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些天整理影集时，偶然发现一张父亲生前的旧照片。这张摄于上个世纪80年代的黑白照片虽已退色发黄，但上面颐和园万寿山佛香阁初春的背景，以及父亲高大的身材、英俊的面孔还清晰可见。当我的目光停留在父亲手提的一件曾异常熟悉、已明显开裂的黑色皮包时，那沉寂已久对殷殷亲情的追忆、为凝成时代芳华的奉献开拓精神的感动，便顷刻滚涌出来。在我的记忆中，那是父亲用过的唯一一件皮包。上世纪60年代末，揣着大专学历、刚从部队退役的父亲本可以留在省城谋一份体面的工作，但为了全家人的生计，还是毅然回到皖北家乡小城，“降格”当了一名汽车司机。那件皮包就是刚上班时单位发的工具包。这件工具包平时除装着钳子、扳手等出车必备品，还装着全家人的口粮。每到月末，父亲总是把为数不多的工资从包里取出，一分不少交到奶奶手上，再由奶奶根据整个大家庭的需要精打细算地支出。父亲就这样忠实践行着“兄弟叔侄，须分多润寡”朱子家训，直到我们出世，从不给小家存“私房钱”。就连过年时我们穿的新衣，也要妈妈向奶奶申请开支。在我幼时的眼中，正是父亲神秘的皮包，才把我们那个十几口人的庞大家庭粘合在一起并成为一方美谈。“爸爸，您有没有为当时选择后悔过？”我工作之后曾问父亲。 父亲随着一声轻叹给出了答案：“人生规划、职业选择、价值实现，这些话整天挂在你们年轻人的嘴边。我们年轻的时候却很少考虑这些问题。”初始的职业选择，铸就了父亲辛勤付出、默默奉献的人生轨迹。他生活非常节俭，甚至对自己有点“刻薄”。我印象中，除单位发的工作服和妈妈做的几件不太合身、略显“土气”的衣裤外，父亲基本没穿过什么像样的衣服。那件皮包更是修了又修、补了又补，陪他走过一个个春秋冬夏。我的被定格在上世纪70年代皖北农村的童年，是幸运、快乐的代名词。当春风徐来，由零星野花点缀绿毯似的田野可任由我们奔跑打闹；在炎炎夏日，芦苇幽深、鱼翔浅底的涡河是我们戏水、捉鱼虾、掏鸟蛋的天堂；到秋收时节，繁星闪耀下撒满珍珠般红薯片的大地带给我们无尽遐想；冬日里，聚在村头绵绵白雪覆盖的牲口棚里听饲养员爷爷说三国、话水浒，是我们温馨的第二课堂。父亲时常回村的汽车马达声，则为我们欢快、静谧、多彩的童年注入一股股温馨的暖流。父亲每次跑完长途，都会回来看我们。我总是盼着村头汽车马达响起的日子，但最为期盼的是父亲从车上取下皮包的那一刻。在我们的眼中，父亲的皮包简直是个百宝箱。每当父亲打开它时，我总是目不转睛地盯着，急得小心脏突突直跳，心想这趟会带给我们什么惊喜呢？父亲一次也没让我们失望过。北京的果脯、天津的麻花、烟台的苹果、岭南的荔枝、上海的午餐肉……，都曾是我们从父亲皮包中获取的“战利品”。很多年以后，那浸着淡淡汽油味水果的清香，依然是我生命中至醇至美的味道，每每让我想起、令我陶醉。最令人难忘的是我上小学三年级时，父亲从上海给我买了双小皮鞋。当父亲从皮包中将它取出递到我手上时，我顿时有种大人般的自豪感。在当时的农村，皮鞋对大人们来说也是件奢侈品。我记得不论刮风下雨，也不管酷暑严寒，这双皮鞋从来没离开过我的脚。在上操跑步时，我还故意穿着皮鞋使劲往地上踏，发出“咚咚”的声响，引来老师、同学们无数羡慕的目光。随着后来转到城里上学，那自由自在的农村童年生活，就被父亲严管下艰苦、单调的学习取代了。为维持我们并不富余的生活，父亲总是天不亮就起床，常常深夜才回家，遇到跑长途几天几夜都不能合眼，一日三餐更是不可企及的梦想。或许是“少年不识愁滋味”的缘故，父亲早出晚归、披星戴月的工作艰辛，却化作我成长中美妙的音符。记得有一天，我半梦半醒间听到父亲的出门声，接着传来工具包里钳子、扳手等颠簸碰撞的“咔嚓”、“叮当”声，以及水桶摇晃的“吱哑”、“嗡吰”声。这种有节律的声音在万籁俱寂黎明前的映衬下，清脆悦耳，此起彼伏，渐渐变弱，宛若幽咽泉流般的琵琶声，又仿佛是空山灵谷飘来的钢琴曲。从此，这动听的音符在父亲提早出门时便成为唤我起床读书的闹铃，在父亲深夜归来时则变成伴我入眠的夜曲。在一个风雨交加的深夜，躺在床上尚未入睡的我又隐约听到这熟悉的音乐声。父亲进门后，还没等到脱下被雨淋透的外衣，母亲就带着歉疚的语气说：“唉！我给大儿子做的那条裤子屁股上破了个洞，他竟没觉察到，结果今天被同学嘲笑好一阵子。我看孩子心里挺难受的。” “这怎么能怪你呢？我们孩子多、开销大，看来要多拉几趟货才行。”随着略带嘶哑的嗓音，父亲的一滴热泪无声地掉到我的脸上。父亲涩涩的、咸咸的泪珠，像一道闪电激开了我幼小的心扉，使我顿时感悟到天下父母护犊之情、爱子之切；又像一节重音突然注入那世上独有的音符，使华美的“工具包加水桶乐曲”增添了几许庄重和神秘。上世纪80年代中期，随着国家改革的深入，父亲被恢复干部身份，并当上单位的一把手。虽然身份变了，他用的依旧是那件旧皮包，只是其中两个笔记本取代了原来的钳子、扳手。那可不是当下干部开会、学习所用的普通笔记本，而是父亲以瘦弱身躯撑起一片改革天地的有力见证。父亲上任后，为改变当时国企普遍面临的效益低下、人心涣散困境，便力排众议，着手推动实施开源节流、禁出私车、多劳多得等改革举措。之后很长一段时间，他每天都坚持最后一个离开单位，亲自记录和整理职工违规和单位收支的情况，在集体研究后定期公布。如此一来，那些习惯靠树乘凉、吃大锅饭的不干了，不仅在单位与父亲争吵，有时竟闹到我们家里来。有一次我放学回家，当看到一群人正把家门围得水泄不通，听到不时传来的抱怨和威胁声，心里开始埋怨父亲的“固执”，并对那件旧皮包萌生了莫名的“仇视”。不仅如此，父亲单位的改革还直接影响到我们的生活。之前周末回农村老家时，总有父亲或他的同事用车顺路把我们送到村口。父亲当了领导之后，不仅严禁家人用他的工作用车，就连我们偶尔搭便车的“特权”也被取消了。记得一个周末父亲带我和弟弟、妹妹回老家，下公共汽车后适逢刚下过大雨。望着满是泥泞的路面，正当我们一悉莫展之际，随着一声“走”，父亲卷起裤腿，提着布鞋，带头赤脚前行，并不时哼起那久违的小调。望着那瘦弱、在泥水中蹒跚的身影，父亲在我心中瞬间高大起来——尽管领导几百号人，他依旧是那个以苦为乐、无私奉献的普通劳动者。两年之后，当看到父亲单位扭亏为赢并为国家创造几十万元的利润，看到闹得最凶的那几个人成了改革的坚定支持者，看到父亲旧皮包和笔记本的故事登了报、受到表彰，我们对他曾经的报怨和误解，最终化作由衷的钦佩和赞美。尽管单位换了新颜，父亲的办公室里依旧是上任前的老样子——一副旧桌椅、一张快失去弹力的沙发，加上那件旧皮包。长期的军旅生涯让我习惯了住深山、移戈壁、战酷寒，但看到很多人在社会大变局、财富再分配中脱颖而出，心中也曾有过不平与困惑。这时，偶尔回家探亲就成为我打开心结的主要途径。每次回家，已经退休的父亲总是从旧皮包中掏出一个小本本，把整理好的相关问题和看法与我细心交流。聆听完父亲的“授课”，曾有的困顿也就烟消云散了。“要学会知足，一个人的成功不在于当多大官、挣多少钱，而要看他是不是为国家、为老百姓做了些实实在在的事情”，是父亲说过最多的一句话。记得有一段时间，《故乡的云》成为最能拨动我心弦的一首歌。但与其说是“那故乡的风和故乡的云，为我抹去创痕”，不如说是父亲的关爱和引导，让身处异乡的游子找到了歇脚的港湾和前进的方向。一次刚执行完任务，我接到了父亲病危的噩耗。与父亲最后晤面时，他已不能说话，只是无力地用手指了指桌上那个布满裂纹、已看不清颜色的旧皮包。我小心翼翼地把它打开，发现里面装着竟是曾为我指点迷津的一叠小本本和一张唯独缺了我的全家福。父亲拿着全家福，似乎想说点什么，却怎么也说不出。父亲这最后的举动，是希望我们这个大家庭永远团结如初，还是对我的“浮躁”放心不下，我没有确切的答案。据我对父亲的了解，他弥留之际是想让我记住“责任”二字——入要维持家庭和睦，出要为国家和人民尽责。父亲的旧皮包，折射出那一代人的无私、淳朴、勤俭与坚韧。他们将伟大写进平凡而真实的生活，用挚爱扛起家庭和社会的责任。这种精神如同取之无禁、用之不竭的江上清风，时时激起时代春潮绚丽、动人的涟漪，并将成为我们走向未来的强大力量。郭扬，男，1970年8月生于安徽省亳州市，清华大学政治学博士。曾长期在部队服役，现任中共青海省海东市市委常委、市政府副市长（援青）。在国内公开刊物上发表文章60余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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