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生我娶了个丑婆娘

今生我娶了个丑婆娘

高强

今生我娶了个丑婆娘，我常常悲哀地想。

上世纪八十年代初，我到一个偏僻闭塞的山村小学任教。

去的那天，阴雨连绵、浮云缠绕在我身上，也缠绕在我心上。在河滩荒地上，一间孤零零的白石灰小平房，就是我今后工作的学校。看着蛛网纵横的颓败校舍，眼泪在我眼眶中打转。

晚上，寒风肆虐哀嚎怒吼，如豆的煤油灯光幽灵般摇曳跳荡。

这时传来“咚咚”的敲门声，令我毛骨悚然、疑神疑鬼。

我鼓足勇气颤抖着打开徒有虚名、破旧不堪的门。

门口站着一个皮肤黧黑、相貌平平、略显肥胖的村姑。

我顿感手足无措，经常翻阅《聊斋志异》的文弱书生顿感忐忑不安，怀疑是不是遇上狐狸精？“你是……？”我语无伦次、结结巴巴地问。

从铅色的霓云中挤出几颗忽明忽暗的星星，嘲讽地冲我扮着鬼脸，旋即又隐没进神秘莫测的云层中。

“你是新来的老师吧？我叫丫丫，也是这个学校的代课老师。我来看看你。”她边连珠炮般地说着，边哈着热气，跺着脚毫不客气地进来。

我窘恐万分，只好违心地表示欢迎。

“你来了，我也就好了。这个山旮沓，从来没有公办老师，你是破天荒的第一位。”她似乎在向我解释。

“啊！这里有一条缝。”她语音惊讶地叫起来，吓了我一跳。

“是哩。”我随声附和，“风从那里灌进来，怪冷的。”

好像是为了印证我的话，那从西伯利亚来的寒流带着强劲的力度，从裂缝中钻进来。煤油灯光摇曳起来，四周的墙上，蒙上跳荡不安的魔幻图像。灯光被寒风吹灭，屋里漆黑一团。

我颤抖着摸出火柴，划了几根才点燃灯。屋里重现橘红色灯光，温暖着我的心。

有了机会仔细打量站在眼前的她：略显狭小的眼睛，穿着彝族服装，两条乌黑油亮的辫子垂在腰际。

“我姓高，刚从师范校毕业分到这里工作，是个初出茅庐的新手，以后请老师多多指教。”我客气地说。

“嘿。”她摆摆手，“啥老师不老师，我是山中无老虎，猴子充霸王。”她前倾一步，右手热情地拍在我肩上，我却感到犹如泰山压顶，“以后我俩就要在一口锅里添饭吃，我还要请教你这个秀才哩。”

我惊得眼镜掉在地上，幸好是泥地，眼镜没有碎。我弯腰捡起眼镜，重新架在鼻梁上。

“以后你就叫我大姐吧。”她豪爽地挥挥手，“要是那个敢欺负我的小老弟……”

那个“小”字刺痛了我的心，“我不小了，十八哩。”

她哈哈大笑，“我二十，你不叫我姐姐，还敢叫我妹妹？”她好像如梦初醒，“嘿，光顾说话。”说着从上衣口袋中掏出一瓶酒，“天寒地冻冷得让人遭不住，来，我们姐弟喝两盅驱驱寒。”

“我不会。”我真心推辞。十八年来，我还不知道这种令古往今来人恨人爱的液体是何滋味。

“慢慢就会了。到了这个山旮旯，不会喝酒哪行？”她不由分说地把我从师范校带来的绿色瓷碗、白色瓷盅拿出来，放在权当办公桌的学生课桌上，“咕咚咕咚”地把一瓶酒分成两半，旋即又变戏法般从口袋中掏出一包花生米。

“大姐，我不行，真的不行！”我连声推辞。

“来来来，小老弟，以后你就知道我这个人了。”她犹如梁山好汉，端起我那绿色的陪我渡过三年师范生涯的瓷碗，一仰脖子，那透明的液体有一半进了她的喉咙。

我惊得瞠目结舌。

“喝呀！”她指着我。

一股视死如归的男子汉豪气犹然从我十八岁的青春躯体中冉冉升起，我也端起那白色的瓷盅，闭上眼睛，一仰脖子，将那透明的液体朝胃里灌。喉管火辣辣的痛，犹如搅翻了五味瓶，我不停地咳起来。

酒精在我的心中燃烧，在我的血管里咆哮奔腾，在我的胃里呐喊，驱走了彻骨的寒冷，也驱走了心中的恐惧与孤寂。

喝完酒，她略带醉意，脚步踉跄地与我告辞。

十八年来，我第一次尝到酒的滋味，它能净化人的灵魂，麻木人的神经，使人忘却烦恼和痛苦。想不到从此后，我和酒深深结缘，再也离不开它。

此后的日子，丫丫经常到我寝室里来，用大姐的心怀关心照顾我这个小弟弟，使我能在艰苦的条件下，在孤寂的岁月中潜心教学工作，并见缝插针地挤出时间进行文学创作。

由于丫丫在各种场合公开或隐讳地向村民表达她对我的好感，渐渐的，古老山寨的绝大多数人都知道并默认我和丫丫的关系。

“丫丫，人家高老师迟早是要走的。”寨里一位德高望重的阿普（彝语爷爷）摸着银须，满脸疑惑担忧地问，“你留得住他？”

“能的。”丫丫自信地回答。

我也在孤寂中慢慢默认这个事实，经常到丫丫家去玩、吃饭，偶尔帮她家做点儿农活。淳朴的村民认同接纳了我，把我看成他们的一员，谁家有红白之事，都虔诚地请我当管

账先生，邻里之间为了鸡毛蒜皮发生纠纷，我理所当然地是调解员。

八三年五月，我的处女作在一家较有名气的文艺杂志发表。作品叙述一个山村小学教师，在艰苦闭塞的条件下，无怨无悔地教书育人，最终赢得村民敬重的故事。老实说，这篇作品的主人公就是我，我是“我手写我心。”

正好是星期天，我拿着散发着油墨清香的杂志，忙不迭地向丫丫家奔去，有人说，没人分享的喜悦是孤寂的喜悦，而孤寂的喜悦无异于痛苦。我要第一时间和她分享喜悦。

我想起创作这篇作品时，有一天到丫丫家里，谈作品情节。煤油灯光摇曳，丫丫一改往日男性化大大咧咧的豪爽神态，用胖乎乎的手撑着下巴，虔诚地听我侃侃而谈。我白沫四溅地说完后，丫丫恢复了大姐姐该有的神情，拍着我的肩，“小老弟，我明白，你是在写你自己。”

“我们寨子就要出作家，飞出金凤凰了。”她欢快起来，那乌黑的辫梢在充蕴青春的胸脯上跳荡。“我去弄点菜，姐弟俩喝个痛快，预祝你马到成功。”

乳白色的炊烟混合着水蒸气，厨房里朦朦胧胧。丫丫的身姿在橘红色的灯光中忙碌，伴着锅碗瓢盆交响曲，浓郁的香气钻进我的鼻孔，挑逗着我的肠胃。

我俩喝酒神侃闲聊，直到夜阑人静，我才醉意朦胧地回到我那简陋的寝室。

想到此，我不顾初夏中午炙热而强烈的阳光，来不及欣赏生机勃勃绿油油的田野，加快脚步朝丫丫家走去。四周静寂，丫丫家的老黄狗流着口水躺在翠绿中盛开着如火花朵的石榴树下，见到我，懒洋洋地摇摇尾巴，算是打招呼。

“丫丫、丫丫。”我隔着老远就兴奋地大声喊。

“哎。”从屋里传出丫丫的应答声。

“我的小说发表了！”我继续大嚷，推开大门走进去。堂屋里空无一人。

“你在哪里？”我迫不及待地要和她分享我的幸福。

“在这里。”声音从丫丫闺房传来，“我马上就出来。”

我来不及细想就推开虚掩的房门。我的血液凝固了，丫丫正在洗澡，一丝不挂的青春酮体令我呆若木鸡。

“你！？”丫丫满脸通红、羞愧万分地往被子里钻，“快出去呀！”

“对不起，丫丫，我不是故意的。”我边说边朝外面退。

过了许久，丫丫流着泪出来了。她娇羞地望着我，“寨子里的风俗你可能不知道，看身如破身。你看了我的身子，我就是你的人了。”

我惊得目瞪口呆，手里的杂志掉在地上。

我虽然不是百分之百心甘情愿，但回想起丫丫对我的好，想到自己无意中做的蠢事，和丫丫结婚了。

乡亲们为我举办了相对浓重的婚礼，几乎全寨男女老少都来吃喜酒。

此后，我的作品如雨后春笋般在报刊发表。我成了青年作家，加入作协，到县文联任专职创作员。

走的那天，村民们吹着牛角，为我送行，呜呜的牛角声在空寂的山野回荡。

丫丫默默地跟在我身后，老黄狗在我俩前面欢快地奔跑，不时跑回来，讨好地摇着尾巴。

多少年过去了，我还记得这一幕。

翻过山口，前面视野豁然开朗，可以看到盆地中的村庄田野和忽隐忽现的县城轮廓了。

“丫丫，回吧。”我转身对丫丫说。

“嗯。”丫丫一反常态地凄凉起来。

于是，我心中涌上一股惆怅之情，鼻子酸酸的。

“嘿。”丫丫突然用力抹去眼角的晶莹泪花，用平常豪爽的语气说，“小老弟，你这是高升，可以安心写作了。不要牵挂家里，好好工作。”

这一刻，我感动万分，丫丫是一个坚强的男性化的女人。

到了文联，整天忙着开座谈会，接受采访和采访别人，爬格子码字，我竟将丫丫淡忘了。

临近春节，我才接到丫丫的第一封信，“你快要做爸爸了。”

我心急火燎地赶回阔别半年的山寨。

丫丫的肚子明显地大起来，小眼睛中满是笑。

不久儿子出生，我升级做了爸爸。

在儿子满月后，我返回县城，继续开座谈会，接受别人的采访和采访别人，爬格子码字。

八十年代转瞬即逝，丫丫带着我俩的儿子，继续在那遥远闭塞的山寨小学代课。我曾经多次要将丫丫和儿子接到县城，丫丫都不同意，“我亲自教他，你还不放心？”每次，她都如此回答。

我爬格子的技术日渐炉火纯青。

一天，我接到丫丫的信。她在信中告诉我，“我被辞退了，再也当不成老师了。”

丫丫的心情肯定悲凉，我却长长地舒了口气，终于不用再过牛郎织女两地分居的生活了。

我立即把丫丫和儿子接到县城。

九十年代是全民下海经商的年代。

丫丫先是在文联门前摆小摊，那段时间，我是主人，可以对她指手画脚。可是，好景不长，丫丫不久就承包文联的一间临街小屋办起饭馆。

于是，丫丫整天屁颠屁颠成了忙人，红光满面充盈成功的喜悦。

我的状况却反而每况愈下，文学热退潮了，我的作品很难见诸报刊。

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丫丫恢复了少女时期的豪爽，俨然成了家长，对我发号施令。

儿子要上中学了，丫丫戏谑地对我下命令，“大作家，给儿子找门路上重点中学。”

我从来自恃清高，以前都是人们恭恭敬敬地称我老师，我不会求人。

丫丫三下五除二就搞定了，这进一步提高了她的威信。

不久，丫丫用这几年积累的第一桶金，成功竞标一个濒临倒闭的小厂，成为总经理。于是，她更加风生水起。

好在我也在县文化馆谋到一个副馆长的闲差，在那个位子上悠闲地抽烟喝茶爬格子。

日子就这样平平淡淡地过着。

有一天，一个满脸络腮胡子的人来到我的办公室，“高馆长，救救我吧，沙马总经理要炒我的鱿鱼。”

顺便说一句，丫丫大名沙马阿呷。我费了许多口舌，才搞清楚他是丫丫厂里的工人，因为违反劳动纪律，丫丫要开除他。

我满怀同情地对他说，“这个忙我一定力所能及地帮。”

“高馆长，您真是好人。”络腮胡点头哈腰地告辞。

我心中窃喜，以为握着一张王牌，可以杀杀丫丫的傲气。

晚上，丫丫回来。我坐在沙发上，翘着二郎腿，悠闲地喝着茶，用十分严肃的官腔叫住她，“沙马总经理同志。”

丫丫先是一愣，接着“噗嗤”地笑了，喷着满口酒气，用她那男性化的手重重地拍在我肩上，“小老弟，你有何指教？”

我于是故作十分沉痛十分严肃地向她谈了络腮胡“事件”的来龙去脉，且正告她，“这是不行的。社会主义的优越性还要不要？”

“呃。”丫丫打了个饱嗝，喷着酒气说，“现在是市场经济，屁，对这种无视厂纪的人”，丫丫那胖胖的手划了一个圆圈，“就该炒鱿鱼。”

我还想据理力争，可丫丫使劲一拍桌子，“不要纸上谈兵，你是经理还是我是经理？”

多年养成的懦弱让我噤若寒蝉。

丫丫得意地笑了，脚步踉跄奔向卧室。

不久即传来如雷的鼾声。

以后再有丫丫厂里的人找我，我都麻木不仁，不再参与。

有一天，丫丫回来了，满脸憔悴。

我陪着小心问，“怎么了？”

“工厂被查封了。”丫丫有气无力地说。

“为什么？”

“有人告我偷税。”

“你到底偷没偷？”

“哪个狗日的才偷！”丫丫突然大声对我吼，双手捂着脸冲进卧室。

我稀罕地发现泪水从她指缝溢出来，赶紧尾随进卧室，动用我的如簧之舌百般劝慰四仰八叉躺在床上，喘着粗气的丫丫。

丫丫忽然坐起来，长长地叹口气，“小老弟，以前我对你管得太紧了。说实话，我是怕失掉你。”

我的心中情不自禁地一颤，冲动地抱着她那肥硕的身躯。

老实说，丫丫就像老黄狗般对我忠诚。还在文学热的时候，也有靓丽的文学女青年对我暗送秋波，我不是不食人间烟火的圣人，偶尔不免心猿意马，可一想到丫丫对我的忠诚，心中也就坦然。我的不少文友都戴上绿帽子，而我没有戴，这与丫丫的丑密不可分，我常常自嘲。

法庭多次传唤丫丫，每次去都要找麻烦。有一天，庭长带着几个人来到家里，说要强制执行。丫丫双手叉腰，犹如长坂坡前的赵子龙，“我跟你们走就是。不要吓着我的儿子。”言下之意，还有我的丈夫。

作为一个男人，我有必要站出来。

后来，得知庭长的侄儿就是络腮胡，庭长是公报私仇。丫丫和我据理力争打赢官司，鞭炮炸得震天响，工厂起死回生又开工。

光阴似箭日月如梭，丫丫和我都满头银须，不再奔波劳碌，安享晚年了。

有时候，我扪心自问，丫丫虽然相貌平平，却善良刚强。今生我娶了个丑婆娘，也许是我的福气。

（二000年四月二十一日初稿

二0二四年八月十四日定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