咱们工人有力量

七八十年代，江淮汽车职工中有大部分是退伍老兵和返城知青。他们都有很多共同特征，比如特别注重荣誉，比如做事认真，不怕吃苦，特别能抗事。至今在我印象中，好像没有什么能难倒他们的事，他们在那个时代撑起了工厂和家里的一片天，不管是晴天还是雨天。

我做销售的第一个师父就是珍宝岛下来的老兵，班长代理排长。当时上岛侦察，结果刚上去就踩雷负伤，还没参战就被转业回来了。

有次和师傅喝酒，一不留神酒有点多，看着师傅腿上早已愈合那块不大的伤疤，也是嘴欠，当时脑子一热就来了句：“您老人家不是怕打仗故意踩雷的吧？”

气得老头当时就要掀桌子，吓得我赶紧赔礼道歉。尽管如此，后来还是一个多月没理睬我。直到三番五次登门，捶胸顿足，发誓赌咒，表示洗心革面痛改前非重新做人的检讨做了无数次，老头这才稍有好转。这就是那个年代的工人。

晚上加班，食堂锅炉坏了，没有夜餐，他们能唱着革命人永远是年青一干就是一宿。

七十年代初，厂里花大力气从日本购买一台800吨压力机，从火车站到厂区，整整几十里的路程，没有起重设备，他们捋起袖子，轮流上阵，手搬肩扛，花了几个月时间，硬是慢慢一点一点移到车间。而每晚回到厂里，能享受到的特别补助，仅仅是一顿职工食堂的夜餐。

八十年代，他们中的一员，肖婉玲。当这位身患绝症的女工程师在大干一百天会战中，因为长期坚守岗位，劳累过度，终于倒在工作岗位上的那一瞬间，全行业的人都为之动容。

九十年代，东流路扩建，厂区北大门及围墙被拆除，面对价格不菲的清理费，全厂自发地拿起瓦刀、锤子，顶着烈日清理砖块再利用，为企业节约资源，他们说的最多的是：“不花那个冤枉钱！”

即便是厂里最困难的时节，基本上家家都到了等米下锅的境地。为了维持一家老小的生计，全厂工人自发组合起来，按照不同车间，不同工种，做起了老鼠夹子、溜冰鞋、落地台灯、沙发等等，硬是挺过了难关。

然而，生活再拮据，工厂子弟学校亟待翻新和扩建的时候，工人们从牙缝里扣钱也要踊跃捐资。

所以在以后的岁月中我一直挺佩服他们。

因为他们，工厂对下一代的教育氛围大大改变，家家开始关心起了孩子的成绩，能上哪个学校，能不能考上大学。

而早年间见面聊到孩子，基本上是问：“你家孩子最近没被派出所找吧？”

一听说没有，马上一脸羡慕：“你家教育了个好孩子！”

就这样，日子一天天过去，几十年过去了，汽车厂从几千人到了几万人，年产销量也从不足千台到了几十万台。而汽车厂的孩子长大后也去了全世界各地，各行各业都有。

2006年吧，在北京偶遇中国汽车界的老专家陈光祖老人，这位见证了中国汽车工业风风雨雨的泰山北斗，原红四方面军政委陈昌浩的长子，说起江淮，感慨不已：“你们厂，不容易！”

约在2012年，在车站接到了已是古稀之年，仍在为中国汽车工业四处奔走的中国乘联会会长饶达先生。他的父亲就是一汽第一任厂长饶斌，同样对新中国汽车发展熟稔于心的饶老，回忆起曾经那些岁月，一竖大拇指：“你们厂，好样的！”

深以为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