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规则游戏》作者最新文章：在阿富汗寻找“坏人”毫无意义

　　阿富汗裔美国作家塔米姆·安萨利（Tamim Ansary）出生和成长于喀布尔，于1964年移居美国，兼有阿富汗和美国两国的血统。他的主要作品与穆斯林世界和阿富汗历史有关，包括《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浙江人民出版社，2018）和《中断的天命：穆斯林眼中的世界史》（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9）等。

　　在《无规则游戏：阿富汗屡被中断的历史》一书中，安萨利通过阿富汗人的视角来解读祖国的历史，他驳斥了“帝国坟场”的论断，讲述了长期以来外部世界从未完全了解的阿富汗内部斗争，剖析了现代入侵者屡战屡败的致命原因。

　　在阿富汗政局动荡的当下，澎湃新闻记者通过邮件联系到了塔米姆·安萨利。他回复了一篇于8月15日刚刚写就的文章，阐述了他对于阿富汗时局的感触与思考（请见下文），并表示如果有读者对他在此文中提到的“两个阿富汗”感兴趣，可以在《无规则游戏》一书中读到他的进一步分析。

　　塔米姆·安萨利图源：Amazon美国在阿富汗的20年中断了它的一个进行中的内部叙事，这是很多次中断里最近的一次。在美国人之前，是苏联人；在苏联人之前，是英国人。而他们不断打断的始终是同一个故事：两群阿富汗人之间的斗争。20世纪80年代，苏联几乎摧毁了整个阿富汗农村，导致了一场可怕的内战，并迫使700多万难民——其中大部分都是妇女和儿童——进入了难民营。如今横扫阿富汗的塔利班，正是来自那些难民营里的孩子，现在他们都长大了。1996年，当他们接管阿富汗时，他们在这片土地上投下了一片黑影。那都是愤怒的受伤的人们。当美国及其盟友将塔利班赶出阿富汗时，喀布尔及其周边地区一片欢腾。我知道这些，2002年我去过那里。当时我和我遇到的每个人都觉得，美国是来拯救阿富汗的，战争终于结束了。

　　最近，我听到有人悲伤地说：“美国不是这里唯一的坏人。”我认为，现在寻找“这里的坏人”是毫无意义的。美国建了学校，他们帮助解放和赋予妇女权利，他们重建了喀布尔，修建了重要的基础设施。但一直以来，问题始终存在；而随着时间的推移，问题也越来越多。今天，人们说，撤军把事情搞砸了，应该采用不一样的方式。但什么是不一样的方式？问题不在于撤军，问题在于20年的时间让撤军成为了唯一的选择。

　　2002年，美国及其西方的盟友带着三大资产来到阿富汗：军事力量、巨额资金和“更好的文化”。我把最后一项加了引号，因为当一个人说“我的文化比你的文化好”时，他的立足点总是不稳的。布什-切尼政府讥讽地利用妇女问题，把公众召集到一场为其他更卑鄙原因而战的战争中去。举着“改变阿富汗文化”的旗帜发动战争的他们，也把自己封锁在了这项事业中。而很多阿富汗人，包括我在内，都希望看到美国想要带给这片土地的改变。

　　然而，要想让文化改变，文化自身必须想要改变。西方大国用来“修复”阿富汗文化的工具主要是枪支与美元。不幸的是，枪支与美元并不是改变一种文化的好的工具。2002年之后，西方给阿富汗投下的种种机制，包括民主机制、民间机构、新的规章制度，激励了那些已经想要改变的人们——我的阿富汗同胞，进步的城市阿富汗人；但他们同时也使那些不想要这些改变的人更为疏远。在过去的20年里，喀布尔、赫拉特和北方的大城市取得了显著的社会进步；然而这个国家的其他地方却在向我所担忧的方向发展，尤其是考虑到境外伊斯兰激进分子的涌入——当“民主！选举！妇女权利！世俗教育！”的西方叙事在阿富汗不断扩张时，来自他们的另一种相反的叙事更容易被城市之外的广大阿富汗人所识别和共鸣：“家园！家庭！部落！伊斯兰教！古兰经！我们的土地！阿富汗的骄傲！”

　　当特朗普政府开始与卡塔尔的塔利班谈判，但明确将喀布尔政府排除在谈判之外时，大部分阿富汗人都明白，问题已经解决了：美国把喀布尔扔进了狼群。借助这一姿态，特朗普政府公然表示，忘记喀布尔的那个政府吧，那不是真正的政府，我们不要再假装了。在那一刻，特朗普政府的说辞完全呼应了塔利班一直以来的说法：喀布尔没有阿富汗政府，他们只是美国人的傀儡。

　　经历了那次背叛之后，喀布尔政府难道还能行使任何可信的权威吗？

　　官方报道称，美国和北约帮助阿富汗政府在喀布尔建立了一个强大的军队，但这仅仅意味着穿制服的人的数量，以及这些人所持枪支的数量，还有前来培训他们使用军事器械的专家的数量。他们真的是战士吗，还是只是些领薪水的人？真正的军队是一种文化的战斗力量。文化是人与人之间的相互联系，它能使人们之间产生一种认同感，一种集体认同感。美国的干预促使喀布尔诞生了一个许多阿富汗人——即便是在喀布尔——在情感上也不承认自己属于的政府。选举并没有激起这种情感上的联系。在美国和北约干预下所形成的军队，无人可以为之战斗。

　　当我2012年访问阿富汗时，危险的信号就已经很明显了。那一年出现了令人担忧的“绿袭蓝”现象，阿富汗军队的士兵不时并越来越频繁地将枪口对准他们的军官或教官（阿富汗士兵军服为绿色，北约及美军士兵为蓝色，因此称这一现象为“绿袭蓝”——译者注）。显然，2012年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大约14%的伤亡都是由“绿袭蓝”所造成的。

　　那一年，在去喀布尔的路上，我遇到了一些年轻人——都是城市人——他们告诉我根本没有塔利班这种东西。“你听说了那些阴谋活动？都是美国人干的，他们引爆了炸弹，然后说‘是塔利班干的’，以此为借口派军队进去。慢慢地，慢慢地，他们就在每个地方都部署了军队。”我知道这个说法完全是错的，但如果这是城里人所相信的，那我只能想象在伊斯兰叛乱势力聚集的农村地区，人们会说些什么。

　　那年在喀布尔，我还遇到了一名警察，他向我展示了配给他的美国制造的枪支，他觉得制成枪支的轻质合成材料很可疑。他告诉我，他非常确信，当美国人直接入侵阿富汗时，它就会停止工作，他从骨子里感到一场灾难即将来临。当时阿富汗国家政府应该有超过20万的军队，但如果他们都像那个警察一样，那他们会是谁的军队？国家政府真的有军队吗？从那时起，我就开始这么思考了。

　　2002年塔利班刚刚倒台时我就访问了阿富汗，亲眼目睹了当时令人震惊的满目疮痍：在苏联撤军后爆发的内战中，喀布尔至少有三分之一的地区沦为了废墟。当时我走到了我小时候居住的地方，甚至分不清哪一堆瓦砾是我曾经的家。然而，不知何故，这种文化仍然存在——即我所感受到的阿富汗的灵魂。我是个世俗的人，所以我并不想对此多言，文化是一种很微妙而无法在只言片语中所传达的东西，所以我只能讲述我抵达喀布尔时的经历，这是一种渗透在我所参与的每一次谈话中的社会氛围的，发自内心的感觉。我在这里认出了几十年前的一些东西：这里依然有家的感觉。

　　10年后我故地重游，这座城市已经重建了。物理上的重建是令人惊讶的，但那种发自内心的阿富汗文化的感觉呢？这一点奇异地缺失了。今天，我们为美国和北约撤军所招致的灾难感到悲痛，但我们不应该忽视和忘却导致这一切的20年。在那段时间里，学校建了起来，妇女获得了权利，选举得以举行，基础设施也恢复了，但同时，一些丑陋的东西也在生长，在另一个阿富汗获得了权力，在那个不是我出生地的地方。为什么阿富汗农村依然如此顽固？为什么他们对于站在西方一边的我们正在建设的崭新的阿富汗感到不满？我想这是因为在那里，他们意识不到自己的存在。那是别人的阿富汗，而不是他们的。

　　这就是阿富汗的悲剧。因为我不得不相信，在内心深处，阿富汗的农村和城市并不是两个截然不同的实体，而是一个自身处于战争状态的家庭。我担心这场战争无法真正结束，除非我们找到彼此，重新成为一个家庭，找到同为阿富汗人团结起来的办法，成为一个不可分割的整体。

　　然而，现在，对于身在西方的我们来说，一个最重要的问题是新一波难民的涌入。因为这一波难民并不来自阿富汗农村，他们是与西方合作的城市阿富汗人，从可能被阿富汗农村势力拜访的恐怖中逃离出来。西方在道义上有责任帮助阿富汗伙伴撤离并重新安置，大多数阿富汗伙伴忠实并尽其所能地促使美国在阿富汗的项目取得成功，这一切的失败并不是他们的错。

　　当苏联进攻阿富汗时，大多数难民选择穿越最近的边境逃至巴基斯坦。在那里，他们受到了原教旨主义的欢迎。西方应该感谢新的阿富汗难民，并帮助他们在巴基斯坦以外的某个地方找到安全的避难所，不仅是为了他们，也是为了全世界——因为每当这个星球上出现大量新的无家可归的难民时，就会形成一个新的全球麻烦点并持续下去。当希特勒的罪行将大量的欧洲犹太人变成难民之后，就发生了这样的事。而这一创伤也会代代相传。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以色列的诞生将75万名巴勒斯坦阿拉伯人变成了难民。那个伤口一直没有愈合。而当阿富汗战争造成数百万的难民时，这种情况又再度发生。那个伤口已经变成了脓疮。难民是全世界所面临的问题，世界需要在这个问题上团结起来。帮助离开阿富汗的阿富汗人获得安全和庇护，这不仅仅是我们要对他们肩负的责任，也是我们需要对自己负起的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