悲剧与文学(70)
一九三二年三四月间,周作人到辅仁大学作了“中国新文学的源流”的学术演讲,第一次点破了中国文学的历史乃是载道文学与言志文学两大脉络浮沉交替的历史,而把言志文学推向极致的是以性情解放为主题的明末新文学运动。周作人认为,此次运动的倡导者公安派(袁辰氏三兄弟)关于“独抒性灵、不拘格套”和“信腕信口,皆成律度”的主张,与胡适之的所谓“八不主义”差不多。胡适的主张不过是袁氏兄弟主张的复活(即袁氏观念的现代版)。因此,“五四”与明末两次文学运动,其根本方向是相同的,即都拒绝抄袭模拟、摆官架子、以文学为载道工具的前代风气,都主张文学应回归抒写真情真性的个人化立场,恢复对自由个性的追求。周作人这篇演说的贡献是它打通了“五四”新文学与我国明末文学的血脉关系,说明了“五四”新文学运动的历史理由,消解了现代文学与古代文学的对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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