10）

　　声音一浪高过一浪，终于传进了汪精卫的耳朵。他走到窗前，掀开窗帘一角，眉头便皱了起来。他向李济深、张发奎说：“看这阵势，绝不是简单的工人闹事！”

　　李济深话中有话地说：“这倒不是常见的景观，清党以来，还是第一次呢。”

　　汪精卫斜睨了一眼李济深：“任潮兄言下之意，是兆铭之过啰？！”

　　“岂敢，岂敢！我是在向汪主席提示，这该怎么办呢？”李济深连忙陪着笑脸。

　　汪精卫却调侃说：“以你任潮兄的雄才大略，这等区区小事，还要汪某去费口舌？”

　　李济深正要对答，外面的声浪却越来越大，越来越强，大有工人要冲破警察排列的那道防线，直向会议室而来。这时，只听汪精卫说：“今天的会就开到这里吧，形成的几项决议，得马上在报上公布。”

　　然后他又对李济深说：“任潮兄，叫人去应付一下，先把他们支开再说。”

　　李济深派他的秘书去见工人。这时工人队伍正在和警察们对峙，大有一触即发的架势。秘书在一群军警的簇拥下，终于走到工人们面前，但他却趾高气扬地说：“是工人的就给我听着，汪主席委托我告诉你们，他正在召开一个重要会议，无暇和大家见面。他说，等有时间了，再专门会见你们！”

　　顿时，人群马上躁动起来，吼声如潮：

　　“不行，我们要见汪主席！”

　　“请汪主席马上出来接见我们！”

　　“你算什么东西？能代表汪主席？”

　　接着，人群又往前冲，军警们立时把枪杆横着用力向人群推去。秘书看见事态已经这样，料想已达到李济深所需要的那种效果，于是就转移目标说：“好，你们既然一定要见汪主席，我马上去请示。”然后一溜烟跑向公馆去了。

　　汪精卫正在公馆的会客室里焦躁地踱着步，有时也走到窗前，掀开窗帘的一角，看看外面的动静。这时，李济深轻轻地走了进来，后面跟着张发奎、陈公博等。

　　李济深说：“汪主席，工人们嚷着一定要见您，您看怎么办？”

　　汪精卫听后很恼火，他快步地在屋中来回转着圈，然后说：“既然要找没趣，那就见好了，叫他们派代表来，人数不能超过五个。——不，四个就行了！”

　　李济深连忙说：“好，我马上去办！”

　　汪精卫看着李济深和陈公博等，没好气地说：“你们也陪着见见！”

　　李济深慌忙摇手：“不不不，我就不见了。”

　　“见见吧，李主席，这样有好处！”陈公博在一旁阴阳怪气地说。

　　汪精卫却没好气地说：“你身为地方父母官，怎么不见呢？难道你另有打算？”

　　李济深连忙站住说：“没有，没有！我见，我见！”

　　不一会儿，那个秘书把沈青等四名工人带了进来，后面跟着四个全副武装的军警。李济深、陈公博等却从另一道门走进会客室。

　　汪精卫坐在沙发上目无表情地看了一眼沈青他们，然后说：“说吧，找我什么事？”

　　秘书忙插了一句：“汪主席的时间很宝贵，你们有什么话就快说！”

　　沈青看着汪精卫说：“我们是工人们推举的请愿代表，请汪主席就工人失业、工会被解散、工会领袖被抓捕、工人活动被限制等问题，倾听我们的陈述，并提出解决的办法。”说完，递了一份印有“五项要求”的传单上去，秘书马上接着，递给了汪精卫。

　　汪精卫拿着传单根本不看，而是把眼睛盯着窗外，然后冷笑说：“我想，你们是找错人了，这不是我的职权范围，我不能也不便干预。”

　　沈青听后心里很恼火，但他竭力忍着：“可你是国民政府主席呀，你不负责谁负责呢？”

　　汪精卫傲慢地看了沈青一眼：“这些事是地方政府的职权，政府自会依法处置。我个人是无能为力的，也无从回答你们，我看你们还是回去静候吧！”

　　沈青见汪精卫根本就没有诚意，于是对其他几个人说：“看来我们烧香走错了庙门，我们走！”

　　他们回到游行队伍中时，马上围过来很多人。周文雍急切地问：“怎么样？”

　　沈青说：“什么也不和我们谈，一推了之！”

　　另一个工人代表说：“那神态简直就是一个流氓！”

　　周文雍猛一转身向着工人队伍大喊道：“工友们，你们睁大眼睛看看，这就是所谓的左派革命家，他口口声声高唱继承总理遗志，扶助农工，看来这都是假的。你们说，我们对这样的人还抱什么希望呢？”

　　队伍中马上响起了一片叫喊：

　　“打倒汪精卫！”

　　“把汪精卫赶出广州去！”

　　“汪精卫和李济深同穿一条裤子！”

　　……

　　（11）

　　浩浩荡荡的游行队伍继续在大街上走动。

　　周文雍想，既然汪精卫不接受工人们提出的条件，那就让工人队伍走到大街上去游行示威，让更多的市民知道汪精卫究竟是什么样的角色。于是，游行队伍从东山绕了一个圈子折向西去，也就是向市中心挺进。

　　在广州市区惠爱东路的一个路口，早已等候了许多全副武装的警察。公安局长朱晖日在这里埋伏下了几个警察大队，而且还有铁甲车。在不远的地方，还有一些工人模样的人，他们拿着枪好像是和警察一伙的，这些人是机器工会的打手。

　　游行队伍越来越接近警察占领的那个街口，远远地就能听见周文雍在带头呼口号：

　　“打倒汪精卫！”

　　“打倒李济深！”

　　“打倒新军阀！”

　　当游行队伍正在前进时，路口马上串出许多拿枪的警察。只听“叭叭”两声枪响，铁甲车就开动起来，一辆、二辆、三辆……它们从各个街口开了过来，“轰隆隆”的巨响声已经从空中无形地压过来了，看这阵势，是要向游行队伍碾过来。顿时，队伍开始大乱。

　　铁甲车后面跟着警察和机器工会的打手，他们对被冲散的人群见着就打，有的用枪托砸，有的用棍棒劈。

　　工人们也不示弱，他们赤手空拳和打手们扭在一起。

　　顿时，有人倒地，有人血流满面，有人瘫软在地，不知死活。

　　周文雍、沈青等成了警察抓捕的目标。他们无论跑到哪里，后面都有一群警察和机器工会的打手追着。沈青拿着旗杆和警察搏斗，他在警察群中把那旗杆横着扫去，扫倒了几个警察，然后转身就跑。

　　而周文雍却在一片棍棒枪托乱砸乱舞中，已经被打得满脸是血，身负重伤。有几个工人架着他冲到文德路口附近时，迎面又跑来了大批军警把他们截住。

　　经过激烈搏斗，终因寡不敌众，被军警全部抓捕。

　　（1）

　　由中共黄麻特委组织召开的黄麻两县党的活动分子会议后，两县的负责人和一些党团骨干马上就去各区乡，发动群众，准备暴动。

　　黄安的曹学楷、戴克敏、戴季英、吴焕先、陈定侯、郑友梅、王秀松分别去了七里坪、紫云、城区、桃花、高桥，麻城的蔡济璜、刘文蔚、徐其虚、王树声去了乘马岗、顺河一带。

　　为组织好这次暴动，各区乡党组织又派遣了一批党团员下乡去组织动员，把区乡的义勇队也纷纷建立起来。在义勇队成立的同时，还请来一些铁匠赶制武器，主要是刀矛之类。同时也买来硝制造火药，买来洋钉制造来福枪等。

　　吴光浩被派到麻城去训练农民自卫军，并兼任大队长。因为麻城还没有一个像样的军事教官和战场指挥员，吴光浩一来，正好填补了这个空缺。

　　吴光浩一到，蔡济璜就把他当成了“宝贝”，马上把原队长刘文蔚找来，要他无论如何，都得听吴光浩的。因为在军事上，人家毕竟上过战场，还当上了营长，指挥过三百多人呢。

　　目前，在麻城的农民自卫军还不多，能够拿枪的也就只有几十人，和黄安比起来，要少一半，何况大战在即，要尽量多吸收一些青壮年来参加，这就得训练。有的人连放枪都不会，如果让他上战场只有被敌人吃掉，哪还有能力打敌人。至于如何攻击，如何隐蔽，如何佯攻，如何迂回，那就根本不懂了。

　　想当初，吴光浩在广东黄埔军校就读时，是经过严格的军事训练的。时间虽然很短，只有半年，但还是学到了很多东西。

　　黄埔军校的每一天，基本是这样的。清晨开始，起床军号一响，学员们就要迅速起床，然后穿衣、打绑腿、叠被，整个时间被限制在三分钟之内。接着，紧急集合，整装列队，开始做操。当时做的是一种日本式的柔软体操，做完后，开始跑步和练习喊口令。

　　关于跑步，最开始是十分钟，后来增加到一个小时，里程从几公里增加到十几公里。

　　至于战术上的训练，那是下午的事情，主要有架上瞄准、实弹射击、卧射、跪射、立射、仰射、卧倒、掷手榴弹、匐匐前进、劈刺、散开等等。

　　所以，现在吴光浩训练农军，基本还是采取这个模式，只是时间有限该从简的就从简了一些。系统教育是需要用大量时间的，现在已经来不及了，挑重要的学一些吧。

　　但是即使是这样，在蔡济璜看来，吴光浩已经是一个军事专家了，因为他训练起农军来简直是井然有序，讲起话来头头是道，用有些人的话来说，就是一套一套的。所以，黄麻特委把他任命为麻城县的农民自卫军大队长，那是再合适不过了。

　　经过吴光浩的训练，战士们不再涣散拖沓了，一个个精神气十足，就像变了一个人似的。

　　（2）

　　在七里坪北门外河滩上，潘忠汝也在训练农军，他的人数要多一些，大概有一百多人。大家热火朝天的劲头，使一向冷清的河滩马上变得热闹而充满生机。

　　此时，潘忠汝正在教他们如何擒拿和如何格斗。这一般是在战场上拿着枪时突然出现意外，才准备的应急措施。比如枪没有子弹时，或者枪出现故障打不出去时，面对敌人，只有徒手拼杀，才能有一线生机。

　　潘忠汝从小就喜欢练拳脚，这主要是受他父亲的影响。据说，他的父亲曾经是一个拳师，还开过武馆。严格意义上讲，潘忠汝是出生于一个习武的家庭，应该和文化人沾不上边，但是由于世事的变迁，形势的逼迫，也使他不得不弃武从文。十八岁时，他进入了武汉中学学习，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教育。为立志革命，他曾经还写过一首诗：

　　尧天舜日事经过，世态崎岖要整磨。

　　不肯昏庸同草木，愿输血汗改山河。

　　在潘忠汝的经历中，曾留下过“一块银元”的故事。大革命失败后的一九二七年七月下旬，潘忠汝脱离黄安县公安局军事教官一职，只身一人化装去武汉寻找上级党组织。结果，党组织指示他仍留在黄安坚持斗争，担任黄安县农民自卫军大队长。

　　当他离开武汉返回黄安时，途经黄陂县老家，就准备在家住上一宿，明天启程。哪知却病倒在家中，一连数日不能起床。但是他一直想到自己肩负重任，所以未等病愈，便毅然决定继续赶路。父母和妻子再三挽留，但没有能打动潘忠汝的信念。临别时，他从衣袋里掏出仅有的一块银元，交给送行的妻子，并充满感情地说：“我有紧急任务，不能在家侍奉二老，往后家中的一切，就全靠你了！”

　　这个过程看似简单，也没有悬念。但是，这不是一块普通的银元，因为它使这位妻子舍不得用，就一直保存着，直到几十年后都还存在。

　　在练兵场一角，潘忠汝正注视着互相“打斗”的队员，心里有说不出的高兴。这些队员，除了原来跟着他的，最近又来了一些新人。新队员来了，缺的就是武器，特别是枪。以前只有十几杆枪，现在还是不多，需要大量增添刀矛梭镖之类的冷兵器，才能满足大家的需要。因此，在七里坪北面的紫云区大山里，铁匠们正日夜不停地打造。

　　紫云区属于县组织委员吴焕先负责的辖区，此时潘忠汝正在想一件事，就是吴焕先来向他报告，说箭厂河的缉私营有十几杆枪，可以找个机会给它夺了。原来，黄安县的国民党政府在七里坪东北方向的箭厂河，设置了一个专查私盐的关卡。这些稽查人员都带有枪，可是他们仗着有枪，就经常干些损坏老百姓的事，比如抢劫、勒索，还调戏妇女。

　　潘忠汝听后，心中一喜，马上想到，我们不是缺枪吗？正好可以通过一次实战演习，去把那十几杆枪给夺了，一可为民除害，二可增添暴动的力量。可是转念又想，吴焕先提供这个情况很重要，但是现在还不能公开去打。

　　吴焕先问道：“能不能马上解决？”

　　潘忠汝说：“马上解决，会打草惊蛇，万一惊动了国民党的正规军，他们派兵来，岂不对我们正准备的暴动造成影响？”

　　吴焕先觉得潘忠汝说的有道理，但是不拔掉缉私营这颗钉子，心里又有些不甘。再说，自卫军现在不是缺枪吗？不通过这些机会去夺，如何才能壮大队伍呢？

　　潘忠汝好像看出吴焕先的心思，向他一笑，然后悄悄对他说：“要端掉这个缉私营也不难，只要做得神不知鬼不觉。”于是，他跟吴焕先说，需要如此如此。

　　（3）

　　吴焕先对箭厂河非常熟悉，他的“三堂红学”就是在那里办起来的。所谓“三堂”，就是在三个村分别开设课堂，至于“红学”，那是他仿效当地红枪会的组织，把老百姓团结起来，进行马列主义的教育，讲解革命道理的过程。

　　原来吴焕先就是在箭厂河边长大的，他出生于四角曹门村，那里在七里坪的东北面，与河南光山县交界。四角曹门附近几个村姓吴的人很多，像吴先绪、吴先筹、吴先旺、吴先炎、吴维如、吴维英、吴维和……这些人，都是吴焕先发展的党员，现在他们已经是“三堂红学”的骨干力量了。

　　吴焕先与七里坪的戴季伦、戴季英还有亲戚关系。他是戴季伦姑妈的儿子，比戴季伦小四岁，比戴季英小一岁。吴焕先没有到武汉读过书，而只在麻城读过蚕业学校。他走上革命的道路，完全是受戴季英、戴季伦两个表兄的影响，后来也在他们的介绍下，加入了*。

　　吴焕先的“红学”，不是对《红楼梦》有什么研究，而是对“红缨枪”倒是有很深的思考。他看见在河南光山一带，那些大大小小的红枪会，把老百姓组织起来，一直在灌输他们争霸江湖的思想。他觉得与其这样，不如让老百姓觉悟起来，去翻身求解放。于是，他开始了在箭厂河一带走村串户，讲解革命道理。最后终于把课堂固定在四角曹门、郑家边、詹家湾三个村。

　　现在听潘忠汝一说，吴焕先对缉私营那十几杆枪也动了心。于是，在潘忠汝的策划下，吴焕先带着一队持枪的自卫队员，开始对缉私营打起了主意。

　　在一个漆黑的夜晚，吴焕先让一部分人扮着偷运私盐的人挨近了关卡，而另一部分人却埋伏在关卡周围，然后他派人去向缉私营报告，说有人偷运私盐。缉私营里的那些人信以为真，马上跑出来一多半，结果在半路上却中了埋伏，而留下的也在关卡内被活捉。

　　就这样，他们通过调虎离山的方式，轻而易举地把那个缉私营给“端”了。

　　（4）

　　在麻城的训练场，吴光浩所训练的队员，一听说箭厂河的缉私营被夜里几个贩私盐的人给操了老窝，就觉得有些蹊跷，心想这一定是吴焕先的“三堂红学”干的，于是就蠢蠢欲动，也想找个机会去弄几支枪，纷纷要求也要去把乘马岗的什么关卡给端了，可是他们在箭厂河东南方向，还没有带枪的什么关卡。

　　吴光浩看出来他们的心思，就说：“请同志们注意，我们的时间已经不多，得赶快训练，不能耽搁！”吴光浩知道，潘忠汝、吴焕先肯定是去搞枪，而绝不会是专门放弃训练去打仗，如果那样，就分不清主次了，会影响暴动的整个计划。

　　吴光浩知道，麻城这些自卫队员，大都没有经过特别训练，以前的出击，除了依附地形能占点便宜，就是依靠人海战术。这对于打击对象是土豪劣绅还可将就，但是如果真的上了战场，要和全副武装的敌人拼杀，可就不行了。所以，他对训练一点也不敢放松。

　　果然，不到十天工夫，乘马岗的农军，在吴光浩的强行训练下，其精神气势逐渐显露了出来，首先是那些拖沓的毛病看不见了，大家走起路来都显得刚劲有力，虽然大部分人拿的是梭、矛之类的冷兵器，但其杀声震天的架势与正规部队却没什么两样。

　　潘忠汝来乘马岗视察，一看见吴光浩几天里就干出这么大的成效，心里对他着实佩服。他想，有这样一个教官，能训练出这样的一支队伍，这对攻下黄安城是不成问题的。

　　在乘马岗，吴光浩在专门训练农军，可是蔡济璜他们也没闲着，而是去乡下，做动员群众的工作去了。

　　在古丰岭和十丈山，几十座铁匠炉一直就没断火，这里正在昼夜不停地为“暴动”赶制各种武器，什么来福枪、撇把子枪、大刀、长矛，都不断地被那些能工巧匠们制作了出来。

　　在那些茅屋里、稻场边，到处都能看见成群结队的姑娘媳妇们正在赶制红旗。红旗上，有人绣上一把耕地的耙犁，这是农民协会的标记，有的干脆把斧头与镰刀交叉的图案也绣上，这是*党旗。

　　也有人在做红袖套，上面绣了一个“赤”字。也有人在制作脖子上佩挂的红带子，他们叫“赤化带”。这个带子，要求长三尺，宽一寸，做起来虽然简单，但是要达到每个参加暴动的人都能戴上，数量可就大了。光是红布这种材料，在当地就会被买光。不过，乡亲们有办法，实在没有红布，可以用白布染。

　　在潘忠汝所见到的这些事情中，他已看到了一种力量，一种像山的移动那样的巨大力量，那就是民众的大联合。换句话说，只要有人民群众的支持，就不怕困难，或者说，再大的困难都能克服。想到这里，潘忠汝心里高兴起来。他想，世界上的任何一场革命，如果没有广大群众的参与，那是不可想象的，如果争取到最广泛群众的参与和支持，可能任何力量都是无法阻挡的！

　　“这些人的手也太巧了，居然把耕地的耙犁也搬上去了，看来这种构想很新鲜呀，它把耕者有其田的愿望表达了出来。”潘忠汝说。

　　“把斧头与镰刀搬上去，更能表达出工人与农民的团结合作，也就是劳动人民当家做主！”吴光浩也说。

　　“那不是我们党的旗帜吗？更能激励人！”潘忠汝说道。

　　此时，吴光浩好像想起来什么，他问潘忠汝：“如果暴动开始后，除了两县的自卫队和义勇队，还能迅速组织起来多少人？”

　　“二十万！”潘忠汝看着他说。

　　“有这么多，不会吹牛吧？”吴光浩显然有些吃惊，接着好像又有些不太相信，马上加了一句：“根据在哪里？”

　　潘忠汝郑重地说；“这个数据，在大革命时期就验证过，还不把搞后勤的妇女们算在内。”

　　吴光浩感叹道：“如果真是那样的话，革命的风暴一旦来临，将会席卷整个鄂东北。”

　　（5）

　　一场巨大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使黄麻两县的土豪劣绅们也感觉到了。一听说北面农民正在蠢蠢欲动，他们已经坐立不安，到处去搬救兵。

　　在黄安县城驻扎着国民党第三十军魏益三部一个团，在土豪劣绅们奔赴河南、武汉“搬兵”的同时，也抽出一营人马，开进了七里坪。这既是为土豪劣绅撑腰壮胆，也是想借此防御黄安县城的北边。

　　黄安县是一个南北狭长的地形，县城在中心偏北一点，而七里坪在它的北面，相隔距离只有四十多里地。一旦这里有什么大的动作，县城就会遭到直接威胁，所以负责驻守县城的魏益三那个团，在县长贺守忠的一再要求下，他们只好派出一个营开进七里坪驻扎，以防可能出现的农民“暴乱”。

　　敌军向七里坪开进的消息很快就传过来了。这时，潘忠汝、吴光浩、刘镇一等人正在七里坪的操练场上。他们听到消息后马上商议如何应敌，来报信的几个小伙子却说：“先缴了这帮龟孙的枪，再去进攻县城！”

　　潘忠汝和吴光浩会意地笑了，觉得“枪”这个东西，连普通战士都知道它很重要了，看来是得想办法去缴枪。冷兵器固然少不了，可比不上枪，这是明摆着的事。于是，潘忠汝笑着对他们说：“你们提供的情况很重要，缴枪的事，我们商量了再说。”

　　那几个人高兴地走了，看他们已经走远，吴光浩和刘镇一都异口同声地问：“怎么样，打不打？”

　　潘忠汝没有马上回答。他在想，敌人来了，目的是来“围剿”他们。看来，这里发生的一切，黄安县城已经知道了，不然，这个营不会轻易来这里。敌人是有备而来，如果我们正面去迎敌，肯定会吃亏。就目前“缺枪”的现状来看，伤亡会很大，这会给整个暴动计划造成负面影响。

　　潘忠汝踱着步，陷入了深思。一会儿后，他才说：“三十军本来是一群乌合之众，平时抢东西、欺压百姓倒在行。要是打仗，可能差一些。它一个营来打七里坪，那显然是自己送上门。但是，我们这里还没准备好，所以不能打。”

　　潘忠汝继续说：“这关系着整个全局。一个营，三百多号人，都拿着枪，要吃掉它，可得费很大劲，怎么说这也是攻打黄安县城之前的预备战，只能胜不能败，要做到这一点需要有绝对把握，这得准备充分，不然就别去打草惊蛇。”

　　潘忠汝继续说：“这样吧，我们先退出七里坪，把队伍拉到十丈山里隐蔽起来。让他们先进来，然后再找机会收拾。现在，黄安和麻城两地的农民自卫军合起来，已经有一百多支枪了，趁他不防备时，来一个突袭，就把问题解决了！”

　　潘忠汝说得头头是道，让吴光浩、刘镇一不得不佩服。于是三人取得了一致意见，待敌人进驻七里坪后，再找机会消灭他们。

　　（6）

　　十一月十日早上，在麻城北界河驻扎的吴光浩收到了潘忠汝送来的信，要他赶快带着麻城农民自卫军的快枪队，奔赴十丈山，与黄安农民自卫军会合。

　　两支农军会合后，已经是晚上。接着，在潘忠汝、吴光浩的率领下，趁着朦胧夜色，准备去袭击驻扎在七里坪的那个营。他们身背快枪，肩扛长矛，手持鱼叉，在山路上疾走。从十丈山驻地到七里坪，有好几十里路，但是队员们听说要去“弄枪”，都攒足了劲，奔跑起来一点也不觉得累。

　　午夜时分，队伍终于走到距七里坪不远的观音阁。这时，潘忠汝下令停下来休息一会儿，然后就开始进攻。他正在部署各个分队的进攻路线，突然听见一声马的嘶鸣，接着就是一连串马的喧叫。

　　在寂静的夜空里，一连串马的喧叫，听起来就好像有千军万马在山坳里奔跑，这是多么壮观的景象。但是，在黑夜里却看不见，只能凭想象了。突然，潘忠汝意识到了什么，他马上低声呵斥道：“马夫是干什么吃的，居然没给马上嚼头？这不是给敌人送信吗？”

　　不等有人回答，潘忠汝就发布了命令：“跑步前进！”观音阁距七里坪仅四五里地，不到一会儿工夫，就到了。但没有发现敌兵。

　　大家都觉得奇怪，又怕中埋伏，正在踌躇间，派去侦察的人回来报告，敌人已经从南门撤走了。这是怎么回事？原来这一营兵下午才刚到七里坪，根本不了解当地的情况，深恐中了埋伏。一到晚上，就更不踏实，所以人不解甲，马不卸鞍，一听见北面山坳里有马叫，就成了惊弓之鸟，草木皆兵，马上从南门溜走了。

　　原来是这么回事。潘忠汝心里有数了，他看看吴光浩，说了一声：“追？”吴光浩点了点头，也说：“追！”于是马上点起了早已准备好的火把，开始了追击。可是敌人只顾逃命，比兔子还跑得快，追了好几里路也没追上。看看快天亮了，只得往回走，这时才发现，敌人在逃跑中，被抛弃在路上的枪支弹药还不少，这可把农军战士们乐坏了。

　　这次袭击虽没搞成，但战士们拾得很多战利品，也算没白来。可潘忠汝不胜感慨，他认为，战场上真是瞬息万变，作为一个指挥员，应该把许多可能性都要想到，在此次行动之前，他也这样做了，可就是没想到马的一声喧叫，却把敌人吓跑了。这听起来有些像笑话，难道敌人是豆腐做的吗？但实际是，这个事情的确是真的，可见我们面临的这个敌人有多愚蠢与软弱！

　　吴光浩见潘忠汝闷闷不乐，过来安慰道：“这个结果也不错，至少我们知道了敌人是一群软蛋，看来我们要举行的暴动，成功的几率非常高！”

　　潘忠汝说：“这个事情以前没遇到过，看来马夫也得受受教育！”

　　“是呀，经验是靠慢慢积累的吧？！”吴光浩感叹道。

　　他们正说着，马上又有人来报告，说驻扎在县城的魏益三那个团，居然撤走了。

　　“这么说，县城里没有驻军了？”潘忠汝高兴地把大腿一拍，说道：“真是太好了，我们得马上进攻县城呀！”

　　（7）

　　十一月十一日中午，暴动队伍和黄安县七里坪、紫云两区的农民群众两万多人，在七里坪北门外河滩上，召开了隆重的暴动誓师大会。

　　中共黄麻特委书记符向一在会上首先讲话，他说：“黄麻两县的父老乡亲们，你们的革命热情正像火焰一样熊熊燃烧，连敌人都怕了，他们居然听见几声马叫，就逃之夭夭，这真是‘天兵天将从天落，虎吼雷鸣马萧萧’。现在听说他们连黄安县城都不敢待了，全跑到黄陂那边去了，这给我们进攻黄安县城提供了千载难逢的机会。今天我们在这里誓师，要‘以革命继续革命，以革命发展革命’，去夺取黄安县城。现在，我提议，黄麻暴动总指挥部正式成立，总指挥、副总指挥及指挥部其他成员，马上宣誓就职。”

　　接下来，在红旗招展的主席台上，总指挥潘忠汝、副总指挥吴光浩上了台，他们站在一起，向参会群众敬了一个军礼。接着，其他人员也上了台，他们大都是各区自卫队的队长，现在统一在了一个指挥部下，他们是戴季英、曹学楷、戴克敏、吴焕先、刘文蔚等。

　　然后，符向一举起捏紧的右拳，潘忠汝等也跟着他举起来右拳。宣誓开始，符向一念一句，大家跟着念一句。

　　宣誓完毕后，符向一向大会宣布：“我们准备已久的黄麻大暴动，马上就要开始了。我相信革命群众的力量是强大的，敌人是渺小的，只要我们坚持斗争，不怕牺牲，胜利一定是属于我们的！”

　　接着，下面潮水般的吼声此起彼伏，其内容只有两个字：“暴动！暴动！暴动！……”

　　符向一看见这种场面，马上举起右拳，呼起了口号：“打倒土豪劣绅！”

　　下面回应道：“打倒土豪劣绅！”

　　符向一再喊：“耕者有其田！”

　　下面回应道：“耕者有其田！“”

　　符向一再喊：“打到武汉去！”

　　下面也喊：“打到武汉去！”

　　符向一在喊：“打到南京去！”

　　下面也回应：“打到南京去！”

　　……

　　口号声此起彼伏，响彻云霄，在整个河滩的上空久久回荡。

　　接着，河滩上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宣传队马上组织了秧歌队，跳起来秧歌，接着就是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大家唱着用大别山区的民间小调改编的歌曲，在七里坪狭长的街道上走过。他们唱道：：

　　暴动，暴动！工农打先锋，拿起刀和枪，一同去进攻！

　　暴动，暴动！不怕土匪凶，拼出一条命，勇敢向前冲！

　　暴动，暴动！天下归工农，再不当牛马，要做主人翁！

　　暴动，暴动！共产党指引，前仆又后继，革命定成功！

　　第二天，中共黄麻特委在七里坪召开第二次会议，参加会议的特委委员，分别进入了会场。按加入特委的先后顺序，他们是符向一、吴光浩、刘镇一、王志仁、戴季英、潘忠汝、蔡济璜、刘文蔚，此时都到齐了。

　　关于眼下的暴动，经大家分析讨论，认为时机已经成熟，决定立即发动，去攻占黄安县城。具体时间定于十三日二十二时，也就是明天晚上十点钟开始行动。口令统一规定为：“暴动，夺取黄安城！”还规定，参加暴动的人，左臂上一律缠白色布巾，以便在黑夜中识别。

　　经过周密考虑，总指挥潘忠汝把具体部署说了出来：“此次进攻县城，分北路和南路两个方向，但主力军却在我们北路。北路由黄安农民自卫军、麻城农民自卫军大部和箭厂河的“三堂红学”组成，外加七里坪、紫云、乘马、顺河等区的农民义勇队，共计两万多人，南路由桃花、永河、二程、高桥等区的农民义勇军组成，至少也是上万人，总共加起来有三万多人。”

　　潘忠汝继续说：“我们的具体部署是，先派出进城侦察敌情的尖刀班，这个班务必在明天中午前就要赶到县城，然后摸清城里情况，并及时回报指挥部。明天下午，攻城突击队要提前集结于七里坪，要抄小路先出发。攻城主力紧随突击队之后，按黄安自卫军、麻城自卫军、箭厂河三堂革命红学自卫军以及七里、紫云等区的义勇队这个顺序奔进军。为防备河南光山的反动红枪会抄我们的后路，麻城自卫军要留下一个排，在傍晚前必须抵达黄安、麻城、光山三县交界的地方，占据有利地形。”

　　接下来，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刘镇一也谈到后勤保障问题。他说：“应发动群众支援前线，让他们组成担架队、运输队、送饭队等后勤保障大队，这需要地方党的同志去领导，同时还得收集攻城所需的梯子、稻草、绳索、铁锤、棉被等物资，由专人专管负责，随时听候征用。”

　　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说：“这些，我们都准备好了，而且我们已经与南面的桃花、永河、二程、高桥等区串联好了，让他们前来配合主力部队作战，搞好后勤保障工作。”

　　会后，蔡济璜、刘文蔚等人马上回麻城，去组织乘马岗、顺河一带的农民参加暴动。

　　（8）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三日傍晚，两万多农军主力，按时汇集在了七里坪北门外河滩上。看上去，到处都是整装待发的情景。河滩上人欢马叫，热火朝天。仔细看去，许多人都在准备各种攻城的器械，比如抬大炮，修马车，捆绳索，架云梯。在零散队伍中，有的在擦枪，有的在磨刀，有的在铡草，有的在喂马，真是一幅“秣马厉兵”图。

　　在众多的人群中，到处都能看见身背大刀，脚穿草鞋的农军战士，有的脖子上系着“赤化带”，有的左臂上戴着红袖套，还绣上一个“赤”字，更多的却是遵照指挥部统一安排，左臂缠上了白布巾。

　　身背大砍刀的自卫军大队长许仕友，也出现在人群中。他是乘马岗许家洼人，幼年时由于家贫，被父母送到嵩山少林寺去做杂役，为的是混口饭吃。时间久了，他看见和尚们都在练功，也偷偷学起了武艺，久而久之，也就会了许多。方丈看他悟性高，干脆就把他收为徒弟，向他专门传授技艺。这样，许仕友就出家当了和尚。

　　现在，许仕友是乘马岗六乡的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兼炮长，把自己管辖的几十个人带进了暴动大军。至于“炮长”一职，并不是他带着一个大炮队，而是在家乡，为防备河南那边红枪会来袭击，他专门负责警戒任务，一旦发现情况，马上点炮报警。当然，这个炮，也就是那个把松树干挖空做的大炮。

　　乘马岗程家冲的陈再道也在暴动的队列之中，此时他才十八岁，还是个嫩伢子，但他所经历的，是一般年轻人没有经历过的。他在三岁时就死了父亲，十岁时又死了母亲，是在叔父的照看下长大的，后来姐姐、叔父都死了，只留下他一个孤儿。家里那么多人都离他而去，归根结底就是贫穷，无钱医病。

　　现在陈再道所在的麻城自卫军第三排，已经接到指挥部命令，不去黄安县城，而是朝相反的方向走，去七里坪以北的木城寨，以防河南的反动“红枪会”乘虚而入。

　　陈再道本来姓“程”，但由于在参加农民协会的时候，登记人听错了，把“程”写成了“陈”，后来大家都这么叫，他也就懒得去改了，反正名字只是个符号，那是用来和别人相区别的，只要达到目的，就可以了。这就是陈再道当时这样想的，后来他发现，把“程”改成了“陈”，对他来说还有一个特别的含义，那就是“推陈出新”，说明他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再也不回头。

　　时间到了，潘忠汝已经按捺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从一个农军手中接过一面铜锣，“镗！镗！镗！”地敲了三下，然后大喊一声：“各大队注意，出发时间到了。目标，黄安县城。出发！”

　　顿时，屯扎在河滩上的两万多人，浩浩荡荡地向南开进。此时，副总指挥吴光浩率攻城突击队早已出发，他们如离弦之箭，抄小路直奔县城。

　　与此同时，在县城以南不远的羊子山，熊邦山、詹献庭、李先念等率领的高桥区上千农民武装，正在举行攻城誓师大会。前几天艰苦的训练，都以为是去攻打城西的桂花楼，到了现在大家才知道，是直接攻县城。一时间，大家都兴奋异常。

　　熊邦山、詹献庭、李先念站在一个大桌子上。面对暴动的人群，中共高桥区委书记熊邦山说：“弟兄们，按照总指挥部的命令，我们是去攻打县城，我们这一路负责攻南门，现在我们开始行动！”

　　李先念用他那铜铃般的大眼盯着暴动人群，此时他才十八岁，就已经是高桥区的工人纠察队大队长了。他带着红袖套，手里拿着一杆用竹子烧制过的红缨枪，待熊邦山讲完话后，他高喊道：“站好队形，出发！”

　　李先念出生在高桥区九龙冲李家大屋，最初的名字叫“李克念”，但后来有人在书写时，把“克”写得有些潦草，就让人误以为是“先”，接着后来人就一直写成“李先念”。当他发现后，已经迟了，“李先念”这个名字在高桥已传遍，怎么办呢？就干脆改名叫“李先念”算了。后来，据文化人解释，“先”比“克”更好，“先念”还有“先见之明”的意思。

　　李先念的兄弟姊妹很多，但都是同母异父所生。在父亲名下，只有他一个独儿。他也在兄弟姊妹中年龄最小，因此被叫做“李老幺”。前几年，为了生计，李老幺到汉口当过学徒，后来又回到高桥拜姐夫的兄弟袁学福为师，学起了木工活。这样，“李木匠”这个称呼也就应运而生了。

　　李先念参加革命后，被推举为高桥区的工会主席，现在是工人纠察队大队长。

　　在麻城到黄安的路上，蔡济璜、王树声、徐其虚等人率领乘马、顺河农民武装，翻过光裕山，渡过倒水河，按原定计划，向黄安县城直奔而来。

　　在黄安西南方向的黄陂县，境内有个河口区，那里的农民自卫军大队长叫徐海东。他闻讯后也带着十几名队员，七支步枪，星夜兼程，赶来黄安助阵。

　　（9）

　　凌晨四时左右，三万多农民自卫军、义勇军组成的暴动大军已经风风火火地赶到了黄安县城的城墙下，按照总指挥部的统一部署，兵分两路，悄悄包围了黄安县城，以等待攻城命令的发出。

　　看着洪水一般的农军在夜风中源源不断地向黄安城涌动，潘忠汝心里是无比激动。他习惯地看了看天，天上漆黑一团，什么也看不见。其实他不是在看天，他是在看东方有没有出现一丝光亮。他在等待黎明，等待那即将发出进攻命令的时刻。此时，他多少有点儿紧张，也有些担心。尖刀班进城了吗？他们能不能打开城门？吴光浩的突击队，是否也到达了指定地点？

　　其实，潘忠汝的担心是多余的。尖刀班已经按照他的命令，在正午前就到了黄安城外，然后悄悄潜入了城中。

　　尖刀班共十二名队员，都是百里挑一的精干后生。他们有的装成生意人，有的扮着说书人，有的装成讨饭的，有的扮着卖柴的……这样，就一一混进了城里。

　　尖刀班进城后，马上通过事先联系过的各种关系，神不知鬼不觉地寻摸着敌情。到了夜里，已经把城里的敌情，大致搞清了。

　　此时，尖刀班正潜伏在北门内附近，与大队人马只隔着一道城墙，他们紧握手枪和匕首，也在等待总指挥潘忠汝发出攻城信号。

　　信号一旦发出，尖刀班将不顾一切，迅速奔往城门，把守城士兵解决，然后马上打开城门。

　　此时，副总指挥吴光浩率领突击队也进了城，他们刚冲进城里的火王庙。

　　自傍晚出发后，突击队七十多人抄小路向南疾进，过了王家畈，到县城附近已是半夜。现在，他们通过云梯，已经爬进城里，正在火王庙待命。

　　按照吴光浩的要求，突击队第一步是先干掉警备连。这个连战斗力较差，但武器较好。所以吴光浩要求战士们记住，缴一支枪自己背着，缴两支给别人背一支。第二步再去攻打警察局，警察局人枪都少，更容易打。最后才是与暴动大军汇合，去攻打县政府。

　　刚进火神庙不久，吴光浩就听见“叭！叭！叭！”三声清脆的枪响。他马上说：“总攻开始了！”

　　（10）

　　原来这是潘忠汝抠动了扳机，向天上空放了三枪，这是事前约定的“总攻”信号。

　　此时，潘忠汝站在一个高地上，他已接到尖刀班、突击队进城的消息，心里马上踏实多了。看看天色，东方终于出现了一丝光亮，于是他把枪拿出来握在手中，向空中开了三枪。然后，他放开喉咙大喊道：“同志们，总攻开始了，冲啊！”

　　顿时，只听得黑暗中黄安城下到处都是“冲啊，杀呀”的呐喊声，和“噼里啪啦”的脚步声。紧跟着，枪声、炮声和喊声混成一片，像呼啸的山风，一阵紧似一阵，像汹涌的海涛，一浪高过一浪。

　　城墙上也出现了不少人影，但并没发现有人放枪。涌到城墙下的暴动大军已经向城墙上开火了。接着，长长的云梯被无数人抬着，终于冲到了墙根下，然后伸向了墙头。

　　刚一放好，就有人在往上爬。一个刚上去，第二个紧跟着。不远处刚放好一架，又是那么多人跟着往上爬。紧接着，是第三架，第四架……

　　冲向城门洞的人看见城门关着，于是就有人出主意，撞门。人多力量大，人多主意也多。刚有人说“撞门”，就有人抬着一根粗壮的大圆木来了，于是大家都来抱着，马上有人充当指挥，喊道：“一二三，预备，冲！”

　　大家抱着圆木向城门冲去。只听得齐声叫道：“嗨！”接着“咚”的一声，厚厚的城门被重重地撞击了一下，但并没有撞开。

　　接着，又来第二次，依然是“一二三，预备，冲！”结果，城门还是纹丝不动。

　　撞了无数下，城门丝毫不动。于是救有人说，用火烧。主意一出，马上就有人拿着锄头在城门下挖起坑来，他们准备挖个大坑，把干柴架在下面，用火烧门。

　　此时，尖刀班已经联系上突击队，然后带着突击队飞速摸到了北门。看守北门的敌兵正在负隅顽抗，就三下五除二，全部给消灭了。原来守兵看见外面那么多人来进攻，其注意力全集中在了城外，没想到背后居然有人来袭击。

　　烧城门的火焰刚刚燃起，城门却被打开了，于是一部分人灭火，其他人蜂拥而入，冲进城去。

　　突击队打开城门后，马上又向警备连驻地扑去。原来，警备连驻地曾经是魏益三第三十军那个团驻扎。此时，那个团已经开走了，这里的兵力就显得单薄了。结果正如事先估计的那样，警备连根本经不起冲杀。不多一会儿，就全都举起双手投降。之后，突击队又直奔警察局。

　　大街上，到处都是喊杀声，偶尔还听见有人大叫：“口令！”接着，马上就有人应道：“暴动，夺取黄安城！”这是发现对面来人，需要对口令。

　　黑暗中，到处都有问“口令”，到处都能听到“暴动，夺取黄安城”。因为对面来人，根本看不清是敌人还是自己人，只有问口令来进行识别了。如果对面一旦答不出，或者答错了，就会引来无数支飞镖或者一系列枪声。

　　杀到这会儿，吴光浩才有了一点曾经当营长的感觉。在战场上，一向瘦小而单薄的他，却像着了魔似的机警过人，同时又力大无比，简直像传说中那样发了神威。此时，有一个敌人正向他奔来，枪还没放，就被他闪电般地跑过去，手起刀落，将那个敌人砍翻。

　　杀完了眼前的敌人，吴光浩把手枪一举，振臂大呼：“同志们，该去县太爷的大堂了，快！”

　　顿时，有人喊道：“冲到县衙门，活捉贺守忠！”突击队几十个人，马上旋风般地冲向县衙。

　　（11）

　　县衙里，国民党黄安县县长贺守忠正在睡梦中，却被一阵枪声惊醒，同时还听见了一声高似一声的呐喊。他马上意识到，情况不妙，有“乱民”造反，得赶快躲起来。

　　这个贺守忠，是刚刚被调到黄安就任的，前后还不到一个月。他的前任叫李墨林，就是因为上个月黄安出现了农民暴动而被撤了职，然后才把他推上了这个县长位子。现在他贺守忠屁股都还没坐热，就又遇到了农民暴动，而且比九月暴动更厉害，直接来攻县城，看来这乌纱帽肯定是保不住了。

　　但是，现在顾命要紧，其他都是次要的。听见外面杀声震天，贺守忠首先想到的是逃命。他一边穿衣服，一边往外跑，他的老婆也跟着他跑。刚跨出门，就被迎面跑来的马弁挡住了去路。马弁是来报告的：“大人，不……不好了，外……外面有大量匪贼打……打进来了！”

　　“什么匪贼？那是乱民造反，是共产党操纵的农民暴乱！”贺守忠知道，魏益三的那个团一走，县城就很危险，但是他一再争取，可那个团长却软硬不吃，硬要把队伍拉走。这下可好了，果然不出他的所料。但是，事已至此，他的唯一出路就只剩下逃命了。

　　此时，贺守忠心里很沮丧，也很紧张，但还得故作镇定。他冲着马弁喊道：“几个种田佬就把你吓成这个样子？别怕，快去叫醒弟兄们把前门堵上，不要让那些乱民进来，我马上去调救兵！”

　　那个马弁见县长这么一说，心里的确得到了一些安定，于是胆子壮了些，马上去前院厢房，把那些还没睡醒的保安队员，一个个叫起来。这些人连衣服也没穿好，就拿着枪朝着大门口乱放起来。

　　一轮枪子儿放光之后，正准备装第二轮放，正在这时，只听见“叭叭叭”一阵枪响，保安队员已经被打倒了几个。原来，吴光浩的突击队已经从后面窗口冲了进来。

　　顿时，屋里乱成一团。保安队员看见么‘暴民’抄了他们的后路，已经没希望了，于是马上作揖磕头，请求饶命。

　　正在这时，突然又听见两声枪响，接着又是两声。原来，县长贺守忠的师爷和马弁一文一武正在向刚进去的突击队员放枪，结果没打着。这下却召来了更多的突击队员，他们一起冲上去，便结果了这两人的性命。

　　打死马弁和师爷后，贺守忠也被搜了出来。原来他躲在太师椅的后面，手里还拿着一支漂亮的小手枪。但是，他没敢放，怕引起众怒，当场就会杀死他。

　　吴光浩看见队员们逮住了一个又高又胖的家伙，这人披着一件绣有八团花棉绸罩的老羊皮袄，马上问道：“你是县长贺守忠？”

　　“我……”那人此时却紧张起来，吓得浑身发抖。

　　“说！不说就宰了你！”一个队员说。

　　“鄙人……是……是贺……贺守忠。”那人胆怯地说，“贵方是哪一路？”

　　“我们是共产党领导的农民革命军！”吴光浩答道。

　　“误会，真是个误会！原来贵党和我党是精诚合作的！我上任还不到十五天，什么情况都还不清楚。你们有什么问题要解决，我们可以坐下来好好谈嘛！”贺守忠这下不结巴了，他居然想通过谈判，来做垂死挣扎。

　　“带走！”吴光浩不想和他饶舌，马上命令道。三四个突击队员立刻冲上前，不由分说，把这个贺守忠五花大绑起来。贺守忠这时感到有些绝望，他连忙哀求道：“有话好说，你们先提出个条件，鄙人当一一照办！”

　　“那就不必了，还是交人民来审判吧！”吴光浩正说着，有队员来报告，他们发现了一个洞口。

　　吴光浩连忙跑过去，结果发现，就在县长太师椅下面的地板上，有一个很大的裂缝，一敲，下面是空的。

　　吴光浩马上问贺守忠：“下面是什么？”

　　贺守常却狡猾地说：“我刚来，不知道！”

　　吴光浩见问不出个究竟，马上叫队员们挖，结果里面还藏着两个人。一个男的和一个女的，他们已经吓得缩成了一团。

　　原来，这个男的才是贺守忠，那女的是他的老婆。那个冒牌的，是贺守忠的红枪会师爷。

　　（12）

　　攻取黄安城的战役终于结束，此役消灭了县警备队两百多人，警察五十多人，擒获了县长贺守忠、司法委员王治平和一些土豪劣绅共计十五人，缴获枪支一百多条，弹药九十多箱，还有被子一百多条，军钞数百元。

　　当血红的太阳从东边地平线上冉冉升起的时候，古老的黄安城在战火中迎来了第一个新生的清晨。此时，革命的红旗，已经插上了黄安城头，它在晨风中飘起来了！

　　当曙光来临时，从北门进城的农军，穿过大街小巷，洪水一般地涌向东门。由于人多势众，东门也被打开了，外面的队伍又潮水般地涌了进来。两股人马形成了一个漩涡，然后合成了一股，又一起涌向南门。

　　天已大亮，站在城墙上往外看，会发现，还有很多人没进得城来，黑压压一大片，简直望不到头。其实，从昨晚开始，农民暴动的消息一经传出，四方八面的人就都知道了，于是都涌向县城来看热闹。

　　夜色中，只听见脚步声和呐喊声，却看不见有多少人。天亮了，这才发现到处都是戴着红领带或者红袖套的人在奔跑。

　　紧接着，农民自卫军有组织地开始进城了。按照总指挥部的要求，所有各区、乡，甚至是村里来的队伍，都必须由一个最精神的自卫军战士走在队伍的最前面。如何精神？就是高大魁梧，腿裹绑带，肩扛长枪，胸前佩挂赤化带，走起路来步伐坚定又有力。

　　先是自卫队入城，后面则是众多的义勇队。义勇队的穿戴虽没有严格要求，但也干净利索。同男人们一道来的，还有女兵，她们虽没有刀枪，但手里却拿着剪刀、菜刀和削尖了的竹子，看起来也是威风凛凛，有‘巾帼不让须眉’的气势。

　　进城的队伍，似乎望不到头，也看不到尾。看见的到处都是有人拿着的来福枪、红缨枪、甲鱼叉、三节棍、锄头、扁担、鸟铳、木棒，真可谓刀枪棍并举，锄耙犁齐拼。

　　从黄安县现有的人口计算，这一天，也就是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至少有一半以上的人来了县城，因此少说也有三十万。

　　自卫队员们进了城后，有人居然唱起了歌：

　　小小黄安，真不简单。

　　铜锣一响，四十八万。

　　男的当兵，女的送饭。

　　一批又一批农军涌进了黄安城，把个大街小巷挤得水泄不通。城里站不下，就到城墙上去。于是，有些战士就站在城墙上，大声呼起了口号：

　　“土地革命，工农当家！”

　　“杀贪官，诛污吏！”

　　“打倒土豪劣绅！”

　　“拥护农民革命军！”

　　……

　　他们这一喊，城墙内、外便一呼百应，成千上万的人，也跟着喊起来，真是地动山摇般的呼喊。

　　（1）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四日上午，当红旗插上古老的黄安城头时，东方的旭日正冉冉升起。作为暴动总指挥部正、副总指挥，潘忠汝和吴光浩站在城头上，久久地凝视着那面在晨风中微微飘动的红旗。尽管他们的内心都无比激动，但他们的心里都很清楚，此时还不是胜利的那一天，而只是刚刚开始。

　　他们的表情是庄严而沉着的，此时都在想一个问题，那就是黄安城按预定计划已被攻下，接下来该干什么呢？其实事情还多着呢，他们把国民党的县政府给推翻了，这犹如把天戳了一个窟窿，这对“天”来说，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所以，接下来的事情，肯定是国民党的军队来报复，他俩作为暴动的正、副指挥，首先要考虑的，应该是如何御敌的问题。

　　进城的农军还在不断进来，他们是各区、乡的农民武装。

　　潘忠汝和吴光浩在大街上走着，一边走一边了解着暴动后的市景状况。尽管他们看见街上走的人很多，但大都不是原县城里的人，这些人走着，还不停地向这边招手。此时，潘忠汝他们虽不停地招手回应着，可心思已不在眼前。他们想的是，敌人来了，该怎么对付。

　　突然，吴光浩冒了一句：“三十军那边怎么办？”

　　“三十军？”潘忠汝一下没反应过来，此时他正在想要多少枪才能对付敌人。

　　“是的，就是从黄安城撤走的那个团。目前，就他们距黄安最近。黄安城被攻下，难道他们会袖手旁观？”吴光浩说。

　　潘忠汝马上说：“这个，倒应该要考虑了。听说那个团已撤到黄陂去了，还不知道什么时候来个回马枪呢。”

　　“我的意见是，现在我们就要做好防范！”吴光浩说。

　　“这个……我同意！——之前，我们已派人往各处去打探，只要有风吹草动，他们会及时来汇报的！”潘忠汝说。

　　（2）

　　打下黄安城后，火王庙已成了农军暴动的总指挥部。火王庙的来历，是因为一个传说。由于夏天很热，被许多人认为是上天的作弄，是上天派来管火使者下界来巡视，所以不能惹他生气，否则就是一场火灾。要做到这一点，唯一的办法就是尊称他为“王”，并给他修庙烧香，叩头礼拜，这样才会避免灾难。当然，“火王”一词还有一个含义，那就是“火德旺盛”的君主，为他们修庙是纪念他们造福人类的功德。今天，农民自卫军的指挥部选在这里，也是巧合了“火德旺盛”之气象。

　　吴光浩的话，让潘忠汝一直在思索。如果三十军的那个团马上来进攻，还真是个问题。打吧，昨夜刚进行了一场鏖战，已是人困马乏，无力抵抗，这是个“要命”的事。怎么办呢？只有守好四门，不去应战。但经昨晚一战，四门已被破坏，还来不及修理，哪里能守得住呢？唯一的办法，就是敌人最好不来，可这个结果又不是他说了算。

　　敌人真来了，怎么办呢？只好打了，可打得赢吗？目前，农军加上缴获的武器，也就四百多支枪吧，可敌军一个团就是一千多人，除了每人有一支枪，还有机枪、迫击炮等重武器呢。这差距也太大了，怎么去迎战呢？

　　所以，潘忠汝得出的结论是，如果敌人来了，在人困马乏、武器弹药奇缺的情况下，要打赢它一个团，力量显然不够。可是，如果不打就撤呢？红旗刚刚插上城头，大街小巷还在庆祝胜利，这能撤吗？

　　想到这里，潘忠汝不由自主地停下脚步，他看了看一直走在他前面的吴光浩，说：“要不要交指挥部研究一下？”听潘忠汝这么一说，吴光浩却反而笑了。他说：“有那么严重吗，值得大家去研究？”他这一说，倒把潘忠汝搞糊涂了。他想，这个问题已牵涉到生死存亡，说“研究”已经是客气的了，他却很轻松，还笑得出来。

　　但没过几秒钟，潘忠汝就反应过来了，他兴奋地说：“看来，你已有主意了，所以觉得不值得研究？！”

　　“我有什么主意？就目前状况，只能是‘三十六计，走为上’咯！”潘忠汝心里一震，原来这家伙和他想的一样，也想到了“撤”。

　　只听吴光浩又说：“三天之内打来，只能撤。”

　　“怎么去说服群众呢？”潘忠汝说，“刚打下就撤，这有些像笑话！”

　　吴光浩说：“俗话说‘事到头，不自由’，敌人什么时候来，不由我们决定，所以我们得随时准备出击，甚至准备打恶仗。攻下这个黄安城不算什么？它只是第一步。敌人随时都会来，以后的路还长着呢。目前我们的实力很弱，攻下城后，并不能说明我们就能守得住，所以只能撤！”

　　“好家伙，他还真有主见。”潘忠汝吃了一惊 ，心里冒出这么一句，但没有说出，他想听的是，怎么个“撤”法。如果敌人马上来，撤，还来得及吗？

　　“不过，”吴光浩又说：“关于这个撤字，现在还不能说出去，否则会打击群众的积极性！如果敌人真的来了，我倒有个办法！”

　　“什么办法？”潘忠汝眼睛一亮，问道。

　　“这个，现在还不能说。但是——”吴光浩又补了一句，“这种撤的思想还是要开个会统一一下的，不然有人会不听命令影响大局。”

　　“那是必需的！这一步，肯定得去做。”潘忠汝应允道。

　　（3）

　　在黄麻特委和黄安县委的共同努力下，黄安城很快就恢复了秩序。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刘镇一还专门出示了安民告示，张贴在了四个城门下。

　　下午三四点钟，潘忠汝和吴光浩开始巡视四门情况。他们看到，城内除了来来往往涌动的人群，街道两旁的店铺、饭馆等，已经开始营业，学校也照常上课了。

　　这么快就恢复了秩序，潘忠汝心里很高兴，马上想到军队必须要有地方党组织的支持，否则将寸步难行。战斗结束后，潘忠汝领导的农民自卫军就在城中维持秩序，看来他们还是忠于职守的。

　　他们在大街上走着，突然身后有一自卫队员跑来，拦住了他俩的去路。只见他上气不接下气地说：“报告总指挥，县委王书记正找你们呢，要你们快去！”

　　“什么事？”他俩急忙问。

　　那个队员说：“听说，三十军打来了！”

　　“啊？！”两人都愣了，但做声不得，只是相对地看着。意思是，事情还真让他们说准了！生活中有些事情，还真是担心什么，它就来什么。

　　他们马上随那个自卫队员来到火王庙。这时，庙里已挤满了人，大家七嘴八舌的，正在说敌人打来之事。县委书记王志仁看见他们来了，赶紧让座。

　　王志仁站起来，冲大伙儿说：“静一静，现在我们开个临时紧急会，据西边侦察的人来报告，原驻黄安城的国民党三十军那个团，已从黄陂开过来了，他们肯定是来夺城的，现在距县城只有二十里地了，我们怎么办？大家议一议，时间不能长，得马上决定。”

　　“有什么好议的，赶快撤！”吴光浩马上说，“兵贵神速，一分钟都不能耽误！“

　　吴光浩的话一出，马上就有人想不通，说：“刚打下黄安城，凭什么要撤？”

　　“打不行吗？他们不就一个团？我们可是几万人呢！”有人这样反问道。

　　“敌人距城只二十里了，撤，来得及吗？”大家你一言我一语地说个不停。

　　王志仁看没个准心，马上问吴光浩：“为什么要撤？你给大家说说吧。”他知道，吴光浩此时绝不是信口开河，他这么说，肯定有办法。再说，潘忠汝好像也知道这事，因为他没作声，说不定他们已商量过了。

　　“道理很简单。”吴光浩说，“我们的枪总共加起来不到五百支，且弹药不足，而人家是一个团一千多号人，每人一支枪，还有重武器，且弹药充足又训练有素。不撤，就只能被动挨打！现在四个城门都有被破坏的情况，守城肯定守不住。”

　　王志仁马上问：“往哪儿撤呢，你考虑过吗？”

　　“往七里坪，杀个回马枪吧！”潘忠汝说，“这个大家要想通，我们不是怕敌人，我们是为革命保存实力。目前，我们才刚刚起步，许多问题都还在草创中，不能意气用事。稍微不慎，就会给革命带来损失。”

　　吴光浩这时才说出自己的想法：“我们撤，但也不能便宜了这个三十军，我们可以给他摆个阵，让他坐卧不安，最后卷起被盖卷走人！”

　　王志仁马上问：“怎么摆？说说看！”

　　吴光浩把王志仁拉到一边，悄悄地说了他的主意，王志仁听了半信半疑，觉得有些玄，马上把这个主意告诉了符向一和刘镇一，他们认为事到如今，只能试试了。但撤退却是肯定的了，所以必须得快！被抓的贺守忠、王治平等人，已经来不及公审，只能绑着送七里坪，还得严加看管。

　　会议一结束，大家马上行动起来。曹学楷负责疏散群众，潘忠汝负责撤离自卫军和义勇队。转移时，一切从简，除了缴获的枪支、子弹、被子及军钞之外，不准携带任何东西。此时，尽管有许多自卫队战士及群众并不理解，甚至还有些抵触情绪，但一听说敌人马上就到，也不得不撤。这样，便在一个多小时后，黄安城马上成了一座空城。

　　潘忠汝率领的农民自卫军断后，他们刚出北门，魏益三第三十军的那个团就进了西门。还真有些玄，如果不是吴光浩果断，如果不是行动迅速，谁能料到，究竟会出现怎样的结局？

　　（4）

　　魏益三部的那团人马，本来是刚撤走没几天的。他们在黄陂境内滞留，目的就是怕在黄安被农民暴动的洪流所淹没。但是，现在听说黄安县的政府被“端”，县长被活捉，就有些呆不住了。无论如何，也得做做样子，杀回黄安，这样将来在追究责任时，也好开脱开脱。所以，在那个团长的带领下，这个团又杀回黄安城来。

　　说到魏益三的军队，首先我们要知道魏益三是一个什么样的人。魏益三早年毕业于保定军官学校，本来在直系军阀曹锟手下任混成旅骑兵团团长，但是在直奉大战后，由于直系战败，他就干脆投到奉方张学良处，做起了第三旅参谋长兼教导大队长。后又随奉方将领郭松龄一起“反奉”，投到了冯玉祥的西北军门下。为了保存实力，魏益三不惜改换门面，被人称为“三姓家奴”。

　　有这样的军长，他手下的团长也不会怎么样的，所以他听说黄麻农民漫山遍野将席卷而来，就借故师部来了命令，把队伍带走了。其实他只在黄陂县境内逗留了一下，目的是为避风头。可是，没想到他刚走一天，农民暴动就风起云涌，居然把黄安县城给占了，还抓了县长贺守忠。这一下事情可就大了，要是上面追究起来，他是脱不了干系的。所以，这个团长在心有余悸之后，只得硬着头皮向黄安城“杀”来。

　　黄昏时分，当魏益三这个团冲到黄安城西门时，居然发现城门大开，没人守城，而传说中的几十万农民暴动，好像根本就不曾发生过。这倒让这个团长纳闷起来，这是怎么回事呢？难道听见的都是谣传？可是当他冲进城时，居然发现大街上的店铺到处都关着，而且墙上不时还出现鄂东革命委员会贴出的《布告》和一些红红绿绿的标语。这才确定，这里还真发生过农民暴动。

　　团长下马，走进了县政府，看见这里丝毫没有被损毁，房屋还是那房屋，县衙还是那县衙，只是人走房空。不同的，只是楼顶上那面青天白日旗，却换成了绣有斧头镰刀的红旗。

　　看见这些迹象，团长马上想到，农民暴动肯定是杂乱无章的，可是这里却显得有章有序，凌而不乱。看来，乱民们的造反，是有高人指点。很明显，他们的离城，不是慌张逃窜，而是井然有序。这说明了什么呢？猛然间，团长心里发起虚来。他想，这些人的泰然离去，是不是特意给他下“套”让他来钻呢？

　　一想到这个问题，这个团长就觉得很像。顿时，他的额头上冒出冷汗来，他真后悔来得太快。如果今天晚上他们来围城，几十万人在暗处，而他这个团却在明处，这如何能对付得了？搞不好，连老本又要搭进去。

　　于是，这个团长就想到了“撤”，他要把队伍马上拉走。可还没走几步，又转念一想，天快黑了，走到半路，还不是要挨他们的黑枪？说不定他们正等着你去呢。看来今晚还得守在城中，“将就”一夜，明天再撤。主意拿定之后，这个团长叫来传令兵，要他去传令，要各营守好四门，严加防范，偃旗息鼓，枕戈待旦。

　　一夜中，团长并没有睡着。外面只要有一点响动，他都以为是农民军来进攻了。好不容易挨到天明，这个团长马上起身，把队伍撤出了城外，然后直奔来路，往黄陂方向去了。

　　（5）

　　原来，这个主意是吴光浩出的，这叫“精神战法”。在《三国演义》里，诸葛亮遇到了司马懿的大军，此时他的大军已调走了，身边只有极少人马，如果轻易御敌，肯定是打不过的。怎么办呢？就冒险使了一回空城计，打开四方城门，做起让敌兵故意进城的样子，然后是诸葛亮一人坐在城楼上悠闲的弹琴。这却把司马懿吓坏了，带着兵就往回跑。

　　今天，农民革命军硬拼是没有胜算的。吴光浩深知军阀队伍有一个致命的弱点，就是为了保存实力不会轻易决战。所以，吴光浩就根据这个心理设计了“圈套”，结果还真把魏益三这个团给吓跑了。

　　想来也是，在七里坪近郊的一声马叫，就可以把他们一个营吓跑，这样虚张声势的布置，还能不把他们吓得屁滚尿流才怪呢。如果真的被几十万农军包围，他们虽然武器精良，但最终还是会被由人汇集的大海所吞没。

　　农民自卫军回到七里坪的第二天，就听说魏益三那个团被吓跑了。事情正如吴光浩的估计，这一下大家都把他当做了“神人”。有的人干脆就叫他“活神仙”，还有的把他叫“赛诸葛”。可他一听见这些赞许，总是摇一摇头，表示不赞成。因为他知道，在战场上，瞬息万变的事情太多了，此次也不敢说，只是被逼无奈才这样选择。在撤退的路上，他还在想，这个团占领县城后，下一步将会进攻七里坪。为了打击他们，可能还得继续撤，到十丈山一带，才有可能依靠地形取胜，否则还真是“鸡蛋碰石头”。

　　这下好了，魏益三的军队被吓跑了，短期内可能不会再来。黄麻特委和革命委员会又坐下来研究，把成立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一事提了出来。也就是说，还得回到黄安县城，在那里建立工农民主政府，其影响力和号召力才大。

　　十一月十六日，撤到黄安的农民自卫军和跟随的群众，又浩浩荡荡地回到黄安县城。为了把声势造得大一些，他们还组织宣传队走在队伍前面，沿途张贴标语并组织演讲。这些标语是：

　　“杀尽土豪劣绅！”

　　“实行土地革命！”

　　“打倒国民党南京政府！”

　　“夺取政权，组织农工政府！”

　　……

　　当大军走到距县城三四里地的沙河时，早就入城的市民群众已出城来迎，还燃放了鞭炮，表示喜迎。在这些群众中，不全是无产阶级，还有小商小贩、店铺老板，他们已看到农民暴动的威力，迫于形势，也不得不夹在欢迎队伍里，做做样子吧。

　　当大军经过时，欢迎群众喊起了口号：

　　“欢迎农民革命军！”

　　“拥护鄂东革命委员会！”

　　“打倒军阀，打倒列强！”

　　“耕者有其田！”

　　……

　　（6）

　　魏益三的军队被吓跑后，就一直没回来。尽管中共黄安县委派出许多“眼线”去打探，也没发现有军队向黄安县城开来的迹象。这就说明，黄安县城这个地方，暂时是安全的。这样看来，建立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就可以顺利进行了。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十八日，对中国革命来说，是一个破纪录的日子。那是*领导的革命力量在大别山地区建立第一个红色政权的日子，这就是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的建立。它比彭湃在广东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海丰县苏维埃政府”还早三天，比毛泽东在井冈山建立的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还早十天，比张太雷在广州建立的“苏维埃政府”还早二十四天。

　　这一天，黄安古城像披上了节日的盛装。花花绿绿的标语贴满了大街小巷，到处都是红旗招展，到处都能听见锣鼓声、唢呐声和鞭炮响。早饭后，许多人都迈着匆匆的脚步，向城南的校场岗奔来。这里将是举行庆祝大会的地方，热烈庆祝成立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

　　为了开好庆祝大会，黄安县委在中共黄麻特委的直接领导下，对会议做了精心布置。为筹备会议议程，睡得很晚的潘忠汝和吴光浩老早就醒了。他们吃过早饭，也匆匆地往城南校场岗走。这时他们才发现，今天还是个大晴天，启明星在头顶闪耀着透亮的光，看来距太阳蹦出地面，已经不远了。

　　校场岗已经挤满了人，真是人头攒动，人声鼎沸。这些人中，除了黄安县城的，还有来自附近乡村的，除了黄安人，还有并肩战斗的麻城人。麻城县已经派出了二十多名代表正式参加会议，至于非正式的乘马、顺河等区的群众，那就更多了。他们和七里坪、紫云的群众一样，根本用不着“指派”，不怕路途的艰辛，也纷纷来到会场。

　　这是一个初冬的早晨，空气已不再湿润暖和，而是清凉中透出干冷，但会场的热烈气氛，倒似一派春天生机勃勃的气象，早把这个干冷，驱散得干干净净。

　　大会会场朴实大方，庄严肃穆。主席台正上方，悬挂着“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庆祝大会”的横幅，两侧的台柱上，贴出了两句标语，很像大门两边的“对联”。但看内容，却是两句不相连缀的口号，右边是“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曙光在前”，左边为“镰刀割断旧乾坤，铁锤打出新世界”。一块“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的门牌已经做好，被立在了主席台前。同时，还有一幅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的布告，也醒目地贴在主席台前的木板上。

　　太阳出来时，会场上已是人山人海。除了人声鼎沸，还隐隐能听见有人在唱歌，最开始好像声浪还不大，可渐渐的，却是一浪高过一浪。仔细一听，他们唱的歌却是北伐时传唱的《北伐军军歌》和《工农兵联合起来》。

　　这边开始唱：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努力国民革命，努力国民革命，齐奋斗！齐奋斗！

　　工农学兵，工农学兵，大联合！大联合！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帝国主义，齐奋斗！齐奋斗！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国民革命成功，国民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这边一结束，那边又开始：

　　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万众一心。工农兵，联合起来向前进，消灭敌人。我们勇敢，我们奋斗，我们团结，我们前进，杀向那帝国主义反动派的大本营，最后胜利一定属于我们工农兵。

　　歌声此起彼伏，真是激动人心。此时此刻，让潘忠汝和吴光浩也感到，只有革命的歌声，才能焕发出农民群众争取自由的亢奋！

　　突然，有一个方向唱出了另一首歌，它的歌词是这样的：

　　八月桂花遍地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八月桂花向阳开，鲜红的旗帜竖起来，打倒土豪和劣绅，革命的人民站起来！八月桂花遍地开，鲜艳的旗帜竖起来，张灯又结彩呀，张灯又结彩呀，光辉灿烂闪出新世界。

　　亲爱的工友们呀啊，亲爱的农友们呀啊，唱一曲国际歌，庆祝苏维埃。站在革命的前线，不怕牺牲冲向前，为的是政权呀啊，工农专政如今已实现。

　　亲爱的工友们呀啊，亲爱的农友们呀啊，今日里是我们，解放的一天。领导群众数千万，跳出地狱鬼门关，不再受摧残呀啊，封建制度彻底要推翻。

　　亲爱的工友们呀啊，亲爱的农友们呀啊，封建制度，一定要推翻。完成民主革命，反动势力要肃清，团结向前进呀啊，政府就是我们的家。

　　这是一首以大别山的民歌《八段锦》为曲调演唱的歌，是搞宣传的同志们临时编写出来的，歌名就叫《庆祝成立工农民主政府》。

　　（7）

　　上午九时准，庆祝大会开始。由中共黄安县委书记王志仁主持会议。首先，他宣布，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然后请被推选的政府主席曹学楷讲话。

　　此时，曹学楷满面春风。他缓缓地走到主席台前，向大会群众深深地鞠了一躬，然后微笑着看着大家。这时人们才发现，今天的曹学楷满面红光，在他的胸前别着一个红纸条，上写“主席”两个字。顿时，全场马上报以热烈的掌声。同时，还有人呼喊起来。

　　曹学楷也很激动，他几次想说话，可刚张口就被热烈的掌声和呼喊声淹没，所以只好等掌声和呼喊声平静下来后，他才开始讲话。他大着嗓门喊道：“黄安县的父老乡亲们，今天我们怀着激动的心情，在这里来开会，那是因为我们推翻了国民党黄安县政府，我们胜利了。现在我宣布，由*领导的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正式成立！”

　　顿时，全场欢声雷动，鼓乐齐鸣。唢呐声高奏大别山区一带流行的喜庆曲子，掌声、呼喊声响彻云霄。接着，王秀松、吴先筹、陈定侯、戴季伦、田开筹等九名委员，也一一登上台来，并向大会挥手致敬。

　　喊完了开场话后，曹学楷宣读《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纲领》、大会《通电》和《告民众书》，然后开始了长篇讲话：

　　“黄安县的父老乡亲们，和我们一起战斗的黄麻地区的同志们！过去，我们种田佬只有种田的份，每年除了要向地主老财们交钱粮外，还得承担旧政府的皇粮国税，一有点不合他们的意，就被抓起来严刑拷打，还关进监牢甚至砍脑袋。他们为什么要这么做呢？原来这些政府的大门是给地主老财们开的。但是到了今天，世道变了，我们这些种田佬，也能组织起自己的政府，也能当主席，当委员。我们政府的大门，是专门为种田佬开的，我们的监狱，是专门用来关那些地主老财们的。从此以后，我们翻身了，扬眉吐气了……”

　　曹学楷的话发人深思，扣人心弦。接着，他就从自己被推选为主席一事，谈到了对革命的感受。他自谦才疏学浅，能力有限，还被推选为主席，感谢大家对他的信任。他结合自己的经历谈革命之路，从武昌中华大学附中谈起，到刘家园的第一所农民夜校，然后是秘密农民协会，接着才开始谈对共产党的认识，然后申请入党，参加革命工作。他的中心话题是，认识革命需要有过程，参加革命需要有勇气，因为革命的路不是平坦的，它总是在曲折坎坷中不断前进。

　　最后，曹学楷几乎是在疾呼：

　　“同志们！革命是势不可挡的洪流！如今我们有了自己的政府，有了自己的‘衙门’，就要打倒一切地主老财和各种反动派，并消灭他们的势力，然后把红旗不仅要插上黄安县城头，而且还要插到麻城县，让它在大别山区高高飘扬！

　　“我们将继续高举革命的大旗，打倒蒋介石、汪精卫统治下的国民党南京政府，建设一个实现苏维埃共产主义的新世界！让我们这个世界，变成一个没有地主老财盘剥的红彤彤的世界！让我们这些种田佬，在这个世界里自食其力，为自己的事当家作主！”

　　曹学楷讲完话后，顿时掌声雷动，呐喊声铺天盖地。接着，还听见了“嗵嗵嗵”几声鸟铳响，唢呐声也吹个不停，调子也改成大别山“迎亲”的曲子。

　　此时，王志仁迅猛登台。他说：“同志们，苏俄领袖列宁曾说过，‘革命是被剥削者和被压迫者的盛大节日’！今天我们在这里隆重集会，正好说明他的话是正确的。现在我们有了自己的政府，还有军队，这是令人高兴的事，这就是我们的盛大节日！”

　　接着，他又说：“同志们，这次暴动是共产党领导的由广大群众参加的，所以首先应当归功于党的领导，然后归功于黄麻两县的劳苦群众。……这次暴动的胜利，证明了只有*的领导，才能为工农谋翻身求解放，所以我们应听党的话。党指向哪里，我们就冲向那里，绝不含糊！”

　　最后王志仁说，他希望黄麻两地的劳苦群众团结起来，在民主政府领导下，继续开展武装斗争，打土豪，分田地，实行土地革命，保卫新生革命政权，高举红旗，继续前进！然后他带头呼起了口号：

　　“拥护*！”

　　“拥护工农民主政府！”

　　“打倒土豪劣绅、贪官污吏！”

　　“打倒蒋介石！”

　　“打倒汪精卫！”

　　“实行土地革命！”

　　“暴动万岁！”

　　锣鼓声，鞭炮声，口号声，欢呼声，在黄安城的上空久久回荡。

　　（8）

　　接下来，有群众举手要发言。王志仁只好同意。霎时间，十几个人涌上了主席台，他们争先恐后地说起话来。

　　一个说：“有人说，‘山里人当不得官，毬毛毛擀不得毡’，这都是官老爷编的瞎话来骗人的。今天我们这些山里人就当官了，又咋样？我看还是干革命好，它不信天不信地，只信眼前的实际……”

　　话还没说完，另一个抢着说：“革命么，我拥护！几十年了，不革命，北京城的皇帝能让位么？所以，我只要活着，就要革命，还专‘割’那些地主老爷……他妈妈的命！”

　　这个还在继续说，下一个却开口了：“苏先生的共产好，他关心的是咱种田佬，不交租来不上税，还让咱吃个饱，革命红旗扛到底，要把天地倒个个儿！”他像是在念顺口溜，听起来很顺畅，也很舒服。他所说的“苏先生”是指“苏维埃”，这是一个新词，是苏俄那边传过来的，意思是“代表大会”，但许多人以为是一个人的名字。

　　他继续说：“古有圣贤，今有‘共产’。圣贤知民意，‘共产’体民情。土豪劣绅，贪官污吏，不革掉他们的命，我们就不能活……”

　　下一个看他喋喋不休，马上推了他一把，挤到前台，说：“我不会说话，会唱歌，就给大家唱个歌吧！”刚说完，他就唱起来：

　　十一月里是冬天，校场岗上已变天。

　　穷人翻身闹革命，富人活该见阎王。

　　从今往后搞共产，地不红遍不回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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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农民群众登台发言，有的像说书，有的像评史，有的像表决，还有的居然唱起来，真是五花八门，但他们所表达的却全是受苦人的真实感受，具有代表性和号召力。

　　可是时间长了，也不行，有人有意见了，只见坐在王志仁旁边的一位麻城代表，他瞅准了一个说话的空挡，一个箭步跨上主席台，冲着会场就喊：“你们干得好哇，我们麻城人很佩服。你们已经给我们搞出了一个样子，我们回去后，就照你们这么干！”

　　“好哇，我们等你们的消息。”他一跳下台，王志仁就抓住他的手，激动地说。

　　天色已是正午，发言的人还争着抢着上，这时曹学楷走到王志仁面前，悄悄说了几句什么，王志仁马上站起来，拉着一个农友就上台。原来时间不早了，大会的进程还有好几项，但农友的发言却在继续。于是，王志仁就灵机一动，拉了一个农友上台，看起来好像是这个农友要发言，但是一上台，只听见王志仁说：

　　“同志们，发言暂时停一下，曹主席要宣布一项重要决定……”话还没说完，曹学楷马上就挤到前台，他宣布：“把国民党县长贺守忠等贪官污吏押上来！”

　　顿时，全部武装的农民自卫军，马上把以贺守忠为首的一批罪大恶极的贪官污吏和土豪劣绅，押进了会场。

　　一时间，全会场的情绪就像火山爆发。愤怒的人群喷射出了愤怒的火焰，怒吼声，谩骂声，呐喊声，响成了一片。

　　贺守忠和那些贪官污吏早就吓得腿都软了，是自卫队员们把他们像捉小鸡似的提到会场的。好不容易把他们押到主席台下，这时却有许多人要打他们。为了防备意外，宣判马上开始。只见佃农出身的司法委员田开筹走上了台，他宣读《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布告》，宣判国民党黄安县长贺守忠死刑。

　　全场顿时爆发出热烈的欢呼。接着，田开筹又往下念。每念一个，全场都是爆发出一阵欢呼。

　　宣读完毕，会场气氛又一次达到高潮。只见全副武装的自卫队员，马上把贺守忠等一群人犯押到刑场执行枪决。此时，很多人站起来，要跟着去看热闹，会场秩序马上乱起来。这时，王志仁抓住时机，马上宣布，由鄂东特委书记符向一讲话。大家听说共产党最大的官要讲话了，会场顿时安静下来。

　　只见这个海南人沉着地走上台来，他个子不高，双眼放光，用不是很规范的北方官话说：“各位父老乡亲，今天我们在此庆祝黄安县工农民主政府成立，这是黄麻人民在党的领导下的一次壮举，它庄严地宣告，黄麻人民觉醒了！但是大家要有一个清醒的认识，敌人的力量还很强大，随时都会来报复。我们的政府成立后，需要有力量来捍卫，所以我们必须成立一支强大的武装。这个武装，我们把它叫‘中国工农革命军鄂东军’。”

　　符向一继续说：“这是根据中共湖北省委的指示精神，再结合黄麻暴动的实际决定的。现在我宣布，将黄安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工农革命军鄂东军第一路，麻城县农民自卫军改编为第二路。革命委员会命令，由潘忠汝任鄂东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吴光浩任副总司令兼第二路司令，汪奠川任参谋长，戴克敏任鄂东军党代表兼第一路党代表，刘文蔚任第二路党代表。”

　　刚宣布完毕，只见潘忠汝和吴光浩带着队伍全副武装进了会场，他们已经枪毙了贺守忠等人，然后整整齐齐地站在主席台前面，而在他们的两边，有上千名农民义勇队队员，也“呼啦啦”地站起来，把会场主席台前站得密不透风。

　　会场上顿时肃静无声，人们的目光，都齐刷刷地射向这些拼杀的勇士。大家知道，只有他们的存在，才会有今天处决国民党县长这样的结局，只有他们的存在，“打土豪，分田地”才能顺利进行。

　　这时，只听熟于教官的吴光浩喊道：“鄂东军第一路向前三步走，向右看齐，向前看，立正，稍息！鄂东军第二路向前一步走，向右看齐，向前看，立正，稍息！”

　　然后他跑到主席台前，向站在台上的潘忠汝敬了一个军礼，说：“报告总司令，部队已集合完毕，请指示！”

　　主席台上，除了总司令潘忠汝，还有党代表戴克敏，参谋长汪奠川。此外，还有符向一、刘镇一、王志仁、蔡济璜、曹学楷，他们都站在潘忠汝身后。

　　马上，潘忠汝向吴光浩敬了一个军礼，然后向台下的列队敬了一个军礼，应道：“同志们辛苦了，为革命就是要多流汗，还要不怕牺牲，勇往直前，才能无往而不胜！”

　　潘忠汝说完这些后，吴光浩马上喊道：“立正，抬枪，齐步走！”那三百名战士以三路纵队扛着枪从主席台前威武地走过，他们嘴里还唱着由吴光浩教唱的《北伐军军歌》：

　　打倒列强，打倒列强，除军阀，除军阀！工农革命成功，工农革命成功，齐欢唱，齐欢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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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9）

　　一连数日，黄安县到处都在杀猪宰羊。家家户户张灯结彩，接二连三地举行庆祝活动。黄安县城开完庆祝会的第二天，七里坪又举行万人大会，接着是紫云、桃花、高桥……除了庆祝之外，还自发地举行声讨国民党南京政府的游行示威。整个大别山区，就像一座革命的红炉，在不断燃烧！

　　与此同时，黄麻暴动的声威和工农民主政府以及鄂东军的建立，又使鄂东地区的土地革命大大地向前推进。黄安的大部分区、乡，都先后建立了农民革命的政权，革命的势头越来越大。

　　十一月二十日，正在准备南征的潘忠汝，却在火王庙接待了一位不寻常的客人。

　　这人风尘仆仆地进了火王庙，一看见潘忠汝就点头哈腰地微笑着：“请问大人，这里谁是潘大司令？”

　　“你找潘司令有何公干？”见来人一副媚相，潘忠汝本不想搭理，但处于警惕和戒备，还是得问。

　　“我是来……来找潘司令言和的，我们……光山红枪会……”来人见潘忠汝威风凛凛，心里好像有些发虚，说话也不利索。原来，他是光山红枪会派来投石问路的。

　　不等那人把话说完，潘忠汝马上喊起来：“什么？你是光山红枪会的？你知道这里是什么地方吗？光山红枪会可与我们势不两立，难道你不怕死？”

　　“这个……这个……”来人犹豫了几秒钟，马上回过神来，依然点头哈腰，“您说的我都懂，但从古至今，有两军交战不斩来使……所以我就来了。”

　　潘忠汝有点厌恶地看了他一眼，但情绪却安定下来，因为他马上敏感到，不能对这人动怒。俗话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农民自卫军与光山红枪会是死对头，这人到底来干什么，不妨问了再说，于是就说：“你找潘司令什么事？”

　　“这得见潘大司令才能细说。”来人却做得很神秘，还不屑地看了潘忠汝一眼，好像说你还不够资格。

　　“狗屁！”这下可把潘忠汝逗火了，“我就是潘忠汝，你敢不告诉我，来人——”

　　“啊呀，我的天！”不等有人上前，来人便吓得马上跪下，“潘大司令息怒，小人有眼不识泰山……我本是光山红枪会的一个师爷，耍刀弄枪在江湖已有几十年了……临到今日，才知‘共产’是正经事体……所以，所以我带了各个红枪分会的代表三十多人，来归顺潘大司令，从今以后，就听从您的支使和调遣……我们是敢上刀山下火海的，只要潘司令一句话，当万死不辞……”

　　这家伙吓得魂不附体，还能说这么多，真不愧是跑江湖的。他的话是否当真，还有待考察，但有一点可以肯定，那就是光山红枪会耀武扬威了几十年，今日却来“服软”了，这在面子上来说，黄麻的农民自卫军全是赢了，但还不知道他们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所以潘忠汝只得改变态度，温和地拉着他说：“起来吧，有话慢慢说！”

　　等那人将三十多人招呼进火王庙，吴光浩、戴克敏、王志仁等一班人都来了。经他们一了解才知道，由于黄麻暴动把国民党的县政府给“端”了，这不得不让光山红枪会担忧起来。这样就出现了两派，一派要求派人“言和“，一派则顽固坚持敌对立场。于是，言和派就不顾会首的阻挠与威胁，冒着杀头的危险来“言和”。

　　知道情况后，王志仁说：“这当然是好事，但他们求和的目的，是为了保全自己，绝不是出于革命的愿望。所以，我们的队伍可以收编他们，但要严加防范。在必要时，当教育他们懂得革命的道理，把大多数人争取过来，这样才稳妥！”

　　大家交换了看法后，就把收编“红枪会”一事定了下来，同意这些人加入鄂东军。但是，必须对他们进行改造，加强思想教育。这个任务，就落在了党代表戴克敏的身上。

　　（10）

　　安排好红枪会的事后，中共黄麻特委和鄂东军司令部马上召开会议，讨论南征。

　　原来在黄安南部的八里、永和一带，接近长江的地区，土地肥沃，人口密集，工农业都较北部的七里、紫云发达，黄安的土豪劣绅们，大都逃到了那里。为了保护财产，他们利用穷苦农民组织红枪会，以阻止革命风暴的到来。当工农民主政府在黄安县成立之后，那里的反革命气焰更是嚣张，他们不光组织了“红枪会”，还组建了“保产会”，与工农民主政府对抗。为此，黄麻特委决定，鄂东军的第一仗，将是消灭这些“保产会”。

　　听南部地区的来人把情况一说，潘忠汝等恨不得马上就出发，去铲平这些恶势力，但来人又谈到了另一个重要情况。距黄冈县较近的地方，有一个大地主叫肖耀南，他家有良田上百亩，每年收入光谷子就有五百石，听说有很多枪，埋在地下的就有一千多支，而且随时都可以启用。

　　“有一千多支枪？”听说有枪，潘忠汝等人的眼里放出了光，他们迫不及待地打断了那人说话。

　　“这个不敢确定，只是听说。不过，肖家的‘红枪会’个个都是好枪手，这倒不假。还有，肖耀南与武汉那边的一些军阀有来往，通过他把枪支卖给其他民团，倒是真有其事。”

　　“原来是这样。”潘忠汝想。他在琢磨，即使没有一千支，上百支肯定是有的。

　　只听那人又说：“有肖耀南领头，其它的土豪劣神就非常张狂，我们派人做了很多工作，都很难凑效。他们也很狡猾，一听说你们这边成立了革命政府，就四处散布说‘今年的租不要佃农还’、‘黄安城又被三十军占了’等谣言，好些佃农不辨真假，还说老爷们变‘慈善’了。”

　　“还有一个地主，”另一个人也发了言，他说，“都六十多了，还抢佃农的小女儿。我们同他讲理，他却说‘周瑜打黄盖，一个愿打一个愿挨’。原来这家伙暗地里使了银子给佃农，这佃农不仅不感到受害，却反而说他们家老爷比以前好多了。”

　　接着又一个来人说：“这些地主放出话来，说革命的鄂东军都是些老鼠尾巴，炸不出二两油来。还说，你们拿的是鸟枪，打不死人。”

　　这些八里、永和的人越说越来劲，最后连土豪劣绅穿什么衣服，吃什么饭，到什么地方夸过谁，都说了出来。

　　见情况已经基本了解，符向一就说：“好啦，现在我们议一议，这事到底该怎么处理？”

　　刚才听南部来的人介绍情况，潘忠汝还蛮有兴趣，想可以弄他一些枪。但是后又听说那些家伙把鄂东军比做老鼠尾巴，气就不打一处来，看来不灭掉他们，鄂东军还真成了老鼠，于是他说：“情况我们都知道了。我认为南征很有必要。如果我们鄂东军不出动，就没法打击那些土豪劣绅的嚣张气焰，也不可能发动当地群众起来革命。所以，为了扩大影响，鄂东军得马上南征。”

　　“我同意忠汝同志的意见，但要做好充分准备。要有组织、有计划地向南发展，譬如带多少人马，谁来率领？还有宣传品，我觉得这也很重要。”黄麻特委书记符向一说。

　　“是的，既要打土劣，又要搞宣传。还有，南征大概要多长时间，去了之后，是不是站得住脚？还得把组织农民的数量、杀土劣的多少、烧房屋的间数以及没收财产、土地的多少定一个标准，不然有人要乱来！”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刘镇一说。

　　“还有，鄂东军南下，黄安城的留守问题也得考虑。”当两个省委来的领导一说完，吴光浩就提出了这个问题，他说，“河南那边的红枪会，还有相当一部分没有来‘言和’。听那师爷说他们内部的争斗也很激烈，我们南下，他们就很有可能来攻打县城。所以，我们除了做好南下的各项工作，留守问题也不可轻视。”

　　“有道理。”符向一接住吴光浩的话，“我建议，南征由潘忠汝同志率领，留守司令由刘镇一同志来担任，其它具体事宜，我们再接着一项一项议决。”

　　符向一以鄂东特委的名义，命令鄂东军总司令兼第一路司令潘忠汝，率第一路快枪队七十余人及手枪队全部人马，进行南征。

　　命令一经下达，潘忠汝便马上组织部队做好出征准备。

　　十一月二十六日，部队出发了。潘忠汝翻身上马，带着队伍在欢送人群的口号声中走出了黄安城。他们携带多种宣传用品，准备由桃花到八里，然后再到永和，在一星期之内，发动群众，打击土豪劣绅，没收他们的财产，烧毁他们的房宅，以最短的时间，建立革命政权。

　　（11）

　　黄安县民主政府成立后，在中共麻城县委、麻城县农民协会的领导下，蔡济璜、王树声等人，也在麻城的西张店王家祠堂召开大会，准备借黄安暴动的声威举行麻城暴动。

　　参加会议的人有好几千。在大会上，蔡济璜代表中共麻城县委，首先作了动员报告，他说：

　　“同志们啦，黄安已经闹红了天。他们抓了权柄，建了政府，还建立了第一路军，并开始了南征。我们怎么办呢？我们已经落后了。前些日子，我们打了一些土豪劣绅，分了他们的田地，没收了他们的财产，也是闹得天翻地覆的。现在，黄安的县城已经掌握在革命者手中，而我们的县城却还在黑暗中。所以，我们还得继续干下去！

　　“怎么干？今天看来，小打小闹是不行了，已经跟不上革命形势了。所以，我们也得攻打县城，要夺政权建政府。为了达到这个目的，我们得做几个大动作。首先要肃清各地的土豪劣绅。注意，是肃清，也就是彻底消灭。其次要大力发展革命武装。我们要把每一个人都动员起来，使麻城真正成为土豪劣绅和反动派胆战心惊的地方。我们劳苦大众要团结起来打倒土豪劣绅，支援鄂东军第二路消灭民团和反动红枪会，然后再去攻打县城，建立工农民主政府……”

　　蔡济璜讲完后，王树声等人也登台讲话，他们号召麻城县的劳苦大众，只有跟着共产党走，才能消灭那些剥削穷人的阔老爷们。

　　会后，麻城县便行动起来了。参加大会的各区群众还没有完全撤离，西张店的农民就已经冲进了大土豪陈霞庭的家，抓了陈霞庭，没收了他的全部财产。

　　紧接着，乘马、顺河、黄土岗、龙中、杨畈、大塘角等区、乡的农民开始举行暴动。他们学革命军，胸前系着红带子，手里拿着红缨枪，一路杀过去，把麻城大地搞得天翻地覆。

　　当时，在黄麻地区，流传着一首歌，就连小孩子也能唱，这首歌是这样唱的：

　　一九二七年，湖北黄麻县。

　　工农齐觉醒，要把革命办。

　　县委和区委，作过普宣传。

　　组织农协会，办起青年团，

　　大家联合起，苛捐杂税反！

　　直到九月间，才把主义变，

　　不想等‘三民’，一心要共产！

　　（1）

　　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二十七日下午，在黄安县城内，县委书记王志仁等终于得到了南征部队胜利的消息，潘忠汝已经派人把抓到的一个大土豪押到了县城，还送了一份情况报告。其中有一些内容是这样写的：

　　“……南路农民见鄂东军南下，非常高兴，各个手持木棍、长矛、扁担之类，积极协助我们作战。昨日一路横扫土劣，今晨至八里垸，与土劣的红枪会一堂（约百余人）遭遇。红枪会气势汹汹，来势凶猛。殊不知我鄂东军打红枪会素有经验，当即打死过半，缴获枪械五十余支。此地红枪会大多未经过战争，他们在土劣的欺骗下，以为红学可抵挡炮子，刀枪不入。此次战后，死亡过半，迷信也随之瓦解。

　　“在该红枪会不战而散的同时，八里垸四千（有余）农民开会，举行暴动，开始四处追杀土劣，烧房焚屋，以至不论男女老少，风闻信息的土劣均纷纷逃命……

　　“听农友反映，解押土劣实系黄安最大土劣之一，故政府当罚重金之后并斩其首级……

　　“如是向前发展，肖耀南所埋枪支是否属实，当是一两日之内方可澄清之事……”

　　这里说的肖耀南，是南路最大的土豪劣绅。据说，他有良田上千亩，还专门培植了一个看家护院的武装民团，同时与汉口的军阀裹挟在一起，倒卖无数枪支。

　　王志仁正在读着这些文字，却有人来报告，驻河口的敌三十军独立旅秦进忠部，有四百多人，被各地逃亡的土豪劣绅和他们的反动红枪会裹挟着，正在往这边来，其目的很明显，是来攻打黄安县城。

　　此时，潘忠汝已经带领鄂东军第一路去南征，吴光浩带领第二路回了麻城，准备参加在那里举行的暴动。特委书记符向一也去了麻城，剩下的留守干部只有革命委员会负责人刘镇一、县委书记王志仁、政府主席曹学楷，而留下守城的兵力很少，只有十八条枪。看来黄安城里已经有内奸，把空虚的真实情况透露给了附近的土豪劣绅和反动的红枪会，这才导致了他们来攻城。

　　河口镇在黄安县城的正西方向，这里恰恰是黄陂、孝感与黄安三县交界的地方，属于典型的“三不管”地区。三十军军长魏益三驻守黄安的那个团撤到黄陂去后，就只有河口镇驻扎的这个三十军独立旅距黄安县城最近了，所以当地的土豪劣绅们把希望就寄托在了这个独立旅上。据说，为达到攻城顺利的目的，他们是凑了五千两银子，才请动了这个独立旅来作为攻城的中坚力量。秦进忠的这些人，说是一个旅，其实只有四百多人，也就是一个加强营。

　　但是，消息传到王志仁耳朵里，还是把他吓了一大跳。因为现在县城的确空虚，能够拿枪的人已经很少。准确地说，潘忠汝走后，接着是吴光浩的离去，剩下的也就几十号人。幸喜吴光浩早有防备，给他们留下了十八条枪，不然连枪都没有，只能是梭镖长矛。现在这些有枪的人由排长廖荣坤带领，名义上是维护县城的治安，实则就是在万不得已时，可以起到一点坚守城防的作用，现在果然被吴光浩料中了。

　　王志仁想，吴光浩这个人，真不愧是参加过北伐的营长，在攻城略地和运筹帷幄上，经验都很丰富，特别是在关键问题上，他比谁都看得清，看得准，真不愧是一个足智多谋的人，这可是一个大才呀！但是现在不容王志仁多想，他得马上找刘镇一、廖荣坤他们商议如何御敌。

　　其实，自潘忠汝、吴光浩带兵走后，在如何镇守县城的问题上，王志仁与镇守司令刘镇一和鄂东军第二路排长廖荣坤是具体议论过的。具体地说，就是敌人来攻，应该采取什么办法来御敌。现在敌人真的来了，大家还得进行周密部署。

　　（2）

　　王志仁匆匆赶到刘镇一的住处，才知道情况比他想象的还要紧迫。原来敌人来的是一千多人，而黄安城内却只有十八条枪。这怎么去抵御？那不是鸡蛋去碰石头吗？城，肯定是守不住了。但不守也不行，黄安的老百姓在看着呢，共产党风风火火地开了一场民主政府的成立大会，敌人来了却不抵抗就跑了，这像什么话？所以必须得守，而且还要守住。

　　“怎么办？镇一同志，听说三十军出动了一个旅？”王志仁一进门就向刘镇一问道。刘镇一没有多说，只说了三个字：“知道了！”此时，他正在考虑如何应敌。

　　和王志仁的感觉一样，刘镇一感到力不从心。敌人来了这么多，而自己的兵力却极其有限，这仗怎么打？

　　敌人那边，说是一个旅，其实也就四百多人。即便如此，也会给我们构成威胁。而那些反动红枪会也裹挟在一起，加起来可能上千。而我们呢？号称四个警备队，其实只有六十人，上街巡逻都嫌不够，而且都是些没打过仗的义勇兵，而真正能作战的，只有廖荣坤那个排，可他们只有十八人十八条枪呀！粗算起来，加上他刘镇一和廖荣坤，总共才八十人，这仗怎么打？

　　还是像吴光浩那样，再来一个“空城计”？看来是不行的，首先在时间上就不允许，再说“空城计”只能搞一次，多了就不管用了。要想打赢这场守城保卫战，真还得动动脑子。

　　可是，面对一千多人，只有十八支枪，怎么打呢？在鄂南暴动中，刘镇一已经历过一次失败，那是攻打咸宁县城的时候。为了造出农民暴动的声势，他叫大家在县城周围点上火把来回走动，而且每个人拿着两支火把，这可把守城的国民党县长吓得半死。但是那天却下了雨，而派去城内做内应的又出了问题不能接应，所以在雨水淋湿火把无法再燃烧的情况下，又听说敌人援兵快到了，作为攻城总司令的刘镇一只好草草收兵。而今天，却换了一个位置，是他在守城，让别人来攻。如果敌人就像他上次那样遇到同样的问题，天上再下着雨，那就好了。当然，这是一厢情愿的事情。

　　王志仁见刘镇一话语不多，知道他在思考，也就不敢多说话，只好站在一边等待。此时，政府主席曹学楷也在那里，他也是听到敌情后来找刘镇一的。

　　“目前，城中的武装力量总共算起来，也就八十个人十八条枪，而敌人那边却号称一个旅，虽然只有四百来人，却是全副武装，再加上那些反动的红枪会，应该有一千多人。实力悬殊这么大，这个仗不好打呀！”刘镇一说，接着他说了自己的想法，“这个仗，硬打肯定是不行的，只有依靠城墙坚守，然后等待援兵到来，里应外合，才有必胜的把握！”

　　“可是，在援兵到来之前这段时间，如果敌人来攻，又该怎么应对？如果敌人发动猛攻，又该如何御敌？只有十八条枪，怎么去运筹？”刘镇一向王志仁和曹学楷说出了关键的问题，然后又陷入了深思。

　　一会儿后，刘镇一又开始说话了：“还有，在敌兵压境的情况下，战士和群众的信心怎样？斗志是不是很足？也是个关键问题。战士和群众会想，敌人来了这么多，我们能打赢吗？从数量上看，我们肯定是打不赢的。但取决战争的胜负不在数量，我们要让战士和群众充满信心，知道我们能打赢这个防御战！”

　　王志仁这才接上话：“是的，这很关键。自民主政府成立之时，就有人持观望、甚至是犹疑的态度。如果我们不守住黄安县城，就会使全黄安的百姓失去希望，同时红枪会攻进城来，也是一场大杀戮。所以，这一仗必须打赢。”

　　曹学楷也说：“如今敌人已兵临城下，我军兵力有限。我看只有发动群众，共同守城，才是唯一的出路！”

　　王志仁和曹学楷说了自己的意见，看来大家都认识到这个城必须守。这样，他们三人才开始研究如何守城。研究的结果是这样的：首先，得紧关城门，全城戒严；其次，把政府工作人员分作武装和非武装两类，武装人员守城，非武装人员做好后勤保障；第三，守城兵力不够，只有动员城中百姓一起守城；第四，重点把守好东、南、西、北四道城门。

　　至于各段城墙，刘镇一认为，由于距离很长，没有那么多兵，就只能采取“空城计”的办法，黑夜多照灯火，白天多插红旗，以迷惑敌人。而那十八条枪，可以集中起来，进行流动作战，也就是在城墙上来回游动，哪儿被攻得厉害，就往那儿集中放枪。这样，就可以给敌人造成一种错觉，认为城中的火器配备还是很强的。但这个话现在还不能说，这是他的军事机密。

　　刘镇一接着说：“我建议，从今晚起，全城实行戒严。政府工作人员与工人纠察队组成巡逻大队，在城墙上轮班巡查，一旦发现不法之徒，马上就地正法。同时，由政府出面，动员群众行动起来，烧茶做饭，供应守城部队。而守城部队，则须集中在可能成为敌人突破口的西门和南门，一旦有人攻城，就坚决打退他们。”

　　“我同意！”王志仁说，听刘镇一这么一说，他心里就踏实多了。至少，在军事问题上，刘镇一已经作了周密的部署，他是用不着操心的。剩下的，就是配合与支援的问题，这是他与曹学楷的职责范围，漏一定要做好，千万出不得纰漏。所以，他不但表示同意，而且还提议：“是不是开个动员会，把各方面都通知来，要他们知道眼下的形势，也好把任务安排下去？”

　　“好吧，这个会不但要开，还要开好！否则……”刘镇一话没说完，好像是担心这个会开不好，就会影响全局，或者说，群众被动员不起来，这个仗就没法打了。总之，这个“否则”的后面，还有许多话要说，但是王志仁不要他说了，而是接过话茬：“否则就不必说了！我相信，这仗一定能打好！”没想到王志仁把话接过去，一个“好”字，就把刘镇一想说的全部隐藏了起来。其实，大家都知道，在这节骨眼上，不依靠群众，其后果是相当严重的。

　　但是又不得不承认，城中百姓一听说大兵压境，有许多人会忧心重重，甚至会胆怯。他们会不会来守城呢？这就要看王志仁、曹学楷在会上怎么去说，怎么去动员了。他相信，这个县委书记和县苏维埃主席，肯定会有他们的办法，把广大群众的战斗积极性调动起来的，于是刘镇一一语双关地说：“志仁呀，你可在凭你这张嘴‘治人’。动员的事，就全靠你了。”

　　“志仁不才，现而今只能给黄安的父老乡亲多说好话。只要有他们在，黄安城就不会被打垮！”这话听起来有些“玄”，没有枪弹支援，没有足够的兵力，靠手无寸铁的群众，能行吗？但是，目前这个情况，只能是这样，其他已别无选择，就看王志仁这个县委书记如何“到群众中去”动员了。

　　（3）

　　从刘镇一那里出来，王志仁立刻召开紧急会议。参加会议的人除了县苏维埃政府主席曹学楷，就是城里的各界代表，有工会、农协会、妇女会、工商联合会等。在会上，王志仁通报了目前黄安县城的处境，指出敌人一旦攻进来，后果不堪设想，特别是那些反动的红枪会，他们如果打进城，黄安城又是血流成河。所以，必须依靠群众的力量，和战斗人员一起守城。

　　紧急会议很短，半个小时就完了，但很及时，而且收到了奇效。各界代表听说反动红枪会要来“屠城”，个个都磨拳擦掌，表示坚决不让敌人靠近城墙一步。接着，就是曹学楷分配任务。哪些部门负责哪些工作，已经被这个新任主席安排好了，大家只需要按部就班。

　　接下来，刘镇一又召开了军事会议。在会上，他与廖荣坤等，制定出了具体的作战方案。刘镇一说：“敌人来势凶猛，可我们的兵力又极其有限，怎么办呢？我想这样来做……”

　　刘镇一在会上说了他的方略。大家听后，都觉得只能这么做，才是唯一的出路。但是时间不能太长，一旦被敌人摸清底细，那就不管用了。所以，必须马上派人出城，往南北两个方向去搬“救兵”。向南，主要是去八里垸向潘忠汝报信，鄂东军的主力在那里，向北却是去七里坪和紫云。

　　主意拿定后，各路人马就行动起来。之后，刘镇一选了两个得力的战士，星夜从东门和北门出去，分别去南、北两个方向送信。此时，城门已经禁闭。这两个人只有通过吊篮，从城墙上把他们慢慢放下去，然后各自奔路。接着，刘镇一和王志仁等马上到各城门巡查。他们一路走一路看，当遇到自由散漫的人，或不懂得守城的重要而盲目乐观的人，都要进行严肃批评。

　　虽然他们把事情做得滴水不漏，但一想到敌人是一千多，而自己只有八十人，心里多少有些不踏实。此时，王志仁想到了两个人，一个是鄂东军总司令潘忠汝，一个是副总司令吴光浩，如果他俩在，可能会有更多的主意。特别是那个吴光浩，真是机灵过人，可惜他们都不在。不过，刘镇一也不错，想当初他指挥过鄂南地区的咸宁暴动，经验是很丰富的。可眼下不缺指挥人才，缺的却是兵和武器。常言道，巧妇难为无米之炊，这刘镇一能守住黄安县城吗？

　　此时，刘镇一却在想，眼前摆在他面前的，又是一个尴尬的局面。在咸宁暴动的那天晚上，他是在城外指挥攻城。由于农民军缺乏武器，人数虽多，却不能攻进城。最后城内的救兵来了，他只好放弃。现在却打了一个颠倒，是敌人来攻城，他带着有限的兵力守城，而这城，从形势的需要，又必须守住，这就大大增加了他的难度。所以，他得把自己的聪明才智全部发挥出来！

　　快到西门时，刘镇一终于听见了城外有阵阵的犬吠声，他不由得加快了脚步。随着刘镇一的脚步，犬吠声不断传来，而且越来越近，同时还能听见一些杂乱的脚步声。刘镇一知道，这可能是打前站的反动红枪会，他们已经到了城下。只有反动红枪会，才有那么多的狂犬。刘镇一想，如果是反动红枪会在打头阵，明天的战斗就有办法了。不过，也不排除那个独立旅使用重武器攻城，或者他们在夜里就开始“偷袭”。

　　为了防止敌人在夜里偷袭，刘镇一便跑步绕城一周。在四道城门处，分别命令各守卫队长必须严防，对敌人进行二十四小时监视，一有异常，马上报告。他对守城门的战士说：“敌人随时都可能攻城，请大家不要掉以轻心。城门钥匙交队长保管，没有我的命令，任何人不得出城。夜间要多在城墙上巡视，以防敌人偷袭。”

　　夜渐渐深了，城外的犬声已经停息，四周一片宁静，这给守城的战士一个错觉，好像城外根本就没有敌人，这个夜晚与别的夜晚也没什么不同。但刘镇一知道，这是敌人在进攻前的沉默，也说明他们正在选择自己的进攻点，只等一声令下，就立刻攻城。目前最紧迫的，就是他们的进攻时间，所以得高度警惕。按照经验，刘镇一认为，敌人的进攻时间，很可能选在后半夜天快亮的时候。

　　为了证实自己的判断，刘镇一与游动的哨兵悄悄爬在城墙上观望。从瞭望孔向外看，什么也看不清，只好换个角度，这时他们看见，在微弱的星光下，三四里地之外，有一大片黑乎乎的东西，在这些东西周围，还有闪烁的火光，像乡间坟地里的鬼火。看来，敌人正在养精蓄锐，以等待攻城时间。

　　（4）

　　就在刘镇一登城观望，以证实自己的推测时，城外那个第三十军独立旅正在犹疑不决。这个旅的旅长叫秦进忠，他的部队建制是一个旅，可眼下只有四百多人，实际上只是一个加强营。一看这人数，就知道这是被魏益三收编的土匪武装。秦进忠此次前来，不是他的上级派来的，而是来挣“外快”。换句话说，他是被反动红枪会花钱买来的。此时，他也正在向城里观望。按他的原定计划，是想趁半夜三更突然发起进攻。可是，当他看见又高又厚的城墙时，却改变了主意。

　　此时，那些红枪会的会首们也都站在秦进忠的身旁，他们个个磨拳擦掌，准备立马攻城。可是，看了一会儿地形后，只听秦进忠说：“不用着急，天亮再说！”

　　“为什么要这样？秦老爷，我们不是说得好好的么，给黄安城这些穷鬼们一个措手不及！”一个会首觉得被耍弄，忍不住大着胆子说，“我的人马，被他们拉去了大半。不然……”这个会首并不是真的想进攻，而是希望独立旅去进攻，因为他们出了五千大洋把这个独立旅买来，不让它进攻，让谁去？俗话说，拿人钱财，与人消灾，这是起码的江湖规矩。所以，他忍不住要说上几句，就是想“提醒”一下这个秦旅长。

　　可秦进忠却不吃这一套，他听后很不高兴，马上说：“天亮就天亮，没他妈那么多‘为什么’。现在，老子不想进攻，知道了吧？”另外几个会首听后，心里很不舒服，都想说点什么，但又忍住了。他们不知道在哪个环节得罪了这个土匪出身的秦进忠，却又不甘心在城外什么事都不做干冻上一夜。再说，这不是在给城里提供去搬援兵的机会吗？所以，他们的心一下就凉了，真想拔出刀来马上结果了这个不讲信义的家伙。但是，细想起来，他们还不敢。为了能攻进城杀那些穷鬼，他们需要秦进忠打头阵，所以只能忍。

　　“这帮王八蛋，就是难侍候。要是老子的人马都在，还用得着什么狗屁独立旅。”在一个避风的地方，几个会首聚在一个火堆旁嘀咕道。

　　“天亮进攻？这不是给共匪一个逃生的机会吗？要知道，兵贵神速。他这样做，是贻误战机！”另一个把关键的问题说了出来。

　　“我们出了那么多钱，他怎么还要等到天亮呢？该不会是一句托词吧，天一亮他依然不进攻该怎么办？”一个声音提出了他的担心。

　　“要知道，共匪那边也有坐探。我们的一举一动，他们肯定会知道，等到天亮，他们的援兵一到，可就要里应外合，我们只有挨打的份！”那个说出关键问题的，又说了一句关键的话语。

　　“秦进忠这个婊子养的，他究竟向着谁一边？”这是一个义愤填膺的声音。

　　“哎呀，算了吧！天亮就天亮，没有独立旅压阵，我看这城也很难破。我的探子来报，说城内根本就没兵，只有几十个工作人员十八条枪。嘿嘿，这可是坛子里捉乌龟，手到擒来！”这个声音听起来瓮声瓮气，但却道出了城里的实情。

　　“这么大一座城，十八条枪镇守，可能吗？我看还是谨慎为妙。你的探子是不是搞错了？”那个义愤填膺的声音突然把口气放柔和了一点。

　　“怎么会呢？我的探子从没出过错。十八条枪，肯定没错。天下的事，有些不在意料之中，就这么奇怪！”瓮声瓮气的再次声明。

　　“我看了，是有人在胡说八道。十八条枪，怎么可能呢？”另一个声音插了进来，一听就是挑起事端的那种。

　　“谁要是胡说八道，明天就横死在城下！”

　　“你他妈在咒谁？”

　　“谁胡说就咒谁！”

　　“老子要是说对了呢？”

　　“那我死。可就怕我还没死，那些没脸没皮的却先到阎王爷那儿去了。”

　　“我看你是活腻了？”

　　“谁活腻了，还不一定呢！”

　　不知不觉中，却有两个人争起来，还准备动枪。

　　“算啦，算啦！没得仗打也不能打自己人。大家早点休息，就等明天吧！”还是那个瓮声瓮气的声音管点用，当他说出此话时，就再也没人争了，但那两人中其中一个却忿忿地站起来，走了。

　　吵闹了半天，这伙人却始终没弄明白秦进忠为什么不在晚上进攻，而要等到天明。原来，是他心里不痛快。他认为，说好的要给五千大洋他才出兵，可到了这里，军需官说只收到四千。还有一千哪里去了呢？他认为是这伙人故意不给了，所以他要在关键时候“掉链子”，不给这些会首们痛快。

　　其实，这些会首们为了报仇雪恨，五千大洋一个也没少给，只是交给军需官，被军需官扣了“一千“，只向秦进忠说只有四千。他万没想到，这个军需官敢冒杀头的危险克扣下“一千”，真是“人为财死，鸟为食亡”！

　　不过，事情没那么简单，这个军需官也没这么大的胆子。事实是，这个军需官只能这么做，因为秦进忠平时花钱如流水，公私不分，敢把军费拿到赌场上去输，这就把军需官逼得非隐瞒他不可，不然部队要钱，秦进忠本人也要钱，他可是支应不过来哟！

　　（5）

　　第二天早晨，天还没大亮，城里却有两个人缠着哨兵要出西门。他们担着箩筐，声言要出城去买菜。哨兵不许，却被他们用放在背篓里的菜刀砍翻在地。原来，这两个人是城外红枪会派来的奸细。

　　两个奸细砍倒哨兵后，马上去搜开城门的钥匙，结果一无所获。因为这城门钥匙已经被守城司令刘镇一拿走了，他们真是白费心机。见没有钥匙，他们就干脆砸门，哪知这一砸却惊动了周围的哨兵，于是双方展开了打斗，待刘镇一赶到时，才将他们捆起来。

　　此时，南门也有三四个人要出城，他们背着包袱，声言要出城去省城武汉，要哨兵开门。哨兵不允，双方就厮打起来。看来，这些人也是奸细，要赶快出城去通风报信。

　　西门一出事，刘镇一知道其他门也不会太平，于是马上赶往南门。结果发现，奸细已经砍伤哨兵，也在砸门。正好，刘镇一带着快抢队，一阵乱抢，就把这几个家伙给打死了。

　　枪声惊动了城外的红枪会。他们知道，城里发生枪战，一定是他们派到城里的人出不来了。于是，不等独立旅出动，他们也放起枪来，呐喊着开始攻城。

　　开始，刘镇一以为敌人只是进攻南门，于是马上命令廖荣坤带着快枪队在南门抵抗。当一伙人打着枪接近城墙时，刘镇一让廖荣坤集中火力，先把跑在最前面那几个一一击倒。接着又开始击倒第二批。接连三次，弹无虚发，致使红枪会匪徒不敢再靠前。

　　大家正在抵抗，西门那边却来告急，说是红枪会大部人马在攻西门，这里只是他们一小部分。刘镇一听后，令廖荣坤马上带快枪队转奔西门，而自己要打退眼前的敌人后，才能撤。

　　刘镇一打退了南门的敌人，马上又奔西门。他赶到西门一看，这里的确很凶险。守城的战士已经有两个倒下，其余的也都受了伤。而城外，却是一大片红枪会的人裹挟着三十军独立旅，黑压压的一大片。看来，这里还真是敌人的主攻方向。

　　刘镇一看到，敌人的阵势摆得很奇怪，红枪会的人在前，打枪，放箭，还跳来跳去，舞着一种花步，而独立旅的人却像一只只笨熊，在缓缓地向前移动。他们显得很沉稳，有时趴着，有时跪着，都拿着枪在向这边射击。

　　守城战士的抵抗是顽强的。有的头皮被烧焦，有的血流满面，有的鼻子被擦伤，有的耳朵被穿了洞，有的肩上的衣服被擦破，甚至连皮肉都被削飞了一块。但是，他们一动也不动，像钉子一样钉在城垛上，一边放枪，一边扔手榴弹。虽然暂时打不退敌人的进攻，但敌人也休想靠近城墙，双方正处于你死我活的胶着状态！

　　这里的战斗已经白热化，南门那边又来告急。刘镇一只好让廖荣坤在这里指挥，而他又迅速奔往南门。等他赶到时，只见红枪会匪徒在独立旅士兵的掩护下，已经抬着五架云梯正在靠近城墙。显然，他们是想爬城进攻了。

　　战士们见守城司令来了，心里顿时安定下来。有人已经向跑在最前面的敌人开火，一连打倒了两个。但匪徒们并没有被吓倒，而是一个劲的往前冲，显然这次，他们是铁了心，一定要攻进城来。

　　不多一会儿，云梯已经靠在了城墙上，然后一个个开始往上爬。刘镇一看到这种阵势，马上从腰间解下一枚不到关键时不能用的手榴弹，朝着正在爬云梯的匪徒投去，只听“轰”的一声，匪徒与云梯，马上被炸得七零八落。

　　一架云梯被炸，接着，第二架也被炸开了花，这是另一个战士学着刘镇一也投了一颗手榴弹。第三架云梯上的人刚爬到城边，就被一个战士用长长的梭镖刺死。一连三个人爬上城，都被长长的梭镖刺死。匪徒们见情况不妙，纷纷向后逃跑，云梯上顿时连一个人也没有了。这样，云梯也被推倒了。

　　南门的进攻，暂时被打退了。

　　（6）

　　趁着这个空档，刘镇一又急忙赶往东、北两门。那里是由王志仁负责指挥把守，但一直得不到消息，让刘镇一不放心，要来看看。其实，敌人的重点进攻是西、南两门，而东、北两门却还不能顾及，这就给王志仁创造了一个条件，那就是尽力动员群众前来守城，把能够打枪的，或用刀的，都被派上了城。曹学楷则在北门守护，也是尽力去动员群众，而且接连派了好几批人，奔赴七里坪去报信。

　　见刘镇一满脸大汗一路跑来，王志仁立刻迎了上去，紧紧地拉着他的手说：“怎么样？那边很吃紧吗？”

　　“不要紧，已经打退了敌人第一次进攻！”刘镇一说，“现在的情况是独立旅基本没动，只在远处射击助威，而进攻的是那些红枪会匪徒。如果独立旅一出动，情况就不同了，我们肯定会吃亏！”

　　“我看，还得派人去给忠汝他们送信，去一个人是没有把握的，万一路上出了事呢？我们的兵力有限，如果往下拖，肯定吃不消。”王志仁建议说。

　　“这还用说吗？应该的。现在只有依靠援兵才能真正打退敌人！这东门和北门战事不那么吃紧，我看就由你和老曹来负责此事吧！”说着，刘镇一用手指了指城外，意思是要派人去求援，需要绕开城外的敌人。

　　离开王志仁后，刘镇一马上又转身回到南门。当他到南门时，看见敌人弄了很多柴草，准备烧城门。情况万分危急，许多队员已经沉不住气，准备出城拼个鱼死网破。刘镇一见状，也是一惊，但还得给战士们打气：“大家都别怕，城门是烧不起来的，要不了多久，潘司令的大军就回来了，与我们里应外合，一起消灭这些王八蛋！”

　　他马上命令在城门洞里堆起一道高厚的石墙墙，以防敌人火烧城门后进城。顿时，几百个群众被动员了起来，开始搬石头、砖块。没有石头和砖块，就拆那些破旧的房子。不多一会儿，城门洞就被厚墙给堵填了。

　　为了掌握整个守城的状态，刘镇一在城墙上跑了三圈。他反复告诫战士们和义勇队员及守城志愿者，要他们不要怕，只要坚持到天黑，援军就会到来。

　　为了掌握城里的动态，刘镇一又到城里去巡视。意外中，他见有政府工作人员也随人群在乱跑。他马上大叫道：“那几个干部给我站住，你们在跑什么？”

　　这些人马上站住，刘镇一走近后劈头就是一顿训斥：“你们在跑什么？群众在跑，你们也跟着跑，这像什么话？现在我以守城司令的名义命令你们去做以下事情：第一，去召集工人纠察队，要他们手持大刀巡查大街小巷，如遇不法之徒，马上就地正法；第二，去组织农民群众准备饭食、茶水，给守城战士送去，如有怠慢，同样就地正法；第三，戒严令颁布后，有人还在乱跑，就把他们抓起来，如有违抗，同样就地正法！”

　　三个“就地正法”已经把这几个干部搞得心惊肉跳，看着他们唯唯诺诺地点头，刘镇一又加了一句：“如果再看见有政府工作人员不做事瞎溜达，抓到后，就不用多解释，同样要就地正法！”

　　（7）

　　太阳终于挂在了西边天际，红枪会的匪徒们依然没能攻进城来。此时，仿佛双方都疲倦了，攻城的已经偃旗息鼓，守城的也可以松懈一下了。顿时，城里城外，又归于一片沉寂。

　　太阳已经悬挂在西山，虽然明晃晃的，但却没有了热度，已经显得有气无力。此时，刘镇一带着巡逻队，准备回县政府去。他要趁敌人正在休战，马上开个会，以部署晚上的行动。

　　走在街上，刘镇一看见的行人，再也不是前两天那样的表情。大家来去匆匆，神色极不自然，而且捉摸不定，同时还流露出莫名其妙的惊慌。看来，他的责任很大呢，这些人的表情告诉他，他们不一定能守得住城，或者说，他们流露的表情，是对守城缺乏信心！

　　等他进入会场时，各方面的人都到了。王志仁马上宣布开会，刘镇一首先说：“今晚敌人不走，肯定会来一次大的行动，请各位想一想，该怎么打？”大家一听，心里也是一紧，这白天的抗击已经用足了劲，如果晚上再来，该怎么办呢？

　　不等大家想好，刘镇一接着说：“只有死守，其他别无选择！”过了一会儿，他见大家都不做声，接着又说：“当然，我这样说是有根据的，如果我们趁黑夜弃城，那是下策。城外的红枪会和独立旅，肯定会追杀我们。所以，我们只有在城里苦战才有希望，就像今天的阻击战一样，把各项工作做好，是能够守得住的！再说，我们如果撤离，城里的群众怎么办？他们肯定会遭到屠杀。还有就是，明天援兵一到，我们怎么向他们交代呢？”

　　“现在，请各位先听听我的安排。”刘镇一说，“我是这样想的，大家请记住：首先我们得将东、南、西三面的城门全用砖石堵住，这样敌人用火烧城门我们也不怕了。第二，将商店所有的蜡烛、灯罩全部买来，照亮城墙的四周，给它来个虚虚实实。第三，工人纠察队依然在大街小巷巡查，以防藏在城内的奸细作乱。第四，各商店、铺面、饭馆，今晚门前各悬灯烛，为后勤保障提供方便。第五，要多备茶水、干粮，为守城战士提供物质保障。”

　　大家一听，刘司令的安排非常巧妙，心里马上有底了。照这样去做，敌人是不敢轻易进攻的，守城完全有希望了。于是，各路人马，立刻行动，奔赴自己的岗位，各施其责。

　　天黑后，城墙四周的蜡烛点起来了，远远看去，满城灯火通明，就像到处都有人把守。原来，刘镇一吩咐，在城墙上，每隔六垛，就点燃一盏灯火，用小方砖垒起一个平台，然后把这盏灯放在上面。当然，这里面燃烧着蜡烛，外面得用纸糊一个罩子罩住，两处灯火之间，埋伏一个战士，观察城外动静。一旦发生情况，马上发信号。刘镇一把指挥部设在北门城楼上，这里地势高，可以看见整个全城。

　　（8）

　　刘镇一的布置，确实把城外的红枪会匪徒给吓住了，连那个独立旅旅长秦进忠，也不敢贸然进攻。当然，他觉得钱没拿够，最好不要进攻，以免损兵折将，这样就亏大了。

　　“城墙上到处都是人，会不会有诈？”当各路红枪会的会首聚在一起时，有人提出了这样的问题。

　　“我看，这是那帮穷小子玩的把戏。前几天魏团长进城，满街都是标语，可把他吓坏了，第二天天不亮就赶快撤。结果怎么样？还不是白白让出了一座城。今天我看，这也有假，他们有那么多人守城吗？”这个声音，就像一把刀子，把守城的底细一下就戳穿了。

　　但是，他们说归说，却谁也没敢附和，或者主动请缨去打头阵。因为大家都知道，兵不厌诈，谁知道真假？万一真的就有那么多人呢？他们去，不是荆轲刺秦王，一去不复返吗？

　　关键时候，还是要独立旅旅长秦进忠拿主意。他不做声，谁也不敢去当这个“炮手”。秦进忠听他们议论，装着没听见，等这些出了钱的会首们议论完后，他才说：“依我看，城里的人的确不少，我们不能贸然进攻。等到夜深人静时，我们用炮弹突然给他一阵猛轰，如果他们有所回应，我们就一鼓作气攻进去。如果没有回应，一定有埋伏，那就得格外小心，别轻易进城……”

　　“好，就听旅长大人的！”许多会首都附和说。同时，还有一个顺势拍了一下马屁，他说：“还是旅长大人高明，不然怎么能是旅长呢？你们这些土包子，要学着点！”

　　果然，到了夜深人静时，红枪会和独立旅的全部人马，便开始了攻城。他们又是打枪，又是放炮。只听得子弹在空中“嗖嗖”的呼叫，接着便是“噢噢”的呐喊，但城头上只有灯光，却不见人影。

　　原来，躲在城墙上的战士，却在廖荣坤的指挥下早已约定好，只要敌人不爬城就不要理他，所以任城下怎么嚎叫，他们都没放一枪。那些“嗖嗖”的子弹，除了打灭了几盏灯火，打断了几支蜡烛外，什么都没得到。

　　城墙上死一般的静，这可把红枪会和独立旅吓坏了，是往前冲还是适可而止往后退？一时却拿不定了主意。他们不知道城里到底埋伏了多少兵马，如果真的往前冲，万一城墙上突然出现许多支枪口，那他们就真的死无葬身之地了。于是，在快到城墙下的亮光处，他们就再也不敢往前冲了，他们怕成为守城的活靶子。这样，枪声与呐喊声也渐渐停了下来。

　　一会儿后，红枪会和独立旅终于发现，在北门外的山林里，却有火光在移动。一点，两点，三点，接着是星星点点。

　　“坏了，城里的援兵到了！”一个会首看见后惊慌地叫道。他把这个判断像炸弹一样抛了出去。顿时，在他们这支并不牢靠的队伍里，马上就有一种惊慌蔓延开来，接下来就是赶快向后撤，不能在此久留。

　　（9）

　　此时，在北门城楼上瞭望的刘镇一也看见了那些星星点点的火光，其判断与那个红枪会会首几乎一样，但感觉却截然相反。他兴奋异常，知道七里坪、紫云那边的援兵到了，在黑暗中他就像喝了一杯烧酒，心中顿时一振，马上神清气爽，精神抖擞。他把这一消息传了下去，鼓舞守城战士，援兵到了，等待命令出城杀敌。

　　援兵到了，全城的士兵，在不多一会儿工夫，就全都知道了。即使有人没有看见，一听见这个消息，心里马上就踏实起来。那种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杀戮的弱不禁风之感，一瞬间轰然消失，取而代之却是高昂的斗志和坚定的信心！

　　终于等到了天亮，此时北门外传来一阵呐喊，有一队人马冲了过来，但看见城门紧闭，就往西门而去。有战士忍不住去询问，结果回答的是来“救城”的。果然，不多一会儿，西门外就传来了枪声。看来，这些人已经和红枪会匪徒交上了火。在西门城楼上也响起了枪声，大概是守城士兵看见援兵已到，也在向敌人开火。

　　刘镇一欣喜万分，不自觉地奔向了西门。他要亲自看看西门的红枪会匪徒是怎么被消灭的。在西门城楼上，刘镇一看见的，是山林中一片尘烟翻滚。在那尘烟之中，有一面红旗在晨风中飘扬，而听见的却是“哟呵哟呵”的呐喊声。

　　那些在前一个时辰还很神奇的红枪会匪徒，现在已经沉不住气了，他们纷纷撤离，开始去占领一些高地。刘镇一看见机会到了，马上命令出城追杀。由于城门被堵死，他只好命令用绳子先掉下城。于是，八十多人纷纷出城，像敌人展开了进攻。

　　红枪会的会首们看城里的援兵到了，又看见城里的又杀了出来，知道情况不妙，慌忙撤离。那个独立旅旅长秦进忠见红枪会逃了，也心领神会下令撤退。这一下他们的队伍就全乱了，结果独立旅比兔子还跑得快。

　　追杀了一阵后，队伍停了下来。因匪徒们已经跑得无影无踪了，刘镇一只好结合队伍回城。现在，他终于松了一口气。然后他宣布，拆开砖石，打开城门，迎接援兵进城。

　　原来，这援兵是七里坪和紫云两区的农民自卫军。他们在接到县城被围的消息后，马上以最快的速度组织起来往县城赶。这个消息源源不断地传播开后，后面的人拿起武器也源源不断地加入。这样，来救援的人差不多就有一万多。现在，已经把黄安城挤得水泄不通了。

　　（10）

　　当天下午，潘忠汝带着南征的部队奔回黄安县城。他看见的是一个安然无恙的县城，心里的紧张顿时烟消云散。

　　听王志仁介绍城防司令刘镇一如何如何的运筹，以及在全城中差点儿跑断了腿。潘忠汝怀着崇高的敬意，向刘镇一敬了一个规范的军礼，然后紧紧地握住了他的手。

　　见到潘忠汝，刘镇一也很激动。他虽然在咸宁县指挥过农军“扑城”，也和通山县农军总指挥夏桂林一起带着农军撤退转移，但对黄安县城这种兵力严重不足而进行守城，还是第一次。如果没有七里坪、紫云的援兵到来，还真不好说能坚持多久。

　　王志仁看见潘忠汝，也有说不出的激动。他想，如果没有当地群众的大力支援，也不敢说这城能不能守住。所以他认为，群众的力量是巨大的，他兴奋地握住潘忠汝的手说：“你们终于回来了，看来这政府没有拿枪的军队做后盾肯定不行，而军队没有群众的支持，更是不行！”

　　第二天，也就是十一月三十日，为了庆祝黄安城保卫战的胜利，中共黄安县委、县革命委员会、县民主政府，在城南的校场岗，又一次召开万人大会。

　　随着一声声枪响，被查出有勾结红枪会土匪来攻城的前公安局几名警察，在会场不远的地方，被执行枪决。有人说，让这种枪声成为欢呼胜利的鞭炮声！接着，县委书记王志仁在会上发表了讲话，他把城防总司令刘镇一大加称赞了一番，同时也赞许了全体军民不辞劳苦不怕牺牲共同守城的坚定决心！

　　庆祝会结束后，潘忠汝、刘镇一、王志仁、曹学楷等在台上，依然检阅了他们的部队。这一次，守城有功的战士也加入了进来，他们显得更加威武了。

　　事后，许多战士及义勇队员都围住潘忠汝，要他讲讲南征的故事。可故事太多，潘忠汝不知从哪里讲起。再说，有些是军事秘密，也不便透露。这时，站在潘忠汝旁边的戴克敏却说话了：“故事就不用讲了，让我们的潘司令给大家作一首诗吧！”

　　众人一听，齐声说“妙”。这一下，却把潘忠汝难住了。他摸着脑袋，陷入了思考。他觉得戴克敏这一招，既是救了他又是害了他。他几时作过诗？以前读中学的时候是写过几首，后来拿起枪杆子，就再也不过问“文墨”了。看着大家热情企盼的表情，他也不忍心让他们失望，同时也觉得，今天这种场合，人家已经把话说了，看来不作一首出来，肯定会下不了台，于是就陷入了深思。

　　看着稳如泰山的黄安城，潘忠汝想，这里经历过一场鏖战吗？根本不像。但实际却是千真万确，这给潘忠汝打开了思路。于是，他高声诵道：

　　昨夜鏖战急，弹洞城墙壁。

　　红旗映晨旭，今朝去无敌。

　　“好！”戴克敏带头叫“好”，众人也一齐叫“好”，还鼓起了掌。但不等掌声停下，只听潘忠汝喊道：“也让党代表来一首，大家说，好不好？”

　　“好，党代表来一首！”众人好像商议过似的，都异口同声地说。这一下，可把戴克敏给难住了。他真没想到潘忠汝会“反攻”，看来，不敷衍一下，肯定走不了。于是，他略加思索，就开始念道：

　　资产阶级力量不算大，人少势弱根本不怕它。

　　学习苏俄一起来暴动，共产胜利工农笑哈哈。

　　这哪里是诗呀，这纯粹是一串大白话！这一下，可把大伙儿逗乐了。大家重复着末尾那句“共产胜利工农笑哈哈”，然后真的笑起来。

　　十一月初的上海已快进入冬季，但外滩上的风还夹着一丝丝儿潮气，在阳光照耀下很快就散发了。可是不到一会儿，一层幕纱似的东西却逐渐弥漫在空中，把一个清晰的世界突然变得模糊起来，使你看不清那是哪儿了。即使距离不远，也是混沌一片。

　　原来，这潮气在降温后就会形成一个个很小的水晶颗粒。由于它很小，所以就悬浮在了空中。在深秋初冬的季节，天气开始降温，这种水晶颗粒，在最冷的时候，也就是太阳快要出来之时，就形成了大规模的悬浮，把本来很清晰的世界一下就遮盖起来。这种东西，就是人们通常说的“雾”。

　　“雾”一旦形成，马上是不会消散的。只有等太阳出来后，地面温度慢慢升高，才不能继续产生那种颗粒。而原来的颗粒也被融化，雾也就自行消散了。

　　初冬季节，上海的外滩多雾。一旦形成，其视线的范围就看不很远了，一般在二百米以内，还能辨别一下路的方向，但在二百米以外，就什么也看不见了。霎时之间，曾经熟悉的高楼大厦却一下就不见了，取而代之的是白茫茫一片，有一种恍如隔世的感觉。

　　上海的外滩和广州的长堤一样，都是中国沿海城市最早的商业繁华区。但是，这些地方的楼房建筑并不是我们想象的那么高，因为在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这些地方的楼房建筑技术是很有限的，最多的也就四层，而大部分则是三层甚至更低，偶尔能看见有几个高的，那可不是住房。而是一些钟楼或塔楼之类的标识性建筑。

　　在上海的交通工具中，没看见有多少汽车。人力车却是到处都有，除此之外，就是电车。这是与其他城市不同的地方，总有那么一点现代化的意思。这是模仿英国的伦敦或者美国的纽约在大街上行驶的那种电车。开始是有轨道的那种，就是把两根铁轨平铺在大街上，然后在铁轨旁栽着一路电杆，这样车就沿着铁轨顺着电杆启动了。

　　电车的车身很像一节火车的车厢，只是高度和长度都要小一些。他之所以不靠蒸汽机发动，那是因为在顶棚上安装了一根铁丝，让它伸向那电杆上的电线，这样发动机一通电，车就启动了。这种做法，是模仿铁轨上跑的火车，只是把启动的原理，从蒸汽机换成了电。不过，这个造价却很高，在上海，只有外国人的租界里才有，而且也只局限于南京路一带。

　　当有轨电车在上海租界里出现六年后，无轨的电车又开始出现了，不过这无轨电车好像造价更高，最初的里程是很短的，只有一公里多，也就是南起郑家木桥，北至老闸桥南这段距离，这可是租界的中心地带，它可以穿过繁华的南京路。

　　“电”这种东西非常神奇，它不能独立存在，只能依附于其他物体才能感觉到。这些物体不是什么都行，而是具有选择性的，它属于金属一类的或者有大量水分的东西，它们被称为“导体”。只要一通上电，这些东西就好像不是它们自己了，只能看，不能摸。谁要是敢违背这个规则，惩罚立马兑现。就是这样一种不近人情的东西，还不能说它可恶，因为有没有它，许多事情就不好办。人类的先进文明，从有了电后，就得到了突飞猛进的发展，几十年的科技成就都证明了这一点，难道不是吗？

　　上海是中国最早引进“电”的城市，从一八七九年开始进行第一次弧光灯试验成功，就有人在研制如何靠发电来供应这些灯的“燃料”。这样，在三年后终于产生了第一台发电机，并在南京路建成了第一家发电厂。这样，在首次发电的时候，就能供应十六盏路灯的照明。于是，在南京路、外滩至虹口招商码头的六公里多地界，首先有十五盏弧光路灯在黑夜中绽放了光明。

　　今天的电车线路，基本也是在这个范围，即从静安寺路东头开始进入南京路，然后到外滩，然后向北通过外白渡桥转向虹口。外白渡桥处在苏州河注入黄浦江附近的苏州河上，是架设在苏州河两岸的一座全钢结构铆接桥梁，也是一座不等高桁架结构桥，由它连接外滩到虹口、杨树浦一带。

　　上海的外滩虽然是商业区，但没有南京路繁华。南京路有“十里洋场”之称，也就是说，有足足十里路全是外国人在做生意。为什么会有这么多外国人？那是因为这里和汉口一样，有大面积的“租界”。要说这个原因，那是前清留下的后患，是清政府被迫与外国列强们所订的条约中允许他们在这里开辟通商口岸的结果。

　　上海的中心点不在南京路，而在距它不太远的外白渡桥。这是因为苏州河与黄浦江的交汇处就在旁边。站在桥上往东看，那里是宽阔的黄浦江。在黄浦江那边，是浦东的陆家嘴。往南看，是大面积的法租界，往东北看，顺外滩一线，则是英国和美国的租界，也称公共租界。

　　汉口《民国日报》主编沈德鸿先生，在他后来的小说《子夜》里，对外白渡桥有这样的描述：

　　苏州河的浊水幻成了金绿色，轻轻地，悄悄地，向东流去。黄浦的夕潮不知怎的已经涨上了，现在沿这苏州河两岸的各色船只都浮得高高地，舱面比码头还高了约莫半尺。风吹来外滩公园里的音乐，却只有那炒豆似的铜鼓声最分明，也最叫人兴奋。暮霭挟着薄雾笼罩了外白渡桥的高耸的钢架，电车驶过时，这钢架下横空架挂的电车线时时爆发出几朵碧绿的火花。从桥上向东望，可以看见浦东的洋栈像巨大的怪兽，蹲在暝色中，闪着千百只小眼睛似的灯火。向西望，叫人猛一惊的，是高高地装在一所洋房顶上而且异常庞大的霓虹电管广告，射出火一样的赤光和青燐似的绿焰：

　　Light，Heat，Power！

　　这三个英文单词，其中文意思是“光，热，动力”。这是那家霓虹电管公司把“霓虹电管”的特点归纳成了一串英文而打得广告，是让英美租界的人看了后好来买他们的产品。当然，也有虚张声势、哗众取宠之嫌。

　　上海的中心区，除了租界，几乎就没有中国人自己的地盘。中国人控制的地盘，是在中心区以外的闸北、南市、沪西、浦东、吴淞、虹口一带。也就是说，现在国民党如此嚣张，但对租界却是无能为力的。正是基于这一点，中共临时中央才决定迁回上海，在租界内活动相对安全些。

　　对于上海人来说，一九二七年可是个风云变幻的年份。年初是孙传芳把持上海，开春后共产党领导工人又举行了第三次武装起义，赶走了孙传芳，把蒋介石的北伐军迎进了城。但是，蒋介石却不领这个情，他马上开始了反革命的“清共”，血洗宝山路。不过，蒋介石的南京政府虽然控制了上海，这里的租界、洋场却是无能为力，这就给各种政治力量在上海的活动提供了方便。

　　却说那位沈德鸿先生，他不是上海人，为何对上海那么熟悉呢？这得从他现在赋闲在家说起。他是浙江嘉兴人，个子不高，爱打扮，尤其是头发。他出生于桐乡乌镇，从小在母亲的影响和熏陶下，就喜欢中国的古典文学，所以在十七岁时，就考上了北京大学预科。由于家庭生活窘迫，他在预科毕业后，就再没继续深造，而是回家，然后到上海来谋生，先是进入商务印书馆当学徒。

　　在“五四”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中，沈德鸿虽不是风口浪尖上那几个“弄潮儿”之一，但也是深受影响的广大进步青年。这源于他当时在商务印书馆主编过大型文学刊物《小说月报》。通过这个刊物，他接触了许多稿件，亲身感受到中国的新文化正像春潮一般在涌动，于是也按耐不住自己，也发表一些见解，久而久之，就形成了他最基本的文化观。这真应了古人那句“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他以前可没想到要怎么样的，时间一长，也被耳濡目染了，所以在不知不觉中，就成了一个新文化的战士。

　　沈德鸿是上海地区最早的中共党员。在陈独秀创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时，他已经是其中的的成员之一。在中共“一大”代表的五十三名党员中，他是其中一个。但是，他真正投身于革命洪流的时间，却是从一九二五年的“五卅运动”后开始的。

　　那时，沈德鸿参加了商务印书馆的罢工斗争，又与恽代英一起在上海组织了国民党左派党部，并在年底赴广州出席国民党“二大”。之后，被党组织安排在国民党中央宣传部工作，任宣传部代部长毛泽东的秘书。

　　沈德鸿字雁冰，所以大家都亲切地叫他“沈雁冰”。那个时候，男人的“名”和“字”与古人一样，是不能随便乱叫的。也就是说，名是名，字是字，在一般场合，是不能叫名的，那是一种不尊重，得“忌讳”，所以有个词叫“名讳”，就是指不能直接叫名。那怎么办呢？就叫他的“字”，来表示一种“亲切”。

　　沈德鸿比毛泽东小三岁，毛泽东则经常叫他“雁冰”或“雁冰老弟”，而他则叫毛泽东为“润之兄”。在广州，毛泽东在忙于农民运动讲习所的工作，而沈德鸿则负责编辑宣传部的刊物《政治周报》，这是国民党宣传部的机关报。那时，宣传部长由国民政府主席汪精卫兼任，其实他只是挂了个名，真正的部务是代理部长毛泽东在落实，而毛泽东手下，只有杨开慧一人。沈德鸿来了，可是一把好手，他曾是上海《小说月报》的主编，对编辑工作轻车熟路，所以很快就进入了角色。在毛泽东和杨开慧回湖南那段日子里，宣传部的工作，几乎全部落在了沈德鸿的头上。

　　现在，沈德鸿已经回上海好几个月了。由于到处都在通缉共产党“要犯”，把他这个由共产党主笔的汉口《民国日报》的主编也列入了被逮捕的范围。所以，他回来后，在母亲与妻子的掩护下，马上躲进了家里一间黑暗的屋子里。一旦有人来找他，她们就说，沈德鸿不在家，他去了日本。

　　沈德鸿在广州当宣传部秘书，算起来也就半年多时间，但却亲眼目睹了在“国共合作”的政治中心各种形形色色的人物。他是在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后又搞出个“整理党务案”后离开广州的。那时，毛泽东也不得不辞去宣传部代部长的职务，而他这个共产党员的秘书肯定也站不住脚。

　　那时，广州的形势是严峻的，蒋介石发动“中山舰事件”，捕风捉影地整治共产党，而且瞒着国民政府主席、军事委员会主席汪精卫，致使汪精卫愤然辞职，被“逼”出国。共产党人义愤填膺，本来要奋起反击，但被苏联驻国民政府总顾问鲍罗廷给压下了，致使共产党向国民党做了第一次原则性“让步”。

　　由于北伐战争的节节胜利，致使广东国民政府决定迁都武汉。这时，国民革命已经达到前所未有的顶峰，看那趋势，最多也就一年，北伐军将攻下北京，形势真的是一片大好。这时，沈德鸿又从上海出发，坐船到武汉，被党组织安排就任汉口《民国日报》主编，还兼任武昌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的政治教官。当时，《民国日报》的总负责人，却是孙中山时代的老同盟会员，也是共产党的“一大”代表董用威。

　　当武汉的国民党汪精卫集团全面“反共”后，沈德鸿和其他人一样，接到了党组织要他“撤离”的指示，并要他带着一张两千元的支票去九江和一个人接头。他匆匆赶到九江后，才发现那个接头的人，居然是他的直接领导中共元老董用威。为了躲避敌人追捕，也为了坚定革命信念，董用威已经把名字改了，叫“董必武”。

　　董必武告诉沈德鸿，他在九江还有很多事要办，这支票的事，还要他继续送。目的地不在九江，而在南昌，也就是说，这两千元的支票还得他亲自送往南昌，去找另一接头人。沈德鸿马上又出发，可是从九江到南昌的火车已经不通，怎么办呢？他正在焦急时，却遇到一些人，他们说可以翻过庐山去南昌。他只好跟着他们去庐山，但走到半山腰，就听说从庐山到南昌的路依然不通，他只好在牯岭一家大旅社住了下来。

　　可是由于腹泻，一住就是好几天，待沈德鸿病好后，却在牯岭遇到了一个曾经认识的女性，她叫范志超。范女士告诉他，南昌已经发生“兵变”，是叶挺、贺龙的部队打响了反抗国民党的第一枪。沈德鸿一听，这才知道他为什么要去南昌，原来是让他去送暴动的经费。可是，张发奎已经封锁了去南昌的各个路口，怎么办呢？他马上想起了董必武告诉他的最后一句话，要是去不了，就回上海。

　　正在这时，范志超又说汪精卫、张发奎还在庐山，万一认出他来，就麻烦了，得赶快离开此地。于是，他们俩商议，一起回上海。在九江，他们登上了一艘日本船。还好，日本船，宁汉双方的军队还不敢拦，于是就顺利地通过了芜湖那道封锁线，穿过南京到了镇江，这时范志超又给沈德鸿出主意，说在路过南京时，她看见被通缉共产党员的名单里，有“沈德鸿”三个字，这就意味着他回上海时，码头上说不定正有一张网在等待他，怎么办？最好改道回家，范志超帮他拿定了主意。于是，他在镇江下船，准备去坐火车。

　　在镇江码头，沈德鸿被士兵盘查搜身，搜出了那张两千元的支票。士兵一看他没有行李，就知道这张支票“大有来头”，马上要带他去见上司。很显然，这一去肯定凶多吉少，于是他灵机一动，把那张支票塞进那个士兵的口袋，说钱他就不要了，希望高抬贵手。那个士兵见钱眼开，就放了他。

　　其实那张支票，士兵拿着也是没有用的，因为只有南昌那个接头人才知道如何兑现这笔钱。但是在关键时候，这个支票却起了这么个作用，既害了他，又救了他。

　　待沈德鸿回到上海后，范志超已把行李给他送到了。于是，他就嘱咐母亲和妻子，如果有人来问他，就说他已经去了日本。从此，他就躲进了亭子间，一直不敢出来。

　　躲进亭子间后，沈德鸿马上就闲了下来，不知道干什么好。打听外边的消息，是到处都在追捕共产党人，而且到处都在杀人。在这种情况下，他要是贸然出去，完全有可能被认出，然后被抓起来杀头，所以他必须采取“躲”的方式，待在家里不敢出来。

　　作为一个没有拿过枪的文人，他认为，他的武器是笔和纸张，对于眼前国民党的“杀戮”，他只能退避三舍。待形势好转后，再去找自己的战友。现在不能出去莽撞，否则就是没有价值的牺牲！

　　在那个不到六平方的三楼亭子间里，开始几天，他除了看书，没什么可做。后来时间长了，闲下来的时候，也想想过去发生的事，不禁要自问道：“难道说，一场轰轰烈烈的大革命就这样完了吗？共产党就这样被赶得鸡飞狗跳，一蹶不振了吗？”

　　在广州时，他就曾敏感到，共产党和国民党之间，有一条不可逾越的鸿沟。他发现，拿枪的那些人，大都是国民党人，而共产党只是动动嘴，搞些宣传，这能管用吗？而那些拿枪的国民党军官，许多都是有钱的财主出身，他们怎么会和代表没钱没势的工农大众真心合作。所以，他们的理论家戴季陶就名正言顺的发表了《孙文主义之哲学基础》与《国民革命和中国国民党》两本小册子，从根本上反对“国共合作”，散布国民党要纯粹独立的言论。

　　戴季陶的主张虽遭到了陈独秀、瞿秋白、毛泽东、恽代英、肖楚女等人的一一批驳，但是在私下里，那些国民党的将军们却被戴季陶的阴风煽动了起来，嘴上虽不说什么，但心里就像明镜似的。所以，他们要杀与共产党走得很近的廖仲恺，然后夺取革命的决策权。但是，更可气的却是，黄雀捕鼠螳螂在后，还有更阴险的家伙却躲在暗处，表面上装得很积极，而且还公开与反动的“西山会议派”分子决裂，俨然把自己打扮成货真价实的左派领袖，使人感觉到他就是廖仲恺之二。

　　这个人就是后来发动“中山舰事件”的蒋介石。当他羽翼丰满时，却趁大家不注意就“反戈一击“。你说这种人可不可恶？如果都像他那样，谁还愿意去革命。今天是盟友，明天却是仇敌，这种人谁还敢信任？所以一想起这种事，沈德鸿就义愤填膺，当然更多的是不寒而栗。

　　但是每个人的脸上又没有写字，说他是好人还是坏人，你怎么知道这种人在革命队伍中还有没有？所以，沈德鸿对革命的前途一下就失望起来，看不见了前进的方向。这就像上海外滩的雾，让你根本就没法看清前面是哪里。

　　靠共产党单独起来革命行吗？沈德鸿的答案是否定的，原因是没有枪杆子，仅凭嘴上的功夫是不能起多大作用的。何况有的人夸夸其谈，说大话，一到关键时候就撂挑子逃之夭夭，有的看起来倒很坚定，但又不讲策略，用鸡蛋去碰石头。虽然马克思、恩格斯、列宁为他们勾画出了一张共产主义的美好蓝图，但是中国的问题很复杂，帝国主义、封建主义的势力很强大，老军阀还没完全肃清，新军阀又出现了，这个蓝图能实现吗？在中国，究竟应该采取什么样的方式进行革命，在共产党内部其首脑们还经常争论不休呢。共产国际倒是有权威，而且理论上比孙中山还更具感召力，但是他们对中国的事情就真的很了解吗？

　　其实，革命的路很漫长，不会在一夜之间就能完成，即使辛亥革命是在一夜之间就扭转了乾坤，那也是孙中山奋斗了十七年的结果。所以，此时的沈德鸿头脑有些乱，也是很正常的。此时此刻是继续革命，还是停滞不前？他已经拿不定主意了。

　　迷惘，苦闷，怀疑，彷徨，一股脑儿地向沈德鸿袭来，使他有些忐忑不安。突然之间，他想起了曾经办过的《小说月报》来。自从他走后，由郑振铎任了主编。他想，现在反正是不能出去了，何不拿起笔来，写点东西，把自己想要说的发泄出来，于是他就想把在大革命中看到的或听到的，按照自己的理解去写，写好了叫夫人孔德沚去找郑振铎发表。为了隐去真人真事，他决定写成小说，题目就叫《幻灭》。

　　写完后，他做了一篇自序，开头是这样的文字：

　　现在我确信世界上没有好人，人类都是自私的，想欺骗别人，想利用别人。

　　处女的甜蜜的梦做完时，那不可避免的平凡就从你头顶罩下来，直把你压成粉碎。你不得不舍弃一切的理想，停止一切的幻想，让步到不承认有你自己的存在。你无助地暴露在男性的本能压迫下，只好取消了你的庄严圣洁的处女的理想，和少妇的现实，总是矛盾的……

　　在署名作者时，沈德鸿是不能写真名的，索性就写了“矛盾”两个字。本来他的思想就很矛盾嘛，所以他决定用这两个字作为笔名。但是不几天，却收到了一个叫叶绍钧的来信，说这“矛盾”二字也太离谱了，读者会看吗？要他改一改。

　　原来在送去发表时，孔德沚没找到郑振铎，他已经旅欧去了，现在的《小说月报》是一个叫叶绍钧的人代理主编。他听说是以前《小说月报》的作者，也就欣然同意发表。但是后来看见作者的名字居然是“矛盾”二字，就觉得有些不妥，也就把编辑部的意见及时反馈了过来。此时，沈德鸿住在闸北横滨路景云里一弄十九号。

　　改什么呢？沈德鸿想了想，此时他的心里一片茫然，本来就矛盾，根本就没心思去想一个响亮的文字来署名。于是，他灵机一动，在“矛”字上加了一个草字头，心里说，就这样了，你看着办吧！结果，小说发表了，作者的署名就叫“茅盾”。

　　沈德鸿的《幻灭》在《小说月报》上连续登载后，心里平静了许多。接着，他又开始了第二部《动摇》的创作。就在他正兴致勃勃地在三楼亭子间找到了一点感觉的时候，却突然有人要来拜访，使他大吃一惊。谁要来拜访呀，该不会是国民党的特务发现了他吧？

　　听见有人要来拜访，沈德鸿心里直犯嘀咕。他想，他跟夫人孔德沚是严肃地打过招呼的，其他人怎么会知道他就在家里呢？不对，肯定有人知道内情。那么这个人是谁呢？他怎么知道我一定在家？肯定是夫人向外透露了什么风声，这个不通世事的女人！他心里开始埋怨着，但等他反应过来时，孔德沚已经把来人领进了门。

　　原来，此人不是别人，他就是《小说月报》现任代理主编叶绍钧。他居然就住在隔壁，难怪沈德鸿在家被他窥探得一清二楚。说起这个叶绍钧，沈德鸿不是不认识，他是原来《小说月报》的投稿作者，记得第一篇是写儿童方面的，叫什么《儿童之观念》。以前，沈德鸿就是根据《小说月报》认识了一些投稿作者，并和这些作者发起了文学研究会的。这叶绍钧是苏州人，当时还是苏州一个乡里的小学教师。叶绍钧把自己的笔名最先取为“陶圣”，但沈德鸿却说这样不妥，那是有对圣人挑剔的意思，后来干脆把字倒装过来就叫“圣陶”，这个意思就全变了，变成了从圣人的言行中去“陶”出闪光的灵气。

　　沈德鸿是一九二三年离开《小说月报》的，那时他已经被党组织安排在上海大学任教。他离开后由郑振铎继任主编。今年九月，郑振铎到欧洲去了，才托叶绍钧来代理这个主编。

　　叶绍钧进门就说：“沈先生倒是很自在，过起了隐居生活。我们是邻居，居然也不知。我还以为沈夫人所说，你到日本去了呢。”

　　“准备去，但一直没动身，现在外面的风声不是很紧吗？所以还不宜出门。”沈德鸿坦然说道。

　　“我今天来，不是有意要惊动你，而是有一个人想见你，先让我来看看你究竟在家没有。你的安全请放心，我们绝对不会出卖你的！”

　　“是谁要见我，他现在怎么不来？”沈德鸿马上问道。但是叶绍钧没有正面告诉他，而是诡秘地一笑，说：“到时候你就知道了，他和你一样，也想到日本去，只是还没动身！”

　　“是吗？那好吧！”沈德鸿说，“到日本去还得准备一下，也许我们可以结伴同行。那我就在此恭候他吧！”沈德鸿心里有些兴奋，也有些忐忑，他以为是党组织可能派人来联系他了。

　　几天后，又是夫人孔德沚来说，那位一定要来造访的人已经到了，要他下楼去接待。他马上去见来人，原来是两个穿长衫的人，长相都很有些像以前他们文学研究会的周作人，其中年长的那位个子要矮一点，浓眉毛，小眼睛，不算很美，但是却很有精神。他闪着矍铄的双眼，再配上嘴唇所蓄的那道很像隶书“一”似的胡子，就有些神圣不可侵犯的感觉。于是，他心里想，此人好像在哪儿见过，该不会是文学研究会曾经的会员周作人吧，就先开了口：“你是周先生吧？”

　　年长的那位像古人见面时一样合着拳头作了一揖，然后说：“鄙人周树人，这是三弟周建人，听说沈先生在家，特来拜访！”

　　沈德鸿也作了一揖：“原来是大名鼎鼎的鲁迅先生，我还以为是令弟周作人呢？您的登门赐教，真让我蓬荜生辉，受宠如惊啊！”

　　他以为此人是周作人，几年不见怎么有些老了，没想到是他的哥哥周树人，也就是大名鼎鼎的鲁迅。这下好了，他躲在家里却被新文化运动的主将挖了出来。这，是吉还是凶呢？鲁迅可不是一个甘于沉默的人，他在《新青年》上发表的小说《狂人日记》，是吹响反封建的第一声号角，真是一石激起千层浪呀！

　　“今天来，是先来看看沈老弟在家否，听说你从武汉回来，已经很久了，我倒是刚回上海不久。”周树人马上就不谦虚起来，居然叫起“老弟”来，这是为什么呢？原来沈德鸿比周作人小十一岁，比周建人还小八岁，与周树人相比，就小了十五岁，真正是一个小老弟了。

　　周建人也说：“看见《小说月报》上有一篇《幻灭》连载，署名茅盾，觉得奇怪，读完后才知道，的确充满矛盾。一打听，却是沈先生的佳作，于是找叶君一问，居然是你，也就和家兄来了！”

　　“哦，原来是这样，让你们见笑了！”沈德鸿谦恭地说，“为这事，还劳烦你们远道而来，真是不好意思！”

　　“我们相隔不远，并非远道。你的后门就是我的前门，我住在景云里二弄二十三号。有空了，你也可以来我那里坐坐的！”周树人说。

　　沈德鸿惊喜道：“是吗？那太好了！唉，几个月来，真不自由，像是在坐牢！”

　　于是三人就目前的形势展开了低声的交谈。

　　原来周树人在四月二十一日从中山大学愤然辞职后，并没有马上离开广州，而是又平静地在那里呆了几个月。由于他的夫人许广平是广州人，所以即使不在中山大学，他也有很多事情可做。

　　周树人从厦门大学去广州，是因为那里在发生着前所未有的革命运动。作为一个文人，他期待通过革命让中国的文化不断变好、不断进化，从而能达到改造国民的目的。他到广州，本来是想与创造社的发起人郭沫若、郁达夫等结成统一战线，联合起来向旧势力“进攻”，可是那时，郭沫若已随军北伐，而郁达夫却“沉沦”了下去，回上海了。他只有孤军奋战了。

　　在中山大学的日子里，他除了给学生上课，做教务主任，还写了不少与革命相关的文章，如《革命时代的文学》、《答有恒先生》、《革命文学》、《在钟楼上》等。在参加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纪念大会上，他发表了演讲，希望青年认识到革命任务的艰巨和革命征途的漫长。

　　从中山大学辞职后，他携夫人许广平住在越秀山东麓的白云楼上。在那里，他写下了《可恶罪》、《小杂文》、《略谈香港》等大量尖锐的充满批判精神的杂文和书信。他的《野草》、《朝花夕拾》都是在这里编订完成的，还继续翻译了》荷兰作家望•蔼覃写的长篇童话《小约翰》，校录了《唐宋传奇集》等。此外，他还开设了北新书屋，出售文艺类书籍，扶持文学青年办社团，对新兴的木刻艺术也尽力推崇。

　　当然，周树人一直待在广州，还有一个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在等待革命形势的好转。最开始，他以为武汉政府的“东征讨蒋”不是一句空话，只要胜利后就会来收复广州。哪知形势急剧恶化，还没开始“讨蒋”，就改为“拥蒋”了。国民党一下就全跑到反动的右边去了，真让他失望！后来，他又听说共产党在南昌发动了“兵变”，从张发奎的军队中带出来几万人，正准备杀回广州，这可是激动人心之事。但是到了九月底，才得到准确消息，这几万人在潮汕地区被李济深派出的军队给打得七零八落了。

　　看来，共产党的路的确不好走了，周树人有些怅然，觉得在广州待着没什么意思了，还是回上海吧！于是，在九月底十月初，他和夫人许广平从广州经香港，然后乘船回到了上海。

　　对于革命，周树人只是一个思考者和批判者，也可能是一个同情者，但绝不是亲自参与革命的行动者与实践者。所以，他对沈德鸿这个亲自参与革命的人，是钦佩的，同时也是同情的，对他的苦闷彷徨，也是理解的。

　　周树人和沈德鸿一样，对国民党向并肩战斗的盟友开刀表示强烈的愤慨，对他们屠杀工农群众抱着憎恶与反感。他认为，革命的参与者是相当脆弱的，在强大敌人的面前简直不堪一击，由于他们的力不从心可能会导致其张皇失措，所以苦闷，彷徨，那是很正常的。但不管怎么说，对革命的前途是不应该悲观的！

　　周树人认为，他以前不是也大声呐喊后开始过彷徨吗？但不能失去希望，因为达尔文的进化论没有错，人类从古猿到现在，毕竟是一步步走过来的，所以暂时的挫折不能说明永远都会失败。目前国民党“占上风”这种趋势，只能说明革命不是一朝一夕就能完成的，革命的路很漫长，它需要一种用“韧”的战斗去代替。总之，不能失去希望，要尽力去争取。正如他以前在小说《故乡》的最后写的那样：

　　希望是本无所谓有，无所谓无的。这正如地上的路；其实地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也便成了路。

　　自从和周树人、周建人兄弟二人交谈后，沈德鸿觉得他正在写的第二部小说《动摇》还不算结束，应该还要写一部，题目就叫《追求》。对于革命，我们经历了“幻想的破灭”，对于反动派的血腥屠杀，我们出现了“动摇”，但是我们不能就此沉沦，我们应该有“追求”，一种新生力量的追求！

　　在那个时代，不光沈德鸿一个人心里充满矛盾，不知道革命的路在哪里？就连共产国际也是按照苏联的模式在指导着中国革命，准确的说，中国革命遇到了前所未有的困难，也就是在自己的阵营里出现了致命性的大面积“背叛”，这在苏联模式里面是没有过的，所以，他们的指导思想就是坚决的反抗，从浴火中重生。暴动，暴动，再暴动，以革命的红色恐怖去对付反革命的白色恐怖！

　　在那个时代，不光沈德鸿一个人心里充满矛盾，就连曾经叱咤风云的中共第一号人物陈独秀，其心里都充满着矛盾。陈独秀是新文化运动的旗手，他所创办的《青年杂志》把中国的未来希望全寄托在青年的身上，后来觉得仅此而已还不够，应该改名为《新青年》，因为腐烂的旧中国需要“新青年”去创造未来。但是，在大革命失败后，他依然是苦闷，彷徨……

　　陈独秀到了上海后，生活没有着落，只好又去找他的好友汪孟邹想想办法。汪孟邹是上海亚东图书馆的老板，也是送陈独秀回上海的中共中央出版局局长汪原放的叔叔。

　　说起这个汪孟邹，他与陈独秀的关系，可不是三言两语就说得清的。他们之间，关系渊源，情谊笃厚，不能用金钱来衡量。追溯其历史，还得从二十几年前说起。原来，他俩都是安庆的同乡。在二十五年前，也就是一九〇二年，为了使国人多长见识，了解形势，陈独秀在安庆与好友章士钊商议，准备办一份报纸，取名为《安徽俗话报》，但是却找不到发行人。这时，就有两个熟人推荐他去找在芜湖开书店的汪孟邹。这两个人，一个是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另一个则是汪孟邹的老师胡子承。这样陈独秀就和汪孟邹打起了交道。在不断的接触与交流中，他俩居然很默契，这可能就是后来有些书上所说的“灵魂朋友”。尽管汪孟邹的哥哥汪希颜和陈独秀只是一面之交，尽管汪孟邹还大陈独秀两岁并且最初表现得也不那么热情，但是在胡子承的竭力撮合下，两人终于成了配合融洽的好朋友。

　　辛亥革命爆发后，老同盟会员柏文蔚当上了安徽都督，这时陈独秀也被柏文蔚聘为安徽省政府的秘书，那时汪孟邹突然眼热，也想在政府里谋得一个差事，来找陈独秀“疏通”。陈独秀却没同意，而是觉得这个政府还不牢靠，随时都有风险，要汪孟邹不要趟这个浑水，而去专心致志搞他的图书发行事业，把生意做大，从芜湖做到上海去。结果是，汪孟邹听了陈独秀的建议，在上海建成了亚东图书馆，而陈独秀却在孙中山“二次革命”失败后，和柏文蔚一起，流亡日本。

　　自那以后，陈独秀一有经济上的困难，就去找汪孟邹，而汪孟邹都是大力支持。特别是陈独秀从日本回来后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汪孟邹可是出了大力的。后来《青年杂志》更名为《新青年》后，其发行量猛增，汪孟邹的亚东图书馆也借此东风得到了空前的发展。在“五•四”运动那段时间里，亚东图书馆几乎成了陈独秀的总后勤部，或者可以说，汪孟邹已经把陈独秀当成了亚东图书馆最大的股东，一旦陈独秀有花钱的时候，都是由汪孟邹出面付款。

　　那个出版局局长汪原放，是汪孟邹哥哥汪希颜的儿子。汪希颜是第一个向他弟弟介绍陈独秀认识的人，但两年后他却去世，留下了一个五岁的儿子汪原放。汪原放十三岁时，被叔叔汪孟邹接到亚东图书馆当学徒。后来陈独秀做了共产党的总书记，汪孟邹也想入党，但陈独秀觉得汪孟邹不入党，对他和共产党更有利，因此也没同意。但他把汪孟邹的侄儿汪原放吸收为了党员。如今，汪原放护送陈独秀回上海后，依然回到亚东图书馆任职，而且还是亚东图书馆地下党的支部书记。

　　陈独秀一行是第一站到达上海的。当他们到来之后，中共中央委员、前秘书长邓中夏马上就与他们取得了联系。尽管陈独秀现在不是总书记了，但邓中夏还是把他看成是自己的老师，所以他派人把陈独秀安排在法租界江西北路福生里酱园弄一个姓彭的人的家中。

　　过了一段时间，瞿秋白、苏兆征、李维汉等也相继来到了上海。他们到了上海后，马上着手对抵沪的中央直属机关人员进行了周密安排。由于中央机关刊物《向导》已经停办了几期，所以瞿秋白所办的第一件事，就是得马上把这个刊物恢复起来，以振作全党的意志与奋斗之精神。鉴于大革命已经失败，共产党打出了自己的旗号进行革命，机关刊物的名称就不再用“向导”命名。瞿秋白决定，刊物的名称更名为“布尔塞维克”。他负责《布尔塞维克》的主编工作，让与他同来上海的秘书郑超麟负责编辑。接着，在郑超麟的提议下，瞿秋白同意让陈独秀的秘书黄文容也参与《布尔塞维克》的编辑工作。

　　在一个闲暇的日子里，邓中夏带着瞿秋白来到了陈独秀的住处，代表新的临时中央来看望这个虽然离职，但并没有人宣布撤职的共产党总书记陈独秀。

　　陈独秀安定下来后，渐渐从中国革命的政治漩涡里摆脱了出来，但大革命的失败，始终像噩梦一样超跑着他。在他的内心深处，对于共产国际的愤懑逐渐超过了他对于国民党背叛的仇恨。因为，他认为国民党的摇摆不定是很正常的，而共产国际的“瞎指挥”才是让国民党“钻了空子”的主要原因。所以，他决定到上海后，不再过问政治，而是做一些中国文字方面的实际研究。他和沈德鸿是一样的心态，也想写点东西。他认为，中国幅员辽阔，地大物博，南来北往的人群中最大的障碍就是语言的交流，如果从音韵学的角度去探究文字，把中国文字进行系统整理，使其像西方文字那样可以拼读，也就是拼音化，该有多好！这样，就可解决南腔北调所带来的交流上的困难。

　　在中国文字学中，有一本书很重要，那就是东汉时代的许慎所著的《说文解字》。这本书在清嘉庆年间又通过一位语言大师叫段玉裁的注释过了，他把文字的读音通过“切”的方式固定了下来，而且分为“平上去入”四种声调。但实际是中国幅员辽阔，加上历朝历代的统治者对文化的垄断，许多人根本就不知道有《说文解字》这本书，更不知道如何去“切”了。于是，就造成了方音丛生，南腔北调，根本无法找到一个共同遵守的标准读音。所以，如果现在把汉字进行系统的拼音化，也许能解决“南腔北调”所造成的语言上的不方便。

　　早在“五•四”时期，陈独秀就曾有这样的想法，但是后来因为创建*以及和孙中山的国民党合作，也就把他以前在北京大学讲学时的一些思路完全放在了一边。那时有个愿望，就是等革命成功了，什么事都好办，包括汉字的拼音化，国家统一的语言模式，或者比这更复杂的事情都好解决。可是现在，革命却失败了，愿望有悖于初衷，却有了更多的时间进行一些学术研究，所以陈独秀也就开始了他对这方面的探索。

　　在生活上，自从妻子高君曼带着孩子在一九二五年离去后，就再也没回来。陈独秀也是孤身一人了。在当总书记时，其生活起居基本上是由秘书来照料。就是这样，也换了好几任秘书，现在中央又把他最后的这个秘书黄文容给调走了，这就预示着他将真的要去“孤军奋战”了。

　　瞿秋白、邓中夏在汪原放的陪同下，突然站在了陈独秀的面前，让他觉得有些意外。看着他们一个个和颜悦色的表情，就知道，他们不是来吵架的。或者说，他们来，并不是要和他争论什么。特别是瞿秋白，一副小学生见了老师的谦恭表情，让他一直梗着的一件事，也一下就烟消云散了。这是一件什么事呢？就是瞿秋白不让他参加中央“八•七”紧急会议。

　　瞿秋白一到，陈独秀张口就问：“秋白是常州人吧？你们那儿对‘衣食’的‘食’怎么念？”

　　瞿秋白一听，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他用疑惑的目光看着汪原放。汪原放笑了笑，把手一摊，表示自己也不知道。最后邓中夏看出了点苗头，就说：“仲老是不是在研究中国文字的音韵化问题？”

　　“然也！”陈独秀自满地说。待大家坐定后，他拿出酒来，每人倒了一小杯，然后分别递给他们，说道：“诸位光临寒舍，仅薄酒一杯，请！”说完，自己先一饮而尽。其实，他是想说，见到你们，心情万分高兴，但身处贫寒，只有这杯酒了。信仰，友情，奋进，沮丧，苦闷，彷徨，一切都在不言中，全都寄托在了这杯酒里面了。

　　瞿秋白知道，陈独秀这是在回避一些话题，他不愿意触及所以就把注意力转移。但此行他是代表中央来的，该说的还是要说。他和陈独秀一样，都曾热衷于中国的文学，但历史把他们推向了另一个方向，一个在旋风中搏击后有可能遍体鳞伤的方向，所以他很理解此时陈独秀的心情。他尽量把语气放得缓和些，就像一个晚辈对长辈说话那样。其实，瞿秋白的年龄比陈独秀的儿子陈延年还小一岁，完全是一个晚辈，也不过分。

　　“仲甫先生，今天我是代表临时中央来看望您的，生活上有什么困难，找汪原放解决。安全问题嘛，您可得注意……”瞿秋白开始是谦恭的，接着表情就严肃起来，“现在不能随便公开露面，要联系你，我们有专人负责，这是铁的纪律。以我个人的意见，您还是应该继续为党工作，做一些有益的事情。”

　　“我已经是老朽了，能做什么呢？”陈独秀一听显然不高兴，但还是把话忍着，只说了这么一句共产国际代表罗明纳兹曾骂他的话。其实，他要说的很多，但此时说出来，显然已经没用，何况这应该去对共产国际说，与瞿秋白个人还搭不上界。

　　“按照国际的安排，你最好还是先去苏联考察一段时间！”瞿秋白又把在武汉的决定重复了一遍。

　　陈独秀一听，心里就来了气：“我不去，我不去！中国人的事情应该让中国人自己解决，外国人只能是八不达五！”八不大五，是一句安庆话，意思是“牛头对不上马嘴”。

　　瞿秋白知道，要让陈独秀到苏联去，这比登天还难，但这是“国际”的意思，所以他只得公事公办，把决定亲自告诉他本人。不过，真要让陈独秀去，以他倔强的性格，可能是欲速则不达。所以，得先让他做些事情，再慢慢引劝，可能效果会好一些。于是，他说：“不去就不去吧，中央刚到上海，我们决定重新办一个刊物，名字叫《布尔塞维克》，还得请您常写文章，为革命出把力！”

　　陈独秀沉默了一会儿，然后说：“这个嘛，我可以考虑。只是心境不佳，写出的文章怕是不那么长了。”

　　瞿秋白笑着说：“现在形势这样严峻，写短文我看更合适。《布尔塞维克》有一个“寸铁”专栏，专登短文。您作为主笔，是再合适不过了。”

　　“那好吧！”陈独秀一听，好像找到了自己的位置，爽快地答应了。

　　瞿秋白他们走后，陈独秀就开始准备起来，他打算以“撒翁”为笔名，给《布尔塞维克》写文章了。

　　最近，他看见在《申报》上，汪精卫有一段话是这样的：“从共产党与腐化分子的夹攻中，悉力奋斗，为国民革命求一出路”。汪精卫把腐化分子与共产党相提并论，真是可笑，当时他看见后就义愤填膺。所以，现在他找到了阵地，准备给予反击了。

　　他马上奋笔疾书，写了三篇短文。第一篇叫《汪精卫的出路在哪里？》，其他两篇分别是《斯文扫地民众爬上来》和《蒋介石的进步真快呀》。他叫汪原放转呈瞿秋白，在《布尔塞维克》上发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