磨难能干丁守兰 王春景

磨难能干丁守兰

王春景

    可怜的童年

一九六零年正月十五日的晚上，我降生在木垸四队八井岭一户贫苦农民的家里，幺叔给我取名口叫“平安”，因父亲在外上水利，要知道，我国当时正处于三年自然灾害的第二年吃不饱。稀饭从食堂打回来，自己还掺和一些野菜比如荷梗下半截，腰盆梗。可干的是白天加黑夜又苦又累的活，尤其是冬春两季，兴修水利到处挖河，男男女女只要够劳动都要出门，日日夜夜地干。干到晚上十点钟，工地上每人发一勺稀饭，或是妙熟的糠，再干两小时。我的父亲当时就是那挖河大軍中的一员。

我出生的那天夜里，家中只有母亲和我七岁的哥哥。在我出生后第三天，生产队的干部给我发了人口粮，十来斤稻谷。坐月子的妈妈为了活命，活大人和孩子的命，便支撑着下床用手推磨磨谷子。由于过度用力，磨出来的大米虽然救了全家人的命，但是落下了一身的病，子宫都妥出来了。就这样把我引的不到两岁，去世了。

听大人说，出殡那天凌晨，棺材抬出去之前，要把屋子里所有的人都叫出去避邪，否则，就不吉利。可是，不到两岁的我当时蜷缩着身子，在门角背后睡着了，没有被叫出去。“这孩子今后难得引活”，当即就有人这么说。

计算起来，那是一九六五年冬，全国人民的日子好过一点了，可是我们家里还是蛮遭孽，原因是多方面的。哥哥丁守国还够不上劳动，父亲丁啟发常年在外做木匠，缺了劳动，挣不到工分，分不到工分粮。当时的我不但没有母爱，反而是家里的累赘，无人管理，只好饥一餐，饱一餐了。

当我不到六岁，就已经要做很多家务事了。父亲早晨出门交待缠一灶门把子，一百多个，那是放在灶里烧火用的柴禾。哥哥命令我把屋里扫得干干净净的，标准是站在大门槛向堂屋里一看，地面要看不到灰尘，否则不达标就要挨打，罚跪或者不吃晚饭。

记得有一天，我在门口抓子子（自己捶的一颗颗圆形小砖块）玩忘了形，没发现拴在粪田里的猪子绳子被缠在桩上了，汪得嗷嗷叫。刚巧，被从田里回来的哥哥看见了，当即打了我一下，还顺手把我一推，我人小一倒地鼻子打破了，鲜红的血流了一地。我知道是自已错了，连哭都不敢大声。挨打受骂，是我的家常便饭。

一天早晨，父亲出门做木工，哥哥上早工，我独个儿站在自家门口，无依无靠，家里也没有现存的菜烧火，幸好被邻居的丁奶奶（丁再德的婆婆）看见了，便向着我把手两招，我便去了。进屋一看，桌子上还有她家孙子没有吃完的两碗剩面汤，奶奶叫我赶快喝了。霎时间，仿佛是天上赐给了馅饼，兴奋不已，一口气喝下去了。哪知动作大了一点，喝出了声，被丁奶奶的大媳妇朱立珍刚从房里走出来听到了，当即斥责道：“一个女孩子，真是荒坯！”

又是深秋的一个晚上，夜幕已经降临，六岁的女孩穿着单裤，光着脚丫，站在屋檐下。因为屋里很黑，害怕，又冷，又饿，又怕，焦急地等待着在别人家做木工的父亲回来。

一等，再等……实在耐不住了，只好“冒险“去找父亲。路途一两里，在王渊四队，途中要经过一片荒野的坟场，然后再垮过干涸的主灌渠。到了四队，还不知道父亲在哪个屋里，但饥寒难耐，没办法，只有壮着胆子前行，在经过坟地时，齐人胸的茅草在身后唰唰地响，越走快点，身后的响声就越大，心想，莫非是鬼追上来了？吓得叫人毛骨悚然，魂都不在身上了。过了坟地，跨过了灌渠，我挨家挨户的看，发现一家大门半掩着，门缝里透射出亮光，终于找到了父亲，好心的人家才给了一碗饭吃。

已经是八岁了，家里的小事就被我包揽了，烧火，做饭，缠把子，寻猪菜，切猪菜，把猪食。早饭后，挎着大篮子，拿着镰刀，屋前屋后，田头，界边，荒爬野地，什么野芹菜，细米草，还有够树叶，意米菜，只要猪子爱吃的都装在篮子里，回家再用菜刀剁碎，用水泡在缸里，一门带＋杂，什么事都干。干得好的要干，干不好的学着干，穷人的孩子早当家嘛！那时候我看到别人家比我小的孩子都背着书包（一九六七年）牵着妈妈的手，蹦蹦跳跳上学去了，我羡慕极了，只是可望而不可及呀！

勤快懂事的少年

一九六九年，父亲跟我找了后妈，家里好过一些了，下半年快开学了，我跟伯伯（我的父亲）说：小王老师今天来走访了，他叫我上学读书去，我的伯伯看我已经是这么大的人了，于是开恩，答应我到大队民办小学读书，并跟我取了学名，叫“丁守兰”，我高兴得不得了。我在学校里可用心啦，读完了一上，第二年春季应该读一下，可是因为我的成绩好，便跳到了二下，真是天赋我才，成绩在班上仍然名列前茅。

到了十一岁，哥哥要去别人家做女婿，父亲没办法，只好让我辍学。就这样离开了难舍的学校，总共读了不到二年书，现在的这点文化还是后来自学的。从此，我走进家庭圈子，重新操起了家屋一切杂务事，一门带十杂，什么事都得做，做不好的事也学着做，比如切猪菜，洗衣服，都是向大人们学的。

由于我勤快，抓紧把家务忙完了，缠准备烧火的把子，菜，清洁等工作。我抽出时间来，摸鱼，找到空，用锹把两头垱一打，用盆子把里面的水呼干，好捉鱼，以黑巴子居多，还有什么刁子、土憨爬、死广皮、洋洋婆婆、泥秋、鳝鱼等等，都是我的菜。

有时候，运气好可以搞到七八斤，把鱼提回家了，浑身都是泥水，鼻孔、眼睛都看不清了，就同一伙同龄般的小朋友，有男也有女，到正在抽水的池子里，有时还到主灌渠里去游泳，划水，打咻泡子，扎咪拱，要讲玩水，可以说：“我比男孩子还男！”

十四岁那年，也就是一九七四年，父亲去世了。后妈因为娘家是四类分子，后来也被“阶级斗争天天讲”斗走了。在这期间，我接手把父亲跟队里喂养的两条牛喂起了。

说起来放牛，那也是够辛苦的，一头喳角大牯牛倔得很，经常把牛绳绞断，齐鼻断了，很不好逮住它，任意放兆，前蹄跳起，后脚抵地，凶猛得狠。经常跑到观音、杉木去寻牛打架，看起来挺可怕的，只是跟喂养它的主人还是温顺的。

还有一头是摩拿牛，也是身高力大，干起活来踏踏实实，从不偷懒买乖。由于它禀性好，用牛的男人们都抢着用，像打耖，耙田这些重活总是少不了它。比方说队里有十头牛，今天只需用三头，总是轮不到让它歇一天。有一天我刚放牛回家，把牛拴在树上，就有人来牵了，只是它望看那人“ Wong Ea ……”地叫，意思是恳请你让我休息一天吧！结果还是被牵走了，我心里好疼啦！

天刚亮，我就同队里的几个放牛娃一道到荒场放牛。迟了，牛吃草时间短了，牛就要饿着肚子去搞事。中午，还要割一担牛草、蒿叶子、芦生芽子等，都是牛最喜欢吃的，等社员吃中饭时牛好填肚子。晚上我们站在田埂上，等社员收了工就接牛又去放，直到天近黑了才回家。若遇到社员们今天不用牛，那就是我们这伙放牛娃子的自由天地。把牛赶到荒湖里，绳子往牛角上一盘，它吃它的草，我们玩我们的，躲迷藏，捉青蛙，揪莲蓬，钓鳝鱼，摸小鱼伢子等，我是样样在行。

饱经劳动磨炼的青年

从十五岁开始，我就是我们家在队里出工的唯一劳动力。自后妈走后，我便成了孤儿，不放牛了，因为人大了，要干农话了，和大人们一道挑灰粪，挑塘泥。上半年，割麦子，插秧，下半年割谷，挑“南铺“（晒枯捆好了的谷个子）尤其干那些没有定额的活路，比如，打场，大人们一天记10分工，可是我只记6分工，谁叫我是半劳动呢！

十六岁了，我就是整劳动了，那就是大人们做什么，你也得做什么，比如桃谷个子（称为兰铺）人家一担挑四个，我不能只挑两个。人家挑一趟，我也得跟着挑一趟。我个子小（现在都只有一米五六），挑着几十、百来斤的担子，还要半跑步，才不掉队。一天下来，腿也拖不动，肩膀疼得厉害，倒在床上，呻吟着睡着了。

上半年，插秧割麦两头忙的季节，按老农的话说，“一年只有四十九天忙，一天要办九天的粮”。“过了立夏，走起路的说话”……总之，一个字“忙”！

我是孤儿，真是困难多多。有一次，天没亮女劳动们出早工，扯早秧，要回家吃早饭了，社员爬上界，用手在流水口子里捧两捧水把脸一抹，走到家里，饭菜已端上了桌（家里闲着的老人们做的）。

可是我走到家里，莫说吃饭，就连厨房里还是冷锅冷灶，“灶鸡子烧火，蚂蚁子跑堂”。那时候，一没有汽坛子，二没有电饭煲，等我把灶里点火，可是没有现存的菜。幸好，我昨天发现鸡窝里有两个鸡蛋，凑凑急吧，我走到鸡屋里去捡鸡蛋，向鸡窝里一看，好！没有了！后来才知道是被隔壁的某某偷走了，那只有吃光饭，可是米饭还没有烧熟，抽水机筒子敲响了（那是上工的信号），若是迟到了，就要扣工分，若是还想强调原因的话，还得挨批，在群众大会上作检讨，唉！真是急人。

下半年，割谷季节也是忙得脚不停地，要割，要晒，要收，要挑，全靠人工。就说捆谷草吧，多半是我们女社员的事，谷草铺在田里晒干了，要一抱一抱收拢，再用要子捆起来，用千担或板车运到禾场上去。两个人捋抱子，一个人捆。可是大人们说要我把活路学会，从小就要磨炼，磨炼出来，好像是三人小组里理所当然地归我捆，先用膝盖压紧，再用双手拉开草要子捆紧；否则，用钎担挑时就会散，那是要返工的，否则就要扣工分。捆的活要比抱的活吃亏得多，责任心也大，因为我是学着子，又年轻，也就认了。晚上回家，膝盖处的裤子都被谷草磨出了两个窟窿。

刚满十六岁，大队干部看到我是个孤儿，又是“绑腿汉”确实是有困难，便将我安排到大队办的农科所劳动。在那里吃饭有食堂，睡觉有集体宿舍，还请来了有经验的老农，更高兴的是，从各个队里抽来了一些男女青年，天天搞事，以种棉花为主。我们干的带鼓带劲，有说有笑，我们的农活多种多样，我们的生活是多姿多彩。

比方说，所里安排到木垸粮食收购站集体搞副业，做粮包，装包，绞口；扛包上跳板，装车，谷包一个一百四十斤，我扛起就走；在跳上一步一步向车上走，一不打晃，二不发颤（从小锻炼出来的嘛）；往车厢里码的时候，一百四十斤的谷包直甩的，真是用不完的劲。

比方说，我们年轻人多，劳动之余大家聚在一起，唱歌，拉胡琴，吹口琴。还组成了文娱小组，排节目，跳舞，还经常下队演出，那个时候，我简直像进入了另一个世界，整天乐乐的。在队里演出时，我小小的个子，圆圆的脸蛋中镶嵌着一朵红红的小嘴巴。唱起来，跳起来，舞起来，多姿多彩，深受父老乡亲叔叔阿姨们的好评。

不瞒你的话，我还结识了比我大两岁的木垸四队抽来的男青年潘宗树，他长得很帅，不大爱说话，但偶尔也说几句笑话，脸上还烙下一对小酒窝，把大家都逗乐了。他还是农科所的技术员，又会开手扶式拖拉机，很逗所里人的喜欢，我们彼此相爱了，在农科所里的三、四年间，算得上是我人生中最快乐的时光，我们既创造了劳动价值，又丰富了文化生活。更值得一提的是我还收获了爱情，刚满二十岁，便嫁给了他。

吃苦耐劳的中年

由于政策关系，农科所解散了，我和潘宗树回到木垸四队（男方的家）参加生产队劳动。按农村的说法，结了婚就是大人了，婆家二老俱在，只是年岁大了，都下了劳动。家中有哥哥、嫂子、侄男、侄女，还有一个在外读书的么么，可算是一大家人了，吃饭一大桌，真够热闹的。

生产队里不比在农科所那样单一，又是家务，又是田里，真是够你忙的。他开手扶式拖拉机，负责抽水、脱麦、碾谷等机械操作。我既是家里的勤杂工，又是队里的主要劳动。

过了不到一年，便于家里的劳动管理和家庭和谐，我们跟哥嫂在二老的主持下，分了家。婆婆和幺幺分给我们一家。俗话说：“分了家，各自扒”，婆婆只管烧火，其它家务都由我承担，每天中午回家，一大盆子衣服要洗，早晨若不上早工的话，我就要整菜园子，挑粪，浇水，除草；晚上收了工，我还要寻一大筐猪菜扛回家，天都黑下来了，吃罢晚饭，切猪菜，一大盆子，还要挑水把猪菜泡在缸里。这只是每天要做的日常事务。有时还加班加点，做一些烦琐的其它家务事。

再说田里的事吧。农闲季节都还比较有规律；到了农忙，那就是早工，晚工，夜工，“走起路的说话”，连吃饭都得抓紧。就说上半年，四五月间，栽秧口里，凌晨四点钟就要下苗田扯秧，六七点钟回家，忙事急事地扒一口饭，就要挑一担秧到田里去栽。剩下挑不完的秧都是生产小组安排专业人员挑的，多半是男社员。

那时劳动强度大，时间长，什么“铁姑娘战斗队”（未结婚的）、“钢嫂子组”等等，比着干，拼着干。还有监质员、记工员，一直到天黑得看不見了，八点钟左右才回家吃晚饭。

吃罢晚饭还要打夜火，不是扯秧，就是打场脱麦子，一直干到十一点。二十四小时内，能够有八小时的吃饭、睡觉时间就不错了。由于妇女们长时间泡在水里，小腿肚脚丫子都脱皮了，用土办法柳树叶搓水擦在上面消炎，皮肤都被药水染成了黄褐色。

记得有一回，正值栽秧口里，天不凑美，一连下了好几天的雨，道路泥泞，混水泛流，吃了早饭，每人带一担秧。因为路比较远，在清北渠北边，别人家的男的到那里整田都帮女人把秧带挑走了，可是我家男人负责抽水，吃饭都是送的，夜里就睡在抽水机旁边的工棚里，根本抽不出时间。

再说都是分了任务的，各记各的工分，如果要他跟我挑秧，也就坏了队里的规矩。我身体好，自己的事自己干，于是挑着一担近百把斤的秧，在路烂泥滑的路上走着，到了用预制板搭成的青北渠桥上，不料脚向前一溜，身子向后一倒，跌到在桥上，仰面朝天了。肩上挑的两夹担秧也都散落在桥上，得亏同路人帮忙，扶的扶，拉的拉，等我站起身来，幸好腹中的胎儿还健好。

插秧组长还说叫我休息半天。可这样一来，就拖了组里的后腿。没叫一声苦，便着急扒砂地整理好秧担，勇往前行。我丁守兰是什么人，算不上巾国英雄女中豪杰，但也算得上女中强人，何况我们是钢嫂子组咧！

吃苦耐劳的奋斗了两年后，我的大女儿出生了，我跟她取名潘华英。当时中央是华国锋，叶剑英上台主持工作，四人帮被粉碎了。由于添人进口，幺妹也回家，房子有些紧，哥嫂她们把一半的屋便卖给我们搬到桂花一队落户了。

当时的农民，除了在家干农活，一冬一春还要外出兴修水利，自带口粮，只记工分。远在洪湖、秦市，近在三湖、定向，一干就是个把月，这些地方都有我的身影和汗水。哪像现在的农民分了单干，分了责任田，田里的活路由自己支配，整田，收割，打药水都用上了机械。与那时相比，真是天壤之别！

一些内在原因，我们也把房子卖了，一家子搬到区办的原林场落户，刚到那里也是百无一有，安排了三间破房子，几亩林地。有一天，我到场部借耙整林台，场部领导潘宗银，跟我丈夫一个姓，一个辈份，当着我的面说：“搬到这里，什么都不带来，没说把BI都不带来呢！”我听了这话，又恼又气，身为共产党员，场部领导，竟说出如此刻薄低级的话来，亏得我还是他的弟妹呢！一年后，我们也搬到桂花一队（姑爹孩子的称呼）住在那里，但没有跟哥嫂住在一起，暂时住在公家空着的仓库，后来我们买下了。

住在桂花一队，我们仍然是白手起家，只是离哥嫂姑爹他近些，相互有个照应。一没房，二没钱，三没田，我的丈夫东拉西凑，买了一辆泰山脾的二手汽车，我进了镇办的企业“绳子厂”。

我爹娘死的早，我从小经受劳动磨炼，我的特长就是能干活，体力好。自然干得很出色，每月工资可以拿到四十元左右，加上我丈夫下法，每天拖土，拖砂，拉砖，都能挣钱了。

这时我还生了二胎千金，比她的姐姐小四岁，是按政策生的，取名叫“潘元元”。过了两三年工夫，手头积攒了点钱，他“鸟枪换炮”买了大汽车，“东风140”一组一挂。加上我们又增添了面、粉条机，业务多了，我的钱也拿得多一些了。小日子算是过得还算知足。

好景不长，什么政策下来，厂子停办了，我也就此下了岗。总不能坐在家里吃干饭，我看丈夫换了大车，每天到松滋拖水泥都是空车开过去的。我打听松滋那边的子瓦子很走悄，而且价格不菲，而我们这边一些做了新屋的家庭换下来的子瓦，都当废品堆在屋前屋后，打起了做生意的主意。每天骑自行车在岑河周边寻找有子瓦子的人家，价钱讲好了，第二天就搭潘宗树的顺风车拖到松滋去卖。有时还贩葫椒、棉花，四年下来，手头攒了几个钱。加上亲戚朋友伸出援手便在桂花一队盖起了一栋两层一顶一共六间的新楼房，置办了所需的家具，旧貌换新颜，住进了这温馨的家，尝到了生活的甜，全家人乐开了花。

  我丁守兰这大半辈子风里、雨里、泥里、水里、田里、家里，吃苦耐劳，现在总算可以扬眉吐气，与人同伍了。

   天塌下来顶得住的壮年

一九九四年，我丈夫突然感觉身体不适，浑身没有劲，看着看着，症状日渐加重，到沙市一医检查，确诊为“白血病”，我一看到诊断结果手都颤抖了，脑子乱轰轰的“天啦！天塌下来了！”

怎么办呢？亲哥哥，伯爹哥，佬表哥，妇夫哥都闻讯赶来，大伙凑了钱，马上住院，几个哥哥回家了，我一个人这个科室，那个科室，这栋楼，那栋楼进一步检查，抽血啦，照cT，拿结果啦，一直忙到晚上九点钟，我还是早晨吃了点饭的，腿子实在拖不动了，浑身没了力气。

躺在病房里歇了一口气，心想，我丁守兰是什么人，天塌下来必须顶得住的人，就这样又跑上跑下拿结果，找医生，照看丈夫，就这样几经反复。“道士先生被鬼迷到法子都想尽”，拖到第二年也就是九五年上半年，仍是无力回天，人财两空。他走了，他离开了我，离开了所有的亲人们，那天是六月二十四日，他才三十八岁。

丈夫去了仙乡，丢下了年进耄耋的老母亲，丢下了正在读书的大女儿，初中毕业后考了中专“荆州卫校“，小女儿小学毕业进了初中，也丢下了同他朝夕相处患难与共的妻子，我的心好痛啊。

旧债还未还清，又拉下了一屁股新债，加之家中老的老，小的小，这个要交集资费，那个要生活费，痛定思痛，无论如何，我都不能倒下，我要振作起来挺直腰板，我要挣钱，我要还债，我要养活一家老小！

卖了汽车，还清了债务，交清了集资款：大女儿一万多，小女儿三千多。从事多项挣钱的项目：曾在自家楼顶上养过几年小鸡，又曾买冰袋机做冰袋生意，也曾到县排渠钓龙虾，卖过葫椒，收过棉花，总之哪样赚钱我就做哪桩。不管是烈日当头，还是大雨滂沱，也不管有多苦，多累，我丁守兰永往直前！也好让远在仙乡的潘宗树安心，也为我骄傲！

  在这些岁月里，乡亲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有好心人帮忙说，要跟我介绍个伴，说镇里某某干部爱人因病死了，这人拿国家工资，人品也好……等等，你如果嫁给他，就不用这么累了，还可以享福。我想了想，我这一嫁给他，家中的老小怎么办？潘宗树在天也会对我有意见，亲戚姊妹也要责备我，便婉言谢绝了这桩好事。我丁守兰是潘家的媳妇，生是潘家的人，死是潘家的鬼，哪里也不去。我的任务是：把孩子们引成人，成家，让母亲百年归山，岂容自己苟且偷生！

  时间过得真快，一混一年又过去了。因为经常做点贩子生意，不免接触一些男士，比如我跟收麦草的师傅装车，跟扬明洼收葫椒到外地去卖，跟张尊发一起收棉花，等等。为避免一些闲言闲语，还是和桂花二组（就在我家屋后）杨明洼组合了家庭。他有两个未成家的儿子，我有正在读书的两个女儿，他们都还离不开大人，我们觉得经济压力大，于是提出“经济各管各”的意见，生活上就住在我的家里，因为我有老母亲烧火，吃饭也方便，算是搭伙过日子吧。

生意不好做了，但“天不生绝人之路”，我的他到洪塘包了田种，带放羊子。我呢？因为桂花一队都是菜农，以种小菜为生，于是，我买了一辆人力三轮车（那时，还没有电动车），做起了贩小菜卖的生意。

每天下午，就到菜农田里收购一些小菜回来，经过整理，包装，第二天凌晨三点钟又到岑河露天菜市场进一些菜，装上车，骑到沙市绿化村菜场去卖。我么爹的大儿子他们就住在那里，也是卖菜，称为座贩子，有批发，有零售，卖完了，中午赶回家。每天如此，就是人辛苦一点，但还能赚点钱养家糊口，供孩子读书。我的姑姐潘宗香也跟着我一起干。

有一天，天还没亮，我一车菜几百斤，为了赶时间，因为时间就是金钱，疾驰如飞，在岑沙公路上不料撞上了路旁的一堆鹅卵石，这堆鹅卵石先一天是没有的。车翻了，菜散乱了一地，人也受了伤，休息了一段时间，又干了一年，攒的钱后来跟两个孩子出嫁用了。

后来我听杨明桂说，洪塘那边到长江边内渊里摸蚌很挣钱，于是，我就抱看试试看的心态，反正是“条条蛇都咬人”。一天到了渊边，要下到齐颈项深的荒滩水里，我的天啦，太吓人了。既然来了，“既来之则安之”，“不到黄河不死心”，不妨下水试一下年成。我的脚下踩到了好大两个蚌，便用脚一挑，一个汆拱扎下去，就拿出了水面。毕竟我打小时就学过游泳，玩水比男孩子还男的人。现在到了该显身手的时候了，头一天就收获不菲，在鱼龙桥那里卖了大几十块。

虽说是挣钱，但还是有风险。有一回，我提着一满袋蚌在水中行走，因为借着水的浮力，提袋子要省力一点。走着走着，一下滑到了冲口处，人淹下去了，头顶都没到了水下面。

我心里明白，冲口不会有多宽，我牢牢地攥住布袋口，要不然水浪会把你打倒的。屏着呼吸，大胆地往前头啊，走了十来步，终于走过了冲口地，到了浅滩，头露出来了，平安无事了。到后来一段时间里，又到长江里钓螃蟹，就这样不顾一切地拼命挣钱，成了“天塌下来顶得住的强人”。

经有关人介绍，做电子游戏生意，钱来得容易，于是他和我商量后买了几台二手电子游戏机，当时在别人手里转过来的，花了五万块钱（别人赚了一大笔），从此做起了游戏生意。

先是在岑河周边，洪糖、窑湾、庙兴；后来还到恩施、长阳，走南闯北，到处去做生意。挣的钱扣除当天的生活，剩下来二一添作五，一人一半，自己攒起来养自己的家，他的大儿子到别人家做女婿去了，我的两个女儿也先后嫁人，家庭压力稍稍松了一口气；但是经营游戏机的事，国家有关部门也不允许了，再说一些学生沉迷于打游戏，成绩下降，甚至还有学生偷家里的钱，家长意见大，学校也加严了管理，游戏生意也就做不下去了。

 流离打工的后半生

二00二年，我已经是四十多岁的人了，由于上半生的辛苦，积劳成疾，身体不如从前了，腰疼，腿软，风湿之类折磨着我，心想也该放轻松一点了。正好，我的小女儿喜得千金，名叫“鑫鑫”，她的公公婆婆都有单位，还没退休，于是请我跟她引外孙，我引了一岁多，外孙会吃，会走，会说了。

大女儿也生了儿子，取名叫“点点”，也请我去引，于是将外孙女交给她婆家爷爷奶奶了，又接手到太湖农场大女儿家去引外孙子。两岁了，交班了，回家没过两天，我再无牵无挂，索性到外地打工。

刚好离我住家不远处，有个叫夏雄烈的老板在深圳办厂，专门加工手机零件，插“PCK”回到岑河招工，我报了名，我们一行有好几个人，都是女的，数我年龄最大。培训后上岗，刚开始是用手指头插的，又累，效果不是蛮好，而且质量不过关，而且一天下来，只能插三百多个。验质员打一些不达标的零件返工重做。

我就琢磨着能不能不用手指头，思来想去，改用铅笔头代替手指头，行不？经过试验。成功了，又快又省力，一天能插六百个，对比原来翻了一番。后来发展能插一千个甚至一千多，我老丁“夕阳红”立了一大功，为厂家和职工们都带来了不薄的红利。

从此，我这人升值了，老板信任我，一些青年职工都喜欢我，敬重我，几个月后工作的需要，我被安排到厨房里烧火。我乐意接受了，一则烹饪是我的强项，二来比起在前台要轻松机动得多，我变换着花样做菜，大锅饭做得香香的，职工们吃得乐哈哈的，后来还安排我又买菜，又烧火，这样一来我就更自由了。

中途我还请假回岑河跟杨明洼的小儿子操办婚事。三年过去了，由于长期在外打工，我和杨明洼闹矛盾了，辞去了夏老板的工作，我的叔伯姑妹陈玉林好说歹说，要请我跟她门面里的职工烧火，在荆州她家里把饭菜做好，还要乘公交车送到沙市江汉南路她开的家电门铺里，晚上她读书的儿子放学回来，还要安置他吃，饭后督促他儿子写作业，跟全家人洗衣服。

唉，实在太烦琐，搞了不到两年，我的老母亲(公婆)突发心脏病去世了，我要回家办丧事，也就辞去了这项工作。

  当时来说，我婆婆的丧事还是办得很风光的，好大的黑漆棺材，请了八个道士，安放了三夜，坐了七八十桌客。请了打丧鼓的，腰鼓队，洋鼓洋号，音乐队够热闹的。我是特意做给她儿子看的，做给众乡亲看的，说明潘家的儿媳妇还是为潘家争了脸面的。  

  丧事办完了，我也再无牵挂。正打算出远门，同朋友一伴到绍兴去跟厂家做羊毛衫，刚搞了几个月，闻讯楊明洼发脾气，把我家房子的门窗砸了个稀巴烂，我就赶回来走法律程序和他分了手。我一气之下把房子低价三万六千块钱卖了，两个姑娘每个人给了三千，剩下三万块钱，我自己添了一万四千块交给大女儿，跟我买了养老保险。所以我現在每个月能拿到千余元的养老金。

房子卖了，我已经是无家可归了，可还是走投有路;岑河姜哥狗肉馆的生意好得不得了，迫不急待地需要既懂业务，又肯卖力的女工，姜老板听说我回来岑河了，“真是一个寻锅补，一个要补锅”，随即亲自登门请我。包食宿，每月六百元的工资，先是在生产间做些杂事洗菜，剁狗肉，墀鱼等。老板见我手脚灵巧，搞事下法，便请我到厨房掌勺，什么炒肉丝，烧狗肉，炸鱼，拼盘，我都很理手，顾客们吃了我做的菜，都伸出大姆指称“好”!

就这样，老板还跟我涨了工资，由六百涨到了七百、八百、一千。我越干越起劲了，技术性强的活少不了我，下力气的活离不开我，讲过，那当时我两手提两大桶水，不少于八十斤，一口气走十来米远，滴水不淌，老板娘也很看好我。

因为我跟館子招来了顾客，多赚了钱。晚上数钱的时候还三十、五十的送点奖励金。其它小杂工像传菜员、洗碗的、抹桌子的是没有这种特殊待遇的。时间一长，老板的女儿对我好，当然我对她们也不差，我与江老板结拜为姊妹，我大他好几岁，自然是叫我姐姐。

从这时候起，他把买菜的活也交给我了，每天早晨都是我到菜市场买菜，我精打细算，买哪些菜，买多少，跟他当家，当天的账，当天结，菜摊子上的人大多都认识我了，争着找我做生意。老板开我工资除了一个掌勺的大师傅外，第二高的就算是我了。随着时间渐长，涨到了两千出头。一干就有七年多了，岁月不饶人已经是进了半百。农村常说，“人过五十五，半头进了土”，我的风湿更加严重了，手脚麻木，几乎影响走路。于是辞退了姜乾胜狗肉馆的活，打算租个房子养老。

走出姜家馆子的大门，又遇针纺行业的陸大山老板，接我到厂里做事。我说搞不了啦，我现在每个月都要到李克权私办风湿专科医院化疗，打针吃药。他说是加工真空棉的，只要每天守在机器旁向传送带上送棉花就行了，用不着走路。我答应去试试看，说了个活动话，“干不好，你不怪”。

上工了，搞了几个月，因为他请的炊事员辞退了，陆老板的爱人叫“孝英”，是岑何人，我们原先就认识，就安排我到厨房里烧火，人不多，比起上棉花轻松多了，一天两餐火还有休息时间，出了机房进厨房，捡起了我的老行，自然是轻车熟路，干得得心应手。

一天，我发现厨房里有两坛萝卜干，我问老板娘，为什么不弄的吃呢，都接到新萝卜了？我拿出来一看，黄色的，还透着萝卜干的香味，可老板娘却说弄了两餐吃，职工们说不好吃，打算倒了算了。我一听，觉得太可惜了，便洗了一些，切成碎块掺和一些肉沫，几个红辣椒，大蒜泥，放在锅里用微火一烩，还放点调味品，色、味、香俱全，职工们吃了都说"好香，好下饭"。

一天，听说三岔那里有一大块萝卜田，因为萝卜长的分了丫，卖不出去，老板不要了，耙了好种下茬作物，老板建议扯一些回来。我备了人力三轮车，不到半天功夫，就装了一满车厢，在回家的路上，后面来了一辆十六轮的大汽车，直鸣喇叭，因为雨过天晴，泥巴路很难走，我要让路，在路边，车龙头一摆，轮子滑进了路槽子里，车身一歪，天啦，连人带车一下翻到了离路面两三米低的南北渠河里了。车没坏，但人受了伤，肩山骨粉碎性的骨折，经过诊疗，半个月后上不了班了。

后来，修南桥的工程队，又请我跟他们工人每天烧一餐中饭伙，由于我喜欢吃甜食，喝甜水，烧火的地方白砂糖是囤着的，我经常冲糖水喝。时间一长，我感觉人没劲了，一检查，空腹血糖十六点，已经到了要打胰岛素的程度了，随之血压也升高了，一天到岑河一家私人药店量血压，据说是店里请来了一位老中医专家，跟我开了一些中药，当时花了一千多元，。哪知服了他开的药，医生说是降“三高”的，结果到半夜里，拉肚子。一次，两次我还能自己爬着起来，四次五次已经爬不动了，赶紧跟我的小女儿潘元元打电话，她闻讯半夜把我送到岑河中心卫生院，医生说是药物中毒。一连输了六大瓶药水，但没有解小手。手指头都涨得合不拢了，血压降的没有了，体内五大件停止了，生命危在旦夕。

医生赶紧叫大女儿用自己的车把我送进荆州中心医院，经医生抢救，并交待我的两个女儿，要作好办后事的心理准备。孩子们哭泣不已，恳求医生尽力，用的什么药名不知道，只知道一支药水要伍千多块钱。我已经是人事不醒。第二天听她们说我的嘴唇已经溃烂了，脸色都变了。到了第二天中午，我又慢慢好起来了，大概是阎王不打收条，又继续治疗了两天，转回岑河卫生院，血压升起来了，五大件恢复工作了。待我出院后，那家药店只退了我原先付的药费，因为是我小女儿丈夫的姐姐开的店就没有扯皮。从此，人虽活着，但丧失了体力，流离打工的生涯就此结束了。

病魔缠身的晚年

年进花甲，人们都用“夕阳无限好”来比喻人生的晚年时光。可是我的晚年却是在病中度过，一点“无限好”的感觉都没有，原因是我人虽然活着，已经是一个废人：一身的病，糖尿病，风湿病，还有腰椎受损，肋骨断裂等。先后沙市一医，岑河卫生院住院治疗，那都是缓解一下，每天饭前我要打胰岛素，还有每月都要到李克全私立风湿专科医院打针化疗，吃药。他原先在武德路，现在在荆州新南门外修建了更大规模的新医院，我还在那里住过两次院，那是上个世纪。

一九九八年，要不然，我腿子就无力行走了，且身上肌肉发疼，算下来就这两种慢性病，每月都得七百多元医药费，全是自付款。

因为身体状况，我在岑河老北桥处租了一间十来平米的房子，不过厨房卫生间都还齐备，平常日期，除住医院外，白天到茶馆打点小牌，打发这风烛残年，晚上哪里也不去，看看电视。

一天夜里，我在放在床旁小凳子上的桶子上小号，不料我坐的桶子一歪，事先没放好，人坐到地上了，坐在尿水里了。我挣扎了一会，还是坐不起来，还好我摸到了放在枕头下的手机，打通了小女儿的电话，还在跟她姐姐俩在沙市玩，还没回岑河家。等两姊妹来到我家时，门又打不开，因为我够不着放在桌子上的钥匙，也无法传递出去，怎么办，只好多花钱，半夜请来了开锁的专业师傅，这才解决了一切问题。

二0一八年二月间的一天上午，我在隔壁门前帮人家翻罗纹，当场的还有四五个老奶奶，突然间走来一个老头，跟大伙奶奶们打了一声招手，便走到我面前跟我俩讲话。原来是在木垸中学教书現已退休的王春井老师，他曾在木垸小学还教过我，还是师生关系呢；又因为是同村人。既然是熟人，我便邀他到我家里坐，闲谈了几句话，他说他是一个牌友介绍来的，一则看看我的身体状况，二则是说他2017年老伴突发病故，现在独居一室很寂寞，能否和我搭伙过日子，相互之间有个照应，我留他吃了中饭他就走了。

这一年间，我因糖尿病，先后在沙市一医，岑河卫生院住院，他都去看过我。后来又在一医做肾结石手术，还是他在那里陪护。我出了院他经常来我家中玩，吃饭，他还买了电动棚车，一起上茶馆打牌，跟我买过中的，跟我充话费，后来帮我在厨房里装排风扇，在卫生间装浴霸，安门帘等，有时还跟我洗衣服。那时岑河修街道停水，跟我挑水，年底了，听说房老板的房子因改造，老岑河要拆掉，我的女兒又跟我租了一栋三间的平房，房租老板叫郑运林，王老师跟我吊房顶，油布的。厨房里装排风扇，卧室里装组合柜、电视机（带锅的），卫生间请人装洗衣机等。

我女儿看他蛮实在，真想同妈一起过日子，再说我妈也确实要有一个好心人在身边，就同意了同妈一起过日子。王老师还请了我的伯爹哥，老婊哥吃了一餐饭，这事就算定下来了。

2019年元旦节，我们走在一起了，他的家里人还说王老师到岑河做女婿去了。从此，我们过得很和谐，每天吃了饭都到张元香老板茶馆里打牌。就这样玩，打牌，一过就是三年多。

我的精神还可以，他有四句话：“不闻不问是非事，无烦无恼图心闲，有商有量过日子，相依相伴度晚年”。二0一九年正月十五两个女儿为我置办六十岁的生日宴，姓潘的五大家庭子女(婆家的五姊妹)都来跟我祝寿。我的两个女婿，两个外孙给我拜寿，倒跟我给红包。王老师还跟我的两个孙子和我给了红包。

二0二0年遇上了新冠肺炎，加之我的脊椎骨、助骨受损，在三医住院刚回来，医生交待要睡在床上静养三个月，我遵医瞩，王老师照料我，端到床上，吃、喝、拉都是他安置的。那时外面全封了，一个小窝笋都分着两餐炒的吃，只管我。睡了两个月，我就好了，能下床走路，烧火，弯腰都不觉得疼了，我打内心里谢他。我的小女说：“要不是伯伯(称呼王老师)，我的妈妈早死了”。

  从1999年起，我先后在沙市三医住了两次，在沙市一医住了两次，岑河卫出院住了一次，在郝穴江陵县妇幼保健院(那是大女儿工作的单位）住了三次，不是这病就是那病。

这其中有三次都是王老师陪护的。我们是二0二二年搬到本垸来住的，2024年7月份的一天，白天打牌都很好，不知道睡到半夜拉肚子，把大便都拉到床上了。清晨王老师来我房里按惯例做清洁，我跟他说了此事，当时他用温水把我洗干净了，床单之类都拉出去了。刚把床上铺好，我又拉了；他又洗了，我又拉了；就这样反复了六次，都没听到他一声怨气。病情越来越重了，下午三点跟女儿打电话，四点钟两个女儿把我送到沙市一医住院治疗。

三天后，拉肚子的病是治好了，又是什么糖尿病引发的综合并发症，又用救护车转到江陵妇幼保健院。前面说了是我女儿的工作单位，照看起来方便，又住了十三天。医生叫我出院休养，看能否逐渐恢复。我又回到王老师家住了十九天，仍然是腿子没有力，站不起来，扶起来了也不敢迈步。整天只能睡在床上，吃，喝，拉，都靠王老师安置。

每天下午，还跟我搓捏腿子，但仍不见效果，我的女儿看到这不是一下子能够转好的，再说伯伯他也这么大年纪了(过了八十)，於2024年9月1日，用车把我送进了江陵县福利院，现年六十五岁。

后事待续。

文守兰口述 王春景笔录                 2024年9月5日

   作者王春景：终身教师。荆州中学1965届毕业生；曾在木垸中学、周黄中学、岑河中学任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