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平嗜好和以做官发财为可耻

　　这个标题，是从曾国藩在道光二十九年三月二十一日写给澄候、温甫、子植、季洪几个兄弟的一封家书中摘取出来的，曾国藩在这封家书中这样写道：“予自三十岁以来，即以做官发财为可耻，以宦囊积金遗子孙为可羞可恨，故私心立誓，总不靠做官发财，以遗后人。神明鉴临，予不食言……我仕宦十馀年，现在京寓所惟有书籍、衣服二者。衣服则当差者必不可少，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以二物略多。将来我罢官归家，我夫妇所有之衣服，则与五兄弟拈阄均分；我所办之书籍，则存贮利见斋中，兄弟及后辈皆不得私取一本。”——曾国藩家书许多人读过，包括许多读书人和许多政治人物，我不是读书人，更不是什么政治人物，偶尔读一点，主要是为了想从中汲取一些有助于自己为人处事的养分。读罢这封家书，颇有一点感慨，如鲠在喉，不吐不快。

　　曾国藩是封建社会的一个官僚。关于封建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官僚，以我从小得到的教育去理解，封建社会是很落后、很野蛮，也是很低级的一种社会制度，那么封建社会的官僚，相应于他们的社会制度，应该不是什么好的官僚，他们心里想的，只有升官发财，没有别的。这就是我记忆中的封建社会和封建社会的官僚。可读曾国藩家书，看他家书里写的那些话，他似乎又不是那样的人。当然他的这些话，如果是放在台面上，或者是在作报告时讲出来的，我们对他的诚信，会打上一个大大的折扣。但这是他的家书，是他写给家里人的掏心窝的私房话，由此就不得不认为，他的这些话，应该也是他为官治学的一种态度。

　　曾国藩为晚清“四大名臣”，在当朝几乎是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角色。他三十岁立志，后创立湘军，因平定太平天国而名震天下——湘地是个人才辈出的地方，远的不说，现代中国著名的政治人物，光是浏阳河流域一带就有好几位；文学艺术方面，光是湘西那一片土地就有沈从文黄永玉等这样的大家和一些歌唱家。我有个同学，在湘西某县做领导，就聆听了“精准扶贫”的提出，在那儿抓落实，把一个村建成全国瞩目的扶贫示范村——扯远了。曾国藩是近代中国湘地一个杰出的政治人物，身上却是充满争议，恶之者骂他“曾剃头”“刽子手”“汉奸卖国贼”，崇拜者又称他为“圣人”、修身齐家治国的“完人”。近、现代史上都有不少政治人物推崇他，就连国共两党的主要领导人，早期对他也很崇敬。曾国藩的历史定位，不是什么人都可以妄议的。不论是非曲直如何，他为官清廉，却是事实，在这一点上，争议好像不很大。

　　曾国藩是个军事家，要不是他率领湘军灭了太平天国，大清王朝可能会被早一点推翻。虽然世人盛赞他的军事才能，但他骨子里还是个文化人。他热爱读书，也善于读书，尤好韩柳李杜，即便在行军路上，鞍马劳顿，依然手不释卷，“书籍则我生平嗜好在此”是也。读书之外，著书立说，有《曾文正公全集》为证。他的散文颇具大家风范，可与归有光、姚鼐相比肩；他的家书更是声名远扬，能与《颜氏家训》相提并论。

　　他的家书，或与孩子，或与兄弟，或与长辈，谈的多是读书修身的事。他对自己很严格，要求家人做的，自己首先能够做到。他不是台上说一套，台下做一套的人，这种“两面派”手法，也不适用于自家的亲人，他的家书，不是为了给外人看以作秀自己，他更不会拿好话去诓骗自己的家人，“以做官发财为可耻”，应该是对自己，也是对家人的要求。

　　曾国藩权绾四省，位列三公，拜相封侯，只手挽救大清王朝，套用现在的话，也算是个“副国级”的官员，正牌的“高级干部”。地位这么显赫的一个人，生活却非常简单，衣着不修边幅，对家人的要求也非常严苛，每天都要进行体力劳动，从洗衣做饭腌制小菜，到纺线绣花缝衣做鞋，都要亲力亲为，绝不为子女谋求任何“特殊化”。他在咸丰六年十二月初五日谕纪泽中就写道：“世家子弟，最易犯一奢字、傲字，……京师子弟之坏，未有不由于骄奢二字者，尔与诸弟其戒之，至嘱至嘱。”同治元年五月二十七日谕纪鸿又有：“凡世家子弟，衣食起居，无一不与寒士相同，庶可以成大器；若沾染富贵习气，则难望有成。”所有这些，在大清封建王朝高官家庭中，是绝无仅有的。

　　曾国藩的为官治学之道，只是为了维护他那个时代统治阶级的统治。他有学问，也有能力，虽然他只是大清王朝的“忠臣”，是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忠实捍卫者，他的哲学和他的方法也无助于我们今天所从事的事业，但他在读书修身和“以做官发财为可耻”等方面的理论与实践，我们用历史的批判的眼光去看，或许可以从中得到一些有益的启示。