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高考路

我的高考路

王维宝

临近夏季高考的周末，读初一的孙儿跟我聊天：“爷爷，你参加过高考吗？”“没！”我没加思索。

“你退休前不是什么中专高级讲师吗？啥学历毕业？”“我的高级讲师货真价实，大本毕业生也没错！”我没多想。

孙儿停了一会又说：“爷爷没有参加过高考，本科文凭是不是山寨版的？”令我惊讶：小仔，才学了几天平面几何证明，竟给我套逻辑推理，怀疑我的文凭了：“我的最后学历是山东师范大学颁发的，带着钢印呢，杠杠的，不是什么山寨！”，我忽然觉得有必要趁这个机会跟孙儿聊聊爷爷的求学之路。

㈠

我是1975年高中毕业的，那个年代上大学不用考试，而是“推荐”。推荐基本条件是：必须出身于工人、农民、解放军，名曰“工农兵大学生”。

其实，农村高中毕业生仅仅农民出身是远远不够的，起码“三代红”，要从爷爷到自己三代内，所有的血缘关系不得有一人沾上“地（主）富（农）反（革命）坏（蛋）右（派）”的边。即便如此，依然有很多很多高中毕业生符合条件，况且高校分配来的招生名额极少，全公社也超不过俩，还有“软条件”：老部队领导、革命干部的后代优先。真到了操作起来，《录取书》能拿到手的十之八九是公社干部子女，偶也有极个别革命最彻底的大队干部子女。

可是我呢，社会关系很“复杂”，起码不是“三代红”，上大学这盘菜是吃不上的！

孙儿听后似懂非懂，一时无语。

㈡

1977年10月，我国恢复了中断十年的高考制度，彻底打破了推荐上大学思维，取而代之的是统一招生考试，无论是谁家的孩子哪一年高中毕业，都有资格报考大专或中专。人们喜出望外，奔走相告，我那颗压抑已久的升学梦惊醒了，是报大专还是中专？面临着人生命运的第一次自主抉择。

我有好多高中上下级同学，不少人毕业后一直在公社或村里做民办教师、会计、赤脚医生等，我以为他们没放下文化知识，自己是在广阔天地里“修地球”，自感惭愧，可是面对迟来的机会不考不死心，纠结啊，夜不能寐，辗转反侧，终于下定决心：试试看，就报中专！11月坐进了号称“十万考军”的“大考场”。

不久，公社来了通知，全公社考中专的有64人进入体检线，其中有我。很遗憾，体检的最后鉴定为“合格受限”，到嘴边的鸭子又飞了。

由于在第一次中找到了考中专的“边”，充满着期待，半年后又报名参加了1978年的中考，被章丘师范学校录取了。这年，我们五千多人的全庄考上中专两个，大专零个。

“爷爷，你这年考的是中专啊，不能算‘高考’！”孙儿在俯视我！

为了捞回爷爷的面子和尊严，故事还得继续：“要知后事如何，且听下回分解！”

㈢

1980年，我从章丘师范毕业回到公社驻地的辛寨联中教书。刚来这里时，教初中的中师毕业生尽管还属于“稀有物种”，国家却明确了初中教师的达标学历是高等师范专科及以上学历。

经过两年的班主任、初中数学以及附带的副科教学，我的教学实力和成绩得到了同事、学生及家长认可，没想到第三年，公社教革组突然调我去一外村小学，太别扭了。这个小学校长也挺会安抚人：“你来我这里学历就合格的了，还是某某（她丈夫）的亲学生，到时候跟教革组说句好话提拔你做校长。”

“小学校长算啥，我才不稀罕呢！”我心里憋着一股气，她硬是把我从初中扣来，使我失去了在初中完成一个教学循环的计划，暗暗下决心，一定要通过参加成人高考拿到大专文凭，回初中当老师。

在这两年里，时任联中教导主任的张传诗一直关心我，鼓励我考取第二学历。1984年济南教育学院的招生简章下来了，恰好有数学专业，还是离职的，张老师为我报了名，我抽空复习备战。功夫不负有心人，真的考上了，我终生难忘的是：数学单科成绩只丢失1分，成为全省成人高考数学单科第一。

“我的爷，你这种高考虽然不能说‘旁门左道’，可不是真正的高考，……，都参加工作四年了还能考上大学，勉强通过吧。”孙儿又换了个姿势坐在我对面，算是“平视”我了。

“还有呢，别忘了我可是本科毕业生呀！”孙儿兴奋：“爷爷继续讲！”

㈣

1986年专科毕业后，我重新调动进了县城，来到教师进修学校。这是一所中专层次学校，国家规定的合格学历是本科及其以上，我的进门学历在这里是“秃子头上的虱子——明摆着”不合格，校长在第一天的欢迎大会上，当着全体教职员工的面就挑明了：新来的要想长期干下去，获得本科文凭是必须的。

那时我们县考取专升本分片，只有山东教育学院和山东师范大学，名额紧的很，别看是成人高考，录取比“千里挑一”并不夸张，省教育学院每个本科专业的招生是三年一个循环，这年招生前脚走我后脚进来，山师亦如此，我只能耐心等待下届招生。

1989年在职函授机会等来了，又是报名又是考试，收到山东师范大学数学教育专业《录取通知书》，这年我32周岁。记得第一次去山师面授时，那位最年轻的“帅锅”主讲总把眼光投射在我身上，因为我是听课中的“老大”。收到他的目光，窃以为“帅锅”是在显示他的“高大上”，你看看他那得意的眼光刺过来，我只有“迎战”的份，真是“羡慕嫉妒恨”。

那个年代，全国各地的师资从小学到高中普遍偏低，特别是农村小学还有相当数量民办教师，各地师范大学的学历教育任务“亚历山大”。山师大校舍有限，容纳不了各地涌来的成人学员，便利用假期把培训地点分散到某些地区，再“送教上门”。我们这期地点分派在高密，三年的时间里先后去了四次；本校部只有两次。

经过三年的苦读寒窗，四处奔破，1992年按时获得了盖着钢印的山东师范大学数学教育专业《毕业证书》。

我的滔滔不绝打动了自己，当说到这里时不自觉站了起来，孙儿坐在对面接话了：“爷爷，你真了不起。”顿时觉得孙儿在仰视爷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