假如你被作家朋友写成了卑鄙小人

　　当然，以上这些都是容易被识破的。即便以“某人”“有个朋友”等方式做了匿名处理，在熟人圈内也相当于指名道姓。何况，当事人也可能是希望圈内熟人能判断出是谁的，如此才能影响其他人对被写人的评价。但是，这里的书写若是一种文学创作呢？情况恐怕就复杂多了，只是不是每个人都有作家朋友，不太可能经历罢了。

　　那么，试想这样一个场景：你有一位作家朋友，平时交流不多但也没有什么大的矛盾冲突。然后你做了一场慈善活动，结果有一天，你从其他人那里知道了这个作家写了一本小说，主人公的样貌、姓名、慈善行为都和你极为相似，只是你在书中被描写成了一个居心叵测的卑鄙之人与自恋狂。你会有什么样的反应？

　　这听起来是文学史上极为常见的八卦故事，或者，是两个人之间的私人矛盾。但就在近期，一个真实事例正在美国文学界不断发酵。这个冲突要从《纽约时报》的万字特别报道《谁是糟糕的艺术朋友？》（Who is the Bad Art Friends?）说起，其中涉及很多具体事实，线索复杂。书评君的记者宫子在关注到这个事情之后，态度和情绪也经历了一番起伏，从无关紧要到支持作家再到鄙视作家。接下来，我们就大概看一下近期在文学圈内沸沸扬扬的这起事件的重点转折，以及这个事情所呈现出来的那些被讨论了多年的文艺与道德之间的冲突问题。

　　不可控的开端

　　首先，说一下这场焦点冲突的两个主人公，一个叫Dawn Dorland（以下简称D），一个叫Sonya Larson（以下简称L），两个人最早在创意写作班上认识，后来L成为不断发表短篇小说的作家，D则没有什么正式出版的作品。

　　2015年，D做了一个决定，捐出自己的一个肾脏给陌生人。没过多久，受助者就出现了，D和受助者成功完成了肾脏移植手术，同时，她建立了一个社交群，和之前认识的一些创意写作作家分享自己捐助肾脏的经历，更新个人博客，还在一周年的时候在洛杉矶斯台普斯中心做了一场纪念活动，呼吁人们支持活体捐赠，向陌生人献出一份爱。

　　Dawn Dorland的捐献肾脏一周年纪念活动。

　　事情到这里都很正常。但结果有一天，一个朋友和D说，有个叫Sonya Larson的作家写了一本新书，里面那个人特别像你，你要不要看看？

　　于是，D就直接联系了L，问她是不是真的在写这样一篇小说。L回复她说，没错，确实在写这样一部作品，里面的角色是一个肾脏捐赠者，灵感也部分来源于你的捐肾行为，但是这个人物原型绝对是和你没有什么关系的，是完全不同的东西。

　　《最善良的人》作者Sonya Larson。

　　尽管得到了这样的回复，D还是有点不开心。毕竟，之前她在那个作家社交群里发布一些捐赠肾脏的消息时，群里的作家并没有给出什么回应。此后，从2016年6月到7月末，D不断地给L发送邮件，表达自己被伤害到的感情，她说本以为她们是朋友，但没想到她以自己的行为为原型构造小说这件事情完全没通知自己。L很长一段时间内没有给出什么回应，在大量的邮件质问后，L终于回复，说她认为作家拥有创作的自由，“我看到了你所受到的伤害，对此我很抱歉……但我坚持认为作家有权利写下他们想要写的东西……对我来说，尊重他人的艺术自由才是一种友谊的表现”。

　　两个人在小说正式出版之前并未能达成和解。

　　一年后，L的小说写完了，书名取了个和英文肾脏（kidney）有些相关的词语“The Kindest”，结合小说内容，暂时就把它翻译为《最善良的人》吧。

　　《最善良的人》书封。

　　《最善良的人》写了个什么故事呢？大概就是一个名叫春桃的美国华裔女性身患重病，然后出现了一个名叫罗斯的白人女性愿意捐出肾脏。但罗斯并不是一个善良博爱的利他人士，她是个自恋狂。她的善行成为了她控制春桃的资本，说起话来盛气凌人，充满种族主义色彩，而春桃因为对方捐献给自己肾脏的原因不敢反抗。而且在罗斯看来，春桃不仅应对自己感激涕零，还要将身体视为自己的一部分，以此控制了春桃的日常行为。例如小说中有个情节，春桃喝了一口酒，罗斯非常生气，认为既然春桃体内使用的是自己的肾脏，就应该爱护它。

　　总之，这个叫罗斯的白人女性捐助者在书中被描写成了一个极度自恋、充满种族色彩、行为功利的卑鄙角色——小说人物的种族出身在后来也变成了争论的焦点。

　　可想而知，D在看到了这本小说之后，整个人都气炸了。这本书还入选了波士顿图书节“One City One Story”的阅读推广计划，将有30000份《最善良的人》向读者免费发放。在向图书节举办方和笔会、出版商抗议无果后，D选择了诉讼。她的律师表示起诉中最困难的一点是没有办法找到L侵权的证据。最后，D在L最早发布的一个语音朗读的初稿版本中，找到了一封信的段落，那封信和她在社交媒体上公开的信一模一样。D以此为证据，先以抄袭为名对L提出了指控。

　　《匿名作者》（Authors Anonymous 2014）剧照。

　　看到事情发展到这里的时候，我还是认为这只是一起普通得不能再普通的文学纠纷，在文学史上也极为常见。如果说非要支持哪一方的话，我可能会支持作家，因为我也认为创作中的自由是不应该受到什么拘束的，当然，后果是要承担的，司法指控、众叛亲离、亲情破裂等等，只要你的创作热忱足够承担这些后续的痛苦，那作家爱怎么写就怎么写。

　　但之后公开的事情，让这件事情给人的感觉发生了一些变化。两个人的矛盾也迅速扩大并变得无法控制。

　　L搬出了种族主义来辩解，认为是自己小说的内容因为保护亚裔和有色人种的尊严而冒犯了白人的人格，D对自己的攻讦是因为她作为白人想在有色人种中获得救世主一般的赞许。这时候，争论已经完全变味了。之后，D也不甘示弱，她找到了L和其他作家的聊天记录来作为新的证据。

　　在这些聊天记录中，人们看到了作家们的另一副面孔。

　　聊天记录显示，事实并不像L自我辩解的那样，《最善良的人》中的罗斯和D没有任何关系，恰好相反，在写作过程中她一直在和其他作家对D的行为冷嘲热讽。在D公开写文章描述自己捐肾的时候，L就在聊天中表示，“她有点让我感到恶心”，另一位作家附和说自己也感觉D就是在博取关注度，是在作秀，L表示“没错，她到底想干什么，我该怎么做，难道像她一样也捐出自己的一个肾？”

　　其他被曝光的聊天信息。

　　到了后来，D对自己发起邮件质问的时候，作家L则是在聊天中向朋友兴奋地表示，“嘿，我可以写更多关于D的东西了，描述她这种疯狂的自恋情结，而且更特别的是，这还是和种族主义相关的。这女人简直就是金矿”。

　　这些聊天记录的曝光让大众看到了作家们幕后的另一副面孔，同样被牵涉其中的还有华裔作家伍绮诗，她对媒体表示自己之前并不了解D这个人，然而曝光的记录却显示并非如此。她们曾在聊天中毒舌地讽刺过D的行为。

　　法院还没有定论，事情也变得复杂了起来，舆论也分为两个阵营，支持D的，以及支持L的。不过在聊天记录曝光后，支持L的人反而多了起来，因为人们觉得曝光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这件事有些可怕。

　　创作与道德，本是个老话题

　　这个事件引起争论的还是两个很古老的话题。一个是作家的创作是否应当存在道德界限，另一个是我们是否应当因为作家的行为与作品内容之间产生的剧烈反差，而控诉艺术作品的虚伪性。

　　这是两个都很难说清楚的概念问题。

　　先说后面一点吧。大多数情况下，我们可以给出判断——作家的人品不应当影响作品的评判，恶棍依然有可能创造出具有审美价值的作品，重要的不是创作者是个什么样的人，而是这个人的作品能给我们带来什么。过去我一直持这种看法，最典型的例子，或许就是纳粹女导演莱妮·里芬施塔尔。（当然，Larson的艺术水准绝对达不到莱妮的高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