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龄正好四十年

从1981年12月参加农行工作，到2021年12月已经40年的工龄了。回首40年走过的路，真是苦辣酸甜，五味杂陈。

记得刚参加工作时，母亲便反复叮嘱我：骡子、马子大了值钱，人大了不值钱，要每天早上到办公室打扫卫生，不要使奸耍滑......母亲的话一直在我耳边回响。那时，我在区行秘书股工作，也就是后来的办公室。我每天早早地从宿舍来到办公室，扫地、拖地、抹桌子。自己的办公室干完了，再到行长办公室干。那时，冬天还没有暖气，办公室里都生着个小炉子，每天打扫完卫生，就是生炉子。由于过去在家里都是父母生炉子，自己基本没干过。因此，生起炉子来特别费劲，常常弄得屋里乌烟瘴气，呛得两眼出泪，炉子还生不着。这时，我仍然干的不亦乐乎。周末回到家，我也是报喜不报忧，从不向父母诉苦，生怕父母惦记着。

在秘书股干了半年多，正赶上市行举办一期出纳员培训班，领导考虑我年龄尚小，还是要学习业务为好，于是，便安排我参加了这期出纳员培训班。在培训班上，我系统地学习了银行基本规章制度，出纳业务理论知识及操作规程等，对银行业务，特别是出纳工作有了一个基本的了解，这为我以后从事出纳工作打下了良好的基础。

为期一个月的出纳员培训班结束后，我被分配到齐都办事处工作。报到这天，区行领导特意为我安排了车辆，送我到齐都办事处报到。到新单位上班第一天，领导安排我跟着王尊顺、崔爱芹、崔尚敏几位老师学出纳，忙忙碌碌的一天很快就过去了。俗话说：六月的天，孩子的脸。一天天气都好好的，可到下班时，却乌云翻滚，眼看就要下雨了。这时我犯了难。由于来报到时走的急，忘带雨伞了，下班还要骑自行车赶回二十多里外的家里，这可怎么办？正当我一筹莫展时，会计专柜的任光敏老师拿着一把雨伞，走过来笑眯眯地对我说：小徐，拿上我的雨伞吧，要下雨了。听了他的话，我很是感动，这才是上班的第一天，同事们之间还不熟悉，在我困难的时候，人家就主动给我雨伞，这么信任我。我激动地连声说：谢谢，谢谢。果然，我没走出多远，一场大雨就飘然而至，亏了同事的这把雨伞，才没有把我淋成“落汤鸡”。

之后，同事的这把雨伞，时时鞭策着我、激励着我，像一座明亮的灯塔，照亮了我前进的路。工作中，我结合在市行培训班学到的知识，同时，积极向几位老师请教，坚持在学中干、在干中学。业余时间，同事们都在看电视、打扑克，我便在营业室里练珠算、练点钞；在工作间隙，我也抓住有限的十几分钟练习业务技术。每当有区行组织业务技术比赛，我都抽出时间前去观摩，认真学习技术能手们的点钞技法、技巧等，并不耻下问，让他们传经送宝。经过一段时间的刻苦练习，我的点钞技术提高的很快，第二年就达到了区级技术水平，而且在工作中也能够“独当一面”了。

正当我为取得的成绩沾沾自喜时，突如其来的变故却给了我当头一棒。1984年春天的一天，一整天工作都非常顺利，这天是我收款，崔尚敏付款，到下班结账时，崔尚敏老师怎么也结不起帐来了，结果短款500元。由于这天业务还不是很多，中间崔尚敏老师出去过几次，干复核员的王尊顺老师也出去过几次，这样，我干收款的就替崔尚敏付了十几笔款，而且有几笔没有经过复核，是我一手办理的。后来通过对交接的票据反复核实，确认是票据交接时差了500元，这样，就成了我短款500元了。在当时上世纪八十年代，500元还不是个小数目，这一下，惊动了区行、惊动了市行，市行、区行都派人下来帮助查账，并且对我们几个当事人逐一进行询问，记得对我询问时，面对市行、区行的领导，没说几句话，就委屈的痛哭流涕了。经过一段时间的查账，也没有查出结果来，最后由我们三个当事人凑钱垫上了，这事也就不了了之。

现在回想起来，这次差错教训还是蛮深刻的。银行业务任何一笔差错或事故，都是不遵守规章制度造成的。当时，收款、付款是明确分开的，如果他们两个中间不外出，如果每笔业务都能够严格执行复核制度，也许这笔差错就不会发生了。

出了这么大的事，回家时，我照样没有告诉父母，是父亲从其他人那里得知这件事后，在父亲的一再追问下，我才吞吞吐吐地把事情的原委告诉了他。父亲听了我的话，沉默了很长时间，然后，黑着脸，一字一顿地说：干银行就是要小心啊，规章制度一定要坚持，可不能马虎呀，就算花钱买个教训吧。

俗话说：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有了这次教训后，工作中，我再不敢马虎大意了，处处战战兢兢、如履薄冰，业务上更是刻苦练习，精益求精。经过几年的摸索，我练就了一手“一抓准”的绝招，就是抓一把钱后，正好是一把，即：100张，最多不差一二张，赢得了客户的一致赞扬。之后，一直到我离开齐都办事处及至到了区行中心储蓄所工作，再也没有出现过一分钱的差错，我也连续多年被评为金融先进工作者。

随着业务的发展和客户的需要，实行电脑化办公已摆上区行领导的议事日程。领导经过考察，决定让我到外面去学习电脑技术。于是，在1987年前后，我先后参加了省行在聊城举办的电脑储蓄培训班，市行在张店举办的电脑储蓄培训班，电脑技术知识从无到有，逐步掌握。学成归来后，我信心满满，在几位同事的大力配合下，立即投入到工作中。从电脑录入开始，我没白没黑地干起来，把当时手工填写的储蓄卡片一张一张地输入到电脑里。经过一个多月加班加点地干，我所在的齐都办事处西门储蓄所在全区农行系统率先推出了“电脑储蓄”业务。储户们拿着打印出来的整齐、漂亮的存单，对我们直竖“大拇指”，我因此也成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年轻人由于精力旺盛，再加上我上学时作文好的底子，参加工作后，我的写作梦又蠢蠢欲动了。在区行秘书股工作时，住单身宿舍，晚上不回家，每天晚饭后，我就到街上转悠，寻找写作的“素材”。一天，我走到电影院门前，看到在售票口处围着一群人，走过去一看，原来是一个倒卖电影票的人，被电影院工作人员当场抓住，还罚了款。我赶紧回到单位，把这一事件写成一篇消息稿，投给了《淄博日报》。没想到，几天后，稿子就登出来了，还是在《淄博日报》头版位置，并且给我寄来了五毛钱的稿费。这是我第一次给报社投稿，就被采用了。一连几天我心里美滋滋的，甭提多高兴了。周六一回到家，我就把这个好消息告诉了父亲，父亲连连说：好，好，以后继续写继续投，要向大报投，投给《大众日报》。

父亲的话给了我莫大的鼓舞，使我在写作的道路上一直走下去。在农行齐都办事处工作时，镇上有个小图书馆，我办理了“借书证”，开始疯狂地读文学名著。在齐都办事处工作的十年间，我大约读了几百本书，大多是小说，也有散文。我还报名参加了吉林省长春市举办的“春风”函授青年文学讲习所，自费订阅了《文学报》等报刊，经常写稿到深夜，但投出去的稿子往往是泥牛入海，杳无音信。怎么办？经过一番思考后，我决定向报社和文化馆的老师请教。当我拿着写成的稿子来到区文化馆时，又犹豫了：我和人家又不认识，人家会搭理我吗？我在文化馆办公室的门口外，走过来、走过去，就是不敢进去。也不知待了多长时间，最后鼓起勇气，敲响了文化馆分管文学创作的倪渊老师的门。还好，倪老师一点架子也没有，等我说明来意后，很热情地接待了我。给我讲了文学创作的基本知识，特别是小小说创作，如何谋篇布局，如何写一个好的开头和结尾，讲的深入浅出，条分理析，使我在很多地方茅塞顿开。他还结合我的习作，指出了习作中存在的问题和不足。之后的几年里，我都是在单位和文化馆之间穿梭奔波，去聆听倪渊老师的谆谆教诲，这确实使我受益匪浅。

在《山东交通报》社，我同样受到了编辑扈忠武老师的热情接待，向我传授了很多写作方面的经验和技巧，使我在写作道路上少走了“弯路”。可以说，倪渊老师和扈忠武老师就是我在文学创作道路上的“领路人”。

因了我在文学创作上的不懈努力，终于在1987年7月23日,《淄博日报》发表了我的散文处女作《小村“狮子舞”》。之后一发而不可收，断断续续在《淄博日报》《淄博声屏报》《山东交通报》《山东广播电视报》等媒体和其他平台上发表了几十篇散文、小小说，其中小小说《幸运的烦恼》，获得了《山东交通报》举办的文学创作征文二等奖。《淄博日报》还刊发了我介绍写作体会的文章《八小时以外的收获》，在读者中引起了较大反响。我也陆续被吸收为中国散文学会会员、中国写作学会会员、中国金融作家协会会员、中国农业银行作家协会会员、山东省散文学会会员、淄博市作家协会会员、淄博市散文学会副秘书长、临淄作家协会会员。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根据工作需要，我调到区行办公室从事文秘工作。由于会议多、材料多，经常加班加点，我从不告诉主任和其他同事，都是一个人关起门来干。一天晚上加班时无意中被主任看见，于是，办公室主任逢人便说：“小徐加班都是偷着加。”

1996年春节前夕，区行要召开年度工作会议，时间紧、任务重，可巧，这时我犯了急性肠胃炎，需要住院治疗。我在征得医生同意的情况下，上午在医院打吊瓶，下午到单位赶写会议材料，硬是没有耽误会议的召开。

这期间，我每年在各级媒体发表宣传报道稿件100多篇，撰写会议材料、领导讲话等五六十篇，区行办公室每年都被市行评为信息宣传报道工作先进单位，我本人连续四年被省行评为优秀通讯员，并被《中国城乡金融报》聘为特约通讯员，1996年度被山东省农村金融学会评为先进工作者。

“老牛自知夕阳晚，不用扬鞭自奋蹄”，如今，作为一名农行战线上的“老兵”，我会更加珍惜工作岗位，以更加饱满的热情投入到工作中去。40年来用一句话概括就是：劳动最光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