乡下人 城里人

乡下人  城里人

 王维宝

提到城里人，难免产生一连串的联想。

顺着，想到了城市户口、非农业户口；工业、工厂，工人、工作、工资；油漆马路、楼上楼下，电灯电话；电影院、剧场、歌舞厅、霓虹灯；……

逆着，想到了农村户口，乡里、乡下，农业、农民、公分；供销社、代销处，土地、马车、手推车；耕耘、种地，施肥、麦收、秋收；煤油灯、露天电影；……

有人说这都是老黄历了，当今时代的城里人和乡里人的区别与边界已经模糊，农村人口大量涌入城市，甚至有的农民成为城市新主人。比如：包工头、农民工。农村也有了楼房、油漆路、水泥路；电灯、电话、小汽车；还有的城里人跑到农村、山区去建别墅、厂房，……

这些例子都是真的。然而我要问，真的“城里人和乡里人的区别与边界已经越来越模糊”了吗？二者的关系真的已经“融合”了吗?听我讲一段“过去的故事”。

㈠

在我最早的记忆中，整个世界都是农村。

七岁那年，奶奶第一次领我先坐汽车又坐火车，去了一个陌生而神秘的地方。

在这个地方第一次见到了很宽的油漆马路，马路上有好多的汽车，两侧盖着好多的三四层的楼房。楼房朝着马路，招牌林立。每到晚上，大街两侧又是灯光闪烁。奶奶告诉我这叫电灯。

事情是这样，奶奶的娘家解放前是富户人家，不幸的是，到了奶奶嫁给爷爷的后几年，不仅奶奶的父母去逝，连奶奶的几位亲哥弟们也走了。可怜哪，兄弟们给奶奶留下了侄子、侄女一大窝。奶奶为了抚养他们长大成人，操了不少心，吃过的苦不在话下。

奶奶侄子、侄女们的童年过得很惨，在我的印象中，他们中大点的都快二十岁了，穿的还是破衣烂衫，补丁摞补丁，吃了上顿无下顿，一直熬到上世纪的七、八十年代才开始翻了身。也有几个侄女嫁的是“瞎子算卦”——后来好。

有个侄女嫁给邹平县一个小村庄的农民家。出嫁时丈夫是参军的，在部队当了军官，复员后安排到济南某国营大厂，几年下来当了厂长。奶奶的这次进城，就是这个侄女多次恳请来的。在我的印象中，这个厂子位于现在济南北部的工业路上。

来到这个姑家，每天吃的、用的哪个好哇：早餐，姑买来我在乡下从没吃过的豆汁、油条。中午是馒头或大米，摆上两三个菜，还有肉呢！晚上除了菜外还有稀饭。我每次总是最后一个吃完，肚子圆溜溜！

这天，姑父上了班，孩子们上了学，姑要带我去剃头。当我坐上理发椅，披好披布，还没反应过来呢，突然头顶飞来一只大马蜂：“嗡——嗡”，把我吓傻了，“提——溜”跑出了理发店的门，所有人都惊呆了。随后传来一阵大笑：“哈——哈”，理发师都直不起腰了。

我姑急忙解释：“孩子是从乡下来的，没见过世面！”然后跑出来，一把拽住我：“这叫电推子，和手推子一样，都是推头的，不怕，啊！”

我回到椅子上，还是胆战心惊，硬着头皮，在嗡嗡的叫声中，把头上的那把乱草理平了。

在这个姑家住了一周左右，返回乡下老家。

回到家后的那段时间，街里街坊每次问到奶奶去哪儿时，奶奶总是自豪地说：“去济南侄女哪儿住了几天！”

㈡

我是1964年入小学的。那时我们公社驻地——辛寨分三个行政村：辛一、辛二和辛三。作为公社驻地有一所公办小学——辛寨小学，每级部两个平行班。三个村还有各自的民办小学。我进的是公办小学。

到了四年级秋后开学那天，班里转来一位新同学。老师介绍了他的姓名，要求老同学关心新同学，共同做个革命事业接班人，其他的情况没讲。

接下来的课上、课下，似乎感到了他和我们的不一样，穿的、带的和用的，都比我们好多了。说的话听起来好别扭，他每次放学也不和我们一起走，而是和上个年级的那几个吃“国库粮”的学生走在一起。我们判断，他也是吃国库粮的！

到了五年级，这所唯一的公办学校拆散了，学生们各归各村。起初，各村还分摊了几个外地的公办老师，后来外地的公办老师都走了，只剩下本村的一位公办老师做校长，其余是民办老师。教室是没收来的一家老地主的厅房。上课没有教材，老师手里有一块小黑板，学习的内容或是毛主席语录，或是顺口溜。有一课的内容是这样的：“小锤子，拿起来。小钉子，订起来，做了一块语录牌。毛主席语录抄下来，我们大家学起来。”然后就是抄录、背诵毛主席语录原文了。也有时候等我们都背过以后，同学们赶快站好队，带上锣鼓，走到大街，把“最新指示”宣传出去。

后来才听说，吃国库粮的几位同学去了离家距离近便的两所村小学。再后来的多年里曾经失去联系，到了高中毕业后，才听说他们都进了县城，分配了令人羡慕的工作。我们这些乡里的同学，或顺其自然，或与命运抗争，个人经历、结局一言难尽。

㈢

1978年的改革开放，特别是1980年以后，农村改革不断提速，一下子刺激了沉睡中的中国农民。高考制度的恢复，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安排子女、接班等，唤醒了乡下人也可以成为城市人的梦想。

诚然，不同的乡下人对改变自己命运的思维、思路，方式、手段不一样。有的承包土地，科学种田，走“发家致富”路；有的通过拉“关系”，开办小工厂，生产城市人需要的生活用品打进城市。更多的是那些没有“关系”的青壮年们，带上孩子进城打工。其实，家长的普遍想法是希望孩子通过考取大学改变命运，期望未来能在城市里找一份正式工作，把身份从“乡下人”改变成“城里人”。

1979年父亲从外地调回了县水利水产局，第二年因落实知识分子政策分得了楼房，顺理成章把母亲和小弟的户口转为城市户口，还不花钱呢！很遗憾，已经高中毕业一年多的大弟弟超龄了，不能带户口。

我是兄弟仨的老大。1980年中师毕业时还没有进城的想法，回了初中母校做教师。虽然人不在城里，起码吃上了“国库粮”。

小弟的进城上学，大弟看在眼里，急在心上。经过父母的一番折腾，终于把大弟弄进了章丘第四中学复读。大弟学习很争气，考了一所医学院，毕业后的工作单位在济南，还是省城呢！

家里还有我的奶奶。我毕业后的第二年结婚，来年生了大女儿，6年后又生了小女儿。由于夫人的农村户口，两个女儿没有悬念的落为农村户口，都是乡里人。

上世纪八十年代，重新恢复的高考制度不断得到完善和推进，招生量逐年加大。同时，一大批被落实政策的干部和高级知识分子把家眷带进了城里来，成为了所谓“非农业户口”。可是，转户口进城的家属普遍年龄偏大，文化水平不高，更谈不上什么“文凭”了，所以城里没有多少合适的岗位安排她们工作。

也就是说，自从新中国成立后实行的农业、非农业“二元化”户口制度以来，一直实行的、只要具有非农业户口的居民，国家一定能安排工作的政策遇到了挑战。怎么办？

这个时候，好多的学生、家属们一窝蜂的带进城，城市的住房出现了严重不足；吃穿喝拉撒需要的市场不足。

城市的地盘太小了；

市内、市外的交通道路及工具跟不上了；

工厂企业的相关产品不够用了；

原来城市工人的劳动力严重缺乏了。

改革开放遇到了新问题，当然不能后退，只能前进。况且，城市扩容、扩建的同时，也挤压了农村的空间，占用了更多土地资源。而在农村，经过几年的包产到户及土地承包制，产量和生产能力迅速提高，劳动力开始有剩余。况且，多少出生在农村的青年人渴望进城，不仅可以赚大钱，还能享受一下梦寐以求的城市生活呢！

此时，不知哪位专家提出，我国的落后归罪于旧有的“农业大国”，应该加快城市化进程与步伐。

一拍即成，城市的增容建设遍地开花，何止本资，还引来外资或合资呢！出现了好多的工作岗位，安排农民工吧！当然，有的企业对于农民工只管临时，不管其他，什么险，什么金，没这回事。而农民工呢，压根没这个概念。这就是所谓的“临时工”之类。

母亲转为城里人后，不止有两个正在读书弟弟，还有奶奶。仅靠父亲一个人的工资——“一拖四”，肯定不成。

那几年，水利水产局业务量很多，水利工程、水产养鱼、打井队、水建队几乎天天有人进局里开会，有的还需要长时期住宿呢。于是局里腾出了半幢楼，开了“接待室”，需要有个人管起来。

这个工作肯定不能用正式分配的大中专生和公职人员，浪费。可是，没点文化基础也做不来。在新来的家属中掂量了半天，让我妈接管了，当然是临时工。

不要小瞧这个工作，那几位局长夫人也没工作，却没有一个胜任的，没文化。要知道，我妈可是五十年代正式的小学教师，只因六十年代初期三年自然灾害时，为了照顾病重的奶奶，自动辞职，回家种地了。

㈣

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国的教育事业也是非常时期，当时的师资不仅数量严重匮乏，质量更谈不上，比较明显的是民办教师占据大比例，城里、乡里都稀缺，至于学科结构，免谈。

正因如此，我国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二十年里，先后颁布了多部关于基础教育的重要法规:《教师法》、《义务教育法》等，后来还建立了教师节。在我这个中师毕业生刚登上讲台时，初中教师的合格学历已经要求大专了。唉！老师的“国库粮”饭碗不好端，铁的又怎样，说不定哪天会变成“漏勺”，心里有了压力。

压力，压力。不是把人压垮，就是化为动力。

那个时候，通过参加成人教育或者在职教育可以获取第二学历的学习形式尽管有了些，但还不那么普及，无论在模式上，还是在信息的畅通上，农村与城市相差很大，甚至有鸿沟。比如：夜大、电大、职大等学习形式，只能城里才可报考。而且，农村的老师们考个所谓“函授大学”也不容易，首先没有人会告诉你今年的报名时间。嘿嘿，你要报考吗，必须“领导同意”！

记得非常清楚，参加工作的第二年，人家“某某某”都已经考上曲师大的函授了，咱才知道了农村老师也可以报考，今年咱是完了。

咱仰着头跟领导说，要参加下年的函授专科报名，引来一纸调令，去外村的一所不完全小学当老师，意思很清楚：你的学历合格了！

我哪里教的不如别人好？为什么又把我调去偏僻的小学校？你校长不是多次在学校的全体教师会议上表扬我的教学吗，还鼓励我参加继续教育吗？

既然调出，肯定有原因，后来得知，自己成了某位领导捞取私利的“牺牲品”。

1984年春，我通过初中学校里的教导主任张传诗帮忙，在济南教育学院的离职专科报名时报了名（耳语：消息是被某些人封锁的），结果考上了。苦读两年，拿下了济南教育学院的数学专业毕业证书。

毕业那年，巧逢明水城追求“百万人口”。又经过重新分配，来到了章丘教师进修学校，成为了真正意义的“城里人”。

㈤

我是城里人了，可老婆孩子还是乡下人。

当时老师工资在所有吃国库粮的“非农业”行业中是最低的，恐怕连“老九”都排不上。此时，那些能够放开思想，有本事的农民兄弟，一度乘“发家致富”的列车，收入可观，都盖上新房子，开上摩托车了。咱呢，一年到两头只是骑着那辆自行车，在以工作单位——老婆孩子为端点的“线段”上游荡。

记忆中的这条县城与家乡的马路，在我每周一次的往返中，八年被展宽了两次。

按照教育法的规定，教师进修学校属于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的合格学历是大学本科。进城后屁股下还没着凳，校长在欢迎大会上就吹风了：之所以调你们来，是因为中小学教师的学历培训任务加大，一时师资不足，你们以后必须获得本科文凭方能胜任，若不然随时可以调出。我的屁股又悬了起来：一定获得本科文凭！

1989年山东师范大学发出招生简章了，正好有数学专业。再次报名，又考上了，经过三年的“头悬梁，锥刺股”，拿到了那本沉甸甸的本科毕业证书，时年35周岁。

这些书没白念，工作中的作用暂不说，只想说每次都顺利的评下了中级职称和高级职称。当评下高级职称以后，又顺理成章的把老婆孩子一步一步地变成了城里人。

㈥

“城里人”和“城里人”是不一样滴！你看我家户口簿上“户口性质”一栏吧，我和两个女儿填的是“非农业家庭户口”，但夫人填的是“非农业户口”。怎么回事？

1991年，进修学校刚从明水的西伯利亚——西麻湾，迁来新址——明水东郊，接着就着手盖教师宿舍楼。此时的宿舍楼还姓“公”，“僧多粥少”，分配是有条件的，“硬杠杠”是：必须夫妇双方同时姓“公”才可入围。咱夫人还是农业户口呢，只能“熊猫干瞪眼！”

尽管知识分子可以带家属农转非，但基本条件是：高级职称工龄满十年；中级职称三十年，咱还是中级呢，两条都差得很远！

上级政府对事业编制人员档案了如指掌。大概1993年吧，县政府忽然有了政策：事业单位人员可以给家属“买户口”农转非，买一个两千五百元，名曰“地方城镇户口”，后来改称“非农业户口”。这类户口可以享受本县的非农业人员政策，比如分房、孩子上学报名等，出了县不予承认。

买！花钱也得给老婆办个“农转非”，在公安局那里排队，先是在马路上，一步一步的挪进门里，又靠近窗口。中午就着凉开水啃口凉馍，等了大半天终于办下了。

学校里还有好多老教师没房呢！急切的家属们酝酿再盖一幢宿舍楼，申请递上好几个月就是批不下来。不过，当时有了新思路：集资盖房。申请单位只要是夫妻户口“双公”，并能凑够集资的户数，上级就能批下来。

老婆的户口没有白买，集资盖房有资格报名了。为了凑够集资的钱，不仅卖掉了老家宅子，还借遍了所有的亲朋好友。借钱那个难啊，至今想起来就心酸！

老婆户口买来以后，两个女儿的户口依旧挂在老家的派出所里。狠不得一夜间把孩子的农业户口变成城市户口，可是，唉！经常失眠。

“谁家葡萄熟了不来摘？”无人应答，那个诱人啊，直流涎。趁四下无人，我跳了起来，明明抓住了吗，竟一粒也没留在手中，不知跳了多少次，终于抓住了！“吧唧！”

“睡觉都不老实！”老婆的一巴掌把我从梦中拍醒。

大女儿小学毕业那年，如果不是非农业户口，就得回老家念初中，因为户口还在老家里呢，就近上学嘛！

太及时了，咱的高级职称刚刚批下来，安心等待政府给学校的带家属名额就是了。

很遗憾，教育局批了三个名额还是没我的，咱知道这个时候找领导讲理没用，急忙求救有实权的老同学特批了一个指标。

学校里还有几个等名额的呢。唉，可怜的同事啊，今年家属的转户口只能搁浅了！

又过了六年，轮到小女儿升初中了，依然需要城市户口，这次咱的条件硬了，办户口一路绿灯。

就这样，在这个十年里，为了老婆孩子转户口，连同交通费等，花掉近一万元人民币。什么概念，当时农村老百姓所羡慕的有钱人家称作“万元户”。

刚才只是以城里人为“全集”，从内部分为“非农业家庭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个“交集”为“空集”的“并集”。其实，在这跨世纪前后几十年里，字面意义上的“城里人”何止这些“元素”，可将概念的外延再观察：

难道驻扎在城市郊区已经没有土地，以小本生意、打工为生的农民不是“城里人”？

难道常年进城打工的边远乡村农民工不可看做“城里人”？

这些人进城以后是怎么衣食住行的？他们的孩子又是怎么上学的？他们生存质量怎么样？

手腕有点累，今天不写了。朋友可晓得陈咏谦作词、park sung jin作曲，邹文正唱的那首《城中人》吗，至于歌词如何，自己去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