潘向黎 人大代表、作家、女性

她觉得自己写议案是“普法”，讲诗词是“普美”。对于两者，都有一个“辩”字。写议案是与既有的法律条款和现实观念“辩论”。讲诗词是与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和读者“辩论”。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文 / 南方人物周刊记者 卫毅 发自北京

2月25日，潘向黎打开自己的微信朋友圈，在4个半小时里，连续不断地看到一条人民日报客户端上海频道的新闻——《全国人大代表潘向黎：建议买卖同罪同罚 终止拐卖妇孺悲剧》。刷屏了。这条新闻的浏览量，在短时间内超过了一百万。

很多人跟她说，干得好。她说，惭愧。“一个作家，一个人大代表，提了这么一条议案，就得到这样的推崇，我觉得也有一层伤心的底色。”潘向黎拿出手机，把议案的全文发给我。这是全国“两会”结束后几天，潘向黎坐在北京东边一家酒店的大堂吧，讲起过去一个多月的经历。这里一片欧式风格，更像是普鲁斯特笔下吃“玛德莱娜小点心”的地方，但话题并不轻松。她将在酒店旁边的一家书店参加关于新书《古典的春水》的活动，这是她在北京好几场活动中的一场。她在吃润喉片，因为连续讲话太多。

“我第一次感到人大代表、作家、女性，这三重身份的不能承受之重。”潘向黎说。整个下午，我们的访谈围绕这三个身份展开。

在这部刚刚出版的关于古诗词的书里，潘向黎写到诗词鉴赏家顾随讲的一个关于玄奘的故事。玄奘去西天取经时，见一东土扇子而生病。有僧人闻之，道，好一个多情的和尚。顾随评，假如不能为此一扇而病，亦不能为一藏经发愿上西天。潘向黎引述这个故事是为了讲“未有情深而语不佳者”。潘向黎是情深者。在讲写议案的事情时，她不止一次流下眼泪。她说自己并不是情感丰富，其实是情感脆弱。她觉得自己写议案是“发乎情”——看被拐妇孺的新闻和资料受不了；“止乎礼”——用正规庄重的议案表达自己的意见和建议。

这是“求仁得仁”，还是“君子不器”？潘向黎说，对自己来说，这是减轻心理负担。“我认为自己是一个知识分子，但我是一个怂人，其实不适合做人大代表。”

她觉得自己写议案是“普法”，讲诗词是“普美”。对于两者，都有一个“辩”字。写议案是与既有的法律条款和现实观念“辩论”。讲诗词是与持不同观点的学者和读者“辩论”。她从小就有这样的习惯。她的父亲——学者、评论家潘旭澜——在书房写作，会被她拉到客厅，在几杯茶的时间里，和她辩一辩对诸葛亮、杜甫、李后主的看法。

讲古诗词时，她会有一个潜在的辩方。比如苏东坡写朋友王定国和柔奴流放岭南归来的词。主仆都有超越困境的气宇。关于这首词，前人有过这样的评论：“仆尚如此，何况主人？”她就很生气。她觉得苏东坡是在赞美女性，一个独立的不畏艰辛的女性，而不是作为男性依附者的女性。她不怕得罪谁，她要辩，她相信道理越辩越明。关于被拐妇孺的法律条款，更是如此。她相信暗黑的东西不会消失，但“我们要用共识竖起一道墙，将丑恶的东西压在角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