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父老乡亲

我的父老乡亲

愿有更多的人记住这些曾经自己吃着只有土豆和豆角的午饭，却将粮食奉献给国家的父老乡亲。                                                                       _____题记

 感觉中“左邻右舍”多指城市中相邻相处的人们，而“父老乡亲”则更多的含了些农村乡土的气息。在我六十多年的生命中，只有整整两年的时间是在农村度过的，按说“左邻右舍”的故事应当更多，记忆更深，但在陕西省南郑县法镇公社梓潼大队插队短短两年时间中那些带着浓浓泥土味的“父老乡亲”，那些最平常、最普通、最不起眼的故事却深深的留在脑海中。

   当年的法镇公社梓潼大队包括一条名叫杨易沟的山沟，和沟外，面对着一条裸露着大半河床，可以看到参差不齐、大小不等的石子，只在秋水漫漫时才让它显得丰满、美丽的名叫蒿坝河的河坝地。从沟的最深处依次向外，分为四个生产小队，沟外的坝地被分为第五、第六生产队。我们一起从西安来的39名同学，就分散在这六个生产队里。沟里的第二生产队就是我和另外两名女生、四名男生渡过了一生中“农民”生涯的地方。

   这是一座美丽的山沟，一条两边长满细小水竹的溪流，并行着一条走得独轮车的小路，加上大约有十多米宽，随地势层层升高的水田，蜿蜒着伸向山的深处。沟的两边是丘陵，陕南的地理环境让不高的丘陵常年苍翠，丘陵上以松树和青冈树为多，这些树木的枝桠和落叶就是沟里居民烧饭煮水的燃料了。沟里的水田，依季节轮流种植着油菜和水稻，象征着希望的绿色和带给人喜悦的黄色就在这里交替呈现，忠诚地回报着辛勤劳作的人们。到了秋残冬临时节，人们把水放入已收完稻子的田里，是谓“养田”。水平如镜，映着蓝蓝的天空，有绿色或深红色的浮萍飘在水面，田边的岩壁、陡坡上即将完成一次生命轮回的藤蔓、野草、小花还在顽强地伸展着黄绿掺杂的枝叶，只绿色的松针依旧傲然伸向蓝天。白色的鹭鸶在田边悠然踱步小憩，静谧的天地，听得到叶落溪流之声，清新的空气里，漂浮着淡淡的稻谷之香，这是我记忆里最美的杨易沟。

我们的“家”在进入二队不远的一个四五十米高的山坡上，不大的院坝周边住着四户人家，我们住的是一户破落地主的房子，他的女儿出嫁了，家中再无他人，房子就成了我们的宿舍。典型的农家屋舍，中间是堂屋，左边住着我们三个女生，右边就是他们四个男生的领地。紧挨着我们的是妇女队长的家，刚来时，觉得好生奇怪，妇女队长叫罗素珍，她的丈夫叫罗素云，整个像兄妹的名字，后来才知道老公是上门女婿，按照习俗，入赘女家当上门女婿的男子是要改姓换名的，这里可没有了男尊女卑。用“少言寡语”来形容这家人是我现在能想起的最恰当的语言，他们默默地劳作，默默地吃饭，默默地休息，平静地就像缓缓流过的溪水，少有波澜，即便是出嫁的女儿回来，或者教导他们据说是领养的儿子，也难得听到喧哗和嘈杂。可我们的妇女队长是当年法镇公社八名女养蚕能手之一，我亲眼见她沉着脸短短的几句话，就让小公鸡般欲挥拳斗殴的年轻小伙偃旗息鼓默默作罢。这个不善言谈的中年农妇给我讲过一个至今记忆犹新的故事。生产队有一处叫磨盘寨的地方，相对于丘陵，它算得是很高的山了，村民们每年只在播种和收获的时节上去一两次。那天我和罗队长一起慢慢地向山上爬去，准备收洋芋，她意味深长地对我说，人做不得坏事，老天是有眼的。原来，这高高的山上只住着当时队上的贫协主席一家，一个晴空万里的夏日午后，村民们三三两两爬上山，准备割麦。谁知天气突变，刹那间电闪雷鸣，倾盆大雨从天而降，刚刚上得山的村民只好纷纷跑到这唯一的一家去躲雨。这家堂屋里新打的装粮食的板桶，引起大家的注意，掀起盖子一看，里面装满了稻谷。要知道那是一个贫瘠的时代，一般的村民家中早就没有稻米，只靠土豆和豆角一些初夏的蔬菜充饥。这样，这位即使山下的村民都已用上了电灯，而独独只有他家还用着煤油灯也固执地不愿意下山的贫协主席，利用独家居住的条件和守院场的机会盗窃稻谷的事就东窗事发，被称作了“贼娃子”。罗队长的老公矮小单薄，给人感觉总是藏身在罗队长的后面，却是一个能干的篾匠，他曾给我们每个女生打过一个箩筐，比用来挑粮食的箩筐小了很多，却非常精致，篾丝匀称细致，若说密不透水是夸张，但放些面粉绝对是不会漏的。我真的佩服这些识不了多少字的民间篾匠，不用什么量具，也不见比划，一双手一把蔑刀一气呵成就把比例、尺寸、形状拿捏得恰到好处。我们这个小小的庭院中间住着刘婆婆和她的子孙三代，这是一位精明乐观有主见的婆婆，黑黑的脸庞，深深的皱纹，包着布帕，围着围裙，笑口常开。我们学会的推甜浆、做腐乳，用土豆、红薯箜饭，多得她的指点。她笑话我们把土豆丝切成了土豆杠，把柴灶烧得只冒烟不见火。紧张的三夏累得人七荤八素，她在围裙上擦着手，笑眯眯地走过来对我们说：“我说，夏天最恼火的是吃饭，吃饭的时候人出汗最多哦。”浓浓的陕南口音，说的韵味无穷，引得哈哈大笑，疲劳顿消。青黄不接的时节，她把家里仅剩的一点腊肉从灶台上摘下来，和夏天的萝卜煮在一起当午饭，还不忘给我们送上一碗。她的长子是退伍军人，在大队的米厂工作，四十年后同学发给我的照片上还有他。小儿子经过她与公社领导的斡旋后来进了一家地质勘探队。她的儿媳，我们称“梁嫂”，记得那年夏收，忙到晚上12点，她匆忙地吃了一点饭，还来约我去大队看新进的抽水机，真不知道她们何以有那么好的精力。杀年猪的那天黎明，睡意朦胧中，就听到了她的小儿子，一声接一声的“妈，今天杀猪！”那欢快稚气响脆的声音，一声声落在了我们的记忆深处。庭院的最边上，是生产队长刘国福的家，他有一位病病殃殃的妻子，常年不能参加生产队劳动，至今记得她那黄黄的脸色。刘队长话语不多，我相信相处两年他不一定叫得出我那有些拗口的名字，可我记住了他望着他们家养的年猪的神情。那时的农民除了以生产队的名义上交公购粮外，还有向国家交售生猪的任务。农民们到了轮到自己交猪的年份，往往在集市上买一只差一些的猪交给收购站，而把自己养的肥猪留作自家过年和来年一年打牙祭的肉食。买一头猪几乎要用光在生产队劳作一年的全部现金收入，而得到的卖猪款却很少。尽管如此，看到自家的年猪一天天肥了起来，想象着杀年猪时的喜悦，农民们的脸上依然是满足的笑容，我记住的就是刘队长这时的表情。

我曾用“手摇着风车随太阳旋转”形容当时在院场上风稻谷的场景。实际的劳作哪有那么浪漫，现在的青年想象不来，一整天摇着风车把，只能换换手，或者把腿翘在风车的抬杠上算是休息的劳作是多么枯燥和劳累，可这相比而言还是轻省活，不时地弯腰把稻谷装进簸箕，再立起来把簸箕举起将稻谷倒入风车才是一个累死人的活。和我在院场上搭伴干着这个活路的是一位大约50岁出头，但常年劳作看起来像60开外的婆婆，她就这么默默地弯腰立起，再弯腰再立起，直到和我一起把生产队当年收获的稻谷全部用风车车完。院场上最有技术的是用簸箕把经连枷打过的豆荚簸出去，把豆子留下来，我学了许久都不会，院场上那些田坎豆和其它零零星星收回来的五谷杂粮都是这位婆婆簸的，只见她端着簸箕，一抬一颠间豆荚就慢慢地到了簸箕的前面最终飘洒在场地上。那些天电视台热播《舌尖上的中国》，厨房里的那些手工技艺被人啧啧称道，叹为观止，而这些农村原始的劳作技艺，同样神秘而充满魅力，只怕现在的年轻人再不会有什么兴趣了。

在我们住的院坝左前方的山坳里有一处被称为“老屋”的院子，住着七、八户二队的社员，其中有一位被称为“酒疯子”的中年农民，没有儿子，却有两个如花似玉的孪生女儿，他让大女儿一直读书，我们在时已经上到初中三年级了，而老二一直在生产队劳动，慢慢地两个女儿有了明显的差别。老大高挑，白皙，老二虽也眉清目秀却肤黑体瘦，个子也矮了许多，十五六岁的年纪，已背得起五六十斤重的背篓了，孪生姐妹却有着完全不同的命运。

在脑海中经常出现的有一位身体健壮的农妇，她是少数几个能和男社员一起插秧的妇女之一，我记得她弯着腰一边飞快的插秧，一边大声说笑的情景。那天我第一次从磨盘寨上背着68斤重（当时生产队以提供的牛粪数为养牛户记工分）的牛粪趔趄着往山下走，是她唤住一位青年小伙，让他替我背过了陡峭的山坡。春季里，雨后竹笋在路边、田坝悄悄地探出头来，地头休息的时候大家纷纷动手采摘，她把自己采的放在我们的堆里，还对大家说，给他们学娃子，他们没有菜吃。能干、爽朗、热情、快乐在这位农妇的身上表现的是那么的自然，没有一点做作。短短两年插队当农民的时间，期间还有几个月不在队上，可许多村民的形象在脑海里清晰明亮。那个在我饥肠辘辘时递给我一把炒花生的女孩；那个背着红薯，沉重的背篓坠着她的腰摇晃着，身边还走着两个幼小孩子的妇女，她是到法镇街上去卖红薯，按当时的分配制度，按人口分配的比例大大高过按工分分配的比例，结果壮劳力多的农户往往粮食不够吃，而劳力不多，人口多的家庭反倒有余粮。那位妇女就是劳少人多，所以有红薯可以出售；那个胆小谨慎，脸像有些浮肿的生产队会计，他们家有过一个麻风病人，这可能是他总有些抬不起头的原因，可也有姑娘爱着他，虽然姑娘的父母并不同意。这姑娘一只眼睛有点向上漂，家里人吵架，她劝他们说“看看人家学娃子，不是一家可多团结和睦！”。在二队靠近一队的地方，还有一位可怜的青年农妇，她的娘家在深山老林里，嫁到二队一户兄弟多的人家，没有文化，没有娘家的支撑，日子是悲惨可怜的，对当时社会上发生的事情，一无所知，就像生活在另一个没有开化的世界。我见过她背上背着一个瘦弱的婴儿，还挺着大肚子，要街上卖萝卜炖猪血的小贩多打点猪血给她。面对着严酷的生存环境，也有过得较好的，生产队的副队长就是一家。他们夫妇是一对勤快、精明的人，是农村里的能人，刚下乡时，在农民家吃派饭，他们家的菜总比别家多一两样，也更可口清爽些，去的时候路过他家的自留地，地里的麦苗明显好于附近生产队里的，两个孩子也调教的懂事而有礼貌，在现在的政策下，生活应该更好些了吧。

当年的那些人和事太普通，太平凡了，可就是这些普通的不能再普通，平凡得不能再平凡的农民，自己吃着只有土豆和豆角没有一点米的午饭，却将辛苦收获的粮食奉献给了国家，用最原始的劳作支撑着“黑云压城”时共和国经济的大厦，“天欲坠，赖以柱其间。”他们当得这般赞誉。

那天看着《问道楼观》的电视片，体味着“天人合一”、“致虚守静”、“身心相通”的理念，忽然感到当年的生活似乎离我们生命的根更近些，更像是生命的支点。虽然那个偏僻的山沟，当务之急是要在商品经济大潮的浸润下尽早富起来，虽然那里的年轻人会抛弃他们父辈的生活追求和方式，但许多年后，当年那个叫梓潼的山沟里的人们，自然、朴素、平静、知足的生活方式和理念，会再次被人们推崇，当然那是一种更高层次的生命自觉，而不再是迫于生存和环境的无奈。

离开那个当了两年农民的地方四十多年了，一直没有再回去过，有同学发给我他们回去的照片，照片上的房屋似乎比我们在时还要破旧些，墙边依然立着扳桶、风车那些原始的农具，哎，世上已千年，山中只数月。照片上的人物大多不认识，可是衣着光鲜，虽然让城里人看来总是有些“乡气”，但毕竟有了点现代的气息。去年一个偶然的机会得到一包汉中农家花菇和一包黑木耳。仔细看看厂址，呵呵，居然是南郑县牟家坝，眼睛就有些潮了。这个牟家坝是我们进入农村时的第一站，离开西安后的第一晚就寄宿在这里，到达的时候天已完全黑了，看不清周围的环境，早上醒来，满眼高山，夹着一条窄窄的街，着实让我们有些心惊，虽然它距离梓潼还有近三十里路，但春风毕竟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