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古文明的骄傲

                     千古文明的骄傲〔散文〕

                                文/王世杰

        在人类历史发展中著名的“四大文明古国”，如今除了古中国的文明，被我们华夏民族一代代延续和传承下来，从而发展和造就出今天这样伟大的成就和许多的世界第一，另外三个古代文明，却由于种种原因早已被历史的烟云所湮没，遗憾地从地球上消失了，只留下些许让无数人去反复琢磨和遗憾的历史痕迹，成为“断代”的文明。那些曾经在地球上光耀一时的文明发源地，现在均处在不是战乱、贫瘠，就是经济衰退的境地。也许有人对此并不是那么了解，就请尾着后面的文字，走向数千年前，去粗略看看远古文明究竟是个什么样子？

                                               ——题记

        洞视世界文明的发展，从那瀚海般的史卷和传说中，用青睐的目光去追寻、去撷取一缕令人兴奋的亮光，权作一丝对心理缺失的慰藉。总在感觉世界“四大文明古国”就像一本厚重的巨著，足够分量，让我不由自主地去掀开扉页走了进去。也许是我的好奇心太重，一想到“文明古国”这个词语，就好像坠入了迷离的梦境，由不得思绪早已飞向了数千年前，去那几个诱人的古文明发源地，做一个准旅行者，哪怕是一粒沙、一块陶片、一段传说，都会认为那是一缕不可多得的神奇。学生时代，我在历史课本中曾经学过，但对其具体的情况，却只肤浅地知道了点梗概，比方说想沐浴，却连水也没有见着。

        纵观远古的文明，距今已历历数千年以上，本身就雾锁迷城，萦绕着几分神秘的色彩，我对其有所涉猎感，也当在情理之中了。走向社会后，随着年岁的增长，兴致向一个侧面的偏重，加之各种媒体的不时渲染，我对四大文明古国的情况，渐渐有了几分了解，略知了一二，不能不说是一个莫大的幸运。但是，我老在脑海中幻想，古代文明如果能像瀑布一样倾泻而来，让我痴醉，让我目送尘世的一切愚昧和落后远离人间，让遥不可及的愿望，在时空的长廊里演绎、蜕变、升华，最终到达人类理想的顶点，那莫不是整个世界人类的最大幸运？

        关于古文明发源地到底算几个，国际上的说法有所不一。美国威廉.麦克高希编撰的《世界文明史》中称，“古巴比伦（公元前4000～前2250年之间）、古埃及（公元前3500年）、古希腊（公元前3000～前1100年之间）、古印度（公元前2000年）、古中国（公元前1600年商朝建立）是世界上的五大文明发源地”，所以国际学术界公认的古文明发源地有五个，也是认同最多的说法。其他说法诸如“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罗马，古希腊，古玛雅”；“古埃及，古印度，古巴比伦，古印加，古中国”等，各执己见，争长论短，喋喋不休。

        我国学术界用无可争辩的事实，确认中国是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有着依据雄厚的近4100年文明史，与古巴比伦、古埃及、古印度并称“四大文明古国”。这个说法最早是由梁启超先生于1900年的《二十世纪太平洋歌》中首次使用此定义，他认为“地球上古文明国家有四：中国、印度、埃及、小亚细亚是也”。然而这一说法并不是梁教授发明的，西方国家在很早就已经有了fourmajorearly(ancient)civilizations的说法。后来人们将“小亚细亚”修改为两河（底格里斯河、幼发拉底河）文明中的一个重要文明“巴比伦”。

        人类要生存，基本条件就是要有充足的水源。这就决定四大文明古国的建立，都必须选择河川台地附近。因而在北半球的两河、尼罗河、黄河、长江、印度河、恒河流域，便相继产生了世界四大文明。古印度代表了恒河与印度河流域的文明，古埃及代表了尼罗河流域的文明，古中国代表了黄河、长江流域的文明，古巴比伦只是两河流域文明的一个重要时期。就说西安，之所以中国十三个王朝能在此地建都，无外乎这里有“八水绕长安”的天然水源；北京之所以能成为世界空前的皇城，也是因有永定河的存在；历史名城延安，自然是有延河穿城而过；我如今居住的鄜州城，唐时尉迟敬德在此主持修建北御狄胡的十二连城，当然也是依傍着千古不息的洛水。

        曾经灿烂辉煌的四大文明古国，一般采用的社会制度，大多为奴隶制，国家政权往往较晚诞生。它们各自都有能够主导和束缚人们灵魂的神话传说，用以加强自己的专制统治。古埃及的法老自诩“太阳神的儿子”，古巴比伦的统治者汉谟拉比自称是“月神的后裔”，中国的君王则自封为“天子”，喻示有着至高无上的权威。各个古国都有自己的历法，一年均为12个月，且有闰月。各个“文明”都创造了自己的文字。黄河、印度河、两河流域的“文明”都使用陶轮制陶，埃及和两河流域都先后计算出了圆周率，中国和巴比伦各自发现了数学勾股定理，印度发明了阿拉伯数字。更值得一提的是，中国创造了天下绝无仅有的象形汉字，堪称人类文明史上的一大奇迹。

        首先，让人最感神秘的美索不达米亚(Mesopotamia，希腊语指两河之间的土地)文明，是迄今所知世界上最早的文明，又称两河文明，发源于两河之间流域的苏美尔地区，是古巴比伦的所在，今伊拉克共和国境内。当时的乌尔城，是世界上最早城市建立者苏美人最伟大的成就，遗址在如今伊拉克南部的荒漠地带。苏美人发现了能带来大量小麦收成的肥沃土壤，他们生产的作物产量水准，大约有中古世纪欧洲的惊人的十倍左右。

        公元前4000年至前2250年，是两河文明的鼎盛时期，《旧约全书》称其为“希纳国”。两河沿岸因河水泛滥而积淀成肥沃土壤，史称“肥沃的新月地带”。由于两河不像尼罗河一样定期泛滥，所以确定时间就得靠观测天象。住在河流下游的苏美人便发明了太阴历，以月亮的阴晴圆缺作为计时标准，把一年划分为12个月，共354天，并发明了闰月，放置与太阳历相差的11天；把1小时分为60分，以7天为一星期；还会分数、加减乘除、四则运算、解一元二次方程；发明了10和16进位法；把圆分为360度，同时知道了π近似于3，甚至会计算不规则多边形面积及锥体的体积。从此种种看来，当时巴比伦文明的曙光已经从地平线上冉冉升起。

        古埃及位于非洲东北，东濒红海，西接利比亚，南临努比亚（今埃塞俄比亚和苏丹），北靠地中海。在地理上埃及的东西均为沙漠，南面有几个大险滩，同外界交往甚难，惟有通过东北端的西奈半岛与西亚来往较为方便，地理环境决定了古埃及具有非常的孤立性。

        纵贯埃及全境的尼罗河，是由发源于非洲中部的白尼罗河、发源于苏丹境内的青尼罗河汇合而成。这条著名的河流，给埃及带来了生命的希望。古埃及国王美尼斯缔造了第一王朝，此后直到被希腊人征服，共经历了31个王朝。古王国时期是当时奴隶制经济得到重大发展的时期。国家的统一为社会经济的发展，奠定了较为安稳的环境；大范围修建水利系统，为农业生产提供了重要保障，他们的后代所种植的农作物主要有大麦、小麦、亚麻、葡萄、无花果等，从而也促进了手工业、建筑业、采矿、冶金、金属加工、制造业等等的发展。

        近年来，在第五王朝国王乌舍尔卡弗的金字塔入口处，发掘出的数百尊青铜雕像表明，古王国时期手工业技术已领达到很高的水平，可能那时已经进入了青铜时代。加强对行政权力、国家经济、军队、司法、地方行政的控制，并从第三王朝第一个国王乔赛尔开始建造金字塔（现存约80座），使王权被进一步神化，也使国王对其臣民具有无限的威严。

        古印度与我国接壤，由于雪山喜马拉雅的阻隔，古时我们对于这个邻居的情况知之甚少，玄奘“西天取经”，在华夏民众的耳里，成了艰难险阻的代名词。然而恒河与印度河同样酝酿出了彪炳史册的古代文化。在距今50万年以前，位于南亚次大陆的印度，就已有远古先民的身影，他们刀耕火种，渔猎采集，一代代地繁衍生息。

        被称为“月亮之国”的印度，因其国土形状像似牛首，也有呼之“牛颅之国”。从喜马拉雅山起步，恒河走过一个被孟加拉湾、阿拉伯海、印度洋环抱的亚沙半岛，滋润了这一方大片土地，孕育了灿烂的古代文明，从而被尊为这个国度的“圣河”。

        印度是一个文化的大熔炉，它独特的历史背景，使之包含了从远古到现代，从西方到东方，从亚洲到欧洲等多种文化潮流。加上又是一个由五大民族融合构成的国家，像一个巨大的文化博物馆，成为神话之邦，宗教和哲学异常发达也就自然而然了。印度古代的青铜造像，往往是神化的象征、宗教的偶像和哲学的隐喻，融铸着诸神之灵。他们的青铜造像传统悠久，可追溯到约公元前2500至1500年印度河时代的青铜小雕像“舞女”。公元前9至6世纪，陆续兴起的婆罗门教（印度教前身）、佛教、和耆那教，为古印度艺术的创造提供了永恒的主题。

        古代中国的文明，更加辉煌璀璨。目前西方认为中国有3500年历史，说夏朝没有足够的证据。如果算上夏的话，当是公元前2070年建国。然而中国的古代文明，远远不止启于夏朝。如若没有先前长时期的文化发展和先进思想的积淀，就绝不会有后来坚实的中国古文化。

        远古时代，云南的元谋人在距今天约170万年前，就开始生息在中国西南部近纪晚期形成的那片红土地上，这是我国境内已知最早的人类。在距今约有70至20万年前，北京猿人已能使用天然火，制造简单的工具。其中山顶洞人约在1.8万年前，居于周口店龙骨山的山顶洞穴，开始人工取火，进入氏族公社时期，优秀的中国人从此迈开了向着文明纵深、向着光明未来发展的脚步。

        出现在浙江省余姚河姆渡村的“河姆渡氏族”文化，为距今约有7000年的母系氏族社会，这时已能使用陶器，先民们会种植水稻，食物有所剩余。距今约6800至6300年的陕西西安半坡村的“半坡氏族”文化，属于黄河中游地区新石器时代的仰韶文化，是我国北方农耕文化的典型代表。1952年在半坡村被发现后，从出土的近万件文物上、特别是从陶器上发现了22种符号，可能就是我们先民的一种原始文字。此时的居民以定居的形式生活，以氏族或部落为单位建立了村落，是一个没有贫富差别的原始社会。

        在半坡出土了多种农具和渔猎工具，说明当时居民的经济生活为农业和渔猎并重。陶器有粗砂罐、小口尖底瓶等；彩陶十分出色，红地黑彩，花纹简练朴素，绘有人面、鱼、鹿、植物枝叶以及几何形纹饰。这说明了陕西地处黄河中游，是中华民族发祥地重要地区之一。我们的祖先在这里繁衍生息，创造了绚烂的史前文化，为后世留下了丰富的文化遗迹。

        近四十多年来，我国文物考古工作者通过大量的调查和发掘，在陕西境内发现了上千处新石器时代的遗址和数万件实体文物。研究表明，陕西地区原本是十分富庶丰饶的地域，由于从四面八方逐步迁入人口，直接影响到森林资源大面积减少，致使土壤流失严重，造成后来大片荒瘠的情形。庆幸的是这里的黄土下蕴藏有极丰的铜矿。古代中国曾用青铜合金制作大量器物，并在世界上以“青铜王国”著称。用这里黄土作的器物相当耐用，一座以黄土夯就的城墙，不仅坚固，且经过久远岁月的风雨侵蚀，仍能维持原貌。

        闻名遐迩的大汶口文化，因为山东泰安市大汶口遗址得名，距今6500至4500年，延续了2000年左右，分布于东至黄海之滨，西至鲁西平原东部，南到江苏淮北一带，北临渤海南岸，处于古籍记载的少昊氏文化地区，为龙山文化的源头。根据地层叠压关系和遗物特征，可区分为早、中、晚三期，是新石器时代中国一个具有典型意义的文化。也就是在此时，华夏人类社会由母系进入父系社会，开始出现贫富分化，为后来人的社会地位有别、贵贱有分的局面揭开了始端。在人类历史发展进程中，随着生存手段的更新进步，人们各自劳动能力也就随之显现出来，革新越快，劳动成果就会越丰富，人们的思想意识就会越发活跃，贫富两极分化也就成了必然趋势和相应加快。

        大汶口文化时期，盛行枕骨人工变形以及拔牙。陶器多见夹砂或泥质红陶。早期以红陶为主，晚期发展为轮制陶器，出现了硬质白陶，常见镂孔、划纹、附加堆纹、蓝纹等纹饰，还见彩陶和朱绘，彩陶虽少却富有特色。当时的石器磨制很是精美，中期后更出现了制作精良的玉器。同时又见有各种骨制、牙制的工具以及装饰品。原始的农业生产以种植粟类为主，并饲养猪、狗、牛、鸡等畜禽，渔猎也是生产中的一个重要方面。从种种迹象解析，大汶口文化把远古文化的层次，提升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如今，我们国人都公称自己是“炎黄子孙”。据传说和古书记载，黄帝和炎帝生活在距今4000多年前中国原始社会的后期，分别为两个部落的首领。当时两个部落均位于现在陕西境内的黄河边上，后又相继沿黄河两岸向东部迁移。据传黄帝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位君主，姓姬，号轩辕氏或有熊氏；炎帝也是传说中的一位帝王，姓姜，号烈山氏或神农氏。他们同被尊为中华民族的始祖，为中华文化的创造和发展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

        炎帝是传说中的上古帝王神农氏，因以火德王，故称炎帝。宋代《路史.国名》载：“炎帝后，姜姓国，今宝鸡有姜氏城，南有姜水。”这说明如今的宝鸡市为炎帝故里。在远古文明发展的初级阶段，炎帝带领部落臣民从事采集、渔猎、发明农业，开始了半定居的农业迁徙生活。他“遍尝百草”，发现可食用植物并培育成农作物，发明了生产工具，从而取代了刀耕火种，开创了崭新的农业文明史。他还引领改善饮食结构和习惯，了解植物的治疗作用，开创了中国光辉的医药史。

        又据史书记述：“神农种谷于骑天岭之阳，九州之人，乃知谷食。”炎帝发现了稻种之后，发明了耒耜，解决耕种工具，实现了水稻大面积栽植，从此人们不再靠采集和狩猎为生，开始了农耕定居的生活。就这样，在地处湘、粤、赣三省交界的汝城县三星镇神头寨，掀开了中国农耕文明史上的首页。同时，神农发明的以日中为市，以物易物的市场，是我国货币、商业活动的起源；教民麻桑为布帛，人们用衣裳代替了以树叶、兽皮遮身，引导人类由蒙昧社会向文明社会迈出了特别重大的一步；《世本.下篇》载，神农削桐为琴，结丝为弦，制作了有“曰、宫、商、角、徵、羽”五弦的乐器，后来称作神农琴，使民众的娱乐水平更上了一层楼；削木为弓，创造了弓箭，以防野兽袭击和外来侵犯，保卫了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劳动成果；制作了高质量的陶器，用以贮存物品、酿酒、消毒，还可以蒸煮加工，极大地改善了人类的生存条件，对饮食卫生和医疗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伟大的炎帝，是我国教育的始祖。他教民使用工具、播种五谷，教民医药、制陶、绘画，教民弓箭、猎兽、健身，教民制琴、舞蹈、音乐，还教民智德，足见炎帝时期德、智、体、美、劳得到了全面发展。为了促使有规律的生活，按季节栽培农作物，炎帝立历日，立星辰，分昼夜，定日月，月为三十日，十一月为冬至。炎帝还颇有治理天下的才能和方法。他不望其服，不贪天下之财，而天下共富之；智贵于人，天下共尊之；以德以义，不赏而民勤，不罚而邪正，不忿争而财足，无制令而民从，威厉而不杀，法省而不烦，人民无不感恩和敬戴。炎帝的精神，使中华后裔在与自然和社会的斗争中，心灵的窗户因受到启迪而打开，摒弃愚昧和野蛮，追求先进与文明，从此开创了一道恩泽千古的先河。

        《国语.晋语》曰：“昔少典氏娶于有虫乔氏，生黄帝、炎帝。黄帝以姬水成，炎帝以姜水成。”我们的祖先黄帝，生活在公元前2717年至前2599年，是中国远古华夏民族的共主，五帝之首，被尊为中华“人文初祖”。据说他是少典氏与附宝之子，本姓公孙，后改姓姬，故称姬轩辕，居轩辕之丘，号轩辕氏，建都有熊，亦称有熊氏，也有唤之“帝鸿氏”。史载其有土德之瑞，故号黄帝。他因统一华夏部落，征服东夷和九黎族的伟绩而载入史册。

        相传农历三月初三是黄帝的诞辰，生于公元前2717年，前2697年继承有熊国君王位时年仅20岁。道家把这一年作为道历元年。在他成为民族首领之后，有熊氏的势力得到迅猛发展，形成了一个独立的黄帝部落。在沿姬水向东扩展中，继承和发扬了神农以来的农业生产经验，积极推广种植“黍、稷、菽、麦、稻”五谷，被称之为“艺五种”，将原始农业发展到高度繁荣阶段，使部落极速壮大和兴旺起来。

        在位时间很久的黄帝，有许多发明和制作，诸如文字、音乐、历数、宫室、舟车、衣裳和指南车等，使国势强盛，政治安定和文化进步。这个时期，在许多方面都有着长足的发展，如隶首作数，定制度量衡，显现了数学的雏形；风后衍握奇图，始制阵法，使军队壮武；伶伦取谷之竹以作箫管，定五音十二律，发展了音乐；元妃嫘祖始养蚕以丝制衣服，使穿戴焕然一新；与岐伯研讨病理，作《黄帝内经》；仓颉始制文字，具六书之法，使文化交流和传播步入了新纪元；在陕西中部的荆山铸鼎，分华夏为九州，为管理疆域定方圆；井的发明，为利用和改造生存环境，向前迈出了一大步；舟车、弓矢、房屋等等的发明，更是为社会的进步创造了有利条件，让人们革除了许多的无奈，尝到了文明发展的甜头。

       在此之后，黄河流域又先后出现了三位德才兼备的部落联盟首领，这就是名震寰宇的尧、舜、禹。传说尧姓伊祁，名放勋，尧为谥号，又称陶唐氏，发祥地在今山西汾河流域的运城和临汾，古称河东地区。他生活非常简朴，古书说他“茅茨不剪，采椽不斫，粝粢之食，黎藿之羹，冬日裘，夏日葛衣”。就是说住的是用没有修剪过的茅草芦苇、没有刨光过的椽子盖起来的简陋房子，吃的是粗粮，喝的是野菜汤，冬天披块鹿皮，夏天穿件粗麻衣。他开创了帝王禅让之先河，在位70年，认为儿子丹朱不成器，便征求四方诸侯们的意见，挑选了身材魁伟、体阔神敏的舜作为继承人。

        舜，姓姚，出生在姚墟，传说目有双瞳而取名“重华”，号有虞氏，故称虞舜。相传他在接替尧担任部落联合体首领之前接受尧的考察时，曾在历山（中条山别称）耕田，在雷泽（今山西芮城北）捕鱼，在河边的陶城（今山西永济蒲州镇北）制陶，后来尧把他封在虞地（今山西平陆西南）任部落联合体首领后，又都蒲坂（今蒲州镇），把政治中心确立在山西的西南部。

        在尧舜时代，洪水不断，大禹以天下为己任，率百姓治理水患，发展生产，“三过家门而不入”，终于完成了治水的大业，被尊为华夏最著名的圣王。由于治黄河水灾有功，得到天下诸侯的朝服和拥戴，接受舜的禅让即天子位，定国号夏后，是为夏朝。他姒姓夏后氏，名文命，字高密，号禹，为帝颛顼的曾孙，黄帝轩辕氏第六代玄孙，因是中国第一个王朝夏的开国之君，所以后人称他为“夏禹”，“大禹”，“神禹”，将他与天地相齐名，即所谓天大、地大、禹大，甚至有人把整个中国叫“禹域”。

        根据司马迁《史记》阐述，公元前约2070年启夺取了王位，后传位于自己的后代，从此王位世袭制就替代了禅让制。再之后，我国大地上又进入了商、周王朝，中华文化的发展速度逐渐加快，层次更加多面，影响力更加强烈，形成了一发不可遏制的态势。紧接着又从秦汉到唐宋，从明清到今天社会主义人民共和国，中华灿烂的文化，就这样一代代地延续了下来，直至今日成为举世瞩目的东方巨人，都是得益于古中国文明殷厚的底蕴。

        人们也许知道，如今世界文明的发源地，除中国以外，其他的不是战乱，就是陷入荒漠，无奈地承受着经济萧条的无情困扰，不容乐观的现状已与闪光的远古文明格格不入。而中国文化，就像有一条牢固的金线贯穿着一样，不间断地发展和流传下来，达到了今天这样闪烁着东方文化魅力和被世界公认的辉煌。再看看那另外三个文明古国的古代文明，已在历史的辗转和“错位”中，从茫茫的地球上黯然消失了，只留下一些揉满了今人倍感遗憾的历史痕迹。

        我们伟大的中华，由于有了史前和远古不朽文化的源远流长，才有了后来让世界受益不尽的“四大发明”；才有了像长城、秦直道、兵马俑这样许多惊世不俗的历史遗存；才有了阿房宫、圆明园、故宫那样非凡绝顶的建筑；才有了大运河、都江堰、泾惠渠那样思想超前的工程……叙话到此，恐怕不必让我再用什么更华丽的辞藻去赞美，国人已经足可以为自己是中华民族的一分子而感到自豪，为我们华夏古国的文明博深、高大而感到无比的荣耀！    

        作者简介：    王世杰，笔名晨钟、高原晨钟；西安市人，现居延安市；富县作家协会副主席，《洛滨文学》总编；先后在《解放军报》《人民文学》《诗刊》《农民日报》《人民邮电报》《中国农机安全报》《陕西日报》《陕西农村报》《延河》《山花》《延安日报》《人民网》《中国诗歌网》《中国作家网》《丝路金融文学网》等国家、省、市级报刊杂志及网媒发表诗歌、散文、小说、纪实文学、报告文学、随笔、评论等千余篇并多次获奖，大量文字因被转载见于全国著名和各大网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