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林亭

1992年，我特意去了趟玉皇山路77号，在那里探访西林亭。1999年，玉皇山路的杭州师范学校更名为杭州师范大学初等教育学院，之后搬迁到下沙校区，迁入的是被誉为“中国最美音乐学院”的杭州师范大学音乐学院。

那是深秋的一个早上，我独自漫步在离西湖不远的杭州师范学校的校园，校园深处有一座西林亭，亭子虽然朴拙寻常却也飞檐翘脊，令人瞩目，四围是繁茂的树丛，前方草坪上，一对形态相似的古石马稳稳地站立着，近旁有一口小池，清澈的水面上漂浮着各种金黄色的落叶。

亭子里，六根粗大的圆柱间围着一圈美人靠，一色的中国红。著名笛子演奏家赵松庭先生为其书匾，字体潇洒飘逸，自成一体。

西林亭原先是一座无名亭，杭州师范学校为纪念顾西林先生诞辰100周年所命名。

之后，杭州师范大学也将下沙校区西大门的一条大道定名为“西林路”，以永久地纪念这位为我国现当代音乐教育事业作出重大贡献的音乐教育家。

一

我第一次遇见顾西林，是在文二街杭州师范学校宫殿式教学楼旁的校园马路上，1963年的秋天。

只见前方一个老人，从寂寞地落叶的梧桐树下向我缓缓走来，瘦削，矮小，留着一头向后梳的极短的男式头发——原来是资深音乐教师顾西林。

我迎上前去恭敬地叫了声“顾老师”，瘦小老人眯起眼睛，呆呆地目视着我，问：“你是——”我赶紧回答：“我是新来的语文老师。”她微微一笑，连声说：“年轻好啊，年轻好啊！”声音好细。

后来，在教学楼二楼会议室又遇见过几次，见她用双手搬着一把轻巧的藤椅，笑眯眯地走进会场，跟大家打过招呼后，好多年长的老师从座椅上站起身向她问好，寒暄，她也不断地点头示意，直到校长宣布开会。

那时候，已在杭师执教三十年的顾西林盛名傍身，却依旧孑然一身，蜗居在女生宿舍二楼跟一届又一届的女生为邻作伴。

十几平方米的住处，简朴得几近寒酸，却被她整理得满屋洁净，一丝不乱，而那一件件摆放得整齐有序的各类乐器，又似乎显示着小屋主人不同一般的富有。 

床头挂一幅字画：三只猫，意谓“三脚猫”，不知何人所作。估摸有两层意思：一是自嘲：琴筝件件不落，技艺却难说得上精；二是教诲弟子：学艺不嫌多，不要怕不精，或许将来派得上用场。

平日里，顾老师深居简出，在校园里很少见得到她的身影，但住所二楼的厕所卫生却坚称要由她来长期“承包”。每天一早，满楼的学生急匆匆地上课去了，她便开始在厕所里忙碌，连抽水马桶也要揩拭得一尘不染。

    仔细打扫一遍之后，稍歇会儿，便从身边拿起一个火柴盒，抽出一根“擦”地点着，慢慢地移向一盘印度香，接着，一缕细细的青烟夹带着一股幽香在小屋里慢腾腾地向四处飘散。

作为她的同楼邻里，女生们即便来不及整理寝室，走廊是一定要打扫得干干净净的，似乎这样，才对得起为大家打扫厕所的古稀老人。从她的门口走过，没一个不轻手轻脚，谁也不会大声喧哗。

“文革”初期，顾老师胃口很小，弱不禁风，一日三餐要人照顾。但仍难免首当其冲，硬是被造反派扣上“资产阶级反动学术权威”等帽子，屡遭他们的“炮轰”、批斗，被隔离在往日的小屋里。其时，整天要面对看管人的脸色和必须“交待”的一项项莫须有的罪名，“造反派”还在她的脖子上挂一幅猫的照片，强迫她在校园马路上扫地，学生吃饭时让她站在大礼堂前低头请罪，凡此种种，不难想见老人人生无常、惶恐不安的心境，但无论何种场合，她的头发总是梳得很整齐，以此保持自己的一份尊严。

此后，我逢人便问：顾老师还好吗？无人能答。

如此过了二三年，忽然传来噩耗，说是老人已经去世。自然，校园里未见有什么追悼活动，也没人知道她在何处如何入土为安。至今，当时身历的师生对此依然没弄清楚，有她的弟子痛心地说，西林媽媽，泪目⋯⋯不知其七十多岁被批斗時，何人下得手啊？也真是下得了手！

二

顾西林出生上海，从小由其父亲授于琴筝，后被送到上海启明女校修习钢琴和英文。因此，她既善西洋乐器如钢琴、小提琴，更有国乐的深厚造诣和各类乐器的弹奏技巧，尤以二胡、琵琶见长。

1913年，21岁的她开始踏上音乐教育的漫漫之路。1926年，在苏州与人创建“丙寅音乐团”，这是我国最早的有名望的音乐团体之一。1933年，应浙江省立杭州师范学校校长章顾年的邀请，从江苏省立苏州女子师范学校赴杭任教，教授琴术、国乐，后来又加教钢琴，时年41岁。

在杭州定居前，她先后在江浙闽一带从事小学、中师、音专的音乐教育和研究工作，有著述《小学音乐教学法》，为琴术教学搜集、整理的从指法练习到进行曲等不同风格的乐曲训练范本《琴术练习曲》等。

解放后，继担任杭州市文联副主席之后，1961年当选中国音乐家协会浙江分会第一届主席。

从事音乐教育50余年的顾西林有弟子无数，不少是杰出的音乐家、音乐教育家和艺术家。其中，有一位叫寄明的。寄明？不了解她也不打紧，只要听听那首旋律高亢，曲调活泼明快的儿童歌曲《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你就一定会恍然大悟：“哦，是她呀！”没错，寄明就是被一代又一代人唱得滚瓜烂熟的《中国少年先锋队队歌》的作曲者。

三

我在杭师任教的那些年，尤其在“文革”以前，直觉得校园里的音乐风很盛，这风气的成因，都说可追溯到1912年的浙江第一师范学校，它是杭州师范学校的前身。

这一年的秋天，刚从日本归国不久的李叔同开始在此执教音乐、图画，在音乐课上讲解和声和对位，教授乐理和钢琴，并从事“学堂乐歌”的写作，连续达七年之久，浙一师也由此成为我国现代音乐教育的重要发源地。

此后，又不断有大师的倡导和实践，加之抚琴唱歌也是师范生的必修课，所以每天都有不少学生去琴房“哆来咪发唆”地练琴，有时还得提前占位，一弹就是一二个小时。

有喜欢拉二胡的男生，晚饭过后，回寝室去拎一把二胡，便径直上了对面的女生宿舍二楼。

在202室门口，男生稍作停留，便轻轻叩门。听得里面传来一个苍老的声音：“进来！”他再次整理一下衣冠，彬彬有礼地喊一声：“顾老师好！我来了。”推开门，轻轻地进入室内。顾老师打量他一番，说声“来啦”，就将他引入卧室对面朝北的一间同样大小的房间里。

“想拉《良宵》？不行！继续练《东方红》，控制好速度。过半个小时，我会过来听。”她刚交代完，又听得对面的卧室门口有弟子在叫唤：“顾老师好！”于是离去，小屋子里立马响起低沉而沙哑的二胡琴声。

这回叫“顾老师”的，是同楼的一名矮个子女生，刚学二胡不久。

顾老师面朝她教育道：“学二胡，一定要钻到琴筒里去，不钻进琴筒，别想学好。”说得矮个子女生连连点头。接着，她从屋子里取出一只小闹钟，定时30分钟，交给女弟子，说：“还是那个老曲子，回自己寝室练去，闹钟响了回来，我听你拉。”女弟子连声说“好”，便一手拎着二胡，一手拿着闹钟回到隔壁的寝室里，在下铺的床沿上端端地坐定，先“哆来咪发唆拉西哆”地练起了指法。

顾西林一生的最后一名弟子，是在“文革”前夕收的一位高个子男生。

他有一副好歌喉，每天清晨，几乎都要去操场吊嗓子，有时还会在教室里忽然“放声歌唱”，也乐意参加社会活动，是该届学生会文体部副部长。

“副部长”选学的与众不同，是西洋乐器小提琴。

他家境也很一般，哪会有钱去买昂贵的小提琴？谜底揭开其实也很简单：是顾老师慷慨出借于他的。这把小提琴看上去比常见的要小些薄点，但发出的琴声，音质却是好听得一塌糊涂。他自然爱不释手，训练加保管，随身带着足足有四五个月，顾老师也从不提收回的话，连一点暗示也没有。

“拜师”的第一天，顾老师让他当着面嚼一粒青果。他很有些不解，但还是顺从地照着做了。开初，只觉得一股苦涩味冲上舌尖，过后，便有了丝丝甜意。站在一旁看着他的顾老师微微一笑，道：“尝到滋味了吧？这叫‘先苦后甜’。”原来这拜师尝青果还有一层深意在，“副部长”叫绝。

在杭师的弟子里，男生最受顾老师“宠”。原因是当时的师范生中男生远少于女生，学琴又最有毅力和常性，但不论男女顾老师教授同样严苛。为了帮这个难得学小提琴的弟子把握好提琴姿势，她甚至用绳子将他的左上臂跟前胸捆绑在一起。指定的练琴地点，是她屋子边上的盥洗室，每次一二个小时。顾老师声音细，她用一只木鱼做替代物，每当琴拉错了，她便“笃”地敲一记木鱼示停。在盥洗室里，这“笃、笃”的声音特别清脆、响亮，“副部长”最怕的就是这木鱼声响。过去好些时候，他才听说这把琴原来是法国巴黎国立音乐学院的一位友人赠送给她的，是她收藏的最有纪念意义的一份礼物。

“文革”爆发后，他眼睁睁地看着一帮人将老师拉来拉去地批斗，心里有说不出的痛，那把伴随他将近半年的心爱的小提琴，也在这帮人的“勒令”下无奈“缴械”，之后就不知了去向。

“副部长”毕业于1968年（因“文革”延迟一年），后来成了杭城小学界知名的音乐教员，标准的男高音，也搞音乐创作。退休后，先后担任多个业余合唱团的指挥，自称“闲不住的音乐老人”。

四

1966年，顾西林74岁。在“文革”爆发之前，虽然年老体衰，但仍乐意接收上门求教的弟子，不计环境狭小逼仄，教授着各种琴术。

不用跨出校门，甚至在同一幢宿舍楼里，就能向权威学习琴术，那可是多少人梦寐以求的事情呀，好学者自然跃跃欲试，喜欢得不得了。

不过，顾老师严格、规范地教授琴术在学生中是出了名的，人人都知道她有一条不成文的规定：不诚心的、不认真的、不听教的，且慢上门！所以，那些真心想学琴的，个个显得毕恭毕敬，小心翼翼，不敢有一丝的懈怠和随意。

我很想了解顾老师早先的琴术教学，苦于找不到资料，后来，终于发现她校友曾平汪先生写于2012年的一段回忆文字：“顾先生传授《良宵》，教学生可以拉两篇，第一遍速度不快，愉悦之情微露，第二遍比较活跃，似乎喜形于色。开头5个音拉法不同，第一遍用长弓，音色丰满而柔和，第二遍拉成断奏，显得坚定而轻快，第20小节一个内弦i音，顾先生滑到此处，二指离弦，弓稍间歇，十分圆润、委婉；结尾时，加了一个泛音，余韵袅袅。顾先生一般不允许学生随意添加符号，改变原有节奏，只是在手法运用上，可略加发挥，这也是适度的，极有分寸的。”

原来，严格、规范，是顾氏琴术教学一以贯之的风格，也是她走向成功的重要因素。

也有一位住校内宿舍喜好琵琶弹奏的年轻教师，晚餐过后，在校外的田间小道上散一阵子步，便上楼去顾老师的房间小坐，讨教些问题。

此时，顾老师往往在一方小桌的一边放一盅白酒，另一边放一小碟花生，咪一小口酒之后，便开始“咔嚓、咔嚓”地咀嚼一粒花生米。遇到兴致好的时候，随手拎起一把琵琶塞给坐在身旁的他，自己握一把二胡，一起抚琴一曲，继而进行一番研讨，谈兴顿浓，小屋里也不再讲究轻声细语。

后来，顾老师又托人买了把琵琶放在屋子里。一次，年轻教师进屋来看望她，她笑着告诉说：“这把刚买的琵琶质量好些，今后我俩可以合着用。”他仔细看了那把琵琶，估计价格不菲。

那位年轻教师原先是杭州大学民乐团的一名琵琶演奏员，跟我同时分配在杭州师范学校，同在一个教研室。

五    

2012年12月25日晚，浙江音乐厅。

杭州大关小学在这里举办民乐团建团60周年音乐会。我坐在前排靠中间的座位上，满有兴致地阅读一份制作精美的节目单：

弹拨小合奏《阳春》、打击乐合奏《童乐》、二胡齐奏《赛马》、民乐小合奏《卖菜》、笙二重奏《快乐的泼水节》、古筝齐奏《丰收锣鼓》……曲目有11个之多，全部由大关小学学生演奏，演奏员中年龄最小的才7岁。

半个多世纪以来，大关小学民乐团一个接一个地获奖，一回又一回地为外宾演出，一次又一次地出访，小演奏员也换了一茬又一茬，但谁也不会忘记两个人的名字：顾西林和周大风。

顾西林和周大风是大关小学民乐队的伯乐和后盾。

两位音乐界的名人跟小小民乐队的相遇相识，是在1956年浙江省第一届文艺汇演上。当时，成立才两年的大关小学民乐队参演的节目是民乐合奏《金蛇狂舞》。当最后一个音符在指挥的有力挥动中戛然而止，全场顿时掌声雷动，惊叹声不绝，作为评委的顾西林和周大风自然也惊喜不已。

此后，民乐队在两位导师的精心扶持下，1958年获得共青团中央授予的“笙、萧、琴、笛样样精，从小服务工农兵”的题词锦旗，2011年，在香港“‘民之乐’国际民乐展演大赛”上，大关小学民乐团跟一些成人专业乐团同台竞技，经过一番艰苦拼搏，技高一筹的小学生民乐团居然夺得表演一等奖。

民乐团第三任指挥程荣炳老师曾给过我一份他在一个纪念会上的发言稿复印件，这是我至今见到的比较翔实地记述顾西林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在大关小学民乐团初创时期一些轶事的文稿。征得他的同意，摘录如下：

大关小学民乐队的前三任指挥，都是顾老师的弟子，姜老师和我是第二、三任指挥。在杭师，我学的是扬琴，姜老师学二胡。据说，我俩是她从毕业生中选了又选，对号入座分配给大关小学的。离校时，我在校园里跟老师道别。她除了反复叮嘱我要好好工作，把民乐队带好，还不忘让我带上她赠送给乐队的一件礼物——一架托人专门从上海采购来的高档扬琴。姜老师那时也有，是八把紫檀木如意头二胡，自然都是老师自己掏的腰包。这些盛意相赠，后来被同行们戏称为“陪嫁”。1963年腊月的一天早上，纷纷扬扬地下着一场大雪，我站在校门口，正担心要过来指导排练的顾老师来不了了，却见前方一辆三轮车顶风冒雪地缓缓驶来，车上坐着一位抖擞着精神的老人，正是我等候、盼望的顾老师！我赶忙上前搀扶她下了车，一起走进破旧的大礼堂。顾老师没怎么休息，便腰板笔挺地站立着鼓动大家：“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学琴的就要在寒冬中锻炼意志！”并做起了示范：双手反复地前后搓擦。等小演奏员们照样地搓擦了一阵，她问道：“你们冻僵的小手活络些了吗？”大家齐声回答：“好——多——了！”她就开始指挥大家排练一首新曲。练了一遍又一遍，直到自己满意为止。临走时，路上已铺上了厚厚一层白雪。1965年7月，夏至刚过，中午的天气开始变得燥热起来，顾老师又坐着一辆三轮车，顶着大太阳前来民乐队指导排练。练结束后，我替她叫来辆三轮车，扶她上了车，看着车子在淡黄色的夕阳照耀下渐渐地远去，直至从路口转弯、消失。不料，这是我跟老师的最后一别。

顾西林和周大风以音乐结友，分别担任中国音乐家协会浙江分会第一、第四届主席。

2011年，已是88岁高龄的周大风先生从定居的宁波北仑回到久别的杭州大关小学，在报告厅观看了孩子们为他演出的一场民乐会，欣喜不已。 

令我嘘唏的是，50余年前跟他一起给过大关小学民乐队很多支持和关怀的顾西林先生，此时离开熙攘世间已有40余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